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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30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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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与君世世为兄弟
与君世世为兄弟
－－手足情深的苏轼与苏辙
宋徽宗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六月，苏轼六十五岁，从南方的儋州(海南岛)北返；次年,建中靖国元年(西元1101年)五月，遇上瘴毒，停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六月，上表朝廷请求辞官退休，七月二十八日，死在当地，年六十六岁。吴越地方人士无不涕泣。弟弟苏辙这时居住在颖昌(今河南许昌市东)，原先在四月时，已寄书给哥哥苏轼，劝他一起到颖昌同住，苏轼临死时，以不见苏辙为憾，留下遗言，要苏辙葬他在嵩山之下，并为他作墓志铭。苏辙得知消息后，痛哭道，“小子忍铭吾兄，”於是写详述苏轼一生，及《祭亡兄端明文》，派幼子苏远往奠。祭文开头说:
“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以是终。”
一
苏家并不富裕，苏轼原先有一个哥哥叫苏景先，可是只活了五岁；兄弟俩少年时的健康也不甚好，苏辙“少年尝病肺”，到秋天脾肺都不佳；苏轼也说他自己:“少年多病怯杯觞”。可是从小就接受了母亲程氏的完好教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颇知诗书，当苏洵游学四方，不在家时，她便是苏轼兄弟的家庭教师，亲授以书。据《宋史苏轼传》的记载：一天，程夫人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党锢之祸，为宦官陷害，临刑前，范与母诀别，要母亲割下不舍之恩，不要过分悲伤。范母坚强地安慰儿子说：“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苏轼就问母亲：我如果将来成为范滂，您同意吗？程夫人回答：你能作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作范滂之母吗？可见她教育两兄弟，不仅是读书而已，而要以古人名节来自我勉励。因此，苏轼从小也就“奋厉有当世志”，兄弟俩熟读经史，纵论古今，苏辙曾经写过一首诗《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给哥哥，这样回忆：
“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即：渤海）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
但是，两人的个性不尽相同，苏轼爱好书画，喜欢收藏，游山玩水，敢说敢做，爽朗豪放；苏辙则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因此苏洵就写过一篇短文：《名二子说》，解释为两兄弟命名的原因：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大意：车轮、车辐、车伞和车箱底部的四边横木都有重要用途，而轼则是车上扶手的横木，露在外面，好象没甚么用，但是少了它，也不叫做完整的车。所以，我怕轼将来会不注意到应该要约束自己。）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大意：辙是车轮辗过的印迹，他既无车子行走的功劳，也不会遭到翻车之祸，所以知道，辙一生应可以免祸。）”
苏轼一生，有人称赞它诗、词、书、赋、琴、棋、画诸般全能；就连后来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也称赞他：“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可是真正最让人感动的，应该还是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
二、
嘉佑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父子三人离家进京，时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一行经过陜西凤鸣驿，因驿馆破败，不堪居住，只好住在旅店。经过河南崤山附近的二陵要道时，马死了，改骑毛驴，到达渑池，兄弟在渑池老和尚奉闲的僧舍墙上题诗。
到达京城开封，父子见了不少名人，欧阳修读了苏洵作品，非常佩服，并且极力推荐给韩琦、富弼，可是没被重用。嘉佑二年，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三人名震京师时，忽然噩耗传来，程氏病死家乡，只好匆匆回家，苏轼兄弟官运尚未开展，就暂先中断。
