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我坐在黑色的椅子上 随便翻动厚厚的书籍 也许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暗自等候你熟悉的脚步 钟声仿佛在很远的地方响起 我的耳朵痛苦地倾听 想起去年你曾来过 单纯、固执，我感动得大哭 ——柏桦：《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节选）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文字书产生了厌倦而迷上了“图书”，从朱德庸、蔡志忠、康笑宇、何立伟、魏克到最近红透半边天的几米，每次逛书店都要买上一两本。这些图片有的只适合于无聊时解闷，有的则可以细细咀嚼，但大多读完就扔，没有多大的保留价值。少数几种则是要好好地供在书架上的，它们有的是友情的见证，有的不仅给我感官上的愉悦，而是心灵上的启示。丰子恺的作品属于后者。他的简洁的造型和朴实的风格，看似不起眼，却能给人无尽的遐想，真正做到了艺术上的“少就是多”。 凑巧的是，柏桦曾经表示过他最喜欢的文人是丰子恺。“他有淡泊、隐士的感觉”，“但他也很成功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文人，具备中国文人的很多美感”，“从人到文到形象都非常好”。（凌越：《小诗中自有乾坤——柏桦访谈录》，见《书城》2002年第3期）从表面上看，柏桦要达到丰子恺那样的高度还有不短的距离。然而，“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如果我们相信普鲁斯特这一论断正确，那么我们又会觉得要弭合这个距离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它淡化了世俗因素而更注重精神能力。这一点正好是柏桦诗歌之优势。即使生活中的小市民柏桦普通寻常，但只要他回到诗歌中，就没有任何事物能挡住“更深刻的‘我’”的光芒。 诗歌里的“柏桦”总给人一种“孤儿”、不第仕子或前朝遗老的形象，不大适合生活在20世纪和21世纪，而应该回到古代。套用他的诗歌标题来形容，是“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他的气质相当复杂，综合了尖锐、平和、澹泊、哀惋、忧虑等因素，表现在创作上，就构成了《冬日的男孩》、《在清朝》、《望气的人》、《琼斯敦》、《表达》、《幸福》等等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差异颇大的文本。可以把阅读柏桦当作培训艺术敏感力的途径，在阅读中，各种细致入微的滋味会主动撩拨你呆板的神经。 柏桦是某一意义上的大师，90年代以后，尽管他极少再提诗笔，但他的影响仍与日俱增，任何一篇关于当代诗歌的文章都把提及他作为荣幸。北岛在一篇访谈里说，他在美国大学用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张枣的《镜中》等作为教材。（北岛：《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见《书城》2003年第2期）钟鸣甚至认为这个时代没有败作的诗人，只有柏桦和张枣。（《旁观者》，第914-915页，海南出版社）这话说得大了一些，考虑到钟鸣和柏桦、张枣的交情，倒也还可以理解。不过确实可以这么说，一个能够读懂柏桦诗歌的人无论进入任何阶层，都不会让别人失去尊重。 柏桦身后的尾随者数目不少，有的是真心喜爱，有的则另有所图，面目模糊。“真快呀，一出生就消失。”（《夏天还很远》）这个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句子，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不乏模仿者。这也怪不了那些后来人，毕竟，它太出色，涵盖了整个人类对时间的恐惧和对命运的感叹。只是低浅层面上的“柏桦诗歌学习班”学员众，得真传者寡。批评界亦如此，在大量对柏桦的论述中，除了程光炜、凌越、敬文东等人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我没有读到过更多具有新意的论调。文人们多是互相重复，甚至自相重复。一本“专著”读完，好像是对另一本的“复习”，而且毫无创见之作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表、出版，这在中国永远都不是值得吃惊的事情。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评论家在其号称“以雄健的理论思辨功力，集历史宏观把握与艺术微观透视于一体，其阐释高屋建瓴而又生动精辟”的著作中论及柏桦诗歌，不仅缺乏新颖的见地，还避重就轻，津津乐道柏桦当年的某些未经考证的“花边新闻”。这个评论家在同一本书中谈及诗人钟鸣，竟一会而“钟鸣”一会儿“钟明”，令人怀疑他是否真像其著作里所表白的那样见识过而且研究过钟鸣。起初我以为那是一时笔误，但我在翻阅其另一本著作时，发现他仍然写成了“钟明”。这部著作最近获得了一个据说是“取法于诺贝尔奖”的文学奖，尽管我这并不影响该书的整体高度，但是与诗歌相关的这两处“瑕疵”，仍无法不令我的好感大打折扣。 还有更荒谬的——有的评论家和“准评论家”因为柏桦作品量日渐减少而将其定义为80年代诗人，进不了90年代。用十年二十年之类的时间长度来衡量艺术品的价值是不是太功利了一些？柏桦早就说过了：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现实》
我曾经以为写柏桦是容易的，因为我读他的时间超过10年。从1990年接触到《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诗歌大展资料以及诗坛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开始，柏桦就成为我阅读中无法绕过的碑石。尽管他在我心目中的“诗人座次表”上排名不是很靠前，然而如同程光炜先生所言：“有一个时期，柏桦是一个不一定写得最多，但却是最难以遗忘的诗人。”（《不知所踪的旅行》，见《岁月的遗照》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坚持》的短诗向柏桦致敬。我把柏桦当作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希望他去“隐居”，“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并引用了他的名句：“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
