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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30、与日本的建交谈判
————战争时期李承晚突然访日……美国希望韩日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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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5日，李承晚总统访问日本东京，举行了首次韩日首脑会谈。图为李承晚总统一行抵达羽田机场后受到了美国和日本政要的迎接。左起依次是韩国驻日公使金溶植、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海军参谋总长孙元一和弗朗西斯卡（Francesca）女士，隔过两人后依次是李总统和联合国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介绍时使用的均为当事人当时的头衔）

美国直到现在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对于当时的韩国来说，投身于1950年这片土地上爆发的战争的美国更是伟大。对于无法抵御朝鲜军和中共军的攻势、无以自保的韩国来说，美军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美军为韩国带来了一切。不仅带来了抵抗中共军所必须的各种武器装备，还为国军带来了所有的后勤物资。正是因为如此，对于艰难守卫国家的韩国政府当事人来说，美国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到访才显得格外意义重大。

艾森豪威尔的韩国访问安静地结束了，大约一周之后，艾森豪威尔大选时的竞争对手——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来到了韩国。他在美国大选中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与艾森豪威尔展开了竞争，但最终不幸落选。史蒂文森曾任伊利诺伊州长，拥有卓越的学识和品格，虽然在大选中落败，但仍备受美国人的尊敬。

他虽然在当时的大选中落选，但后来仍参加了下一届总统选举。总之，他是一位在美国拥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访韩让我再次忙碌了起来。我和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莱恩（Ryan）一起陪同了他的访韩行程。他不仅前往前线部队进行慰问，还访问了济州岛摹瑟浦的新兵训练所。他此次访韩是为了相应美国民众希望早日结束韩国战争的呼声，因此前往战争现场进行视察。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一样，他也非常注重为结束韩国战争准备必要的条件。简单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增强韩国国军独自抵抗共产军队的能力。

因此，他在视察一线国军部队和美军部队时非常用心，尤其关注给韩国国军提供美军标准武器装备所需的费用问题。他仔细记下了我给他说明的一切。一有机会我就会对他强调“用一个美军师团的费用就能新建2~3个韩国国军师团”。我陪同他进行了5天4夜的行程，访问了很多地方，我经常对他提到希望将韩国国军规模从现在的10个师团增加到20个师团的愿望，寻求他的帮助。他在后来离开韩国时说“韩国国军比想象的要优秀很多”。渐渐地，1952年的最后一天过去了，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和前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的来访，我过得异常繁忙。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前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虽然偶尔还会爆发高地争夺战，但在入冬之后，敌军也很少有特别的动向。新的一年悄悄开始。由于条件艰苦，当时很少有庆祝新年的特别活动。

我就这样审视着新年到来的各种情况。忽然有一天，似乎是1953年的1月4日，我忽然接到了从釜山临时景武台打来的电话，内容是“总统要访问日本，需要您随行前往”。

我很好奇总统为何要在那个时间访问日本。但当时并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总统已经定下了访问日程，作为随行要员我只能服从命令。第二天，我前往了釜山，从景武台来到了战争紧急状况时使用的水营湾机场。

作为经历了长达35年日帝强占时期刚刚独立建国的韩国的总统，要前往访问曾使我们民族充满怨恨的殖民统治国家——日本，李承晚总统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呢？在从大邱前往釜山的途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更何况，李总统曾为了祖国独立而在国外经受过各种风浪的洗礼。

但是，在我到达景武台并与李总统一起出发的过程中，并没有见到总统的表情发生丝毫的变化。他一脸平淡，表情和平时没有任何不同。看来这次行程是总统早已定下来的，因此他没有丝毫动摇，在路上也没有向我们进行任何解释。

我们安静地抵达了釜山的水营湾机场。一行人只有李总统、弗朗斯西卡女士、孙元一海军参谋总长和我这个陆军参谋总长四个人。虽然也有几名景武台的秘书被安排在了随行人员中，但理应一同前往的外交部部长等政府阁僚却并未出现。

机场上停着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派来的巨型C-54运输机，这是马克·克拉克将军的专用机。走进机舱后，有一个布置好的房间，李总统走了进去。一直到走进布置有自己专用坐席的小房间，李总统都没有说任何话。

我们刚走进机舱，飞机就开始移动了，在厚重的引擎声中飞机起飞了。我们坐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派来的C-54运输机上飞往了日本，这一切都是美国的安排。美国在1951年结束了对日本的军政统治，承认日本为自主独立的国家，并与当年签订了《旧金山强化条约》，此后便一直谋求韩国与日本改善关系，还在探讨韩日两国建交的问题。

李承晚总统此番前往日本便是迈出了改善韩日关系的第一步。韩国与日本真能成功改善关系吗？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吗？坐在飞机中向下俯视着大韩海峡，我的脑海中不禁浮出了许多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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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31、身在东京的李承晚
————李承晚勇斥吉田“朝鲜老虎”传说的真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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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李承晚总统在距韩半岛50~100英里（约80~160千米）的海域划定分界线，宣布了韩国的海上主权，这就是所谓的“李承晚线”。这条线明确了包括独岛在内的韩国领土。李承晚政府命令，对于越线的日本渔船要“无条件逮捕”。图为被韩国捕获的日本渔船正停泊在码头。【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飞机很快便抵达了羽田机场。日本当时也不允许民用客机起飞，飞往海外的所有飞机都是美军军用运输机。因此，当时的羽田机场与美军在韩国使用的机场并无区别。

韩国驻日公使金溶植（后来曾任外务部部长）已提前到达机场，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夫妇和美国驻日大使等美国人士、日本外相冈崎胜男和外务省亚洲局局长Wajima Aziya等人都在机场等候接机。走出机舱的李承晚总统仍和离开釜山水营湾机场时一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马上前往了下榻的东京市内新宿附近的目黑区。那是当时的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下榻的地方，一个被叫做“前田屋”的地方。在江户幕府时代，这里曾是仅次于德川将军家族，在日本拥有第二多领地的加贺领主前田家族在东京的宅邸。当时听说，这个宅邸占地达9000坪（约2万7750平方米），规模巨大。

李总统夫妇下榻到了宅邸中的一个房间，我、海军参谋总长孙元一和其他随行人员在附近的一家酒店落脚。在我们离开韩国之前的1月4日，日本裕仁天皇的二弟秩父宫刚刚去世，因此当时的日本政府气氛有些沉寂。

事实上，这并不是李总统第一次访日。在韩国政府刚刚成立后的1948年秋，他就曾访问日本。那时，李总统受日本占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邀请前往访问，但由于当时发生了“丽顺叛乱事件”，李总统不得不紧急回国，并未与日本政治人进行任何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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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本人为抗议“李承晚线”而高举写有“李线绝对反对”字样的标语游行示威的场面。【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第二天，在李总统下榻的前田屋中，韩国与日本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谈。李总统和驻日公使金溶植代表韩国与日本首相吉田茂和外相冈崎胜男坐在了一起，主导举行此次会谈的美国方面派出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及美国驻日大使墨菲（Murphy）参加。我和孙元一海军参谋长并未能进入会谈现场。

一头银发的李总统首先和日本的吉田首相进行了合影，接着，两人便分别与各方的会谈代表一起进入了会场。我和孙元一总长一起在会场外等待。

会谈最终“破裂”。李总统曾在1952年1月宣布“李承晚线”，对海上越线的日本渔船进行无条件的逮捕，因此，当时的韩日关系非常不好。“李承晚线”非常形象地体现了李总统不甘被日本的气势所压迫的性格。

会谈结束后，按照驻日公使金溶植的说法，在会场中，一直是李总统在发言，日本首相吉田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据他说，在谈判中，李总统说“希望两国建交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吉田首相做出了“日本不会再侵略任何一个国家，日本的军国主义绝不会复活”类似基调的回答。

提起李总统的首次韩日首脑会谈，人们经常会谈起一个话题。那就是有关“朝鲜老虎”的内容。说的是李总统在会谈中的表现被人们传成了英雄般的神话。

内容是这样的。会谈中，吉田首相忽然提到了老虎的故事，问到“听说韩国有很多老虎，现在还有吗？”李总统大声说道“现在早没了，壬辰倭乱的时候，全被加藤清正抓去了”。

这个故事首先在日本东京市内传开，主要在备受日本人凌辱的韩国在日同胞群体中广为流传。后来传到了韩国境内，人们认为这是“李总统痛批日本的壮举”，便迅速传了开来。后来，直到韩日正式建交的时候，这段故事还总被人们挂在嘴边。

这是因为，李总统曾执意划定排日性质的“李承晚线”，并对越线的日本渔船进行无条件抓捕，而且他将自己的半生都献给了追求祖国独立的事业，人们对他抱有非常高的期待。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作为一位烈性子的独立运动家，李总统自然会教训吉田首相。

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人们心中的李总统也与李总统真实的性格有所出入。正如我在之前常常提到的一样，他是一位深谋远虑、谨慎慎重的总统。只是一些人认为拥有超强气魄的李总统是那种很容易发脾气、经常训斥人的性格。

如果李总统的性格果真如人们想象的一般简单暴烈，他又怎么可能在日帝强占期结束后混乱的解放政局中独占鳌头，成为韩国的首任总统呢？李总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他总是深谋远虑，在对周边情况进行缜密思索后，再做出合理的判断。因此，有关“朝鲜老虎”的传说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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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32、老练的政治家李承晚

——————李承晚希望缔结平等的韩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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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3年1月6日，在东京首次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的与会代表正在拍照留念。左起依次是美国驻日大使墨菲、日本外相冈崎胜男、日本首相吉田茂、韩国总统李承晚、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和韩国驻日公使金溶植。李总统虽然参加了此次美国安排的会谈，但并不打算着急改善与日本的关系。【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我从当时陪同李总统参加会谈的韩国驻日公使金溶植那里听到了会谈内容。此次会谈韩国的与会代表只有李总统和金公使两人，因此金公使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会谈的内容。

金公使是这样告诉我的，吉田茂首相问李总统“我早期做外交官时曾在中国安东(现在的丹东)的日本领事馆任职，那时听说韩国有不少老虎，现在还有很多吗？”李总统的回答多少有些不搭调，他说“我们国家常说，生儿子要生三个。大儿子用来传宗接代，另外一个儿子去做和尚，但这两个儿子可能会有一个被老虎叼走，所以必须还得有第三个儿子”。

仔细看来，李总统的回答算是用另一种方法肯定了吉田首相的问题，但这并不算是正面的回答。事实上，吉田茂的外交官生涯是从中国丹东的日本领事馆开始的，曾经也应该经常进出韩半岛，因此听说了韩国老虎多的事情。虽然有些乏味，但这就是李总统和吉田首相在谈话中有关“朝鲜老虎”的所有内容了，并没有其他深意。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情在民间被添枝加叶，逐渐传开，变成了上一篇中提到的“李总统发威，强烈指责吉田茂”的故事。

不过，我注意到，李总统在离开釜山水营湾机场时、抵达日本羽田机场走下飞机时、以及在“前田屋”会场进进出出时，脸上的表情始终如一，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问题。

正如之前已经介绍的那样，会谈最终以破裂告终。对于饱受日本强占之苦的韩国来说，现在与日本建交还很难在情绪上被接受，韩国人心中的那堵墙还非常坚固、厚重。李总统非常清楚这些，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这一点。

虽然我们在东京停留了两日，但李总统与吉田首相仅进行了一次会谈。安排此次会谈的美国方面也似乎意识到无法再做进一步的强求，于是我们一行人在1月7日离开了日本。

李总统夫妇和海军参谋总长孙元一、我以及其他随行秘书一起再次来到羽田机场，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发现，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一年前参加停战会谈时曾接到突然的命令要我“去一趟日本”，才刚刚来过这里，但此次陪同总统的途中看到，日本与一年前的日本已经大为不同，看上去发展了许多。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得益于韩国战争，在二战中几乎被彻底毁灭的日本借助邻国韩国发生的战争发了一笔横财。这个曾经殖民强占韩国的国家现在重新站了起来，这让我们一行人感到非常不快。

一路上到处都能看到美军和日本警察，戒备森严。据日本人说，这是为了应对可能来自未知势力的恐怖袭击。在羽田机场，在李总统抵达日本时就曾前来迎接我们的韩国同胞再次挥着太极旗给我们送别。

飞机起飞后，我们有机会和李总统进行简单的对话，非常小心地问起了会谈的问题。还有人问道“总统为什么不趁着在日本的时候，把韩日建交的事情定下来呢？”但总统的想法却并非如此。

李总统说“此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改善与日本关系的问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得到解决”。他说此话的时候有些百感交集，话中蕴含着深意。总统接着说“首先要彻底终结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做奴仆的时代，等待新的观念生根发芽，才能建立与日本对等的关系。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很难真正与日本建交。为了做到这点，我们还要等上三四十年”。

李总统对韩日关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他认为，在日本殖民统治带给韩半岛国民深入骨髓的伤痕彻底消失之前，韩日两国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外交关系的。

李总统是在美国的安排下参加了此次为促进韩日关系正常化而举办的首脑会谈。他并无法无视美国，因此，虽然他参加了会谈，但他知道实际上韩国很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他很清楚，韩国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仅过了8年，民族意识尚十分强烈，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匆匆改善对日关系，作为韩国总统将是十分危险的行为。

李总统认为，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幅强化韩美关系，打退朝鲜和中共军，强化韩国的国际地位。改善对日关系的问题还需要放在后面。

总统总是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总能看清什么才是当时韩国最迫切的需要，分清楚什么是无法做到的，什么才是能够达成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能够洞察时代的政治家。

按照总统的性格，不管对日本怀有多深的憎恶，都不会冲动说出“老虎都被你们抓去了，现在韩国没有老虎”这种逞一时之快的话。作为韩国的总统，他不仅洞悉围绕韩国的国际政治局势，而且深谙韩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他是一名老练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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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33、成为四星大将

——————李承晚“白总长，你是韩国的首位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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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位拿到四星级大将军衔的白善烨将军的晋级仪式并未留下一张正式的照片，当时贫穷的韩国没有能力为正式活动拍照留念。图为晋级为大将军衔一年之后，参加景武台活动的白善烨大将（前左一）正在与李承晚总统握手。【白善烨将军 提供】

那个年初过得非常繁忙，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构想、去准备。值得庆幸的是，前线并未发生大的变动，也许是受到了严寒天气的影响，敌人并没有显示出新的动向，战线上的一切都显得非常稳定。大邱的陆军本部也一片平静，除日常事务外，没有发生任何新的情况。1953年的第一个月就这样接近了尾声。

在陆军本部，我的办公室是单独的。因为参谋总长的地位很重要，不能与其他人共用一室。我隔壁是参谋们的办公室。参谋次长以及其他几位局长和室长在一起办公。时任参谋总长秘书室长的是朴振锡（音）将军，他负责我的日程和参加活动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工作。一天，我无意中看到朴室长在来来回回地寻找什么东西，非常奇怪，于是我将办公室的门略微打开，从门缝中看到朴室长正拿着什么东西经过，一眼看过去，他手中拿的是带着四颗星的将军肩章。我是一个对自己的事情非常上心，但对那些跟我没什么关系的问题却没有丝毫兴趣的人。因此当时脑子里虽然也闪过“他为什么拿着将军肩章呢”的念头，但随即便忘掉了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无意中看到的朴室长手中的肩章其实是为我准备的。记得是那年的1月31日，我接到了釜山景武台的电话，说“总统找你，赶快过来”。我想不出来总统为什么要叫我，想着“大概是有新的命令吧”，就前往了釜山。

美八军司令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也来到了景武台。当时他处于马上就要离开韩国的状态。他希望结束长期的军人生活，回到美国过一名平凡市民的生活。总统还没有出现，我便在等候室中等待总统。但是，景武台的秘书官们看上去有些不同寻常，他们在景武台内不断来回走动，似乎在准备什么。我看到一位秘书官手中拿着盘子之类的东西，看上去很像我曾在陆军本部看到朴振锡秘书室长拿过的四颗星大将肩章。

