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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1-11-2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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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粟裕逝世后治丧、讣告的波折
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终于离开了我们。粟裕同志临终时，我悲不自禁大声哭喊：“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安放在八宝山，我知道那里不是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会照你的意思办的。”同时我心中默默起誓：“你放心，我一定以我的全部精力来完成你的遗愿，把你希望整理出来的材料搞出来。”
粟裕同志溘然而逝，噩耗传出，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他的生前友好，陆续来到医院辞灵慰唁。我强忍悲痛深表感谢，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顾问委员会领导同志汇报了粟裕同志的生前意愿。粟裕同志生前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在场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宋任穷、习仲勋、乔石、荣高棠、张爱萍、杨得志、洪学智、张震、朱云谦等，另有几位我不认识。军事科学院的宋时轮、张翼翔同志也在场。我汇报后，在场的各位领导就议论开了。有部分同志说，粟裕同志个人的意愿要遵重，但是，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不开追悼会恐怕难以通过。另部分同志说，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至于开不开追悼会的问题，由中央来决定。张爱萍同志说，撒骨灰可以派一架飞机，在东南几省转一下。我听着领导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担心粟裕同志生前意愿得不到批准，仍要为他开追悼会，所以又两次发言，恳请组织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办理后事。最后大家议定，这件事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
2月6日晨，朱楹同志告诉我，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听说中央书记处已同意尊重粟裕同志的意愿办了。随后，副总参谋长张震同志告诉我，关于治丧问题，在家主持工作的习仲勋同志打电话报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先说开追悼会，但在听了仲勋同志讲到粟裕同志生前有个意愿时说：那就尊重粟裕同志意愿。而且中央去年有个精神，今后丧事从简。但虽不开追悼会，宣传规格要高，可以高于廖（承志）公、谭（震林）老。要有一个不是悼词的悼词。耀邦同志这个意见紫阳同志也同意了。尚昆同志那儿也同意了。（胡、赵、杨三为这时都在外地）所以就定下来了。
6日上午8时许，张爱萍部长的夫人李又兰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杨副主席一会儿要给我通电话，先告诉我一下。10时许，杨副主席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记录如下：
杨：我本想回来再见粟裕同志一面，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丧事中央基本上同意尊重粟裕同志本人的意愿。耀邦、紫阳同志都同意。小平同志在旅途，待联系到后再报告他。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联合发个讣告。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楚：谢谢杨副主席。您在他生病和病危期间一直很关心，这次病危您多次来电话，交代医院尽力抢救。当时他气管已经切开，脑子还清醒，我告诉他，他点点头，心里是明白的。您对他的问题一直是关怀的、尽力的，我是铭感的。去年4月底您来医院看望他后，我似乎已经预感到粟裕同志本人是见不到处理这个冤案的一天了。现在他已离开我们去了，不会知道了！对于中央如何处理这个冤案，我不强求，我只要求一件事：要求把粟裕同志本人的申诉，还有我向中央写的报告同那些诬蔑他的材料一起存档，让历史给他做结论。杨副主席！恕我大胆直言，我认为党对粟裕同志太不公正了！
杨：我们要在讣告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过几天就可以回去，还要同他见最后一面。现在亲密的战友不多了，爱萍同志算一个。我回去后要同爱萍同志商量一下，从正面把问题说清。这个讣告，我来定稿，定稿前要送给你看。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孩子们也要注意。
楚：谢谢关心。我身体还好。我们家中情况不困难，自己都可以安排，我们不会给组织上增添麻烦，更不会给离去的人丢脸，我们一定努力继承遗志。
6日下午4时左右，参加讣告起草组的奚原、金子谷两同志来我处，说时间很急，有了一个初稿，先读给我们听一听。他们说，领导上没有交代要给我看，但他们觉得还是应当让我知道一下。我看了这份稿子有三段，前段帽子112字；中段讲生平274字；末段结束语，包括转述粟裕同志生前意愿，247字，全文共634字，写得很不象话。
