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大国崛起》的文明崇拜和图强心态

李大兴

1. 又一次“俱往矣”式的踌躇满志

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前夕，重庆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该诗不仅对垂涎天下作了急不可待的表白“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且十分明确地告诉世人，毛泽东者，历代帝王的后继人也。“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中国知识分子，理当十分清楚地看出，正准备跟蒋介石争夺天下的毛泽东骨子里的来龙去脉。然而，偏偏有那么一大批十三点兮兮的文化人，包括梁漱冥、章伯钧、罗隆基在内，全都屁颠屁颠地在国共两党之间，满怀孔丘式的热情，奔波个不停。他们相当自觉地配合人家的统战政策，苏秦不像苏秦、张仪不像张仪地一会儿说项，一会儿依刘，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全都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个文化十三点，一直到被毛泽东当众羞辱、公开庭训，打成右派，才如梦初醒。如今，那段历史成了如烟往事，被人诉诸了白头宫女说玄宗式的诉说。说是悲剧，却着实好笑；说是喜剧，却又实在悲惨得可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这一页却并没有翻过去。只是这一页不再以中国古典诗词加以表达，而是被诉诸了现代媒体，被拍成了长达十二集的电视片，叫做《大国崛起》。同样的“俱往矣”，同样的牛皮哄哄，只是参照系却不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而是西方历代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加上东方列强，日本。用电视片的说法，乃是“五百年风云，九个大国”。比起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不可一世的帝王腔调，《大国崛起》使用的是尽可能平和的官家语气。毛泽东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横空出世，《大国崛起》是夹缝里的励治图新。人们可以说，当政者底气不足了，也可以说，精英们好像进步了。

是好像长进了，假如对比当年的《河*殇》。八十年代末，一批把仕途赌注押在赵*紫*阳身上的知识分子，雄心勃勃地推出了电视连续片《河*殇》，以此开启了以电视片表述政治纲领、拥立新主的先例。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河*殇》无疑是趋时的；只是就历史科学的严谨而言，黄色的农业文明和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一说，过于浪漫。而就政治操作的可行性而言，那种新权威主义式的迫不及待，心气难免有些浮躁。赵*紫*阳充其量不过一介有头脑的红色高官，至多不过向往蔚蓝色的文明而已，一代雄主的气魄是绝对没有的。赵*紫*阳既不是彼得大帝，也当不了俾斯麦。后来人家叶利钦，不过是朝坦克上那么一站，就站出了一段全新的永远也翻不回去的历史。赵*紫*阳在关键时刻，却是向学生、也向全国民众，说了声拜拜。正是这声拜拜，使中国人再次失去了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已经抓住了的历史机遇。将近二十年过去，回首《河*殇》，与其说显得悲壮，不如说显得可笑。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崛起》似乎是《河*殇》的翻版。但做工相当地道，一扫《河*殇》的浮躁之气。《大国崛起》不再把西方文明笼统地叫做蔚蓝色文明，而是有板有眼地、有条不紊地将九个大国的崛起故事，娓娓道来。相比之下，《河*殇》好比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一个开场白，《大国崛起》才是小说正文。两者的立场，几乎大同小异；《河*殇》打出的是新权威主义的旗号，《大国崛起》朗读了一篇长长的国家主义宣言。然而，彼此的背景，却迥然有异。《河*殇》是拥立有志于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大国崛起》却是以富国强兵的雄赳赳气昂昂，小心翼翼地对宣称要向北韩和古巴学习的一国新主，作了相当委婉的劝谏。与《河*殇》刻意让赵*紫*阳隆重出镜不同，《大国崛起》不动声色地借助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场面，让胡*锦*涛一再亮相。

不管胡*锦*涛能否读懂《大国崛起》的这番苦口婆心，《大国崛起》立志要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这可能是当今中国执政者当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不再像邓小平那样，仅仅是摸着石子过河，而是毅然决然地摸准了一块石头，走西方大国的文明崛起道路。这个共识即便是比起党内老一辈的改革派和开明派，诸如胡耀邦、李锐等等，也有着理念上的跃进。因为《大国崛起》不是出自对惨痛往事的记忆，而是基于对未来的憧憬。如果说，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的历史教训造就了党内改革派，那么少壮一辈的《大国崛起》，却企图一步跨过历史教训，从而把教训扔到脑后，把他们的梦想推入前台。当然，他们将这个梦想表达得相当含蕴：九个大国的故事历数完毕，第十个自然轮到他们想要打造的中国。《大国崛起》的结尾既是意犹未尽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这部电视片忘记的只是，在老一辈改革派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的历史教训。那样的历史教训被写成一篇几乎与《大国崛起》同时问世的文章，叫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见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

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与十二集的电视片《大国崛起》放到一起，可以看出两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异同。“前途”一文的理论话语是老式的，或者说是执政党曾经信奉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一片的解说词则是相当新派的，文笔尽可能的优美，虽然故事讲得极其朴素，至于故事内容更是西方世界的小学生常识，是西方五百年文明史的ABC。“前途”一文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为鉴，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崛起》一片却吞吞吐吐地举出英国和美国的民主体制为例，欲说还休地告诉观众，要想成就一个大国，可能确实要有相匹配的体制保驾护航什么的。“前途”一文以老式话语喊出的一个呼声就是：政治改革；而《崛起》一片以新派丽词装点的一个梦想却是：大国。“前途”呼喊政治改革所基于的是：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崛起》的梦想所基于的却是，对九个大国相继称霸过世界的由衷羡慕。“前途”作者所立足的是共产党人当初闹革命时的原始立场：成为人民公仆。而《崛起》制作者却以国家精英的口气，闪闪烁烁地道出权贵理想连同其权贵野心。因为《崛起》中有关民主政体的全部苦口婆心，事实上只对一个听众有意义，那就是最高执政者。有关西方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中国民众早已成了常识。那是经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最后用“六*四”鲜血换来的普遍共识。除了想要学习北韩古巴的胡*锦*涛，没有人不明白这个基本常识。这是仅以在美国大使馆门前长长的签证队伍、对照从北韩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逃难过来的难民，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常识。没有昏庸作前提，《崛起》一片中有关民主政治的那些个唠唠叨叨，全都是多余的废话。也正是这个原因，“前提”一文发表后，引得一片热烈的掌声。而拍得十分精致的《大国崛起》，并没有受到如何热烈的欢迎，甚至还不及当年粗制滥造的《河*殇》那么风光。因为《河*殇》虽然是个急就章，但目标却毫不犹豫地指向，政治改革。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今中国官家精英制作的《大国崛起》，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两次俱往矣，一次是要继承帝王专制传统，成为末代秦始皇；一次是想效仿西方大国，把西方的民主传统，纳入中国式的崛起构架。方式已然不同，但君临天下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政制改革大业八字还没有一撇，称雄世界的野心却像吃了伟哥一般的按耐不住了。从《大国崛起》对历史上各大国如何崛起的津津乐道，可以看出该片对后发大国的强调，对历史伟人的呼唤。而无论是俾斯麦，是彼得大帝，是叶卡捷林娜二世，是斯大林，还是明治天皇或者伊藤博文，他们的后发，结果造就的都是专制的国家，尽管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各异，骨子里却十分雷同。就历史参照系的悄然更换而言，《大国崛起》无疑是在力图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阴影。但由于文化心态的一脉相承，致使电视片里的那种口气和那种焦虑，显得相当的毛泽东。毛泽东的阴影，不是说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一不留神，就会在气宇轩昂的西装革履之间，露出秦始皇式的龙袍。就像在官场上长期蛰伏的胡锦涛那样，《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在言词间也算得小心翼翼了，结果，却还是难免专制传统和专制心态之俗。

