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只有合伙开店，没有合伙种田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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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只有合伙开店，没有合伙种田”系列

开篇

在河边的房子，与村子相距约一二百米，毫无疑问，是村子的一部分，这是一栋庄屋。从外表看，那是村中最有气派的—栋房屋，也是村中最破旧的房屋。此话怎讲？所谓气派是说全村唯有这栋房子的山墙上有两个“垛子”，而且是全砖结构，村子中其它房子别说“垛子”，连墙体都极少用砖，基本上都是“板筑”的，所谓“板筑”就是用木板做成模具，把粘土加上寸许长的稻草（起类似“钢筋”的作用）充填于其中，通过击打压实籍以成形，构成墙体。这种方法在毛祸时期也叫“干打垒”。此建筑方法可谓源远流长之极，它的历史甚至要超过中国的二千八百多年的信史。商朝名臣“傅说”，即是被商朝的开基祖“汤”先先从“板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当中所发现的人才，由此足证“板筑”历史比信史要长。心中存疑的是，不知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可有“暂住证”否？如碰巧“傅说”先生正被“城管”逼问“暂住证”的话，则很可能会错过与“汤”先生见面的机会。中国历史岂非要改写？

尽管这栋房子如此辉煌，只是墙体残败不堪。更有—面背墙塌了个大窟窿，正对着墙外青山，极符合“青山正补墙头缺”的马致远诗意。诗意当然美，诗意之外却有风雨，所以毕竟还要弄个稻草帘子遮住，这样—来诗意也遮没啦。我曾在此缺乏诗意的屋中小住年余。
屋中另有三户人家。一户是农民，一户木匠，一户船工。下面就是他们的故事。

炼狱如歌之八＿＿庄屋下的第一个故事，木匠的故事

从前是木匠，已干不动了。无儿无女，老妻己去世，鳏夫索居。但颇有些积蓄，农村花销不大，以积蓄为生。村里人传说老木匠有的是现大洋。当地风俗，嫁娶之家必要一枚银元缀蚊帐脚，以求多福。故时不时有人上门用人民币换银元。因他是贫下中农，再加上大队书记是其亲戚，所以没有顾忌。

老木匠腿脚不太方便，一日三餐由邻村的亲戚来操持，颇类今日城市中的小时工。他每日躺在竹椅上，两眼望天，也许在缅怀过去的岁月，有人愿听他说话，那就是一种乐趣了，而我就常常是听客。

 他生过儿子，而且不止一个。第一个出生几个月死了，他极伤心把儿子埋了。过了一两年，又生了一个，也是几个月，又患重病，看看又要不行了。他听别人说，这种“儿子”其实是债主，是来索取前世债务的。对付这种“债主”要用辣手才行。最流行的办法是孩子死后不要埋，一埋就魂有所归焉，极易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接着要债，没完没了。

看来中国农村的古老传统中对付“老赖”还是颇有一套理论的。不像当今社会，欠债不还的“老赖”满天飞，弄得债权人和法院是大眼瞪小眼，干没辙。“老赖”们还振振有词：想当年白毛女的老爸杨白劳就不还债，极获天下同情！我为什么要还债？！

木匠的第二个孩子带着父母的眼泪又走了。老木匠欲哭无泪，竟真的狠心把自已骨肉掷到荒地上，任由鼠嚼鸟啄，慢慢化为白骨。

越明年，妻子又怀上了。老木匠可谓又喜又怕，惶惶不可终日。孩子出生不久，竟又重病，奄奄一息。木匠暴起，狠声说：“你这个取债的！心也太狠啦！让我绝后，我就让你没有全尸！”说着拎起刚刚咽气的孩子，抄起家中菜刀，奔到河边，把孩子的尸体一片一片削到河里，最后剩个脑袋不好削，“卟咚”丢掉，河水一片血红。

我听得毛骨悚然，直冒虚汗。那种震颤，四十年后，历历在目。他在叙事时语调平静如水。古话说心如止水，就是这种境界吗？

也许这种方法真的把“债主”镇住了。自此再未来“讨债”。不幸的是，其妻也再未怀孕，就此绝后。

他一生带过不少徒弟，极盛时有十几个徒弟。按乡间惯例，学徒三年是没有工资的，出师后又三年，师傅可酌情给点钱，但不会太多。此后便可以自立门户单干。但这条路可不是那么好走的，乡间匠人各有地盘，类似动物世界里狮子等食肉动物的那种地盘，后来者想插入很不容易。有的交际能力差些的徒弟出师多年，还是愿跟老师傅干，就是因为自已‘开山’太难。当然收入的一部分要归师傅。所以有些手艺好、门路广的老师傅麾下徒弟如云，收入颇丰。割断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刀永远也伸不到这样的角落，我发现这是这个制度的死角和盲区。后来，我之所以能活下来，正是利用了这种死角和盲区。

老大匠眼前只有一个关门徒弟，就在本村，而且被认做“干儿子”。他的徒弟是个外省人。五十年代末，某项工程移民，有一批人即移到此地，因人数集中，慢慢在此地颇有些势力。老木匠无后又有钱，真是个黄金“王老五干爹”啦，经扼大队要津者说合，于是答应由“师傅”而升职任“干爹”焉，喝了一桌拜干爹的酒，就算搞定。奇怪的是日常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是并不是干儿子一家人。这个徒弟我当然认识，给我做了一担水桶，老漏水，手艺太糙。

说起这个关门徒弟兼干儿，老木匠似乎心有不甘，往往是一脸不屑，常露悔意。说这个人心肠不好，早知如此不该收他做徒弟，更不该收做义子，所以在关键处也不愿指点他，论其手艺不过是个半瓶醋云云。但悔之晚矣，这邦外地人已据大队副书记之职，眼看就要袭位转正啦。这句话音陡然转低，彷弗耳语。

转眼冬天已到。庄屋中到了冬天，燃起火堆，经月不熄。火是用硕太无朋的树根，再配些小木棍烧的。小火慢煨，无日无夜，青烟袅袅，乡人环坐取暖。火堆处的地面被挖深半尺，坑边周遭砌砖，有如苗家火塘，为的是保留灰烬。这些木柴燃尽后留下的灰烬对火的燃烧极其重要，足够厚的灰烬可以保留火种二十四小时以上都不会熄灭。火堆上有从房梁悬下的铁钩，利用袅袅的青烟熏制腊肉、火腿等等，一熏数月。这种方法熏制的肉类奇香无比，绝非现代超市中那些冒名顶替的腊肉所能比拟的。

老木匠咳嗽之声越来越烈，镇日躺在铺着棉被的竹躺椅上，蜷缩在火堆边，连话都不愿说了。老木匠也用个小陶罐没日没夜煮东西，小罐永远发出一种慢慢沸腾的嘟嘟声。

 次年初春的一个早晨，老木匠死了。他的“干儿子”到现场后，请我为老木匠穿寿衣。本地笃信“人死如虎”。如死者无至亲，须请外人给死者穿衣，往往大费周章，没人愿干，说死人身上有杀气像老虎一样可怕。此地曾是华南虎活动的中心区，华南虎极盛时杀人无算。第一次找到我给死人穿衣服，可能是乡民抱着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心理，姑且试问，一问而成，老木匠是我为其穿衣的第二个人。又不是烈性传染病，穿一次二元钱，何乐而不为？。一两个月后，上海知青来了，也能干这项工作，于是我从“专业户”淡出。

 老木匠已被从床上抬到厅中，躺在木板上。还是那张黝黑，挤满了绉纹的脸，只是嘴唇变得苍白，生命已经逝去。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怪癖，喜欢注视已逝者的脸，开始只是一种冲动，非常执着的冲动。慢慢明白了，这是一种探寻，我在探寻驰往彼岸的船上的乘客对此岸最后的留言。这是一张单程票，没有回头客，所有的人都会乘上这个“航班”，绝不会有例外！最后的留言是什么？

 我还未给死者穿完衣服，厅堂中间的棺材还敞开着。那边“干儿子”己在室内翻箱倒柜了。他家还来了几个帮手，在咣当咣当的翻动声中，能听到急迫的私语声。有过来看热闹的孩子想凑近房门看究竟，被厉声喝出，好像老木匠的房间“戒严”了一般。就在此时，我清晰地看到老木匠的眼角有一滴泪珠在渗出！这就是他对此岸最后的遗言？悔恨？不甘心？还是迷惘？我解读不出。

 三天后出殡。墓碑用水泥浇铸。老木匠的“干儿子”是本村唯一的木匠，当然由他做墓碑的模板。我看模板架子没有摆垂直，这样浇出的墓碑也必是歪的，提醒那个干儿子，他瞪我一眼。一个月后，老木匠的墓碑扑倒在地，就像西式墓园里的那样。现在恐早已是莽草榛榛了吧。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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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九＿＿庄屋下的第二个故事，农夫的故事

农夫是比我早几年新迁入的夫妻二人。听说此人是倒插门的女婿。偏偏媳妇有个后妈，当家中老爹去世，女人再也无法与后妈及其“拖油瓶”的儿子相处，于是举家迁至此处。

 当冬天来了，南方的房子四面透风，室内室外一样冷。天睛的时候，室内甚至比室外更冷，因为室外有阳光，室内只有阴冷。北方人最怕冬天去长江以南出差，这点几乎是公论。我曾见过能耐零下三十多度严寒的东北客，在长江以南的冬天的仅仅零下一二度时，被冻得鼻涕长流，落花流水的形象。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东北室外零下三四十度，但室内仍是零上十几度；二是空气对热的传导能力与湿度成正比，北方干燥、南方潮湿，体感温度会远低于实际，所以，南方冬天农村的屋内恒燃着一堆火取暖。当然在城镇用的就是木炭，但木炭很贵，除了公社、大队的办公室可以享用四类分子上交的免费木炭之外，农户基本上不用木炭。

火堆一燃数月，燃料就是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树根。树根是伐木后的遗存，一棵大树的树根可有二三百斤重，可慢燃一星期以上，不加利用也会自然腐朽。

我的这位邻居有一个常人不及的特长，就是会挖树根。也许有人认为，这算什么本事？有一把子力气挥锄去挖即可。其实不然，挖树根的本领凭的不是力气而是预判树根的走向。会挖的人只须准确预判出树根的走向，先于下方掏一洞，切断主根，然后东一下，西一下，可用最少力气令树根成为“无本之根”，之后只须用锄把一撬，嚓一声，大功告成，挖一个大树根所需不足半天。而对于不会挖树根的人而言，必须把整个树根挖至悬空，可能要挖开一两个立方米的土都不够，我看用个三五天都未必能成，那还不得活活累死！直到今天，我对挖树根的技巧仍然称羡不已，对于学不会这个技巧引为恨事，这是一种天才的技艺。当今天下各式培训班满天飞之际，不知何处有“挖树根培训班”？我真的很愿意报名。我挖树根的水平就像今天用电脑一样，永远是笨手笨脚，只会大叫“儿子救命”，是天才型白痴。

在农村中会挖树根者并不多。在我老家农村会挖树根者都属于“能人”级别，因为会挖树根者必会挖冬笋，要学会挖茯苓也只是举手之劳。茯苓是一味中药，能卖不错的价钱，它就寄生在松树根上。在当地有以挖茯苓为生的“茯苓客”，生活水平远高于农民。奇怪的是，我看到的挖树根高手竟没有一个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后来我曾跟着一个茯苓客学徒，我明明知道其不传之秘，一是树兜部菌丝所现的端倪，学到这点并不难；二是预判树根走向，这对我实在太难啦。由于天赋太低，知难而退。当然这是后话。

