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良知的力量——读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第一圈》（作者：朱欣欣）

李大兴

三十年前的2月12日，一位作家因一部书在国外出版，被以“叛国罪”逮捕，次日即被剥夺其苏联国籍，押解乘机，放逐国外（得以在年底领取四年前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二十年后，经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他由美国返回莫斯科。俄罗斯人给予他的礼遇和热情，犹如隆重迎接一位归来的国王。昔日，这位“地下作家”坚韧无畏，令苏联当局又恨又怕。后来即使到了国外，受“恩”于人，他仍然无情地批评西方社会的弊端。如今，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依然桀骜不驯，又开始对俄罗斯现政权进行抨击，甚至拒绝叶利钦在他生日授予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奖……

这是一位永远特立独行的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物理数学和文史哲专业的大学生——优秀的炮兵连长——因在寄给友人的信中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而成为劳改营囚犯——中学物理教师——作家——流亡的“叛国者” ……是命运造就了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是用生命熔铸而成的，不圆滑，无骄饰，没有耽于个人的自怨自哀，充满对生活的纯正感受，直抵本质的锐气，毫不妥协的精神，博大悲悯的情怀，并在冷峻犀利的笔锋中，不时闪出对邪恶的讥讽。

在艺术中，精品永远是少数，与一部伟大的作品相遇，确是人生一大幸福。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是独特而持久的。在他因之获罪的纪实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我从横的方面，了解到苏联触目惊心的真实史实，千百万人的悲惨遭遇；而通过他的长篇小说《第一圈》，我从纵的方面，走进斯大林时代各色苏联人的内心世界。今天看来，这些人似乎并未消失，而且不只生活在异国。这种超越时空的启迪，是所有伟大作品的永恒魅力。

《第一圈》的书名源自但丁的长诗《神曲》，该诗的“地狱篇”把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层。在书中索尔仁尼琴借此比喻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莫斯科郊区的玛尔非诺监狱，这是一座特殊的秘密研究所。这里的待遇比劳改营要好，囚犯大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身负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来自各地的劳改营（即古拉格），当局要他们从事绝密的所谓研究项目。书中主要涉及防窃听电话和语音辨析技术。书中的人物都涉及到这个既是监狱又较之劳改营可称为“天堂”的地方。囚犯们退一步掉进毁灭的深渊，进一步可获奖赏，也许还有“自由”。这种特殊的环境，使这里的囚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无不面对种种诱惑和考验，陷入复杂的矛盾，从而暴露出丰富的人性。这里有彻底觉醒、不再屈服的奴隶，对现实尚存幻想的奴隶，麻木的奴隶，自以为坐稳了而苟活的奴隶；有忠实的奴才，只求私欲的奴才，被主子抛弃还不死心的奴才，表面风光、内心苦闷的奴才；还有那些在广义的“监狱”里，挣扎在困苦生活和精神煎熬中的人们。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思想、情感、行为无不面对良知的拷问，去选择是否接受良知的指引，达到灵魂的自我拯救。

涅 尔 仁

一个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往往是由于自身命运的触动，在不自觉中开始的。

《第一圈》中刚过而立之年的涅尔仁，少年时好学多思，透过官方的宣传，他就看到现实的虚伪。后来随着大清洗，无数当年的革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自杀、失踪或被公开处决。年轻的涅尔仁“发誓一定要了解真相，弄懂这一切的意义。”如果不是别离年轻的妻子，在战争中走上前线，后来无辜入狱，他也许仍然是一位单纯的数学家。但不幸的遭遇，严酷的环境，加上从当年幸存的囚犯那里，了解到的种种真相，使他对这个冠冕堂皇的制度和它的领袖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而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始艰难的探索。他悄悄记下自己的思考，与狱友互相交流。

理性只有经过个人生命的历炼，才能使真正的自我觉醒、确立。少年时的涅尔仁曾期望自己将来成名成家，跻身社会精英。战争中，当上了军官的他自以为“人民”——那些士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靠他的率领才能进行战斗。直到入狱他才震惊地发现那些精英的另一面：“在只有勇气、坚强和对朋友的忠诚才能显出一个犯人的本质和决定同伴命运的关头，那些高雅、敏感、学问高深的艺术鉴赏家们却往往成为胆小鬼，很快屈服，因为有学问而善于为他们卑鄙的行为寻找借口。这些家伙迅速堕落成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双重人格的叛徒。” 涅尔仁从此对他们彻底失望，只有鄙视和憎恨。在开始自我更新时，他想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口号“到民间去！”但已置身牢狱、与“人民”同在底层的涅尔仁发现，作为个体的人民，普遍“并不具有特别的优越之处，更不具有‘伟大的平凡的智慧’。”“他们所缺乏的，是信念，是那种自己愿意为之献身的坚定信念！”这时，涅尔仁才摆脱了外在的寄托，找到“人民”的真正所在，“唯一的办法便是保持自我。”