李大兴

2、他们少读了一本书，叫做《西方的没落》

不知是为了突出思想性和学术性，还是为了强调该片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大国崛起》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学者的访谈。仿佛害怕精心制作的画面还不能够真实似的，制作者借助一个个教授学者的言说，在加强观众对该片的信服程度的同时，暗示出当今朝廷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这让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吃尽苦头的老知识分子看了，也许会觉得他们真的被当回事了。而让一般民众看了，则会误以为中国要像那九个大国一样地崛起，乃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而且还是西方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尤其是画面上那些红光满面的教授专家，让人看了发现，当今中国的文化精英果然一改毛泽东时代的瘦骨嶙峋和蓬头垢面，有了些许主人翁的模样。沉重的专制权势好像非但没有压弯他们的脊梁骨，反而使他们显得更加意气风发。可叹的只是，他们的脸色是红润的，他们的眼神却是相当闪烁的。显然，长了工资，提高了待遇，并不等于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那些挂在胸前的西装领带，非但没能使他们显得人文精神十足，反而使他们的言说变成十分可疑。五百年的欧洲历史，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么？

《大国崛起》的一个致命伤在于，很难让所有的人都认定，欧洲的历史就是这么搞定的。除非观众全都是读浩然小说、看根据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电视古装剧、或者沉浸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长大的。对比于毛泽东时代人为造成的知识贫瘠，当今信息时代的特点是知识爆炸。让《水浒》、《三国》统治心灵的历史，行将终结。如今的儿童看的是《哈里波特》。从“水浒”、“三国”中钻出来的中国人，也许会觉得《大国崛起》韵味十足，仿佛是《三国演义》的另一种版本。但是这让读《哈里波特》长大的孩子们看了，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历史难道还是帝王将相史么？虽然《大国崛起》一再告诉观众，法国先贤祠里供着的，大都是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然而，正如毛泽东当年一面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一面榨干了中国民众的血汗，勒紧了中国民众的肚子，制造那个被称之为纸老虎的杀人武器。《大国崛起》一面高倡思想文化，一面依然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西方五百年的历史画面上，干巴巴地插上从蒸汽机到电汽机再到电子计算机的文明图标。这不由让人产生一种疑虑，那些西装革履的学者教授们，骨子里是否依然是浩然和二月河的同类？他们是否还是在按照康熙皇帝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他们是否想把中国的未来与所谓的康乾盛世相连接？

不想贬低那些教授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者身份，不管是留学的还是国产的。而且绝对相信他们读了不少书，绝对相信他们的眼界是开阔的，言谈举止也相当是流畅的，只是他们的言论也许还缺乏应有的自由罢了。假如要例举他们可能没有读过的什么书，那么也许可以说，他们少读了一本《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这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历史论著，直到八十年代才在中国学术界渐为人知，并且还没能享有如同汤因比《历史研究》那样的盛名。但是，即便是汤因比也得承认，《西方的没落》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论著。不管此书的观点如何有待商榷，也不管此书把文化归结到血液里去的极端，曾经阴差阳错地给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提供了依据。

《西方的没落》一书，对史学史论乃至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当世人普遍沉醉于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时，此著极有预见性地从而是十分及时地将文化从文明的疯狂中划分了出来。该书作者斯宾格勒籍此指出，西方的没落，并非是文明的终结，而是文化的枯竭。正如文化总是指向精神和存在一样，文明却因人类生存需要而产生。文明可以是进化的，可以像马克思那样用石器、铁器、蒸汽、电机和电子来标记的，但文化却是没有时间性的，或者说，不存在以物质成果加以标记的可能。斯宾格勒为此例举出教堂的尖顶和纽约的摩天大楼的对照。同样具有天空的指向，教堂的尖顶指向的是精神的永恒，而纽约的摩天大楼所标明的却是物质文明的成果。

当然，指出这种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西方知识界并非惊人发现。因为即便没有《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西方人也不会把现代物理学和原子弹混为一谈。虽然原子弹来自现代物理学，但原子弹是文明的极端，而现代物理学却是人类文化的硕果。从人类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走向文化的反面。就算是非常崇尚技术文明的美国人，也不会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等量齐观。在日本扔过两颗原子弹的美国人，从来不把投弹的日子当作美国的胜利而加以庆祝。技术文明创造者所得的财富再多，也没有理由把头抬得比文化创造者更高。要不然，邱吉尔怎么会说，宁不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呢？这在西方世界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只是到了中国人的世界里，才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盲点。为了制作原子弹这只纸老虎，中国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就此而言，《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少读的，又岂止是一本书？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就可能是《大国崛起》制作者们没有读过的。同样讲说西方五百年的历史，法裔美国学者雅奎斯.巴桑（Jacques Barzun）全然是另一种写法。此书叫做《从黎明到夕照—西方五百年的文化兴衰》（“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e Life”），曾经荣获美国文艺协会（American of Arts and Letters）的批评金奖（The Gold Medal for Criticism）。 详细介绍此书，显然不是本文篇幅所及。但是，仅仅翻翻其目录，便可明白此书的思路、写法和构架方式。比如：

第一部分：从路德的九十五个论题到波义耳的“看不见的学院”（Part I: From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to Boyle’s “Invisible College”），路德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波义耳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波义耳定律的创造者。

又如：

第三部分：从《浮士德》的第一部，到“走下楼梯的裸女，作品2号”。Part III: From Faust, Part I, to the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2”.《浮士德》是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代表作，“走下楼梯的裸女”是法国现代艺术家杜桑的画作。