接着，我按照秘书的吩咐下从等候室来到了接待室。稍微等了一会儿之后，李承晚总统和范弗里特将军一起进来了，我向着他们行了军礼。忽然，接待室中的一位秘书用郑重的语气说道“白善烨将军的晋级仪式现在开始”。

我大吃一惊，呆呆地站在那里。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三颗星的将军，再晋级就是大将了。瞬间，我觉得头脑发昏，不知所以。四颗星的大将是一个象征性的职位，然而在当时的韩国，国军的战斗能力还尚未增强，还只能凭借10个师团，依靠美军的援助勉强抵抗朝鲜军和中共军的进攻。在这样的韩国出现一个大将，简直是匪夷所思。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要举行晋级仪式……而且，我才刚满32岁，一年前做智异山游击队围剿司令官时才获封中将。但事实就是如此，李承晚总统一言不发地走到了我面前。

李总统和范弗里特将军分别占到了我的左边和右边，他们两人从秘书手中接过肩章，分别把它们戴在了我的衣领上。接着，李总统满脸笑容地对我说“白总长，你成了我们国家的首位大将。要是在以前，只有国王才能得此殊荣，但现在是共和国了。来，祝贺你”。

我更加难以置信了。国军在1946年以国防警备队的名义创立，经历了1948年韩国建国，然后在韩国战争中被朝鲜军队打得节节败退，现在才刚刚站稳脚跟。在这样的现实下被晋升为韩国的第一个大将，我虽然也感到非常激动，但想到在自己之前浴血杀敌阻挡中共军侵略的那些前辈们，想到自己的军衔要超越他们，我更多的是感到惶恐。即使在强大的美军中，拥有四星军衔的大将也为数不多。美军每20万兵力安排一位大将，加上陆军参谋总长、各联军司令、海军和空军参谋总长、海兵陆战队司令等人在内，一共也只有十几位大将。韩国的兵力和武器装备自是无法与美军相比，而在这样衰弱贫乏的韩国军队里，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戴上大将的肩章。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成为了一名大将。李总统嘴中的“以前只有国王才能得此殊荣”是暗指我成了一名“元首”。元首便是负责统帅一切的人，这与旧时代国王的职权甚为相似。但是，权力和责任总是相影相随的，这便意味着，我肩上的责任比陆军参谋总长更加重了许多。我带着四颗星的肩章参加了当天下午举行的范弗里特将军的学位授予仪式。

那是我晋升为大将之后参加的首次正式活动。范弗里特将军就要退役了，在战争中搬到釜山避难的首尔大学决定授予即将离开韩国的范弗里特将军名誉博士学位。自然而然地，出席仪式的其他人都得知了我晋升的消息。然而，比起我晋升的事实，当时我脑中却一直盘旋着韩国最优秀的志愿者——范弗里特将军即将离开韩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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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听说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死亡”……元山前海密苏里舰上接到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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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韩国提供全面支持抵抗共产军侵略的美国第八军司令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在离开韩国之前，于1953年1月获得了首尔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当时，首尔大学为躲避战乱搬到了釜山。图为学位授予仪式结束后，出席的重要人士们一起拍照留念。前排右起第二位是范弗里特将军，白善烨将军在前排最左边。【白善烨将军提供】

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曾无数次地出现在这本回忆录中。对于当时正遭遇战祸国难的韩国来说，他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人物。他是一位不遗余力为韩国提供火力支援来支撑起国军后方的将军，甚至经常被华盛顿政界指责“过度消耗弹药”。对于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问题，他甚至比韩国政府还要积极。在1952年我统帅2军团作战的时候，他就曾主导为国军培养了一批炮兵。在后来美国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访韩时，也是他让我准备了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详细计划。

这样的他就要离开韩国了。接任他的是麦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中将。在当时，我们没有任何途径去了解这位初来韩国赴任的将军，因此，我们也不禁担心，这位新上任的将军会不会像范弗里特将军那样致力于强化韩国和美国的关系。范弗里特将军在那年的2月份离开韩国并从军队退役。为表示对他的感激和尊敬，当时迁往釜山避难的首尔大学特地给他颁发了名誉博士学位。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韩国，首尔大学甚至没有条件为范弗里特将军置办一个像样的颁奖场所，于是颁奖仪式就在庆南道道厅中勉强举行。仪式在一片庄重的气氛下进行，首尔大学向范弗里特将军表达了深深的谢意，感谢他在韩国任职第八军司令的1年零9个月里，向韩国提供的重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他离开韩国后，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弗罗里达州波克市（音）郊外的农场，平静度过了余生。他在晚年成立了韩美财团和韩国协会（Korea Society），直到最后都致力于增进韩美友好关系。为纪念他的功绩，韩国协会设立了“范弗里特奖”，表彰每年为韩美友好做出贡献的人。2010年，我得到了这一奖项。在美国从韩国协会那里接到范弗里特奖的时候，我不禁再次回想起了这位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给韩国提供援助的“巨人”的身影。

新任美八军司令麦克斯维尔·泰勒是空运师师长出身。他性格刚直，是一位曾经历过诺曼底（Normandie）登陆战和卢森堡（Luxembourg）战役的二战猛将。我在之前也曾对他进行过简短的介绍，他精通七国语言，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将军。特别是，他非常喜欢日本和日本人。

他曾在中国和日本任职。其间，日本刺激了他的好奇心，使他对日本怀有很深的好感。我后来听说，他在来韩国就职之后，曾特地研究过韩国部队将军们的名单，对出身于日军士官学校的李亨根将军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他这是在为美八军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当时，比起我这个陆军参谋总长，他更喜欢出身于他心中“日本最顶级精英培养基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李将军。但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成为了我仅次于范弗里特将军的最好伙伴。在实行增强韩国国军作战能力的计划上，他是我最好的搭档。但他并不是一位单纯在前线作战的指挥官，他曾在日本做过武官等，拥有很多除前线作战之外的经验，这也是他精通日语等七国语言的原因之一。因此，比起一位单纯的野战指挥官，他更像是一位军政专家。

因此，对于泰勒的赴任，有人推测，美国将其任命为美八军司令是为了尽快促成韩国战争停战。事实上，我也有这种感觉。从战争爆发算起，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

前线的高地争夺战仍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同时，停战谈判也在继续。共产方面似乎已经对停战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算计；而在我军方面，虽然李承晚总统一直坚持“北进统一”，但美国和联合国军参战国也已经开始掂量停战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共产方面决定结束长时间的踌躇算计、积极对待谈判的契机忽然从天而降。这一转机到来时，我正在东海元山的前海海上。1953年3月5日，应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约瑟夫·克拉克（音）提督的邀请，我正在舰队的“密苏里号”上做客。

为视察美军第七舰队在元山前海对朝鲜进行炮击的情况，我与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一起登上了舰艇。在1952年冬，我曾登上第七舰队的“新泽西号（New Jersey）”来到元山。当时，美军登上了元山前海的丽岛，甚至建立了海军陆战队阵地来对朝鲜施压。我登上丽岛，观看了美军舰艇对元山进行炮击的场面。

1953年3月的此番视察也是为了观看炮击情况。我们登上“密苏里号”，来到了元山的前海海域。舰队司令克拉克正在给我们讲解炮击情况时，忽然接到了什么消息，然后他安静地说“刚接到最新消息。今天，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死了”。挑起韩国战争的最高幕后指挥斯大林死了。停战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契机就这样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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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朝鲜无力海战


————如果失去西海五岛，首都圈的经济活动将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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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参加韩国战争的美海军航空母舰上，随着一架刚刚结束炮击任务的飞机遥遥晃晃地停落在甲板上，一个5英寸的火箭弹（白圈内）掉落了下来。幸运的是，这枚火箭弹并没有爆炸，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美国海军的守则是，完成炮击任务的飞机要将剩余的炮弹全部丢到海中之后才能回到航母。然而即便如此，偶尔也会出现类似的事故。【美国国防部提供】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支援韩国的美军舰队前进到了元山前海，并对朝鲜进行炮击，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在当时，不仅元山前海，东海上的清津和城津，甚至连豆满江入海口地区都是美国海军的作战海域。

在西海，情况更是如此。当时的美军舰队打到了现在北方界线（NLL）以北很远的朝鲜海域，不仅平壤旁边的南浦地区，连鸭绿江的入海口龙岩浦一带都在美国海军的控制之下。作为韩国的陆军参谋总长，为观察美军舰队的炮击情况，我得以经常登上“密苏里号”（Missouri），就像进出自己家那样频繁进出元山前海。虽然我从未观看过美军北上西海作战的情况，但只要愿意，在当时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是因为，在当时韩半岛的这场战争中，美军已经牢牢控制了所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美军利用海上和空中武器装备的绝对性优势牢牢控制住了敌人。因此，在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利用手中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进一步拓宽我军的作战区域。

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特别是关于西海和NLL，有一点我们必须铭记——我军之所以要拼命拿下西海五岛，并不只是因为手中有强大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而是因为，一旦西海五岛被敌军占领，那么韩国的首都“首尔”将很难继续发挥首都的作用。如果白翎岛、延坪岛、大青岛、小青岛等落入朝鲜手中，我们的首都首尔的汉江将变成一条“死江”。

那样，汉江流入西海的入海口将成为敌人动辄发起挑衅的是非之地，我们便只能对其进行军事管制。如果如此，这条环绕首都流淌的汉江必将失去其生命力。

由此，将不得不强化包括仁川在内的首都附近的京畿道西北部一带的军事管制，最终，将会使首尔以及京畿北部地区成为无法保障平民自由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地方。所以，西海五岛的归属在战略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有关NLL以南西海五岛的归属问题，在停战谈判期间以及以后的二三十年内，朝鲜都没有提起任何异议，然而在最近，朝鲜对西海五岛的主权主张却愈演愈烈。对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理会。比起当时挑起这场战争的朝鲜军队，我军拥有更加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因此，为了保护首都首尔和京畿北部一带，我们对西海五岛行使自卫权是必不可缺的举措。

朝鲜最近频繁对白翎岛和延坪岛地区进行挑衅，只是意图挽回当年失利局面的阴谋而已。我们绝不会允许自己用鲜血和汗水保卫下来的海上警界线发生任何改变，这是明明白白的真理。

1953年3月5日，在元山前海“密苏里号”上的我听到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后，不禁思绪万千。是他与金日成一起策划了这场在韩半岛上的残酷血战，是他煽动并助长了这场战争。金日成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才敢于发动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现在他死了，必将给战局带来决定性的变化，双方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也必将受到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共产方面的核心人物，斯大林的死亡必然会给当时这片土地上西方与共产主义之间炽烈的斗争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停在元山前海的美军军舰正对朝鲜进行猛烈的炮击，大规模战舰的炮弹威力自是不容小觑。之前我曾提起过，战舰舰炮的炮弹造价非常昂贵，每发价值约1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当时一辆高级汽车“凯迪拉克”（Cadillac）的价格。即使如此，美军的舰炮还是不断地飞向朝鲜。

当天，恰好在克拉克提督的舰队中发生了一起事故。刚执行完炮击任务从朝鲜上空返回的一架轰炸机在降落时，将航母的甲板撞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这架轰炸机没有将轰炸朝鲜的炮弹用完便试图着陆，和甲板发生撞击导致炸弹爆炸，造成了这起事故。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按照规定，美军海军飞行员在回到航母之前，必须将剩余的炸弹丢到海上，然后才能着陆。这场事故是由于飞行员违反了这一规定而引发的。克拉克提督听到报告后非常气愤，脸涨得通红，他将飞行员及其上司全部交到“密苏里号”上，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克拉克将军这次发了很大的火，以至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断地反复对部下发脾气。这在上下级别的区分不怎么严格、气氛相对轻松的美军部队中，算是难得一见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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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新任美八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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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板门店的停战协定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图为美军最高指挥官们在板门店前合影留念。照片最右边的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右数第三位是当年2月刚到韩国赴任的新美八军司令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他非常关注停战后韩国国军增强兵力和韩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问题。该照片刊登在照片专业杂志《LIFE》上。

之前我已经介绍过麦克斯韦尔·泰勒（1901~1987）这位新上任的美八军司令，他于1953年2月来韩国赴任。前段时间韩国播出了美国电视剧《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该剧以二战期间表现突出的空降部队真实故事为背景拍摄而成，讲述的即是美国101空降师属下空降部队的故事，泰勒将军当时就担任美国101空降师的师长，而在二战时领导82空降师作战的马修·李奇微将军也曾历任美八军司令、后来被调往东京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也就是说，二战时在欧洲战场表现卓越的美国两大空降师猛将都曾来韩国战场赴任指挥。

那年2月的一天，我与即将离开韩国的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1892~1992）一起，前往汝矣岛机场迎接抵达韩国的泰勒将军，泰勒将军走下飞机，和范弗里特将军愉快地互致问候之后，与我首次见面。作为一位曾在二战中担任空降师指挥官的将军，他看上去非常冷静强韧，非常有涵养。美军的高级指挥官大多接受过长期的训练，并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都是军人中的精英，而泰勒将军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不仅拥有非常丰富的一线战斗经验，而且拥有卓越的行政能力。

作为一名指挥官，他有着自己的领导哲学，那便是“指挥官要处变不惊（Commander never surprise）”，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是他对自己长时间战斗经验的精练概括，从中可以看出泰勒将军的性格为人。

“处变不惊”强调的即是战前的周密准备，这一哲学的核心是，要预测到眼前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并进行周密应对。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指挥官与那些做不到的指挥官有着天壤之别。

在关乎无数战士性命的战役中，一位做好万全准备的指挥官能够顺利带领部队取得胜利；即使在战斗中失利，他们也能凭借之前的周密部署，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为部队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哪怕在遭遇预料之外的危机时，事前的多方准备也能让他们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这便是泰勒的哲学。

他很像为美国陆军奠定根基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1880~1959）将军。马歇尔将美国陆军打造成为世界最强的军队，并亲自培养出大批美国引以为豪的陆军将领。但是，马歇尔将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更是一位军政家，对行政及政治有着敏锐的触觉。马歇尔在二战时担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成功带领部队取得战争的胜利，此后，他还担任过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顾问，并参加了雅尔塔（Yalta）和波茨坦（Potsdam）会谈。最引人瞩目的是，马歇尔将军便是战后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策划人。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他看作是一个军人，军人出身的马歇尔因这个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而得到了195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成功地将自己在军事上卓越的战略眼光转移到了行政和政治领域，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人物。

在这些层面上，泰勒将军非常像马歇尔。泰勒将军在担任美八军司令后，历任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又被任命为美国驻越南大使。他精通七国语言，在来韩国之前曾以武官身份被派驻日本等国，而现在，他即将把自己累积的行政才能用在韩国的土地上。

作为一位兼具各方面才能的卓越指挥官，他看待韩国的眼光非常独特。他的前任范弗里特将军一心关注如何提高韩国国军在战争中的战斗能力，是韩国的恩人，而泰勒将军则将目光放在了战后的韩国上。停战很快就要达成了。随着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Stalin，1879~1953）死亡，停战的气氛也越来越浓。那么，信奉“指挥官要处变不惊”的泰勒将军当时在准备一些什么呢？他和美国对韩国当时的情况看得非常透彻，认为当务之急便是迅速增强韩国国军的军力，将共军赶出韩半岛。

