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苏南模式，每次质疑总在瓶颈出现后

李旧苗

孙勇杰 汪庆红




    1996年六七月间，在兰州大学呆了17年的新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张家港市委党校任教。他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的名人。
    初到张家港“非常震惊”
    刚到张家港，乡镇企业的发达程度让这个北方人“非常震惊”。张家港农民办企业，而且办得非常好。当时的新望感觉“书斋中的人突然就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前线”。
    这块被称为“苏南”的地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这三市所辖的12个县（市）。该区域乡镇企业最为发达。解放后，苏南就出现了一批以农具厂等为主的社办企业。上世纪80年代后，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83年，一位著名社会学家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与浙江温州地区以个体经济与股份制形式发展乡镇企业不同，苏南乡镇企业最大的特点是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
    走出去的昆山
    当时让新望感到震惊的张家港并非这个区域的典型。
    昆山县，工业起步比周围县晚了20年。直到1985年，它还是苏州六市县中的“小六子”。1986年，它到大城市里找名牌，攀高亲，借资金，引技术。县内纷纷挂起“上海分厂”的牌子，乡镇工业生产能力因此翻了一番。到当年年底，“小六子”成了“五哥”。与此同时，苏南个体企业当时已达到6万个，个体和集体经济“并存”。
    新望只想知道为什么苏南的农民这么富裕。后来他去工厂，到一个村子里住了2年，白天和供销工人聊，晚上和一些返聘来的老工程师谈。
    “不回答这些问题，我喘不过气来。”事后的新望回忆说。
    乡企倒闭引发模式之争
    但事隔不久，苏南模式开始面临挑战。
    80年代后期，“苏南模式” 逐渐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工业的挑战；其次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大批三资企业的挑战；再次是以温州等地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的挑战。
    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隐去，各种工业产品都面对买方市场，一些乡镇企业遇到了困难，有些甚至于倒闭。加之国家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苏南的乡镇企业面临紧缩所引起的资金短缺，乡镇企业压力和苦恼就是巨额的企业负债。
    以苏州为例，1995年，苏州市乡镇企业资产总额为879.40亿元，负债总额为542.30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67％，如按15％的年息计算，全年就要付息40.5亿元。
    “苏南模式”由此引起了争论。
    1992年6月，《新华日报》理论版登有浦文昌的文章《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文章指出了苏南模式的“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发育滞后”等五大不足。
    随后，江苏省委党校储东涛教授撰文提出，江苏乡镇企业痛失领先地位，储教授试图以统计数字向世人证明，“自身机制退化”是下降的内在原因。
    “问题出在产权上”
    但新望认为，问题出在产权上。他指出，之前，苏南模式被宣传成纯社会主义模式，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这样，苏南的个私经济受到了压抑。而所谓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演变成了管理者的企业，到最后干脆成了“二国营”。
    他举例说，苏南某村曾在1996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村主任丁某强行拔掉了陈老汉田里种的小树苗，老汉一气之下拔下了村主任的一缕头发。令丁某无可奈何的是，老汉的儿子就是县里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丁主任丢了官，自感在村里无法再干下去，遂到附近一家乡镇企业当了工人，从此落了个外号“丁秃子”。
    “丁秃子”也有委屈。县里对粮棉产量有要求，指标层层分解到乡里、村里，农民的田里种什么将不再是农民自己决定的事。
    由此，新望认为，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
    另外，模式的美誉并不一定都是好事，苏南个别地方为政府的盲目行为吃尽了苦头。某市区一企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但为了顾及该企业“全国典型”和“本市乡镇企业一面旗帜”的面子，应付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宁愿机器空转，奉命开工。为应付外来的新闻记者和参观团，双休日不休，且周二、周五晚上加班学习，即使不学习，也要把灯开在那里。
