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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3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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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一个老愤青的自然主义死亡
文/秋歌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因病去世。好像,还走得很安详。
我没有看过他多少东西,1990年代的中期,我在南京看过他的一些随笔,都是很薄的那种书,完全不记得书名了。印象中,他对一些英文的翻译,别出心裁,令人忍俊不禁,如将癌症译成“砍杀尔”等,很贴切。还有就是,经常在文章里说要跟别人“赌一块钱”,也让人觉得有意思。
一直到了本世纪,我才买到了一本他的《丑陋的中国人》,随手翻了几页,基本也就过去了。没有什么特别惊世骇俗的东西,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的经验,柏杨文学化地说了出来。当然,一本书有它自身的命运,在1980年代初读此书的人,也许会很震撼。从一些网络悼文上已经可以看到,这些老读者,确实肯定了柏杨启蒙者的角色。
在批评文本中,有一种好像被称为“文化批评”。文化,按照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定义,大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文化批评从某些意义上来说,相当于对生活方式的批评。对某一类型的生活方式的批评,到底能否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我认为是相当有疑问的。鲁迅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反到自己不大过旧历年,现在看来,很有点不知所谓的意思。
我不自觉地把柏杨拖到了鲁迅一路上来,的确是基于有限阅读之上的某些联想。我们生活中的坏习惯的确很多,比如,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喜欢大声喧哗,团队精神严重不足,相互猜忌,文人相轻,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过,也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如此,而且,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你用什么去改造它?
也许我也陷入了“改造”的陷阱。我记得我的某个老师说过,如果说,有一种习惯是全体国人都具有的,那么,这应该叫做国民性,而不是国民劣根性。文化批评的问题在于,它的很多文本,都把一些国民性,敷衍成为国民劣根性。我觉得,你可以说一个人堕落了,你可以说某些人堕落了,你可以说,一群人堕落了,但是,如果说,整个国家的所有的人都堕落了,这是多么滑稽无聊的指责。至于可能的后果,我想也是很清楚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的事,便顺理成章了,起码,也获得了某种半吊子的理论基础。这种“革命”的后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无须再言。
一边是文化决定论,其实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朱大可语);一边是制度决定论,一个好制度便解决所有问题。好像非此即彼。其实,谁能真正决定呢?所有的决定论,都是骗人的玩意儿。社会运行如此复杂,根本不是某种力量可以决定的。社会的变化发展,也有赖于综合因素的发酵。不晓得是因为汉语本身的因素,或是精神资源的问题,我们面对某些状况时,特别容易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好像如此一来,中国的事情就有了立马解决的希望。这无疑也是一大病灶。
总起来看,柏杨是个可爱的老愤青。写下此文,也是对我青春阅读的一个交代。
200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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