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上海协和医院被处“极刑”内幕

混沌

一所民营医院的“成长史”；一次媒体与舆论监督的胜利；一位“打假医生”数十天调查的战果———
　　上海协和医院被处“极刑”内幕
　　因诊疗过程中涉嫌诈骗，上海市药监局已将此案移交警方
　　□本报记者　柴会群
　　“上海协和医院假手术”事件进程表
　　2006年10月31日，未婚女子王洪艳被上海协和医院医生祝新革诊断为“不孕症”，并实施“宫－腹腔镜联合术”。随后其妹也被祝作出同样诊断，同样被实施该手术，二人共花费8万元左右。
　　2007年1月5日，上海市药监局接到举报，对“协和”进行突击稽查，发现该院存有多项违规违法行为。
　　1月8日，新华社以《是手术还是骗术》为题，播发记者刘丹、仇逸的报道。
　　1月9日，上海市卫监所介入对上海协和医院开展调查。
　　1月10日，上海某报分别以《投诉人言行让人看不懂》、《“王洪艳从未以此向医院索赔”》为题，质疑王洪艳的投诉动机。
　　同日，上海协和医院致函新华社，对记者刘丹、仇逸的报道提出十三点质疑。
　　1月18日，北京协和医院发布声明，称该医院与全国各地所有冠有“协和”二字的医院或医疗机构，均无“技术协作”、“业务支持”和“分院或连锁医院”关系。
　　1月19日，上海市卫生局发布初步调查结论，认为“协和”在王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度检查和不当治疗行为。
　　1月31日，央视以《手术刀还是宰人刀》为题，报道上海协和医院给多名患者实施“宫－腹腔镜手术”黑幕。
　　2月6日，上海市卫生局认定“协和”手术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之处，吊销上海协和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月9日，上海市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因为执法过程中发现上海协和医院涉嫌贵稀中药材诈骗，已正式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
　　一度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数十名患者涌进去，却发现大楼里空无一人，连挂在显眼处的照片和锦旗也没有了。只有墙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举世闻名的医学道德准则———“……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表明这里曾是一所医院。
　　面对医院突然停业，一对情绪激动的夫妇与几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发生了冲突。女人的脸很快肿起来，打人者迅速消失。2007年2月8日，在哭闹、责骂、抗议声中，上海协和医院的牌子被摘掉了。
　　两天前，上海市卫生局作出决定：因诊疗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上海协和医院被处以“极刑”———吊销执业许可证。
　　而在1个月前，此处的生意还火爆之极———无论检查还是手术，均需排队。
　　“脱胎换骨”
　　媒体曝光前，上海协和医院正迅速成长为业内新贵。凭着强大的广告宣传和各种慈善活动，它已经赢得市场，并树立起良好“口碑”。有传言称，“协和”已经进入上海一项“十佳医院”的评比名单。
　　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所打着“协和百年”旗号的医院，成立不到3年。更鲜有人知道，“协和”是近3年来，出现在上海市中兴路1600号的第三所医院。
　　2004年初，福建莆田秀屿镇后江村村民林春光，在这个离上海火车站约500米的地方，办起了他在上海的第二所医院———协华医院。该院在闸北区卫生局登记的名称，是“上海市闸北区民办协华医院”。
　　“协华”维持了不到1年。据说由于门诊量过低，它连同支撑它的上海协华医院有限公司一起注销。与上海其他民营医院一样，投资人需要在工商部门和卫生部门分别注册。
　　在同样位置，林春光又办起了协和医院。“协和”注册名称是“上海市闸北区民办协和医院”。而林老板似乎对“民办”二字深为介意，以至“上海协和医院”越叫越响时，它的真名被忽略了。
　　“协华”与“协和”，尽管一字之差，然而前者关门，后者却奇迹般地成长起来。在强大的广告声势中，上海协和医院迅速走红，在不少人印象里，这不仅是一家中美合资医院，而且跟大名鼎鼎的“北京协和”是一家。在网上键入www.xiehe.com.cn(现已关闭)，患者们发现这个网址并非大名鼎鼎的北京协和医院，而是上海协和医院，这让他们更是平添了对该院的信任。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各地的患者。出事前，上海协和医院的月门诊量已达数千人，这是一个让民营医院同行们羡慕不已的数字——与公立医院不同，民营医院经营并不火爆。但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个病人能为“协和”带来3万元以上的收入。病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作为医院特色的“宫－腹腔镜”手术不得不经常排到深夜进行。为使床位尽快周转，大部分手术病人在术后几天内即被要求出院。
　　2006年年初，上海协和又迎来新机遇。在各路专家“消除歧视”的呼吁声中，跟上海其他一些民营医院一样，协和医院正式更名——“民办”二字从执业许可证上消失，“闸北区民办协和医院”摇身成为“上海协和医院”。
