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

本帖最后由袁灿兴于 2012-10-30 20:56 编辑

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汗在1921年通过政变掌握伊朗政权，1925年登基称王，建立巴列维王朝。受邻国土耳其现代化运动的影响，礼萨·汗也推行了系列改革，并取得了成就。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虽然礼萨·汗国王名义上宣布中立，但却与纳粹德国保持亲密关系，这激起了盟国的警惕。
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了确保对伊朗油田控制和援苏物资通道安全，苏联要求伊朗采取行动限制纳粹德国在伊朗的活动，但礼萨·汗不为所动。1941年8月苏联和英国联合出兵进入伊朗，礼萨·汗见情势不妙，决定由21岁的长子巴列维继承王位，自己则离开伊朗，后于1944年病死在南非。巴列维继承王位后，在美国支持下度过了一系列危机，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巩固了统治。王权巩固后，自1963年起，巴列维推行了被称为“白色革命”的一揽子改革计划。
白色革命的核心是“农业和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前，伊朗全国土地主要掌握大地主和清真寺手中，占农户总数99％的农民只占有17％的土地。巴列维先是颁布土地改革法，规定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规定数量，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给土地改革局。此后又通过系列法案，进一步限制大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并将宗教寺庙的土地分配或出售给农民。至1971年9月23日伊朗政府宣告土地改革完成时，伊朗全国有约960万农民分到了数量不等的土地。土改虽然取得了成就，但也存在问题，如分给农民的土地过少，即使分到土地的农民，因其土地数量有限，也没有大幅度改善生活。
土改之外，巴列维开始推行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政策。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石油需求旺盛，国际油价飞涨，石油储量丰富的伊朗获得了大量外汇。1974年，伊朗石油收入就达200多亿美元，这为巴列维国王的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政策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工业上，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轻重工业体系，并开始发展原子能、电子工业。快速发展的工业也带来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产业工人群体的出现。1960年，伊朗七成人口生活在乡村，三成生活在城市。到了1978年，乡村人口降至48%，城市人口升至52%，产业工人成为城市中最大的群体。
在军事上，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不过7800万美元，到了1977年则增至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大量的军费开支，使伊朗建立起了强大的陆军和现代化的空军，并且准备组建远洋海军。此时伊朗军队准备了大量先进的武器，空军力量居世界第四位，甚至拥有美国王牌战斗机F14，伊朗也是美国之外装备此种飞机的唯一国家。
“白色革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伊朗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自信满满地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
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伊朗国内也存在着系列问题，如经济发展急于求成，官员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1975年以前，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这些问题暂时都被掩盖下去。1975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原先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
六、七十年代伊朗经济快速增长所伴随的是特权阶层的出现与官员的普遍腐败。巴列维的亲属垄断了国内商业，在高利润的企业拥有大量股份，并在对外合同中充当中间人，捞取巨额回扣。财富迅速集中到伊朗国内少数权贵手中，以这些权贵为中心，形成了伊朗的“上流社会”。权贵们过着糜烂的生活，他们“从荷兰买花，法国买矿泉水，东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而反腐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进行，因为国王本人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他过着奢华生活，并且放纵自己家族贪污腐败。
经济上的成就使巴列维冲昏了头脑，忽视国内存在的问题，并借助于特务组织，以高压手段打击各种不同声音。在以色列帮助下，巴列维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它名义上隶属于政府，实际上独立行事，受国王直接命令，专门进行镇压工作。“萨瓦克”在全国各地遍设监狱，对政见人士以各种酷刑进行拷打，并进行暗杀与绑架活动。国王自称“万王之王”，权力无边，不受任何制约，连首相胡维达都自称是“国王的奴隶”。