挖树根的无能便永远是火堆旁的“蹭”客，这是个令我十分尴尬的角色。围坐在火堆旁无非是侃大山，有时也会讲些奇闻佚事，而奇闻佚事是最“吸引耳膜”的。于是在尴尬中灵光一现，为避免尴尬，我试着讲水浒中的小故事做为当“蹭”客的补偿。当然并非真的是施耐庵先生原意的克隆版，我只在初中时拜读过施先生大作，“水浒”又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书，尤其不喜欢好汉们的“人肉包子”精神。记得当年，同学们对一百单八好汉外号和姓名倒背如流，我常居下风，所以记忆强度会差些。况又事隔那么多年，哪里能准确复述？勉力借用施先生大作百分之四十，胡编乱造百分之六十。幸亏施耐庵先生不在现场，否则，看到我将其呕心沥血之大作如此“糟改”，非把鼻子气歪了不可。

谁知这一小试“牛刀”，可不得了啦，自此无法脱身。听客越来越多，我变成说书的了！这下子别说是不再有当“蹭”客的尴尬，整个变成了“焦点”。连我家所需的水、柴常常有人代劳，还有人倒好润喉的开水，水中还会放上几片农民自采的茶叶，就是别离开火堆。这个冬天，脑子电转如飞，现编现说，说得我口干舌噪，苦不堪言。农民对精神娱乐的强烈需求让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有时我想，如果毛祸不是十年，而是如金家王朝般遥遥无期，也许“说书”会成为生存选项之一？

 春节临近，一天，树根先生悄悄问我，趁月光明亮，晚上上一趟山，去不去？我问干什么？他神秘一笑不答。我看山上还有残雪，就不愿去，因为我知道晚间照度低，即便在明亮的月光下，人眼的距离感仍然很差，而这在险峻的有残雪的山道上是很至命的。

次日早晨，他老婆焦急问我，可知他丈夫哪去了，我据实回答他曾约我一事。他老婆急急向山上奔去。两三个小时以后，他和老婆一瘸一拐回来了。回来后什么也没说。又到了深夜，他和老婆两人出去了，黎明前返回，我看见他们偷偷进屋时肩上背着一大串冬笋。农民挖得冬笋不是用袋子装而是用篾片穿成串的，如北方人的一辫辫大蒜然。应是到大队的竹林中去偷挖冬笋，下山时摔伤了，不能趁夜返回，想是把以命搏来的冬笋藏在山中某处，次日夜再去取。当然我什么也不会说的。除夕，他送给我两只冬笋。过完春节后的下半年，我永远离开了那栋小住一年的，被草帘挡住青山而缺乏诗意的庄屋，再未见过那位老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印，鸿飞那复计东西？”如此而矣。

 四十年过去了，这位会挖树根的老兄还健在吗？他能想到有一个四十年前的故人在怀念他吗？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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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庄屋下的第三个故事，船夫的故事

庄屋临河，下一个斜坡就是渡口。渡口有一条可载十几人的木质渡船。这是一条并不宽的河，洪水时宽度也就一百多米。枯水时则只有几十米宽。庄屋这边是陡急的河岸，对岸则是沙滩，要走一百多米的沙滩才能上岸。洪水来临时，水流湍急，整条河发出一种低沉的隆隆声，在离河岸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十分吓人。

最后一户是船夫，撑着庄屋边上的渡船。每年挣二千五百工分，这边大队付一半，河对面那边的大队付另一半。如碰上外来过路人，渡一人五分钱，收入归已，经常有活钱入账，在农村是个很不错的差事。能谋到这份差事非常人也，乡人说此人有个好友是公社武装部长。

船夫四十岁了，独居。这在农村，四十岁即可算半个老年人。他沉默寡言，随着水浒开讲，慢慢我和他成了朋友。当他有私事，无暇撑船时，往往请我代劳，散客收入归我所有。我只要囊中有个三五毛钱，也常去农家买二斤黄酒（两毛一斤），到他的船上共谋一醉。月明江上，流水声中，尽管是浊酒无肴之醉，却也远胜烛光下的美酒佳肴。那种意境至今只能出现在梦中了。

他并非生来就是船夫，也非本村人，参加过战美援金，还混了一张“官票”（乡人对某员的俗称）。复员后，分配在公社当一般干部。那年冬天，全国大炼钢铁，之后，大跃进还要深入大发展，在农业上要搞万斤高产田。

那时，中国出了一个姓钱的老鼻子大专家，据说用严谨的科学方法计算出，水稻亩产一万斤是保守估计，根本不在话下。这一伟大科研成果，足以让钱专家名扬青史，永垂不朽啦！所以，我老家各个公社间搞亩产万斤大比拼！最让我诧异的是：这个拥有如此伟大、光荣、正确科研成果的钱某专家，最终竟被排斥于诺贝尔奖之外，足证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人的险恶歧视！

船夫所在公社为保证亩产一万斤，除了要实行超常规的把田深翻三尺、施一尺厚的厩肥、再加上准备一株挨着一株的密植的之外，眼下寒冬腊月，就要播种、插秧！？说干就干！那年冬天格外冷，寒风太大，水温太低，没关系，发扬“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大跃进”精神。

“晒簟”是南方农民用来晒干农作物的一种竹制大席子，一般两米半宽，五六米长，是一个面积十几平方米的大竹席。把全公社各生产队所有的晒簟都调集来，在亩产万斤田块四周，用竹晒簟严严实实筑起挡风墙。可上面还敞着口呢，那就随他敞着吧，反正农村没有建大跨度天棚的技术，爱谁谁啦！再于田边一字排开百十口直径一米的大锅，同时烧开水灌田，提高水温！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伟大精神！这就是此后老家流传的，讥人不着边际的新俗语：“拿晒簟挡北风，烧开水灌田”之出典。

只要闭目想像一下那场面，足以令人蠢血沸腾！从天明到天黑，再从天黑到天明，一望眼暈的大锅阵，腾着烈焰，冒着浓烟，阵中担柴的、烧火的、担水的、舀水的人川流不息，在寒风中光着膀子，喊着口号，一担担滚烫的开水倒进水渠，流进稻田，俄顷冰凉如故！阵外从远山到稻田，一字排开伐木的、运输的长蛇大阵。就像蝗虫，一个又一个山头被啃光，队伍就伸向更远的地方！这样的“人民战争”场面一定雄壮到了极点，创造了人间奇迹。也许这种奇迹太伟大啦，乃至在物理学上竟能“突破熵垒”，令时间倒流。

因此，诗仙李白被提前一千多年就感动得涕泪交流，赋诗一首：“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译成白话文就是：“在火光中，一张张黑中透红的脸上映着月光，唱着歌曲，就连寒风之中的江水都为之动容。”

凯萨归凯萨，上帝归上帝。同理，动容归动容，现实归现实。1942年，日本的航空母舰上开展过一场装上炸弹换下鱼雷，而后又装上鱼雷换上炸弹的大比赛。正当大赛方酣，英雄的美国海军的炸弹已命中日本航母。可怜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精英，悉数葬身北太平洋的洪涛之中，从此一蹶不振。历史就是如此的惊人相似，仅仅十六七年之后的中国，又举行一场烧开水大比赛！

当全民族顺从一个疯子的疯狂而疯狂时，一个可以疯狂到与寒冬进行烧开水大比赛的民族没有全部饿死，这本身就是奇迹！下一次会不会举行担水浇灭太阳的比赛？！

有哲人说过：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世界上也没有白来的自由。诚哉斯言！

自胜者强！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过去的苦难，便永远不会有改正的勇气和能力，莫名其妙的“比赛”就还会继续下去。正视过去就是为自由“买单”！

这般战天斗地一百天，把无数的山头剃光，一根秧苗都没成活，更别说收获稻谷。不宁唯是，深耕良田大抵自此抛荒，因为超级深挖把生土翻上来，熟土丧失殆尽，那一尺厚的厩肥反而成为植物杀手，袁隆平先生的超级稻也不能在纯厩肥上生根。唯有让这样的稻田经若干年自然熟化再耕种。

全公社的晒簟也基本报销了。勉可回收的也是千疮百孔，遍体鳞伤，而且主仆易位，不知归属，乱成一团。手快的生产队乱抢乱捞，回去修修补补，勉强再用，手慢的生产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寒田发呆了。

能用竹子编晒簟的篦匠自此成为抢手货，工资日高，仍供不应求。木匠亦然。在急切的供求关系支配下，资本主义尾巴不割也罢。自此手艺人便游离于“三面红旗”体制之外，成为这个制度的盲区。

十年毛祸己距大跃进八九年了，我看到的情况：生产队仍然晒簟奇缺，所有不能敷用。因为竹林亦不免于劫火，至晒簟补充甚慢。

 一天船夫先生督工甚劳累，抽空与人喝点小酒。酒醉戏言：“自古只有合伙开店，没有合伙种田的！”就这句话几乎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因为“人民公社”就是合伙种田！这不是否定人民公社吗？这种“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后，给他定的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是人性灭绝的代的“圣物”，犹如基督教中耶稣用过的器物般神圣。“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样享尽“万岁”待遇的东西，今日终于寿终正寝了。

“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这个罪名是足以掉脑袋的！

幸亏船夫先生是贫下中农，又有“官票”挡得一挡，得免牢狱之灾。仍被斗得死去活来，老婆扛不住了，她是农村女子，对离婚二字不够在行，于是从一根绳子上解脱了。“双开”之后的船夫先生觉得没脸回到原来的村子，把儿女托付给老爸，孑然一身，彷徨无计。他的一个战友还真仗义，托面子让他到此做了船夫。在人性灭绝的时代，夫妻出卖，父子相仇之事比比皆是，船夫先生的朋友竟能帮他一把，真不容易！军人出身毕竟有一股豪气。我对真正保家卫国的军人恒怀着敬意。

 四十年了，还是“野渡无人舟自横”吗？或者建桥了吧？你在哪里？船夫先生。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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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一＿＿乱世保命诀要  

余也幸甚，毛祸时亡命天涯，为保全首领，混迹于江湖手艺人间十余年。余所学者工科，以高等学府所授之数理化作基础，混迹于匠人之间，到也颇可融会贯通。乡人风俗淳厚，对匠人十分优惠，如手艺活计令雇东满意，杀鸡宰鵝款待是常例。于斯时也，山外正斗得风声鹤唳，腥风血雨，死去活来；山里则古风古俗，社酒冬醪，常伴醉心。每日衣食无忧，所难忍耐的就是无书可读。

那时，全国一共两本书，一本叫“毛选”，另一本叫“毛语录”。能解除寂寞的唯一办法是背诵古诗文。但最好不要让人听见，因为公认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为求保全首领，必须在人前摆出“文盲态”。当然身边更不能携带那两本书之外的任何书籍，否则一经发现，可能获重罪！为一本书送死者不乏其人。有一次大醉，以竹凉蓆卧所做工的生产队仓库池塘边，清风徐来，星繁似沙，仰观星座，识宇宙之无穷；睨视山外，察人世之倏忽，队中仓库离村屋有一段距离，不怕有人听到，于是挟醉意大声吟诵古诗文，直至黎明，着实爽了一把。