嘉佑六年，兄弟重回京师，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先前，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给仁宗皇帝一篇《言事书》，也就是所谓的万言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虽然尚未正式实行，可是苏轼在试策中则认为，应该以渐变的方式较妥，并且说：“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变法是必要的，可是过分强调法而忽略用人的适当，结果是不对的。要变法，就要考虑成熟；既变，就要坚持到底，不要有始无终；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烟消云散，便是前车之鉴。
考试结果，苏轼“入三等”，苏辙考四等。（当时宋朝考试，第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实是最好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个吴育曾经入三等。）史传记载：仁宗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但是王安石对兄弟的文章则大为不满，而苏洵对于王安石更毫不客气，嘉佑八年，苏洵写《辨奸轮》一文，据时人说法，便是针对王安石而发的。
苏轼后来开始作官，派到陜西凤翔，苏辙在开封送哥哥赴任。苏轼写了一首诗给苏辙，抒发兄弟离别之情，苏辙回来后读到来诗，揣测哥哥此刻应该走到渑池，而渑池正是他们六年前入京应试时，曾经过的地方，
于是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前四句回答苏轼先寄来的诗，五六句回想起当年事情，最后二句是设想苏轼独自出行乏味，祇能听到马鸣声，而无人可对语，虽然写苏轼的孤独，其实也就包括了自己的孤独。因此苏轼也作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时间虽才隔六年，渑池的僧舍面目已非，奉闲和尚已死，壁上题的诗也荡然无存，由此发出深沉的感慨，人生太渺小了，有如飞鸿，祇能偶然留下一些爪痕，转眼人死了，诗也不见。这时的苏轼，二十七岁。而弟弟苏辙，也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出任河北的大名府推官，负责司法工作。
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二十八日，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第二年，父亲苏洵也去世，兄弟回乡服丧。熙宁元年（1068年）期满返京，这时朝廷政局发生变化，英宗已去世，由神宗继位，颇思作为，于是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苏轼兄弟虽然反对因循守旧，但也不同意变法的理论，因此卷入了政争。苏轼先应神宗的征询意见，反对王安石准备变科举，批评说朝廷“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也曾嘉勉他敢言，结果苏轼前后又进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批评新政的措施，但事实上，苏轼并非守旧派，他其实也赞成要“丰财”、“强兵”、和限制贵族官僚的子弟，荫补官职而“择吏”的革新主张。然而，毕竟引发与新党人士的冲突。苏辙也因批评新法，多所不和，结果离开朝廷到陈州（河南淮阳）。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调往杭州，途中，兄弟相聚在颖州，这时两人政治上都不得意，被排挤出朝。
在欧阳修相伴之下，一同过了半个多月，分手前夕，在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苏轼写了二首诗显示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留连知无意，惜此须臾景。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念子似元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无炊井。有如醉且坠，幸未伤骤醒。”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珍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常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欧阳修；“飞蓬”象征他这一生，到处飘荡，不曾安定。次日凌晨，兄弟分手，苏轼后来写给好友李常的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手足之情的确深。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面对了百姓因新法受害的实情，写了不少描绘民生苦痛，讽刺新法扰民的诗。熙宁六年（1073年），苏辙调到齐州（山东济南），苏轼第二年也自愿请调到密州（山东诸城）。他说：“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克；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意为：带着妻子儿女到京城去，只怕生活费用高贵；请求到密州去，是为了兄弟能就近照顾。）。