在雅奎斯.巴桑的史著中，五百年的西方历史，既可以从宗教写起，写到物理学；又可以从歌德的《浮士德》，写到杜桑的现代主义画作。借用一下斯宾格勒的说法，西方的历史，既可以从教堂的尖顶写到物理学的发现，也可以从一部文学经典写到一幅充满奇思异想的画作。历史的轨迹，既不是由权杖组成，也不是由技术文明的递进来标画。因为历史首先是文化的生长，其次才是文明的进化。无论是在皇宫里还是在议会里所发生的历史，都早已在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述中呈现过了。

应该肯定的是，《大国崛起》在铺陈西方五百年历史的同时，很认真地从中寻找着中国社会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差距。但他们找出的却仅仅是物质文明之差，尤其是技术文明的高低优劣，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彼此之间在文化上的悬殊。这样的悬殊不仅仅是思想的文化的，而且也同样体现在日常生活里。且不说其它，就以发生在美国维州理工校园里的血案，对照发生在中国云南大学的马加爵凶案，就可以发现，其中有着怎样一种看上去很细微、实质上却是惊心动魄的差异。

这类血案的文化拷问通常不在于凶手有没有被抓，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在于凶手为何失控行凶，更在于包括受害者家属在内的民众，如何面对血案和行凶的凶手。在维州理工大学的追悼会上，凶手和被他杀害的32位师生一起受到了吊唁。凶手的墓碑前，同样放着鲜花和紫色蜡烛。并且，还有人在凶手的碑前如此写道：“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这样的声音无论在维州校园里还是在全美国国，都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其他人对着死去的凶手如此说道：“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不仅如此，在一封有关凶手姐姐发表道歉信的新闻报道后面，美国民众异口同声地安慰道：这不是你和你父母的过错，你们也同样失去了心爱的亲人。相比之下，中国民众面对凶手马加爵时，最为人道的表示，也不过是呼吁人们以后要注意关心马加爵这样的学生。杀人犯马加爵不管是否受到同情，都被永远冷落在人们的关爱之外。据说，马加爵的父母在四位被害学生的家门前跪了很久，竟然都没有一家开门出来，安慰同样失去亲人的死刑犯父母。比起维州理工的那位失控学生，马加爵在制造那起血案期间，还曾因为“一饭之恩”而放弃杀人念头。

《大国崛起》在从坚船利炮上寻找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差距时，根本不曾留意到两地民众在文化心理上的如此悬殊。其情形一如中国经济在腾飞的时候，政治精英也罢，经济精英也罢，文化精英也罢，都把目光投向城市的高楼有没有超过纽约或者其它西方城市里的著名大厦，很少有人注意到，纽约在遭受9.11袭击时，纽约人作出了怎样的回应，他们在惨案面前如何表现出人性的尊严和人道的心胸。相比之下，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死了三个记者，竟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游行，向美国使馆投掷愤怒。而辽宁发生钢包事故，死了三十二个工人，全国上下却一声不吭，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倘若把超过西方大国的坚船利炮交到如此麻木冷酷又如此暴虐失常的中国人手里，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分子？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当年的日本法西斯？那些中国愤青学生在维州理工血案后面所写下的一条条比血案更为血腥的留言，与当年在南京城里屠杀中国平民的日本侵略者，在心态的凶残和疯狂上，又有什么两样？

上个世纪之初，一个德国学者，在德意志帝国雄心勃勃地后发崛起的当口，写下了《西方的没落》。这个世纪开始没多久，众多的中国文化精英，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陷入看不到尽头的泥淖之际，在一个尚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空间里，在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由于专制的传统和长期的专制而空前病态、全国上下道德水准空前下滑的严竣现实面前，竟然堂而皇之地制作了《大国崛起》。这与其说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如干脆说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

李大兴

3、盛赞亚当斯密，夸奖凯恩斯，偏偏忘了哈耶克

比起毛式话语的骄横跋扈，《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写得相当平和。看得出来，饱受流氓文化之苦的中国文化精英，正在努力摆脱毛式话语的历史阴影。打开国门之后，举国上下，毕竟都读了不少书。假如还要用毛泽东的腔调讲说历史，把历史说成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那也太《艳阳天》了一些。就连二月河都不会如此简单地讲说由宫廷权谋和帝王的雄才大略构成的历史。从《大国崛起》那些尽可能温文尔雅的解说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政治的文官传统得到了恢复。即便是官腔，也开始打得越来越温良恭俭让了。中国的政治，好像正在从暴烈的行动，渐渐地向请客吃饭式的雅致转化。按照其中一位制作人的公开解释，妥协，在《崛起》中得到了强调。

从一味的你死我活，到学习如何经由妥协抵达彼此都活的双赢，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长进。要中国人学会给他人留余地从而给自己留余地，着实不易。这就好比要让国人懂得从对他人的关爱之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得化上不知多少年才行。《崛起》制作者能够说出这样的意思，想必也是经过了一番感悟。让人不解的只是，既然已经知道妥协的重要，《崛起》为什么还要那么津津乐道于大国在霸权上的大小和强弱呢？霸权强如何，霸权弱又如何？没有霸权又如何？难道说，要在妥协之中求霸不成？

想必是因为急于崛起，所以《崛起》的思路显得有些混乱。比如，《崛起》说了那么些西方国家的政体模式，并且也知道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否健全，决定了该国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强弱与否。但《崛起》又偏偏对后发的德国、日本和苏联那么的情有独钟。《崛起》明明知道，英美两国为什么先后领了世界的风骚，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建制于权利，而不是权力。可是，《崛起》依然用不无浪漫不无悲壮的解说词，讲说俾斯麦的统一如何成全了德国，伊藤博文与天皇的妥协、也就是给天皇日后发动战争留出了历史的空间，又如何摆平了新旧两种势力，致使日本终于腾飞云云。

及至论及斯大林的工业化方式，《崛起》更是刻意高歌。斯大林以五年计划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计划经济的始作俑者。虽然其功过是非，可以平心而论。但是，若要从人文层面上考究，这种方式无疑比俾斯麦还铁血，比希特勒更野蛮。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的野蛮，才有了后来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愚昧。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愚昧和斯大林的野蛮，人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为了世界领袖的虚名，竟然昏庸到了勒紧中国民众的裤腰带，向第三世界的小兄弟们胡乱撒银扔钱，而斯大林却精明到了即便在跟希特勒笑容满面地妥协时，也没有忘记乘机抢了波兰的领土。