另外还须特别注意的是绝对不要买收音机，拥有收音机很容易被扣上“收听敌台”的罪名，更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送命。说到收音机，囬想起来这是一个难解的谜。现在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都是各式商品，而在当年，肥皂、火柴都买不到，我曾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仅为借个火点烟。农家洗衣服则大多用稻草灰。即把稻草烧成灰，黑灰用开水泡会产生碱性溶液，滤去黑灰用以洗衣。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限量、且难买。奇怪的是当时只有一种商品供应充足，价格还不到自行车的十分之一，这个商品就是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不但每个县城的“百货大楼”有卖，而且几乎每个公社的供销社都有卖。很小巧，可以放在上衣口袋里。那时干扰甚少，在山里，一开机即可清晰听到境外广播。在信息被封得水泄不通的年代，唯独对可能通过收音机漏进来的信息网开一面，真是一个奇怪的谜。我怀疑这是引蛇出洞的诱饵，故敬而远之，绝不购买。心中还唸唸有词：“我是一尾可怜的小鱼儿，但求茍全性命于乱世，岂敢有非分之想哉？呵呵，我不咬钩。”

最要注意的是身边绝不能留下任何字迹，任何字迹被他人发现都可能发掘出“微言大义”，变成“恶毒攻击”，令首领不保。可又偏偏技痒难耐，总有一种想写点什么的冲动。所以，只能记在脑子里。为了便于记忆，常写些古诗自娱，古诗讲究平仄，调整平仄时颇可消磨时间，聊解技痒之苦。本人诚无诗才，所出皆半通不通，虽半通不通，一为敝帚自珍，二为可留形也。何谓留形？今人旅遊以照像机、摄像机畄影，并非供他人欣赏，仅为自娱而已。诗亦然，实为无照像机时代的个人影集，一段段回忆就保存于字里行间，是为留形。留形满足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感叹。要知道，这种感叹在亡命天涯之际尤为难耐。

等到邓先生出山，环境宽松些，对那些默藏于心中的涂鸦之作，再来囬忆抄录保存为时已晚，古诗还好些，用白话写的新诗十之有九都隨风吹去了无痕。现在能保存下来的供个人把玩囬忆的一些东西，大多并非出于本人记忆，而是有个朋友曾拿几首新诗去读，宽松时再见到他，聊起过去新诗都忘了，结果由他背诵出来才重新拾起的，也算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桩趣事。最令我婉惜的是在各处学校干活时，记录校园里所见所闻的二三十首，我自觉最富灵感的新诗，已不复记忆，一段段生动的历史就这样丢了。仅仅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到是水浮莲长满了池塘，象征着养猪业一片兴旺。”

囬首往事，迷濛凄清中又有一种实在感。诚如章伯钧先生女公子怡和所言：往事并不如煙。

（註：水浮莲又称水葫芦，是毛祸期间从南美洲引进的用作猪饲料的水生植物，因中国没有此种植物的天敌，极度蔓延，难以收拾，祸延半个中国。现已被列入亟待清除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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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二＿＿一本印象最深的书 

流沙河先生在毛祸期间，拉了十几二十年的大锯锯木材谋生，练得真是铜筋铁骨虚室生白，老年行文，益见精进，可谓暮年诗文动江关也。流沙河先生能臻此境界，我猜想并非读书破万卷所致，或者与一边拉大锯一边沉思有关，要知道，他修炼的大部分时间应是无书可读的。窃以为，有时暝想与沉思胜于读书。

无书可读固然可悲，当可读的书太多，往往会目迷五色、歧路亡羊，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入宝山空手而归。从某种角度看，反不如可读书极少时，抓住一本是一本，到颇有收获，受益终生。

约是七零年前后，有一次在某县中学干活，在教室角落拾到一本脏得要命的旧书，书名是“某县烈士志”。经过一番细心清理，大致可以阅读了。在无书可读的年代真是如获至宝，不忍释手，几近苇编三绝。

读着读着觉得越来越不对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怎么好像个个烈士都死于自残式的杀AB团？这怎么不像是在和国民党争天下，到更像是在“自已人”中间防患于未然？文言文称这种现象叫“预为之地”。

于是列表分类，一个一个数，得出结果后，为便于记忆，把结论总结成一句话，“二六二五么”。盖儿时看小姑娘跳猴皮筋，边跳边唱一首歌：一个踺，踢八踢，马蔺开花二十一…。二六二五幺为的是便于记忆也。时间过去快四十年啦，记忆仍然清晰，可见办法不错的。

什么叫二六二五幺？全书烈士一百零几人，书中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因AB团“自残”变成烈士的；余下的百分之四十之中的约百分之六十是在围剿及长征途中变烈士的；至此，尚未变烈士的还有十几个人，这十几个变烈士原因：一种是建政新中国的三年内战烈士，另一种是战美援金的外战烈士。这两种烈士大致等分，即约各占百分之五十。还剩一个，则是死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的唯一的一个烈士。此烈士公已是某根据地司令员，怎么会轻易死了呢？原来死因不是与日军作战，而是去另一根据地开重要会议，须乘船渡渤海湾。不料流年不利，途中撞上了日本巡海艇，虎落平阳被犬欺就成了烈士。两个百分之六十，两个百分之五十，再加上一个死于海上，这就叫二六二五幺。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在抗日的八年时间里，堂堂一本专业烈士书中，为抗击日本侵略却仅仅只贡献了一名烈士，而且还不是在正面抗击日军的战场上捐躯的。曾经读过的课本里说：红军当年可是为了北上抗日才去长征的！也就是红军要做“抗日专业户”啦；烈士志却告诉我，“抗日专业户”在抗日战争中却几乎是零伤亡？！这怎么可能？我再怎么幼稚也立刻明白了，只有一种可能：不在现场。相反杀AB团的热情却高得惊人！为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排除异己也！古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现代版的一姓封帝，恐怕是“亿骨枯”都打不住的了！

等我把此书分析研究完，直如渔人入桃源，顿觉别有洞天。我和同代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尽管上学时偷读约翰，克利斯朶\夫等禁书，读普列汉诺夫文集，皆雾里看花，未获真经，至此方大彻悟，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百姓何辜，起什么哄？架什么秧子？瞎掺和什么！？

这真是一本令我受益终生的书，从此心清目明，洞世事如观火。时年二十六七岁，上帝赐给了我足够长的剩余时间修改人生航迹。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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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三＿＿一个黄哺军校肄业生的故事

 现在进城的农民工进城谋生，大多在建筑工地。这种工作在我的老家名曰：“做土工”。我在亡命天涯中挣的第一份籍以为生的钱也是“做土工”。

天下事真是相通的，四十年前，我这个“城市工”下乡，直奔建筑工地谋第一份活命工作；四十年后，无数的“农民工”进城，也是直奔建筑工地谋第一份活命工作。前后如此惊人类似！布道词说得太对了：阳光底下无新事。

收工之余，常和邻居小伙聊天。他自编斗笠又自已卖斗笠，养活已年高且残废的父亲。有一次去他家，见到了他的父亲。老人在身材在普遍矮小的南方人中显得高大，只是脸上浮肿，而且是个瘸子。后来我知道了，老人在土改时被逼问浮财（金银财宝），踩扛子留下了这后遗症。他家原有的前后三进的房子给他留下了一间存身，奇怪的是房间墙角处里有个半米多高的大鼓包，给生活带来不便。这是什么东西？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问老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鼓包是什么？

原来这是一问堆放杂物的仓房。那年准备修家门口的晒谷场，进了一批石灰做三合土，配好之后恰逢连阴雨，无法施工。等到放晴，靠墙处的三合土竟然凝结如钢，坚不可摧。当时也没在意，谁知事隔多年这里变成了卧室。

他的家族在明朝出过载誉历史的大才子，他就是那个大才子的后代。老人颇有文才，出口成章，真有乃祖遗风。有一次，在聊天中他说他曾肄业于黄浦军校某期，我大吃一惊，再问一遍，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年轻时家中有钱，人又颇有豪气，抗战前进入黄埔军校。他家世代单传，父亲闻讯坐不住了。多方打听，找到黄埔，诉说盼孙之苦，竟一直投诉到蒋校长那里。蒋校长闻说世代单传后，不忍夺情，颇真有点像“拯救大兵瑞恩”一般，破天荒于军法之外特批：去留任随其本人意愿。他自已禁不住纠缠，于是离校归家。归家后连娶两任妻子，总算不负众望，终于给父亲生了一个孙子。就是年龄与我相彷佛，以做斗笠为生的那个。

国朝建政前，有同学写信陈说利害，劝其远飏海外。多年富贵早已锐志尽失，麻木不仁了，兼又舍不得家业妻儿，未成行。之后就是炼狱煎熬，生不如死。完了，就这么多。这简直不是故事，太平淡啦。

唉，蒋校长啊蒋校长，您干嘛要这么浓的人情味呢？前有一个恐夙未谋面的小小列兵，按您的规定，一次发三百大洋探家，搞得人家要娶妻生子，不再归队，最后生不如死！这回您老先生又来了个“不忍夺情”，最后弄得您的学生在富贵丛中，温柔乡里，到头来也混成了个生不如死。人生福祸谁能说得清？

什么是幸福？马斯洛说：高峰体验就是幸福。从这个定义出发，只要剔除巴勒斯坦人体炸弹的滥杀无辜的背离人性的一面，其实，执行自杀式攻击的人是幸福的，他正处在步入天堂的高峰体验之中。只知此岸而不知彼岸的国人可能不以为然，那请读一读普希金写的短篇小说“决斗”吧。

一个神射手与纨裤子弟决斗，纨裤子弟没打中，轮到神射手了。当纨裤子弟满不在乎地面对枪口，把一粒粒樱桃籽吐到神射手脚下，神射手暂时放弃了射击。纨裤子弟子说：随时恭候先生光临。

若干年过去了，纨裤子弟正陪着新婚妻子，神射手来了。尽管又是樱桃正熟时，面对神射手的枪口再也没有吐樱桃籽的兴致啦。看到纨裤子弟发抖的腿，神射手请他再先开枪。纨裤子弟脸色煞白，但绅士的荣誉感使他向神射手身后的墙上开枪。神射手见状拔脚就走，到了门口，返身向后开了一枪，飘然远去。

纨裤子弟携妻子去看神射手那一枪，目瞪口呆，天哪，神射手那一枪正劈在纨裤子弟射向墙面的那一枪的子弹上！当然，此后与妻子幸福生活在一起，永不言决斗啦。

人对死亡的态度并非是恒定不变的。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怯懦与勇气有天壤之别。如果选择的时机正确，有如三合土用在修晒谷场，在阳光下物尽其用；如果选择的时机不正确，有如三合土堆在屋角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大鼓包。
阳光底下无新事，人的生命的内容不过是在代复一代的重复之中。如果以生命价值的精粹去换取无量的重复，难道是可取的吗？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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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四＿＿草鞋

 草鞋是鞋的一类。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鞋种，其历史渊源恐有几千年之久。史载刘备先生就卖过草鞋，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先生也被写成卖过草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他们的草鞋肯定不是贩运来的，一定是自已编织的。看来自编自卖草鞋是衣食无着时的重要生存选项。况且那时没现在那么多先进理论，也不会衍生出“城管”之流的恶徒，否则，我怀疑张飞痛殴的大约不是“督邮”而是“城管”啦。

