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之行
香港
我们10月15日到香港，10月19日赴中国，10月27日返回香港，10月31日回国。总体上说，在香港和北京的时间大致相等。
到香港后第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10月17日，星期天，在极富有的香港商人香植球神话般的家里吃的一顿晚餐。香先生和他太太邀请了大约50位客人，其中有些人后来和我们一起去中国。这里有一个故事。几年前，我收到香港一位熟人，乔治·Shen的信，他是《香港经济周报》的主编，信上说，“你的一位崇拜者，”香植球“想知道他能否得到你的签名，在‘自由选择’这句话上附上你的签名”。（私人信件，1989年1月20日。）我把他要的签名寄给了他。
{罗斯}几个月后，我接到纽约Lalique
Crystal代表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他们为我们做了一Lalique的餐桌。桌子的底部可以立刻寄给我们，但是桌面还不能寄，因为尺寸特别所以没有做好。我肯定她打错电话了，也许弗里德曼这个姓也弄错了，我这么告诉她，还告诉她，我们从来没有从Lalique订过任何桌子。她又去查了订单后回来告诉我是Cheung先生订了桌子送给我们的。她知道的只是我是想要她立刻就寄桌子的底部，桌面等做好了再寄，还是同时把两部分一起寄给我们。我告诉她我不着急。一两天后，《香港经济周刊》的主席萨丽 ·Lam的信解开了这个谜，她在信上说，“Cheung先生为了表示感激之情，让她从Lalique
Crystal以他的名义订了一张‘仙人掌’桌子。”（私人信件，1989年3月15日。）
桌子最终放在三、四个木板箱中寄到了。幸好我们公寓里有一些力气很大的工人，他们帮我们把桌子抬上来并拆开箱子。桌子来时是分解的，每部份上都有号码刻在上面，并有相应的号码指明它应该装在哪里。指示非常明确。我觉得我们花了一个晚上才把底部拼装起来。（550）桌面又是一个问题。我们举不起来它。那些力气很大的人又来了，他们三个人才费力地把桌面放上去。桌子是一件艺术品，既富丽堂皇又实用。一位见过们餐桌的朋友过后在伦敦的哈罗德估了价后，写信告诉我们说：“你们真的以为在一个经常会发生地震的城市里有这样一张昂贵的桌子是明智的吗？”
{米尔顿}书法是中国的一门重要艺术，这也许能解释香先生对我的签名的使用：他将我的签名在意大利用马赛克复制后放在他价值百万住房中的起居室墙上，当时这所房子正在修建。这顿饭是要让我看我的书法是如何被使用的。
房子令人叫绝：是一个展示厅，我不能称之为房子。它不是用来生活的，而用来展示的；大瓶的假花，电子控制的储藏室里挂着成百套的西装和衣服，可以从有次序的架子上通过控制器取下来；起居室有一个20-30英尺的屋顶，窗子上分区挂着窗帘，窗帘由设置好的一排开关分别控制；餐厅里50个左右客人围坐在一个圆桌周围并不显得拥挤；如此等等，Veblen的挥霍浪费被发展到极致。 10月18日星期一，我在香港金融司举办的金融问题研讨会上做了一次午餐发言，下午回到香港大学。
这次中国之行与以前的两次在一些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它完全是由张五常安排的。其次，我们参加了一个20人左右的小组，其中有张五常的亲戚与同事；一位香港重要杂志的编辑；对中国有兴趣的香港商人。其中有的人携夫人，有的人自己去，其中有安德鲁·Chew，他曾经帮助过安排我们1988年之行。一个有趣而且由多种人组成的小组让我们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与我们从官方及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人那儿知道的同样多。他们中两个以前我们不认识的最有趣的人是吉米 ·Lai
和Yeung Wai Hong
吉米在中国生于贫困之中。尽管只受过很少的教育，他来香港时还只是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否办过多少其它企业，他开了一家服装店，经营牛仔裤、T恤衫、皮带等诸如此类的商品，服装店非常成功，他将服装店注册为鳄鱼，在中国大陆开了多家分店。更与众不同的是，他自己接受了自由主义教育，成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收集了大量的名著，从亚当·斯密到路德维格·冯· 米瑟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551）他根据自己的原则，首先创建了一份月刊，然后是日报，普及这些名著。杂志和报纸都很成功，但是最近却把他卷进了和中国当权者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的结果是他被迫放弃了对鳄鱼店的控制，为了让商店能用这个名字继续在中国经营。
Yeung Wai Hong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极为见多识广，他编辑吉米创建的杂志《下一次》（Next）。在他负责编辑后，杂志成为香港的畅销杂志。他和吉米一样是坚定的自由义者。两个人都是富于激励性的人，长途旅行中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是找到了最好的旅伴。
成都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站是成都，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四川省的省会。