从争霸的角度来看，斯大林如此流氓无可非议。既然是争霸，那就抢呗。斯大林抢过东欧诸国，也抢过中国。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问题在于，《崛起》居然可以对这样的事实眼开眼闭，非但守口如瓶，而且还特意例举席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那场大萧条，反衬斯大林野蛮透顶的计划经济是如何的英明。《崛起》如此叙说，究竟是遵循了中国人的良心，还是追随了斯大林的逻辑？就算《崛起》的制作者们认真地读上一遍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也不会对斯大林的崛起如此心醉神迷。且不说中国民众，即便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要说斯大林式的野蛮，哪怕是列宁式的国家与革命，也都早已不堪忍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道出的，就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不错，斯大林的工业化，确实给抵抗希特勒德国的入侵打下了制造武器的基础。但这并不能因此反过去肯定说，斯大林的野蛮是应该的，并不能据此判定，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可是，《崛起》不仅断定，甚至还搬用了斯达汉诺夫的榜样。这可是连苏联人都不愿再提及的往事，却在中国人的《崛起》中大放光芒。难怪国人当中有人会制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电视连续剧。王朝还没终结呢，怎么就一个个怀旧得要死要活了。弄不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一小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的权贵优先前提下，不都一个个腰缠万贯了么。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太像保尔.柯察金了？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豪宅靓车是像斯达汉诺夫那么辛辛苦苦地挣来的？既然斯大林的计划经济那么优越，那还搞什么市场经济呢？继续计划下去吧。当然，这也许是“一支独秀”式的暗自得意。当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斯大林一支独秀。如今中国借助了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上，也是一支独秀。于是，就有了《崛起》中的惺惺相惜。除此之外，实在无法解释《崛起》为何如此钟情于斯大林的崛起。这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得意，或者说，下意识的暴发户心态。

这样的得意是可笑的。且不说斯大林的苏联最后如何终结，即便是德国日本那样将崛起的法码押在权力的集中和专制上，也一样的如同玩命的赌徒，先赢后输，并且输得一败涂地。斯大林也罢，希特勒也罢，日本天皇也罢，他们的先后崛起留给历史的，都是教训，没有一个值得讴歌。因为他们写下的不是人文的历史，而是野蛮的历史，是不拿人当人的历史。前苏联的作家，把这样的历史写做《古拉格群岛》，写做《日瓦格医生》。从战后废墟中站起来的黑泽明，在他的影片中狠狠地嘲笑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士道。唯有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专制传统一个极大的历史阴魂，中国流氓文化，至今不置一词。

《崛起》历数了西方大国的国家体制，却对国家以权力为轴心、还是建立在人的权利之上，十分茫然。也许是《崛起》的制作者们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糊涂了，认定国家跟人权无关，认定只要现代化了，国家自然就文明了。换句话说，只要有钱了，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换成列宁的说法，叫做夺取了政权，国家机器就打碎了，革命也就成功了。《崛起》没有指出，建立在权力之上的国家，是多么的靠不住，是多么的危险，即便是崛起了，也可能会像德国或者日本那样，得而复失。哪怕是斯大林的专制，也没有成为成功的先例。苏联能够变成今天的俄罗斯继续图强，不是因为坚持专制，不是因为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不动摇地坚持专制，而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专制。而德国，是日本，能够在战后腾飞，也是因为放弃了专制，选择了民主政体。依靠专制来实现经济腾飞，从来没有不失败的先例。专制国家的核心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民主国家的基础是民众的个人权利。权力再张牙舞爪，也是脆弱的。权利再受到压制，也是强大的，不可摧毁的。《崛起》其实也认识到，凡是以权利为架构的国家，结果都在商业上先后获得凯旋。荷兰是如此，英国是如此，后来的美国，也是如此。即便是战争，权利国家和权力国家的优劣，也是一目了然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果都不是德国日本那样的权力国家、而是英国美国那样的权利国家，最终获胜。

《崛起》的制作者们绝对明白这样的道理，虽然他们一时说不太清楚。《崛起》之所以那么津津乐道于后发国家的权力作用，骨子里还是缘自对权力那种难以消除的崇拜。而且，当这种崇拜以对文明的崇拜表现出来的时候，崇拜者会产生一种权力崇拜的文明感。比起拖着辫子的皇权，西装革履的权力无疑要摩登得多，文明得多。这也是海外不少留学生，甘当专制马前卒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让他们穿着满清朝服，他们会觉得太丢脸。但要是让他们西装革履地为权力服务，他们会觉得十分荣耀。《崛起》中那些个教授们，为什么那么乐意为《崛起》效劳，不就是因为崛起被笼罩在文明崇拜的光环里么？当然了，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本身，人文底子也都比较差。要他们分清比尔.盖茨和爱因斯坦的区别，相当困难。但要他们认识到在哪里可以得到好处、以什么样的方式攫取个人利益，他们却非常明白，根本不用指点。同样的左派知识分子，美国校园里的美国左派教授是单纯的，以批评自己的政府为己任，而混迹于美国校园里的中国左派教授却是十分狡黠的，竟然以指责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为标榜。即便是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不公和种种劣迹，他们也有本事归结到美国政府的头上。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那都是因为美国推行全球化的缘故。他们以此告诉美国校园里那些天真得像大小孩一样的左派教授，看，咱们是多么的一致。他们由此获得了职称，以此拿到了终身教授。回到中国，他们是来自文明世界的美国教授。一个转身再到了美国，他们又是和美国教授坚定地站在一起专门批评美国政府的中国教授。在民主的美国，他们既安全又讨巧；在专制的中国，他们同样既风光又讨朝廷欢心。这样的混法，美国人是绝对搞不清楚的。但让中国人看在眼里，却一目了然。这可能是中国知识人在文明崇拜的掩护底下、在太平洋两岸混饭混名声混江湖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把美国教授们糊弄到了几乎分不清谁是中国人谁是美国人的地步。

当今中国新左派知识人的这种玩法，似乎启迪了《崛起》的制作。《崛起》在说到经济学史上的里程碑时，先是非常隆重的推出了不得不推出的自由经济理论的经典创始者，亚当斯密。然后，在提及美国反垄断法时，马上又搬出凯恩斯理论，告诉观众说，政府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于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干预，是多么的有必要。言下之意，既然美国政府都要以干预经济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主控经济又有什么不可以了？不过，先不管其中的潜台词有多么的丰富，按理说，接下去无论是按照经济学的发展，还是按照经济本身的发展，都应该说到《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虽然当年的美国总统曾经受到过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但当今的美国政府之于美国经济的种种推动，却是得益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但《崛起》说到凯恩斯，嘎然而止，绝口不提哈耶克。仿佛凯恩斯以后，就没有具有相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消声法。凡是对政府控制经济发展不利的声音，能不提的尽量不提。这就好比《崛起》一面煞有介事地告诉大家，在法国先贤祠里躺着伏尔泰和卢梭、雨果，一面对天安门纪念堂里依然躺着那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的尴尬事实，却只能默不作声。