如何描述这份感受？关于理想 自我、内心隐秘的病因 比如一张纸，别人关注上面的字迹 而我只醉心于边缘的空白
这是宿命。赝品时代的写作 事件的真相与虚伪被合法遮掩 当你阅读，薄薄的纸面上 堆放着多少被称为“思想”的垃圾
世俗将会做出解释：为什么 我还没伸手，大风已翻动书页 我想迈步，别人便在目的地招手 我一哭泣，手帕就飞上天空 “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
是的，我应该是在恋着 一个遥远的梦想，一本过去年代 朴素的书。回忆录的撰写者逝去了 有人匆忙临摹他的背影 另一些人从烟雾中站起身来
所有的工作，是在空白处寻找一个关键 词语，这是否无谓的徒劳？ 爱惜羽毛的人，灵魂卷起它的锋刃 不合时宜的人，请隐居 请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
《坚持》在《星星》上发表之后，被好事者转贴到网络上，引起大批网友共鸣。但也有“知情者”说我“表错了情”，说柏桦早已经沦为一个平庸世俗的自由撰稿人，哪里还肯“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我对这样的“好心提醒”总是不大领情——这些琐事也值得去考证吗？我尊敬的是诗人柏桦的作品中的精神，而不是成都市民柏桦数十公斤的肉体。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另一个网友提供的信息——1998年3月8日，柏桦喜得贵子，取名柏慢。 在这个什么都崇尚“快”的年代，某些东西还是慢一些为好。
尚义街六号房客
青鸟 看看我 又看看暴雨
雨越下越大 闪电湿淋淋地垂下
青鸟 突然飞去 朝着暴风雨消失
一阵寒颤 似乎熄灭的不是那朵火焰
而是我的心灵 ——于坚：《避雨的鸟》（节选）
于坚已经成为一面“旗帜”了。套用娱乐圈颁奖晚会上的一个流行词，是“实至名归”，像歌坛的刘欢。我不知道于坚本人是否喜欢这个类比，因为我据我了解，他更欣赏崔健。但于坚比崔健更“坚挺”，崔健进入90年代后，锐气一日不如一日，而于坚的棱角则日益峥嵘，无论是才智还是日常表现，都堪称中国诗坛少数几个能够贯穿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人之一。 和几乎所有同龄人一样，我最初接触到于坚的作品是他创作于80年代的《作品39号》、《尚义街六号》、《很多年》等被人们广为传诵的篇章，它们与《有关大雁塔》（韩东）、《你见过大海》（韩东）、《中文系》（李亚伟）、《卡尔·马克思》（尚仲敏）、《瞄准》（京不特）等一道，把诗歌从“朦胧”艰涩造作中解放了出来，显得率性、自然，有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无疑是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出入其间者表现出来的贫穷中的乐趣令人向往不已。2001年10月，我去西双版纳旅游经过昆明时专门去找了一趟，遗憾的是在原址我只看到一排卖窗帘的低矮店铺。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意，它更相信钞票。 我买过于坚的两本诗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于坚的诗》。前者是自费出版，用作者的话说：“乌鸦”通过邮局一只只地飞往全国各地。后者是于坚第一本公费出版的诗集，印数5000册，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基本有售。于坚的“处女诗集”《诗六十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也是自费，但当时我“熟悉”的诗人只有徐志摩和席慕蓉，对“第三代”诗人闻所未闻，自然无从邮购了。当我“熟悉”了于坚而起邮购之心时，《诗六十首》早已售罄。一个成就卓著的诗人，从自费到公费，竟然经历了十一年的历程，诗歌在“诗之国”的地位如何，这一过程可供参考。于坚的散文要走运得多，好像没有自费的记录。1997年出版的《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和1998年出版的《人间笔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他在散文界找到了一张“虎皮交椅”。近几年更是频频出书，俨然“诗文双栖”，2004年更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次性推出5大卷《于坚作品》，也许是因为过于昂贵，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在书店斟酌良久，还是没有掏出钱包。 作为诗坛所谓的“民间立场”领军人物，90年代中期以后，于坚大有搬出“尚义街”的苗头，国内国际诗歌界的重大活动时常闪烁着他矮壮的身影，作品发表后也不难听到喝彩声。神秘人士百晓生在《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中说于坚“时时有并吞中原之心，其手下豪杰遍布华夏，一日起事，当能一统河山”，绝非捕风捉影。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人呼于坚为“云南王”了，其80年代的《怒江》、《南高原》等诗歌就暗含着一种大气与霸气。
大怒江在帝国的月光边遁去
披着豹皮 黑暗之步避开了道路
它在高原上张望之后
选择了边地 外省 小国 和毒蝇
它从那些大河的旁边擦身而过
隔着高山 它听见它们在那儿被称为父亲
它远离那些隐喻 远离它们的深厚与辽阔
这条陌生的河流 在我们的诗歌之外
在水中 干着把石块打磨成沙粒的活计
在遥远的西部高原
它进入了土层或者树根
——《怒江》
