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秋风所破?为秋风所立?
好吧,权且认定《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中所斥的人物及其言词是荒谬的,那么,秋风主张的又是什么?就我所知,“宪政”是国家政治制度,而福利和工会并非为国家政治制度,而是基于政治制度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民政制度。至少,在“宪政”范畴,工人组织工会属于“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范畴,而并非工人单独享有的政治权利或阶级权利。对工会,我从来没有太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历史经验证明,通常情形下,工会更多行使的是“权力”而并非“权利”,强制的切毋庸置疑的权力乃至暴力。
没吃过“工会”这个硕果,就说酸,易于授人以柄,也涉嫌不厚道。厚道或者不厚道,显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关于推心的腹词。纵然如此,中国的工会曾经是一个政治暴力的工具,这肯定是出自历史的说法。关于这个工具,除了秋风外,在中国至少还有过毛主席。当然,主张的是“宪政”而非“专政”,所以秋风不会是毛主席。但这是关于主张者的人格问题,而并非关于工会的人格问题。无论如何,我所提及的就是“中国语境”,如同秋风所要求的那样。
对工会持有异议,张五常是也,弗里德曼亦是也。我相信,如果有机会辩论的话,秋风先生会不大容易证实工会的历史有效性。比如在美国,西班牙语非法移民的总人数比美国劳联产联麾下的会员总数要多,而且他们肯定是工人而不是小资或者中资什么的。若以人权的绝对标准来看,工会运动的结局是这个样子,其距离和没有工会的状态也来得很近。直白地说,若以政治权利,我说的是每一个人都享有的政治权利,我理解并尊重工会,但依然不支持,或许仅仅有条件支持。
我理解秋风关于“福利”的心情,但并不理解秋风关于“福利”的主张。不仅关于秋风,其实关于所有今天涉及“福利”词语的东西,我都很疑惑。 我宁愿将这个概念细化,从里面挑出一段语义,也就是以往被称为“救济”的那个东西。福利,确切说来是关于福利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一宗道德事件,甚至说来是争论者本身的道德事件,和福利所追求的目的与效果无关。道德的事情,会来得很神圣,神圣得也是毋庸置疑。可不得不指出的遗憾是,制宪还是可以争议的事情,而道德却是不可置疑的事情,来得比宪政更高尚和无与伦比。在这个推定下,与其说是“宪政”,我怀疑,莫若是“德政”。
这样,秋风所向披靡的,诸如张五常和那些点名或未有点名的人,也就必然是道德不正确和政治不正确了。对秋风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就是不好贸然动笔,其原因也就是思维不舒服地被置于陷阱,需要好好揣摩,以防备再掉落的泥土掩埋。张五常所言,就秋风所摘的断句而论,“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和秋风本人的论断“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基本民主架构尚在成型之中”,就比较“浮现”和“尚在成型”,语义上究竟有什么差别?如果替代以下作“我认为现在中国尚在成型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又有什么差别呢?如同我不想推断张五常的本意一样,我也不想推断秋风的意思是什么。
无论如何,我还是说秋风低估了那些大师。比如,弗里德曼对皮诺切特下智利的了解,我们无法不相信他对制度的把握。专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斯大林这样的以专制者死亡而终结或改变的过程,而像皮诺切特这样最终主动选择放弃专制权力,并将一个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国家改造成南美最先进和最稳定的国家,就经济政策而言,不能不说弗里德曼对专制制度有着深刻认识。所以,弗里德曼的判断有着相当程度的“中国”语境。用“语境”的理由,秋风可以方便地把“大师”们放在神台上,这样,至少有益于回避人类的经验,而对“小师”们实施狂莽的对话。
如同讲不清“福利”、“工会”一样,秋风也没有讲清楚“宪政”如何。我曾经提及,现代语境下的“宪政”就是,也只能是“地方自治”,而不是一个上下贯通的权力构架。没有“地方自治”的“议会政治”或“三权分立”,不仅是乌托邦的虚幻,也必然将中国带入动乱。但这并非我本文的意图。在经济和政治资源约束条件下,“宪政”和“福利”简直是不可兼得鱼和熊掌。我也要用秋风揶揄对方的方式回给秋风,如果没有‘“宪政”保证,在政治气候变化的时候,福利依然无法免予政府的侵害。
“宪政”,本身看起来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实现宪政,首先是一个效率问题,而不是公正问题。迄今为止的一切政治设计,我还没有听到或见到关于如何消融旧体制解体释放出数以百万计旧官僚的方案。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错了,确切来讲是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不仅意味着动荡,也可能意味着随时地复辟,带有报复情绪甚至是血腥的复辟。政治改革之所以终止,很大程度上于此有关。显然,这不是一个政治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宪政所能解决的,也更不是工会所来解决的。必须是经济,也只能是经济提供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我不认为秋风随意将经济学指证为“物质主义”有什么可以信服的道理,但我知道,不给予这些旧制度食利者以“物质”来“主义”,现有的政治制度,岂能能为秋风所破?
政治体制已经如此褴褛若茅屋,秋风不能所破,秋风何以所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