但是，即便是在美军的帮助下，韩国国军能够增强的实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那么增强国军战斗力的计划也只能是一时之举。泰勒非常清楚这一点。之前的范弗里特美八军司令处在韩国战场战火猛烈的环境中，为支撑战场前线的战斗，他非常匆忙地进行了一系列增强国军战斗力的措施，那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然而，泰勒将军所面对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需要着眼停战后的事情。那么，习惯做好事前周密准备的泰勒将军会拿出怎样的策略呢？我开始理解他与前任不同的做法。在斯大林死亡之后，停战谈判忽然进展迅速，曾经一味拖延时间的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的行动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看上去停战似乎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准确把握新任美八军司令泰勒将军的性格，便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配合他的思路，成功解决停战后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等的问题。但是，由于新任司令和前任在性格及工作方式上都有着很大差异，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矛盾。很快，这种矛盾便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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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在培养炮兵将领的问题上绝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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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春中共军瞄准首都首尔展开春季攻势之时，美八军司令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自中央厅至麻浦布置了400门大炮对阵中共军的大规模兵力，展开了强势反击。照片拍摄的是当时中央厅门前进行炮击的场面，对于当时的国军来说，迫切需要继续培养一批强大的炮兵。【中央照片】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提高韩国国军的战斗力，最重要的是从数量上将国军从10个师增加至20个，当然，还必须配备有力的武器装备。

但是，只增加师数量并不等于提高了战斗力，想要从实质上增强国军实力，必须培养炮兵部队。在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的全力支持下，早在1952年我在江原道小土古味(音)担任国军第二军团长时期，就已经展开了培养炮兵的工作和集中训练。

但问题是，师属下的这些炮兵指挥官军衔都太低，师长多为少将或准将军衔，因此他们属下的炮兵指挥官大多只有中校级别。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现代化战争中必不可少的炮兵重要性，因此很多国军师长都不能好好利用自己属下的炮兵。

部分师长由于不理解大炮通过调整发射角度来调整射程和设计坐标等技术上的原理，经常瞎指挥，要求炮兵指挥官“从这里开炮”、“在部队附近发炮”等。甚至有炮兵指挥官因为反驳师长的指示，解释“不用去部队附近，在布炮阵地就能够打中目标”，而遭到了严厉的殴打。

在这种情况下，给各师安排的一个炮兵大队根本就发挥不到真正的作用。因此，在增加每个师炮兵兵力配置的同时，还需要提高炮兵指挥官的军衔，至少拥有副师以上的级别，他们才能与各师切实沟通。

1952年秋的一天，我在升任陆军参谋总长后，从陆军参谋本部行政参谋部长申应均少将那里听到该报告。当时他在向我报告国军炮兵部队的情况时提到了这些问题。申少将当时建议，从步兵副师级的大校中选拔优秀人才，使他们接受一定时期的炮兵教育后，将他们转至炮兵部队担任指挥。当时正是按照范弗里特将军的意思，忙于将国军炮兵增加到17个大队的时候。没有远程大炮的火力支持，国军在对敌作战中常常不堪一击，因此，为快速增强炮兵兵力，在火力上压倒敌人，当时不仅需要从数量上增加炮兵兵力，还急需培养专业的炮兵指挥官来带领作战。

我积极研究了申应均少将的报告，认为这份报告做得非常及时，另外，这也有利于展开步兵和炮兵的“步炮联合作战”。因此，我批准了他的这份报告。美军师的炮兵司令官也都是准将级别，如果炮兵司令官拥有与副师长一样的军衔，就能保证“步炮联合作战”能够毫无摩擦顺利进行。按照申应均少将的报告，我从步兵中选出了16名大校和一部分中校级军官共30人，将他们送往了光州的炮兵学校接受教育。当时是1952年10月份左右。

他们在第二年1953年1月结束了为期9周的教育，我还特意拜托当时在小土古味的美军第五炮兵团的理查德·梅右（音）将军，让他们在当地进行现场实习。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预料之外问题。在通过周密的教育课程将这批军官培养成炮兵指挥官之后，正打算给他们晋级准将，将他们派往一线部队时，我的计划却遭受了意外的障碍，那便是新上任的美八军司令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

在他上任后不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有事相商”。于是我前往了首尔东崇洞的美八军司令部，看到我进了办公室，他说“白将军，给韩国国军炮兵指挥官晋级的事情还是就此作罢吧”。紧接着他讲起了自己的经验，他也是炮兵出身，他的意思大概是“炮兵是无法像韩国现在正做的那样，在短期培养出来的，炮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兵种，即使学习一辈子，也无法完全掌握其中的知识，所以，还是放弃短期培养炮兵指挥官的计划吧”。

他的想法并没有错。作为一个将“做好万全准备”作为自己指挥哲学的美军将领，他自然会这么想。但是，当时韩国处于紧迫情况。当时的韩国国军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炮兵指挥官，就只能面临常被敌人打压的命运。

后来我才听说，美八军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韩国国军的炮兵将领从中作梗。部分炮兵将领担心从步兵中选拔出来的优秀指挥官在转移到炮兵部队之后，可能会挤占自己的地位，因此在背后向美八军炮兵部长说了些话。

但是，我并不打算就此退缩。我委婉地向这位新任的美八军司令说明，韩国国军的人事问题是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固有权力。我没有正面顶撞他的意思，只是用婉转但坚定的语气强调了这一点，接着我说“选拔出的将军们都很优秀，请您在见过他们之后再做决定”。

我这样提出了相互让步的方案，泰勒将军似乎也在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但当时他正好有急事要做，因此，他最后对旁边的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莱恩少将说“你代替我和白将军一起见见他们，然后向我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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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朴正熙的前科再次被提上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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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1年3月，美国海军正对准共产军阵地炮击。对于火力不足的国军来说，在迎战共产军的过程中，急需培育出一批现代化炮兵部队，为此，1953年，白善烨陆军参谋总长选拔了16名陆军大校，计划将他们培养成炮兵指挥官（准将）。朴正熙前总统便是其中之一。

我没有打算就此放弃。我认为，既然话已经说出来了，最好还是赶快把事情办了。从东崇洞美八军司令部出来之后，我与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一起前往了江原道小土古味(音）。

到达小土古味之后，莱恩少将向美军第五炮兵团长理查德·梅右（音）将军要到了从韩国国军步兵中选出的预备晋级将军的人员名单，梅右将军很快便递过了候补人员的个人信息卡。莱恩少将打算就地进行面谈。

我为他们进行了翻译。16名国军步兵大校依次与莱恩少将进行面谈，我将他们的话原封不动地翻译了出来。作为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少将非常了解韩国的情况，在面谈结束后，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满意。

他对我说“他们都非常优秀，这样的将领还能到哪儿找呢”，给16人全部打了“合格”。他说，预备将军名单上的“朴正熙”尤其令他印象深刻。

随后我们回到首尔，听完莱恩少将汇报的美八军司令泰勒（Taylor）也没有再执意阻拦，于是，16名陆军大校就这样一次性全部晋级成了将军。刚起步的韩国国军如此大举晋级陆军将军，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更何况他们都晋级成为了炮兵将领，更是备受瞩目。

但最后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批人中大多都没有任何足以被“取消资格”的前科，除了朴正熙大校。朴正熙曾在韩国喧嚣一时的南劳党中短期担任过军人负责人。他在韩国解放后从中国回来，在故乡龟尾和大邱停留期间曾在南劳党组织任职。

之前我就曾详细叙述过，朴正熙前总统因为这些经历，在1948年我指挥进行肃军运动时被逮个正着。当时在第一轮调查中，他曾因在南劳党内部军事部门担任要职，而被军法会议判处死刑。但是，他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活动。

他只是担任的职位听上去很重要罢了，在军队内部，他并没有直接进行过将其他人拉拢到南劳党的工作。当时陆军本部情报局旗下的反间课长金安一和金昌龙大尉等曾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可以证明这一点。

时任反间课长的金安一还曾特地因为这个问题而找到我，为他在陆军士兵学校时的同期生朴正熙少校（当时的军衔）喊冤，我最终同意了他的陈诉，决定放了朴少校。当时直接或间接涉入调查过程的金昌龙大尉也同意了我的决定。

但是，一个人的“污名”从来不会轻易消失。而且，在当时金日成挑起的这场战争给韩国带来惨痛灾难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左翼势力的军人都必然会受到高度的关注。

说服新任的美八军司令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让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与国军将校们直接面谈，确定下将16名陆军步兵将校全部晋级为准将军衔的炮兵指挥官的方案之后，我便抽身投入了自己繁忙的日常工作。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景武台相关者打来的电话，说“总长先生，此次晋级的这批炮兵将校中有个人有问题”，我问“你说的是谁”？当时我将朴正熙大校的“前科”和我曾赦免他死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电话那头说“是朴正熙大将，之前在肃军运动时，他不是曾因在南劳党做过军事负责人而被判过死刑吗”？我没有回答，等他继续说下去“总之，还是取消这个人的晋级为好”。

但我的想法却全然不同。事情已经过去，而且我曾亲自赦免了他，当时的反间课长金安一和金昌龙大尉通过对警察和军方进行的清肃左翼势力的详细调查早就洗清了他的嫌疑。朴正熙大校虽然当时身在南劳党，但并没有被查出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活动。

正是因为如此，当时我不惜去陆军最高指挥部申请许可，在最后一刻救下了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朴正熙少校。如果中间被查出有任何微小的问题，朴正熙少校也不可能幸免于难。更何况，当时我们正是需要尽可能聚集人才的时候。

我之所以顶着美八军司令的反对，选拔出16名优秀的炮兵将领，就是因为韩国国军迫切需要增强炮兵的实力。而且朴正熙大校是曾被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称赞为在面谈过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卓越人才”。

虽然刚入门炮兵队，但朴正熙大令不仅拥有稳重的作战执行能力，而且具备炮兵需要的出众的敏感度和计算能力。我丝毫不打算放弃，并不是因为我对朴正熙大校有多大的偏爱，是因为在当时的非常时期，错过任何一个人才都将是我们的损失。

我对电话那头等我回答的那位相关者说“不要改动朴正熙大校的人事决定，要按照原方案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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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与朴正熙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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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当时担任管辖首尔地区的国军第六管区司令的前总统朴正熙（照片正中）正与美军统帅相谈甚欢。推测该照片应该拍摄于1959年，当时他的军衔是陆军少将。不管是在1953年晋级准将时，还是在1958年晋级少将时，朴前总统每次都会因其之前在南劳党做事的经历而遭受重重挫折。【中央照片】

由于我曾亲自处理过有关朴正熙大校的那些嫌疑，因此他在南劳党做事的经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而且是通过合法程序并参考了他的嫌疑事实和军法审判的判决结果之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朴正熙当年担任南劳党军事负责人时做过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在1948年肃军运动时就已经被送上断头台，并迎来不同的命运了。然而，正如当时为他求情的反间课长金安一说的那样，朴正熙只是挂了南劳党军事负责人的名而已，并没有做过任何拉其他部队士兵入伙的行为，也没有组织过任何人进行过任何活动。

当时肃军运动的工作调查组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并通过我将调查内容报告给了陆军最高指挥层，从而朴大校获得了缓期执行的判决，并最终脱去了军装。现在有人重新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由于没有从事过实务工作，因此朴正熙大校晋升为将军的事情可能就此搁浅，因为有人认为他还有嫌疑。但朴大校在肃军运动当时被迫脱去军装后，随着战争爆发，他再次参军，一直非常努力，并且凭借冷静细致的业务能力获得了身边人的极高评价。然而，当他转到炮兵部队后，在晋升准将的过程中，忽然有人再次把他的所谓“前科”拿了出来搅事。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就轻易错过一个人才。更何况，朴正熙大校的问题是我亲自处理过的，因此我不能因为一些不甚明确的原因而取消对他的晋级。我无视了景武台打来质问“朴大校的身份是否有问题”的电话，回答说“这件事情我会看着办，不要担心”，将电话顶了回去。最终朴大校按照计划获得了晋级。

但类似事情不止发生了一次。虽然我和朴正熙前总统并没有什么深的交情，我们却先后结下过数次缘分。我们之间从未面对面相互交托过什么，也从未一起吃饭讨论过什么问题，我们之间大多都是非面对面的“远距离缘分”。

他在成为总统之前曾经历过数次挫折，每次都是因为他建国后曾在南劳党做事的经历以及后来肃军运动中接受调查的问题。在1948年的肃军运动中勉强捡回性命的朴正熙在后来晋级将军以及升任军部要职时，都会经受这一考验。

在晋级准将之后，1956年，他迎来了第二次考验。当时他担任中东部战线的第五师团长。那年初春下了很大的雪，第五师团不幸遭遇雪灾，死了不少将士。如果要就这一事件问责，那将是相当大的责任。恰巧当时适逢我在为第五师团附近的第三师团的事故负责，还曾向李承晚总统提交了辞呈。但大度的总统没有追究，说“天灾难测，非人力可为嘛”。朴前总统也因此一起度过了危机。

后来的一次考验仍是晋级的问题。1958年，他晋升为了两颗星的少将。当时，我第二次担任陆军参谋总长。针对他的晋级，有人再次以同样的理由，提出了更加严厉的反对。但我也用给朴前总统晋升准将时同样的理由，为他挡下了这些问题。

这样看来，我算是在朴前总统进入部队到升任少将的过程中数次救过他的人。他最终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总统，并为将韩国打造成如今的世界经济强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在朴正熙前总统的政治生涯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只是想说明，在建国后1950年前后，韩国不仅被卷入了严峻的国际环境，而且还遭受了朝鲜南下的共产军的侵袭，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为使韩国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人物参与其中。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挽救朴正熙这个顶有南劳党军事负责人的名号，却从未真正给南劳党做过事情的人物，并在以后他每次遭遇人生的关口时都能助上一臂之力。我们无法否认，是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带领韩国迅速摆脱战争的灾难，为韩国的重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朴正熙大校以后成为总统后，指引韩国经济创造“汉江奇迹”，扬名国际，为韩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相信任何韩国人都不会反对。以后我还将继续提到他后来遇到的人生关口。总之，在1953年，我作为陆军参谋总长，在他晋升为准将的过程中拉了他一把。他最终拿到了将星，以后还升至少将，并在1960年和1961年分别迎来了“4.19运动”和“5.16运动”。

历史地看，我与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偶然”，也可算是一种“奇缘”。但是我从未料想过朴正熙这个时常经受挫折的军人会成为后来的总统，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眼中，军人朴正熙只是韩国在艰难地建国过程中所需要的众多人才中的一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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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和华盛顿的分歧

240、停战近在咫尺

————李承晚看不惯他急于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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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死亡后，韩国战争停战谈判的进度突然有了大幅进展，但李承晚总统坚持“北进统一”，公开反对停战谈判。照片中是首尔等大城市的市民举行示威反对停战谈判的情景。该照片刊载在专门照片杂志《LIFE》中。

我记得不是太清楚，大概是在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突然死亡的消息传开之后吧，1953年入春以后，让人感觉气氛与以前有些不同。

李承晚总统越来越频繁提到他一直坚持的“北进统一”的口号，美军看待这位韩国核心领导人物的眼光也越来越不一样。这一切都是因为眼看就要成为现实的停战。

前线长期以来的高地争夺战依然没有停止，但板门店停战谈判中共产方面的代表们却突然表现出了很大的变化，美军似乎也在等待着某种变化。持续了将近三年的韩国站在朝着停战的方向发展，当事者似乎也都在反复权衡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立场。

李总统从一开始就对停战谈判非常反感。之前我就曾介绍过，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951年7月在朝鲜地区开城的来凤庄举行了首次停战谈判，当时我是第一位参加谈判的韩国代表。

我当时前往谈判现场时并没有接到最高领导人李承晚总统的任何暗示。当时的我正在美八军司令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的推荐下，担任江陵的第一军军长，忽然就接到了让我去开城进行谈判的命令。

我认为自己的法律地位存在问题，因此就向我军的首席谈判代表特纳·乔伊（Turner Joy）说明了此事。在此之前，我前往釜山的临时景武台(青瓦台旧称)向总统报告自己将以谈判代表身份参加谈判的情况时，李承晚总统给了我一副非常不愉悦的表情。