“人民”，——这并不是一切讲俄国话的人，也不是天才超群的精英。人们成为人民的一员不是凭出身，凭从事的劳动，也不是凭他们学什么。

而是凭品格！品格是每个人通过年复一年地不停锻炼，才为自己锤打出来的东西。

只有努力锤打出这样的品格，才能成为一个人，通过这一点，进而成为自己人民中的一粒沙子。

当那些专家学者逃避真实，躲进书斋或粉饰现实时，一位身陷囹圄的勇士却接过探求真理的火种，并与周围人的思想共同燃烧。正如钱理群先生《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民间思想村落像野草一样，尽管有先天不足，但它们扎根现实的沃土，没有被犬儒主义污染毒化，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变革的重要资源。

从“愚人的天堂”中觉醒，戳穿谎言，这在时刻处于“瞒和骗”的世界中并不容易。而要抛弃幻想，直面残酷的现实，坚守信念，与貌似强大的邪恶势力对抗，更需要勇气。涅尔仁的良知在关键时刻总是清醒着：“难道一个人仅仅为了生存，为了躯体的舒适而活着吗？舒适，的确！如果舒适重要得超过了生存，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 “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为了把涅尔仁收进自己的研究室，从事电话窃听的语音辨析技术研究，把涅尔仁当年的大学老师找来，说服他一起干，被涅尔仁拒绝：“……你是否可以教我做鞋？”他宁愿埋葬自己的数学才能，将来出狱后靠手工活生存，也决不助纣为虐。当老师希望他配合当局，争取宽恕时，涅尔仁反戈一击：“你应以相反的方式解释这件事！应该让他们首先承认，因为人们的思想而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是错误的——然后，再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宽恕他们！”当好友、那位依然对现实抱有幻想的鲁宾，请求他的加入这一项目时，他不但拒绝，而且继续揭露鲁宾以为值得为之服务的所谓国家：“……曾有人许诺，社会主义将给我们平等和富足，并且用强制的手段。强制是有了，但平等和富足呢？”“……任何社会都不能做到仅仅把画饼当作恩赐的圣物，还叫你感激涕零！”“……我需要的，是生活在现在，而不是在那玄乎的前景中！……但你的过渡性制度却不容忍我现时的生活，践踏我的心灵……”

英雄可以被毁灭但无法征服。在他们面前，任何邪恶势力都无可奈何。与建立在高压、欺骗和利诱基础上的盲从相比，他们的信仰是用纯粹的理性和质朴的热情铸成的，不可摧毁。与其说他们的选择是为了真理，不如说是首先听从了内心良知的召唤。可怕的不是被奴役，而是在长期的奴役中麻木、屈服，真正的人追求生命的质量、人的尊严，不惜任何代价，这是最高贵的自我实现。所以，对生命的大爱使勇士们能在孤独中付出最后的奉献，也使自己的民族因此得以保持一份血性和自尊。

勇 士 们

与涅尔仁一样，玛尔非诺的许多无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抗着黑暗，他们身上不泯的良知让刽子手们困惑、沮丧、胆寒。他们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并且赢得了一些监狱工作人员的敬佩、理解、甚至爱情。

索洛格金这位年届不惑的工程师，十二年前与怀孕的妻子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和孩子。为了避免迫害，妻子谎称索洛格金已死，不敢给他写信。索洛格金在狱中搞研究仅仅为了检验自己的智力。当他完全看透了当局的虚伪，便放弃幻想，设法毁掉了自己设计的保密电话设计图纸。他拒绝为了所谓的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他说“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指出，人们受苦难不是为了用自己和自己的苦难为某个人未来的和谐施肥。最崇高的目标也永远不能为采用卑劣手段开脱。

虽然只剩下三年的刑期，狱外困苦潦倒的妻子企盼着他，但工程师格拉西莫维奇面对当局研制自动偷拍照相机的项目，毫不犹豫地说不，让那些走卒无法理解。“把人弄进监狱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是捕人的野兽！关在监狱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格拉西莫维奇的良知使他手中的技术获得了灵魂，苦难没有消磨他心中的责任：

