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2001年3月27日，未被平面媒体采用过，特首发燕谈，请多指正。 上帝不在南极
缘
起
背景：2001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人文学者葛剑雄、何怀宏、周国平以及随行记者唐师曾、邵滨鸿，在领队阿正的带领下，一行六人到南极思考人类未来的事件；
节目主题：人在南极；
节目主持：崔永元；
特邀地质学家、南极科考队员：刘小汉；
作品朗诵：虞晓
正
文
3月25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引起了我的关注，本来对这档节目就不反感，加上又有我所感兴趣的学者葛剑雄、何怀宏等先生的在座，而且又是关于人文学者光临南极的事件，更使我饶有兴致地看了下去。
据该行动的策划兼领队阿正先生说，由于南极“对人类的意义靠科学家无法穷尽”，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去考察南极“对人类、对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他把他们的行动上升到关照“人类未来”的高度，这就使这一行动明显地具有了寻求终极关怀的意义。因为南极地理位置的险要，他们去之前都签了“生死文书”，看来，人文学者们对南极之行是非常虔诚和庄重的。那么结果呢？大手笔还没见着，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吧。小方面则有周国平先生的小品，并由一位叫虞晓的小学生现场朗诵了几段，只是作品听起来其幼稚程度和虞晓的声线差不多，真是出乎意料。
本来这样的场面应该是一种趣味性的，听学者们富有感染力的语调侃侃南极绚丽的风光，有惊无险的奇遇，然后再听一听他们找到了何种“终极关怀”——即他们是怎样“穷尽”人类未来的某种走向，或许观众就被糊弄过去了，但这样的节目也只能限于趣味，真的价值也就被掩盖了。节目出彩的地方是崔永元还请来了一位地质学家、南极科考队员刘小汉先生，他的出现使节目有了真正的思辨色彩，带来了精神领域的思考。
刘小汉先生没有忘记本行，简单地介绍了南极的地理环境，纠正了人文学者们一些不太确切的说法，回答了观众们的一些疑问，但他同时也对人文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让他们瞠目结舌：“你们到南极到底要干什么？是否真的有意义？”是终极关怀吗？而终极关怀是精神领域内的需求，它应该是不受任何地理位置的限制的，难道只有南极才能寻找得到？确实，上帝并不住在南极，古往今来，还没有任何一位贤哲宣称过，他们的终极关怀、对人类未来的走向是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找到的。南极于自然科学以外，只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根本不存在精神领域的区别。于是，刘小汉的结论是简单而明确的：“没什么意义”。倒是随行记者唐师曾直率，他首先承认，到南极，只是没去过，当作旅游的，玩玩。他的话竟成了人文学者们的救命稻草，南极的魅力实在在于他们没去过，玩玩。体验、终极关怀竟然成了一种笑谈。若干人文学者的费尽周折的精心准备和长途跋涉连同甚至有可能交付出去的生命，居然在自然科学家的诘问下化为无形。
其实，刘小汉先生的提问并不难于回答。同样，人文精神的关照既然属于精神领域，其它地方可以思考，为什么南极就不可以思考呢？南极洲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开发的、无人居住的大陆，她的浩瀚、广袤难道就不可以激发一点人类的冥思遐想？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就不能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情怀？在思想上就必须要坚守逻辑的、必然性的阵地？
不过，这样说实在有点饶舌，刘小汉问题的结症在于，为什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就一定是截然对立的？仓促之中，几位人文学者却都做出茫然状，大概还因为有一个让他们内心发虚的背景，刘小汉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学者们去的根本不是南极，只是南极洲的边缘：长城站，离南极圈尚有好大的距离。我查了一下地图，位于乔治王岛的长城站离南极圈大约有六百公里左右的直线距离，按刘小汉先生的解释是根本“不具备南极的典型环境”。唐师曾甚至说这是他所去过的“最不危险”的地方。因此，所谓到南极的体验、寻找人类未来之路不过是这些人文学者的虚幻，是这种虚幻意识的自我膨胀。这样一来，赖以支撑这些人文学者信念的依据都丧失了，在尴尬中，只好投入唐师曾 “玩玩”的怀抱里。既然都承认是去玩玩，周国平不得不低调地、答非所问地表示，他们行为的动机还是诚实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南极行的目的，仅得到的是迫不得已的诚实，动机成了结果，实在是荒唐、可笑。看到学者们的尴尬样，真为他们着急。
