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九十年代,世界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已经十分成熟,特别是《证券法》的出台又正值东南亚金融动荡以后,本应该形成强大有效的监管机制,可是结果却相反,所形成的监管机制和证券法,不仅对市场违规行为没有约束和震慑作用,反倒对市场违规违法行为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其最大特点就是没有赔偿条款,没有赔偿条款的证券法,一方面让股民被骗破产亦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能够保护违规者永远不会伤筋动骨。为做到万无一失地充分保护违规者的收益,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曾一度规定各级地方法院不准受理股民的诉讼请求。可以说,当时的市场监管制度和法规,完全是按照保护庄家利益量身定做的。这既有保护国有企业的客观原因,又有精英立法的主观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
就客观方面来讲,最初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的,上市公司和庄家券商都是国有企业,法律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也就是保护人民(包括股民)的长远利益,所以采取了牺牲股民利益的监管法律和监管制度,这在当时虽然不合理很残忍,可毕竟逻辑上还是说的通的,但是在市场已经私有化和外资化的今天,依然采取牺牲股民利益保护公司和庄家利益的立场,就无异是用国家机器为少数私人剥夺广大投资者了,这不仅不符合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甚至有悖现代政治文明和国家政治伦理。就主观方面来讲,是精英立法的结果,精英立法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幸。在人类社会三种立法方式当中,精英立法是最糟糕的一种立法方式,皇帝立法会约束社会所有集团,公众立法会同时约束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唯独精英立法是既放纵官僚集团又放纵资本集团,把法律变成对抗中央和打击百姓的双向手段。并且精英立法又分两类,一类是“武松立法”,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如北美大陆就属此类,当时的精英是由基督教培养出来的具有高度理想主义精神的清教徒,虽然这类精英立法同样不代表人民利益,但是至少在主观动机上不是为保护犯罪而立法;另一类是“西门庆立法”,即由法律的约束对象来起草制订法律,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保护犯罪而精心设计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最野蛮的一种法制社会,不幸的是中国就选择了这种法制,当时《证券法》起草小组成员中,甚至出现了“老子参与起草《证券法》、老婆儿子坐庄炒股票”的荒唐现象,最终形成了一部世界历史上最荒唐的《证券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证券市场上所有违规行为最终“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把中国证券市场变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欺诈场所,按照吴敬莲的话说,就是“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上至少不能看着对方的牌出牌,中国股市却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欺诈行为的市场,却没有出现一个因违规破产的安然公司,没有出现一个因违规死亡的安达信会计事务所。
不仅违规者不会因违规行为而破产,甚至你指责违规行为都要承担巨大风险和损失,当初吴敬莲就是因为上述言论触犯了庄家利益,遭受到包括《证券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5个所谓经济学家的联手围攻,专门召集媒体开会,5个人连番批判,出手狠辣,招招见血,疯狂的人身攻击对整个社会起到了极大震慑作用。其实吴敬莲的“赌场论”不过是对中国股市的温柔一刀,中国股市早已成为散户屠宰场,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的描述,是中国股市散户命运的最真实写照:“他们掩埋好同伴的身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前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股市的特殊设计,造成了在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股市却持续多年的惨烈大跌,80%以上的投资者资金损失80%以上,投资者损失之惨重,不亚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股灾。面对如此惨烈市场的如此温柔的批评,都像疯狗一样的猛烈撕咬,可见这帮流氓嚣张猖狂到了何等程度!最能反映精英立法本质的就是仲大军案,北京学者仲大军写文章反对一家上市公司以“管理层收购”的名义瓜分国有资产,居然被珠海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赔款20万元给那位身价数千万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老总!