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从铅笔入手学经济

 暑期的时候,克成来信,说他和几位年轻同道,以铅笔之名结社研究经济。铅笔不过是平常之物,远离经世济民之道,从来不是热门话题。研究经济,为什么要从铅笔入手?他们的《成立辞》说,“从真实世界的一支铅笔出发,解释经济,这是源自亚当·斯密的传统”,“我们谨以铅笔为名,成立经济研究社,来表示对这种伟大传统的致意和学习”。实在说得好,忍不住要谈谈我的感受。
     不记得斯密研究过铅笔。不过从真实世界里最平常的现象出发,却的确是源自斯密的伟大传统。翻开《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开首就是一家英国扣针制造业的小工厂。斯密的实地观察入细入微:10个工人,稍加分工,配以简陋的设备,日产扣针48000枚;要是不分工,“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就是说,生产率因简单的分工而上升了240倍甚至4800倍!
      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是这样开篇的。不是概念,不是思辨,也不是真假难辨的奇闻,而是任何人都不难观察到的普通现象。没有深奥的术语,更没有花拳绣腿,就是用明晰优雅的英语——而不是当时英国的饱学之士喜欢的拉丁语言——娓娓道来。斯密抓住的现象是如此平实,以至于根本无须交代“我见过的这样一个小工厂”的种种细节,而是单刀直入,直面真实而又高度简化的分工现象。是的,只有最普遍的现象才可以这样处理,在工业化时代已经来临的英国,这样的小工厂随处可见。
      然后才开始阐释。为什么分工可以成百上千倍地提升生产率?为什么妙不可言的分工本身受制于市场规模?市场究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要货币?商品到底是怎样成交的?什么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的市场之价如何形成,又如何分配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然后是资本与资本的积累,然后才是……
      不容易相信,如此洋洋大观、被称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同时也是整个时代的一部呕心之作”的划时代经济学著作,就是从一个简单现象出发的。后人讲到斯密,不是“看不见的手”,就是“自利和理性”。对吗?不好说错——斯密理论的核心正在于此。但是少有人问:斯密的理论到底是解释什么的?更少有人想:离开了那可观察的现象,理论犹如脱离身躯之魂,还那样容易被理解和掌握吗?
      第一次读斯密这本巨著,是1973年在黑龙江完达山。那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的早年译本重新校订后的新版。家父从上海买到后邮寄到我那个没有电灯的山中窝棚。翻开来,卷首照例是批判性说明,可以不理会的。毕竟公开出版了,也许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启发过马克思的,当局再“左”也不好意思禁止吧?一页一页读下去,仅有初中程度的我也被这本书吸引。不可能完全懂——我读书的时候,和师父两人在山中狩猎为生,差不多样样自给自足,远离分工协作的工业文明。
      不过正是现象的反差给我问题:师父样样能干,连肥皂和猎枪子弹都可以做出来,为什么还是穷到每件衣服都打上了补丁、过着远比我远在城市的父母——他们只懂一点专业工作——还要贫穷的生活?更要紧的是,师父告诉我说,几十年前,当地人可以赶马爬犁到俄罗斯以货换货的时候,诸多营生倒是无须亲力亲为的。这难道不是说,斯密关于“市场扩大引发分工深化”的发现,也可以反过来用——狭窄的市场容不得分工,再“大干苦干”,也无从提升生产率并摆脱令人绝望的贫困?
      是的,理论可以翻来覆去地用。可是,怎样用也要面对现象。从这一点看,斯密传统的第一要义还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永远把“看不见的手”——理论是也——作为对“看得见的现象”的阐释。思维注定要受到现象的约束,后者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阐释现象的理论,即使达到了“终于被发现的规律”的至高境界,也一定源于观察、并始终要受可观察现象的检验。
      历史说,坚持斯密的传统不容易。学术潮流转来转去,有偏离,有背弃,也就有人要求“复古”——回到斯密的伟大传统。1958年,美国人里德(L. E. Read)发表了题为《我,铅笔(I, Pencil)》的文章。这篇优美的经济散文,以一支铅笔的名义,引人入胜地自述了来历和家谱,告诉读者正是自发的市场过程,才自如地协调了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以难以想象的生产效率源源不断地把铅笔生产出来。
      很明白,《我,铅笔》高举的是斯密的旗帜。正是因为这一点,弗里德曼赞扬这篇文章说,“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这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也阐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在传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义,而这些信息“将使个人毋须他人告诉他们做这做那而自行决定做可欲的事情”。
      不少人像我一样,是通过弗里德曼的评价才知道铅笔妙文的。可是,我一直没有读过原文。直到2001年的一天,我在薛兆丰的网页上看到秋风先生翻译的原作,才知道它比弗里德曼高度评价的还要好很多!征得译者的同意以后,我把这篇文章放到自己在北大开设课程的阅读文献的单子里,从此每学期第一堂课必讲铅笔,也一定要求同学读铅笔文。
      我认为这篇文章不仅坚持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立场——这一点重要——而且坚持了斯密研究方法的伟大传统,这就是任何理论一定要从普通、平常的现象里求。其实,无论是斯密的制钉小工厂,还是里得的铅笔,都是“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小现象。无须隆重其事,也不要大笔研究基金,只要愿意睁开天生的肉眼,观察一番、打量一番我们的周遭,就有多少学习经济的好题材,又有多少研究经济的好题目!
      出发点重要。很喜欢《经济解释》里的一句话,“科斯和我都认为,最蠢的就是试图解释不存在的现象”,只有张五常才讲得出这样透彻的话,差不多点到形形色色时髦潮流的共同病根。试试找一支铅笔来免疫吧!要自己的铅笔喔——亲力亲为、直接观察、亲自调查、不假手于人而得到的一个实例。不是说二手材料不重要,理论不重要,推理能力和想象能力不重要。统统重要。问题是,没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什么也谈不到。
      最后向读者介绍谁是克成。他姓周,1981年生于云南,念到中学就去广州打工。后来有心学经济,2003年到北京,在北大西门外餐馆刷碗,工余时间旁听北大的课程。他终于自学成才,今天是搜狐网的经济编辑。