（这是宣称已作废而又一再要用以正式发表的稿子，录以存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粟裕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粟裕同志1926年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参加南昌起义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英勇顽强，能征善战，胜利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全国解放以后，他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期间，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竭尽全力，为保卫和巩固国防，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十年动乱中，粟裕同志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粟裕同志衷心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他弥留之际，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对于我国建设的光辉前途，满怀必胜的信念，并表示和老同志一起，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粟裕同志的一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共产主义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粟裕同志生前曾表达他的意愿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粟裕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他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希望全党全军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军队建设新局面的实际行动悼念粟裕同志。1984年2月6日”）这反映了什么？是不详之兆！我不禁心情沉重。
下午5时许，总参张震副总长、总政朱云谦副主任两位来我家，正式传达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对粟裕同志治丧事宜的表态和尚昆同志的指示。还传达了“张爱萍同志对粟裕同志治丧问题的意见”。（张爱萍同志对粟裕同志治丧问题的意见：一、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派一架飞机把骨灰撒在有关省、市。二、报纸上发表治丧委员会组成和悼念文章，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对粟裕同志的革命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称颂。悼词中着重写他能征善战，运筹帷幄，英勇气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还要正面写他任总长时的功绩，以去掉免去总长后，有些人给他的不公平的言论与不实之词；表彰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无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鞠躬尽瘁；说明他生前嘱咐，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不开追悼会的意愿。张爱萍同志处。2月5日。这是一份电话记录，由张震、朱云谦两位当面交给了我。）
我问讣告草稿是怎么回事？朱云谦同志说，这个稿子是由一些不大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搞的，已经作废了，现正在重新搞。我当即表示：我对这个稿子不是极不满意，而是不同意！且不论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把1958年问题从正面说清楚，就是撇开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地反映粟裕同志。
看来尽管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指示都说要把问题从正面说清楚，但究竟结果怎样，而要作好碰到麻烦的思想准备。
2月7日上午10时，收到送来的一件信函，里面是一份讣告稿，未附任何信件，也未注明发信单位。我一看这份稿就是昨天朱云谦副主任明确说的作废稿，以为既是作废稿，也就不在意而未加理会。不料下午7时却得悉中央决定当晚8时广播讣告，用的就是这个“作废稿”。我既气愤又焦急，立即赶赴张爱萍同志处向他报告：昨天朱云谦、张震两同志在我家时，朱当面对我表示这个稿子已经作废，我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稿。现在竟然在不同我们商量，并且不向我们通报的情况下播发这个稿子的讣告，不知中央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精神？我请求：与其用这个稿子，不如不发消息，不发讣告。几十万人死了也没有发讣告，这没有关系。
张爱萍同志说，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让李又兰同志立即打电话询问。随后得悉并告诉我当天不发了。张部长说起草讣告“应当征求你的意见”，要我带着意见到起草组去参加起草。
晚上10时，习仲勋书记给我打电话，大意是：粟裕同志逝世已经几天了，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至今还没有发讣告，各方面都有些疑问、反映，听说是我不同意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如实报告了事情经过和真相，明明通知我那个稿子是作废的，不知为何又作为正式讣告决定播发？我怎能盲然同意？请仲勋同志主持公道。仲勋同志深表诧异，接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送给我的可是正式呈批件，是红头文件，不是草稿，也没有说你不同意。我还同耀邦同志通了电话，还报告了邓副主席，小平同志说：四个评语，同意。两个‘家’，应该这样讲。具体的你们办。他们怎么这样搞呢。既然这样，今天就不发。但是讣告消息还是尽快发才好，两天内必须搞出来，你准备好意见，你去参加起草。”