在南方大多是以稻草编织草鞋。草鞋如拖鞋然，只是一个鞋底，“鞋面”是由把鞋底固定在脚上所必须的几条绳子组成。在人性灭绝年代里我时常穿这种鞋，五分钱一双。每双草鞋大约可用一周，但不能碰到下雨，在水中，草鞋很快就会完蛋。越旧的草鞋穿得越舒服，暂新的草鞋对于乍穿者而言，有如刑具，不把秩嫩的脚弄到鲜血淋漓是誓不罢休的。穿过一段时间之后，脚会适应，该长老茧的地方会长出老茧，从此不再受草鞋折磨，而可尽享其便利。

草鞋最大的优点是防滑，对山路地面的附着力远大于胶底的解放鞋。如果在山路上负重而滑倒，后果往往会很严重，所以在山路上防滑是十分重要的，这应是草鞋除了便宜之外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草鞋又是一种苦力鞋，一般是卖苦力的人才会穿。所以草鞋是不登喜庆之堂的，免得带来霉气。这是我不穿草鞋之后才懂的道理，穿草鞋时并不懂。

我见到的最讲究的草鞋是用苎麻编织的，既柔软又耐磨，每双大约可穿一个月。但很贵，要三毛钱一双，几近是一种奢侈品了。在以采樵为生的一年中，我始终不舍得买一双苎麻草鞋，所以从未穿过，至今引为憾事。

成语“分香卖履”的出典说：曹操要侍妾编“草鞋”储藏，待他死后以此技艺谋生。不过曹公之“草鞋”是用蚕丝编的，真是奢侈得太过啦！难道古代有钱人也会穿“草鞋”？“苦力”岂能消费得起？或者草鞋这种式样本来就是古时“休闲鞋”之通例？富贵与贫贱者所着鞋之差异仅在材质而已？姑且存疑，亟盼网上高人指教。

那已是深秋，寒风料峭。为准备第二天上山砍柴，买了双草鞋，在手中摩挲良久，好像拿着棵价值连城的翡翠白菜，反复把玩。穿上后在屋中走动不休，实难过瘾，干脆出门，在一片漆黑中漫无目的溜弯。一直走到河边，听着江声，望着繁星，感受着脚下的新奇感觉，心中充满自信。对自已说：这就是我的新鞋，今后就要走上一条新路，野殍也罢，困苦也罢，都随他了，只是一往无前，便可无愧于心了。

等回到住所已是一瘸一拐，草鞋毫不留情地把脚磨破了。

一两个月后，脚终于适应了草鞋，再也不会磨破脚啦，草鞋之舒服、便利令人心醉。古人云：南人擅撑船，北人善骑马。而今在下可以添上一条啦：山人自会穿草鞋也。心中的那份得意简直就像一只小鸟般要飞出来。恰巧一个远房亲戚嫁女，请我喝喜酒。心中踌躇，是穿解放鞋还是穿草鞋呢？实在忍不住要炫耀一番，决定穿草鞋。出门不久，天下起了雪。南方下雪和北方不一样，沾地即溶化，湿了草鞋也湿了脚，脚寒彻骨。那也顾不得啦，已上了渡船，到了河对岸。于是便穿着草鞋去吃喜酒。

自亡命天涯日，便不再理发，盖效古人蓄发明志，尊容遂一天天趋于野人化。这一举动一直延续到一年多后，从“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中读到古人发式之内容，恍然大悟自已食古不化之极。古人结头髻，随便头发怎么长也不会变成野人的，由是而改正之。

我喝喜酒时已“蓄发明志”近一年了，那付尊容一定让所有食客目瞪口呆的：一个头发横披尺余，胡子飘散半尺穿着草鞋的“野人”据桌，旁若无人大嚼，有酒则来者不拒。近日那位怒剑闯关之中国男士，倘暂借在下当年这付尊容，定让外国“微笑女郎”花容失色、落荒而逃，哪里还需要什么怒剑闯关？

嚼什么呢？罗卜青菜也。斯时困苦，乡民作宴仅肉食一例，余皆罗卜青菜豆腐辣椒之属。肉食为红烧肉，我是说名为红烧肉，而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红烧肉。制法是用红麴熬水，待水沸腾血红，把肉放入，一二分钟后肉块鲜红悦目，捞起装盘上桌。“红烧肉”是边长七八分的正六面体，四四方方，见棱见角，真是“割不正不食”之遗风尚存。上桌时会对食客明言每人几粒，食客人人有份，平均分配，绝无歧视。这种“红烧肉”不是酒席上吃的，所以桌上备有竹签，食客将所分之肉块串在竹签上，带回家中再用于炒菜。唯我不知此理，将分得之肉块径直放入口中大嚼，这才发现，还是生肉！

遥想樊哙当年，鸿门开宴了。雄姿英发，生啖彘肩！谈笑间，霸王大梦永沉埋！于是勇气倍增，仗着年轻，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照吞不误。从此我便留下了穿草鞋赴婚宴吃生肉的笑话。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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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五＿＿一个从高雄起义的士兵的故事

 70年，寒冬，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天色灰暗欲雨。心中不免着急，今晚的“饭辙”不知在何处到也罢了，反正自行车后架包中有饼干聊可充饥，住所是更急迫的问题。

两眼余光踅摸稻草堆，准备过夜。不管多大的雨，雨水也不可能流进稻草堆内，稻草堆内永远温暖而干躁。稻草堆是流浪者的庇护所，是流浪者的圣殿。

没经过流浪生涯的人恐很难理解，真有那么玄乎？是的，就是这么玄乎。家中温暖的床对流浪者而言是遥远的梦。“大地为床天做被”那是“大跃进”式的语言，浪漫而不着边际。夕阳西下，鸟鸣啾啾之时，在流浪者眼中毫无诗意，动辄“诗兴大发，赋诗一首”的习惯，此时此刻，无影无踪。所以，我极同意佛教认为世界的形态只取决于观察者心态之说法，禅宗著名的心动幡动说：世界本是虚无，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观察者存在的缘故，你看到旗在飘扬那是因为你的心在飘扬。正当我的心飘扬而无所依时，看见村子了。

对于流浪匠人而言，村庄就是衣食父母，爹妈在眼前啦，心中岂能不喜？这种场景在我学着做匠人最初的一年中经常出现，等建立了自己的地盘之后，才告别了这种狼狈。

 天见可怜，尽管只是个二三十户的小村子，但逋进村就问到了活计，住下来了。晚上和乡民围火夜话。那时没有电视，乡人也没有收音机，况且收音机里说的通通是不着边际的鬼话，与真实的民生完全无关，外界新闻主要来自不期而至的客人，客人就等同于城市人的媒体，匠人来到山中小村算是客人。在冬天，谁家来了客人，谁家的火堆旁就成了“信息集散地”。
 我的故乡方言口音极繁杂，号称八华里路十种声。为了生存，我飞快地学习方言。我甚至强迫自已用方言思考，哪怕思维因此变得迟钝，也坚持，因为这是进入一种新语境的有效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此时已是满口的县城口音了。正聊着，坐在墙角的一个老人问我：你自县城来？我答是。过了一会，他说县城有个某老师你可知道？我大惊，他说的正是家父。于斯时也，家父正是叛徒内奸工贼之属，我岂敢明言，只能回答知道，因为家父在县城名声实在大大的，如回答不知道，显然说谎。默然良久，那人长叹一声，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县城上中学时某老师教英文。真是个好人哪！给我们讲共产主义，讲各人只要尽力，你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讲未来的民主中国再也不会有贪官污吏，所有的官都真心诚意为老百姓办事，再也不会有难看的官脸，再也不会有难听的官腔。官员由大家选出来，干得不好就让他下台。再没有穷人，人人平等，所有的人都会过上好日子。

他不是班主任，却很关心学生，谁有困难他就出钱。他看我家贫寒，替我交学费。甚至连伙食费都包了。还时常从家里拿来大块的火腿给我吃。吃他拿来的火腿数都数不清。初中毕业后，某老师要我去府里上高中，去考试的钱是某老师给的。刚考上高中，也就是48年下半平，他突然不当老师走了，（我当然知道家父是去了哪里，但我不敢说。）经济没了来源，再读下去就难了。

 48年底，快放寒假了，国军招募海军和空军地面部队。我报名，当了一名海军。当兵不久随军到了台湾高雄港，在一艘登陆艇上服役。眼见着港口天天是退过来的残兵败将，还有许多衣衫不整的老百姓。一个小岛，人越来越多，粮食就这么多。那时台湾真苦啊！军队一天三顿红薯，偶然吃一顿米饭有如庆典一般。米饭要抢着吃，第一碗不能太满，太满了吃得慢，可能来不及装第二碗饭就没了，第一碗少装一点，吃得快，可以赶上装第二碗。第二碗一定要压紧压实堆冒尖，再来慢慢吃。军队人心浮动，一日数惊，传说共军马上就要渡海打过来，晚上睡觉都屡屡惊醒。

我想起某老师的教导，眼看大陆解放啦，今后老百姓不知会过上多么幸福的好生活，各人只要尽力，你要什么就会有什么。我最想吃肉，可这里天天是早餐地瓜，晚餐红薯，把人吃得眼冒青烟。就暗中和关系好的人联络：已是死路一条，何不弃暗投明？49年9月初，我们十几个志同道合者借出海之机把登陆艇开到了厦门，宣布起义。

解放军热情接待。永远忘不了上岸第一餐吃猪肉炖粉条，油汪汪的、大大的肉块，那可真解馋哪，多少天都没闻到肉味了。就这样，我们这十几个“起义人员”住在部队招待所，一天只是上午学习四小时，告诉我们，台湾马上就要解放啦，你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但还不够，不久，要请你们随解放登陆大军返回台湾，以身说法，带动那些尚未觉悟的国军兄弟尽快起义！大家热烈发言，畅谈美好前景。下午参观，不参观就自由活动。那段时间是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起义太好啦，可谓心满意足，想像着美好未来，连做梦都笑，今天肉，明天鱼，人人吃得红光满面。

过了两个月，气氛突然不对了，脸色冷下来了，学习也暂停了，伙食也差了。又过了一个月，一人发了一点路费，给张路条（通行证），让我们这些起义人员各自回原籍。回家不久，开始镇压反革命了，政府说：你那个起义是投机，不算数，算做被俘人员，定为历史反革命。”

故事讲完了。我知道照例又是一个至今未娶的独身者。在人性灭绝时代的中国农村，只要是在确定“贱民”身份之前未娶妻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独身终生，不会有女人愿嫁“贱民”的。

我默默听着，不敢置一词，心如刀割。我对家父的误导感到极度羞愧，可是始终没有勇气坦承是某老师的儿子，许诺共产主义天堂的某老师（家父），他自已都坠入地狱，岂有能力把允诺中的天堂给别人？一直到离开村庄，那个起义人员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此后再未见过面。已过去快四十年了，他还在人间吗？有人给他“平反”吗？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热情接待突然变成冷面孔的原因：这是因为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28军下属三个团共9000余人渡海进攻，发起金门战役，全军覆灭。登陆台湾已不知何日，这十几个“起义人员”已丧失了利用价值，哪里还有那么多猪肉粉条给他们吃？

唉，干嘛要那么着急“弃暗投明”呢？只要再坚持吃两个月红薯，而不是急着去吃两个月“猪肉炖粉条”，人生道路就会改写。决不会在此后吃几十年的红薯青菜稀粥，过着孑然一身、生不如死的生活。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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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六＿＿蒋经国先生特聘的赣南日报主编

