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传“秋风有变”两年，我置若罔闻：秋风是我心目中优秀的学者；他要走宪政研究的道路，就让他去走；即使得出一些奇怪的结论，他也必定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不跟进，就不便卤莽批评。我很敬重秋风，但读了他的《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和《火车票价高了又怎样》两文，我决定说说看法，包括赞成和反对的。
一
我不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中国确实有其自由与繁荣的一面，如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会势力，也没有严格实施的最低工资法，且中国经济也正经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等。这些都是好的，但远不足称“人类历史上最好”。
制度不容易比较。我听过专家介绍“全球经济自由指数”的编制。那些精确到小数点的自由指数，赋值过程其实相当主观。要弄得似乎客观，九百个方程式都不够。实际上不可能客观。不过，我们也可以返朴归真，简单发问。例如：若上帝说要罚你下辈子做穷人，但让你选择时间和地点，那你会怎么选？各人的答案应该就是各人内心的“人类历史上最好”。
二
经济制度与经济表现，如果两者不仅出现了很大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存在较长时间，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制度上有许多明显的不足，但经济表现比许多更锐意改革的国家更出色。其中的机理是什么？哪些是好的因素，哪些是坏的；哪些是理想的，哪些是折中的；哪些是长远的，哪些是短暂的？这些是很有趣而还没答案的问题。
比如贪污。去年与斯坦福大学温加斯教授（B. Weingast）午饭。他与钱颖一教授合著过关于中国的论文。他说：“中国的问题很奇怪。西方社会没那么多贪污腐败，但企业高层的报酬非常高；而中国企业高层的报酬很低，贪污数额则巨大。在西方合法的收入，在中国就是贪污。”
这是学者考察问题应有的层面。现实的约束条件很复杂，迫使我们不能总把中西体制放到一个维度上来比较。中国是有很多四不象，但这可能是命中注定。不管怎样，学者的任务，是解释为什么四不象也能办事，而且近来办得相当不错。我们既不能说能促使经济发展的就是好制度，也不能说四不象就没有可取和值得研究之处。
粗略地说，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是“资源释放”和“加入世贸”，即中国人被允许而且正在为世界打工（薛涌则直接在美国打工）。货币稳定和较少调控，也保障了发展。目前的地区性竞争，起源于不彻底、不健康的产权分配和界定过程。有竞争比没竞争好一万倍，但这种竞争将来会激化黑社会问题。只要利益在那里放着，你不迅速建立白道，黑道就很快盘根错节。
能做得更好吗？我不知道。描述一个健康的孩子，与饲养一个健康的孩子，完全是两回事[1]。我对这点深信不移。秋风最近说：“弗里德曼到哈耶克和布坎南，再到斯密、休谟等苏格兰启蒙运动，然后再到英格兰普通法宪政主义，再到西塞罗、董仲舒、亚里士多德、孔子、回头再到托马斯阿奎那，在我看来，那是最逼近自由之真理的知识谱系[2]”。
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份读书计划。即使读完就掌握“自由之真理”了，那也只是秋风个人的事情。那堆书早就印好放着几千年了。那是关于小孩有多么可爱的描述。你现在是要把一个本来不可爱的小孩变得可爱，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产权明晰不是完全没方案，但很多人觉得不公平，于是搁置。可真实世界的进展是不被搁置的，各种怪事便应运而生。火车票的事情也给我启发。要是票价一开始就定在高峰期价的两倍，然后天天都打折，就风平浪静。现在倒过来要加个价，九千人出来跟你商榷，个个都像是有识之士。这是“公共选择”的困难。
三
有人曾问过哈耶克（F. A. Hayek）：要是他有权任意制定一条法律，他会制定一条什么法律？哈耶克回答：国会给任何人好处，就得给所有人同样的好处[3]。这是要为难国会，不让它给任何人好处。弗里德曼（M. Friedman）也说过，他反对政府用武力抢钱行善 [4]。是否赞成这些大师无所谓，但秋风在《让》文中多处代“大师们”发言，而我希望看到明确的出处。
不管“大师们”如何，我自己反对最低工资法，反对“强迫供款、统一管理”的医疗保险体系和退休福利体系，反对以实物或价格管制的方式补贴穷人，反对赋予工会以西方工会特有的权力，包括罢工的权利和以武力阻止别人上班的权利，因为这些恰恰就是对产权和自由的破坏。
欧美强大，是尽管存在这些坏东西，它们还能强大；而不是因为存在这些东西，它们才强大。中国最好不要学这些坏东西。中国还很穷，玩不起。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说：“你用一根针去刺大象，大象还能保持强大；你用一根针去刺蜜蜂，蜜蜂随时一命呜呼。”
对于劳工福利史，普遍的误解认为：（1）在还没有最低工资法和工会等基本福利制度的年代，工人的生活很惨，因为雇主能随心所欲，想付多少就付多少；（2）后来政府变得强势，修改了法律；（3）现在工人的生活好了，因为雇主的贪婪受到了法律的制约。最近一位经济学教授还说担心这种误解已经绝迹，得修改讲义 [5]。秋风是他要找的样本吗？像。
四
秋风主张在思考宪政时要忘掉经济学。他自己身体力行，在《火》文中说：“假如某种社会文化因素使得该需求极为刚性，价格就会对该需求失灵……人人都想回家……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能阻遏的需求……在春运最紧张的那几天……价格对供给是失灵的……只有在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之后……价格（也）才可以对供给有效发挥引导作用……价格听证会确定的价格可以获得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经济学嗅觉告诉我：说“需求刚性”的不懂经济；说“价格失灵”的不懂经济；说“经济因素不能阻遏需求”的不懂经济；说“价格不能调整供给”的不懂经济；说“只有形成真正市场价格才能发挥作用”的不懂经济，说“价格听证会可以产生消费者普遍认可的价格”的不仅不懂经济，也不懂最入门的投票机制。秋风的上述逻辑，只要把“回家”换成“住房”、“治病”、“求学”或“娶老婆”，可以替任何管制鸣锣。只要不同意我的“车票论”，就几乎不可能同意我其他观点。秋风的解释中，我尚能谅解的只剩下用以愚民和取宠的弄权之术，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宪政？
去年秋季，我在梅森大学教“法与经济学”，与学生们重温不少英美的产权和侵权判例。自古法官就依据Sic utere tuo ut alienum non laedas（拉丁文，我也不会念，意为“使用自己的财产以不损害他人的为限”）为原则。很动听，可什么意思？说不清。法官无论怎么判都以此立论。那是辩证法。直到科斯定律的引入，那些看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案子，才变得清晰起来。这是说，法律是用来协调冲突的，冲突源自个人选择，而个人选择必定受经济规律约束。法可乱立，官可乱判，但谁都不能逃脱经济规律，谁都不能免付经济代价。
很少人摔倒了，会埋怨力学；也很少人会说小孩还小，所以力学不适用；但到了经济学，买不到票的人不仅责骂经济学，还说市场不成熟的地方经济学就不适用。“我也是坚定的市场经济者，但经济学应用是有条件的，这个市场很特殊……”是冒牌货们的通用番号。秋风则来个新版：宪政更特殊，所以得忘掉经济学。我能说什么呢？到底要搞什么宪政？但既是秋风，就算了，让他爱去哪去哪吧。 | 
发表于 2007-4-17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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