在我昨晚汇报之后，李总统说“这些美军有问题，他们一心只想着停战停战，那么多共产军都还没有赶走，这样怎么能停战呢，我们的目标是统一”。看上去李总统对眼下的情况非常不满，但他并没有接着说下去。

在我昨晚汇报之后，李总统说“这些美军有问题，他们一心只想着停战停战，那么多共产军都还没有赶走，这样怎么能停战呢，我们的目标是统一”。看上去李总统对眼下的情况非常不满，但他并没有接着说下去。

因此，虽然以代表身份参加了谈判，但我的身份却非常微妙。因为韩国最高决策人对谈判持反对态度，但却不得不派出代表参加，于是就选择了身份有争议的我前往出席。我对这一点甚为放心不下，于是就向乔伊提督要求“解决我的身份问题”，两三天以后，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李起鹏拿着总统的亲笔信找到了我。

现在边撰写回忆录边回想当年的情景，让我重新想起来，当时提到停战谈判时，李总统的表情非常阴暗，不，不止是阴暗，每次听到有人提起美军主导的停战谈判时，他的情绪都会接近“愤怒”，让人感觉他在怒火中烧。针对停战谈判的问题，李总统经常毫不忌讳地表示“决不允许我们的国土分裂成共产军的北部和我们的南部，我坚决反对国土分裂”。

这样的停战会谈从1951年7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李总统一直坚持自己一贯的主张，没有丝毫改变，不管是在国军部队创建仪式，还是其他有美军共同参与的正式活动中，他都会毫不遮拦地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北进统一”。

回首往昔，在主导开始停战谈判的美国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下台之后，李总统似乎对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抱有相当的期待，他可能期待艾森豪威尔这位曾经的二战第一英雄看待韩国战争的视角与前任总统有所不同，希望他将关注点从停战谈判上挪开，支持韩国将共产军赶出韩半岛。

但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是军人出身，却是带着美国国民要求尽快结束韩国战争的呼声而当选总统的。后来的情况证实，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丝毫扩大战争的打算，只是单纯在履行总统选举时的承诺，他们的目标是尽早促成停战谈判。

华盛顿的气氛逐渐向停战的方向倾斜，停战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其他所有问题都被排在了后面，美国只对如何尽快提高韩国国军应对共产军的对敌作战能力感兴趣。在这一过程中，当时78岁高龄的李承晚总统似乎与美国新出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较了不少劲。

李总统是一位非常强势的人，而且当时他把“北进统一”确立为自己的执政纲领，但总统也是一位老练的现实主义者，他开始严肃地权衡“北进统一”和“通过停战换取利益”这两张牌。美国对于这样的李总统一直持带有忧虑的复杂态度。

在这样的氛围中，1953年4月20日至5月3日，谈判双方在板门店达成了交换部分俘虏的举措。朝鲜金日成和中共军总司令彭德怀接受了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提出的首先交换伤病俘虏的建议，停战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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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和华盛顿的分歧

241、巨济岛俘虏收容所暴动

——————俘虏收容所长反被俘虏抓获，杜德将军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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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2年3月韩国战争战事正酣，巨济岛俘虏收容所中的朝鲜军和中共军俘虏画出苏联斯大林、中国毛泽东和朝鲜金日成等共产政权领导人的画像，并展示了出来。当年5月，要求送还所有俘虏的共产俘虏杀害了希望根据个人意愿自由送还的反共俘虏，引发了一场暴动。【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局】

我们把当时那场俘虏交换活动叫做“little switch”，因为那是在停战后大规模俘虏交换工作开始之前进行的小规模交换活动。

战争不仅会带来大规模伤亡，也会产生众多的俘虏，事实上，战争和俘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战后如何处理俘虏问题，经常是战争结束时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在这场发生在韩国土地上的战争中，我方有美军和联合国军参战，共产方面也有朝鲜和中共军队参战，因此俘虏问题尤其复杂，让人理不清头绪。

共产军俘虏从被我军俘虏的那一刻起便成了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这并不是把他们关起来，然后等适当的时机再把他们释放那么简单的问题，这些俘虏都深深陶醉于共产主义的理念，他们一有机会就宣扬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表现得非常彻底，因此，把他们关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问题。

提到韩国战争时的战争俘虏，我首先想到了一件事情。那是1952年5月初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前往东京赴任时发生的，在他赴任的5月7日那天，负责管辖巨济岛俘虏收容所的弗兰西斯·杜德（Francis Dodd）准将被收容所的俘虏反抓，上演了美军将军反被俘虏抓获成为俘虏的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在韩国战争中被抓的共产方俘虏中，有一部分是被迫投入战争的，他们有的已经感觉到了共产主义的不真实性，有的根本就不认同共产主义的理念，但由于被体制所困而不得已参加了这场战争。在1953年春被关在巨济岛收容所的共产军俘虏中，这类人占了约40%。

当时巨济岛收容所中一共关了约8万名朝鲜军和共产军俘虏，其中有3万2000余人都不打算在停战后回到朝鲜或中国等共产国家，就是所谓的“反共俘虏”，他们并没有闹事。然而，彻底被共产主义理念洗脑的俘虏们却总是惹出事端，他们秘密接受朝鲜的指令，不断在收容所内外制造各种大大小小的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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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杜德将军”是他们制造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当时，杜德将军轻信了声称自己“有要求”，而提出面谈的共产军俘虏，在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面谈时，不幸被早有预谋的共产军绑架。详细来讲，这件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年5月7日下午2点左右，杜德将军根据俘虏的要求，前往第76收容所门前，开门放出了要求面谈的俘虏代表，像平时一样，俘虏代表们向杜德将军提出了粮食、被服、医药用品等物资要求，据说会谈这样进行了约1个小时。

据说，俘虏们还要求“承认苏联为中立国家”，以便在自己被释放后能够被送往苏联，他们不断用这种离谱的要求来拖延时间。就在杜德将军认为面谈已经无需继续下去而起身站起的瞬间，借口倒脏东西而临时走出收容所的20多名俘虏忽然跑来，将杜德将军绑架回了自己被关押的收容所。

这就是著名的“收容所所长杜德将军被绑架事件”。杜德将军最终在俘虏收容所待了四天，他的疏忽导致的这件事情迅速便在华盛顿、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部、韩国的美八军司令部以及韩国国军之间传开了。但比起放松警惕的杜德将军，更加吸引我们关注的却是共产军俘虏们为达目的不惜一切方法的手段和意志。

共产军俘虏就这样不断闹事，他们虽然被关押在收容所中，却不时地制造混乱，做出带有政治性的举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被这起发生在自己刚赴东京上任之时的共产军俘虏的“奇袭事件”所震惊，开始非常重视俘虏问题。

共产军俘虏们表面上总是提出改善待遇之类的要求，但他们真正关注的却是自己在停战后会被送往何方。共产军俘虏要求将所有俘虏全部送回共产主义的朝鲜或中国，丝毫不顾及他们之中还有大约一半坚决不愿重回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共俘虏。

归还俘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停战谈判无休止的谈判过程中，这也是双方争议的热点问题。李承晚总统对这一问题的立场非常明确，那便是绝不会将反攻的俘虏送回共产主义国家。

而且，把具有反共倾向的朝鲜军俘虏送回金日成的共产主义体制，那将是件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可怕事情。此外，虽然停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但李总统仍不断在公开场所强调“北进统一”的口号。

双方协议先交换伤病俘虏的“little switch”便是为了解决这些俘虏问题而进行的试探。一边是大声呼吁“北进统一”的李总统，一边是希望在部分交换俘虏后尽快达成停战谈判的华盛顿，双方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然而，矛盾来的比预期还要快些。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和华盛顿的矛盾

242、斗士李承晚总统

————掀翻华盛顿，李承晚扔的“炸弹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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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为在韩国战争时，韩国总统李承晚（左边）与美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James Van Fleet）一边钓鱼一边交谈的情景，照片的具体时间并不明确。李承晚总统经常会邀请范佛里特将军、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等高级指挥官一起钓鱼、聊天。怀有强烈获胜野心的李承晚总统曾在签订休战协议前与华盛顿展开了激烈的神经战。（中央照片）

李承晚总统是一名斗士。我在他手下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一职时总统已经是78岁高龄了，但即便如此，总统的斗志仍然不减当年。

在我两次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中间还担任要保卫155英里休战线的韩国最初第一野战军司令官期间，我一直都在观察李承晚总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正如他所说的自己的人生历程一样，他总是在为实现自己设定目标而斗争，是一名真正的斗士。

李承晚总统的全盛时期开始于韩国因金日成南侵而遭遇动荡后好不容易从惨祸中站起来的瞬间开始到休战的这段时间。他总是积极地视察前线部队并充满力量地高喊“我们要北进、赶走野蛮人，实现统一”，并且，随着他发挥自己丰富的学识、主导与美国的交涉，他便以不知疲倦般旺盛的精力开始书写了韩国的建国史。

大家都知道，李承晚一直期待着朝鲜王朝的改革，但是却被宣判犯重罪而遭受了7年的牢狱之苦。接下来在日本殖民韩半岛的时期内，他一直都在海外开展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在年纪已经超过70岁的时候，成为韩国的首位总统，然而在建立国家根基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宣扬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和中国，并与之展开激烈的斗争。他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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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为1903年在汉城监狱中服役的李承晚。当时，他因涉嫌有意推翻政府而被逮捕，曾于1899年至1904年被监禁5年零7个月。（中央照片）

李承晚总统一生的全部过程似乎都被战斗所点缀着。他先是与腐败无能的王朝权力斗争，然后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最后还与共产主义展开了一场血斗。所以，在与别人进行的一切斗争时，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厉害，不对，与其说他厉害，或许称他为一名高手似乎更加确切。

1953年4月，首尔连日都在进行反对休战的游行示威活动，每次在觉得时机到来之时李承晚总统就会高喊“反对休战，我们的目标是推进北进统一”，这时，他选择的战斗对象是美国。

他与华盛顿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美国是韩国的盟军，但是在休战问题上，李承晚总统却与华盛顿间展开了十分激烈的神经战。李承晚的最终对手是曾于数月前来过韩国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隔着太平洋的艾森豪威尔试图远程试探李承晚的斗志。其代理人是驻在日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马克克拉克（音）将军。

这应该是真的，我并不是十分了解他在战斗中的内情，因为我当时我并没有亲身参与李承晚总统与克拉克将军进行协商、展开气战的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无论从李承晚总统还是克拉克将军方面我都听到了与协商相关的内容，并得知在什么都无法建立的当时，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曾与美国这个对手展开了非常艰辛的斗争。当时的斗争有时甚至都会到互相斗得脸红脖子粗，好像以后都不会再见对方一样严重的地步。

当时驻于日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将从4月开始逐渐激烈的韩国人民的反对休战游行示威视作是一种“事故”。华盛顿一定要成功签订休战协议的意志非常坚固，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韩国人民的示威运动也如野火燎原一般展开着。李承晚总统对韩国人民的这些运动表现出了旁观的态度。虽然我并不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在旁观的同时提供了帮助。因为在李承晚总统自己不断高喊着“北进统一”的情况下，他对于韩国人民展开大范围的反对休战示威运动肯定是十分欢迎的。

克拉克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Danube）河到鸭绿江》一书中对当时重要的“事件”做了记录。他称在韩国人民展开激烈的反对休战示威运动的1953年4月3日，当时韩国外务部部长卞荣泰会见了美国大使埃利斯布里格斯，卞荣泰部长曾向美国大使布里格斯暗示了韩国政府或许会立刻提出关于休战的相关条件。在华盛顿一直保持不变的要求缔结休战协议的意志与首尔、釜山等韩国各地爆发的韩国人民的反对休战示威运动并行展开着，在找不到妥协点的情况下，美国相关人员在燃眉之际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到要做出转变的李承晚总统的意志上面来。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正式的行动。当年4月24日韩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梁裕灿大使在白宫拜访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梁大使在该场合下转达了韩国关于休战协议的信息。

曾对于该内容非常好奇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美国驻韩大使馆、第8军司令部等在接到从华盛顿传来的韩国景武台的意愿时都非常吃惊。因为该主张包含了完全出乎意料、在韩国当时的情况下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内容。

从韩国，不，是从怀抱于北岳山中的景武台中传出的信息非常具有挑战性，信息中可以看出斗士李承晚总统强烈的果敢精神，此外，信息中还包含有像是极具挥发性、只要点燃一根火柴就会爆炸的巨大爆炸物一样的内容。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43、“韩国国军单独北进”李承晚的反击仍在持续

————“鸭绿江一带由联合国占领管理”不断提出新奇不靠谱的主张……他已经描绘出了以后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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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3年6月25日在中央厅前广场举行的韩国战争爆发三周年纪念仪式上，李承晚总统正在发表演说，李总统身后悬挂着宣扬“北进统一”的标语。1953年5月以来，围绕停战谈判的条件问题，李总统和华盛顿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白炽化。【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1953年4月末，李总统向华盛顿抛出了一条过激的信息，表示“如果停战条件允许中共军队留在鸭绿江以南地区，那么将把韩国国军从联合国军司令部麾下撤出”。也就是说，韩国将收回韩国战争爆发后临时移交给美军的作战指挥权，这就意味着国军将单独北进。

华盛顿收到这条信息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随即迅速做出了举动，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从华盛顿听到这一消息之后，马上从东京飞往首尔。

克拉克将军看上去非常紧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景武台）接待室很阴暗，有些寒意……李总统的表情比想象的要温和很多，但他脸上却依然透着坚定的决心，可以看出他那不打算后退的决然意志”。

两人刚见面时气氛很温和，但随着双方的话题开始涉及重要问题，首尔和华盛顿的矛盾便逐渐一显无疑。克拉克将军问起韩国政府传达的信息有何深意时，李总统只是回答“将根据以后事情发展的情况来决定”。

李总统关注的是朝鲜军俘虏的问题，对于中共军俘虏何去何从，他并不怎么关心。他关注的是，同属韩民族的带有反共倾向的朝鲜军俘虏是否将被送还给金日成的共产主义体制国家，此事让他一直紧绷着神经。

李承晚总统这位老练的“斗士”在当天说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从克拉克将军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经过当天的紧急会晤后，克拉克将军多少放了一点心，因为他在与李承晚总统谈话时，感觉李总统的态度并没有景武台向白宫传达的信息那么强硬。但现在谈放心还为时过早。四天之后，李总统再次给克拉克将军发送了一封书函，要求“在韩国国界线的最北端划出一条缓冲带，由联合国军管理这一地区，直至远东地区达成永久和平”，这里所说的韩国国界线指的是韩半岛与中共和苏联领土接壤的地区。

李总统的这一主张是以美军和联合国军打赢苏联和中共军为前提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韩国与苏联和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就交由联合国占领管理”。

情况越来越复杂。李总统先是提出了要将韩国国军撤出联合国军单独北进的敏感主张，后来稍退一步，表示将“根据以后事情的发展情况来决定”，现在又忽然提出如此离奇的建议。克拉克将军称李总统的这一提议“非常奇特”。

这是一种婉转的说法，实际上是说李总统这一主张非常欠考虑和不切实际。这一提议自然是很难被接受的，李总统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还是提了出来，他的行为让华盛顿陷入一片混乱。但事实上，李总统提出的这一系列主张中，一定包含着他作为一位“老练的斗士”所拥有的高深的战略智慧，在停战会谈接近尾声的时刻，李总统的这些举动是为了给韩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这不是针对朝鲜和中国而进行的心理战术，而是针对不断加速谈判的美国和联合国进行的，李总统不断提出看似不切实际的要求，实际上是想从美国和联合国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

