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7-7-24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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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4 12:08
| ??那么，曹聚仁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又写了些什么？他是如何坚持“客观立场”，并杜绝“客里空”的？且让我们以他笔下的那些文人为例来看一看。五十年代发生巨大改变的，除了政治、经济以外，莫过于知识分子的命运了。他们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度的命运。海外的读者们在问，当年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文人们，今天过得怎么样？
??曹聚仁在《与李微尘先生书》一文中组团回答了这个问题。“老舍、马寅初都在休假，不在北京。……储安平刚从新疆回来，来不及约晤了。张恨水，也因要离开北京，只好等待下月去看他了。”罗嗦了半天，人们关心的这几位，他都没见着。不过，他倒是见到了梁漱溟。梁氏刚从北戴河回来，住在什刹海附近小铜井胡同，“临着湖边，风景很好，够得上幽静的标准，开门进去，小小花园，原是四合院的房子。”梁漱溟“那哲人的神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还是和先前一样”。梁漱溟原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三十年代开始在河南、山东各地进行乡村建设教育，致力于从基层一点点改造中国社会，他奔走呼号，指点江山，既著书力作，又不舍亲身实践，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这样的人物自然惹人关注。但是，对于有缘见面的梁漱溟，曹聚仁只是轻描淡写地给了上面这几句。因为他们见面后，“彼此未讨论中国问题，只谈彼此别后的生活，以及海外故旧的消息。”对于一个终生热中天下事的学者来说，不讨论中国问题，这样的会面还有意义吗？如果不谈，是什么原因？是梁有意避开，还是担心对牛弹琴而不屑于？曹聚仁没有给出答案。
??还有张东荪的消息：“张先生依旧住在燕京大学（今已改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宿舍中，每月照旧有月薪可拿，生活也还不错。不过，很少看见他的言论文字就是了。有一时期，政府很借重他的，因为他是民社党中比较进步的一个。后来，他被证实为和某国有关系的，因此赋闲下来了。只是赋闲而已。并未变成为黄秋岳，依旧住在老地方。”如此看来，这位当年的和平主义者生活得应该还不错。值得注意的是，曹聚仁拿黄秋岳来和张东荪进行了对比。黄秋岳，名浚，号秋岳，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周，他以暗通日本人，出卖军事机密罪，被当局明令处决，在社会上曾引起过极大的轰动。张东荪既然“被证实为和某国有关系的”，还能留一条命，并且有月薪可拿，这一比较，高下立显。但是，曹聚仁早年又偏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替黄秋岳叫屈，认为黄秋岳没有出卖国家机密。张东荪呢，他真的里通外国了吗？这且不说，单看一看此后张东荪的命运：1968年1月，他以82岁高龄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1973年死于狱中。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先后自杀，大儿子在长期的监禁中精神失常，两个孙子也分别在监狱里呆了十多年。跟黄秋岳比起来，张东荪的命运实在没好到哪儿去，也可以说，他比前者更惨。
??其时，海外充斥着对国内知识分子处境的猜测，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些谣言，有善意的担忧，更有幸灾乐祸和惟恐天下不乱。曹聚仁显然是要迎击（或说“反击”）这些谣言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人已不得而知，但在那时，他确实满怀着使命感。而且，他再三声明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他的“自由主义精神”，而不是别的什么。
??在《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中，曹聚仁提到了吴祖光：“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曹聚仁自称，下同）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这样的文字，已经很难说没有倾向性。若说张东荪的惨烈境遇尚在曹聚仁写完之后若干年才发生，那么，吴祖光在当时就已经走到了有目共睹的悬崖边上——妻子新凤霞被逼迫着和吴祖光划清界限（其实就是离婚），幸亏新凤霞坚定不移，宁折不屈，否则，吴祖光一定是家破人亡了。即使没有妻离子散，留给他们全家人心灵的伤害也一辈子抹不去，而绝对不是“身心愉快的修养”。
??曹聚仁单独写了一篇《沈从文教授在北京》，专门介绍沈从文的近况。在这个文章中，曹聚仁通篇都在引述马逢华（沈从文的学生）的文章——《怀念沈从文教授》。
??马逢华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上发表文章，描写了“沈教授在中共解放北京以后所受的思想改造与精神虐待的情况”：沈从文先是吞服了煤油，用利器割伤了喉头和手腕的血管。自杀没有致命，被救过来后，昏迷不醒。……在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和治病救人的呼声中，沈从文的自我检讨文字，一直没有过关。原先的沈家气氛融洽，其乐融融，但解放后，一下子失去了多年以来的欢乐。沈从文的夫人被送到大学改造，两个孩子，在中学的小龙是共青团团员，在小学的小虎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小虎在作文《我的家庭》写到：“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星期六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沈从文在这篇作文上无可奈何地加了个眉批：“斗争两字像打架。你妈妈不是会打架的人，改用两个别的字好不好？”家庭成员互相之间生分到这个地步，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个家还有何意义呢？