 那是1978年底，我戏剧性地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那个城市。刚刚拒绝了要我去某山出席家父“退悼会”的邀请，我对那些人说：“我不需要鳄鱼的眼泪！”

我一个人住一间房，房中有两张床，准备过几天下江南去接家眷。一个父执介绍一个人来我家住几天，说因为她有事要办，住旅馆又没钱。本人饱受流浪之苦，岂能拒绝。于是她来了。

我见到她时己花甲之年了吧。长着一张国字脸，梳着齐腮的短髪。这种脸长在男人身上常给人厚道的感觉，如长在女人身上就似乎有点缺憾了，缺憾什么？缺少女人味。

她坚持自已做饭自已吃，一切随她。我不知道她是哪省人，可能她说过而我忘记了。只记得她喜面食，所以饮食极简单，几乎顿顿是茄子煮面条。我发现她不洗碗，吃完之后扔到水桶里，再用时拿到水龙头下一冲。也真可算是一绝。但口才极佳，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令我暗暗称奇。

有一天，我代一个父执写要求平反的材料。我最恶心写这种东西，十三年间，代别人写过不少，从未为自已写过一个字。我的逻辑是：辟如走夜路碰到强盗，被洗劫一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没有什么理讲。

可是拗面子不过，父执的东西还是要写的。有一次她在看我写出的东西，突然对我说：“你把“贡献”写成“供献”了，这是个别字。贡献原意为进贡，后转意为进献之物，是第四声，“供”有一四声两种读法，但极少和献连用。”

真是我的老师，使我少了一个笑话。

 在聊天中我了解到，她曾是蒋经国先生特聘的赣南日报主编。那年她仅二十岁出头。蒋经国主政赣州后，要办一份有朝气的报纸，主编一直没有如意的人选。

她听到消息后，直入蒋经国先生办公室，说：“我是合适的主编。”

蒋经国先生诧异地望着那个并不清丽可爱的年轻的女孩，说：“凭什么？”

我断言，不管时光如何倒流，她也不会是清丽可爱的形象。

她回答说：“凭掌中笔，胸中浩气。”

 蒋经国先生说：“好，把办报方针写来。”

 她就在蒋经国先生的面前，一挥而就。真是有古人落笔千言，倚马可待之雄风。于是当场就被聘为主编。

 赣南岁月是一生中最激情澎湃的岁月。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每天凌晨起床，跑步数公里，回来盥洗，吃完早饭才天亮。赣南多雨，蒋经国先生决心改变赣州街道上的行人在雨中忙乱的情形，令街边商铺都要做一米宽的向街的房沿。自此赣州街道有如长廊，行人可以在雨中安步。全中国仅赣州如此。

 芦沟桥事变后，在中国人之间流传的气壮千秋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从赣州喊出来的。

 那时赣南的蒋经国先生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赣南曾经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这批人后来在金门保卫战中，为民国保留一线国脉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于主编女士为何滞留大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好友天天来看她，两人关係极亲密，不知是否是夫妻，我没问。他曾是新四军之高干，后去延安整风，被整得两手空空，自此赋闲。

 几天后我要去接家眷，把房间钥匙交给主编女士，请她一切自便。等回来后，父执把钥匙还给我，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已经是人去屋空。

我仅与主编女士前后相处了三四天，不知尚在人世否？如健在应有九十岁了吧。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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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七＿＿人性灭绝时代中的父爱

 现代媒体上充斥着父母之爱，陪读，陪考，陪玩、陪聊、不一而足。这种感情消费之奢侈，是我——一个历经人性绝灭时代的过来人的童年所不敢想像的。尤让人难解的是，在那个时代里，往往是曾读过书越多的人，背离人性的特征越明显，到是那些普通人的人性缺位不那么典型，这是二十世纪在中国曾出现过的，极为奇特的文化景观。

书应该是文化成果的结晶，本来是促使人远离野兽的东西，可是，在某些情况下，书竟然可以背离它得以存在的根本理由，变成让人加速野兽化的东西。怎么会这样？这应该是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值得天下学人深入探讨。

“老鬼”的作品被网上许多人责为“不为尊者违”而有违孝道。但我绝对肯定地知道，那是事实，因为我就有类似的家庭。
 我的父亲是“五四”二代愤青。一个受过中西高等教育的所谓中国的“先知先觉者”，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似乎终其一生，竟不知在人间对儿女应该有父爱。我从来没有与父母同看电影、逛公园、聊天、购物的经历，父亲大人去世那年，我三十五岁。谁能相信，三十五年父子情，父子之间心灵的交流有过几次？一次！不多不少就是一次。

那是炼狱岁月，在偏远的中国一个农村的角落里的寒冬，繁华早已是隔世的旧梦，在幽幽的火堆旁，我鼓足勇气问父亲大人：您为什么要选这条自毁，毁家之人生道路？父亲低头，良久良久，在花白的头发下，有无间，似飘出一声轻叹，之后，吐出下面几个字：“你不懂当时的环境。”沉默，再沉默，然后各自就寝。

三十五年父子情深深，父子情感交流之情的“情深深”到底有多深？答案是：她有八个字深，“你不懂当时的环境。”如此而矣。写这些时，泪水一滴滴掉到电脑桌上。人生有些伤口是永不痊愈的。伤痕总有血，事过自然痊。但有心滴血，年年化杜鹃。

感情交流是一次，严重的冲突到有两一次，一次发生在我读小学时，另一次发生在我读大学时。

可能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忘了话头是怎么引起的，我脱口喊出一句可能令全家遭受灭顶之灾的话，父亲搧了我一记耳光。那是今生今世父亲唯一打我的一次，仅此一次。

第二次在我读大学时，父亲去开那个赫赫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回来喜形于色地说：“周恩来总理说三年困难结束了，全国没有饿死一个人！”我说：“不对，我去过一亇村子里就饿死了好几个，周总理骟人！”毫无疑问，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这句话引起的震动一定是惊天动地的。

我的确去过北京远郊的一个村子。是学校组织射击队，一人一把小口径运动步枪去深山打猎，想籍此改善生活。满山遍野转了几天，兔子也没见着一只，累得骨头散架，不但没改善生活，反而多耗粮食。这种枪又不适合打鸟，打中后肉都炸飞了，只剩一团毛，根本不能吃。离计划囬家还有几天，再不愿爬山浪费所剩无几的体力，就天天去老乡家聊天，我是在聊天中了解饿死人的事的。父亲后来向学校反映了我的“反动思想”。

 以前儿童的启蒙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我的启蒙没有这些，只是普通的小学。上初一时，一天，父亲丢给我一本“古文观止”，再丢下一句话：“把它背下来。”翻阅，读去大多不懂，许多字也不认识，只好拜“词源”为师，把家里的词源翻得惨不忍睹。现在囬忆起来，说来奇怪——对于我这个从未受过老师给予的文言文训练的学生，“古文观止”对我而言，肯定是有如云山雾罩般的“天书”，却顿生亲切意，无师自通，难以割舍，直到今天。

可能父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丢下的—本书和一句话，会在十几年后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浪迹天涯的炼狱岁月里，残破又无标点，更无注释的线装书籍，往往不被人注意，得免于刼火。时常被乡妇用夹鞋样或覆醅。这些“看不懂的”书可以脱离警惕的视线，却给我带来无穷的满足。

 我家就住在机关里。机关里有个很大的图书舘，可以去借书，我是常客。别人借书是一本两本的借，我借书是背个书包，装满为止。后来我才懂，图书舘在父亲管辖权内，这是开后门，只是当时我不甚了了罢了。

 父亲大人长眠在遙远的长江以南的一个小山坡上。父亲大人，当您曾为之“虽九死而其犹未悔”的那个事业，早已异化成“恶搞专业户”时，我只能用我的行为去为您赎罪。愿您在天国安息。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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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八＿＿父亲去世

 1969年父亲也来到故乡。他还不够进入泰城的资格，审查几年后得以从狱中放出，逐回老家，开始两年，落入杂姓村的火坑，成为批斗的理想标靶。

1971年，我已站稳了脚跟，几番奔走，把父亲从杂姓村的水火中救出，安置在我的家族所在的村里，那个村庄是我家族真正的根。家族的开基祖并非当地土籍，是“船户”，在元朝时替蒙古人撑船来到江南的。我估计在元朝时所分的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四等人当中，我的祖先大抵属于“北人”。在当地，凡非土籍，不管居留多少个世纪，仍概属于“客家人”。这种逻辑是否就是当代赫赫有名的“暂住证”的源头？如果是，那么我的家族至今仍是“暂住证”户。

村庄地偏，在两个县的交界处，所以村庄里的耕地，有在此县的，也有四周田块都是彼县，中间一块却是本村的，颇类国际间的“飞地”。家族的开基祖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荒辟的地方落脚？我估计与元朝灭亡后，无以为生，只能去少人迹的县边境一带开荒，大约就是这样住下来了。儿孙繁衍，逐渐成村。村中都是一姓子孙。

我的高曾祖，一个做豆腐卖的手艺人，挑着豆腐担子沿街叫卖，离开了这个村子，在外面繁衍。我家这一支脉离开家族聚集主脉恐有一百多年了。

我父亲曾做过一件非常对不起家族的事。三十年代，他从国外归来，那时，我的父亲已经是所谓的“地下党”，其实根本没“学成”就奉命回国。留洋归国，这在江南农村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我的家族打开轻易不开的祠堂大门，一路放鞭炮，抬轿去县城接我父亲回村祭祖。不料，竟遭到父亲拒绝！我的族人抬着空轿子走几十华里回去，可能还背着原打算囬程中燃放的鞭炮。我不知道我的可敬的族人们是如何面对这个羞辱的？尽管此事发生时，我并未来到世间，但我可以推断出，这种羞辱会是多么强烈！

当年那批“九死其犹未悔”的先生们，好像一个个都中了邪，把亲情、人性通通丢到九宵云外。陈独秀先生以北大名教授之尊，竟然不管不顾他的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的衣食，任其饥寒交迫，美其名曰促进儿子适应生存竞争！？

这似乎是“五四”之后的一种“时尚”，在这种“时尚”的名义下，产生了一代、一大批怎样的狂人啊！？我怀疑当前“时尚”的‘换妻’热，似乎又是新一代盲动的国人掀起的新一轮的邪性疯狂。要识别这种邪性疯狂并不复杂，只要用人性的尺子一量便知。

但在炼狱岁月里，故乡的亲人却收留了父亲，并没有计较父亲当年给家族带去的羞辱。家族敞开爱的胸膛，原谅了那种不可思议的愚蠢给家族带来的伤害，给了一个迷失了人性的孩子晚年一个宁静的港湾。也许这就是共同的基因的力量所在？在家族的“港湾”里没有歧视，没有批斗，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阶级斗争”那玩艺儿，就像电碰到了绝缘体，被完全被阻断于外！因父亲辈份最高，后来竟做起了族长，在婚庆宴上享受安座首席的待遇，这在农村是个很荣耀的事情。

尽管历尽磨难，父亲仍然坚持他的信念，在价值观念上与我水火不容。不管我怎样做，父亲大人永远不屑一顾，唉，这是命中注定了，我这辈子永远也难承膝下之欢。只好从我自已的儿女身上找补偿了，现在，一群儿女承欢膝下，其乐也融融。