《崛起》一片，虽然面对许多事实不想说，但也有许多事实却是不能说。这可能是对《崛起》一片的最大讽刺。就连制作者自己都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言论自由，就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让一个已经专制到无可救药地步的国家崛起了。德国在战后再度崛起，是因为他们的总统向六百万犹太死难者下跪。《崛起》一片的解说词如此告诉观众说，总统跪下去，德国站起来。解说得真是精彩。但问题恰好在于：当今中国政府的首脑还没有向在历次政治运动、在大饥荒、在文革中死去的几千万冤魂下跪，怎么就如此按耐不住地想要这个国家崛起了呢？

实在说来，中国民众已经不太关心谁在台上执政了。事实上也是，哪个政党在台上执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执政党能不能启动被一再拖延的政治改革。举国上下，妇孺皆知，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执政党本身也不是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否则不会那么明确地说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崛起来转移大家的视线呢？这算是搪塞，还是想借助崛起来启动政治改革？中国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期盼已经到了非常不耐烦的地步，哪怕是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像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崛起，他们也会接受的。补药也罢，毒酒罢，只要改革，全都喝了。

李大兴

4. 让学院播种思想，让思想不再流亡

在崛起和改革之间，不管《崛起》舞剑，意在何处，《崛起》的制作却是认真的，也是真诚的。相比于在酒色财气中醉生梦死的知识精英，相比于在权力的颠峰深情脉脉地凝视着北韩古巴的最高执政者，《崛起》的制作无疑是一种担当，一种能够做到的最为开明的姿态。其情形一如痞子作家王朔的胡言乱语，成了当今中国文人最高智慧的表达。中国人到底走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状态里，看不清的人乐观得白痴般手舞足蹈，看清楚的人却是哭笑不得。这个国家不是没有明白人，而是明白的人全都发现，还是糊涂点的好。中国的现状陷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里：以斯大林那样的铁腕，来计划中国的崛起，显然是此路不通；但没有彼得大帝那样的魄力，中国的改革又很难搞定。

先不说改革是不是意味着崛起，但要崛起却必须改革。中国不能老是徘徊在一个政治辅导员的目光里，通向未来的道路不能还没有开始就被关闭。就此而言，《崛起》是积极的，不甘落后的，君子有所必为的。《崛起》的盲点在于，没有分清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崛起》聚精会神地关注文明的进步，崇拜文明的力量，却茫然于文化之于人类历史具有着什么样的意味。《崛起》显然没有弄明白一个可说是常识也可说是秘密的道理：人类的历史首先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文化的绽放。文化的底蕴好比浩瀚的大海，而文明的进步不过是浮出海面的岛屿。

当《崛起》以小国大业为题讲说荷兰如何崛起的时候，没能注意到荷兰的画家远比荷兰的商人更为光彩夺目。无论是伦勃朗画面上的顶光，还是凡高的向日葵连同金色的阳光，比荷兰辉煌一时的商业文明之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更为深邃久远。英国能够确立以权利为基石的国家体制，除了莎士比亚剧作之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哺育，英国众多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为之提供了精神的土壤，不仅仅只是物理学上的牛顿和经济学上的亚当斯密。后发的德国为何具有那么强大的爆发力，首先不是俾斯麦在政治操作上如何的成功，而是巴赫、贝多芬、歌德、荷尔德林、康德、等等如同灿烂的群星一般的音乐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们，早已为之打好了坚实的精神地基。而希特勒为什么会像拿破仑一样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败北，根本的原因不是斯大林如何英明，而是俄罗斯这块土地上所拥有的极其充沛的文化底气。入侵者无论是以战争传播法国大革命理念的拿破仑，还是因日耳曼民族的文化优越感而疯狂了的希特勒，抵抗者也无论是平稳的库图佐夫还是比希特勒更流氓的斯大林，双方交战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样的文化底气，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还只不过感受到一半，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才能感受到其熔岩般灼热的精神底蕴。侵略者绝对无法使托尔斯泰小说里的人物就范，更不用说要让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灵魂屈服。这是《崛起》的制作者所没能弄明白的一个巨大盲点。

一个国家要成为伟大的国家，并不是从世界市场上多赚了多少钱，并不是能不能率先造出原子弹，也不是拥有多少殖民地，更不是能否抢占外太空、称霸全世界，而是有没有像星星一般众多的文化巨子在夜空中出现，而是能不能提供让文化长生的土壤，而是空气是否自由，阳光是否明媚，河水是否清净，心灵是否可以如同鲜花一般，无拘无束地随意开放。当今中国最为短缺的，不是外汇的储存，不是武器的先进，而是文化源自心灵生长的自由度。就此而言，与其呼唤彼得大帝，不如先有个叶卡捷林娜二世那样的文化生长时代，把被剥夺了数千年的自由，还给民众，还给学者，还给诗人，还给艺术家，还给所有醉心于文化创造的人们。让学院播种思想，让思想不再流亡。

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徘徊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样的故事里，不是因为太聪明，而是因为太愚昧；不是因为太勇敢，而是因为太怯懦。归根结底，则是因为没有思想。只有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才会津津乐道于宫廷权谋，才会总是嚷嚷着造反有理，向往着江湖暴动，草莽起义。只有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才会只崇拜文明，不把文化的创造者放在眼里。只有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才会臣服在流氓的脚下，向一代又一代的枭难高呼万岁。倘若说，一部二十集的电视片《大国崛起》最缺的是什么，那么答案就是，没有思想。

因为没有思想，《崛起》分不清文明和文化的区别。文明再先进，也是物性的。文化再柔弱，却始终指向存在，指向精神，指向灵魂，指向与宇宙相对称的内心世界。文明之所以得以从文化中不断生长出来，是基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不是出自人的存在本质。崇拜文明，不具有存在的诗意，而只是对物质力量的盲目夸大。假如没有教堂的尖顶指向意味，纽约人在9.11袭击面前不会表现出那么的镇定，那么的从容，那么的博爱。高楼可以倒塌，精神的天空指向却是不可动摇的。有了如如不动的精神指向，不要说倒掉几幢高楼，哪怕是整个城市被摧毁，也照样可以重新建立起来。当《崛起》把图强指向一个国家的崛起时，恰好忘记了，一个没有精神高度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而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国家，又是无法获得精神高度的。《崛起》的图强，是在文明崇拜之下的图强。这样的图强，不可避免地会归结于权力的图腾。