我们会见了四川省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显然同情改革，而且好像也懂得一些市场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但是我和他在一起有以前中国之行的同样感觉：他在谈到改革中的问题时的自由和公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让我听官方路线的人，这次谈的是金融改革。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成都Tianzuo商城，这是一个地下商城，在毛泽东时期这是一个防空洞，在我们参观前不到一年，一个集团将其改建为购物中心。这个集团的董事会主席Xie Yunfu告诉我们，为筹款建商城他所遇到的困难——私人和政府的贷款还有债券（equity
instruments）总计约为2亿美元。这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建成的独特建筑。有各种类型的商店，有些是国营的，但多数是私营的，出售服装、食品和电器。虽然摆了一些来自西方的时髦名牌，但是不占多数，多数商店出售的货物，假如不是摆放得太乱的话，离高档商品只差一点。
商店都是开放的，没有门。店主或雇主站在那儿为房客服务。许多商店是香港企业的专卖店——吉米·Lai认为在这个商城中有他的专卖店，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建这个购物中心的一些钱同样也来自香港，但是这个商城主要是由本地精英和企业建成的。（552）这是私营企业所创造的进步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当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进步。
购物中心同时还是娱乐中心，包括一个夜总会。我们在那儿是白天，夜总会关门，但是Xie
Yunfu专为我们安排了一场表演边不是一场通常的夜总会娱乐节目，而是省里一些最出色的艺术家的表演。
当晚晚餐后，我们参观了一个露天市场，这是一个与大规模地下商城相对的工人阶级的购物场所。这个市场不断地延伸，延伸，货摊和商店出售各种日用品，从皮带、服装和鞋到食品；甚至还有修鞋摊。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很低的价格，即使是按官方汇率，一双鞋才4-5美元，牛仔裤才几美元，其它商品也是这种价格。价格比我们后来在北京和上海看到的同类商品要低得多。
重庆
我们的下一站是重庆，我们在那儿只停留了一夜。由于交通堵塞，我们从机场到我们住的假日酒店似乎用了半天时间。事先安排了坐船游长江，但是由于天气阴冷，我和罗斯决定不去了。其他人回来后，都祝贺我们的预见性。他们说江水脏得好像是在垃圾堆里航行。而且长江在峡谷的底部，下到那里要走很长的一段台阶。下去还容易，上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这些人里的一位老绅士Wong
Sum
Chuyen，多年来，他时不时地为张五常工作，没有能力再返回来。吉米·Lai，一如既往，找到了解决办法，这要细细说来。我们都在幻灯或照片上看到过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用肩上的一条扁担挑着两只筐。在农闲的季节里，许多农业劳动力来到城市找工作。这类人被称为“棒棒军”，因为他们总是带着扁担并从事艰苦的工作，挑担子或是其它东西。吉米到台阶顶找了一位挑夫，送Wong走完剩下的路。
和当地各种知名人士吃完饭，我们依日程安排应参观一个新建的期货市场——在一个外省城市让人觉得很稀奇。它开门很晚，因为要兼顾重庆和美国之间的时差。不幸的是因为弄错了开门时间，我们没能去成期货市场。（553）虽然第二天游览公园和参观艺术博物馆都很有意思，但是没能参观期货市场很扫兴。我们很愉快地离开这里去上海。
上海
上海市政府的代表来接了我们。从机场走了很长时间，到了花园酒店，有一段路走的是最近才建成的快速路。花园酒店和我们在中国住过的饭店一样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花园酒店是由日本的Okura饭店集团投资和经营的。它可与东京的Okura相比美，我们一直喜欢住东京的Okura。我们见到了经理，他在东京Okura工作了33年，还见了副经理，一位德国人，他在东京的Okura工作了19 年。饭店显然是要为那些离家到上海做生意的日本商人营造一个家。我们在很高的楼层上有一个极其豪华的套间，有一个和我们在旧金山家里一样大的起居室。
抵达的当晚，我们一组人乘小巴逛了新建成的上海商业街——自我们五年前到上海以来，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发展了。街上到处都闪耀着各种新标识，让我们想起东京的银座。世界所有著名的设计师都在这里有专卖店。百货公司有着大橱窗。街上不仅灯光明亮而且挤满了人。人们在商店涌进涌出，手里提着购物袋。
第二天早晨，安德鲁安排了9个不同部门的人在我们的套间里和我们一起吃早餐。有些人来自国营企业，有些人来自私营合资企业。在热烈讨论中，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在私营企业大量存在的同时，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并不顺利。一位来自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人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这个国有企业试图继续赵在我们 1988年讨论中提到过的进程，但是公司化并私有化。毫不奇怪，国营企业的经理根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力。
