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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31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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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说真话、忏悔及其他
一
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人们在肯定一个人的时候,理由是——他说的是真话,哪怕并不赞同他做的事情。可见“说真话”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值得推荐的。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就竭力提倡“生活在真实中”,这句话如今也流传甚广。但是人们往往混淆了在不同的领域中,说真话的不同含义。
哈维尔所提倡的是在公共生活中说真话,它相当于一个人在公开的会议上要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在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要报之以实情,在年终总结报告中要实事求是,不能瞒报,遇到诸如教学评估这类事情,不能参与弄虚作假。将这个逻辑延展开去,当上级领导撒谎需要你配合时,你也要加以抵制;即使是有组织的谎言,你也不能附和。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到,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离公开、透明还差得很远。
但是私人生活的情况不一样。当然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同样受禁锢,没有私人生活的任何空间,“私”这个东西被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人们不再认为私人活动、私人利益以及许多私人想法,是需要藏藏掖掖的。相比之下,公共生活中存在的限制,反倒让私人生活、私人视野更加蓬勃地开展。
举几个例子:一,官场酒席上,个人相互之间的感情被抬到吓人的高度,开口闭口都是有关“感情”的“深浅”,不了解的人,还以为闯进了一群持不同性见者的聚会;二,大学教授之间也多谈房子和车子,而不谈学术和政治,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不同俱乐部的成员,因为某些相似的个人爱好而走到一起。社会精英如此,可见曝光私人生活,对此不需要加以防范,已经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既然私人生活如此畅通无阻,那么,谈论私人生活,也放开了言路。许多人迄今仍然抱着似是而非的看法,认为一个人说了他自己的某个实情,就了不得似的,旁听的人甚至为之感动,有一种自己被选中的感觉。很可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年头,大声说出自己是容易的,而要坚守自己的一桩秘密,坚持不说出某件事情,则是困难的。
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暗中攻击哈维尔的那点小伎俩已经过时。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通过萨宾娜的嘴发出嘲讽:“生活在真实中?”按照这个标准,萨宾娜生活中的那些秘密怎么办呢?“生活在真实之中,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撒谎,只有远离人群才有可能。”说到底,昆德拉也生活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他把保卫一点个人小秘密,理解成了保卫江山,仿佛那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如今时代进步了,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转换和中介之后,萨宾娜已经演变为木子美,江山不再。
尽管木子美最初并不是想要人人掌握她的秘密,但是当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她应付得十分自如。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地图上,木子美是一个地标性建筑。这种情况是著名的讥笑者昆德拉始料不及的。他肯定没有想到,人们一旦拥有某个东西,就急不可耐地将它扔掉,好像那是一件烫手的山芋——如果他们拥有了一些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空间,马上便要与人分享,欢迎他人到自己的星球上来,闹他个人仰马翻。他们或许会想,这个小小的个人空间本来不是自己拥有的,为什么要习惯它?
这背后听得出某种观念转变的脚步。仿佛人人心里都有一把小算盘,把事情想得玲珑剔透,结论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其实都像我一样,都是我这个水平——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谁也不比谁更低下,彼此彼此。那句古老的人文主义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到我们这里,变成了“我所具有的人都具有”,只是一字之差,味道便全不一样了。为马克思所推崇的前者,拥有一个他人存在的尺度,或者说世界存在的尺度,而我们说的后者,则是以自己为这个世界的尺度和中心,他本人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
在公共空间越是不发达的地方,私人空间有可能越是发达,形成一种完全是不平衡的局面,更多出现的是替代性的能量和替代性的满足:本来是公共生活中的坦诚,代之以个人生活的袒露和裸露;本来是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勇气,代之以个人的不知羞耻;本来是公共生活中所追求的真相与真理,代之以私人生活的遗闻轶事,俗说“八卦”。人们在寻求无害的、阻力最小的精神出口,从而减轻公共生活的压力,将它改头换面和彻底覆没。
二