这样的诗意，与后来《0档案》的身架庞大而内容琐碎截然有别。只不过当时只流行“pass”而不大注重位置的高低，因而各种风格相安无事。1999年的“盘峰论争”使得中国诗歌一下子出现了“分水岭”，一边是“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是“民间立场”，两派诗人在这一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各取所需，一改当年的“只破不立”为“既破（别人）且立（自己）”，直逼得另一批不甘寂寞的诗人冥思苦想出了个毫无创意的“第三条道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见两种写作观念隔阂之深，两派人马对峙之严重。其实这又何必呢？诗歌不是小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办一切，否则人类只需一个荷马或一个莎士比亚就已足够。我不喜欢于坚在这场论争中的表现。不是说他没有道理，而是说他没有必要如此主动地掺入此类纠纷。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会在乎流派和世俗地位，小海在一封信里这样对我解释“领袖”：衣服的领子和袖子是最脏的。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散漫者的“扎堆”情结》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些热衷于命名的诗人具有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不管他是否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而在散文集《人间笔记》的后记里，于坚这样说：“我的写作是交代。……交代的结果，将是使我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似乎有不把文学史当回事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于坚只是不在乎现存的、他认为腐朽的文学史，他“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只是为了进入另一种文学史，仍然没有脱离“史”的情结。诚然，能在自己所满意的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没什么不好，只是，诗人在写作时能否少想一些“文学史”什么的？ 事实上，1994年以后，我对于坚的兴趣就逐渐淡薄了，《0档案》和《飞行》都没读完，也许是性情所限，我不大容易接受那样的庞然大物。我喜欢《作品39号》、《作品52号》、《罗家生》、《尚义街6号》等简洁平实的于坚，也喜欢《避雨之树》、《避雨的鸟》、《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严肃自省的于坚，以及《灰鼠》、《啤酒瓶盖》里开朗幽默的于坚。朵渔曾寄过一本《大家》来，说上面于坚的诗《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退去》十分优秀。短短数十行，我读了好几遍都读不完，费劲，跟不上那种“豪气干云”的节奏。我还在一家书店站读过《便条集》，大64开本的“口袋读物”或“袖珍图书”。此书各篇张贴在网上时捧场者甚众，我仍不是很乐观地面对它。这是一部半成半败之作，成功的一半发人深省，不成功的那一半过于随意、缺乏深度，的确像“便条”。如果作者不是于坚，我怀疑这些句子结集成书的可能。想起他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序言中说杨克和非亚70年代末就办《自行车》这一随意性的误会（实际上《自行车》创办于1990年），我就理解了于坚写“便条”时的自在。我一度想给于坚打电话谈谈我的阅读感受，但终于没有。 而即使是仅凭一首诗也足以挽救一本书：那一年最震撼我的诗歌也出自《便条集》。有一节写的是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作朋友，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一切，如电话号码、初恋情人、当过小偷写过匿名信等等，甚至连自己老婆都不知道的隐私也全盘托出。诗人最后漫不经心地说：有朝一日，这一切都会成为“坦白从宽的资本”。真是“一文读罢头飞雪”——
他们彼此视为朋友 他告诉他 他家的电话 供出他的初恋情人 （对老婆也是保密的） 他到他家来 抽烟 看电视 使用 卫生间和剃须膏 经过卧室 偶然看见他的床头柜上 扔着短裤 是花布做的 他们促膝交谈 大骂某某 互相交代昔日的罪过 他当过小偷 他写过匿名信 离开时 他顺便带走一包牛肉 他们肝胆相照 心心相印 死党 铁哥们 兄弟 为的是有朝一日 这一切 都成为 坦白从宽的资本 ——《便条集》
顺便罗嗦几句，关于友情的文学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一则“便条”，还有苏童的小说《星期六》。写的是同在一个城市上班的男人小孟和老漆在火车上相遇，在下车时小孟得到老漆的主动帮助而致使两人相识。成为朋友后，老漆对小孟一家的热情一如既往。每逢周六喜欢到小孟家里闲聊，并常主动义务帮忙，从修钟表、通下水道的小事到调动工作的人生大事，令小孟夫妻感激不已。老漆的来访逐渐引起小孟妻子宁竹的反感，终于有一天，老漆来敲门，宁竹与小孟装作不在家而故意不开门。在老漆失望地离去时，突然看到了正从窗口探头出来查看他是否已走远的宁竹。后来老漆再也没到小孟家里串门。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他们后来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有过一次重逢，只不过小孟是上车去外地出差，老漆是来送客，送一群来自东北的客人，小孟猜想那是老漆新交的朋友。小孟断定老漆看见了自己，老漆的目光好几次从他脸上扫过。但他还是故意把他遗漏了。小孟羞于跟老漆打招呼，他一直埋着头，一边偷偷观看老漆，一边焦急地等待火车启动。火车启动了，他看见老漆在月台上挥手，小孟知道他不是在向自己挥手，他是在向他的东北朋友挥手。” | 
发表于 2007-5-28 14: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