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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0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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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重远:戴高乐其人其事
戴高乐去世迄今已四十年,然而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却与世长存,并被人尊奉为戴高乐主义,这种主义的实质就是法兰西特有的民族主义。只要法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法国人心中伟大的法兰西存在着差距,那么戴高乐主义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二十世纪的四位伟人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戴高乐均度过二次大战的烽火岁月,建立赫赫功勋。此后罗斯福和斯大林相继去世,未能在战后施展宏图,丘吉尔虽活到1965年,但因年迈体衰,也未曾有过大的作为。唯独戴高乐在1958年,年届六十八高龄时,仍能东山再起,振兴了日益衰落的法兰西,使全世界为之注目。
戴高乐一生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值得人们去回味和研究。
两次拯救法兰西
戴高乐出生在里尔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成长后和许多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发誓要一雪普法战争失败之耻,毫不犹豫地入学圣西尔军校。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戴高乐在军校毕业后便在贝当任团长的军队中服役,而二次大战则使他们走到了对立面:贝当投降德国,出卖了法兰西,而戴高乐则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通过一次大战的炮火,戴高乐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战后他在军事院校教授军事史,同时还从事军事理论的研究。当时法国军界高层均墨守一次大战的陈规,坚信只要掘壕固守,依托强大的马其诺防线,便可战胜一切来犯之敌。而此时早已觉察到军事技术迅猛发展的戴高乐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大力发展坦克,使其成为未来战争中的主力。曲高和寡,戴高乐所著的《建立一支职业军》和《剑锋》两书大力宣传坦克战的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冷遇,但在持同样军事理论的德国却颇受青睐。
戴高乐一生崇尚坦克,视坦克为战争之神,甚至把爱女伊丽莎白也下嫁给素以坦克战略见长的德布瓦西埃将军,从此翁婿两人得以常聚在一起,切磋有关坦克战的诸多问题,可谓相得益彰。
由于所提出的创新军事理论长期未得上层的赏识,因而戴高乐在军界的升迁极为缓慢,直到1940年五十岁时仅领有上校军衔,而且还面临退休的命运。没想到时来运转,正当德军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之时,戴高乐却抓住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亲率一个装甲旅前去阻击,并且节节取胜,为此晋升为准将,并出任负责和英国联络的国防部次长。此后人们便习惯地称戴高乐为将军,甚至在第五共和国他身为总统时也是这样。
贝当出任总理后,立即准备向德国屈膝求和,戴高乐对此坚决反对,并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出走伦敦。6月18日,他在电台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声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从而点燃了法国抗战的烈火。
远在伦敦,戴高乐备尝寄人篱下之苦。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领导“自由法国”和德国法西斯作斗争。自1943年起,他把抵抗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北非,先后组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团结一切抵抗力量,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时,戴高乐麾下的部队已近百万人,成为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在万众欢呼声中回到巴黎,从此他便成为一位人民心中拯救法兰西于大苦大难的民族英雄,这一神圣地位长期无人可以动摇。
胜利后的法国和过去一样:党派林立,内斗不断,戴高乐对此极为厌恶,遂愤而于1946年1月20日挂冠而去,辞掉了临时政府总理的职务。
1946年10月,几经周折,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始告建立。这个先天失调、后天不足的国家拖着气息奄奄的有病之躯苦苦挣扎了十二年,期间最长的一届内阁不过一年多,而最短的一届只存在了三天,在世界上一时传为笑谈。
戴高乐此时长期“潜伏”在科隆贝,一方面潜心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另一方面又细心观察法国社会的每一个动态,以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个机会果真来了!1958年5月13日,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发动叛乱,迅速得手,并扬言要立即进攻本土。法国政府当时并无足够的兵力与之抗衡,一时乱了方寸。而戴高乐却胸有成竹,于5月15日突然打破沉默,向报界发表如下声明:
以前,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让它知道,我已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此言一出,全国顿时大哗,反对者固有之,赞同者也不在少数。因为大多数法国人都懂得,在国家面临内战和分裂之际,只有像戴高乐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人才能力挽狂澜,为全民族找到一条出路。
6月1日,在大多数国民议会议员的支持下,戴高乐得以出任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内阁总理,其任务则是埋葬混乱不堪的第四共和国,从而第二次拯救法兰西。
创建符合国情的政体
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建立何种政体是至关重要的。1688年,英国便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788年美国也建立起共和制,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变动。
法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整个十九世纪,法国革命频仍,共和派和君主派为政体问题一直争斗不休,先后建立过两个王朝、两个帝国和两个共和国。直到1875年才勉强诞生一个“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即第三共和国,最终确立起共和制,这时离法国大革命已快一百年了!