总统仍在持续不断地“搅局”。在向克拉克将军发出书函两天以后，李总统出面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停战游行，最后，李总统还公开发表声明，称“只要中共军不撤出韩国的领土，就不可能有所谓停战”。

在那些一直从旁边关注李总统这一系列举动的人眼中，李总统的这些举动并不单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使出的谈判战术。特别是克拉克将军在回忆录中曾写道过那个时候的李总统，他写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我感到，李总统发表如此声明，并不只是为了谈判而进行的雕虫小技，这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要坚定，他满怀决心，决意彻底贯彻自己的主张”。

我也暗自揣测李承晚总统内心的想法。李总统为了给韩国争取有利的位置而纵身跃入这场巨大的战役中，对于这位老练的“战斗家”，我开始努力猜测他的内心活动。李总统自己也很清楚，国军单独北进作战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主张，但即使这样，李总统仍毫不畏惧，坚持主张没有丝毫退缩。

在我看来，李总统提出这样的主张，至少包含有两层意图，一是释放反共俘虏的问题，这也是李总统考虑的核心问题；二是如何在停战后尽可能多地获取经济援助以支持韩国国家建设的问题。李总统就像一个站在拳击场上的拳击手一样，不断对华盛顿进行强硬的“反击”。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44、李承晚的手指

————李承晚手上的亡国伤痕暗藏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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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56年进明女高的学生们参观访问景武台，李总统从学生们手中接过礼物后的拍照留念，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李总统手上的烧伤伤痕，那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被严刑拷问留下的痕迹。【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我曾在之前提到过李承晚总统有一个习惯，在发生不满意的事情时，他总喜欢将两手合拢到嘴边，反复往手上吹气。我知道总统的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因为他总是在事不如意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动作，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却无从知晓。

然而，最近重新阅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的回忆录时，我终于弄清楚了李总统这样做的原因。克拉克将军似乎就这一问题听到过李总统的亲自解释。根据他的回忆录，李总统在早期从事独立运动的时候，曾被日本官厅抓获，受到过酷刑折磨。推测往昔，那应该发生在1910年韩国被日本强制合并之后，那时李总统曾被日本监禁了约2年时间。

据马克·克拉克将军的说法，李总统在被日本官厅抓获接受调查的过程中，曾受到用火烧手指的严刑拷问，因此手上留有火伤。我去景武台做报告时发现的李总统每每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便合拢双手放到嘴边吹气的习惯便是源自于此，李总统这是浮现出了痛苦的记忆，在抚慰自己肉体上留下的伤痕。我觉得，李总统这样抚摸过去的伤痕，并不是源自单纯的不满，而是一种为战胜困难而做出的无意识的举动，用来提高自己精神上的紧张感。

在1953年4~5月份停战谈判进入尾声之前，克拉克将军时常访问景武台，与反对美国单方签订停战协定的李总统展开了激烈的心理战，在这一过程中，他注意到了李总统的这一习惯。当时景武台和白宫将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作为媒介，展开了一场关乎韩国命运的孤注一掷的心理战，克拉克将军自然是身处其中。

美国当时已经把停战当作既定事实，在处理俘虏的问题上，美国时常做出大幅接纳共产方提议的决定，令李承晚总统很是不悦。这并不是个人自尊心的问题，而是关乎韩国的利益，这意味着，韩国不得不放置朝鲜在韩半岛的北部，将韩半岛拦腰分开，退到南部地方。

关于共产主义者参加停战谈判的方式和态度，我在之前就曾有过详述。他们是一群偏执顽固的谈判家，拿出的每一个提议都包含有相当的计略，在与他们进行谈判时，往往要跨过许多关口才能走上真正谈判的轨道。共产方面的谈判代表当时提出了“可以不将反共俘虏送到第三国，将他们留在韩国国内”的提案，表面看来，这是谈判的一个巨大进展，但事实上，对于共产主义者的话，我们需要追其究竟，反复权衡，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

他们的这个提案有一个附带条件，要求允许朝鲜和中国的游说代表团与中立国委员团一起进入韩国国内进行活动。乍一看，这个条件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接纳了这一提案，韩国就将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虎视眈眈的宣传场所，他们想要在侵略的韩国土地上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

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向李承晚总统解释共产方面的提案时感到相当的困窘，当时李总统一定又将拳头放到了嘴边吹气。克拉克将军写道“李总统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要难看，说‘那些赤匪间谍、那些赤匪破坏分子想要打进我们的后方，我让他们连一只脚都站不进来’”。

这时，在停战谈判中，原本集中在美国代表的西方阵营和朝鲜与中国代表的共产阵营之间的矛盾焦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华盛顿对于签订停战协定的迫切愿望使美方频频接受共产方面带有目的的提案，这最终也激起了韩国李承晚总统的强烈斗志，遗憾的是，李总统的斗志并非针对朝鲜和中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美国的华盛顿。

这使得在美韩之间充当“媒介”角色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的立场愈发难堪，他本人是一位非常彻底的反共美军军官，而且在个人立场上，他是李承晚总统的支持者，他曾毫不吝啬地称赞李总统是“亚洲伟大的领导人”。

在向李总统传达华盛顿的意思时，他曾无数次受尽煎熬。作为一名军人，他与李总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也认为应该战斗到最后，将韩半岛上的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然而他是一名军队指挥官，必须执行华盛顿做出的决策。于是，在1953年4月和5月份，他出现在李总统面前时，总免不了一场“恶战”。

华盛顿可能了解李承晚总统在政治上的意志和取向，但他们却不了解李总统的个人性格。这位老总统一生都在抵抗和战斗中度过，他发起怒来后果自然是极其严重的，李总统又一次向华盛顿抛出了炸弹般的信息，华盛顿再次因李总统的这个“炮弹”而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时的韩美关系就如走钢丝一样岌岌可危。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同华盛顿的矛盾 245、美国的“除掉李承晚作战”
——————“处理李承晚问题，赋予我一切权限…”克拉克的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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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战争即将停战之时，被韩国政府释放的朝鲜军反共俘虏正挥舞着太极旗欢呼。李承晚总统的单方面释放反共俘虏给共产阵营及西方世界都带去了非常大的冲击。【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局】

如何处理反共倾向的俘虏是停战谈判过程中极其敏感问题。李承晚总统非常关注反共俘虏的问题，为了能够释放那些想要留在韩国或前往第3国的反共俘虏，使他们获得自由，李总统表现出了异常的关注和热情。

李承晚总统再次提出的便是这一问题。共产方面提议将印度等当时虽是中立国却多少有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国家作为“俘虏送还委员国”，美国及联合国也表现出了接纳这种方案的意愿。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音，Mark Clark）就是在解释这种情况的时候再一次听到了李总统的“爆炸性宣言”。

据称，李总统当时使用了非常直接的表达方式。总统抛出了含有“如果那样的话，就是也有将俘虏释放的意图”内容的信息。如按照克拉克将军的表达便是“这便是对接下来要到来的事态进行的最初的暴风警告”。他还表示：“（李总统的发言对我们来说是）‘咣’的迎头棒击”，记录了当时的感想。

在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签字仪式前不久，世界、特别是美国及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接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新闻——经历3年战争的韩国总统李承晚在经过长期谈判后终于达成的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前，将关押在韩国的反共俘虏们全部释放。

他的开始便是这一关头。一直观望曾给人急于休战印象的美国、还有针对送还俘虏问题似乎也接受共产方面提议的美国及联合国的态度等的李承晚总统为了制动首次极端的打出了“释放反共俘虏”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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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战争当时，登载在美国时事周刊《时代》封面的两位人物，李承晚（左侧，1950年10月16日刊）及马克·克拉克（1952年7月7日刊）

美国似乎因李总统的意图而受到了冲击。不按照达成的协议将俘虏送还而是将俘虏直接释放，可能导致停战谈判重新回到原点，双方交换抓获俘虏是停战谈判最大的基础。李总统不考虑共产方面的反应而表示将释放具有反共倾向的俘虏，这一发言无异于拒绝谈判本身。

这就是李承晚总统。对于因金日成军队和中共军队的介入而在战祸中挣扎，身处百尺竿头、累卵之危的韩国来说，他的奋斗可谓非常的伟大。在决定韩国生死存亡的最尖锐的矛盾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及民族的利益，在同强大的美国的斗争中，他毫不退缩，展现出了刚硬的勇气及智慧。

但是华盛顿的立场却截然不同。在需要尽快用停战来结束韩国战线上这场消耗巨额战争经费、导致无数年轻军人牺牲的战争的情况下，站在华盛顿的立场上，李总统必然是“眼中刺”。虽然曾在首尔及华盛顿之间进行协调、尽力调解双方分歧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将李承晚总统视为“伟大的亚洲领导人”，但是在集美国国民众望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眼中，李总统无疑是个烂摊子。

正如在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回忆录等其它多个文件记录中曾反复出现过的一样，美国无法对这样的李承晚总统放任不管。负责韩国战线所有问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曾记载过一个他不愿详述的故事，他只是描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予我全权，如果李承晚总统采取了预料之外的重大措施，作为当地战斗司令官，我可以采取任何认为有必要的措施，以保证美国部队的安全”。

我们无法知道，这一授权是单纯针对军事领域的安全，还是其范围延伸到了宽泛的美国国家利益的层面，授权他在出现任何违反美国国家利益的极端情况时都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克拉克将军回避了对此的详述。

还有一件事情与此相关。在首尔景武台同华盛顿白宫针对最后的停战谈判展开紧张的心理战时，曾有过一个传闻。我对于政治性的问题感觉向来比较迟钝，因此也不会主动去打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传闻。

但是，作为指挥前线的陆军参谋总长，有时会自然地接触到这种政治传闻。这一传闻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可能会除掉在停战谈判中死缠烂打的李承晚总统”。我首次听到这种风闻是在1952年。

1952年7月，李总统在临时首都釜山以强制动员的形式在国会通过了以总统直选制及内阁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抽选改宪案》，这便是所谓的“釜山政治波动”。据闻，当时美国首次构成了为除掉李总统而组织的“Ever ready operation”，用我们的话说便是“常备作战”。

据悉，在景武台及白宫矛盾更加深化的1953年4~5月，美国更加缜密地研究了这一计划。正如之前一直提到的那样，当时在停战谈判即将最终签字之前，针对各种停战的条件，李总统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及矛盾。

这些曾是极其机密的事案，即使处心积虑地打听也无法完全了解。但是，在往返于首尔的过程中，这些事情也一点点地传到了我的耳中，可见当时首尔及华盛顿之间的矛盾正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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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史迪威也在马歇尔甚至罗斯福的默许下，策划暗杀蒋介石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46、访美邀请函

————李承晚?艾森豪威尔在悬崖边的对峙……华盛顿忽然邀我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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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之后，韩国不断爆发反对停战的示威游行，图为韩国的青年学生们正在首尔举行反停战示威。在外媒记者聚集的首尔内资酒店门前，常有初中和高中学生们满含泪水大声呼吁举行示威。该照片刊载在摄影专业杂志《LIFE》中。

除掉李承晚总统的构想只是一个构想吗？美国做出这一构想是出自什么意图？美国真的做出过实践这一构想的举动吗？李总统知道美国的这一意图吗？知道的话，他又做出了什么举动来进行应对呢？

围绕美国被称作“Ever ready operation”的除掉李总统的计划，存在着诸多疑问。但实话说，对于这些疑问，我并没有答案，也没有想去打听有关真相，我认为，即使美国真的做出了类似构想，也不大可能将其付诸实践，在这样的判断下，我并没有对此事倾注太多的关注。

但通过各种途径，我还是听到了一些风闻。可能是在1952年7月釜山政治风波时，李总统意图利用军队涉入政治的行为引起了前线战事正酣的美军的警戒，因此刺激美国产生了类似构想。

但釜山政治风波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当时的美国正在物质和精神上为遭遇战祸的韩国提供全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仅凭这个原因就要除掉韩国的领导人，自然是说不通的。

1953年的情况有所变化。美国在本国国民的热烈期盼下推进的韩国战争停战谈判不断遭遇“韩国总统李承晚”这个“暗礁”，李总统几乎是一个人引起了这场战斗。

之前我就曾详细叙述过，李承晚总统在释放反共俘虏等事关停战条件的许多问题上都与华盛顿意见不合。此外，当时韩国国内几乎每日都会爆发反停战示威运动，这些镜头不断通过前来韩国报道停战谈判进展情况的外媒记者，见诸世界媒体报端。

在苏联独裁者斯大林（Ioseb Stalin）死亡之后，朝鲜和中国开始加速停战谈判，而美国也想利用这一时机尽快结束国民们反对声日益高涨的韩国战争，提升在国内政治上的得分。在这种情况下，处处挑起事端、坚持反对停战的李总统自然成了美国的眼中钉。

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当时的李总统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因此，如果华盛顿美国政府没有制定类似除掉李总统的“Ever ready operation”，才算是一件怪事。

如果美国下决心这么做，那么执行计划并不是一件难事。当时首都首尔附近的美军力量非常强大，韩国国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因为美军控制了北方在议政府地区划定的作战战线，在南方的国军力量根本就不足以妨害美军的计划。

因此，美军如果想要执行这一计划，只需要软禁李总统，同时阻止韩国国军移动，然后采取一系列事先制定好的政治措施便易如反掌。但这也需要一个合适的名分。

如果仅因为李总统曾宣布“将释放反共俘虏”，或宣言“国军将单独北进统一”，就要除去他的话，那么美国作为与韩国一起并肩对抗共产主义侵略的同盟国，难免有损其世界大国的体面。因此我认为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我认为，美国虽然准备了“劝说”和“威胁”两张牌，但后者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最多也就是个为预防极端情况而提前制定的“备用计划”。

我推测，在1953年5月之后，美国很可能真的对执行计划除掉李总统的问题进行过严肃探讨，但最终也没有将其付诸实践。从名分等各方面来看，当时都不是执行这个计划的恰当时机。

韩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是在下一个月，李总统终于将手伸向了“释放反共俘虏”这个困扰停战谈判2年多的最大争议点，他将之前放出去试探对方底线的“话”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做出了实质意义的举动。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总之，正是由于当时韩国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才出现了美国可能计划“除掉李总统”的传闻。当时的情况自然是非常险恶，但在我眼中，美军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

马克·克拉克将军仍不断接近固执己见、不断将眼前得之不易的局面搅得翻天覆地的李承晚总统，和以前一样传达华盛顿的信息；美八军司令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也丝毫不顾忌华盛顿与首尔之间围绕停战谈判的紧张气氛，仍在忠实地指挥前线战况。

首尔仍然不断出现声势浩大的反停战示威，高中生和初中生们也纷纷来到街头，哭诉着呼吁反对停战。那年的5月显得格外混乱。

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劳顿·科林斯（Lawton Collins）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邀请我前往美国访问美国各军事设施和教育机构，并提议我前往美国指挥参谋大学特别教育课程班接受指挥官培训。

当时，我并不知道停战谈判会在1953年7月最终签字。虽然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但两国军事部门的交流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除景武台之外，两国在其他层面上的交流也成为可能。这样，我便在那年的5月踏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47、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

——————我是军人……1953年春的美国之行是另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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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3年5月，白善烨参谋总长乘坐的飞机抵达日本立川军用机场，白将军正走下飞机。白将军受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的邀请，正在访美之行的途中，他乘坐的军用运输机上写着“Republic of Korea Air Force（韩国空军）”的英文字样和太极图案，飞机上带有大将级别四颗将星（★）的标识板。【白善烨将军提供】

坐在泛美航空（PAN AM）的客机中往外看，浩瀚的太平洋一览无余，无边无际，一片蔚蓝，不知不觉中，我已经飞在了茫茫大海的上空。受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劳顿·科林斯（Lawton Collins）的邀请访美，我从首尔汝矣岛机场出发，这是在路上的第二天。