2月8日，遵照张部长、习书记指示，我于上午8时30分到达京西宾馆治丧办起草组。这时起草组已经有了一个类似悼词的稿子，约五六千字。我对此稿提的意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从正面说清问题，肃清流毒；二是感到对晚年活动部分，内容显得单薄，建议充实一些。对于从正面说清问题，我反复考虑，希望写上“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够正常，他的处境艰难，但他坚韧顽强，毫不气馁。。。。。。”这样的字句；同时希望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他以五十余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晚年活动要充实的内容，我准备了具体材料。在文字结构上，我考虑把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时他处境艰难、被限制接触部队，和他坚韧顽强、从事新的探索结合起来写，以体现向前看的精神。几经推敲，我草拟了一个文字材料交起草组参阅。
（我提供起草组参考的书面材料：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粟裕同志的处境艰难。但他坚韧顽强，毫不气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调查研究，并把注意的重心放在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上。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把他完全挤出部队。他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返前线。周恩来同志支持他，为他创造条件，让他到北部地区走一走。他在50多天内，沿西北、华北边境走了6000多公里，察看了沿途的地形、工事，直接听取部队指战员的意见。他针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严重歪曲和强大习惯势力的影响，甘冒“四人帮”横行时的极大风险，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军事辩证法，针对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敌我情况，正确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山地与平原、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科学技术与战略战术、人民战争与武器装备等方面的辨证关系，研究新的作战方法，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就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调查报告。他说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我军的破坏，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付出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他在因重病退出第一线后，仍然整理过去战争材料，要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流给后人借鉴。充分表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负责精神。）
下午，起草组向治丧办汇报讣告起草情况和内容。他们先谈了他们的稿子；然后叙说我要求增加的内容，并当场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大致情况是：
一、对我补充的晚年调查研究一段，觉得内容是很感人的，但讣告不宜文字太多，这些内容可以将来由其他同志写回忆录。
二、关键是对在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这一段，究竟写还是不写？竟我力争，治丧办表示先写上，至于写在什么位置仍要推敲。我认为若写得靠后了，同调查研究合为一段，使人误解是在叶帅领导下的这一时段了。我的意见写在任总长那一段后面为宜。他们对“处境艰难”、“被限制接触部队”、“坚韧顽强”几个提法都不同意，说这不完全符合正面讲的精神，有“对着干”的味道，不好。删去上述用语，改为顾全大局之类的词句。最后归结成三条修改意见。
1、紧接任总长一段，加“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一段时间里，他顾全大局，埋头苦干……”。
2、在“195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创建人之一。”后面，适当充实他晚年的工作活动内容。
3、在适当的地方增加“他以五十余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讨论至此，我也无可奈何。
回家后，晚上，我抱着再一次陈述要求的希望，给杨副主席、张爱萍部长写了一封信。
（我2月8日晚写给杨尚昆副主席、张爱萍部长的信的基本内容是：粟裕同志的这段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贯制。他长期采取克制态度，即使在彭德怀同志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明确表示绝不利用这个时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期待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获得解决。重病以后，他的心情开始淡薄。杨副主席让我转达打算处理的意见后，他主要心情是平静的，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次中央、军委决定在讣告中正面写一下，以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实在出乎我及全家的希望之外。但实际进行中遇到重大困难：1、平反是针对“反”的，不提“反”，只说正，这个矛盾很难解决。2、中央、军委对这个问题究竟打算写到什么程度，治丧办的领导同志没有对起草组作明确指示。3、起草组的同志不了解情况，个别同志根本不认识粟裕同志，他们从文字、结构等等方面考虑得多，不能体会精神，这样必然形成分歧。我本人，作为粟裕同志的亲人、战友，迫切希望中央为粟裕同志所作的最后文件中，对这一冤案的解决有较好的表述，心情是急切的；但我也一直以大局的利益律己。现在经过各方努力，处理意见是在粟裕任总长后面一段写上“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意志坚韧，无私无畏，埋头苦干，为党工作，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低的方案了。如果仍然不能通过，我请求将这一公案流交历史。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这封信没有发出）