第三共和国是议会制的共和国,议会掌握大权,它成为各党派无休无止斗争的场所,导致政局严重不稳。
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种种苦难的戴高乐对这种体制深恶痛绝。他多次指出,从1875年到1940年,法国更换过一百零二届政府,而英国只更换过二十届政府,美国则更少,仅更换过十四届政府,正是这种政局的不稳才使法国在二战中惨遭灭顶之灾。
戴高乐决心对此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上台伊始便着手制订一部新宪法。新宪法设总统职位,保存了国民议会及参院的两院制。总统的权力大为加强,无需议会同意即可任命总理,并有权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政府成员和主持内阁会议,同时也是三军统帅。从1969年起,总统改由全民选举产生,从而使总统的威信和地位更为提高。
戴高乐把新宪法确立的政体定位为“既是议会制的,又是总统制的”,而私下则更坦言,他真实的意图是要把“君主国和共和国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君主共和国”。
1958年9月3日,政府通过新宪法草案。4日,戴高乐在共和广场亲自宣读这份草案。9月28日,就此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投赞成票者占选民的66.4%,投反对票者则仅占选民的17.3%,新宪法获得通过。后来的民意调查表明,选民中有50%的人根本没有读过这部新宪法草案,而有40%的投赞成票者均出于对戴高乐的无限信任。
10月4日,新宪法生效,第五共和国也随之诞生。
第五共和国成立至今已五十二年,虽经历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五月风暴、反对美国霸权斗争的风风雨雨,仍屹立在欧洲的西北角,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法国人民经长期的探索,在戴高乐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政体。
摆脱殖民战争的阴影
还在十九世纪末,法国就和英国并驾齐驱,同为世界殖民大国,在亚洲、非洲、美洲拥有大量殖民地,共达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在一次大战中,法国国力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一个殖民大国的地位。二次大战给法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战后法国统治集团仍死抱住殖民地不放,力图用武力来维护旧日的殖民体系。
自1946至1954年,法国在越南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其结果是惨败:共有九万两千名官兵丧生,十一万四千人负伤,另有两万八千人失踪,耗费军费达三万亿法郎。法国殖民者成为越南人民手下的败将,狼狈不堪,以致前往日内瓦会议去签署恢复越南和平协议的法国外长皮杜尔一时竟然拿不出什么具体办法,只想“大哭一场”。
越南战场的炮火甫停,法国马上又卷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殖民战争。1954年底,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遍及全国的武装起义。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在历史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还在1830年,法国便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漫长过程,到1870年阿尔及利亚遂尽入法国之手。此后,不少法国人便视阿尔及利亚为法国本土的自然延伸,为法国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1954年起,法国不断派重兵对阿尔及利亚的起义进行镇压,到1958年那里已驻扎有五十万殖民军。正是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尔驻军的叛乱激化了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正是它把久已踟蹰待变的戴高乐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台。
阿尔及利亚叛军之所以拥护戴高乐上台是希望这位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民族英雄会带领他们把这场殖民战争进行到底。戴高乐对此自然是了解的,因此最初在提及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一直是闪烁其词,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在1958年便流露出“要给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想法,那么“立刻就会被推翻”。
直到1959年9月,当戴高乐感到自己的地位已够稳固时,才公开宣布阿尔及利亚人有权自决。他的态度立即在阿尔及利亚引发了叛乱。1960年初,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各地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戴高乐。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这场叛乱为时仅一周,便宣告寿终正寝。
1961年初,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始秘密谈判。4月,一批退役将军在阿尔及利亚组织军事叛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戴高乐也不失时机地下令平叛,这批将军遂仓皇逃往国外,叛乱得以迅速平息。
1962年3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订埃维昂协议,宣布停火,并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4月,法国就埃维昂协议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有91%的选民投了赞成票。7月,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使法国失去一大块殖民地,初看起来,法国似乎吃了大亏,实际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来可以节省下大笔军费用以发展经济;二来可以藉此充实在欧洲的军力,并发展核武装;三来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批评,改善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戴高乐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也招来殖民主义分子的疯狂仇恨,从人身攻击到肉体伤害,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戴高乐进行的暗杀就不下十余次,其中尤以1962年8月22日夜间的那次袭击最为危险。恐怖分子向驶回科隆贝的戴高乐座车发射了十二发子弹,所幸没有命中戴高乐本人。
