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译本和译者

梅茗

作者：远人

        喜欢外国文学，却不懂得原文，译本就是惟一的选择了。但现在市场上的译本却良莠不齐，稍有不慎，买回去的书就难以卒读。多年来，我买的书大都先看出版社，其次看译者，两者俱佳的当然就用不着犹豫。

    文学类我特别喜欢的译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书，学术类的选择是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书。初买书时，是一种直觉，觉得这几家出版社所出的书应是可靠的译本，后来增加了漓江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的书。至于其他的出版社，差不多就免了。有时在书店也翻翻市场占有率较大的诸如燕山出版社等一些其他出版社的书，发现那些译本基本上可以舍弃，不值得放上书架。

    近年来，闯入眼帘的出版社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新星出版社。这几家社的译文书做得还有特色，类别比较宽广，譬如电影类的、思想类的、传记类的，渐渐在书架上增加了起来。但那些译本却有的好，有的却读来失望。

    我喜欢的还是过去的译本。

    老翻译家进行翻译的态度和他们对原作的领悟把握，和现在的译者有相当大的区别。以前的翻译家基本上是自己热爱那个原作者，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再动手翻译，譬如傅雷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李文俊译福克纳，草婴译托尔斯泰，汝龙译契诃夫等等。翻译家将自己的心血完全注入了案头的译本，读来给人非常大的艺术享受，感觉原作者如用中文，写出的就将是这个样子。而现在很多译者在动手翻译一本书之前，差不多都没读过那个原作者的著作，更谈不上对原作者的研究，只是在出版社的约稿之下，匆忙上马，译完了事。譬如近年几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几本书读后，有点失望。有些译者甚至在序言里坦承，在接受出版社的翻译任务之时，根本就没接触过这位作者的任何著作。真是让人内心一沉。

    新的译本让人失望，实在是有粗制滥造之嫌。随便举个例子，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家曼德尔斯塔姆，其代表作《第四散文》融汇了曼氏的思想精华，其中有这么一句:“在俄国我独自一人依照声音写作”。这个句子在我看来，是一把进入曼德尔斯塔姆精神世界的钥匙(纵观曼氏著作，也恰是如此)，但学林出版社的新译本中却将这句话译成了“我一个人在俄国吃开口饭”。我尽管不懂俄文，但后出的这个译句难道不让一个读者啼笑皆非吗？这样的译本居然也出版了，我当时真想把那本书一撕了之。

    但不知怎么，那些优秀的旧译本现在却也渐渐少了起来。譬如人文社出版的《包法利夫人》，过去出版的是李健吾先生的译本，现在却不再出版这个译本了。特别有意思的是傅雷先生的译本，人文社以往出版巴尔扎克著作，有傅译本的，出版的都是傅译。去年买了该社所出的《巴尔扎克全集》第三十卷，也即是最后一卷。在编后语中，得知傅雷先生的儿子对该全集收入的傅译有所改动而提出抗议。比较之下，改动的部分微乎其微，主要的改动还是人名及地名，以求在全集中统一。老翻译家翻译时，多有自己认可的人名及地名译法，无可厚非，但收入全集进行统一，对编者来说，无疑是工作量繁重的劳动。我总觉得，如果傅雷先生在世，应会同意这种改动的，怎么其子非要求一字不动呢？人文社编者只得应承，今后再版全集，将傅译改动的部分重新改回。这对读者来说，将变成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人文社这几年出版巴氏《高老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等单行本时，采用的已不是早成译界经典的傅译本了。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原由，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不仅傅译，我发现人文社许多优秀译本也不再出版，譬如董秋斯先生的《战争与和平》译本，耿济之先生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译本。特别是后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素，但其译著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外，其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译著都不见出版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文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时，首版的《白痴》还是耿济之先生译本，但再版时就换成南江的译本了。耿译的《少年》、《死屋手记》都在坊间绝迹，特别是他译的《罪与罚》在“一二八”战火中毁掉，实为痛惜。

    其实说到底，一部著作有多个译本，从选择角度上来说，是件好事，但如果新译无法取代旧译，甚至远远不及旧译，那么新译的出版对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新译与旧译能够并驾齐驱甚至超越，那对读者来说就真是福音了。譬如莎士比亚的译本，读书界都推崇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但方平先生的译本也毫不逊色朱译，只可惜这样的翻译家太少了。

童志刚

原来也谈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放着优秀的而且得到评论界和读者一致认可的译本不用，却去另外找些新手来重译，真的让人无法理解，你要是说连编辑和出版社也看不出其间的优劣高下，那真是鬼才相信。主帖中提到的傅先生后人不许有任何改动，可能令出版社为难——作品中的地名、人名都不能统一也确实很说不过去，于是只好另请高明。但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经济利益，作为出版社，要使用旧译本，由于老译者都是名家，需要支付的费用比较高（即便译者本人已不在世，也需要向起后人支付），而请新译者翻译则要廉价得多，同时既回避了版权问题，还满足了一些中青年大学教师要出成果的需求。我老婆学俄语，几年前就接过一个重新翻译《安哪·卡列尼娜》的差事，弄了10几万字之后我要求她放弃了，因为对照了几个原有的译本，实在是无法译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事实是，那家出版社在那段时间陆续出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学名著是新译本，包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等，其中几本就是她的同事译的。

燕的呢喃

老版的《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的好几个编写人员已去世。他们是真正做学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