法院几乎变成了上市公司老总的私人保安!这种事情别说不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即便在政治文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国有企业归包括仲大军在内的全民所有,仲大军是宪法规定的该上市公司的“老板”之一,公司老总不过是包括仲大军在内的“全体老板”聘用的管理人员,“老板”发表对管理人员做法的不同意见,是包括仲大军在内的全体所有者的天然权利,怎么能扯上侵犯名誉权?况且国有企业老总是国家任命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就是由公众随意评说的,公职人员和公众的关系,本来就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世界上哪有主人评说仆人属于侵犯名誉权的道理!别说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在人民没有当家作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批评也扯不上侵犯名誉权的,连堂堂美国总统泡妞都可以随便评论,你一个小小的公司老总有什么不可评论的!如果你硬要维护自己名誉权也可以,你可以辞职回家,卸掉公职后就拥有名誉权了,但是作为公职人员是没有名誉权的,公职和名誉权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样,这是作为公职人员必须承担的一种代价。这本来是全世界通行的基本常识,可是在精英立法的中国,名誉权不再是维护一般民众的法律工具,而是维护权贵富豪、打击民众的法律武器。中国那么多国有企业在管理层收购的名义下被瓜分,没有听说过哪个瓜分者被判罚,可是一个反对管理层收购的普通学者却被罚款20万,20万几乎是一个普通学者的全部财产。可见,精英立法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蛮最伤天害理的法制,其最大特点就是只容许流氓强奸,却不容许受害妇女叫喊。法律完全变成了作恶的工具!
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律对罪恶的保护,证券市场应该是十分干净的市场,世界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由证券市场特点决定的。一是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时滞几乎为零,一个欺诈信息立刻就能迅速覆盖整个市场,让市场所有人都立刻知道,并且除非逃逸,始终都被锁定在公共视野中,隐藏的机会等于零。不像实际资本市场那样,在北京诈骗的信息很难传到上海让所有人知道,即便能让所有人知道也需要很长时间,其间可为再次诈骗创造时间和空间。二是违规者在明处,受害者在暗处,并且不像实际资本市场那样是一对一的欺诈,而是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民众的报复又是非理性的,所以,除非是违规者坚信会受到法律和国家的保护,否则是绝不会用身家性命去冒险,违规者的目的是赚钱,既然是赚钱就有一个犯罪风险比较问题,由于证券市场犯罪风险无穷大,所以一般人很少敢到这个市场进行欺诈,这就是西方国家包括我国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很少出问题的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之所以充满欺诈,就在于违规者坚信有监管制度和监管法律的保护。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和证券法对违规行为的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几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删掉了世界各国证券监管相关法律中的民事赔偿责任,对违规者起到了风险和收益相分离的保护作用,违规者只有违规收益没有赔偿风险,在经济利益上对违规行为起到了鼓励和保护作用。二是免除了违规者的举证责任,由投资者承担举证责任。证券市场的特殊运行机制决定了不仅投资者难以举证,即便管理者举证都十分困难,所以世界各国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辩方即违规者承担举证责任。比如杭萧钢构的巨额订单是不是为拉抬股价设计的?在20多个涨停板以后汇入公司账户的7000多万购货款是不是来自老板几十亿的市场获利?诸如此类重大问题,如果放在其他国家证券市场,弄清楚很容易,可是放在中国,不仅弄不清楚,甚至提出来都要遭受惩罚,除非是实行领导强行干预的所谓人治,就像著名的刘涌案一样,这也是中国长期实行人治的客观原因。由官僚主导的人治,老百姓还有50%遇到好官的概率;由精英主导的法治,伸张公理和正义的概率等于零。操纵证券市场的庄家本身就是精英,精英立法也就是庄家立法,结果只能是法律成为庄家操纵市场的工具。三是加大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降低违规者的侵权成本,比如有人要起诉杭萧钢构非法获利数十亿,百分之二、三的诉讼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投资者维权成功官司打赢,法律规定杭萧钢构的赔偿对象只包括起诉方本人,其他受害者不管。而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投资者打官司请律师都是免费,并且无论几个人打官司,违规者的赔偿对象包括所有投资者,从而使投资者维权成本趋向于零,违规者的侵权成本无穷大。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为中国证券市场,香港股市就比较干净,大陆股市则欺诈成风的原因。假如香港出现一个杭萧钢构,恐怕整个香港司法界都会震动起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在香港上市的所有大陆公司都十分规矩,没有发生过任何欺诈行为,所以我们说,欺诈成风绝不是上市公司自身的问题,而是法律精心设计的结果。