我先是乘坐C-47军用机跨过大韩海峡抵达日本东京附近的立川军用机场，在那里停留一天之后，接着登上了美泛美航空的客机。在韩国尚处于战争的时刻，我却在享受豪华的生活，坐在泛美客机的头等舱中，享受着飞机上美貌空姐无微不至的服务。

要飞跃广阔的太平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填补这期间的空虚无聊，飞行员走到了我——也是头等舱的唯一乘客面前，他似乎事先就知道我是战争中的韩国的陆军参谋总长，对我说“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驾驶室看看”？于是，我随着他一起进入了驾驶室，他让我坐在了他的位置上。

接着，他要我试试操纵杆，在他的指挥下，我“冒险”体验了一把飞行员的乐趣，开着载有40多名乘客的飞机行驶了好长时间，他看着我，开玩笑道“开着巨大的客机，感觉怎样”？这是给我的特殊照顾，为了减轻我在飞行途中的无聊，他特意安排了这出“飞行体验”，让身为乘客的我有机会体验到飞行员的工作。

但这小小的乐趣并未能持续太久，回到座位之后，各种思绪开始涌上我的心头。虽说美国这次是通过韩美两军正常交流的方式邀我访美，但当时两国首脑之间的心理战正愈发尖锐，这一点总是盘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不禁想，美国在这种情况下邀请我这个韩国的陆军最高指挥层赴美访问，其中是否暗含玄机？我想不出任何答案，于是，我开始考虑自己在这趟访美行程中能否做些什么？

韩美之间围绕停战谈判问题的交涉正止步不前。在结束战争的问题上，虽然韩美两国是绑在一条船上的利益相关方，但双方的分歧却非常之大。李总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强硬表示不会接受停战后中共军继续留在韩半岛上，并强调要释放反共俘虏、让他们重回自由世界的怀抱。

总统看到美国已经将停战当成了既定事实，于是便千方百计为韩国争取最大的利益，为此，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做出了刺激美国的行动。李总统的这些做法有出于自尊心的原因，也包含现实性的考虑。

美国很是不解，所有一切都依靠美援的韩国为什么要反对美国的政策？美国在韩国战场上投入了巨额的战争经费，并有无数美国战士在战场上奉献出了生命，因此，美国希望韩国政府能够顺从美方主导的停战协定。但在谈判进入尾声之际，李承晚总统却开始固执不化，不断违背他们的意志，动摇他们的立场，这让美国心中非常不悦。

1953年5月，韩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即将爆发的临界边缘，这种情况下，便有了我在离开首尔之前所听到的风闻，说美国正在认真探讨除掉李承晚总统的计划。

我在太平洋的上空，飞机随后临时降落在了威克岛（Wake）上。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飞机并无法一次性飞越太平洋，需要在中间着陆加油。我乘坐的这架客机在威克岛加油之后，还在夏威夷加了一次油。

在旧金山，我首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飞机降落后，我从窗口向外看到了一辆正在上坡的电车，正在美国步兵学校留学的南成仁（音）大尉已经在机场迎接我了，在韩国战争初期我率领第1师与敌作战时，他曾在我身边做过翻译军官，看到老部下，心中自是非常愉悦。

在旧金山，我转机登上了美国军用飞机。经历了36个小时的飞行，我抵达了最终目的地——华盛顿，飞机降落到了现在的里根（Reagan）机场，从飞机上下来之后，我便开始了此次访美的正式日程，美军仪仗队早已列队侯在机外，做好了欢迎我的准备。

迎接我的有美军豪斯曼（Hausman）少校，他是一位情报军官，在韩国战线上曾有过卓越的表现，我们曾在战场上有过数次合作，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美军其他高级将军也都竭诚对我表示了欢迎。

除了仪仗队的列队欢迎，机场上还安置了临时的礼炮。与美军相比，我只是一名不值一提的韩国国军参谋总长，但美军却对我进行了极致的礼遇。

礼炮声响彻机场上空，空气中漂浮着白色的炮烟，烟气袅袅飘散直至消失殆尽，让我不禁想起了刚刚飞越太平洋时看到的蓝色浪涛，在飞机上俯视大海时脑海中的思绪再次浮现出来。

我是一名军人，需要经常把战场放在心中，要在战场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我没有想到，这次的访美是另一场战争。那么，在这个战场上，我要完成的使命是什么呢？坐上美军提供的高级轿车，我开始前往在华盛顿下榻的酒店，途中我再次思考起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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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48、在华盛顿邂逅战友

————五角大楼集体现身欢迎派对，华盛顿缘何对我如此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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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3年5月，访问美国的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照片右正面敬礼者）前往美国陆军士官学校访问，受到了师生们的热情欢迎。白总长受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劳顿·科林斯（Lawton Collins）的邀请访美，在第一站华盛顿受到了美军的热情接待，美军还特地安排他与以前的战友们相会等，颇费心机。【白善烨将军提供】

到达的第一天几乎没有什么特别行程。我从机场直接前往华盛顿市内的一家酒店，豪斯曼少校与南成仁大尉随行下榻同家酒店，豪斯曼少校在我访美的所有行程中一路随行，做我的向导。

当天晚上，美国驻韩国大使馆邀请了曾与我一起在前线战斗过的美军指挥官，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主持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宴会，我在宴会上见到了在战场一起悲喜与共的美军指挥官。

第二天仍有一场派对，那是邀请我访美的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劳顿·科林斯主办的，很多美军指挥官纷纷亮相，美国五角大楼（Pentagon）的国防部一般高官也都出席了派对。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并未深入思考过美国邀请我这个韩国陆军参谋总长访美的背景，但这又不是一种例行的邀请，因为在我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韩国陆军参谋总长对美国进行过正式访问，我是正式访美的级别最高的韩国国军指挥官。

因此这不能算作一次例行访问，但也看不出美国此次邀请我访美有什么特殊的意图。不过，单就欢迎规格来看，对于当时毫无国际地位可言的韩国，美国对我这个陆军参谋总长的欢迎规格可以称得上是“极其盛大”，这一点让我非常好奇。

前线是拿生死决战的地方，在前线一起与敌人战斗过的战友们之间，总是有着特殊的感情。更何况，美军战友是为了韩国那些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而投身韩国战场，与我们一起并肩杀敌，对于他们，我心里更多的是说不尽的感激。

在华盛顿与分开许久的美军指挥官们重逢，这份喜悦实在是难以言表，我们一起回忆了之前一起战斗的时光，感慨良多，虽然没有喝酒，但我已被当时的气氛深深迷醉。美军指挥官们对于我们的这次重逢也感到非常愉快，一直喝酒到深夜。

总的来说，美军指挥官在指挥战斗时并不会流露太多情绪，甚至让人觉得他们有些不善表达感情，几乎看不到他们有情绪起伏的时候，但在一个级别分明职权清晰的组织中，他们非常遵守组织的规则和秩序，对于自己的职务可谓尽职尽责。

韩国战争初期，我率领第一师在洛东江桥头堡发动多富洞战役后准备北上之时，黑兹莱特（音）中校曾赴国军第一师任职，在北上的途中，他向我传授了不少军事经验。作为军人，他的资历远比我丰富，年龄也比我要大，但在我手下任职的过程中却非常尽心。

听到我来美国的消息，他也赶了过来，我们在欢迎会上愉快重逢。在我1950年10月末率军北上至平壤北部云山地区、后于第二年遭遇“1·4”大后退撤至京畿南部的过程中，他一直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参谋。

我在华盛顿停留期间，他再次为我做了一回优秀的“参谋”。当时我接到美军参谋总长劳顿·科林斯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美国需要出席许多正式活动，但由于启程太过匆忙，带来的礼服因保管不善而皱巴巴的，情况十分难堪。

那时的黑兹莱特已经是大校军衔了，但在酒店房间看到我的裤子上满是皱痕时，他仍毫不犹豫地说“我拿回去给你熨平，明天带来给你”，然后便拿着裤子走了出去。我自然不是别无他法，但也无法拒绝他的好意。第二天，他果然拿着熨好的裤子赶了过来，一脸喜悦。后来我才得知，那天晚上，他和夫人一起熬夜帮我熨裤子。

欢迎会结束之后，多位美军指挥官随我一起来到酒店房间，迟迟不肯离开。我们彻夜欢谈，谈得最多的自然是韩国的情况，停战能否最终达成？是不是还需要跟朝鲜和中国继续战斗？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美军也都知道，韩国总统李承晚正强烈反对停战。但在美国新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立场上，必须早日签订停战协定，因此，大家预测，停战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他们谈论这一话题直到深夜10点以后，大家都谈得非常认真。在所有人都离开之后，我一个人辗转难眠，李承晚总统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分歧，以及由此而变得扑朔迷离的停战前景，都久久徘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11点左右，我正因为繁杂的思绪而无法入眠，忽然听到谁在敲门，大家都已经走了有段时间了，我不禁想“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开门发现，阿利·勃克（Arleigh Burke）提督站在我眼前。

我在江陵任第一军长时，他曾率美军第七舰队属下的第五巡洋舰队支援过我。在结束韩国前线的任务之后，他回到美国本土，当上了海军战略局长。再次见到我，他一脸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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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分歧

249、勃克的劝告

——————勃克软硬兼施对我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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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1年6月，在美国第7舰队属下第5巡洋舰队的“洛杉矶舰”上，韩国国军与美军指挥官正聚在一起观察作战情况。照片最左侧是当时的第一军团长白善烨，旁边嘴中叼着烟袋的是第五巡洋舰队的指挥官阿利·勃克（Arleigh Burke）提督，勃克提督当时为支援韩国国军第一舰队，毫不吝惜地发动了舰炮射击。【白善烨将军 提供】

我在回忆录中已经数次提到了阿利·勃克提督，与其他美国海军高级将领一样，他非常严于律己，重视个人修养与品行。我在做第一军团长时，曾受到过他的很多帮助。在战争爆发初期，我曾有段时间一看到美军就不断提出各种要求。

对于我们所没有的对敌作战必备工具，例如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能够一举摧毁敌人阵地的155毫米野战炮和高性能坦克等，我都曾厚着脸皮向美军提出过要求。在束草指挥第一军团的过程中，遇到当时在东海上的美国第7舰队属下第5巡洋舰队的勃克提督时，我在这方面的“不知廉耻”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我率领的第1军团并没有野战炮，在山岭居多的江原道地区，我们经常需要和敌人打阵地战，为减少我军的牺牲，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开战前对敌军阵地进行炮击，但我们却没有这样的野炮，因此在夺取高地时，便面临着巨大的牺牲。

在与勃克提督结下交情之后，我常无条件请求他用第5巡洋舰队的舰炮为我军提供支持，勃克提督对我经常是有求必应。但在之前我也曾提起过，舰炮所用的炮弹比一般野炮炮弹的造价要高许多，战舰级舰炮的一发炮弹造价约为1万美元，几乎是当时一辆凯迪拉克（Cadillac）高级轿车的价格，因此战舰上的美军海兵在发射舰炮时常忍不住大叫“一辆凯迪拉克飞了”。

我对这些情况都非常清楚，但仍然不断请求勃克提督为我军提供舰炮射击支持，勃克也经常没有丝毫怨言地接受我的请求，甚至亲自来到第1军团，与我一起在夜间“冒险”巡视一线阵地的情况，如此种种，他对如何有效援助第1军团进行前线防御和进攻进行了认真地研究。

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过这一段故事，埋怨我“丝毫不了解战斗中弹药消耗的概念”，他写道“但是，只要条件允许，我仍作出了一切努力来援助白善烨的第1军团”。他不是一位普通地美军海军指挥官，不仅拥有指挥单独兵力的卓越能力，而且对美军海军的整体布局都有着清晰的概念，更像是是一位老练的战略家。

他还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海军总司令反抗（Admiral revolt）”事件的主角。在之前我曾介绍过，在1949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曾在发言中说“只要有B-36轰炸机，就没必要建造航母了”，听到此话后，勃克带头进行了反对。

因为这一经历，勃克曾一度倍受挫折，后来参加了韩国战争，在我1953年访问美国时，他正担任美国海军的战略局长。我在担任第1军团长的时候，曾经常去他的“洛杉矶舰”上找他，而他也经常一有空就登上陆地，与我毫无嫌隙地交流意见，我们交情颇深。

我在第1军团时曾被任命为韩国首位停战谈判代表，前往开城参加谈判，当时勃克提督作为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与我并肩参加了停战会谈。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几乎可以敞开胸襟，无所不谈。

看到他，我非常愉快。我们回忆了曾经在前线一起战斗的时光，聊得不亦乐乎。逐渐我们的话题开始朝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提到停战时，勃克总是把停战作为既定事实来说。但实质的问题在于停战后的情况，他开始集中谈论这一话题。

我当时大概是这么说的，“白将军，你从韩国过来的时候，首尔正被一片反对停战的示威浪潮所包围，李承晚总统也高呼韩国统一的口号，对华盛顿的美国政府进行了强烈反对。但停战仍然将很快地变成现实，这一点非常明确。现在你已经来到了美国的土地上，好好看看吧，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正不顾首尔的反对，毫不动摇地推动停战进程。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竞选总统时做出的最重要承诺就是停止韩国战争，他绝不会有丝毫的退缩，那么，韩国应该怎么做呢？”

面对他强势的讨论，我并没有进行反驳，只是说“美国不了解韩国人的心情，不管是李承晚总统，还是一般的韩国国民，都不希望国家陷入分裂，我明白华盛顿的意思，但韩国要统一国家的决心也不应该被无视”，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似乎是想要说服我，接过口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意识到，他想要向我传达某种信息。时间已经过了凌晨3点，慢慢接近凌晨4点了，但勃克仍在试图说服我，并没有爽快说出自己的意思。

我很认真地听他说话。勃克似乎马上就要向我传达某种信息了，可能他自己也觉得需要一些更加强硬的表示，于是，一直围绕主题不断谈论的勃克最终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在我听来，这既像是一个警告，同时也像是一个饱含真情的劝告。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50、老战友的忠告

——————勃克：“马上去见艾森豪威尔，签下《韩美相互防卫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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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3年5月，第一位访美的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将军（左三）来到本宁堡（Fort Benning）的美国步兵学校，对在此留学的韩国国军指挥官进行勉励。当时，由于美国表现出了对于停战的强烈意志，停战协定的签字就在眼前，这种情况下，韩国需要迅速增强国军兵力，以应对停战后的局面。【白善烨将军提供】

阿利·勃克（Arleigh Burke）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说出了想要告诉我的信息。他看上去也颇经过了一番思虑，再次开口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说“白将军，韩国人现在必须将停战作为既定事实来考虑，韩国人必须接受这一事实，然后为下一步的对策做打算。我非常担心韩国的未来，如果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停战，韩国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他说这话时态度非常固执，甚至可以说有些执拗，令我不禁疑心“勃克提督为什么要这样呢”？

勃克接着说“白将军，这次访美期间，您一定要去见见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现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忙着早日签下停战协定，趁现在还没有停战，你们国家应该尽可能去争取可以得到的利益，等到停战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颇为好奇，便问了出来“到底要争取些什么呢”？

听到我的问题，勃克毫不犹豫地说“最先考虑的自然应该是韩国与美国的《相互防卫条约》”。我知道他口中的《相互防卫条约》，早在韩国战争爆发初期，在阻挡下敌人的强烈攻势之后，李承晚总统就曾通过多方渠道试探美国是否愿意与韩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等，为韩国提供永久安全保障，但当时的美国断然答复说不会签订类似条约，美国不仅表示毫无意向，而且明确声明，韩国没有资格与美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

另外，我个人也很早就得知了这一条约的情况。1951年7月我以韩国首位停战谈判代表的身份前往开城参加谈判时，特纳·乔伊（Turner Joy）带领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在谈判前进行的“Staff study”中就曾提到过相关内容。所谓《相互防卫条约》就是当事国约定，在其中任何一方遭遇外敌入侵时，另外一方自动介入战争的条约。