霍梅尼的挑战

自巴列维当政后，在伊朗国内的各种矛盾中，以巴列维为代表的世俗政权与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伊朗是个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主的国家，在伊朗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统治者胆敢去挑战什叶派的权威。如同他的父亲礼萨·汗单枪匹马创建了一个王朝一样，巴列维也想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开创一个世俗且现代化的伊朗。他挑战宗教势力，并一次次触及宗教人士所能忍受的底线。
“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宗教寺庙的经济利益，更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巴列维国王下令给妇女选举权，取消神学教育和伊斯兰教法，提倡妇女去掉黑色面纱，废除男性头巾，突出伊朗历史上雅利安人的作用以淡化伊斯兰教影响。此外各地城市街头所涌现的电影院、酒吧、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这些均是苛严的伊斯兰教法所无法容忍的。1963年，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开始起而反抗国王。
霍梅尼于1902年出生在伊朗中部一个小镇，19岁时成为伊朗著名神学家哈伊埃里的学生，并在神学院长期苦修，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漫长的宗教修炼和勤学苦练，培养了霍梅尼刚烈的性格、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口才。自巴列维执政之后，霍梅尼一直在各种场合对国王的权威进行挑战。早在1942年，霍梅尼就出版了他对巴列维进行批判的书籍，并提出了他所设想的国家模式，即按照穆罕默德的圣训和《古兰经》，将伊朗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1963年3月，在伊朗各大城市爆发了由宗教势力领导的反国王游行，后被巴列维镇压下去。到了六月三日，霍梅尼在一次布道中公开指责国王“表现的像个犹太人”，并对国王提出警告。次日深夜霍梅尼被逮捕入狱，六月五日各地霍梅尼的支持者举着霍梅尼的画像，缠着裹尸布涌入首都德黑兰和各大城市举行抗议。巴列维以武力将这次抗议镇压，据反对派声称有数千人被杀。后来巴列维下令将霍梅尼释放，但出狱后霍梅尼继续抨击国王，并表示“除非让刺刀刺入我的心脏，不然绝不向暴君屈服。”1964年11月霍梅尼被逼流亡国外，此后在国外长达15年。
自六十年代巴列维推行“白色革命”起，直至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伊朗石油收入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巴列维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也正因如此，在1963年的骚乱中巴列维能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击败霍梅尼。流亡在外的霍梅尼虽对巴列维恨之入骨，暂时却也不能在国内掀起大波澜。
1975年之后，由于过度投资导致土地价格不可遏制的飞涨，伊朗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货币不断贬值。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也降低了石油需求，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下降。在伊朗国内经济不断恶化之际，国内权贵却挟带大量资本出逃。据英国大使馆估计，1976年每月最少有10亿美元流出伊朗。到1976年年底，大约两万余名伊朗权贵在英国购置了房产，而在美国购置房产的高官为数也不少。
随着经济的停滞，过去被掩盖的问题开始暴露，民众开始不满巴列维的统治，并转而在宗教中寻找依托。数百万农民带着发财的梦想涌入城市，结果却成为城市的赤贫阶层。物价飞涨之下，一般的城市中产阶级也艰难度日，普遍不满于现状。留在农村的农民长期以来生活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自认为是被遗弃的群体，更是怨声载道。生活无望的民众转而在宗教中寻找寄托，各类神学院校在地下兴起并蔓延，大量青年沉溺在宗教中不能自拔。
人民对巴列维国王曾经的经济成就不屑一顾，“我们认为这个国王是撒旦，就算他做得是好事，我们也认为是邪恶的”，这就是普通民众对巴列维国王的看法。1975年以后，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巴列维政权开始动摇，社会危机四伏。精明的霍梅尼把握住了时机，他的信徒从国外偷运回数不清的霍梅尼布道录音。在录音中，霍梅尼谴责国王的罪恶，宣传宗教中的完美世界，号召民众推翻巴列维王朝。无数不满于现状的人汇集到霍梅尼周围，此时他所缺的就是一个契机而已。