“……我们研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的桂冠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免受杀身之灾而活了下来；但那些研究社会的兄弟们呢？他们和他们的科学又在哪里？意识形态哪个文痞骗子都能给他们胡诌一堆，而物理学却永远只服从它主人的声音。”

“……当务之急，是恢复人文科学的科学精神，让人文科学精英们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

“那么，谁能当此重任呢？……是我们这些还允许存在的科技精英啊！那些兄弟们已不存在，已不允许存在，如果我们不插手又有谁呢？我们这些不拿在手里就测出了天狼星—Б的质量，测出了电子转移速度的人，难道能在社会中上当受骗吗？我们在这些‘沙拉什卡’（即特种监狱研究所）里给他们送上喷气发动机！V型火箭！秘密电话！也许还有原子弹？如果那份仅能维持生存的饭菜，便可以换去我们的智慧，买到我们自己，那不是太廉价了吗？……”

清洁工斯皮里东是另一种典型。这位农民对土地和家庭有着深厚的朴素感情，他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善恶有着纯正的直觉，他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自尊，顽强地默默抗争。

他已经五十岁了，两眼近乎失明。虽然命中注定会死在监狱里，但他绝不显示出一个牺牲品的虔诚，也看不出有什么悔改和消沉的迹象，更看不出监禁在他身上留下什么改邪归正的痕迹。（这正是当局规定的监禁的目的啊！）他总是拿着他的大扫把，四处晃动，扫遍监狱，以这种方式向警卫长和特派员证实他的存在。天天如此，从早到晚。

……

至于所有的沙皇、神父、社会改良家、文人墨客，能说会辩的讲演者，哗众取宠的政客，唯唯诺诺的政党工作人员，检察官和法官（这些人在斯皮里东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的伤害过他），他对他们惟一的反抗是，心中无声地、愤怒地对他们说：见鬼去吧！

正是斯皮里东让涅尔仁找到了来自底层的朴素真理。当涅尔仁与他探讨时问他：“……如果一个人不能总是十拿九稳地确认自己是对的，他是否应该坚持指责别人呢？有什么办法让人清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 斯皮里东的回答简洁有力：“我可以告诉你：捕狼犬是对的，吃人的人是错的。”

波贝宁这位工程师像其他人一样，表现出的男子汉尊严让读者拍案叫绝。在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办公室，波贝宁的高傲姿态令部长不得不提醒他：“……你看不出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波贝宁的声音就像金属和金属相碰的鸣响。“我能看出你和我之间的区别：你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

……

“必要时，我们也能对付像你这样的人！”

“不，你无能为力！”波贝宁锐利的眼睛里显现出仇恨的光芒。“我什么都没有，明白吗？一无所有！你们不可能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被炸弹炸死了。我的父母也不在人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一张手巾，我一无所有。……”

……“你可以告诉你上面那位不言而喻的老上级——只有还未把人的一切剥夺干净的时候，你才能支配他们。一旦你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他就不会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他又自由了。”

把人变成奴隶，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的工具，为己所用，又想要他们不断创新，这是所有极权制度永远的愚蠢梦想。玛尔非诺监狱的勇士们所要维护的仅仅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是他们比懦夫多一份勇气，不肯屈服，才为正义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只有每个人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整个民族才有希望，任何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成为寄托。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过：“寄托往往意味着葬送。”这样的悲剧我们难道还陌生吗？

英诺肯基

整个社会的变革是由每个人的变化汇成的，而每个人的进步，源自他内心识别善恶的良知的觉醒。

玛尔非诺的无辜者面对的是这个国家撕去伪装的最真实面目，他们的自赎只有在“人民公敌”的罪名下肯定自我，进而鼓起勇气，不懈抗争。但对于生活在狱外这个更大的牢笼中的年轻外交官英诺肯基，要从纸醉金迷的“伪真实的生活”中觉醒，则要艰难曲折得多。

英诺肯基是红军烈士的后代，检察官的女婿。长期以来，他“曾经拥有金钱、上等衣服、荣誉、女人和名酒；周游过全世界。”甚至卫国战争也未打扰过他的“幸福生活”。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产生了厌倦。偶然中，是他早逝母亲年轻时的日记和书信，启动了他的头脑。

