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公正的态度”最难得

闵良臣

闵良臣

　　《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繁体）中有一篇《态度与思想》，不足800字，最能说明王元化先生之所以能坚持公正的态度对人对事和追求真理。
　　文章先举1919年蒋梦麟先生在当时《晨报》上发表《新旧与调和》，认为“新思想是一个态度，……”，引起争论。而与蒋争论的杜亚泉（当时供职商务印书馆）先生在《何谓新思想》一文中争辩说“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两者不能混同。蒋接着再为他的观点辩护，说“态度变了，用官觉的方向就变，意志也就变，理性的应用也就变”。但杜亚泉又反驳说：“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先改变感情与意志，然后能发生新思想，是将人类的理性变为情欲的奴隶。先定了我喜欢些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及要的缘故。”
　　从文章来看，王元华先生显然是赞成杜亚泉所讲，反对“先有了要什么的态度再找理由去说明”，他说：“许多人至今仍相信思想取决于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结果，“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宗派意识。”（第2页）
　　想一想，几十年来，我们有多少所谓的“学术文章”成了“某种意图的工具”不说，平时我们读书看报乃至观影视节目，不也都是“感情先入”为主吗？天大地大不如什么人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什么人亲，都是指感情，指态度。几十年来对待一个所谓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不是希望能与他辩论，更不允许他与我们争辩，而是首先就要求他在“认识”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要“端正态度”。现在想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一个人一辈子掌握一点学识并不难，有一点思想也不难，甚至在宽松环境下能坚持独立思考也还应该做得到，但对人对事，尤其追求真理，能以公正的态度，非但不容易，而且简直就是难乎其难了。也正因此，我敬重王元化先生的学识和思想，更敬重他用公正的态度对人对事，用公正的态度追求真理。
　　《思辨随笔》中还有两则专门谈论胡适的，一则叫《胡适论清学》，一则是《谈胡适之学》。读《胡适论清学》，有一波三折之感。王元化先生当然是赞成胡适对做学问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并且认为胡适也是这样做的。但当说到具体情形，王元化先生又认真得很，只认史实。胡适“认为清代学者太重功力，而忽视了理解”。王元化先生认为这一点“可以讨论”。还说，“胡适曾撰文论述清代学术，推重清人的重证据精神”，对顾亭林、钱大昕、高邮王氏父子等人的“治学工夫，都曾备加称颂”，这从表面上看与胡适批评清代学者“太重功力”相悖，但“这符合他的‘拿证据来’的原则”。然而，王元化先生下面又举了胡适日记中“他于一九三七年初与汤用彤所作的一次谈话。日记中说，汤用彤自认胆小，说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胡适说这是‘谦词’。依我看，这未必是谦词，而是老实话。”为什么这么说？在王元化先生看来，“这表明两人在治学方法上存在分歧。”尽管“胡适在日记中也承认‘锡予（汤用彤字——闵注）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据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王元化先生紧接着不仅又跟了一句“凡读过汤著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并且举证：“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这也多多少少说明两人治学之间的短长所在。”
　　起初见王元化先生在对比中倾心汤用彤先生，说汤的论著迄今仍被人阅读并加以征引，甚至在另一篇《谈汤用彤》（仍见《思辨随笔》）中坦承他的《文心雕龙》讲疏中“所述魏晋玄风与般若性空之学的关系，悉本汤说”（184页），还说“我觉得他的史著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显然不同的。这种分歧，追其根源，可以从两人对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学的看法方面去究其底蕴”（同上），以为这都不过是王元化先生“一己之私见”。后读一本“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汤用彤集》（黄夏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发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时任《世界宗教研究》编辑的黄夏年在《汤用彤小传》中也这样说道：“由于他（汤用彤——闵注）精通内外经典，又接受过严格的外国文学、语言和治学方法的训练，而且又有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人类古代文明能持‘同情’而又客观的研究态度，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这使他在国内国外均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显然，“吸引”王元化先生的，除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还应该有“能持‘同情’而又客观的研究态度”吧。
　　在《谈胡适之学》这篇中，王元化先生仍是实事求是地谈了他对“胡适之学”的一些认识。近十几二十年来，由于胡适先生被大陆学界重新认识和推崇，于是一些人不辨真假地把一些今日看来很时髦很流行的话说成是胡适说的。比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分明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伯尔在与他的学生胡适谈话时对胡适所言，可有些人嘴一张就说“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而王元化先生在这则短章中又提到一例，即“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这句话的核心原出自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义理》，原话是：“观书者释己之疑，明至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胡适认为自己治学主要得益于一个“疑”字，可对这个疑字的来历却又“说法不一”。分明是来自于张载，胡适却多次认为得益于在美国的学习，甚至具体到“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或者“更明确的表白”：“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还有，原本“胡适是现代新红学的开宗大师。他在《红楼梦》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可是他对《红楼梦》本身的评价却很低。”当然，没有一个学术规则要求某人研究一本书，就一定要对那本书有极高的评价。然而有一个常识，即，世人要对某一本书进行研究，肯定是认为此书有着一定的价值，甚至是很高乃至极高的价值，否则，那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本书，说它的价值举世公认，应不为过，不然，也就不会出现直到今天“红学热”不仅不退反而更热闹的现象。又当然，还是已经去世的英国作家毛姆说得好，一本书，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吹捧它，只要你觉得不好，大可放下。因此，如果胡适先生仅仅认为《红楼梦》不合他的胃口，谁都不能说什么。可是对一本认为不好、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却还要进行研究，并且居然还能成为“开宗大师”，实在有些说不通。当然，更有意思的是，胡适先生对《红楼梦》评价极低的一个重要理由，竟是认为这本书“没有一个plot（故事情节）”，甚至在1960年致同在台湾的苏雪林的信中说：“我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并且认为，“在见解上，《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
　　王元化先生认为：“胡适这样说是文学趣味问题，但正是由plot这一不高明的文学批评标准所形成的文学鉴赏力，才会有这样的文学趣味。”可见，在王元化先生看来，胡适的文学鉴赏力是有问题的。
　　自己多年都订阅有《文汇读书周报》，这回原本在星期六（5月17日）就该到的，却迟至星期一（19日）才到。这期报纸上不仅重刊了王元化先生的《我与胡风二三事》，还有中国社科院王春瑜先生的《拔地苍松有远声——悼元化先生》，并且在头版就看到深切怀念王元化先生的“本报编辑部”文章《他留下了“精神的伟大力量”》。编辑部文章多引用王元化先生说，而在文章末尾引用的几句尤其让我心生感动，觉得这其实也正是王元化先生的自我写照：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具有一种公正的态度。”（《讲真话》，见2003年11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
　　


[ 本帖最后由 闵良臣 于 2008-5-25 16:30 编辑 ]

闵良臣

为了不过多浪费这儿的资源，恳请版主将先前挂在这儿同一话题的帖子删除。

[ 本帖最后由 闵良臣 于 2008-5-24 18:3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