毋庸置疑，《大国崛起》出自一批有志于图强的国家精英，或者是知识精英，或者是具有权力背景的政治精英。他们借助这部电视片想要说出的，也许是十多年前《河殇》已经说过了的历史意愿，也许是老一代开明的共产党人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道出的共同心声。他们的困境只是在于，他们一方面在努力摆脱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体制和流氓文化，一方面又时不时地被那样的体制和那样的文化所束缚。文化的流氓化，这可能是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最为独特的所谓国情。这样的流氓化就像一种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病菌，侵蚀着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执政的，还是持不同政见的；是当官的，还是经商的；是文盲，还是读书人；是在国内受教育的，还是留学海外的；是体育运动员，还是行为艺术家，如此等等。假如仅仅面对一个政党的专制，那么中国的问题并不难办。因为再专制的执政党，随着历史潮流的涌动，其专制的坚硬也会逐渐冰释。但是，中国人如今面对的巨大难题，并不是中国向何处去，而是中国人能不能治愈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康复程度。因此，那只看不见的、决定中国未来之手，不是文明有多大程度的进步，而是如何才能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欧洲五百年的文明历程，首先并不在于荷兰人的商业头脑里，也不是因为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更不是美国人享有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是由发轫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所启动的。正因如此，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最伟大国家的排名当中，由意大利居首。西方人知道，文化的复兴，远高于文明的进步。

不管怎么说，历史不会在《大国崛起》所标出的文明图标上停格。历史会按照自身的运行，向前滚动。有关《大国崛起》，毁誉是次要的，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到底能够掀起多大的波澜，才是重要的。比如，中国会不会倒退到北韩古巴那样的境地里？应该不会了。但中国到底能够走多远呢？谁也不知道。中国这样的国家，到底能不能真的崛起？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象崛起？对此，《大国崛起》的最后答案是完全开放的。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人知道，历史究竟会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假如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因为《大国崛起》的播放而悄悄地向前滚动了……哪怕是一丁点儿，那么无论是褒是贬，无论是制作者还是观看者，都应该长长地松口气，总算没有白费劲。

至于学院会不会成为思想的播种地，思想能不能不再流亡，那也只有天知，地知，崛起者知，不崛起者知了。

呜呼，大国崛起。呜呼，崛起的大国。没有一个大国，仅仅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强大而崛起的。也没有一个崛起了的大国，能够像凡高的画作或者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的，永恒。

王清营

写得真是好,拜读了,太长了,前两段要比后两段写得好,前面敏锐而雄气十足,后面有些拉杂.

王清营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转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作者 谢韬（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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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兴

我倒觉得3、4两节更加重要，谈到自由理念的阙如、文明与文化的区别等等。

菜农

知识分子不十三点也不行啊，毕竟中国文盲多，才使得专制得以横行，十三点一下，让我们农民觉醒起来，也好啊，从长远来看，知识分子不管是十二点还是十三点，只要做一点工作就是有功的。

这话有点宁要玉碎不要瓦全，本身是另外一种十三点。

周泽雄

和菜农兄打个岔。据真名博学之士梦子考证，沪语“十三点”系英语交际花之音变而来，即英语中的society。倘此说属实，说知识分子是“十三点”，就要慎重些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明显不具备交际花的特征。

没看过《大国崛起》，但李劼先生提到的《西方的没落》，确是一本非读不可的书。这本书出现在上世纪初，有些观点都陈旧了，一些对文明的描述也落伍了，但其中体现出的西方思辨性、反思型文明精神，却是历久弥新的。假如我们的主创人员真地没有读过这本书或接受过类似观念启蒙，需要补的课就太多了。

菜农

当初看大国崛起时，就感觉很不舒服，也就是大国崛起最根本的因素不敢讲，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中，哄皇帝吃药，皇帝的真正病因不敢讲。

所以文章总体上是写得对的，只是不要说那些哄皇帝吃药的知识分子是十三点，否则皇帝吃了朝鲜古巴的药，死得更难看。

周兄的话是没有错，还需要补很多课，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生病，大臣吃补药，多补也无济于事啊。

网事情缘

也和泽兄打个岔。刚回了一大半突然断电，真是气愤。

现在人对“十三点”的理解基本都是骂人“二百五”的话，即便原来有交际花的意思，也转义了，估计只有梦子兄这样饱学之士才能考据其原来的意思，因而，我会很放心说谁谁“十三点”的。

《大国崛起》的首席学术顾问是钱乘旦先生，以他在国内修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权威性，如果他不知道《西方的没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际上整部《大国崛起》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西方思想史的演进对现代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把西方大国的崛起简化为技术史，这是《大国崛起》非常致命的局限。因此，我以为这样局限的由来不是主创人员的学术储备原因造成，而是观念，指导了他们对材料进行了精心的剪裁，他们以《大国崛起》崛起为载体，为自己建了一座思想的牌坊。