按照庄家需要量身打造监管制度和监管法规,是精英立法的必然产物,虽然它创造了上千个亿万富豪,却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形成的持续十几年的惨烈大熊市是已经付出的代价,今后将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加惨烈,它使中国背离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证券市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它通过投资领域的革命实现了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奠定了大众经济和大众政治的经济基础;它通过利益关系领域的伟大革命,改变了以往私有化竞争的悲剧结局,形成了能够实现整个社会共赢的利益纽带;它通过经济运行方式的革命,形成了现代经济的风险释放机制和完美的经济调节机制,能够保证经济的稳定谐调发展。可是精英立法却使中国证券市场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是推动资本的社会化发展,而是成为少数人掠夺整个社会的工具;不是形成社会共赢的利益纽带,而是把社会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证券市场不仅没有形成现代经济的风险释放器,反倒成为激化整个社会矛盾的火药桶;股市不仅没有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是成为庄家宰杀散户的屠宰场,每一次股市上涨都成为围歼中小投资者的歼灭战,连上届国务院总理朱溶基都承认,所有股市欺诈都是地方政府、庄家和上市公司相勾结的结果。其实,中国股市地方政府、庄家和上市公司的小铁三角,是由中国社会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大铁三角决定的,其中精英立法是其关键环节,精英立法为市场欺诈行为提供了法律保护,即便像中国证监会和深沪交易所也无可奈何,杭萧钢构就是典型,面对其一路高歌的涨停板,无论中国证监会还是上海交易所,除了乞丐般的哀求其停牌一小时做个说明之外,已经没有了任何作为,把中央政府的脸面丢的干干净净。
19世纪中国的精英改革已经让中国人失去了蒸汽机革命的机会,这次精英改革的历史性反动如果不加改变,将使中国再次失去电脑和股票革命的历史机会。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孙中山那个时代: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美国已成为顺势者,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也都在成为顺势者,中国近代第一次改革最初也是想顺势,后来在精英主导下变成了逆势反动,结果差点儿亡国灭种,目前的胡温新政是中国顺势崛起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事不过三”,历史不会让一个民族连续浪费三次机会,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杭萧钢构展示的可怕意义就在这里。强势政府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前提,这是历次世界历史大洗牌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的基本教训。可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却连一个小小的上市公司都不将其放在眼里,在即将展开的世界大洗牌大冲撞大变局中,让我们老百姓又去指望谁呢?
许多人有个糊涂认识,认为从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证券市场天天欺诈操纵也没出大问题,甚至朱溶基亲自砸盘,把股票连砸几个跌停板,社会也没出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欺诈操纵的市场也不会出大问题。要知道,九十年代投资者之所以被欺诈亏损得血流成河也没出事,完全是在透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巨大政治信用,包括革除公费医疗,福利住房和免费教育,都是在透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遗留下的巨大政治信用。正是拥有这种政治信用,老百姓才相信政府相信明天,对未来充满美好预期,无论眼前现实多么严酷多么惨烈,心中都有一盏不熄的理想明灯,他们相信毛泽东创建的共产党、毛泽东创建的人民政府,不会不管老百姓的;所以房子没了,他们认了;医疗没了,他们认了;教育没了,他们也认了;股市的钱没了,更是认了。如果没有这种巨大政治信用,上面任何一项剥夺都肯定会引发巨大社会动荡,大家可以想一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老百姓福利被剥夺干净而没有流血的?