从母亲的日记和书信中，英诺肯基了解到母亲与父亲毫无感情，他们的婚姻完全是所谓革命的产物：“尝尝上等人家娇小姐的滋味”，“他们认为这就是革命的甜头。” 母亲在婚前丰富的生活记述中，许多关于 “怜悯”“宽容”“真善美”的思想，颠覆了英诺肯基以往被学校和官方灌输的教育。他以前只读正统书籍，习惯接受那些自命真理的教条。从此他开始利用工作之便大量读书尤其是禁书，从而习惯了自己去思考。他终于顿悟了人生的真谛，过去他的哲学是“人只能活一次”，应当尽情享受；现在他懂得“人只能有一个良心；而破碎了的良心有如失去了的生命，是无法弥补的。”他记住母亲的话：“世界上最可贵的是什么？是意识到你没有参与不义的事情。但不义的事情比你强大，它们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但是要它们——不通过你实现！”

表面看起来，英诺肯基的被捕，是他偶然得知内情，好心提醒母亲过去的老医生可能遭到迫害，不小心打电话被窃听，实际上他的选择是必然的，不在这件事早晚会在另一件事。一个人良知的坚定与他的行为是统一的。

另一位深刻影响英诺肯基的是他的舅舅阿韦尼尔，这位曾经研究过哲学的老知识分子，如今尽管生活贫困但仍然洁身自好，甚至连图书管理员这种公职也不去干：“……好书得骂，坏书得捧。哄骗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你说得出哪件工作能问心无愧地干？” 阿韦尼尔保存的旧报纸，让英诺肯基从今昔对比中，看到现实的丑恶。舅舅的另一些话让英诺肯基对许多观念产生了新的思考：“爱国主义的真义在哪里？为什么对祖国的热爱必须扩及到对她的政府？如果这政府一味地危害百姓，还值得去爱吗？”“……战争的可怕还不在于死亡，也不在于原子弹，而在于对战争机器的强化，在于把所有善于思考的智力和人力都归入了强化政权的轨道……”

英诺肯基不是圣人，面对无所不在的恐怖，他在行动中也有犹豫、不安、惊慌。当他被诱捕入狱，反而开始了新生，战士的精神在他身上生长起来。

……为了正义，他准备把所有这些快乐抛到地狱里去。他要活到这一帮恶棍们的末日，听听他们在法庭上可怜的陈述。

是的，他拥有过许多财富，但从未有过一种最无价的财富——说出心里话的财富，与智力相同的人们公开交往的自由。此刻，这栋楼里还关着多少他没见过面，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们！——如果没有机会与他们交流一下思想和心灵就死去，那将是多么遗憾啊！

英诺肯基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哈维尔在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中所分析的“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它用堂皇的理论和各种华丽装饰组成的谎言，来支撑自己的合法性，制造出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对人们的意识进行反复催眠，让人们失去生活的正常感觉，头脑中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代替了眼前的事实，丧失最简单的判断能力。它还用高压和欺骗要人们与它共同编造谎言，你可以不相信“皇帝的新装”，但谁也不能戳穿，否则貌似坚固的谎言大厦会四分五裂，人们会要求更符合人性的真实生活。所以极权制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消解人们对更有价值的生活的诉求，丧失人性应有的良知，让人们追逐物欲，自私浅薄，止于动物般的生活，放弃自己表达不同思想、参与决定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权利。一句话，满足坐稳了的奴隶地位，不能有非份之想，只能任人摆布。

殊不知，与自由是不可赐予一样，被赐予的奴隶是当不稳的。

克 拉 拉

俄罗斯艺术中的经典女性形象，往往是善良而坚韧。《第一圈》里的几位女性同样具有这种特质。

克拉拉是检察官马卡雷金的小女儿。这个沉静敏感的姑娘，在大学里“总是期待着会得到对生活的某种洞察力”，但荒谬枯燥的课程让她失望。大学已不是培养人而成了训练工具的地方。

生活的真实往往是思想的启蒙老师，打开封闭心灵的钥匙。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克拉拉，从同学悄悄在垃圾箱里捡起她扔掉的半个三明治，从与空荡荡的国营商店相比应有尽有的黑市，从那些在战争中残疾的贫困男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另一面。尤其是当她与父母在即将搬入的新家，看到那位衣着褴褛的知识女性，跪在地上擦楼梯，目光充满仇视；从监工口里得知这里都是囚犯建造的。她善良柔软的心被刺痛了，感到深深的羞愧、恐惧。从此克拉拉变了，几年中她“四处搜集各种各样内容有害的故事”，并“归纳故事的逻辑走向”，但是“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在克拉拉头脑中愈积愈多”。