其实，亦怕在朝廷不能容身，这种矛盾心情在著名的词《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表露无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写在熙宁九年（1076年）。上阙表现忠君思君，他想归去，却又怕朝廷难处，因此还不如就在地方吧。下阙反映兄弟的离合之情。据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二句，曾感叹说：“苏君终是爱君”。其实苏轼的担心，并非过虑，因为在密州这一年，王安石因旧党围攻和新党的内部倾轧，曾第一次罢相，后来恢复相职；苏轼写这首词后不到两个月，王安石又第二次罢相。吕惠卿原本是王安石提拔的，但他竟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书信，作为排斥打击王安石的工具，可见当时朝廷斗争的激烈。
密州的生活比杭州苦，但精神较好，经过一段时间后，苏轼修建了园圃庭台，有一篇散文《超然台记》，写到：超然台是原有的旧建物，他整修后，就请苏辙新取命名，苏辙认为：苏轼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就在于能“超然物外”、“游于物之外”。苏辙还以此为主旨，写了篇《超然台赋》：
“达者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耶！”
熙宁九年底，苏轼改调到山西的河中府，次年，苏辙改赴南京做签判，七月，兄弟会晤在徐州，夜晚共宿，想着当年的期约，如今又要分别，苏辙便写了著名的两首诗《逍遥堂会宿二首》：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飘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第一首触景生情，写逍遥堂的潇潇风雨，引起他对旧约的追感，一起对床共宿，暂时忘了飘泊徐州，只可惜终是一场空欢喜，还得离别。第二首，想象哥哥走后，自己孤独，就像是古人山简整日醉酒，困卧不起，风雨凄凄。苏轼当时安慰弟弟说：“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并且和了诗：
“别期渐进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后两句是用《后汉书 党锢传》的典故，夏馥在党锢之祸中，为逃避追捕，剪发变形，隐匿姓名，到冶炼之家作佣人。弟弟夏静遇之不识，直到闻其声，才知是兄。苏轼安慰说：比起夏馥兄弟，我们还是好一点了。然而，这一个理想毕竟还是落空了，这次一别，竟然到苏轼死了，也没相从。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到湖州（浙江吴兴），湖州原本风景优美，却因连年饥疫，死众甚多，城郭萧条，土地荒芜。苏轼积极救灾，想“要与遗民度厄年”，但是，影响他一生的最大灾运来临了，那便是所谓的“乌台诗案”。
三、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的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赶到湖州，当场逮捕苏轼，据目击者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真是未曾料及。
当王安石罢相后，朝廷逐渐演变成排斥异己的斗争，变法期间，王安石重用一批支持新法的人，苏轼在调任湖州上表称谢的奏折中，发了几句牢骚，说朝廷“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这些人，于是群起弹劾苏轼。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囿”；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代理见习官员）何正臣、舒亶攻击苏轼：地方有水旱灾、盗贼之变，就面有喜色，归罪于新法；又明上章疏，诋诮朝廷。众人一口之下，神宗只有命令御史台审理逮捕。
驸马是苏轼好友，得知后立刻派人告诉在河南商丘的苏辙，火速通知苏轼。皇甫遵到时，要苏轼立刻启程，苏轼与家人告别，第二任妻子王闰之非常伤心，苏轼还特意安慰说：之前宋真宗时，有一位隐者杨朴，能作诗，真宗召见，问能否作诗？杨说不能，真宗问：临行有人做诗送行否？杨说：只有老妻作了一绝：“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大笑，就放杨朴回去了。苏轼逗了妻子暂时放心，于是和长子苏迈一起出发，御史台又全面搜查苏轼家中所留诗文，必欲置苏轼于死地。
苏轼在途中和狱中，几度欲自杀，可是怕牵连他人，料想弟弟苏辙亦必不肯独生，只有放弃念头。在狱中时被提审，与朝廷内外大臣、好友往来的诗文皆被抄获，加上罪名，例如：有一首反应新法流弊的诗《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风霜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加载市，价钱乞与如糠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做河伯妇。”
诗的前半篇，藉一位江南农妇口吻，诉说霪雨连绵灾害，刻画忧灾惜稻的心理；后半篇则写农民为了交税，卖牛拆屋、卖谷米，为了换钱，只因新法之中，青苗法、免役法、水利法、西北抗外敌都要用钱缴纳。这首诗与唐朝杜甫、白居易社会写实诗的内容没两样，可是就被罗织锻炼，严刑逼问。在强大压力下，先后受牵连的内外大臣竟达数十人。
