[转帖] 张五常断言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

兮兮

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奥运会结束之后，不论是高层、还是学界，注意力迅速转回国内，着手认真地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
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长期关注、甚至参与各个领域改革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秦晖、周其仁、樊刚、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因而，这个会议是观察学界未来关注点的风向标。
与会者一致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制度变化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性，由此导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财富与政府财政收入以较高速度增长。与会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增长奇迹。
专程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这种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这个看法过于乐观。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其根源不完全是周期性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
如果视野超出经济领域，不是只看财富，而是观察社会、政治领域，则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而繁难。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广泛的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尚不够完整。
也正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初步发育的市场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门过度卷入经济活动中，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商业纠纷转化为官民冲突。“双轨制”使得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大规模进行“寻租”，腐败现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会蔓延。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形成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其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扎实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正是这些现象，曾经引发了2004年到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分化”“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虑的辩解，也没有使公众释怀。
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国的富裕与三十年前的贫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国还需要那些制度变革。学者们普遍相信，惟有通过进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够完善市场，进而使中国社会继续良性转型的进程。
学者们提出的策略包括，减少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权力；严格限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当公司，不能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给公众以更畅通的财政民主参与渠道。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人权同样也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与会学者都同意吴敬琏的说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改革，完善宪政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完善市场制度;要实现社会繁荣，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满足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却必须依靠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6月25日，zhonggong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
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
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

山民

不知他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若是真的，那倒罢了。

郭勇健

标题党吧。前次发现张先生“福原爱现象”的大题目，写得空洞无物，现在这个题目更加大得吓人，想创新？

菜农

这些是不是张五常写的都是问题，张五常对中国未来的竞争力一直抱冲天的乐观态度，但是不太可能对现行制度讴歌到这种地步，明显的，现行制度没有解决贪污腐败问题。

老木匠

张五常一直有点上海人讲的“十三点嘻嘻”，喜欢灵机一动，哗众取宠。他暴得大名的有关租佃的论文，完全脱离实际，没有经济史资料的支撑，欺负老外不熟悉中国经济史。

老木匠

张五常：两年内朝鲜必开放，二十年后经济实力可达三个香港  

( http://www.tecn.cn )