本来，由某机构组织去南极寻求体验、关照人类未来的创意听起来就有戏剧性的色彩，其行为本身就预设了它的结果先验地具有不确定性。在我看来，一切终极关怀不过是自我心灵体验的推而及之，当体现于形而上的时候是哲学理念，体现于形而下的时候是宗教信仰，绝不是一种当下即得的济世良丹。再进一步讲不论它是什么都不重要，惟独不能够表现出太多的戏剧化和商业性，说到底，人类的未来不能够是戏子们的作秀和有钱人的游戏！它应当被思考者拥有而不能让金钱占有，否则，它必将松动社会正义和社会良知的基石，固然刘小汉先生的诘问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学者们的惊慌失措中看，实在揭示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反而表明他们的行动是引鸠止渴式的精神自戕！
终极关怀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住所，科学家深入腹地的乃至极点考察也没有发现任何具有实体性的精神——如果有的话，那么，对南极科研考察的本身就具有了这种精神和价值。把“人类未来”的价值意向寄托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只能反映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底气不足和人文科学的苍白无力。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二面性，人文学者涉足南极事件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科技工作者在人文素养上的欠缺。既然对南极的科研考察本身就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挑战自身局限、寻求人类更好发展途径的一种精神力量的展示，那么，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们对南极的十七年的科研考察中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代价理所当然地要有所展现，也许他们是有着自己的深刻的思考的，遗憾的是十七年中他们在此却无震撼人心的表现。这样，就给人文学者们提供了卤莽之举的余地，否则，是犯不着他们来劳这个神的，而且脱离艰苦卓越地考察这一具体行为以外的所谓人文关照是徒劳的，基础是脆弱的，经不起自然科学家轻轻一击，“信念”啦、“关怀”啦俱成泡沫。
从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阶层最严重、也是最大的局限：极少有跨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体系的知识人。人文学者通常都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过深刻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必然地造成认知上的冲突和感情上的隔膜。比如，阿正就认为南极的意义靠科学家无法穷尽，而刘小汉则说你们光临南极根本就没有价值。于是，阿正便自己跑去企图“穷尽”什么“意义”，由于对科学的无知，连自己到底有没有踏上过南极的土地都没弄清楚，也就更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给出南极给人类带来的真的价值。刘小汉似乎也没有理解人文精神对科学发现所具有的促进作用，就像对南极的考察一样，怎样把这冷冰冰的地方变成人们心目中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世界？这确乎也只能在科学实验以外才能得到。其实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一旦坐在一起却各说各的话，怎么也谈不拢。倘若刘小汉完全具备葛剑雄那样的人文素养，或者葛剑雄同时也是刘小汉式的科学家，那么还会有这样的冲突吗？
由单向度的知识结构构成的知识群体，其知识的生命力和认知水平都是有限的，必然地束缚了知识的增长，甚至会阻碍知识的技术性增长，它难于理解不同文明的不同形态，也就难以将不同的文明融汇到自己的意识中去，容易走进狭隘偏执的死胡同，往往还会制造和生产大量的物质垃圾和精神垃圾。进一步地讲，缺乏人文精神的科学探索其生命力是有限的，而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文主义是没有价值的。它不排除在局部领域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最大缺陷在于：缺乏革命性和原创性——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就像总有人抱怨诺贝尔奖从未授予中国人一样，然而却不想一想，无论在科学、经济、文学上我们是否有过世界性的成就。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它和本主题看似无关，想想，也不尽然。前一段时间有位朋友对我说，他对有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技人员卷入**功中感到困惑不解，他认为，这个群体是最不该涉足其间的，他们应该比其他人群更具有理性与判断力，为什么会如此盲目和草率呢？那么，我现在的回答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双重缺失！它将使人轻易地出卖自己理智的头脑——这是中国的现代社会病。 | 
发表于 2007-12-18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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