困惑正是思想萌发的开始。

利用姐夫英诺肯基在国内较长居留的机会，克拉拉向他请教。在两人单独的短暂旅行中，英诺肯基随手买了一份《真理报》，把那些貌似公允的报道作为标本，毫不费力地指出它们的虚假和荒谬。他告诉克拉拉，在民族和国家之上，有更高的人类共同的生命价值。

由于有了基本的启蒙，克拉拉在被选入玛尔非诺监狱工作后，很快发现她所监视的“危险罪犯”，完全是被官方“妖魔化”了的善良正直之人，他们的人格令她敬佩，赢得了她的同情和帮助，克拉拉像同事西莫齐卡一样，甚至身不由己地爱上了年轻的囚犯。

这就是良知的神奇魅力，只要人性尚存，它也会在任何严酷的地方生长，无法遏制。那位检察官无法理解，那些一无所有的囚犯如何解除了作为看守的革命后代的思想武装，使克拉拉回到家里嘴上还总是同情地谈论他们，并因此开始与父亲冲突，鄙视父亲及其他们的“事业”。

就在克拉拉得到了灵魂自救的同时，在涅尔仁读研究生的妻子所在的大学宿舍，另一位从乡下来的朴实姑娘穆萨，正处在无奈的徘徊中，开始经受良知和恐惧的折磨，因为两天前的晚上，两个神秘的人打破了她研究屠格涅夫的单纯生活。他们找到她，开始，“他们啰啰嗦嗦地给她讲爱国主义，讲学者的职责；要她把自己的一切能力用来为社会效劳，而不是把自己关进象牙塔里。”接着他们提出，要她以后“帮助”他们，在约定的时间与他们见面，汇报她的所见所闻。后来他们变得不耐烦，甚至挥动手枪，吼叫着威胁她，如果不合作，将毁掉她的学业。最后他们在凌晨一点才让她离开，并让她签字保证，不准将此事泄露给别人，否则会被捕受审。

“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哈维尔）。所以在极权制度下，没有世外桃源。

另一群被奴役者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哈维尔）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受害者不只是玛尔非诺监狱内外善良的人们，还包括这个制度的执行者。这个庞大的专制机器已异化到毁掉自己的地步。只靠胡萝卜加大棒支撑，没有灵魂的它无法产生活力，它的历史就是连带为它效力的人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记录。

在玛尔非诺，与那个雇农出身、完全成为工具的书记不同，所长雅科诺夫上校工程师还保留着一点自我。和许多同事一样，他的历史问题曾让他在“第一圈”吃了六年苦。但从年轻时就信奉实用主义的他，靠自己的聪明改变了命运。可如今他的工作“带有太多的折磨，太多的屈辱，对意志太多的逼迫，太多的行政纷争。”使他无奈、痛苦。他并未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他无法改变自己，只能懦弱地明哲保身。他只相信强权的力量，并把“所有的人都是畜生”作为格言，为自己的生活寻找借口，自我安慰。他的这种生存哲学，在囚犯们的抵抗中一再瓦解，使他困惑、绝望。

同样，那位特派员西金少校恃权自重的良好感觉，在挑战面前变得虚弱不堪。小说最后，即将被解往劳改营的涅尔仁闯进他的办公室，索要过去被他没收的叶赛宁诗集，面对涅尔仁的凛然正气和他引用的无可争辩的法律依据，他只好识相地退让。“尽管西金有权有势，他却顶不住面前这个囚犯——一个无权无势，浩劫当头，就要被送去慢慢地死亡的人。”

除非自欺欺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玛尔非诺的另一位项目负责人罗伊特曼少校，一到晚上，他的自信感和优越感就消失了，“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冷酷的”。卫国战争中，他曾满怀热情地研制第一套防窃听电话系统，如今由于不知不觉地陷入会议、政治学习、内部争斗，他不再亲自参与研究而成了监工，再也找不到创造的激情、生活的意义，能亲自拿起工具，从事单纯的科研，对他却成了奢望。他被自己的异化感到悲哀。尚存的良知使他联想到一件少年往事。一位同学由于从不谈论政治，而且说“每个人都有权力说他所想到的任何事。”他和同学就开会批判那位同学，把他开除出少先队。每当想起这件事，他都感到无地自容。

