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帕穆克的欧洲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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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穆克的欧洲认同


        柳婉


  从土耳其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二零零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穆克按照惯例，于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做了一个题为《父亲的手提箱》的演说。在这篇获奖演说里，帕穆克谈及他那已故的父亲留下的一个手提旅行箱。从那装满写作手稿和笔记的手提箱展开，他思考探讨作家的创作心理。该演说的情调沉郁、亲切而又隽永深刻，散发着忧伤的气息。

  
   ◎  欧洲融入土耳其少年心中


  帕穆克的父亲是一个富商的儿子，从年轻时便做着作家梦，由于天性爱好享乐，逍遥自在，不肯为文学忍受困苦，他因此从未出版过作品。但是，这位失败的父亲却给儿子留下一个大图书馆，还遗传给儿子对欧洲文学的热爱。早在四十年代，浪迹巴黎的父亲，就曾把法国著名诗人瓦莱里的作品译为土耳其文。瓦莱里在那个时代，是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赞颂为“太人性”的天才。少年帕穆克，经常和父亲讨论蒙田、托马斯曼和卡夫卡等欧洲文学大师的作品。

  就这样，欧洲通过它的那些具有伟大艺术成就、而又富于人性的文学，融入到这个土耳其少年的心中。凡是读过帕穆克作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从欧洲文学传统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对此，帕穆克心怀感激，他说：

  “提起欧洲就不能不说到小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孩子和年轻人第一次深入地接触欧洲就是通过小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捡起一本小说，然后慢慢走进欧洲的疆界，来到一个新鲜的大陆，进入新文化和文明中去---学习，在这些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表达自己，并且相信自己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最初的感觉。”

  土耳其只有百分之三的国土（包括伊斯坦堡）位于欧洲部分，因此一直被人视为亚洲国家。但认同欧洲人文价值的帕穆克，和许多土耳其人一样，怀着热切的希望。渴望自己的国家能被欧盟所接纳。尽管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途漫漫，但帕穆克本人的作品被欧洲文坛激赏，他先后获得都柏林文学奖、法兰克福“书业和平奖”、法国外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等欧洲大奖，成为东方民族置身欧洲文学主流的第一人。

   
   ◎  萨义德看不到欧洲的伟大善良

  同样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作家，在吸取西方文明的滋养之后，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熟悉的著名学者萨义德，就走了一条和帕穆克完全不同的心路历程。和帕穆克一样，萨义德也来自一个富商家庭，原籍巴勒斯坦的他从小就在开罗接受西化教育，1951年移居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任教。

  持美国护照的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在其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从欧洲文学中的作家作品，例如原来是波兰人的康拉德的立场，开始探讨西方帝国主义，并由此发展出“后殖民”的论述。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被萨义德采用后殖民批评的视角,用“对位阅读”的批评方法解读了一番，并由此提出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的理论。

  在英国文学中寻找帝国的某种世界版图，萨义德信手拈来一些文学例证，到了“谈小说就非谈帝国主义不可”的地步。萨义德说：“曾经由伟大的石块所砌成的英国文学的城堡，即由不朽名著所组成的经典或伟大的传统已经转化为阶级、种族、性别的交汇点，其本身不仅仅塑造成活生生的本文，而且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决定本文的阅读。我们也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

  不能说萨义德的后殖民批评方法没有意义，但欧洲文学中如此丰富的人性，例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男女情爱，社会生活的道德、心理、经济和政治，在他那里简化成一个单一的视角：文化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因此，萨义德的批评理论，成为阿拉伯世界拒绝西方文明的思想武器，也增强了东方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除了在理论上批判欧洲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歧视与宰制，萨义德还在现实中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但萨义德的问题在于，他一味反帝，没有在欧洲文学中发现最美好的东西——人文主义价值观，也没能看到这一点：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撤退过程中，其野蛮性得以驯化，回归了人文主义。

  当年，东方诗人泰戈尔在和西方的接触之后，他那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变得更加宽广。泰戈尔因此告诫反帝反殖的印度同胞：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同时，应该去认识一个“伟大而善良的欧洲”。这种看到事物多样性的广阔视野，是萨义德所缺乏的。

  真正优秀的民族主义者是不惮于批判本民族的人。然而，创建反帝理论的萨义德，对于伊斯兰文化的糟粕，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具有极权特征的问题，却没有做出过深刻而有力的揭示。只顾谴责西方人戴着西方眼镜看东方，已故的萨义德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同样戴着阿拉伯眼镜。