戴高乐对所有这一切都不屑一顾,照常外出办公和巡视。这位经历战火考验的老人似乎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达既定目标是绝不会罢休的。
维护法兰西的伟大
戴高乐热爱和崇尚自己的祖国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常说:“如果法兰西不伟大,那就不是法兰西了!”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使法国伟大是我心上的唯一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
即使在二次大战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戴高乐仍念念不忘如何去重振法兰西的伟大。然而战后建立的第四共和国风雨飘摇,根本无法实现戴高乐的宏愿。
只有当1958年戴高乐复出时,法兰西往昔的伟大才终于有了重现的机会。
戴高乐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为了实现自己久已酝酿的宏图,所以决心把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打击矛头集中在美国的身上。
戴高乐的东山再起使华盛顿深为震惊,尤其是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由于他在战争期间和戴高乐打过不少交道,深知与这位个性刚愎的法国政治家不好相处,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向法国方面示好。然而戴高乐却丝毫不领情,向前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改组北约领导机构的要求,坚决反对美国一霸天下。
戴高乐还不顾美、英的反对,坚持走发展独立核武装的道路。1960年法国在撒哈拉大沙漠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63年,法国已经拥有一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为保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66年3月,戴高乐宣布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并迫使北约从法国领土上撤走其全部军事人员和军用物资。从此法国在军事上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不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制约。
为了增强反抗美国的力量,戴高乐极力倡导西欧国家的联合。法国加入了西欧经济共同体,戴高乐甚至主张建立一个欧洲联邦。但他极力反对英国参与其事,因为美英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它的插足会破坏欧洲国家的团结。
在联合西欧各国的活动中,戴高乐把和西德的团结与合作放在首位。从1958年9月开始,戴高乐便和西德总理阿登纳频繁会晤达十五次,交换信件达四十封。这两位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磨难的老人终于达成广泛共识:即两国要尽快变世仇为好友,法德的联盟应成为欧洲联合的核心。1962年6月,戴高乐便满怀激情地宣称:“法国人和德国人应该是兄弟。”1963年1月22日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使两国友好关系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直至今日还在发挥巨大作用。
戴高乐的眼光不仅局限于西欧,而且还伸展至东欧。他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响亮口号,希望建设一个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欧洲。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受到热烈欢迎。随后,他还成功访问波兰和罗马尼亚两个东欧国家。
戴高乐在国际舞台上确是放眼世界,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自然也落入他的视野。1964年他遍访墨西哥等拉美十一国,到处都强调法国和拉美之间的传统友谊,并猛烈抨击美国的霸权政策。
戴高乐明确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称之为一场大国欺凌小国的可憎恶的战争。1967年9月1日,他更在柬埔寨首都发表著名的“金边讲话”,强调“亚洲人民决不会屈服于太平洋彼岸外国的意志”,要求美国在“适当的和确定的期限内”从越南撤出其全部军事力量。
基于“维护法兰西伟大”这一思想,戴高乐在执政时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确实使世界总的局势有所改变。
开启法中友谊大门
戴高乐对与中国建交一事考虑已久,他绝不愿长期追随美国推行孤立中国的政策。
阿尔及利亚战争甫停,与中国建交一事便提上日程。1963年10月,戴高乐的挚友,法国政坛元老,曾长期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埃德加·富尔应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前往北京访问。戴高乐决定抓住这一良机,委托他试探敲开中国的大门。
为避开外界的关注,尤其是美国的觉察,富尔故意绕道柬埔寨和印度来到中国。在北京,他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见,并和周恩来及陈毅会谈。最初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后来因法国希望中法建交后依然能在台湾保留一个领事馆,谈判陷入僵局。最后中方显示了灵活性,提出“直接建交”的方案为法交接受,即中法双方首先宣布建交,然后再由法国出面结束同台湾的关系。
富尔为将中法达成的协议尽快交到戴高乐手中,便匆匆赶往新德里,将协议交给一位法国外交官,由他专程赶往巴黎,亲手将其交到戴高乐手中。此时,富尔则若无其事地在印度游山玩水,足足逗留了两周。