苏轼自料必死，在狱中，把日常服用的一些丹药藏下，以备定罪后，好超量服用自尽。苏轼曾与儿子苏迈相约，平时送食只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一次，苏迈有事，托一亲友送食，忘记交代，恰好亲戚就送了一条鱼，苏轼大惊，便写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转给苏辙，说如不能免死，此诗不能送到弟弟手里，真死不瞑目。这两首诗的题目是：《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第一首是说：当初从政时，曾寄诗给苏辙相约：“寒灯相对寄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郑州别后马上寄子由）前一年在徐州时也说：“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如今功未成，名未遂，结果却得“先偿债”，留给子由的是“十口无家更累人”，让弟弟独自伤心；今生已矣，只有希望来世时，再成为兄弟，好了结兄弟情缘。第二首则写：身系御史狱，铁链缚身，几经恐惧，命如待宰的鸡。伤愧没能留甚么给老妻和孩子，狱中又听说：湖州、杭州地方的百姓，为他斋戒作道场以求解厄，有月余之久，因此唯有死后，就把他葬在那里，以为回谢。
乌台诗案是一场有名的文字狱。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今天已经失传，但是从宋人当时所纪录的诗文，多数仍可以找到。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的第二首：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原本李定、舒亶就极力大作文章，说他“怨诽君父”；此诗一出，副相王珪更举后面三、四两句说：“今陛下飞龙在天，轼欲求之地下之蛰龙，不臣孰甚焉！”结果，连神宗都觉得未免太牵强了，说：“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狱中，官吏问他这两句诗有无讽刺之意，苏轼回答说：他是根据王安石的诗句“天下苍生待晓雾，不知龙向此中蟠”来的。可是，王珪等人硬是捕风捉影，要置苏轼于死地，当时朝臣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上书营救，劝谏神宗，如章惇，虽然政治立场是支持新法，但劝神宗，当初仁宗得到苏轼，以为是得到一代之宝，如今把他下狱，只怕后人说皇帝“听谀言而恶讦直”。宰相吴充则举：曹操尚能容忍弥衡为例，皇帝以尧舜为榜样，岂不能容下一个苏轼吗？王安石弟弟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举人，不以言罪人，若对苏轼判刑，恐后人批评不能容才。甚至养病的仁宗皇后－曹太后亦出面：过去仁宗曾高兴地说：为子孙得两宰相。现在苏轼是否被仇人中伤？至于弟弟苏辙，更写了《为兄轼下狱上书》，说道：
“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为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情愿以交回官职，来换哥哥一命，实在哀凄动人，可是没有用，朝廷依然不理。苏辙另有一组诗《次韵子瞻系御史狱，赋狱中榆槐竹柏》其中《咏榆》写道：
“秋风一何厉，吹尽山中绿。可怜凌云条，化为樵夫束。凛然造物意，岂复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问直与曲。青松未必贵，枯榆还自足。纷纷落叶下，萧条愧华屋。”
凌厉的秋风中，万物雕零，凌云枝条也成了樵夫的薪材，贵贱荣辱，完全因所处的地势而然；青松未必可贵，还不如一树枯榆，能够自保其身。又如《残腊五首》之一：
“霜雪何与我，忧思自伤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误身。”
这都是因为哥哥苏轼而发的。
最后，还是靠了当时已隐居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从轻发落，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获释，被贬往黄州（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但不得签办公事，苏辙同受贬斥，贬为筠州监酒，总共经过了一百三十天的生死煎熬。
四、
贬谪黄州的日子，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结束，神宗下手诏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历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把他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河南临汝）。但是这五年的日子，真正让苏轼有了绝大的改变，不仅生命体验成熟，心灵从容再生，艺术才情升华，皆使他在作品上放出辉煌的光彩，许多著名的文句汩汩流出。他亲自开垦躬耕，修建了东坡雪堂，曾在那里夜饮大醉，返回城南临皋的家时，无人应门：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流畅的白话，道出渴望摆脱营营终日找寻自由的心理，据避暑录记载：第二天盛传，苏轼作此词后，便挂冠长啸而去；郡守徐君猷大惊，以为失去罪人，赶忙来寻，结果发现他正酣声如雷未醒。又如，元丰五年三月七日，他到离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蕲水等地，途中遇雨，同行人狼狈不堪，他却从容不迫，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情。”