在这次及后来在北京与官员和私营企业家的讨论中，我越来越明白，对外国投资的宣传利弊兼有。如果与国内投资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外国投资是一件好事。但是主要靠中国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投资就不是一件好事。（554）必须为之付出代价。中国的地方企业已经学会了如何从政府提供给外国企业的优惠政策中获得好处，例如三年免税期，下一个三年半税。
在北京和我们谈过话的一位年轻企业家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与香港合伙人的合资企业根本是为得到特殊待遇。他的企业生产夹克、防寒服等，部分出口，大部分国内销售。他详细解释了他夸大出口部分的诀窍，为是有资格获得他需要的外汇。他解释说，他愿意放弃合资企业的优惠条件，是为了有完全的独立性。这位青年企业家没有外国合伙人，企业是他自己的。他解释说，他愿意放弃合资企业的优惠条件，是为了有完全的独立性。两位年轻人对中国前途及他们这类人的机会都抱乐观估计。 我们再一次拜访了汪道涵，前上海市市长，他现在是一个半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组织名称是“政策与战略委员会”。尽管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小册子，并与汪和他的同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们还是没有弄清楚他的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是如何获得资金的。我推测，它的建立是作为一个中间人，一方是外国及本地企业与个人，另一方是政府，并收费（或行贿）为这些企业从政府获得优惠政策，可能因为汪与共产党统治集团高层的某人有关系。
我在上海的唯一的一次发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论坛”，这是一个最近建立的上海商人与政府官员的组织，他们一个月有一次聚餐会——很像Rotary和类似的组织。
我们在上海最有趣的活动是从上海中心区渡过黄浦江游览浦东发展区。 这个已进行了几年的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将浦东与上海连接起来的一座大桥梁。大桥刚刚建成，前一天才举行了通车剪彩庆典。（我们因此而能与李铁映谈话，他是国务委员，从北京来参加通车庆典。）大桥让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而且长度是世界第二，或第三。但是，据我们小组内的香港经济学中心的领导人理查德·王说，这其实是一个政府开销巨大的作秀（showpiece）的例子。(555)他咨询过的交通专家认为，河底隧道要比架桥便宜得多。同样重要的还有，桥梁要在上海一边占用大面积的、人口密集的、地价高昂的土地，隧道就不会，因此使成本大为提高。但是很容易就能明白政府官员为什么更愿意修桥而不是隧道。桥梁是看得见的，自己就是一幅画，而且可以吹嘘这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桥。而隧道，一旦落成，是看不见的。建桥费用都包括在国民总产值的投资部分中；建桥比修隧道多花的钱是对经济发展的浪费，因为是将钱花在建设一个纪念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项目上。这是一个证明政府所公布的增长率要打折扣的实例。
邓在一年前南巡时曾经参观过浦东发展区并对这里的发展似乎相当慢而表示过失望。据说，负责的官员告诉他：“一年后再来，我们将向您展示真正的进展。”他们加速了努力，给予补贴，至少在外表上看，建成了一条长街，我们从这条街上驶过：新标记随处可见，各种商店排列在街道上，挤满了购物的人。我后来在香港的发言中，形容它像一个为在位皇帝修的鲍特姆金村（Potemkin）。
北京
中国经济体制重建研究学会的代表到机场迎接我们，这个学会正式邀请我“访问北京……并就中国经济改革及发展交换意见。”
我们住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它是我们1980年住过的北京饭店的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扩展部分。当我们从北京饭店穿过时，所能说的是，自1980年以来它没有任何一点变化，当然我们不能肯定房间是否比原来干净了，服务是否比原来改进了。在贵宾楼有一些服务：行李从我们乘坐的汽车里拿出来并送到房间。我们的小套间按理说是让人满意的，但是比起上海的花园饭店就差多了。
我们和几位私人企业家和官员会见、吃中饭、晚饭。张五常和我与官员及经济学家谈话。最值得一提的是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88年我们在上海会见过他。（556）这次会见与1988年那次非常不一样。江先问我的看法，我讲了也许有10分钟，讲了我在货币问题、多轨汇率、对外资企业的过分优惠等方面的一贯的观点。然后江杂乱无章地讲了大约45分钟，用掉了几乎所有时间（因为会见从5点开始，6点必须结束，他要去欢迎来访的一位非洲共和国的总统。）我认为江并不真的想听我们所说的内容。
听了他的谈话我弄清楚了几件事。他在谈话中重复地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他想象的市场经济和赵及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他认为这个市场应严格地作为一个由中央控制的机器。他倾向于以日本和新加坡作为模式，他错误地理解为日本在通产省（MITI）的详细指导下才获得战后成功的发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于李光耀的指导。这种模式对他有吸引力是因为，这能使中央政府在运用市场机制获得发展和繁荣时仍能保持领导地位和权力，并发挥重要作用。