老木匝

平心而论，《大国崛起》对于中国平民老百姓的冲击，可能是中国第一次正视八国联军的历史。在中学教材贫乏到还在考国际共运史的今天，这部电视剧第一次向中国的老百姓展示了世界历史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我有一个朋友47岁，激动地与我谈起这部电视剧，他看到的是那些以前最贫乏的历史教材所看不到的东西。而对于苏联，则一点没有兴趣。他听我讲这是一部有政治局背景的电视剧，吃惊得差点从电话里跳过来。因为那些人权平等民主选举的词汇，那一段段关于西方八国的靠制度崛起的历史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不相信这是一部政治局认可的电视剧。我的朋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只不过他在参加liusi以后再也没有政治热情而已。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由此我也就对这部电视剧的“积极意义”有所宽容起来。
这位朋友的感受表明，李劼先生的担忧，怕中国的老百姓中毒的担忧未必存在。在普遍的政治厌恶症发作的今天，凡是能够从政治教材的教条里跳出的话题，老百姓还是会主动去吸收其中的养分的，即使它们很“政治”。
进入到本文。斯宾诺莎的预见并没有阻止历史。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警告。但是，世界还是象跳进了大海学游泳，先学会的先得逞，先学到好姿势的先逞强。在今天看来，一个不很确切的比方是：他的可悲和他的伟大是在同一点上，那就是他是事前诸葛亮，但是历史就是强迫了他做了事后诸葛亮。他的光点也就是曾经有过的一人独醒的悲哀。当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发现了他，但能够产生影响的也就是少数几个国家。相反，二战以后，康德的实践理性却和二战以后的恢复十分合拍。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当初，实践理性开始影响中国，这一点，就《大国崛起》而言，也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李劼的大作却更让我觉得，他是希望中国现在再回到黑格尔，先在岸上学会游泳再下水。所以他很反对象《大国崛起》那样的让中国改变一种姿态走向世界的探索（对不起，只能找到这个词）。他很关心已经被迫走向世界的中国及其知识分子下水的姿势和游泳能力，所以也就很担心以《大国崛起》为代表的这种崛起思潮会使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民族中毒。然而问题在于他并不理解这个思潮已经戴上了官方的外衣，这就等于他已经成了一个近似于可供胡戈恶搞的新剧种。而对于很多不想看《大国崛起》的人们来讲，要求他们去看《西方的没落》，就无异于要他们先在岸上学游泳。而实际上，就是这个没落的西方，在中国而言，还是有很多地方要认真去学的，怎么学，当然不全部是《大国崛起》所说的，用国家权力去学，但是也不是一无是处那么糟糕，这一点，在《大国崛起》介绍西方八国崛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迷惑上，已经证明了。而对于苏联的笔墨，虽然用了十二分之二的浓度，但是，要讲清冷战以后中国的崛起之路，除非你不想去正视历史，不谈苏联的兴衰，不谈斯大林主义在二战中的地位，就只能使这样的一部片子成为另一中的阉割历史的片子。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我的朋友，他就没有看到权力，而是那些民主宪政制度使八国崛起，联军烧了中国的圆明园。所以他对自己的历史也就有了更深刻地认识。
问题还在于，即使对于参与《大国崛起》的学者，也不应该那样苛刻地把他们与御用学者作等量齐观，由此引伸到被作者无端责备的四九年前后的第三党势力。他们真的是十三点兮兮的一帮知识分子吗？对于他们后来的遭遇，以这样的评价，我以为不仅不公允，相反，还有点自居局外人就以为可以滥用的冷漠和残酷。我相信，在西方，严肃一点的学者是不会这样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
“大清”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要走的路，是从专制社会的“士”走出，走进现代知识分子的行列。这个社群不是天马一族，而是一直在中国的大地上平实地走着。七九年以后，他们开始有了更广的空间可以走了，这就是世界。今天回顾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很显然的一条就是他们是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就下海了。回过头去看那批悲难的第三党势力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可能先学好游泳再下水，特别是他们曾经是以政党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们更不可能在已然下水之后，再爬回岸上，改学好姿势再下水。当专制使他们一个个以一个个的悲剧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我从中感受到的，是这群还带着士的特征的知识分子没法走出的专制社会的士的怪圈。以今天的每个人去处在他们当年的地位，未必能比他们走得更光彩，更有气节。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从来没有过可以脱离政治就能生存的历史，对于这一点，我以为，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当然更可以稍稍松一口气的是，那就是当今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可以不关心政治的空间：一方面是吃政治饭的希望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的道道，知识分子不感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关心的道道，又为吃政治饭的不允许。一来一往的，倒是作孽了钱乘旦，一部好好的多少有点“学术性”的电视剧，因为不伦不类地带有官方的痕迹，就变成了周泽雄，老木匠们看都不看的“什么东东”。
我在海外看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当今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已经超过了前辈，那就是越来越脱离士的性格。今天，双耳不闻窗外事已经可以俨然成为当代学者的时尚，不合作主义已经是专制为之经常犯头痛的忧郁症的根源，除了追求精英风光的那部分“知识精英”，一般的知识分子基本采取了离政治越远越好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一种跳跃，它使我觉得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怎么“先天下人忧而忧”了，他们已经自觉地把自己与前辈区分开来，那就是他们把人格独立起来，拒绝把它与天下孰轻孰重地互相比来比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部《大国崛起》，是想得到什么效果呢？一方面是有它的以老眼光（天下之士）看待这批“人格之士”的因素，以为这批“天下之士”会马上热血沸腾起来，跟着王道荡荡地崛起冲动一把。这里面，我反倒宁愿认为，《大国崛起》有可能的讨好知识分子的味道，可叹的是，人们已经不鸟这一壶了。另一方面，多多少少，这批写作的人士还是有点身在其中的“人格之士”，所以歪曲历史的勾当如果有，也已经不是存心的勾当，代表了中国一批学者的看法的《大国崛起》，毕竟是在想着用学术研究提出对这九个国家的看法。这一点也就使得《大国崛起》并不因为有政治局的背景而糟到象李劼担忧的那么严重。
要求钱乘旦们写出人权宣言版的《大国崛起》，就等于要求右派分子上街示威抗议一样苛刻。因为他们写了，和在国共之间选了，就说他们十三点兮兮，我想还是太刻薄，比较厚道的，应该是先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在他们想做点什么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到什么。

{編輯説明：原句“在普遍的政治厌恶症全民发作的今天”中，全民兩字不妥，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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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

没看过《大国崛起》，看来是个错误，哪怕好歹看上几集，也是好事。本来决定不在这个话题上发言了，藏拙要紧，但拜读了老木匝的大帖，还是大感警醒，是那种忍不住要起身站立、正正衣冠的警醒。平易、客观，将知人与论世烩为一炉。佩服！

回头想想，虽然后来者可以对《河觞》指指点点，但《河觞》当年对民智的开启作用，又岂容忽视，功德实在也是无量的。对《大国崛起》，也许程度有所不及，但或也可如是观。就是说，批评归批评，肯定归肯定。学术层面的商榷永远必要，但因此质疑它积极的一面，一味地讥讽，也可能纠偏过度了。

李大兴

泽雄兄，我觉得，没看过《大国崛起》不是个错误。出于对历史的洁癖，我对《河殇》、《大国崛起》这种似乎颇有学术想象力而一侃没边的东东素来存疑。两剧的初心都是为执政者出谋献策，如此，就不免在相当程度拿历史说事。当然，老木匝说得也有道理，是比历史教科书强，就如兄所言“《河觞》当年对民智的开启作用，又岂容忽视，功德实在也是无量的”，这是两剧的实际影响。然而，这样两部电视剧竟然还要担负“开启民智”的功能，也是令人悲哀的。

两剧相比，《大国崛起》的解说词比《河觞》还靠谱些，但仍然是忽略与曲解历史。在此我不同意老木匝“歪曲历史的勾当如果有，也已经不是存心的勾当”，曲解就是曲解，无所谓也不必判断存心与否。

我对下面这段对相当一些海外学人的评述很有同感：“回到中国，他们是来自文明世界的美国教授。一个转身再到了美国，他们又是和美国教授坚定地站在一起专门批评美国政府的中国教授。在民主的美国，他们既安全又讨巧；在专制的中国，他们同样既风光又讨朝廷欢心。这样的混法，美国人是绝对搞不清楚的”。

老木匝

以下是引用李大兴在2007-05-10 13:28:14的发言：

两剧相比，《大国崛起》的解说词比《河觞》还靠谱些，但仍然是忽略与曲解历史。在此我不同意老木匝“歪曲历史的勾当如果有，也已经不是存心的勾当”，曲解就是曲解，无所谓也不必判断存心与否。

这句话我图痛快，没有给歪曲，勾当打引号。其实，我所想表达的意思是，这种歪曲是指李劼先生的意思，而钱乘旦他们并没有像他那样，是刻意歪曲历史。评价者可以认为他们写错了历史，也就是歪曲了历史，但是决不能说他们是存心在歪曲。这样提出，是因为我不同意把钱乘旦认同与御用文人，他的作品是影射史学，这一点是李劼先生应该注意看到的。李劼先生因为这么一部《大国崛起》就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1949年骂到2007年，显然是过于偏激的。