在这个背景之上,再来谈谈“说真话”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有渊源的,其开山鼻祖是被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的卢梭。他的两大卷《忏悔录》,不仅记载了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从一个贵妇人的怀抱到另一个贵妇人的怀抱,而且创造了一种人格性情的类型:这种人具有强烈的道德姿态和道德敏感,在一种道德感的驱使之下说出自己的真相,但是到头来,一点也不增添他这个人及这个世界的道德总和,反而成功地瓦解了它们。这个过程的前后真是十分奇妙。
他们是在混乱无序的情况下长大的,我指的是精神上、道德上的无序。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人周围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有些出格,因此对于环境,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恨意。比如卢梭,自幼失去母亲,12岁辍学,在多个行业中当学徒,行行他都憎恨。16岁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信仰,从他自己出身的新教加尔文教派,改为天主教教徒,当然很多年之后他又改了回来。早年生活的困境,也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平等感。
但那往往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是他们攻克和利用别人的途径。就个人来说,卢梭为什么热衷流连于上层社会,穿梭于名人名媛之间,那是因为他恰当地激起了人们有关平等的道德感,觉得自己不能将某个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拒之门外。而他最为重要的入场券,就是不停地向别人坦心迹,讲述自己的离奇历史,尤其是那些恶行。卢梭写在书中的那些丑事,他其实已经向那些妇人们讲述一百遍了,我猜想。这是他拉近与人们之间距离的办法,又巧又好。另一方面,他也从她们那里经过测试,了解到公众的承受能力。不可怀疑,她们都是一些心灵敏感甚至杰出的女性。要求自己是公平大度的,战胜了她们原本的眼光趣味,令她们对这些人从嫌恶变成欢迎。
他们是在对于自己命运不公中,磨练出那种异乎寻常的道德敏感的。但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得到多少道德滋养,没有承受某种道德传统,也没有经受过某种道德训练。某些情况下不允许这样做。在如何获得善的问题上,我深信柏拉图所说的“善是一门技艺”,也就是说善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要经过打磨和历练,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谈谈,善如何成为一门素养。包括怎样处理自己的过去,消化自己的那些不当行为,都能从中见出某种历练的程度。如果仅凭善良的愿望,那样的善是极为粗疏的;而强烈要求别人是善良的,则是另一回事了,基本上与善无关。
卢梭推荐的办法则是,让大家都变得毫无素养,用此办法来解决他的“平等问题”。他的“回到自然”,回到儿童状态,回到蛮荒年代,看上去那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世界,一个容不得尘埃的干净世界,但其实只是将自己的眼睛蒙起来,从此看不见自己的肮脏和邪恶。儿童是可爱的,但是一个成年人回到儿童状态,愿意在世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赤子”和“处子”,那是可怕和恐怖的。我至死不渝的偶像伏尔泰是这样回应卢梭的:“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俐,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往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们捡回来了。”
由此就可以解释前面说的,有些“真话”并不增添这个世界的道德内涵,反而降低了它,那是因为说“真话”的人带着那样一种天真无邪的语调,他的背后没有任何道德积累和道德负担;即使他略微感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也马上通过他能够“说出”这个行为加以抵消,或者说得到升华。经过这种抵消和升华之后,他马上变得如同“新出炉的基督徒”(引自《好兵帅克》)似的,浑身上下通体透明透亮。
此举一箭双雕。对他本人来说,一旦他说出某个沉重的事实,他的道德压力就得以解除,本来是应该他自己面对和咀嚼的,他在第一时间交付给了别人,让别人来处理和消化,让别人来宽宥原谅;而同时即使他做过不当或者邪恶的事情,却因为毫无顾忌地说出它,而偏偏在道德上获得加分,甚至把自己弄成了某类道德象征。
做象征性的人物是他特别满意的。“象征”就是添加的含义,由此他这个人不仅获得了“平等”,而且获得了“特权”。从此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变得特别富有意味,也特别需要讲述,讲述本身成了他的特权之一,他能够讲,讲得多,而且有听众。在讲述中他本人得到了拯救,与此同时,听众们因为能够听他讲述和宽宥他,也得到了另一番拯救。
这批人最终可能分道扬镳为两种:一种是小打小闹,小奸小恶,就像我此前分析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说过的——“一半是作恶,一半是偿还”——考虑到总是会有人出面宽宥他们,把他们认下来和收拾残局,因此作恶的快感来得更加淋漓尽致,当着别人的面犯恶,最终必然能够取得别人的原谅,在他看来,正好是拯救别人及拯救这个世界的机会呢。
而另一种会变得更加没有分寸。他们从自己的恶行中推演出来的,是别人的恶行;从自己不知羞耻中了解到的,是摧毁别人的尊严;从自己私设教堂的“忏悔”当中,获得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是:需要别人忏悔。如果你不忏悔,你甚至还没有意识得到,那么他就要出兵,摆在他面前的是何等的一场圣战。更确切地说,是打算来解放你了。
许多年前我与各种各样未来的艺术家交往。说实话,我不怕他们说假话,就怕他们说真话,就怕他们摆出一副谈心的架势来。我就不相信,他们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而来,就是为了与你谈心。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分辩卢梭与伏尔泰,但是凭一种直觉,一碰到此类谈心节目,我会觉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不说真话,而是说在谈论相关事体时,人们需要放松,需要自然,需要有分寸,尤其需要学会自己承担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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