晚11时许，信还没有送出，军委办公厅李希庚副主任来电话说：“下午讨论通过的稿子拿错了，是另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看了，比下午讨论的那个稿子更好。因时间紧，不送给你看了。”我听了很吃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同时又奇怪为什么不让我看就上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稿子？我表示，如时间太紧，请在上报的同时抄送我一份。李说：“不必要了，不必要了。”于是，这个上送稿我就无从看一眼。我的心中悲愤交加又万般无奈。
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的消息，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场，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中央不同意，认为还是要从正面讲。而且稿子也太长，决定仍用原来的那个短稿子（即一再说已经作废的稿子）。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痛哭。我心急如焚左右为难，觉得要生不得，欲死不能死活都对粟交代不了。活吧，怎能受得住这冤上加曲；死吧，又怎能实现他的遗愿，他临终时我曾发誓要以全部精力来完成他希望整理的材料。痛定思痛，思之又思，我决心再作最后的努力，就毅然立刻赶往张部长处。到达张部长处时，张震、朱云谦两位也在。我不顾冒犯地陈述：
一、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的讣告，是组织上对粟裕同志作出评价的最后一个文件了，现在决定用的这个短稿子，朱云谦同志曾正式告诉过我，那是几个不大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起草的东西，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
二、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有崇高的威信，你们应考虑到这个讣告发出后的影响。粟裕同志的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贯制，中央不给他生前平反，难道把生后的路也要给堵死。
三、你们都曾经同粟裕同志一起战斗过，应该说是老战友，大家都会有这一天的。请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
最后我提议讣告由中央批准的四句评语；粟裕同志的主要任职；本人的意愿三个部分组成，其余什么也不要写。中央有权不给他平反，但不能堵死后路，不让后人讲话。如果一定要用最初那个不成样子的稿子，中央决定了，我们服从，但我们不能同意。我讲完后，张部长表示他们将再研究一下，我逐渐冷静下来，我的心似乎已经死了。
2月10日下午，治丧办送来重新起草的讣告传真，并附有张部长批示复印件。张部长批示：“我同意。请送乔石并仲勋同志并电传杨尚昆副主席审定。”“并送楚青同志。”下面是张部长的签名，时间是2月10日10点40分。我含泪代表全家表示同意。这个讣告于今晚电视广播，第二天见报。
在粟裕同志病重的晚期，我常想到他身后之事。有时我有一种预感，粟裕同志去世后，可能在治丧中受到新的迫害。但是又想到，我们会照他生前意愿办理后事，不举行任何仪式，不会麻烦任何人，何至于呢？虽然我自以为也作了思想准备，却没有料到事情的经过竟是这样令人痛心。我也一直弄不懂，有些人转了那么多弯子还是要用第一次起草的那个讣告，他们在他生前要冤他，在他去世后还要多方留难，究竟为什么？粟裕同志一生对党对人民尽忠尽责，他生性忠厚。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对他的蒙冤挨整，过去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领悟了。我曾说粟裕同志的悲剧遭遇在于两条：一是战功赫赫；二是不搞迎合。一位老战友语重心长地接着说，这两条有一条就够了，何况他有两条！是的，是的，夫复何言！
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顾委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布的粟裕同志逝世的讣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讣告的争执终于结束。可是对治丧举不举行仪式却还不一致。粟裕同志生前意愿“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并得到了批准。考虑到我们家人总是要送送他的，同时许多老同志纷纷来家或来电表示，他们要同我们全家一起见粟总最后一面。因此，我同治丧办联系，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灵堂，以便我们家人和希望随同我们一起去的老战友们为粟裕同志送行。治丧办表示同意。但是2月8日上午收到一份关于治丧问题的批件，下午送来一份具体安排，治丧办通知我们：决定在301医院“瞻仰遗容”，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要参加，时间定在2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那不是又举行不是仪式的仪式了吗?我当即提出不同意，指出那样做不符合粟裕同志的意愿。但治丧办坚持要那样办，说那样对去瞻仰遗容的首长们方便些。他们为了首长们方便，不把粟裕同志本人意愿放在眼里，这使我加倍地受刺激。我愤然说，如果哪一位认为不方便就请他不要去!我坚持到八宝山送行；他们坚持在301瞻仰遗容。这件事就僵住了。
晚上，张爱萍部长召见粟戎生，询问原来是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的，怎么又要搞?张部长对戎生说：“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原来说是不搞遗体告别的，怎么有人说又要搞一个?杨副主席才回来，他问我，我不清楚。所以找你来问一问。”戎生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我爸爸去世的当天，在医院里，我妈妈就向中央和军委的首长转达了爸爸的意愿，当时首长们就原则同意了。后来治丧办的同志又通知要在301医院搞一个小型的、内部的遗体告别，时间定在15日下午3点到5点。我妈妈就向他们提出还是在八宝山送行，时间也不要那么长，这样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符合爸爸的意愿。如果在301那样办，说不是仪式，也是个仪式。但办公室的同志坚持要在30l办，说是对首长方便些。”张部长说：“还是你妈妈意见好。这样既符合中央的精神，又符合你爸爸的意愿。还是按你妈妈的意见办。”