想到美国一直果断拒绝李承晚总统的相关提议，现在勃克提督却要我去找艾森豪威尔签下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在我听来不免有些摸不着头脑。虽然我是韩国的陆军参谋总长，但我此行访美是受邀前来对美国进行考察并接受指挥官教育的，以这种身份提出签约要求未免有所不妥。

似乎是看穿了我的思想，勃克进一步挑明了意思，他说“停战后，有几方面的保障是韩国所必需的。首先，由于共产军很可能会发动再次入侵，韩国一定要拿到与美国的防卫条约，其次是经济保障的考虑。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停战前拿到防卫条约，这件事情需要你来完成”。

他劝说道“现在是该为停战后的保障做打算了，韩国却总是想把停战这件事当做不存在。不要再奢望继续推迟停战时间，如果现在不能为停战后的局面做好准备，情况将大大不利于韩国”。

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他说的都是事实。虽然当时李承晚总统明确反对美国急于推动的停战谈判，但停战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他的话非常正确，我们确实应该接受这一事实，仔细思考如何应对停战后的局面。

我问道“那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勃克提督果断地说“明天就去白宫，找艾森豪威尔总统谈谈这个问题”，他补充说“去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之后访问韩国，那时你曾直接在他面前做过报告，他应该会记得你”。

我不由感到为难，“我的日程中根本就没有拜访总统这一项，怎么知道总统愿不愿意见我”？勃克说“这次你访美是受陆军参谋总长科林斯（Collins）的邀请，不是吗？明天你先去找科林斯谈谈”。

他留下这番话后便离开了。当时是凌晨五点，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中盘旋着各种想法：我果真能够完成与美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这么大的使命吗？美国这个世界大国的总统真的会接见韩国的区区一个陆军参谋总长吗？如果得以见到总统，我又该如何说服他签下条约呢？

华盛顿清晨的曙光透过宾馆窗口照射了进来，天色渐亮。我给下榻在同家酒店的霍斯曼少校打去了电话，拜托道“少校，日程有变，我要马上去见科林斯总长，麻烦请帮忙联系”，电话那端传来了霍斯曼少校似醒非醒的声音“知道了，我马上联系”。

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早餐，穿上了我任1师长时曾一起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黑兹莱特大校熬夜为我熨平的裤子，打算与霍斯曼少校及南成仁大校一起出发。他们已经吃过早饭，正在等我就绪。

原本的日程只需要延迟一下便不会有什么大碍，去找科林斯总长请求他制造机会让我见到艾森豪威尔总统，这才是眼前的大事，当然，最终还要在艾森豪威尔总统面前提出要求，说服他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停战后的韩国……为了应对我们将要面临的险恶局面，与美国的《相互防卫条约》是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51、前往白宫

——————“与亚洲国家签订相互防卫条约，非常非常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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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7年，1955年升任美国海军参谋总长的阿利·勃克（Arleigh Burke）提督（前排右）正在“萨拉托加（Saratoga）号”航空母舰上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照片左）一起谈话。在1953年5月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访问美国时，勃克提督曾在背后建议他推动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美国国家记录院】

上午10点，我与霍斯曼少校和南成仁大尉一起，来到了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劳顿·科林斯（Lawton Collins）的办公室，几句日常客套话之后，我直入主题，将此行的目的告诉了科林斯总长，对他说“我希望能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面谈，希望帮忙推荐”。

听完我的话，科林斯总长说“每年来美国的各国参谋总长有二三十人，不是只有你一个参谋总长会访美”，似乎有意拒绝。他接着还说“如果像你这样没有任何事前安排就见总统，那么以后访美的其他国家参谋总长效仿提出类似要求时，我们将很难拒绝”。在我听来，他的意思就是，区区一个韩国小国的陆军参谋总长如何有资格随便面见美国总统呢？

但我并没有退缩，毫不示弱地说“科林斯总长，在韩国前线上，每天有超过200名美军战死沙场，而且在去年12月，我还曾直接在贵国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面前做过报告，报告了增强韩国国军兵力的计划。在无数美军为之流血牺牲的战场前线，我是指挥有16个师的韩国陆军参谋总长。如果那么多美军为之献出生命的韩国的陆军参谋总长都没有资格面见美国总统，那么谁才有资格呢”？

我早有预料，在没有任何预先安排的情况下，想要面见美国总统，自然不是一件易事，对科林斯的态度也早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刚才还一副拒绝姿态的科林斯忽然改变态度，并没有继续咄咄逼人。

他叫出了在隔壁办公室的约翰·赫尔（音）大将。赫尔大将当时是陆军参谋次长，此后还曾历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不久，赫尔大将便来到了科林斯总长的办公室。

科林斯总长对赫尔大将说“白总长要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你去联系安排一下”，赫尔大将当场回答“知道了”，便走出了房间。整个过程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科林斯开始那么严正地表示拒绝，却又这么轻易改变态度，而且没有任何质疑地接受了我的要求，爽快同意帮忙联系白宫，赫尔大将的态度也令人不由起疑。

事情比我当初的预想要顺利很多。现在想来，最值得怀疑的是，当时科林斯总长和赫尔大将都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见艾森豪威尔总统”。

与艾森豪威尔总统面谈的日子定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上午10点，我和豪斯曼少校与南成仁大尉一起前往白宫，我们到达专供工作人员出入的便门前，一名警卫员正在那里等候，没有任何繁杂的手续，我们在警卫员的引导下顺利走了进去，经过室内游泳池，最后来到了白宫2楼的总统办公室——椭圆形办公室（Oval room）。

办公室门前的警卫们上前拦住了我们，对霍斯曼少校和南成仁大尉说“你们不能进去”。他们说这是白宫内部规定，因此无可奈何。但他们为何非要阻止与我同行的人一起进入呢？更何况，南成仁大尉还是翻译军官，有他在，谈话将方便很多。

但在当时，我并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些事情，因为我要走进办公室面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他提出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事情。在我进入办公室之后，总统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大步走了过来。

“白将军，很高兴见到你。李承晚总统可好？”我回礼说：“李总统要我代他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还记得1952年访问韩国时曾见过我，他像迎接老朋友一样欢迎了我。

坐下之后，总统先开口说了起来，他的大概意思是“美国很快就要结束韩国战争了，停战已经是既定事实，我知道李承晚和韩国人都反对停战，但停战是我竞选时给美国国民的承诺，其他参战的联合国成员国也都强烈要求早日结束战争”。

我详细向他解释了韩国的立场，说“总统阁下，我知道这些情况，但如果在目前的状态下达成停战，韩国的统一将遥遥无期，希望您能够理解韩国人盼望国家统一的心情”。这是我在与勃克提督深谈后彻夜未眠想出来的说辞。我接着委婉地解释说“虽然李承晚总统希望北进统一，但普通韩国人对于统一的热烈期盼也是绝不容小觑的，统一是我国所有国民的恳切期望”。听到这里，艾森豪威尔问道“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在停战前，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保障（guaranty）”。我接着问道“经历战祸的韩国，现在如同一片废墟，一切都遭到了破坏，而且北方还有着共产军，在这种情况下停战，将非常危险”。艾森豪威尔反问“那你说的是什么方法呢”？

我说“我们需要《相互防卫条约》”。总统脸上露出了略带尴尬的笑容，他说“有问题时美国与英国将一致行动，我们与欧洲国家有此先例，但对于亚洲国家，这是非常非常少见（very very rare）的”。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52、艾森豪威尔的决定

——————“原则上同意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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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带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前排右二）正拿起钢笔摆出胜利的“V”字造型，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站在他左边的是当时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1953年5月，史密斯曾与白善烨将军进行面谈，当时他是CIA局长，是一位情报和外交消息通，在美国国务院负责协调战后国际关系。照片刊载于《LIFE》杂志。

艾森豪威尔沉思了一会儿，居然说“白将军，我原则上（in principle）同意你的建议，但在美国，除了政府同意，我们还需要得到参议员的批准”。

之前我曾介绍过，在1952年12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访问韩国时，我曾在首尔东崇洞美八军司令部向他报告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计划。当时他听完我的报告后也曾说“原则上（in principle）表示同意”。

这次我在华盛顿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提出了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要求，他仍然做出了同样地回答。他是美国总统，他“原则上同意”与韩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对韩国当局表明这层意思，更何况，总统作为美国最高领导人，他的话自然不是轻易说出来的。

这是李承晚总统曾无数次要求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在此之前，美国从未对此表现出任何积极的态度，不是干脆无视李总统的要求，就是用“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之类的话来搪塞。

考虑到这一系列的背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给我的答复可谓是划时代的转折，标志着韩美关系即将走进一个更高的层面。

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在我当时访美时，美国开始积极探讨韩美防卫条约的问题，这其中必然有什么原委，但究竟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发生了什么，我无从知晓。

我没有接着说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问题，而是将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既然话已经说出了口，就不妨说个痛快。在战场上我曾不断向美军要5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要155毫米野战炮和高性能的坦克等，在白宫中我仍未改掉这一毛病。

我说“经济援助也将是韩国所需要的大礼。韩国刚建国便遭遇了这场残酷的战争，现在整个国家成为了一片废墟，停战后为了保持一定的国防力量，需要一定的经济后盾来提供保障”。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艾森豪威尔总统便打断了我，他说“这一点勿需担心，我们已经组成了委员会讨论对韩经济援助的问题”。他问道“白将军，你何时离开华盛顿”？

我回答“再停三四天以后”。总统依然是一脸亲切，在我提到相互防卫条约时，他的表情曾一度有些僵硬，但现在已经恢复了原来的笑容，像是在与老朋友谈话一样。

“我会联系一下沃尔特·史密斯副国务卿，你先见见他吧，具体的内容跟他谈就好”，说完这番话，总统与我进行了告别，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一个便签，然后对我说“史密斯副国务卿让你明早10点去见他”。

史密斯副国务卿在二战时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总司令的参谋长，深得艾森豪威尔的信任。听到总统要我“去见见史密斯”，我的心情自然是无比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对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做出了某种决定，现在又要同美国国务院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让我满怀期待。

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谈话之后，我回到酒店，联系上了阿利·勃克（Arleigh Burke）提督，对他说“明天我将去国务院面见史密斯副国务卿，一起去吧”，勃克爽快地回答“好，明早我去酒店找你”。在看待韩国问题的视角上，国务卿杜勒斯（Dulles）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于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问题，美国国防部是相对积极的，而国务院则一直在权衡利弊，不肯轻易作出决定。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前往美国国务院。勃克提督按照约定来到我下榻的酒店，与我一起同行。进入国务院副国务卿办公室之后，史密斯副国务卿看到与我一起过来的勃克，问到“你来干什么”，我赶紧接过话说“勃克提督曾在韩国东海岸指挥舰炮支援我作战，而且我们曾一起参加过停战谈判，是老战友，我邀请他过来的”。

史密斯没有继续追问，我坐下来仔细讲述了前一天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对话内容。史密斯没有说话，只是听着，我详细介绍了停战后韩国将面临的情况，并强调了经济援助和相互防卫条约的必要性。

勃克提督也在旁边帮我这个老战友说了几句话，史密斯副国务卿看上去有些不苟言笑，在我和勃克说话时，他一直未发一言，然后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就够了”。

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在我们20分钟左右的谈话过程中，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勃克在旁边为我帮了几句，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在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及相互防卫条约的问题，并与史密斯副国务卿进行详谈，究竟会起到何种作用呢？我自是无比想要知晓，但能做的却只有等待。我继续完成原定访美行程。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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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陆军参谋酱，去向另一国的首脑要求签条约，应该是越权行为吧？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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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陆军参谋酱，去向另一国的首脑要求签条约，应该是越权行为吧？
ys1937 发表于 2012-2-9 11:32

当然是越权的

不过他很得美国人的欣赏，美国人给他这个面子，很可能是预备万一实在不行，安排军事政变让他上台。就比如以前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打算弄死老蒋，安排一个能够和美国合作的军事首领上台，后来的南越不就是这样。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53、再会麦克阿瑟

——————停战与相互防卫条约成最热话题，美国记者盯着我的嘴巴望眼欲穿，情况绝密，我含糊不语，第二天头版标题“Only God Knows”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20210075648.jpg

1953年5月，访问美国的白善烨将军（前排左）正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与约翰·密歇里斯（John Michaelis）准将握手。1950年8月，在韩国战争多富洞战役战场上，两人曾并肩与朝鲜军队作战。这时候的密歇里斯是西点军校的学生军队长，后来他晋升大将后，还曾担任美国第八军总司令，并再次前往韩国。【白善烨将军 提供】

访问完华盛顿之后，下一站行程是纽约。在那里，有位熟人正等我前往，那便是长相如电影演员般英俊硬朗的帅哥将军约翰·密歇里斯大校。他已经晋级了，带着准将军衔，正在美国陆军士官学校“西点军校”担任学生军队长。

在战场上，是他让我领教到了美军的优越性。1950年8月，在关系到韩国命运的洛东江桥头堡战线上，我是坚守这条战线的一个主力，之前也曾提到过，在我率领的第二师进行多富洞战役时，密歇里斯大校曾防守下被称为“保龄场山谷”的地方，给了我极大的支援。

当时，我跑上因1师团11连队防线崩溃而接近失守的山上，对忙着撤退的部下大呼“如果看到我后退，就朝我开枪”，这便是所谓的“师长突击”，于是，部下们纷纷收拾残局，重新布阵，跟随我最终守下了战线。

那时的约翰·密歇里斯大校刚进入保龄场山谷，亲眼目睹了这场战役的形势，当时在我下山后，他找到我说“有幸看到了韩国军人在前线的勇敢精神”，并对之前看到韩国国军前线崩溃后自己曾说的“我们将就此撤退”表示道歉。

他是一位机敏的战斗指挥官，他带领自己的27连队将战斗指挥所设置在了战场当地的下水口，并迅速布置好了步兵、野战炮和坦克部队的阵列，让我不由惊叹“原来仗是这样打的啊”。

在西点军校与他重逢，我自是喜上心头，他用标准的礼节欢迎了我这个韩国的陆军最高指挥官，在正式活动结束后，我们一起回忆了多富洞战役中并肩作战的往事，看到带着四星大将级军衔的我，他脸上还带着一丝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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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

我向西点军校的校长赠送了一幅太极旗，以此表达韩国对这所以守卫祖国为己任、孕育美国陆军将领的学校的友谊。直到现在，西点军校还珍藏着这面太极旗。

有过共同记忆的两个人坐在一起是非常幸福的，能够坐在一起回忆分享宝贵的往事，这样的两个人几乎近似于知己，在谈话中也会自然而然延伸到其他更加宽泛的话题。

在纽约，我见到了韩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在我心中形象非常高大，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美军的象征性人物，在韩国处于亡国危机的时候，是他给予了韩国大手笔的支援。

众所周知，他因为与美国的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不和，最终留下一段“老兵不会死亡，只是消失了罢了”的知名演说，便从部队退居二线，蛰居在纽约家中。我前往他用以度过余生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去看望他，看上去，他似乎隐约还记得我，我刚走进房门，他便走了出来，一脸愉悦地迎接我，身体依然十分硬朗，看上去颇为年轻，一点都不像一个73岁的老人，精力非常旺盛。我上前与他握手，说道“将军您1951年3月第二次收复首尔之后，曾给韩国国军第一师团援助过大批食物，对于缺乏甜味食品的韩国国军来说，真是重如泰山啊”，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

听完我的话，麦克阿瑟将军并没有回答，只是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对韩国前线的情况相当关注，我向他详细介绍了韩国的情况，他看上去也听得非常仔细。