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契机在1977年3月出现，伊朗著名作家、《世界报》编辑贾瓦迪给巴列维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国王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批评。随后许多著名的律师、作家、法官、艺术家跟进，开始联名上书，呼吁成立忠于宪法而不是国王的政府。由此开始，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呼吁国王改革的运动。
这场运动虽然反对国王的专制，但也反对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的干涉。知识分子们认为未来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国家应由职业政治家和专业人员来管理，宗教不应干预世俗事务。他们也不主张以激烈的方式推翻巴列维王朝，而寄希望于国王主动做出改革，解决伊朗的各类社会矛盾。巴列维做出了一些让步，他任命一个开明人士担任首相，并承诺将在未来做出进一步改革。
但这场运动被流亡在外的霍梅尼敏锐地抓住。1977年7月，在给国内信徒的一份讲话录音中，霍梅尼指出：“要抓住这一机会，向全世界宣布国王的罪行，而谁也不会受到惩罚。”此年10月，霍梅尼47岁的儿子穆斯塔法突然死于心肌梗塞，许多人认为这是国王的特务做的手脚。伊朗各地的宗教人士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哀悼仪式，并和效忠国王的秘密警察发生流血冲突。
伊朗国内局势骤然紧张，而巴列维国王此时又未能控制住个人情绪。1978年年初，巴列维国王指示新闻部长在《德黑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污蔑霍梅尼是“一个有着印度血统的外国人”的文章，文中暗示他是印度、英国的代理人，并从这些国家领取活动经费。国王不理智的举动激怒了霍梅尼的信徒，恶化了局势，伊朗各地旋即爆发了大规模反国王游行。巴列维对这些游行以强硬手段加以镇压，各地频频爆发流血冲突，以霍梅尼为领袖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
这场革命的转折点是1978年8月的一个星期五，伊朗石油城市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场大火中有约480人被烧死。虽然这是一起突发事件，但是民众却坚持认为这是国王的特务组织“萨瓦克”所为。国内各类谣言四起，有的说是警察将电影院的太平门上加了锁，有的则说是特务阻止人民前去救火，更有谣传说国王从以色列请来特种部队准备镇压游行。
这把大火将公众的情绪点燃，面对沸腾的民众，巴列维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他任命温和派人士组阁、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处理了在镇压中负有责任的军警，以缓和国内气氛。但此时已被调动起来的民众情绪，是不会被精明的霍梅尼所放过的。对国王的让步霍梅尼嗤之以鼻，他发表演讲，要求支持者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去推翻国王。在霍梅尼发表讲话的第二天，50万人云集在首都游行，高呼“烧死国王”的口号，局势立即变得更加严峻。
面对不断恶化的形势，巴列维认为再做任何让步也无济于事，只有强硬手段才能解决危机。他下令在全国主要城市实行戒严，并对游行者进行镇压。首都广场上的游行者受到秘密警察的血腥镇压，反对派宣称有上千人被杀。这次镇压后，一直徘徊在革命之外的，以石油工人为主力的工人阶级加入了反对国王的示威行列，这给了巴列维以致命一击。
四面楚歌之下, 巴列维不得不向霍梅尼妥协，派人请他回国，但遭到霍梅尼的断然拒绝。霍梅尼回答：“只要国王还在伊朗, 我绝不回国。”1978年10月，已流亡到法国巴黎的霍梅尼发出总动员令，号召国内民众不要畏惧牺牲，要用生命为代价去推翻国王，并称“抛洒鲜血之后，你们将如先知一般上天堂”，“鲜血终将战胜利剑！”在霍梅尼的号召之下，伊朗国内各大城市挤满了高呼“真主伟大”、“处死国王”的狂热游行者。1979年初，霍梅尼获取了最终胜利，巴列维逃离伊朗流亡海外，统治伊朗53年之久的巴列维王朝覆灭。离开伊朗后，癌症末期的巴列维奔走多国，寻求政治避难，1980年7月27日在埃及开罗病逝。