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养鳝鱼的书上说，幼苗时鳝鱼养成的食料习惯一经形成，至死不变。如改换饵料，鳝鱼宁可饿死也不会去吃，往往使养鳝人破产。难道人的价值观念有如鳝鱼的食饵习惯，一经形成，永不改变？

父亲大人爱种果树。我还记得，土改前，家屋后有一大片桔子树，都是父亲手植，我常在其中疯跑，抓昆虫，追蝴蝶，留涟忘返。他本来想学生物专业，不知怎么搞来搞去学起了法律，这次似乎有机会实现爱好啦。经他多方游说，生产队支持他在村里的荒山上种梨树。父亲四处去找他当年教过的学生，找来最优秀的树种，精心养护，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剪枝、施肥，梨树花开时节，半夜爬起来做人工授粉。挂果了，则请族人在树间盖个棚子，别人守候不放心，不顾平生最怕的蚊子嗡嗡叫，必躬亲累月守候，生怕淘气的孩子偷摘生果。梨树长虫了，用常规药物杀不死，父亲日行数十公里，那时乡村不通汽车，只能步行。遍访他以前的学生，想尽办法杀虫。在父亲人生路的最后的六七年间，梨树倾注了父亲大人全部的希望，父亲总想给村中族人留下点什么念想，他虽不明言，但想以此表达心中的愧疚？

经过五六年的努力，正当梨树就要大规模挂果的那一年的初春，父亲撒手西归了。父亲在家族的庇护下，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七年，在人间的最后岁月里，他看到的是笑脸而非白眼，并做着他喜欢做的事情。这可算是炼狱中的奇迹，不幸中的万幸。

1978年，族人跑来告诉我：你父亲去世了，是在睡梦中去世的。那是晴天霹雳，我只觉得心软绵绵地在天上，收紧、扩张、下沉、升起，不知着落何处，不知飘向何方。父亲赋予了我生命，我生命源头枯萎了。

“断肠路，人生能得几回行？滴滴泪花和月老，阵阵暮雨催黄昏。先君去不归。”这是我在火化炉前写的几句。那是一个黄昏，下着毛毛细雨，春寒料峭，我的泪水和着春雨无声滴落。

父亲大人，我永远怀念您。我把我的心赤诚地献给这个世界，祈祷着人性的早日归复。爸爸，人性的灭绝使我们隔阂，我坚信，人性的归复会使我们相聚在天堂的。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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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十九＿＿破堤

1967年夏，河水暴涨，直欲平河堤，河堤三面临河，长数千米，顶部大约比小镇地平要高约三四米。向山一面地势高，无须筑堤，有小溪穿镇而过流入河中，入河口内是小镇最低点。小溪入河口须穿过河堤，故需建水闸。水闸平日作小溪之入河口，在涨水时，河水面高于出水口近十米。当河水暴涨即关闸，任由小溪之水慢慢浸没全城，这也许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八十年代初，输电的高压线修到了小镇，于是在水闸边上建了排水站，数台大功率电机可解内涝之苦，小镇也从此结束了自行发电的历史。

涨水不怕火烧天，退水不怕雨绵绵。丽日当头，天地无声，除了誓死不降的远山，一望无涯的都是混浊的水。水上白色的泡沫，由远及近，无边无涯。水在一寸又一寸向上移动，把一块石头放到水刚刚到达的地方，眼见着，似乎石头无助地正向下滑去，一会就已在水面之了。水好像对人说：“我总要上来，挡不住的。想上山吗？你有带不走的家业，你放不下，你无所遁逃！”这是一种极令人感恐惧而无助的折磨。

此时，水闸边一片嘈杂。各抒已见。原来水闸是水泥而河堤是粘土，闸门与河堤结合部因材质的差异，不知怎么产生了渗漏，且越漏越大，堤内堤外用草袋装土百堵无效，正七嘴八舌各献妙计呢。河水离堤面已不足一米，停在堤外帮忙堵漏的两条铁壳船靠在堤上，发动机隆隆作响，船身轻微抖动，甲板高出堤面，显得很雄壮。船上装的是堵漏所需之物，人来人往，纷繁亦常。

我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站在水闸边上当看客极觉新奇。突然，闸门边出现了多条瀑布，隆隆有声。瀑布迅速扩大连成一片，大块堤土崩塌，水闸也正慢慢向内倾斜。一片惊叫，“快跑啊！堤要倒啦！”堤外的船上狂喊：“撤跳板，快开船！”船上的烟筒一下子冒出大片浓烟。

随着巨响，腾起冲天水雾，十七八米宽的河堤连着闸门整体倒塌。堤外的船彷佛一瞬间就处在了阿拉斯加瀑布的边上，巨大的吸力把尚来不及远离的船尾吸向瀑布，开足马力的船与急速倾泻的水流有如在拔河，船与疾流僵持着。飞泻而下的水流冲入堤内，直击一棵参天大樟树，大樟树阻得一阻水流，樟树边上的房屋就像雪在水中溶解一般，眼看着越来越矮，四散解体。幸亏小溪入河口低洼地很快注满水，随着落差減小，瀑布流速減小，船尾终于艰难地一点点远离。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如船被水流吸入，船上人员将很难幸免。慢慢的，几十米高，树冠可遮蔽一二亩地大小的大樟树，坚持到最后，也含恨倒下了，只余高大的树冠歪倒在湍急的水面上，随水流抖动。

船开走了，房屋倒了，连樟树也倒了，所有的看热闹的，堵漏的都走了，残堤上空无一人。我走到崩塌的堤端，看着水流下泻，心静则耳静，不再听瀑布的轰鸣，但见水花翻湧，变幻难明，恍如白云苍狗，心念沉沉。

小镇在河边，河水经常泛滥，民居都有楼，那种楼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第二层楼。南方炎热，增加层高是消暑的有效办法，所以江南民居除四面通风之外，层高一般四米。再往上有楼板，楼板并非是第二层，而是平日堆放杂物柴草和老人用的寿木，涨大水时就用以避难的地方。楼板这一层与地面之间没有现代人常见的楼梯，只在楼板靠近山墙处，留个一米见方的洞，临时斜倚长长的梯子上下。在梯子上，顫颤巍巍的悬空爬上四五米可不简单，上了年纪的人就不易做到。一旦涨水，把家中六七十岁的老人从这个洞中转移到楼上，往往煞费心思。楼上有通往户外的侧门，平日是柴草的出入口，涨水时就是避难人员的进出口了。

在水势日高时，居民早有准备，要紧的东西都已搬上楼了，并准备了罗卜干。大水进镇，只须各自上楼，各家各户在楼板上煮饭，吃罗卜干。所以乡人把洪水泛滥称“吃罗卜干”，比何说今年会不会涨水称为“今年会不会吃罗卜干？”。

睡楼板避水是孩子最欢娱的时刻，该上学的可以不上学，农家孩子可以不用上山打柴。连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被大水淹得熄了火，也不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哪里去了？所有的人都蜷缩在楼上赋闲。大自然略施小伎，但见人类仓惶逃避，未见其乐无穷也。

外出，可从楼上的侧门下水，此时，街巷有如苏杭一带，人家尽枕河啦。闲着也是闲着，相互串门反而比平日流行，划着临时制造的小木筏冉冉而行，“河上”木筏来来往往，真是别有一番景观，最要留神的就是头上的电线。

听老人说，人性灭绝时代之前，小商贩乘筏沿屋叫卖，豆腐小吃应有尽有，或在小镇靠山一侧水淹不到的地方，小贩早已搬去，形成临时集市。现在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割去无存啦，家家专心致志吃罗卜干吧。

一般半个月二十天左右，洪水即会退去。洪水退却之时是各家最忙碌之时，大人们从困守多日的楼板上下到地面，利用渐退的洪水清洗留置地面，泡在水中已多日，臭烘烘、肮脏不堪的大件家俱。河水退去时速度很快，必须抓紧时间，个个光着膀子，忙得大汗淋漓。否则没水了，就要费大劲拿去河边或池塘边洗，要麻烦多了。

我从残堤上向住所方向走，内外皆水，真有点杭州的苏堤味道啦。到了住处较近处离堤下水，水流湍急没腰，幸好去向顺水，仰在水面，如船自行，悠哉遊哉的掌握方向即可。仰观上方，时有电线横过头顶，有的铜头裸露，心中吃惊，水如涨高了可得小心触电。又走了一段逆水，可累坏了，此时水已及胸，水流很快，逆游不可能，只能扒着墙边慢慢移动，颇为吃力。进门上楼，开始了吃二十天罗卜干的生活，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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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如歌之二十＿＿吃罗卜干

　　窗外青山，窗下洪水，坐困愁城。

　　南方的普通民居所谓的“楼”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二楼，它是一块在房屋一层之上搁的楼板，可使用面积远小于一层有效建筑面积。因为房屋的瓦面是倾斜的，主樑下高约两米，随瓦面的倾斜，屋瓦离楼板越来越近，到了前后墙，瓦离楼面不足一尺。在洪水围困下的避难者的活动空间很有限。空间有限而人员聚集，又要睡觉，又要起居，又要做饭，吵闹可想而知。在洪水的围困中有闲，却绝不适于读书和暝想，况且无书可读。

　　大水使这栋大房子三家住户都聚集在一起了。一户是农民，全家五口，一户是地主遗孀，带一儿子，另一户是二舅母和我。三个红泥火炉，全都挤在一块楼板上生活。

　　二舅母是个极忠厚的老人，是中国传统悲剧中的一个音符。二舅是个疯子，“结婚”没几年，二舅去世了。自此守寡四十余年，没有留下孩子。大舅续弦，对前妻儿子不好。有个孩子脾气极倔，常受虐待，她就收养了大舅的这个儿子。1949年春天，那孩子18岁时考入国军空军地面部队去了台湾，1955年，孩子去了美国，靠打工读书，每月给养母寄20美元。一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美元是看不到的，老人只是每月从邮局领40元人民币。钱一直寄到1966年人性灭绝时突然停了，估计是中美断邮，寄不进来了。

　　我看到的二舅母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是居民，即每月有24斤大米、半斤油可购买。她身高约一米五，裹小脚，独居。满口牙齿尽脱。喜吃炒花生，当时花生可谓稀罕物，春节时留下的炒花生要吃到下一个春节。每次吃一两颗花生，先用做饭之余炭灰把花生驱潮，变脆，剥花生仁放到小铁砧用锤子辗压，不厌其烦，直至花生成粉未状再吃。一两克花生粉未可在嘴里蠕动很长时间。她的手从不赋闲，永远在纳鞋底，苎麻针脚排列有序，形成漂亮的花纹。那是给我大姨家人做的老式布鞋。土改以后，大姨每月寄20元，从不间断。养子的美元停寄之后，大姨的钱就是唯一的活钱来源了。

　　只要谈起养子，二舅母灰暗的眸子立刻有了鲜活意，晶莹的泪含在眼眶里边。在二舅母的记忆中，养子永远是跟在屁股后面要零食吃的小孩。乡人过春节是很隆重的，要炒花生、熬瓜子，还要做米花糖。家境好些的人家的做米花糖颇讲究，先把糯米蒸熟，之后乘寒冷之夜放去露天冰冻，南方冬天温度难得在零度以下，所以要选择最冷的天气。冻好之后的糯米饭晒干，再放入石臼中去冲打，令粒粒糯米呈扁平状。然后用油炸，饭粒膨大如玉米花。再熬白糖与油炸过的米花搅拌，压紧切块。这种米花糖俗称“冻米糖”，非常好吃。为了能让零食吃得更长久些，养母和养子间永远在玩零食的捉迷藏遊戏，养子想方设法偷看花生、瓜子、冻米糖藏在哪里？方便偷吃，养母则尽力掩飾。