我在纽约的日程虽然繁忙，但心中却仍一直在惦记着一件事情——在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谈话的结果将如何变为现实？由于事关重大，我在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和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副国务卿的谈话内容直到现在还未向韩国国内进行报告，甚至连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和其他相关人士都尚未知晓。我暗自思付，我是否应该在访美行程的中间结束访问，赶快回首尔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李承晚总统？

特别是与艾森豪威尔面谈韩美相互防卫条约一事，属于特级机密，谈话内容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我和美国政府的极少数人知道。考虑到这个话题的敏感性，我决定就此事缄口。对此一无所知美国的记者们一直追在我身后取材，他们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希望能打听到韩国对即将到来的停战的立场。

这些记者们经常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在酒店等处等候我的出现，不断问我“韩国停战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每次听到这个问题，我都会含糊其辞地回答“无法准确预测”。

但有一次再次被问到这一问题时，我改口说“只有神知道”。第二天发现美国报纸的头版刊载了“Only God Knows”的新闻。当时确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拍着胸脯预测韩国战争何时停战。我的身体虽然走在纽约街头，但心却早已飞回了韩国的蓝天下。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

254、延世大学教授朴明林发布特稿

——————除掉李承晚的论调与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20213084031.jpg

图为1954年7月，访问美国的李承晚总统（左二）抵达白宫，正在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握手问候。照片最左边的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后来的尼克松总统退位后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对付共产主义者的问题上，没有人做得比李承晚总统更加卓越”。【中央照片】

韩国与美国签订的《相互防卫条约》是新生的韩国迈向世界舞台的基石，白善烨将军在这一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界德高望重的延世大学地缘学联合课程教授朴明林对白将军的回忆录内容进行了严密的考证，通过个人回忆和严格学术论证相结合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上个世纪50年代韩国台前幕后的复兴往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20213084043.jpg

朴明林 教授

1953年，韩美签订了历史性的《共同防卫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之后，自西势东渐以来一直在激变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动荡不定的韩国终于安定了下来，在国际和地区中的地位也趋于稳定。在之前的100年间，韩国先后经历了开港、清日战争、俄日战争、韩日强制合并、殖民统治、亚太战争、美苏分占、韩朝分裂和韩国战争等沉痛的历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在该条约下构筑的韩美同盟为解决围绕韩国的这诸多国际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结构上看，意义如此重大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是共产侵略的结果，但具体来看，这可以说是李承晚的“悬崖战术”导致韩美尖锐矛盾的产物。在共产主义侵略的大背景下，原本该是同盟国家的韩国和美国不仅没有“紧密合作”，还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这便是催生韩美签订安保条约的直接所在。这个问题的中心是李承晚，在最终签署条约之前，韩美两国在1953年4月~5月和当年6月~7月还产生过两次激烈的矛盾，这是双方必须逾越的关口。

李承晚从停战谈判初期便展开反停战运动，在1953年春停战会谈取得进展之后，李承晚更加激烈地主张退出联合国军和单独北进等，对抗美国的停战政策。他反对停战的核心说辞是“反对在不能确实保证敌人不会再次入侵的情况下停战”。

在李承晚表示“反对停战”并将“单独北进”之后，1953年4月2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再次研究了“监禁或除掉李承晚，成立临时政府”的计划。早在1952年釜山政治风波当时，美国就曾考虑过找人代替李承晚的问题。在1953年4月~5月美国正全力推进停战的时候，看到李承晚的反对，美国采取了双重政策：一方面确立“常备计划（Ever ready operation）”，研究代替李承晚政府的临时军政府（5月4日）；另一方面绕开韩国，单独与共产方面妥协，以推动停战的进展，打算无视李承晚的反对，停止这场战争。

但是，李承晚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反抗，他召回了停战谈判的韩方代表，并提出了单独北进的主张。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利用韩国国军监禁李承晚，成立新政府”和“用承诺签订《相互防卫条约》换却李承晚积极配合停战” 两套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终选择了后者（5月29日）。第二天，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采纳与韩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的方案之后，美国通过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向李承晚通报称“美国已准备着手与韩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李承晚马上做出了回复，表示“充分理解美方希望用停战结束韩国战争的意图”（5月30日）。

美国军方邀请白善烨参谋总长访美便发生在韩美矛盾激化之时。白善烨应邀访美并与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面谈（5月6日）的时候正值李承晚强烈反对停战、美国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与美军第八军司令泰勒（Taylor）为中心制定“常备计划”之时（5月4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当时，白善烨是韩国国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众所周知的未卷入任何政治派系的“纯粹军人”，而且，制定“常备计划”的两位美军将军都曾是白善烨的战友。

在战争处于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美军却将韩国国军的最高指挥官抽离战场，破例邀请其访美，这其中包含着两个目的：第一，对于韩国战争停战问题，试探韩国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意愿；第二，探讨“找人代替李承晚”方案的可行性。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白善烨当时已经是美国考虑到的备选人之一，同时也是与美国军方讨论战争指挥和停战问题最多的人物。

邀请白善烨访美的正是策划除掉李承晚方案的美国军方，而且他们认为“此举是向白善烨暗示，一旦美方采取除掉李承晚等措施，白善烨要做好支持自己（而不是李承晚）的准备”。但最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在白善烨访美并与艾森豪威尔面谈之后，美国反而中断了除掉李承晚的“常备计划”，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开始接受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方案，计划用这种方式来推动停战。也就是说，美国将韩国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叫到华盛顿，却促进了美国政策的转变，最终采取了废弃在韩国成立军政府、承诺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方案。

以白善烨的访美为契机，美国了解到韩国政府、国民和军方对于签订《相互防卫条约》的强烈意愿，并意识到了物色“反李承晚方案”并不简单。也就是说，白善烨的访美与邀请方的意图背道而驰，反而帮助了李承晚。这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便是，白善烨在美国军方的主导下与艾森豪威尔进行面谈时，明确表示韩国军方也希望签订韩美《共同防卫条约》，从背后支持李承晚的主张。此外，在向美国国民承诺将停战韩国战争的艾森豪威尔面前，白善烨强调了韩国国民和政府反对停战的强度和意义。通过与白善烨的面谈，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意识到，李承晚对于本国军队和国民的掌控力几乎没有任何漏洞。因此，美国军方邀请白善烨访美，不仅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反而成就了李承晚。

但是，情况并未就此结束。问题在于，在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过程中，李承晚对美国的强硬反对仍然没有停止。对于美国接受共产方要求推进停战进展的做法，他再次进行了顽强反抗，并表示要行使“单独自决权”（6月5日），同时，他还即时召回了正在访美的韩国陆海空军最高指挥（包括白善烨参谋总长在内，6月7日），并强行做出了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释放反共俘虏的举动（6月18日），将韩美之间的矛盾推向了几乎无解的边缘，韩国战争和韩美关系都被逼到了不是大破局就是大妥协的岔路口。这是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一着险棋。

◆朴明林教授 = 通过搜集大量资料和严密的论证，推翻了布鲁斯·库明斯（Bruce Cumings）主张“韩国战争源于韩国向北入侵”的论断，凭借对朝鲜和苏联等相关资料进行追根究底仔细研究的学术业绩，他成为韩国国内外声名远扬的学者，是著名的从客观角度解析韩国现代政治史的学者。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55、总统的紧急诏令

——————李承晚这次会有什么杀招呢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20214085339.jpg

图为1953年5月末，在乔治亚州Ft.Benning的美国步兵学校，访问美国的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将军正在与在该校留学的韩国国军指挥官一起愉快谈话。1953年当时，正在战火中的韩国派出了相当一部分国军将校赴美留学，学习步兵、炮兵和通信等多方面的军事技术知识。【白善烨将军提供】

既然说到了记者的话题，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在指挥战争期间，我经常与记者打交道，不仅有穿梭在美军和联合国军中的外国从军记者，还有用眼泪和心痛来记载祖国这场血性灾难的韩国记者，在前线我们经常一起合作。

因此，我非常理解记者们对于取材的职业要求，但偶尔也会有记者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我在访问纽约的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这样的记者。当时有记者问到“听说东方人都身材矮小、戴着眼镜，还装有金牙，你怎么不一样啊”？

我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无语，东方人那么多，怎么可能都是一样的长相？于是我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简短地说“无法回答你这样的问题”，那个记者尴尬地退了回去。

当时西方对东方人的印象大多如此，更何况韩国只是一个正经受共产主义国家入侵的陌生小国，他们对这样一个国家的陆军参谋总长自然是有着诸多偏见的。

误会和偏见常产生于相互不了解，这样的误会和偏见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错误。在当时相互之间交流不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消除这些误会和偏见，唯一的方法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总之，我的访美日程在继续。在访问乔治亚州（Georgia）Ft.Benning的步兵学校和通信、宪兵学校时，我见到了不少在这里留学的韩国国军军官们。虽然当时美国人对韩国的误会和偏见很深，但我们依旧在努力学习美国的发达文明和先进技术。

当时韩国的处境贫穷得自是无法用言语形容，李承晚总统不仅严格律己，生活简朴，而且将公务员和军人去外国出差的经费严格控制在10美元的水平，并会亲自对账。他坚信，贫穷国家的公务员必须严格自律、朴素生活。

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紧紧抓住了“学习的机会”。美军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为使尽可能多的韩国军人能够挤上这班车，国军领导层倾注了许多努力。回想起国军将领们在美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体系制度的过程，我从内心深深地感到慰藉。

在这里的日程结束之后，我来到了堪萨斯州（Kansas）的指挥参谋大学，预定在这里接受为期两周的最高指挥官教育。李钟赞、张都暎、崔荣喜、朴炳权、丁来赫和安光镐等陆军将军都正在这里学习。我与他们愉快地聚在了一起。

指挥参谋大学的校长是亨克·霍迪斯（音）少将，他与我也有着一段特殊的缘分。在1951年7月，他作为停战谈判的首位联合国军代表，曾与我一起参加谈判。他为我准备了特别的教育课程，学生只有我一人，教官却有20多个，这些教官们为我量身制作了教育内容，从指挥战争所必需的作战理论到兵站、军需和通信方面的知识，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

但我却没有能够修完这些课程。我记得刚在这里过了10天左右，忽然接到了李承晚总统的紧急电话，是李总统从韩国打来的电话，我刚拿起话筒便听到总统的声音说“那边没什么要紧事的话，赶紧回国吧”。

我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接到总统电话的两天之前，我曾仔细研读了美国的报纸，上边有报道称“韩国的李承晚总统将召回正在访美的白善烨将军”。

对象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美国报导的这则新闻中写道“李承晚总统很可能召回所有正在美国留学的韩国国军将领”。看到这则新闻后，直觉告诉我，韩国与美国又围绕停战的问题产生了矛盾。

擅长利用各种手段达到目的的李总统再次表现出了要使用杀手锏的征兆。虽然我在华盛顿面见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时提及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并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原则上同意”的承诺，但却不知道，比我站得更加高远的李总统早已将视线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我当然要服从总统的命令，在电话中回答说“我将马上回国见您”。美国报纸分析称，李总统的这一突发举措与他一直反对的停战谈判有关。我也是如此考虑。

幸运的是，带着行李踏上回国路途的只有我一人，其他将领们并未接到同样的命令。李总统这是通过象征性地召回身为陆军参谋总长的我一个人，以此向美国施压。我简单收拾了行李，很快便登上了飞机。

那时6月初的一天，我乘坐美军提供的军用机飞向了旧金山，接着再次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Pan Am）的飞机。飞机起飞之后，我又一次看到了茫茫的太平洋，在这蔚蓝大海对岸的韩国海域上，正暗流涌动，酝酿着一场惊涛骇浪。

老木匠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首尔与华盛顿的矛盾

256、李承晚的异常沉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20215090426.jpg

1953年6月初，板门店联合国军与共产方面的停战谈判正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但首尔等地韩国人反对停战的声音却没有就此停止。这张图片被推测拍摄于中央厅附近老内资酒店门前，记录了女学生们紧攥着太极旗，用眼泪反对停战的实况。该照片刊登于《Life》杂志。

1953年5月末，我在美国接到李承晚总统的紧急电话，准备回国之前，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接到了华盛顿非常重要的指令，美国驻韩使馆也接收到同样的指示，内容是关于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问题。

内容大概为“向韩国的李承晚总统传达美国的意思，美国打算与韩国进行协商，按照与菲律宾和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ANZUS）签订的《防卫条约》的格式，签订美韩《相互防卫条约》”。

1953年6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李承晚总统的紧急电话后，离开旧金山抵达日本羽田机场，在机场受到了美国军官的迎接，然后随他一起来到东京市内的一家宾馆。

当时我并不知道克拉克将军已经从华盛顿接到了与韩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的有关指示，并在回国路上前去拜访了他。抵达羽田机场之后，我需要在东京市内停留一天，因此便趁机前往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礼节性拜访了克拉克将军。

他礼节性地问我“访美之行如何”？我也礼貌性地回答“多谢美军的热情款待，非常顺利”。但他并没有问及其他问题，当然，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他对于我在华盛顿的行程自是了然于胸，但对于我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面时所谈到的内容，他也一概没有问及，似乎不感兴趣。我也没有主动提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谈论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话题。

因为这件事情我连李承晚总统都还没有报告，自然不应该先行向美军指挥官透露。当时的克拉克将军正在思考如何与韩国正式展开《相互防卫条约》协商的问题，而我则在暗自揣付这一转机将给以后的停战谈判进程带去什么影响。

就这样，我们各自怀着心事，只打过招呼后便匆匆分开。第二天，我乘坐美国空军提供的C-47运输机飞越大韩海峡。抵达汝矣岛机场后，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杰斯（音）正在等候，他在机场的简易休息室“concert楼”中向我汇报了当时前线的情况等，然后我便乘坐汽车前往景武台。

市内的人们都在到处奔走，街道上人们都是一副沉痛无力的表情，这便是一个正在经受战争的国家，是一个在前线另一方仍然面临着带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共产军威胁的国家。大街上仍然到处都是人们游行号召继续与共产军作战、反对停战的声音。

在前往景武台的路上，到处都是游行的人们。特别是中央厅前广场和旁边外媒记者们下榻的内资酒店一带，更是挤满了反对停战的市民和学生们，几乎让人没有立足之地。我乘坐的车辆也被堵在了路上，一步也无法前行，这让刚从美国回来有重要事情向总统报告的我十分焦急。

市民和学生们奋力高呼着“不统一就死亡”、“把中共军赶出韩国土地”等口号，场面非常宏大。人们举着写有激烈言辞的横幅，横幅上还写着学校或单位的名字，这让这场反停战游行看上去像是官方主导的一样，但在当时的普通民众中，“反停战”显然是主流的群众情绪。

在光化门前广场上，这样的口号呼声震天，我的车完全被游行的群众堵在了路上，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耗着也不是办法，倒不如出去向市民们喊喊话”，然后便走下了车。

我大声喊道“我是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现在正准备前往景武台面见总统，请大家让一下路”。开始时，车周围的示威群众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然后有一两个人开始鼓掌，继而掌声震天，示威群众中爆发出了兴奋的呼声。

几个人开始出面要示威群众让开一条道路，他们奋力在拥挤的群众中间开辟了一条路，我回到车里，开始一点点地前行。

1953年初夏，景武台仍然同往常一样覆盖着为防备敌人轰炸机攻击而设置的伪装网，周围非常寂静。我进入景武台接待室，见到了李承晚总统。

在礼节性地向总统报告访美日程顺利完成之后，我汇报了自己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见面会谈的内容。我本打算更加详细地描述自己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内容，但李承晚总统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应，他在听完我的大概报告后便说“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我有些惊讶。与美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曾是李总统渴望已久的问题，但现在他却表现得漠不关心。看到总统的反应，我感觉，在我汇报之前，他就已经掌握到了这一情况。也许总统早已开始为签订《相互防卫条约》之后的事情做准备了。初夏的天气无比清爽，但由于总统的沉默，景武台的气氛却显得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