    朝鲜者，北韩也，北朝鲜也。
    话说今年四月，到西安的交通大学授课，记不起为什么我对同学们说：「两年之内朝鲜会推行开放改革，走市场经济。」停了一下我又说：「写进你们的笔记吧，这类推断我通常对。」后来忙于高斯的中国研讨会议，又要为北京的奥运热闹一下，没有给读者表达自己的朝鲜之见。这时动笔是九月了。希望读者能放我一马，我说的两年从今天算起吧。
    今天早上托一位同学搜查一些朝鲜资料，告诉她我对朝鲜两年必放之见，她认为太冒险了。她说朝鲜施行共产政制六十年，顽固而又稳定，怎会那么容易开放呢？也说得是。我对朝鲜所知甚少。去年凤凰卫视的刘芳说过一些她造访朝鲜时的所见所闻，今早同学在网上查得的一些琐碎资料。推断不改，因为我的依凭主要是朝鲜之外的局限转变。这些转变对朝鲜开放改革非常有利，对朝鲜不放非常不利。朝鲜本身的资料倒是次要的。
    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金正日是个有本领的人。大家知道朝鲜人民的生活苦，知道那里有新闻封锁，知道外人到那里见到的皆挑选出来——换言之，我们不会羡慕朝鲜人民的生活。然而，所有报道，是外人见到的地方清洁、有秩序，而人民对金氏父子，起码在言论上，存着尊敬之心。不要认为在专政下这些卖门面的示范可以容易地做到。昔日庞大的中国，解放几年就露出马脚，今天细小的古巴给游客骂个半死。换言之，外人见到的朝鲜的清洁与秩序，不可能全是门面工夫。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远为方便的。
    提到上述，不是要高举金正日之能（虽然很不简单），而是我认为如果朝鲜要放，此君领导的成功机会很不错。
    走市场经济，朝鲜的先天条件是上选的。首先是朝鲜人，不管是南是北，工作的干劲自成一家，工业的投资者梦寐以求，何况他们的工资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看今天南韩的产品质量就知道朝鲜这个民族善于工业发展。十多年前，南韩的冒牌货质量比中国的高出相当多。当然不鼓励冒牌货，但论到工业产出的能耐，以冒牌货衡量是最可靠的法门。
    次说人口、地理。朝鲜的人口约二千三百万，与台湾相若，但土地面积却是台湾的三点四倍。纬度与北京打平，但因为有东西两岸，气候比北京温和得多。山多，人均农地少，但从面积比率看，朝鲜的矿藏冠于亚洲。资料说那里的矿藏主要由中国开采，签了长期合约，条文说什么我不知道。农产品不少从中国进口。朝鲜连接着中国的东北部，后者的文化根底与经济发展皆有可观。
    转谈目前朝鲜的产权结构。我不知细节，但千万不要小看土地没有私产的国家。正因为土地没有私产，在重要的地权结构上一片空白，改革起来特别容易。印度就没有这种方便了。不是说土地私产不好，但如果私产安排得一团糟，既得利益各持己见，加上不伦不类的民主政制，大事改革难于登天。
    曾经说过，越南在改革初期下面没有顽固的利益抗拒，仿效中国来得容易。要顺便一提的，是近来越南出现的急速通胀困难，基本上是重复着中国九十年代初期的经验：权力借贷把贪污伸延到银行去。不知越南有没有另一个朱镕基呢？我也曾指出，要仿效中国的改革，地球上只有三个国家容易：越南、朝鲜、古巴。这三者中，朝鲜的条件最优胜。
    最后要谈的——最重要的——是局限的转变了。首先是讯息局限的转变。中国改革有成是极为重要的示范。不是为自己说话，但若干年前朝鲜管理经济的常读我的中语文章。不知他们有没有继续读下去。如果他们要读，这几年我写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分析，尤其是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免费的讯息提供，我认为重要。再者，目前中国遇到的困难，越南遇到的困难，印度遇到的困难，都是重要的讯息资料，可供参考。天下间不会有更相宜的事吧。人家走过的路，不收费让你参考，你连怎样取舍也不懂就无话可说了。二十七年前我强调，因为有连接着的香港的示范，中国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是大大地减少了。今天我说，有连接着的中国的改革示范，朝鲜也当然占了先机，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第二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是一九九六年我发表《缺粮说》时推断会发生的：地球穷国一起农转工，粮价早晚会大幅提升。这提升近几年开始了。这是人均农地不足的朝鲜不能不面对的现实。这是说，如果朝鲜不跟着大势走，赶着开发工业，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国际竞争下，要大事工业发展，朝鲜不开放改革不可能有成效。国营企业的不济中国经验的实例数以万计！
    最后一项——第三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是地球上的经济这里那里都出现了问题。中国本来是投资胜地，但去年起货币与外汇的处理，加上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神州胜地不常也。要转移目标的厂家无数。几个月前，一位投资身经百战的老人家见到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找我问计。想了好一阵，我说：「整个地球或大或小都有问题，下注中国还算不错，因为中国的困难是内部政策的事，原则上是比较容易修正的。」再多想一阵，我说：「除非朝鲜开放改革而又懂得怎样做。」不是说朝鲜改革会对中国不利，而是朝鲜本身会是个好去处。
    不要小看朝鲜是小国，人口只二千多万。这人口是香港七十年代的四倍，而当时的香港，无论成衣、玩具、手表等约五大类产品的出口，冠于地球。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不久前我说过，如果中国不行差踏错，二十年后，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这里我说，如果朝鲜开放改革，懂得充分利用外间的经验讯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那么从改革算起，二十年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机会达到三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