　　养子在美国的照片，摆出拳击的姿式，上书：“妈妈，这是儿子的起拳势。”有一张在自由女神像为背景的照片上书：“妈妈，我想你。”养子寄来的每张照片后面几乎都有一句思亲的话。二舅母是孤寡老人，被阶级斗争的信徒们认为没有威胁而忽略了，人性灭绝之波大抵从身边划过，没抄过她的家，故而像片得以保存。

　　后来，大约在68年底，养子通过香港的一个地址寄来钱和信，在信中请妈妈寄一样纪念品给他，这可愁坏了老人，不知道该寄什么。我在囬信中用小布袋装上了一小撮土，并告诉他，这是童年故居的土，寄往香港。此后没有再收到囬信，也不知他收到那撮家乡的土没有。不久，二舅母突然去世。我那时正在庄屋居住，闻讯赶到，已人去屋空，养母与养子幽冥永隔，相见无期了。再后来听在美国的亲戚说，养子与其妻死于一场交通事故。也许，自此母子可以相会于九泉？再玩找零食的捉迷藏遊戏？

　　外出是聊消永昼的法门。可遍地皆水，老住户或有积年木筏以备涨水之需，即便没有也可以找材料现做。现代城市人的习惯是买了新的就扔掉旧的。故乡人十分惜物，可能会有用的东西是决不丢弃的，楼上也是无用物的堆集所，此时就可挑出有用的物件做木筏了。

　　我没有木筏，也不能天天“暂借”。幸好我会游泳，于是开始了游泳巡视小镇之旅。不过这可不如泳池当中那么胜任愉快，水很肮脏，呛一口水可太不美妙了，头顶还有带电的电线，碰着了可就被“串”进电路里去啦，比呛一口水更不美妙。

　　本来水淹七军，电也发不成的，也就不会有危险。小镇中心地势渐高，约有一两亩那么大的地方是最高点，据老人说，那块地方，在“乙卯”年那场空前的大水中仍未被淹，发电厂就建在那里，所以可以发电。奇怪的是发电厂平日只工作两三个小时，水淹小镇之后却日夜发电，格外勤奋。于斯时也，占小镇人口一半以上的老街住户用电照明并未普及，日夜发电搞得无论日夜，水面上所有电线都带电，老街一带到处都是陷阱。我猜想是为了被洪水所困的当朝新贵们所需而日夜供电吧。

　　老街是去残堤的必经之路，去残堤上观水是坐困愁城中最有趣的节目，要看“节目”就必须在老街上游泳。这是一段很恐怖的路程，不少地方电线离水面不足一尺，只能把手藏在水中仰泳，紧张地观察四周。一路上所有的“砸烂狗头”“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标语被水泡得七零八落，涨水之前标语上透出来的那股子凶恶的杀气也荡然无存了，看来在上帝面前，人间的凶神恶煞实在是“纸老虎”得很。

　　天天去堤上看水，时常可遇三五看客，皆乘桴而往来者也。“乘桴”连海都大可浮一浮的，区区小镇当然不在话下，乘桴者尽可绕路走无陷阱的大路上堤。

　　嗟夫，道虽不行，然无桴可乘，竭力于水中者，唯有本人而已矣。力竭一番归去，胃口奇佳，饭量倍增。二舅母家只有一个小号的燜饭锅，尽管只有罗卜干下饭，满满一锅也常被我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幸亏师梁鸿故伎桃之夭夭时身边有些全国粮票，于此才不致闹粮荒。

　　约20天后，水退，下楼，吃罗卜干生活终于过完了。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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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如歌之二十一＿＿像碑

　　小镇的人造神像碑建于距今三十九年前的1967年下半年。那时全国造神运动愈演愈烈。全国所有的报纸上第一版显著位置，都是人造神的像和人造神的指示，人造神的指示称最高指示。全国只有两本合法的书，选集和语录。语录为便于携带，做成小开本，用红塑料做书皮，故又称小红书，内有亲密战友写的序言。

　　全国所有的人在日常对话之前，必须先说一句语录再及主题，直接表达而不说语录者极有可能被视为反革命。人人胸前要别一枚那个人造神的头像的徽章，不别徽章者很可能因此送命。

　　标准的日常作息流程是：早起床，未盥洗前，立正于床前，双手下垂，念语录。念毕，向人造神像三鞠躬，并大声呼喊‘恭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恭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早饭前，如仪，之后可吃饭。三歺饭重复三遍。睡觉前亦如仪，而后可睡觉。即全天重复五遍。还有另加的，右手握小红书，左手保持平衡，舒臂伸腿作舞蹈状，同时嘴中唱语录歌，载歌载舞，这叫跳“忠字舞”。

　　但我所见之乡人鲜有跳“忠字舞”者。大约舞蹈在乡人间太过生疏之故。我在叫喊“万寿无疆”时往往格外起劲，因为在我的心中念的是万臭无香也。用我故乡方言念万寿无疆与万臭无香，几乎没发音差别。

　　这种闹剧在1967年至1970年间在全国各地先后流行。假如这个场景在现今的电视里播放，观众会不会以为进了疯人院？或者是不是回到了五千年前？

　　那时北京出了一个震动全国的恶毒攻击案件：事出那张赫赫有名的报纸，被人对光透视研究，发现人造神脸部的纸背上，印有纸老虎三个字。于是那个责任编辑成了“现行反革命”，投入狱中。

　　有一个老太太失手打碎一个人造神石膏像，成为享誉全国的恶毒攻击事件，被枪毙。

　　我上初中时的母校，一个老师被他的学生红卫兵打死，屍体丢到男厕所的小便池里。所有老师的脸被塗上墨汁，在棍棒交加下，在男厕所门前排队，依次向不幸罹难的老师的屍体撒尿，一边还要说：“我们也一样，马上就来！”我在“我的老师观”一文中，本来写了此事，我怕引起天下的老师伤心，把这个情节删掉了。

　　人类真是善于遗忘啊！中华民族的空前绝后的大劫难，仅仅相距今天才三十年而已！竟然被遗忘得如此彻底！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如果一个学生刚刚考过，就把“吃鸭蛋”之事忘得干干净净，请问这样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将会如何？

　　一个忘记过去苦难的民族不会有未来！

　　发一个最高指示则举国连夜庆祝，有时“最高指示”来得晚些，小镇人半夜爬起来，燃火把，敲锣打鼓，惊得鸟儿腾空乱舞，有撞死在墙上的。

　　就在那种不可理喻的恐怖气氛中，大城市中往往不惜工本，把街道两旁的空白墙面上，刷满血红的红漆，有的还书上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到了下面县镇一级，自然没有这么雄厚的资本，向人造神表忠心就要考虑费效比啦，于是像碑应运而生。

　　小镇像碑建在镇中心广场上，那里本来是一个湖，五十年代填埋成土地。像碑设计成十几米高，七八米宽的正方体，外面敷石灰面，在石灰面上画人造神之像，一面头像，三面全身像。全身像中有一面是人造神，一面人造神与“神太太旗手”作二人转状，再有一面与是亲密战友在一起的。刹是壮观。

　　一直到1970年，两个亲密战友不知怎么掐起来了，如斗鸡然。羽毛乱飞中亲密战友突然败亡，悬谜至今。那个亲密战友事件来得如此突然，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亲密战友恐怕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魂逰外蒙荒原时，中国还有许多人，每日虔诚地恭祝他身体永远健康呢！自此后，赶快改绘，四面墙都是人造神啦。

　　像碑工程如此之浩大，又是在软地基上兴建，且工期紧迫，可难坏了革命委员会诸公。首先，所需数量巨大的砖从哪里找？那时日常砖的需求量极小，我所见的小镇，除了几家商店有几栋新屋之外几乎清一色旧房，十六七年之间，没人盖房，所以全县没有砖窑。灵机一动，事急从权，也不管资本主义尾巴不尾巴了，做出决议：恩准收购旧砖。现钱交易，来者不拒。于是，在劫难之初破四旧时，被砸得一塌胡塗的古墓，让手快的乡人发了一笔小财。

　　自此，全县大开挖墓取砖之风。因为各乡镇也要建像碑，解决无米之炊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坟砖。

　　按照当时革命理论，建坟被认为是四旧。贫下中农一个个苦大仇深，必定像杨白劳那样，过春节才可能偷着买上二斤白面，吃顿素馅饺子。平常都是吃糠嚥菜，不名一文。既然如此，贫下中农死后岂能有钱买砖砌坟地？所以，凡用砖砌坟者一定不是贫下中农，或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伪贫下中农，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样的人的墓，不挖更何待？再加上当时气氛下，祖宗观念本身就属于不革命的四旧思想。那些正宗的贫下中农看见祖坟被挖，竟没有一个敢出来保护自已祖坟的。你挖我的，我岂能不挖你的？甲挖了乙的祖坟，乙不敢反对。但私下乙必百计打听甲之祖坟在哪里？不管多远，荷锄前往，必尽歼之。万一实在打听不到，就随便挖，爱谁谁，决不空手而归。就这样，地面上所有用砖砌的坟墓，无论是地主还是贫下中农，所有祖坟皆被扫荡一空。此后，新建坟不敢用砖砌，皆用水泥浇筑，怕的就是刚下葬，会被人把砖取走，而弃尸荒野。

　　我常想，这是不是中国绞肉机文化的形成机制？

　　像碑建成后，全县各乡之人在很长时间里，建新房也用坟砖。这种房子远远地看去，就能和新烧制出来的砖所建房相区别，长时间埋在土中的砖是黄竭色的，与新制砖或灰或红截然不同。

　　挖坟之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形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行业：挖坟砖业。

　　有一个挖砖业的皎皎者，因收入颇丰。著名事例是：只要能买到高价肉，则出手阔绰，经常一买几十斤，当时很多人可是数月不知肉味的。如此大手笔，在小镇甚有名气。此公曾参加过“战美援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所以不怕死人。他有三个儿子，两辆板车，最大的儿子不过十四五岁，小的十岁出头。常可见两辆坟砖堆得高高的板车，此公驾一辆，三个儿子驾较小的另一辆，鱼贯而行。

　　乡人挖坟却怕死人，而坟中陪葬之类的意外所得，恰恰就在死人身边。他听说我不怕死人，数次相邀，答应每日工资5元，请我相帮，这在当时绝对是高工资。被我拒绝。还记得我的答复是：“如果一定要做贼，我宁愿去偷活人！偷活人起码还需要点勇气，能自我安慰一下。”

　　此后，他再未来相邀。也许我的话刺伤了他，那时毕竟年轻。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相同的问题，我必定是笑而不答，一个劲摇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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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如歌之二十二——一个南下干部的故事

　　“南下干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专属名词。定义是：1949年新朝建政前，随军过长江之军人或政工干部。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满族人，正是南下干部。不过，我见到他时，太不走运啦，正被批斗得死去活来之时。