面对风雨，一面吟啸，一面徐行，从容无惧，在他看来，风雨必将过去，斜阳必然相迎，这便是一种成熟的人生哲学。
同年七月、十月，两次游赤壁，写下了名篇《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词，他知道这里不是三国赤壁大战的地点，但将错就错，引出怀古的千古绝唱，并在两篇散文赋中，用了老庄的听任自然，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在极端失意时，解脱自己的痛苦，看到人生的无尽面。世人都熟读称颂《前赤壁赋》中“客亦知夫水与月乎”一整段充满哲理的文字，然而《后赤壁赋》虽然没有这样的议论说理，但是一样使人产生清冷、孤寂的感受：
“于是携酒与壶，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凭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哗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苏轼善于把所睹见的事物，通过联想寄托情思，这篇文章最后安排一段「孤鹤」化为道人的梦境，实在令人产生迷离恍惚，缥缈幻觉，也反映贬谪的悲凉与追求超尘的心情。
苏辙此时贬到筠州（江西高安），为监盐酒税的小吏，诗作很多，有一首颇能代表他的心理与生活的诗《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
“少年高论苦峥嵘，老学寒缠不复声。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功名久矣知前错，婚嫁尤须毕此生。家世读书难便废，漫留案上铁灯檠。”
贬到筠州，他自觉不会就是了结，政敌应继续迫害他们。想学老蝉不再出声，以免再惹祸起，思乡之情更生，他精研佛理，交往道士，但又不能辞官，因为子女、家人生活必须解决。立功既然无望，于是开始把精力放在学问文章上面。苏轼在黄州，开始写易传、书传、论语说等；苏辙在筠州，也开始作诗传、春秋传、老子解、古史等书。从两人的诗作数量看，苏轼一生存诗近二千八百首；苏辙有一千七百余首。而苏轼在赴黄州途中及在黄州期间，存诗一百七十一首；苏辙赴筠州及在那里期间，共有诗二百七十首。最有名的散文，如：《东轩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也都作予筠州期间。
五、
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下令苏轼，调到河南的汝州作团练副使，途中他去看弟弟苏辙，在筠州一起过端午节：
“一与子由别，却数七端午。身随采丝系，心与昌歜苦。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儿童喜我至，典衣具鸡黍。”
六月，苏轼与长子苏迈游览石钟山，写下著名的《石钟山记》。七月，到金陵，王安石亲自来江边见苏轼，两人聚会，同游数日，说诗唱和，是一次非常令人感慨的场面，因为此时，王安石已罢相，隐居金陵八年，两人虽然曾经政见不相合，但此时，一个经历生死大关，心境渐趋成熟；一个息心隐退，挽救老友，之后不再过问政事是非；只有真正的友情才永恒存在。（关于这次聚会，在记述王安石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再予叙明。）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继位的哲宗仅十岁，由高太后听政，恢复起用因反对新法被贬斥的人。苏轼调到登州，再被召回朝，陆续升至翰林学士兼侍读。此时司马光任宰相，尽废新法，苏轼不尽赞同，认为免役法、差役法虽有弊，但关键还是在执法者是否适当。这与从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相同，主张变革，但应“渐变”，而反对“骤变”，可是司马光则不以为然。在其它政见上，苏轼也不尽然赞同旧党，结果既得罪新党，也得罪旧党。至于苏辙，也于元佑元年（1086年），改任右司谏，兄弟同朝共三年多。然而，苏轼长久觉得，如果自己“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因此上疏请求出任地方官，终于在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
苏轼到杭州努力水利工程建设、疏浚运河、西湖、及六处大水井，史书说杭州百姓都：“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元佑六年，调回朝，不久，又改知颍州，次年知扬州，复召回朝，元佑八年，哲宗亲政后，终于把他调到定州（河北定县），接着远贬英州（广州英德）、惠州（广东惠阳，）从此不再回到朝廷了。至于苏辙，则在绍圣元年调到汝州（河南），再贬袁州（江西宜春），未到，又贬至筠州，一年之间竟三黜。
六、