　　然而就在这所年轻的民营医院正准备大干一场时，“劫难”从天而降。
　　“媒体危机”
　　2007年1月8日，新华社播发题为《是手术还是骗术———上海协和医院妇科诊疗案》的报道，质疑“协和”给无病女子王洪艳做假手术。这是继去年上海长江医院曝光“怀孕妇女被诊为不孕症”事件后，该市民营医院业界又一场地震。
　　知情人估算：“孕妇不孕症案”给上海长江医院带来的损失，至少1个亿。“成也媒体，败也媒体”，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靠广告迅速打开市场的长江医院。而损失并非来自主管部门的处罚———事实上，卫生主管部门只罚了长江医院8000元。
　　而此次新华社对协和医院的报道，被业内人士认为“来势更为凶猛，后果更为严重”。
　　继新华社报道后，央视又于1月31日跟进，多位患者面对镜头诉说他们的遭遇。这让正准备积极应对的协和医院，陷入两面夹击中。而上海市卫生局几乎每天都要迎来多名前来投诉此医院的患者。协和继“媒体危机”之后，又迎来患者“投诉危机”。
　　时逢上海市“两会”召开，市政协委员倪语星看到报道后，连呼“匪夷所思”，并就此专门提案，呼吁加强对民营医院的监管。
　　倪语星所说的“匪夷所思”，主要因为到“协和”就诊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实施了极具该院特色的“宫－腹腔镜联合术”，而且不少病人在入院几小时内进行。日前，上海市药监局调查发现，该院其实并没有“宫－腹腔镜”这个手术设备。
　　同行“恶搞”？
　　新华社报道后，上海当地媒体间曾有传言，“协和”的此次危机是同行“恶搞”的结果，所谓的病人不过是竞争对手的“托儿”。支撑此说的一个依据是，报道中的投诉人王洪艳此后未再出现。
　　患者徐江红在看了此报道后，去找协和医院讨说法。结果被告知：新华社的报道是瞎编的，有媒体已经为其澄清，她被告诫不要像王洪艳那样搞得“身败名裂”。
　　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民营医院业界，除雇用“医托”争抢生意外，利用假病人互相“投诉”的做法也不鲜见。
　　然而业内对此说却深为不屑。王洪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当时她正处在极度恐惧当中，因为怀疑被跟踪，她和妹妹甚至连夜搬了家。1月5日，王曾应陈晓兰的邀请，随上海市药监局稽查人员一起去了上海协和医院，在陈晓兰的鼓励下她现场暗中指认，“协和”一连串的造假终于浮出水面。
　　公关媒体
　　上海长江医院的“孕妇不孕案”发生后，有业内人士总结：主要教训在于医院危机公关能力太差。本报记者得知，事件发生后，上海长江医院曾将该院企划部一员工辞退，该人士系医院为应对媒体招进。
　　同样作为业内的新星，“协和”的媒体运作水平被认为远超长江医院。事实上，在许多上海民营医院还停留在“电话号码＋服务项目”上时，协和医院已经率先有了品牌意识。电视上屡次出现的“妈妈，我来了”的可爱婴儿形象，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而协和的广告“干净”，也已成为上海媒体的共识。
　　为降低报道的负面影响，上海协和医院几尽全力。对于新华社的报道，协和医院刊发前即已获知消息，并紧急委派一陈姓院长前去“公关”，结果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上海协和医院的“董事长助理”亦找到新华社发稿记者刘丹，表示此报道关系到医院的生死存亡，希望“缓和”一下，并让对方“最好给我们提点要求”，亦未如愿。
　　对地方媒体的公关也在进行。上海某主流媒体一位负责人透露，在该报刊用新华社稿件前，曾有自称协和医院的人找上门去，希望不要刊登新华社的稿件，结果被其拒绝。次日，除两家都市媒体外，包括该报在内的上海多数主流媒体，皆刊用了新华社的通稿。
　　报道的投诉者王洪艳在找媒体前，曾向一位律师咨询。对方告诉她3条路：第一是自认倒霉；第二是打官司；第三，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找媒体。
　　接触新华社前，王洪艳曾找到上海某报投诉，然而她当时并不知道，对方也是上海协和医院的广告客户。上海协和每年的广告投放量，被一业内人士估计数千万。大量投放广告除了赢得市场外，也让它与诸多媒体建立了良好关系。
　　由于新政策的出台，民营医院从今年起在广告方面大受限制，而借助公益或慈善活动进行宣传，被认为是“突围”之举。在此方面，上海协和医院显然已走在了前面。
　　低调投资者
　　上海协和医院这场危机中，有一个人最为着急，却始终未公开露面。此人便是投资人林春光。
　　跟上海许多莆田籍民营医院投资人一样，38岁的林春光行事低调。几年来，尽管他的医院已经名满天下，但在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这位老板的任何信息。
　　此人入沪之前的经历已无从考证。但在上海，他被认为是通过承包一所公立医院的部分科室，获得“第一桶金”。2001年，随着中国向民间开放医疗市场，林在上海投资360万元办起了他的第一家医院——朝晖医院。
　　2003年，林春光与老乡吴建力一起，成立了上海协和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手笔之大，已远非朝晖医院所及。此外，林还相继在上海投资办起了上海俪人女子医院、新视界眼科医院。林甚至也不满足于上海，他在成都和重庆也相继投资开办名中带有“协和”字眼的医院。
　　“出事”之前，患者们曾被院方告知，“老板”已经买下旁边那座20余层的大楼，不久即可搬入。
　　林春光的个人总资产，据说已经达数十亿。不过，事业的壮大并未影响林春光的低调。在开办医院的征途中，常有的情形是，在做起一家医院之后，林即隐身于幕后。比如，从2004年起，林春光便不再担任朝晖医院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一位更年轻的林姓同族接任了这个位置。