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良知就是在内心的魔鬼躁动时及时警醒我们的天使。玛尔非诺监狱的负责人克里门节夫中校，是个沉静寡言的人，他深知现实的残酷，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办事严谨，但冷漠的外表还是无法遏制内心的人性。在监狱，他同意囚犯们做圣诞树。在回家的地铁上，涅尔仁的妻子偶遇到他，要求探望丈夫，尽管他一再默默提醒自己克制，但最后却答应了她。事后克里门节夫无法理解自己当时的行为，感到既吃惊又生气。我相信在那一刻，良知及时叩开了他的心灵。

尽管此时的苏联，比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要残酷得多，但还是让我由此想起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一文中，从沙皇到一些官员、狱卒身上不同程度的人性表现，它们的确成为一个民族珍惜自己良知的高贵素养。

最终，涅尔仁和他的战友无悔地从第一圈走向必然的方向——劳改营，英诺肯基也被投了进去。恐怖就这样不断为自己树敌，为自己培养越来越多的掘墓人。德·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指出：“许多诚实的人只是在身陷囹圄之后才真正反思的。但是，许多年后，积压的愤懑、压抑、不满以及思想被暴力玷污的屈辱终于爆发出来了。”苏联帝国早在许多年前，就不可逆转地在自己的腐朽中坍塌，在人民心中坍塌。

赫鲁晓夫的改革曾带来一丝光明，但由于没有触及根本的体制，新的人治带来新的独裁，导致他身后的倒退和长期停滞。就在他公开保证过去的悲剧再也不会有的一年后，1962年6月2日，发生了新切尔卡斯克事件，这是建国四十年来“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它是一次未经任何人组织的、没有人领导的、并非有意制造的起义，它是人们心灵的呼声，它表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详细记录了事件的经过。罢工和示威被军队和坦克镇压下去，在枪声中，“当场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市委大楼前的广场上，是一滩滩的鲜血，坦克履带的压痕。6月3日，官方领导人发表广播讲话，称“这次事件是由敌人挑动起来的，而敌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治。”还说“苏联军队根本不许装备达姆弹，所以那些达姆弹肯定是敌人使用的。”随后，在市区商店的货架反常地丰富同时，受伤者不知下落，其家属被放逐西伯利亚。经过一系列秘密和“公开”的审判，九名工人被枪决，两名妇女被判15年。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星期，该市电台竟广播：“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们保证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然而，如此重大的悲剧被当局一直封锁在黑暗中。所以，索尔仁尼琴愤怒地揭露道：“在苏联，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只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以沉默将其扼杀，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经逃脱了这两种命运。”

真相，还是真相，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一旦与良知相碰撞，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它是点亮眼睛和心灵的导火索！所以当沃尔科戈诺夫为写书揭露斯大林而收集有关历史资料时，一些当年的帮凶惊恐不安，于是在匿名电话里威胁他：“不要动斯大林！他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我们中间来的。”哈维尔曾指出：“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做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无权者的权力》）

索尔仁尼琴用他的生命和著作告诉我们，什么是良知，什么是责任。在今天这个充斥着消费主义的时代，似乎可以自由放心的轻松了，“社会责任”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需要背吗？让我们听听龙应台在《硫酸不能烤蛋糕》中的声音：

沉重的“十字架”，不管是哪一个时代，总是在的；愿意看见它而且去背负它的人，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世代”，总是少数人。重点是，那少数人不能没有。

搭便车是容易的，但总得有人开车，而且是清醒地开，因为上车的可能是一群尽情完成自我、狂欢归来的醉客。

凡是在谎言中长大的人，“不相信”是琢磨出来的智能。可是“不相信”像硫酸一样，可以溶解掉谎言，却不能来为孩子烤蛋糕。要建立让孩子世世代代生长的家园，是不能靠硫酸的。我们需要“相信”：相信政治人物有品格，相信文明不可或缺，相信自己脚踩的土地有人灌溉，相信沉重的十字架有人背起，相信在翻来覆去、喧哗浮躁的潮流中，还是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怎么颠倒都不被腐蚀，譬如责任、品格、道德、勇气……

教孩子重新学习“相信”——告诉我，这十字架你说轻吗？

只要世界还存在邪恶，索尔仁尼琴的话就不会失去意义：“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古拉格群岛》）或许在人的身外，或许在人的心里。

2004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