网事情缘

小见以为，主帖李劼对《大国崛起》的评价固然有用力过猛现象，但也并非不合实际；而老木匝先生的慈悲为怀，也更能使人恻隐之心顿生，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确实足够让人痛哭好几把了。

但具体到片子上，其局限昭昭，不能不让李劼先生用把力气，比方谈法国的第五集《激情岁月》，提到了路易十四，也提到了路易十六，甚至赞美了伏尔泰和卢梭，似乎很全面了，但是恰恰漏过了中间的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固然是一个腐朽的时代，但他统治法国也长达59年，更是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是古典主义的辉煌还是启蒙运动的成就？为什么可以歌颂路易十四的古典艺术而忽略启蒙运动的直接作用，哪怕不用浓笔重彩，哪怕轻轻一笔带过。但是这一集给人的错觉却是，启蒙运动不过是古典主义的副产品，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几个具有启蒙意识人的胡乱一闹。这样的裁减方法连教科书都不如，教科书的局限在于不过是文笔没有这样生动，案例也没有如此丰富，或者也流于轻描淡写，但没有置之不理，整个忽略不提。

下面链接是一个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文章：

http://zmw.cn/bbs/dispbbs.php?boardid=7&id=73020&page=3

谈苏联的第九集《风云新途》的问题更为显著，斯大林的成就被说的饱饱满满，这也罢了，但其问题总不能被完全掩饰吧？否则苏联垮台的内在逻辑在哪里？而当今，斯大林的问题并非不能谈，谈深了不行，谈浅点也不行吗？有意思的是，片子里还提到了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把作者尘封日记五十年的原因总结为“出于对苏联的热爱，罗曼·罗兰决定这本日记五十年后再发表，他不想因为这本书造成对苏联的哪怕一点点伤害，他认为五十年后，苏联一定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然而与罗曼·罗兰的先后还有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还有纪德的《访苏联归来》，不提也罢，那么，我们今天讨论苏联垮台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苏联的“政策弊端”，而不能说这是“体制弊端”吗？

当然，我不认为编剧们存心歪曲历史，但我敢说他们没有太多直面历史的勇气，这不是要求创编者突破现有的禁忌，而是在当今条件下能够做到的他们没做。

采采

李劼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愤怒着。

他回国了吗？

施国英

以下是引用采采在2007-05-11 13:41:54的发言：

李劼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愤怒着。

他回国了吗？

还在美国。估计不改朝换代是不会海归的。

城骁

愤怒是不是有思想的标志？

自觉的梦游人

李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在大兴的文学城的博客里，经常可以看到大兴兄转载的李先生其他高论和妙文，但是这篇除外。有关看法已经放在马甲里了。这里再转引刚刚贴出的陈耀文先生的有关的文字，以对当代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限制，作一具体的诠释。在鼓起勇气在他自己的博客贴出了克拉玛依大火的真实报道之后，陈耀文先生如下的文字让我的心抽搐了一下：

我手头掌握的关于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友谊馆那场特大火灾事故的影像资料，今天可以说大部分都贴出来了。还有一些，因为牵涉到目前还敏感的事情，暂时保留在我这里吧。

陈耀文先生肯定是很遗憾地说的。但是，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使自己的报道不敏感，不是太敏感，只得留下了那些也许是更值得贴出来的资料。类似的记者行业的禁忌，我不是说在西方就没有。但是，在中国，就是禁忌太大，太多，太恶，太残忍。所以，为了能让大家看到擦了边贴得出来的真实报道，陈耀文先生只能用一种被迫学来的机智，对自己的资料割爱。

这样的痛苦，我相信在钱乘旦先生他们那里也是存在的。《大国崛起》本身写得如何，是不是有写得不正确的地方，这是应该也值得讨论的。它有官方的标记，实际有集体领导下面的集体创作的特征也是不容否认的。在这一点上，钱乘旦先生们多多少少有点象为政治局打工的知识民工。但是，如果说，就因为这些知识民工打工了，就把他们的个性全部抹煞，把他们一概骂倒，那也太“不让人活了”。好像那些政绩工程都是农民工辛苦造出，难道我们因为看到政绩工程，就要把农民工骂倒不成？

我个人认为，至少参与的知识民工当中，很少有几个可以被抬举到“知识精英”的。这些学者的名字都是第一次看到，而且就是在《大国崛起》里，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并不是一帮帮“野野胡”的精英自居居士。也许还可以说，他们连精英业余爱好者都不是。《大国》《崛起》后，我也没有看到这些学者到处张扬，低调得很，这种低调表示着什么？是打了工以后的疲倦造成？还是看到自己的制作不尽人意所引起？我不想瞎猜。但是，我还是看到了钱乘旦先生们的个性和人格，是让我产生敬意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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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兴

老木匝兄，“御用文人”，“影射史学”我是主张不用的。中文太富褒贬，我写时尽量小心。比如上文用“曲解历史”而非“歪曲历史”。

我主张就事论事，不要牵扯到人品和动机。所以说“曲解就是曲解，无所谓也不必判断存心与否”。

中国知识分子喜欢为执政者出谋献策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无可厚非但也不必避讳。中国人有“以史为鉴”的历史观，很容易走向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对此我们也需正视。

老木匝

就这一点讲，我同意，我讲的从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走来，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钱乘旦先生们正是在这一点上，让人们有一点叫人别扭的感觉。但是，反过来讲，就是有士的特征，也不至于我们可以那么尖刻地说他们十三点兮兮。我感冒的地方就在于我感觉这五个字缺少了对钱乘旦先生们的人格的尊重。

九船城

有资料的没知识，有知识的没文化，有文化的不文明，文明人说话大家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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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船城

这个帖子，除我一外，都是高人。

再捞一帖，睡觉，明天会，也算小别。

陈菲

李劼的帖子是要顶一下的，他是我很喜欢也很尊敬的一个学者。

他乡之客

原来是华师大的吧？只记得他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书，叫什么什么的全息图像

莫名其妙

Huntington在其文明冲突论中强调，自十七世纪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人类之间的冲突，已从以君王为核心的阶段、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阶段，及以意识形态为特色的阶段，在冷战终结之后，迈入以文明差异为根源的阶段。文明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依如语言、历史、宗教、风俗与制度等共同的客观因素，及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而界定，文明反映人们最高文化性群化现象，也隐含人们用以区隔其他族类的最广泛文化性认同，而当代的冲突，不管是团体与团体之间、或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将依各个文明的文化性断层线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