2月12日上午10时，杨尚昆副主席召见戎生，首先对戎生说：“这次报上发表的四个（称号）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在某些方面比彭德怀还高，当然评价彭德怀那个时候，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刚开始平反。关于1958年的事，你爸爸生前有个愿望，我也答应给他办好，但没有想到他会去世这么快。这件事现在办也还有些阻力，当时批判他很激烈的人有些还在。当时主要是他和几位老帅的关系不好，这个问题有他自己的责任，也有几位老帅的责任。以后慢慢地可以把那次会议的文件收回来，把他写的材料也可以存档。”杨副主席说在讣告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样的话不合适，还是从正面写好，应从指挥作战方面多写，以突出战将。之后，他问了告别仪式问题。戎生如实汇报了治丧办的安排和我们的不同意见。杨副主席接着说：“我一下火车就找了军办的同志到我家来研究办丧事的问题，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在301，他们说为了老同志的身体健康，301有暖气。我说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多穿一点，到八宝山脱个帽行个礼还是没有问题的。我同意你妈妈的意见，还是你妈妈意见好，这样，符合你爸爸的意愿，符合从简的精神。”杨副主席表示，到那天他和中顾委少数人去看一下，还有一些华东、三野的老同志和亲属、友好去看一下，他是一定要去的。杨副主席还说，他问军办的同志关于“批件”的问题，军办同志告诉他是中办的人写的。他批评他们办得太欠考虑，如三叉戟是密封的，不能开门，怎么能行?他再次对戎生说：“这件事还是按你妈妈意见办，这个东西（指“批件”）作废。你妈妈是个老同志了，是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他告诉戎生下午3点要来看我，戎生说让我去看他。杨副主席最后说：“不，我应该去的。我下午3点多钟去看她。耀邦同志15号可以赶回来，他也可能会看粟裕同志最后一面，邓主席他回不来，让我表示慰问。下午我去看你妈妈，把这件事最后定下来。”
戎生回来后，我立即根据杨副主席对治丧方式的指示写了一个纪要：“中央、中央军委原定在301医院举行内部的、小规模的遗体告别，因尊重粟裕同志的意愿和家属的一再请求，决定不再举行。定于2月15日下午3—4时，由直系亲属、治丧办公室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护灵，前往八宝山火化。不再发讣告。部分生前友好、老战友、老部下一再提出要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家属已经向组织上反映了。领导同志指示，这些同志到时可自行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同粟裕同志见最后一面。”
下午3时，戎生陪我到杨副主席处，自然应该我去。现在我已下定决心不提为粟裕同志平反的事，让这桩冤案留交历史，任后人评说。我准备了一个受接见时的谈话纲要，包括下列各点：
1、表示感谢之情。
2、说明粟裕同志是在对未来事业满怀必胜信念的心情下离去的。对他自己的问题，在我向他转达了杨副主席的意见后，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我以为他的心情是平静的。这一点请杨副主席放心。
3、我虽为他作过申诉，但没有设想过在他身后再提这件事。杨副主席还想为这件事再作努力我十分感激。人在悲伤的时候容易说过头话，冷静下来觉得这件事实在不必再提了，只要求组织上把他的申诉和我的报告，正式存入档案就可以了。我想我若再用这件事来干扰中央、中央军委，定然不符合粟裕同志的心意了。
4、对于中央的讣告，我们全家一致感谢。党和人民给予粟裕同志很高的评价，而且文字写得朴实，符合他为人的一贯作风。
5、我要为治丧问题说几句。我们一直坚持按粟裕同志意愿办事，从未对治丧办提过违背丧事从简原则的要求。但是治丧办的一些做法令人难解。例如讣告的第一次稿，告诉我是由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一个小时内起草的，已经作废，但却又打印，作为正式稿上呈书记处，并且说我已阅过。又如治丧办集体讨论通过的稿子（这次讨论有我列席），不到半小时就来电话告诉我，讨论时的稿子拿错了，不是原来准备提交讨论的稿子。我要求把这个未经讨论的稿子送给我看再上送，他们推说时间来不及而不同意。我要求在上送的同时送我看一看，他们也不同意。使我至今不知上送的是什么样的稿子。再如，这次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所制造的混乱，有传闻说我们本来说不举行仪式，后来又要举行仪式等。我们本来很伤心，听到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更感痛心。
6、关于撤骨灰，我是一定要亲自办这件事的。原定派飞机，但大飞机有技术问题，而小飞机我又因身体不能适应。我请求火化后由我们将骨灰先安放在家里，过一段时间我和子女于适当时机分次逐步去一些地区撒放。
7、粟裕同志生前想把自己亲身参加、指挥过的一些战役、战斗材料整理出来，让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留给后人借鉴。他病中，我们协助他整理了一些，最多只占一半，还有约一半以上工作待完成。请求组织上批准我们继续搞下去，并给予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条件。
8、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困难。孩子们在党的培养下都已成长。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请求留用汽车。一切请组织上放心。
到达杨副主席住地，杨副主席及其夫人李伯钊大姐一同会见我们，4时左右我们告辞返回。杨副主席同我谈话约一小时，记要如下：
杨：我应该去看你的，你先来了。上午我不该跟戎生说，让你知道了。
楚：您那样忙，又刚从外地回来，如果您来看我，我怎么能过得去呢!