霍梅尼时代

国王离开后，伊朗举国欢庆，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呼巴列维王朝的结束。在欢迎霍梅尼归来的路上，人民高呼“天堂之门打开了！”世俗而专制的巴列维王朝终结了，霍梅尼的时代开始了。与巴列维相比，霍梅尼拥有更大的权力，国王的权力仅仅是政治上的，而霍梅尼的权力却控制了一切方面，包括人的心灵。
1979年3月，经过全民投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同年颁布宪法，宪法确认了霍梅尼终身领袖的地位，他统帅军队，决定宣战、停战和大赦。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总统和议员均经选举产生，但当选总统须得到霍梅尼的认可，霍梅尼有权随时罢免总统。总统是国家的行政首脑，是仅次于宗教领袖的职务，但总统没有军权。
在执掌政权后，霍梅尼开始全面恢复伊斯兰传统，《古兰经》成为衡量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1979年3月7日，霍梅尼就妇女着装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妇女必须带上面纱。次日是三八妇女节，社会风气开放的德黑兰市区的一万五千名妇女上街游行反对这项决定，结果被军队驱散。从此年7月起，所有妇女都必须在公开场合带上面纱，否则即被视作反革命行为。1981年的《着装法》甚至规定，不依法律着装者最高可判长达一年的监禁。
对于巴列维曾经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霍梅尼深恶痛绝。霍梅尼执政后下令禁止男女混班上学，不允许在体育比赛中出现男女混合项目，女子在游泳池中游泳也必须穿上衬衫，甚至不允许男女在街上拉手走路，在防空洞中也用厚帘子将男女分开。音乐也被霍梅尼视作西方的毒物，并于1979年7月下令全面禁止播放爵士乐、摇滚乐等流行音乐，并禁止女子唱歌，唯一允许播放的音乐是军乐。同时电影、戏剧、舞蹈、绘画、雕刻中的女性形象被剔除，不得不出现的女性形象也必须按照伊斯兰教规定加以处置。
   虽然霍梅尼在社会生活中推行苛严的宗教法规，但他同时也将国家的天平移向穷人。他宣称伊斯兰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弱者反对强者的革命。掌握政权后他就采取措施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人民生活，并降低官员工资和待遇。和巴列维国王的奢华相反，成为最高领袖后的霍梅尼极为清廉，从不住豪华宫殿，而是返回圣城库姆，住在自己破旧的房子里。1989年6月3日霍梅尼去世，临终他曾留下遗言，要求政府尊重人民，要为劳苦民众服务。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既指导了霍梅尼在国内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也指导了他的对外政策，即“输出革命”。革命后修订的宪法中规定，“应当使革命在国内外永存”，“应当竭力实现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伊朗参与了一系列国际事件。1980年爆发了两伊战争，此场战事长达八年，伤亡无数。虽然后来伊朗领导人否认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输出革命，但霍梅尼却于1989年2月22日承认，“我们通过战争将革命输出到世界。”1982年伊朗与同为什叶派的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结盟，并出兵黎巴嫩，训练武装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以使黎巴嫩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1987年伊朗朝圣者在圣地麦加高呼“打倒苏联、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并与沙特警察爆发冲突，导致402人死亡，震惊世界。
曾长期支持巴列维国王的美国与巴列维的密切盟友以色列，被霍梅尼视作首要敌人，并屡屡挑战美国和以色列，引发了系列为全世界关注的外交事件。1979年10月，美国允许癌症末期的巴列维国王赴美治疗，这一决定激怒了霍梅尼。11月4日，德黑兰美国大使馆遭到霍梅尼信徒围攻，美国大使馆人员被扣为人质。此次人质危机延续到1981年1月20日，前后持续444天，霍梅尼认为此次事件比推翻巴列维王朝更为重要，是给“大撒旦美国”的一次沉重打击。霍梅尼掌握政权后，既在各种场合谴责以色列，也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积极支持。两伊战争爆发后，巴解组织支持伊拉克，伊朗转而全力扶持哈马斯武装。
霍梅尼的革命输出政策，令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感到不安，同时霍梅尼敌视美国、以色列的态度，导致各国将伊朗视为共同威胁，开始对伊朗进行合力围堵。伊朗则联合其在中东地区的唯一盟友叙利亚，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威慑以色列，进而要挟美国，获得谈判的筹码，这是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屡为伊朗所使用的外交策略。在最近的叙利亚、伊朗危机中仍然可以看到此种策略的延续。
《文史天地》2012年第7期

收藏分享评分

嘴上有龙！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showcra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