　　2006年3月，林春光亦卸任协和医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甚至出让了自己的股份。然而，同行们却毫不怀疑，上海协和仍由林春光控制。
　　“无病病人假手术”事件发生后，林春光还能走多远？是安然度过还是再生风波，目前仍是一个谜。曾有知情人士称，林在上海市某区新开办的一家医院名称已经取好，并拟于今年3月开张。
　　不过，本报记者得知的另一确切消息是，因为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上海协和医院涉嫌贵稀药材的诈骗，上海市药监局已将该案移交于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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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咸平之＿＿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呢，什么叫着自负盈亏，自负盈亏，你生了病的病人来看病，有没有钱啊，没有钱，明天再来。澳洲医院不可能的，急诊下班后他一定要给你看病的，他是人性化的社会，中国不是的。被车撞了，快死了，有没有钱呐，没钱，我不跟你看病，就算你死了，叫你拿钱过来，2万块押金，没钱不看病。你这个社会同情心在哪里？你这个医生的责任感在哪里？医院的信托责任在什么地方？这叫什么，叫做莫名其妙的资本权贵主义。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问一下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最后因为刁民过多，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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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之－－－医疗改革

最近有关医疗体制改革的争论非常多，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现在医疗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大家总讲“看病难、看病贵”，其实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中，“难”和“贵”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市场化可能带来“看病贵”，但是不会带来“看病难”；如果看病又贵又难，那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按照市场去做。
　　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医疗服务都要通过市场来做。但如果将医疗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为市场化改革的话，不仅归错了原因，而且会使下一步的医疗体制改革迷失方向，对我们未来的改革也没有好处。市场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自由进入，但改革开放以来，医疗行业基本上是国家垄断。市场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价格自由，但是医疗服务没有价格自由，特别是医务人员的工资报酬制度完全不是按照市场来做，医务人员也不具有充分的流动性。
　　我们现在医疗体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对医疗供给的垄断。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就导致了严重的医疗供给不足。按理说，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一定高于经济增长，但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长远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举个简单的数字，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十倍，而卫生机构的床位数只增加了60％。政府垄断导致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严重供给不足，不仅诱发了医疗费用的超常增长，而且导致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其他问题。