杨：还是应该我去看你的，想问一问，看还有什么事。
楚：我向您先汇报一下。（大致如上述准备的提纲，从略）
杨：在我来讲，没有在他很清醒的时候把他1958年的事同他谈清楚，觉得心里有歉意。我应该最后见他一面的。去年4月底我去看他时，他正犯呃逆，很痛苦，没法谈。所以我同你说了“今天不谈了”。当然也还有一点阻力。我本来是想解决得更完满一点。没有想到他去得这样快，这在我心中总是个遗憾。报告存档，还有原来说的文件派人收回、销毁，都是要办的，都可以办到。
关于讣告，四句评语是书记处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点了头。又报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也同意。又告诉了秋里，他也同意。他们都同意。当时起草人他们只说还写了他本人的意愿，至于四句评语底下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不清楚。等了几天没有发表消息。到金华时，正下大雪，我打电话问，说还在写。到了上海我又问。到南京时说写出稿子了，其中有一小段，“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如何如何。我和耀邦都认为不合适，还是从正面写好。我给爱萍打电话说还是从正面讲。爱萍说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稿子。我还说我和耀邦都在南京，你们把全文电传过来，让我们看看，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还问了耀邦，你的意思究竟怎么样?他说，对过去宜粗不宜细，我的意思突出战将、战功，尤其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楚：我向起草组提过这句话，我还说，这不是我说的，是邓主席说过的。
杨：毛主席早就说过，我在中办都知道。苏中七战七捷时就说了。对于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后来他们把稿子的全文电传过来了。我们觉得写得不错。电视广播的那天晚上，南京军区老的聂凤智，现任的向守志、郭林祥等同志和我在一起看电视。王必成同志身体不好，不在。他们听了也比较满意。他们问我，能不能发唁电，能不能去人? 我说，当然可以。用单位、军区的名义可以发，用个人的名义也可以发，都可以。老战友要去的，同军委办公厅联系，由他们安排。回来后，听说有个千把人的仪式，我问爱萍，为什么又搞个仪式，这与原定的不合。他们未给我答复。至于在301医院，他们倒说了，是因为怕领导同志受凉。上午你儿子来，谈了经过，给我看了中央批准的治丧安排，我就清楚了。
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治丧安排报告中有这项仪式，对此我一直提不同意见，但说是中央定了。
杨：那个安排是不合适的，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很好，完全符合粟裕同志的意愿。地址就定在八宝山。你们亲属算是一个方面；我们，书记处、中顾委、中央军委的一些老同志，例如姬鹏飞他们，我估计二三十个人，最后告别一下。这部分由军委办公厅通知。
楚：还有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一再要求在火化前见最后一面，我想让这些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告别后去。
杨：那可以嘛! 由他们自己去，不发通知，需要车辆由办公厅保障。也不一定在中央同志后面，插在中间也可以。在上海、南京时，一些老同志说要写纪念文章，我告诉他们，你们写嘛! 长短不论。还有陈丕显同志托我转告，他因心脏不好，不能回来，让我代慰问。
楚：他是不应该回来的，保重身体要紧。现在整理粟裕同志回忆和总结战争经验的工作只进行了不到一半，请求组织上批准继续办完。
杨：行! 应该把这件事办完。我跟办公厅交待一下。这个事应该继续下去，对党、对人民是有益的。在广州时他曾给我说过有四五个人在搞的。
楚：那些同志早散了，都是临时抽来的，搞一段就回去了。现在又借了二三个人，住在招待所。这些年由于他生病，我们忙于照顾他的病体；进展很慢。我估计还不足一半，也许还得两年多的时间。
杨：两年搞完了就了不起了。（《粟裕战争回忆录》于198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了书名。）先由这些同志搞，以后力量不足再解决。撒骨灰问题，三叉戟不行。这是个不懂军事的人写的（指治丧的批件）。这件事过一段时间办，可以。主要看你的身体。现在南方都是雪，如果不用飞机，那就只能局限在几个点了。
楚：就是两件事请杨副主席交代一下：一件是粟裕同志和我为1958年问题写的申诉报告要求存档；一件是还要留下人员整理粟裕同志的材料。
杨：可以，可以。15号以后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很坚强，我也就放心了。你们以后可以来玩，晚上来嘛!