    ◎  两位文化巨子的不同倾向


  在美国成长的萨义德以批判西方为己任，而身居土耳其的帕穆克却向往欧洲文明，这两位出生于第三世界的著名文化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与他们身处的环境地域有关。

  背井离乡的现实给流亡者带来失落感，萨义德心中充满了沉重的家国之痛，他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本民族争回历史。也因为身为名门贵族的后代，一直在西方享受富裕生活，对于故国贫困的同胞，萨义德有一种内疚感，这就形成他为巴勒斯坦人代言的补偿心理。他著书立说，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对抗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

  但少年赴美的萨义德，毕竟没有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中东长期生活过，他因此只能在理论上演绎，遥远地声援故国，为伊斯兰辩护。然而，坚守故土、并经常走访土耳其乡村的帕穆克却用小说的形式，抓住土耳其的灵魂，展示其复杂而具体的国情，把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宗教和民族的麻烦，浓缩到文学世界里，并剖析那些矛盾的现象。 帕穆克是属于文学也是属于现实生活的。

  两位文化巨子都欣赏多元文化，但区别在于：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义务守门人”的萨义德，不认为文化有优劣之分；而长期目睹土耳其的贫困、愚昧、落后、混乱和宗教冲突的帕穆克，对第三世界的问题有切肤之痛，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他，因此更认同西方价值，赞赏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并把走向欧洲作为本国的希望。在帕穆克看来，不同的文化，是有落后与先进、文明和野蛮之分的。


    ◎ 《寂静的房子》自我诘问


    贯穿在帕穆克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东西方文明的交错和整合。在早年一部叫《寂静的房子》的小说中，帕穆克用他的神来之笔，描写土耳其落后的现实和严重的社会不安。那是一个混乱的夏天，左右两派在伊斯坦堡街头发生冲突。

   面对国内大量的文盲和贫困人群，书中的一个老祖父不断地自我诘问：为什么伊斯兰的东方回落后于西方？他因此步欧洲启蒙运动的后尘，致力于编撰土耳其百科全书，想要以此举填补东西方那难以置信的鸿沟，结果，这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反而被逐出伊斯坦堡。一代又一代土耳其知识分子，就这样艰难地追求欧洲的启蒙理想。

   对帕穆克来说，他认同的欧洲价值是人权、民主和平等自由。作为一个献身文学的作家，帕穆克本人并不太介入政治，但他关注本国的人权和少数民族问题。前年，他因公开指出土耳其在二战期间屠杀了一百万亚美尼亚人，此外还有三万库德人被杀害，这样的敢言触怒了本国的民族主义势力，他的作品被查禁和销毁，还被控以“侮辱土耳其国格”之罪，在一片咒骂声中被送上法庭受审。

   幸亏欧盟的干预，加上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就像一只“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帕穆克无畏地批评本国的人权侵犯事件。同时，他也针砭某些傲慢的西方人的“愚蠢的自满”。

  在接受采访时，帕穆克说：“欧洲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脆弱的话题。我们站在门口，充满希望和善意却忐忑不安地敲打着你们的大门，期待着你们能批准我们的加入。我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是我们都有种‘沉默的耻辱感’。”

由于土耳其在人权、民主等政治标准，以及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塞浦路斯等问题上，还不够加入欧盟的条件，令帕穆克和他的许多同胞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失望。但他们仍然在努力敲开欧洲的大门。他们希望土耳其变得更欧洲化一点，也就是更文明一点。

2007年1月15日

周泽雄

虽然不熟悉帕穆克，但借助柳婉的文字，我还是立刻就接受了他。
更感兴趣的是主帖里对萨义德的评介。
“真正优秀的民族主义者是不惮于批判本民族的人。”
有趣的是，我发现萨义德曾经引用过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的一段话，并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劳总统的话是：“爱国主义只有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消失殆尽的时候才能够繁荣。我们绝不能将爱国主义误认为是民族主义。一个爱国主义者是热爱他自己祖国的人。而民族主义者则是贬低其他人的祖国的人。”
看来，萨义德只是在谈论与东方学无关的话题时（当时他在谈论音乐）才能洞悉这一点，一旦心灵被苦难的祖国所劫持，就忘记这个忠告了。——只是瞎猜。

梅茗

只读过帕穆克那本《我的名字叫红》。
从这篇文章中，对他算是多些了解了。
特别是把帕穆克与萨义德对比着的解读，让人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