戴高乐随即采取果断行动:法国于1964年1月15日即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事告知美方,并不顾美方的强烈反对,于1月27日发表与中国建交的公报。法国就这样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中法建交是当时国际上的一件大事,美国对此冷嘲热讽,大肆攻击。然而五年过后,当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也试图和中国接触时,只得当着戴高乐的面,承认美国对华政策确实有严重失误,并希望能早日秘密访问北京。戴高乐不计前嫌,随即命令当时的驻华大使马纳克向中国方面传达这一重要信息。
戴高乐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极感兴趣,在1969年下野后多次表示希望访问中国。正当西方许多报刊都在预言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位维护本国独立的伟大斗士即将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握手言欢时,死神却夺走了戴高乐的生命。戴高乐没有能亲眼目睹他深感兴趣的中国,可能这也是他终生的憾事。
斯人虽逝,精神永存
1968年5月,戴高乐执政十年时,法国爆发了先由大学生打头阵,后由工人、农民参加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整整一个月,法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后来事态虽告平息,但在政坛经历风雨的戴高乐却从中觉察到了法国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关头,该是他这位年已七十八高龄的老人激流勇退的时候了!
1969年4月27日,戴高乐提出了扩大地方自治权和缩小参议院权力的政治改革方案,并将它付诸全民公决,结果遭到失败。当天午夜,在得悉全民公决的结果后,戴高乐即发表正式声明,称他将于次日中午辞去总统的职务。
这一次的下野和1946年初那次一样,来得如此突然。人们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戴高乐便又成为一位平民,回到科隆贝去安度晚年,并着手撰写战后自己的政治生涯:《希望回忆录》。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胃动脉破裂在科隆贝猝然去世,此时离他八十岁的诞辰仅差两个星期。随后根据戴高乐在1952年时便写下的遗嘱,为他举行了十分简朴的葬礼。11月12日,四万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科隆贝和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同日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作安灵弥撒,到场的有尼克松总统等数十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此外还有数十万巴黎市民冒雨在凯旋门前游行集合,举行悼念活动。次日,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以永久纪念这位法国当代史上的伟大人物。
戴高乐除在1947年创建过法兰西人民联盟外,便和所有政党都脱离关系,自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人。然而自1958年起,法国主要政党,如保卫新共和国联盟、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保卫共和国联盟,以及人民运动联盟莫不奉戴高乐为它们的当然领袖。
戴高乐去世迄今已四十年,然而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却与世长存,并被人尊奉为戴高乐主义,这种主义的实质就是法兰西特有的民族主义。
当欧洲足以代表世界的时候,法国便是一个道地的世界大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再到克里孟梭,它确曾辉煌过一时。然而二战中的惨败和战后殖民地的丧失却使法国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世界大国。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烈的法国人民留恋往昔的岁月,对于敢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法兰西伟大的戴高乐自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只要法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法国人民心中伟大的法兰西存在着差距,那么戴高乐主义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1984年2月,我趁在法国作学术访问之际,造访了位于塞纳河畔索尔菲里诺大街上的戴高乐研究所。该所的负责人热情接待了我,并再三强调这是一个民间非官方机构,收集了有关戴高乐的资料,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他们绝不想隐瞒有关这位伟人的一切,因为只有这样,世人才能更好地了解他。
所内有张大桌子,上面所放置的日历显示着1969年4月28日,也就是戴高乐最终退出政坛的日子,不过我想在法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这位民族英雄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四十年过去,有关戴高乐的著作相继问世,可谓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阿兰·佩雷菲特所著的《这就是戴高乐》(AlainPeyrefitte,C‘étaitdeGaulle,EditionsGallimard,2002)。佩雷菲特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曾任宣传部长和教育部长等职,和戴高乐过从甚密。在这部洋洋1954页的巨著中,详细记录了他和戴高乐从1959年至1969年十年间所作的三百余次谈话,揭示了这位法兰西伟人内心深处的许多想法,弥足珍贵。
附带说一句,佩雷菲特还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曾多次访华,所著《当中国觉醒之时》也享有盛誉,因此读他的著作时,会使我们倍感亲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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