杨副主席的这次接见，李伯钊大姐自始至终参加着；戎生也一直陪同我受接见。
在治丧期间，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为粟裕同志平反，他们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我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无法向他们陈述种种情况。郭化若同志为了这件事几次来电话，要我应为粟总办好这件事。我悲愤难言。2月8日下午，他又来电话，要秘书记下他的话转告我，他说：“中央说正面平反，无非是评价高一点。讣告是对外的，讲不得反话。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认原来撤销他总长的命令是错误的，至少是考虑不周，那才行。这个平反可以在内部传达。这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建议楚青同志还是去找一下陈云同志。我是一个红军，是粟裕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兵团干部，我随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请把办的结果告我。”我给郭老简复了一信，只说了粟总生前提出申诉时已报告过陈云同志，这件事只有交付历史了吧。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写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是为粟裕写悼念文章的第一人。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问题。当他将文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时，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温和之至，但我预计不一定能发表。后来果然报社提出了要删去。肖公不同意。他们再次动员，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上海人民出版杜组稿编辑《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一书时，收入肖劲光同志这篇文章。楚青向杨副主席面报此文被删情况后，经杨副主席批准才恢复原文。《一代名将》于1986年出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了书名。）肖公后来把文章原稿送一份给我作纪念。其情其意至深至长。王必成司令得悉粟裕同志逝世后立刻给我来电话，他对我讲悼念和慰问的话时语言哽咽，显得很伤心，最后又叹又愤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1984年4月，我赴东南诸省撤放粟裕同志的骨灰。到南京后，我去王必成家看望他。我们泪眼对泪跟，沉默了好一回。当时张文碧同志也在座，张说军区通知参加学习，他不能为粟总送行了。王司令一听很生气，瞪着眼对张说，“你敢! 你要去，你必需去! ” 后来他说，下—次中顾委华东组分片会在杭州召开，他要在会上提出粟总这件冤案。”他认为中央对粟总不公平。我为他的耿直深深感动，同时又考虑到他自己也身处逆境，不愿他因此再受委屈。我劝阻他，他不听。我情急了，就说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我们着想。我希望有一个较为平安的环境来完成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请求他不要提这件事以免反而惹出麻烦。我们双方都很激动、痛苦。大家又沉默了许久，最后他不说话了，似乎默许了我的请求。粟裕蒙冤，内心深表同情的同志极多。但由于压力太大，当年出面仗义执言的，只有肖公劲光和王必成司令二人，我至今还一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
2月15日下午，我们全家到八宝山为粟裕同志送行，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到八宝山送别粟裕同志。没有发通知，消息却不胫而走，成群成群的人自发涌到八宝山要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人固有一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人们心中自有杆秤。
至此，我咽下了一切悲痛，把全部身心专注到整理他的遗作——《粟裕战争回忆录》。经历了种种折磨和痛苦，我再也不愿意提1958年的事了。我写下：
独步沙丘，独上层楼，独自思量独自愁。
四十二年过去也，空余遗恨付千秋!
我在家中设立了粟裕同志永久的灵位，香案上方悬挂着他晚年的照片。我们相伴相随。他期待的眼光，给我以力量，鼓励我奋进! |
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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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3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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