离开旧金山前我们就得知，我们在旧金山的朋友，从事风险投资的C. B. 和比尤拉·宋，将和我们在同一时间去北京。C. B.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位非常成功和精明的商人，他和太太一起，几年来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他对中文的掌握使得他比其他讲西方语言的竞争者更具优势。他有一批合伙人和经理级雇员供他选择，他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去对他们做出判断，而且能通过FAX更容易地和他们沟通。我们到北京就和C. B. 联系，他邀请我们去长城饭店共进午餐，他对长城饭店拥有部分产权。巧合的是，他的另一位客人是国务委员李铁映的夫人，我们在上海时曾见到李铁映，他从北京到上海参加浦东大桥通车典礼。他的夫人，秦新华博士是卫生部科技发展司的副司长。她和C. B. 正在讨论办一个向中小学生提供果汁的合资企业的可能性，以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合资企业。
离开中国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餐厅吃了一顿我们小组内谁也不会愿意再吃的晚饭。我们开车走了不近的一段路来到一个餐厅，穿过一个人挤又吵的房间来到为我们预订的包间。（557）第一道菜是小狗，它被切开，放在盘子里好像一端露出尾巴，一端露出耳朵。第二道菜是骆驼蹄子，然后是蛇。这种极其怪异和不寻常的菜，我们和我们组内多数人都不愿意吃。我们中间无疑最具冒险精神的吉米·Lai尝了每一样，回到饭店都吐了出来。我们听说，这些动物做成菜，在中国很平常，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极端。
香港
我们返回香港的第二天，我在为香港经济研究中心筹款的大型晚宴上就中国印象发表了讲话，讲话概要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上。
我还和为数不多的大约15个movers和shakers共进午餐，这是理查德·王安排的筹款活动的一部分。这些人都是在香港经济中非常活跃的人，而且消息灵通，因此我们进行了非常有趣的讨论，当然集中在共产党接管后香港的前途这个问题上。我问与会者是否已做好安排，使他们在中国接管后如有必要时可以离开香港，除了一人外所有的人都做了安排。没有做这种安排的人就是香港财政司司长约瑟夫·Yam。他表示有完全的信心认为北京会信守英国协议的所有细节，特别是不会干扰继续维持港币实行与美元一致的汇率，与人民币则实行浮动汇率，而且不会强制兑换或控制资本。他采取的是政治上的正确立场，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在心里对此有疑问。无论如何，我对中国能容忍两种独立的国家的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表示怀疑。在我的记忆中，货币史上唯一的先例是美国内战期间，黄金与纸币同时做为货币流通，并以市场汇率交易。也许还有其它例子。
我不怀疑中国接管香港后愿意保持香港的繁荣及作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它可以继续为大陆提供资本和先进的企业管理。但是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美好的愿望就一定能成功吗？我对此深表怀疑。那些派往香港的官员会说所有正确的话，但这只是鹦鹉学舌，并不是因为他们理解香港、有经验或是有背景，（558）香港将会继续是一个高收入的国中之国，提供金融和技术是它的专长。除非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中国会同时接受香港的公民自由与经济自由，香港将仍然是经济与商业中心，但是不会再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会逐渐失去它的活力和创新精神，而这是由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和小政府机构造就的。自 1976年邓的改革以来，中国在由中央政府控制转向更多的经济和公民自由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进步之所以大只是因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且在迈向香港已有的那种公民与经济自由还只走了一小段路。希望在于香港能够提供进一步的激励，使整个中国进一步更快地迈向自由的、私有化的、市场的社会，虽然香港在这一进程会受到损失。
我们又在香港停留了一天多，会见现有的许多朋友，然后10月31日返回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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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9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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