　　未来的医疗体制改革，可以简单地用两个问题来概括：第一个问题，设想要达到一种给定的医疗服务，那什么是成本最低的办法？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对每一种给定的医疗服务，什么是成本最低的办法，那么按照国家的经济实力水平，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水平？在政策设计过程当中，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个是参与约束，就是政府和社会都有积极性提供医疗服务；另一个是激励相容约束，就是说，上面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下面的对策，政策不能使医生、医院、药厂等方面的行为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我们设计的任何体制，如果不满足所有当事人的激励相容原则，肯定不能起到实际效果。几次药品降价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就是因为没有考虑激励相容问题。你可以降低药品的价格，但你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不生产低价药，结果是，降价措施反到使得患者支出更多，而不是更少。
　　医疗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医生究竟是谁的代理人？他们是政府的代理人还是药厂的代理人，还是患者的代理人？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医疗市场下，医生应该是患者的代理人，应该是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提供服务，然后再处理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在过去的医疗体制下，医生是政府的代理人；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很多医生成为药厂的代理人，而不是患者的代理人。
　　下一步的医疗体制改革，必须开放医院的进入权。医院可以是公立的，也可以是私立的；可以是盈利性的，也可以非盈利性的。这样就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公立非盈利性医院、第二种是公立盈利性医院，第三种是私立盈利性医院，第四种是私立非盈利性医院。可能以后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医疗服务仍然要政府的公立医院来提供，但是要留出一定的空间让私立医院存在。政府办盈利性医院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公立医院都应该是非盈利性的。医院的主体可能是非盈利性的，但不一定是政府办的。以美国目前来看，非盈利性机构在整个GDP占5％，但是，60％的社区医院都是非盈利性的，它们提供了70％的床位数，为70％的住院患者提供了服务，另外提供了30％的护理服务，这些可以供我们参考。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开放医院市场，允许非国有的、私人的资本甚至外资进入办医院。政府有责任办医院，有义务提供基本的医保，但是政府没有权力限制私人和其他机构办医院。
　　如果真正允许私人的机构、公司办医院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转移支付问题：高收入阶层选择在私立医院就医，费用通过商业保险支付，省下来的钱可以用于低收入人群。其实，医疗收费自古就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过去乡村的郎中给富人看病收费高，给穷人看病收费低甚至不收费。但如果继续由政府垄断医院的话，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很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普遍性的政府补助对富人更有利。政府舍不得让富人多付费，就没有办法帮助穷人。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不仅医疗是这样，教育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是为穷人，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让高收入阶层通过付钱从而节省自己获得医疗服务的时间，实际上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我还要强调一点，无论是公立性医院还是私立性医院，无论是盈利性医院还是非盈利性医院，医院的服务人员都有权利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合理的报酬。现在我们经常将医务人员收“红包”归结为道德问题，这是不太恰当的。医务人员与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有理由以合法的形式拿到合理的报酬；如果不能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合理的报酬，就会导致不合法的报酬，包括回扣、“红包”等等，最后污染了整个医疗队伍。如果医务人员能够拿到合理的报酬，就可以解决医务人员成为药厂代理人的问题，使得医务人员真正成为患者的代理人。
　　此外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医疗价格的扭曲。治疗的价格压得太低，迫使医院不得不在药品方面寻求补偿，即“以药补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没有办法解决医院和药厂勾结起来欺骗患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