??曹聚仁这样反驳马逢华：“对于他的描述，记者可以承认他尽量说得很真实，但越真实，他这篇文字的煽动性就越大。”因为，“我要你先把马君的写稿日子看清楚来！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对一九五三年说是真实的，对一九五六年说却是不真实了”。“记者就在四个月前，看见过沈从文教授，他还是做他的教授，同时，也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写稿了。记者看他神情，也很愉快似的，并没有什么自卑的怪癖，记者相信他的态度，并非装出来的。”洋洋洒洒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只有最后这一句话是作者自己的观察。这跟《沈从文教授在北京》显然是文不对题。曹聚仁和沈从文没有对话，没有交流细节，也没有沈从文的身边人对曹聚仁描述的沈氏现状。甚至可以说，这篇文章只见色厉内荏，而没有回答人们的疑问，叫人不由得怀疑作者是不是真的见到了沈从文。要说曹聚仁不会写文章，不知道谋篇布局中该多设置一些读者关心的东西，似乎也不对。你看，他在《寄徐伯訏先生》一文中专门介绍北京作家的生活时，就列举了大量数据：“那位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梅益，就是这一种译本，拿到人民币十五万元的稿费，而那位写《保卫延安》的青年作家杜鹏程，也在一年之中，得到了人民币十五万以上的稿费（合港币四十万元上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全书三十七万字，第一个十万册付印时，就可以支取每千字人民币百元的稿费，这样，他就可以一次取得人民币三万七千元的稿费了。当第二个十万册付印时，他可以支取同样的稿费。到了第三、第四回付印时，每千字的稿费以次递减，但总数还是可观的。他这一本小说，已经销了七十五万册，所以他的稿费收入，就在人民币十五万以上；他的钱并不是不劳而获，但他自己已从不知道怎么花才是了。”这些东西，活泼灵动，有理有据，写来有说服力。但不经意间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志得意满、扬眉吐气的只是这些新新人类，跟上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关系不大。
??只要提到旧文人，曹聚仁就不由自主地犯“隔靴搔痒，干脆不解渴”的毛病。“在东四牌楼八条胡同，记者访问了章士钊先生。这位有志于做王者师的政论家，他不久就要去香港了。他答应送我一把扇面，写着他自己所做的诗”。完，仅仅这么一句话，就把大名鼎鼎的北洋教育总长给交代了。这样的人物都没什么可写的了吗？
??一篇名为《北京的老文人》的文章似乎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此文中，曹聚仁提到有人托他找朱光潜的著作《文艺心理学》，曹没有找到，就给朱写信讨要。朱回了一封信：“得来函，知近已抵京，甚慰！顷为整风问题，几乎每天到处赴会。如能抽出时间，当前来奉访。拙著《文艺心理学》，久已绝版，院系调整时，弟因恐外调，把一部分用不着的书籍都售去。目前《文艺心理学》，只剩了一本，自己还要用，不能割让，尚希见谅”。礼貌的语气中透出拒之千里之外的冷漠。可以看出，他对曹聚仁并不热心。也许是因为艰苦的处境而自顾不暇？也许是因为明了曹聚仁的立场而不愿与之纠缠？总之，曹聚仁很难真正走入那些受访者的内心，他甚至进入不了那些人的视野。他们彼此隔膜，怀着戒心。遭受到如此冷遇，遇到这些让人感觉伤自尊的事儿，在曹聚仁那里似乎完全无所谓。大概是他已习惯了这种损毁？
??还是在《与李微尘先生书》中，曹聚仁神采飞扬，且信誓旦旦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以为我羡慕大陆学人的生活了。是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也正希望有这么一天到图书馆去啃旧书呢。”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他并没有留在大陆，他一直很滋润地生活在香港，幸运地得到了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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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曹聚仁巨恶心语录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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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的政府当局，每以应付两种意向为苦：一种是民主人士中所存的“宁左勿右”的情怀，一种是群众对于某种意向的严格要求，政府当局只能调停其间，成为和事佬了。你说，有趣不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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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者北行时，有的朋友就要我知道蓝苹女士的近况，这当然是从正面去探问的。记者自承在京几个月，没有看见过她，无以满足一般朋友的好奇心理，作不出答案来。但记者知道在毛主席和友好们便饭时，她是出来就膳的。记者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一点，当她决意嫁给毛主席的时候，党中有所指示，她是不许拿这一点当作政治资本的，所以公开场合，她就没机会参加的。这虽是小事，却和宋蔼龄、宋美龄的手法有点不同了。蒋政权的崩溃，宋氏姊妹，也不能不说是有点关系吧。
胡适先生很少用非常的恶的词汇形容人，但在曹身人，他曾用过：妄人。
不过，在那个时代，不直接害人就算不错了：曹聚仁虽然说了假话，但应该不是怀了什么阴毒的目的的。
泌兄，他这的那些话，所得的好处，是多少人所受的屈辱，在给他垫背啊。你看所写的那些人，写那些人得到新政权的“惠”，很少有不是歪曲事实的，事实上他向海往“报道”的这些名人，有不少被新政权整得是非常惨。这就是曹聚仁。我们不必鞭尸，也不必夸大的害，但要据实说出他在其间的为恶。
目前，保持民间状态必须有在世上立足的本钱，也就是经济独立。而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让民间学人可以经济独立的环境。
当然，自己争取也是一个办法，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但不妨——
论事从严，论人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