    时任江苏永钢集团董事长、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栋材因看不惯，写信向上级领导汇报，结果却因此遭到压制。吴栋材感慨之余写了一副对联：知难而进脚踏实地干是真，表里如一莫图虚名诚为本。
    对此深有体会的新望发现，面临挑战的真正个体私营企业没有倒下，而那些“二国营”企业大多垮掉。
    自下而上改制突围
    其实，苏南地区自上而下的自发改制发生在1986年底。据《财经》报道，常州武进市寨桥乡蒋家村4家村办企业实行了承包制。但当时的支部书记蒋兴荣感到，承包制的最大弊端是“枪打出头鸟”：企业下一年的产值和利润指标根据上一年定，厂长们都不想搞大。
    蒋兴荣想到“股份制”是从一张报纸上看到的，他觉得新鲜，便突发奇想，“搞股份制”。最后，4个厂统统卖掉。1987年1月，村委会全体成员和买企业的所有股东分别在协议上盖章画押。
    1993年3月，无锡市扬名乡年逾5000万元销售收入的太湖耐热铸造厂试点改制。召开首次股东大会那天，全厂300多名成为投资股东的职工，一改以往稀稀拉拉到会的旧习，不用催就一个个提前入场等候开会。选举股东代表时，他们的慎重之情不亚于选举市长。
    “今年以来，这股热潮已震荡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一位密切注视无锡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人士这样评论。
    而在整个江苏，至1996年底，全省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共有71407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79.86％。
    徘徊中出现“先租后股”
    改制也曾出现徘徊。
    1994年4月，江苏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丹阳召开。
    事先人们已经预知，这次会上，乡镇企业改革精神将明确提出集体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为：改成股份合作制企业。
    然而开会当天，一位分管副书记讲话时又要求集体资产在改制企业中控股，保证以增量扩股为主、存量不动等等。
    此后一年中，江苏省委、省政府转发的报告和一些座谈会上，加强镇村集体资产的精神被突出。
    其实，股份制实施上的徘徊从“先租后股”的出现亦可见一斑。1996年，苏州吴江市一家镇办厂，实行了“先租后股”：租赁者必须交纳租赁标的总额40%的现金作为风险抵押金；企业盈利，租赁者可得可分配利润的70%。这种既是押金又是股金，即可抵亏又可分红的模式就叫“先租后股”。
    十五大之后的转折
    真正将股份制大张旗鼓实施的年份还得等到1997年以后。
    1997年，zhonggong十五大召开，会议认为，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苏南农村将适宜于私人经营的乡村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当年，苏南通过拍卖、转让等形式转为私营的集体企业已近5000家。
    企业改制过程中，苏南许多地方一些名为集体实为私营的企业也纷纷摘掉假集体的牌子，恢复其私营企业真实面目。据不完全统计，在苏南，由假集体变为私营的企业已超过了5000家。
    机制变革带来明显效果。吴县市一家转制企业总经理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中感慨：“要是早几年转制，我决不造这样的办公楼。”
    发表文章反思被扣奖金
    新望认为，改制也有问题。
    亲历苏南部分地区改制的新望发现，有几个企业改制时，工人和社区居民没有参与，官员主导改革，自己定价，自己买卖，最后卖给官员。改制中得到好处的那些改制新贵，是乡镇干部。
    2000年，新望把上述问题成文，名为《苏南模式的终结》。文章发表后，引来很多江苏经济学家的围剿，江苏的媒体也跟进批评。据新望介绍，当时的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点名批评了他，后来自己所在的张家港党校还扣了他的奖金。
    环保危机被迫治理
    2007年，苏南再次成为焦点，不是因为它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是它遭遇的环保危机。
    以锡山为例，苏南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使得土地、能源等资源进一步紧张。
    “鱼米之乡？快没大米喽。”去年，锡山芙蓉村张建丽告诉记者，她的米店大多卖的是东北大米。穿越锡山区的两条主要河流北兴塘河和老兴塘河已经严重污染。锡山区副区长黄宪辉曾表示，锡山要创建“阿炳”文化品牌，但因失去江南水乡生态背景的旅游景点和刻意的文化建设，并没有获得民间和学者们的认同。
    苏南之痛并非单单痛在苏南，“没有强有力的利益杠杆撬动，那些学习‘苏南模式’的地区不会悬崖勒马”，学者毕诗成在研究中指出，“（他们）只会继续步‘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