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何隐瞒疫情？ “某些有关官员隐瞒实情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雷颐在《历史的裂缝》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去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之前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发生拥挤惨案，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详情已经呈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哪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揆诸古今，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正是这种“文化”的巨大力量，使“法治”真正实行起来阻力重重，公民个人权利常遭忽视。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慈禧如何尊重传统的？ 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人们固然要重视传统，但更要重视的是究竟是谁在掌控传统，又是如何利用传统的。”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镇压维新运动时，其最重要的“理由”是维新改变了祖宗“成法”、违背了“祖制”和“家法”、破坏了传统。但实际上，慈禧连皇位承继程序这种事关王朝安危的“祖宗之法”都任意破坏。 雷颐总结说：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从更深一层的原因来看，清王朝的被推翻说明了统治者对“社会整合”的失败。如果统治者不能成功对社会进行整合，那么不是以强权压制社会的进步，就是自己被社会革命所推翻。 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知青数年，后参军，复员后到工厂当车工。1978年参加高考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著作有《萨特》、《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图中日月》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等。 | 
发表于 2007-8-3 21: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