　　1967年夏，去看小镇的肃清“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成果展。其中有一个宣扬“封”“资”“修”的反革命份子，是从北京出去的满族的南下干部。他的罪证有二：一是妄想复辟封建王朝，罪状是一张照片，那个干部站在一块高大的，下有螭龙的石碑旁，那石碑是他先祖的墓地；二是妄想成名成家，罪状是一部书稿，书名是“书林墨海”，是用毛笔字写的有关书法的著作。

　　我一看，大吃一惊，好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这怎么就是罪状呢？

　　我从小佩服字写得好的人。上学期间，我最怕去的地方就是“故宫”。那里，无处不在的铁划银钩，美仑美奂的字常常让我目瞪口呆。每次归去，吓得不敢写字，自惭形秽之心要延续很长时间。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偏远的小镇，能看到如此美丽的毛笔字，心中不禁泛起絲絲悲凉意。不久听说他刎颈自杀，幸亏没死。

　　过了几天，看到一个被绑在太阳底下晒的人。那时流行的做法是，在炎热的日子，把批斗的反革命份子绑在电线杆子上晒太阳。多穿衣服，甚至裹上棉被，从早晒到晚，不给水喝。那人胸前赫然挂着一块写着名字的牌子，姓名上打着红叉。正是那个写“书林墨海”的南下干部。

　　他的脖子上裹着纱布，纱布上有渗出的，已变为黑褐色的血迹。我走近，站在他面前。他正垂着头，也许听见脚步声，也许看见了我的脚，抬起头来，双眸血红，喘着粗气。我正采樵归来，身上背着水壶，想拧壶盖给他点水喝，身后猛然传来暴喝：“走开！走开！”

　　我连忙远避。囬首看见的是永世难忘的，血红的双眸。一滴水也没能给上，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歉意。

　　几个月后，偶然相遇，他向我点点头。本来，我对他一手如此之好的毛笔字，早就是满怀敬意，见状，忙用北京话说：“您好。”并点头致意。他一听，我说的是乡音，忙和我握手，就这样认识了。

　　他和我边走边聊，还邀我去他家。那时，他还未“解放”，还是“黑邦”，县级干部的架子自然也端不起来的。在好奇心的催促下，常去他家坐坐，聊得很开心。小镇就那么大，是很方便的。在相当熟之后，一天他让我看一张照片，正是我在成果展上看到的那张螭龙驮石碑的照片。

　　他祖上很是风光过。祖上入关，一直随军打到云南，并因军功做到什么将军衔。死后墓地就留在了云南。照片上螭龙所负石碑即将军之碑。之后他的家族就在北京安享了二百年衣食无忧的岁月，安逸，但再没有出过做官的人。

　　辛亥革命之后，满人月例取消，他家生活一下陷入绝境。父亲开始以拉洋车为生，等到他成年，子承父业，也拉洋车。48年底，北平合围之前，他二十出头，已干了几年洋车夫。

　　当时风声很紧，有一趟出城的活，别人都不敢去。他仗着年轻，又贪价钱高，就揽下了。出西直门不远，被八路拦下，客人抱头鼠蹿，留下他，动员入伍。就这样，加入了八路。之后，也没囬家就随军南下，几年后才和家人取得联系，家人还以为他遭不测了呢。

　　他一枪未放过，只是跟着走，过长江到了我的故乡。随后，转地方，当干部，被打倒前，64年官拜“从七品”。“从七品”是他家族二百年间之盛事，于是去拜谒云南先祖墓，留下相片，也留下祸端了。

　　他从小就喜欢写字，在做车夫等活儿时，就用树枝在地上不停地写。当干部后，更加有闲，所在单位的报纸，他一个人包原儿啦，全部用来练字。由是毛笔字日见精进，于县府间小有名气。尤为难得的是，广泛收集资料，立志写一部有关书法的字典，讲解每个字如何安排才美。我只在“成果展”上看了几页，写的真是好极了。如果出版了，我肯定会买一本放在案头，随手翻阅的。

　　不幸的是，这样一部几乎要完稿的书法著作，竟然被付之一炬，再也找不囬来了！一个民族怎么会如此热衷于毁灭美好的东西？！

　　没过多久，他“解放”了，又是个县级干部啦，一个樵夫自然不宜去县级干部家坐的。此后邂逅，点头而已。

　　几年之后，我在一个大村子中干活。晚间，村里的祠堂中召开批斗四类分子大会，干活、睡觉之地点就是批斗地点。

　　既定的批斗程序展开：四类分子胸前挂着铁絲吊着大木牌，上书人名，人名墨写，人名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被批者跪倒在地以示认罪，双手高擎以示投降，雄纠纠的民兵端着步枪站台，杀气腾腾，八面威风。对被批者又打又骂，口号声震耳欲聋。我赫然发现，批斗会的主持者正是此公。他是工作组组长。

　　我站在祠堂外的水塘边，尽量离噪声源远些。寂静的夜晚，疏星点点，月在云间流动，眼前随着月的流动，浮动着那永世难忘的，血红的双眸。唉，夫复何言！

　　当人去祠堂空，我进去睡觉，和他不期而遇。他惊讶这次邂逅，和我握手，邀我明日共歺，我客气谢绝。

　　前几年，岳父大人去世，我囬了趟故乡。去拜谒岳父大人墓地的路上，我看见了书林墨海作者的墓碑。他原来也走了，人生如梦啊。

　　我采撷几朶\野花置于他的坟前，双手合什，怀念他那手绝佳的毛笔字和那永世难忘的，血红的双眸。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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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如歌之二十三——一个地主遗孀的故事

　　在吃罗卜干的二十来天里，我很快就与同住楼板的地主遗孀一家混得很熟了。那个女人极瘦。最显眼的特征是脸上皱纹少而深，少，是说皱纹的条数少，一根根清晰可数，深，是说皱纹比一般人的皱纹要深得多。不管什么时侯，她只要说话就未曾开言先一笑，由于五官过分集中于脸的中央，整张脸看起来怪怪的。她有一句口头禅：“姊妹”，这是乡人年长女性的口语中，对他人，并不限男女的昵称。不过她使用的格外多，几乎言必称“姊妹”。

　　南方号称锦绣江南鱼米乡，不像黄土高原那样穷苦，一般农民生活还过得去，手脚勤快点的过得还挺好。她家原本是自耕农，住在另一个圩镇上，家中有几亩田，自耕自食到也衣食无忧。

　　在土改前两三年，她丈夫因赌场上的狐朋狗友引诱，染上了鸦片瘾，越来越懒，不愿种田，就把自种的几亩地租出去了。这种情况在土改时一般称作“小量士地出租”，政治待遇大体等于中农，是团结的对像。

　　其夫好赌，与一个赌友相交甚欢。那人是乡间远近闻名的泼皮，两人日日在赌场厮混。土改前，两个“朋友”因为赌债，反脸成仇。

　　土改队进村，泼皮一无所有，自然成了革命依靠的根本力量。土改队主要是南下干部，对地方上的事情两眼一抹黑。一天，要泼皮带路去抄一户地主的家。去抄家的一行人，恰巧路过已成仇人的“朋友”家门口，泼皮灵机一动，指认“朋友”家即是地主家。南下干部大手一挥，“抄！”。

　　她丈夫正躺在床上养神，忽听家中动静大，出来看，一眼看穿是泼皮在使坏，气不打一处来，抄起扁担，“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两人打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混战中，她丈夫抡扁担打泼皮，不料正砸在一个干部头上。

　　土改工作队当场将此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赶来增援的民兵不由分说，把他丈夫五花大绑，押走了。两天后，枪毙地主，任冤枉叫得震天响，她男人还是稀里糊塗也一块枪毙了。她就这样，成了全世界最窝囊的“地主遗孀”。

　　之后，她家的成份也就错就错，由“小量士地出租”改为地主啦，那几亩地被没收。而那户本当被抄家的地主，莫名其妙躲过一刼，突然又由“地主”变成了“小量士地出租”。

　　土改抄家时，地主是要被扫地出门的。所谓“扫地出门”即只准穿身上的衣服，不准带任何行李，永远离开这个曾经是家的家，此后，这个家中的任何物件不再属于被扫出者了。由地主变成“小量士地出租”，自然，家也不用再抄啦，也不用扫地出门了。那户幸运人家的儿子，头上没有载上那顶万刼不复的帽子，后来，还在县里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官。这份不可思议的千古奇遇，一时在小镇上传为祖宗积德救难之美谈。

　　那个泼皮由于立了一功，还得了一张“官票”。人民公社成立后，一直当队干部。只要言及此人，“地主遗孀”咒骂的语言就如重机枪的子弹般喷射而出。

　　扫地出门之后，“地主遗孀”带着还在吃奶的儿子一边乞讨，一边捡破烂，总算活下来了。

　　在儿子几岁时，她嫁给了一个“战美援金”后复员的兵，大家叫他“驼背”。他因伤，腰总是弯着，直不起来，也丧失了生育能力。但分配了一个铁饭碗，在某圩镇的国营饭店里当厨师。这是一个极令人称羡的工作，不要钱和粮票就可以敞开了吃饭，工资和口粮都可以全额拿囬去养家。因为伤残，家属也可以由农民转为居民。就这样“地主遗孀”也由农转居啦。只是她在求生时捡破烂，捡成了一种嗜好，再也改不掉了。我认识她之后，只要碰上，她永远目光遊移四顾，捜寻着地上可捡的东西，永远背着一个破布口袋，装着拣来的破烂。我敢肯定，她捡的东西中有一大半，绝不会有人收购，一文不值。

　　按常理推测，我认识她时，已没有再捡破烂的必要，“驼背”每月工资大抵可以养活一家。此外，“驼背”每月休假还要担一担东西囬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挂面。“驼背”在饭店煮面条。每碗扣一二钱面条，一个月就能积累不少，都担囬来。她家好像一个业余粮店，往往邻居花“异价”向她买挂面。

　　最奇怪的是，似乎捡破烂也具传染性，他丈夫“驼背”居然也有此嗜好，休假就上街去捡破烂。前几年囬乡，我吃惊地发现，夫妻二人依然健在，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服，前后脚捡破烂。两人都年踰古稀啦，是不是捡破烂有益健康，可以益寿延年？殊不可解。

　　她所有的心血都给了儿子。她儿子瓜子脸，身才修长，一股弱不禁风的架势，毫无男人气慨，更像个小姑娘。“地主遗孀”非常着急，这是她一生希望之所系。见人就说：“我小崽吃了苦，身板搞坏了，要多补补。”

　　在吃罗卜干时，楼上时常飘着诱人的炖鸡的香味，那是炖给他儿子吃的。为了儿子，她家养了一大群鸡，涨水都搬到了楼上，搞得满楼都的鸡屎臭。她儿子从不叫她“姆妈”，唤妈妈是以“喂”代替。尤不可理解的，对人称其母为“贼婆”。动辄“贼婆”如何如何。我惊讶问他儿子，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已的生母？此公嘴一撇，一脸不屑，说：那个贼婆最坏。水退后不久，“姆妈”就替他娶了媳妇。

　　八十年代中期，我囬老家，碰到了那个称其母为“贼婆”的儿子。但见他梳个四五十年代流行的，油光四亮的“大背头”，西服革履，提一个皮包，唯有瘦弱依旧。缠着我替他介绍生意，称开办了一家公司，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大把公章给我看，上书吓人的名字。我几乎失声大笑，此公真是个典型的皮包公司啦。

　　那时正是皮包公司流行期，有漫画画着，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立个幌子，上书“宇宙冰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