苏轼一向不善料理生计，有钱就花，元佑年间，奔波于地方、朝廷，调动频繁，再加远谪岭南，路远千里，经济便生问题。苏辙在元佑以前，俸禄较苏轼少，子女多，但后来一直在朝，并曾位至门下侍郎，副相，经济便宽裕多了，于是帮助哥哥及侄子苏迈家人迁往宜兴生活。苏轼在惠州，虽然能秉持一贯关心民瘼疾苦，尽心任职，可是心理上，另外一个打击影响甚大，那便是侍妾朝云死亡，苏轼写《朝云墓志铭》中，把朝云的姓氏、籍贯、生卒年、跟随苏轼的时间、为人品格，都清楚交代，内心悲痛，不明而知。
艇斋诗话记载：苏轼惠州期间，有一首《纵笔诗》：
“白发潇潇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传至京师，章惇笑道：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就把苏轼再贬到儋州（海南儋县），其实主要因为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加重对司马光等元佑党人的惩处，苏轼兄弟自然也在内。
苏辙贬雷州（雷州半岛海康境内），两人在广西藤州相见，一起前进。苏轼痔疮发作，呻吟不止，苏辙整夜不寐，劝苏轼戒酒。六月，兄弟相别于海边，环顾大海，天水相连，茫茫无际，苏轼感伤：“何时得出此岛耶？”兄弟在海南期间，有不少唱和抒怀之作，书信往来，思念情深。苏轼《和陶停云》诗：
“停云在空，黯黯将雨。嗟我怀人，道修且阻。….我不出门，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驰往从。”
苏辙也说：
“云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岂遥，隐阱斯阻。梦往从之，引手相辅。”
在苏辙住屋后面，有一株月季花，被砍伐后，秋雨滋润，根又发新芽。苏辙有诗《所寓堂后月季再生与远同赋》：
“偶乘秋雨滋，冒土见微茁。猗猗抽条颖，颇欲傲寒冽。势穷虽云病，根大未容拔。”
苏轼也和《次韵子游月季再生》：
“幽芳本长春，暂瘁如蚀月。且当付造物，未易料枯卉。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茁。”
这两诗也是他们的写照，正因为根基深广，才不被“势穷”“暂瘁”压倒，才有“傲寒冽”的精神。
七、
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四月，苏辙调回岳州（湖南岳阳）；五月，苏轼调廉州（广西合浦）、舒州（安徽安庆）、永州（湖南零陵）。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决定住在常州，不到颖昌（河南许昌市东）与弟弟同住。他不想去的原因，在《与子由书》中详说：
“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颖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北行渐进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颇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
这说明：由于北方朝廷政争未已，新旧两党，是是非非不安静，只有极力避害为上。
苏轼在惠州、儋州，健康还好，经常弄些药物、单方治瘴气。他本人懂医，后人汇集他与沉括的药方，编成医书「苏沈良方」。可是他北归到虔州、常州途中，长期湿热气候，终于病倒。原本已请准致仕，但是终于在常州发病，似属痢疾，他给友人的信中曾说病情：
“某昨日啖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作，饱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
“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疲甚。细查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
“卧病五日，日以增剧，以颓然殆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知也。…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
在他去世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曾题诗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一生从宦四十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三个贬所度过，建功立业理想无法实现，终不掩抑郁之情。临死对钱济明说：
“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
留下遗言，请苏辙葬在嵩山之下。崇宁元年（1102年）元月，苏辙同时葬兄轼、嫂王氏、媳黄氏，于河南郏县的小峨嵋山，卖掉自己部分田产，资助苏轼之子。每睹苏轼的遗墨，便唏嘘流泪。在另一篇《题东坡遗墨卷后》再次认为，自己文墨不能跟哥哥比：
“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间，堕地皆琼英，凛然自一家，岂与余人争。”
政和二年（1112年）十月三日，苏辙卒于颖昌，年七十四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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