唯独中国。以往几十年的生活使老百姓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只要有毛泽东的共产党在,有毛泽东的人民政府在,一切就都还会在!直到中宣部派刘欢大江南北一唱“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老百姓才知道丢掉的永远丢掉了,以后不再是依靠“党在政府在”,而是要依靠“心在梦在”了,全部政治梦想就此破灭,所有的政治信用卡透支干净,从此眼里不再揉沙子,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不再相信明天的“刁民”,其中股民又是“刁民中的刁民”,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叫股东,唯独中国投资者叫股民,一子之差,天地之别,在剥夺他们资金的同时更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基本尊严,被剥夺了做人尊严的投资者已经被欺诈和亏损锻造成为平时的“刁民”和乱时的“暴民”,遇有风吹草动就会成为被率先引爆的火药桶。可以说,在胡温新政已经基本稳定住农村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出大问题,将肯定出在金融上,如果出现大的骚乱,将肯定出在股市上,股民将成为未来社会骚乱的主要威胁。
这还不仅仅是因为矛盾集中在股市,欺诈在训练着股民,更主要的是随着共和国几十年创造的数百万亿财富浮出市面,中国经济进入了迅速虚拟化的历史进程,将超越美国九十年代大牛市的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牛市正在中国展开,六亿城镇居民正在以月均二三十万的速度潮水般涌入股市,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以散户为主体的市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尤其是中国老百姓储蓄的特殊性质,更是加剧了未来市场动荡的可怕性,世界其他国家老百姓的储蓄和投资都是消费后的节余,即便像前苏联那样瞬间化为乌有,老百姓也能够容忍能够照样活下去,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则是社会福利被摧毁后用于买房看病上学养老的保命钱,一旦化为乌有就意味着完全陷入绝境,中国股市独有的制度性欺诈将把老百姓的全部仇恨都引到政府头上,形成富人发财政府买单的被动状况,甚至整个共和国都会成为今天庄家胡作非为的牺牲品。
其实,这种苗头早就出现了,当初朱溶基就曾不解地询问“为什么以前的股民赔了钱去跳黄浦江,现在的股民赔了钱找政府?”道理很简单,以前国民党政府不管股市,所以股民赔了钱不找政府,现在其他国家政府只是单纯的管理股市,股民赔了钱也不找政府。而中国政府是既管理股市又在股市中做生意,既吹哨又踢球,中国证监会是国家机关,股票交易所是国家事业单位,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庄家金融机构是国有经济单位,国家和庄家直接合二为一,只有一方与国家没关系,就是散户,所以全世界股市都是多方与空方之间的博弈,唯独中国股市是国家队和百姓队之间的较量,吃亏的永远是百姓队。比如股票买卖,国家买是一个价格,公司买是一个价格,外国人买是一个价格,老百姓买又是一个价格,偏偏其他几个价格都差不多,唯独老百姓买的价格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以往说国家利益就是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老百姓吃亏也就认了,后来随着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入市,庄家越来越私有化了,可是监管制度和监管法律仍然是为庄家服务,这就在客观上把国家监管机构乃至整个司法系统变成了私人资本的保安公司,不仅形成了政府机构与老百姓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在私人资本眼里政府越来越娼妓化了,所以才有了蔑视中央政府的连续涨停板。
虽然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在中国刚刚展开,可是,不受惩罚的欺诈行为和散户为主的投资结构,就已经注定了其最终必然走向股灾的悲剧结局,中国大牛市的第一波行情将肯定以股灾的形式完成调整,如同世界各国历史一样,以股灾的形式把欺诈和散户双双赶出市场,奠定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至于最终能不能像亚洲其他国家那样把股灾仅仅局限于证券市场内部,则完全取决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即便胡温新政不能恢复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政府权威,至少也应该具有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对资本那样强大的约束力量,否则,股灾炸毁的将不仅是证券市场,有可能是整个社会,杭萧钢构涨停板的历史警示意义就在于此。如果中国证券市场不出大问题,人们将很快忘记杭萧钢构的涨停板;相反如果出了大问题,杭萧钢构的涨停板将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杭萧钢构还在涨停板,已经超过了30元,中国的权贵富豪正在把矛盾逼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