我,铅笔

——讲述给里德听的我的家谱
伦纳德·里德,秋风译
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本文写的导语

我是一支铅笔——最普通的木杆铅笔,只要是能读会写的男女老少都最再熟悉不过的铅笔*

 

写字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是我的全部工作所在。

 

你肯定有点奇怪,我干嘛要搞一个什么家谱。好吧,我来解释一下,嗯,首先,因为我的故事很有趣。其次,我是一件神秘的东西——要比树木、比日落、甚至比闪电要神秘多了。不过,很不幸,那些用我的人把我看得平淡无奇,就好象我完全是自己钻出来的,一点背景都不需要。这种目空一切的心态把我归入大路货的档次。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痛的错误,而如果人们一直犯这种错误,难免会出乱子。因为,博学的G. K. Chesterton曾经说过:“我们会因为缺乏好奇而毁灭,而不会因为期望奇迹而毁灭。”

 

我,铅笔,尽管看起来平平凡凡,但是也值得你探索和敬畏,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事实上,如果你能理解我的心——唉,这对不管什么人来说,恐怕都是过高的要求——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我可以教给你们一些深刻的教训。而且我教给你的教训,要比汽车、飞机或者是洗碗机还要深刻——这恰恰是因为,我看起来是这么地简单。

 

简单?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了解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听起来实在有点荒唐,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得知,在美国,每年要生产15亿支我,就更荒唐了。

 

把我拿起来仔细端详一下,你看到了什么?没有多少东西——也就是些木头,漆,印制的标签,石墨,一丁点金属,还有一块橡皮。

 

数不清的前身

 

你不能把你的家族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同样,我也不大可能叫得出我的所有前身的名字,并对其作出解释。不过,我想尽可能地列出来,让你对我的背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有个认识。

 

我的家谱得从一棵树算起,一棵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和俄勒冈州的挺拔的雪松。现在,

你可以想象一下,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用于砍伐和把雪松圆木搬运到铁道旁的各种设备。再想想制造看法和运输工具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数不胜数的技能:开采矿石,冶炼钢铁,再将其加工成锯子,轴,发动机;要种植大麻,经过复杂的工序将其加工成粗壮的绳子;伐木场要有床铺,有帐篷,要做饭,要消耗各种食物。哎呀,忘了说了,在伐木工喝的每杯咖啡背后,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劳作!

 

圆木被装船运输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莱安德罗。你能想象得出制造平板大卡车、铁轨、火车头的那些人,和那些修筑和安装送我到那里的整个交通体系的人们吗?这无数的人,也都是我的前身。

 

想想圣莱安德罗的木材加工厂。雪松圆木被切割成铅笔那么长的薄板条,只有1/4英寸厚。要在烘干炉内将这些板条烘干,然而,涂上颜色,就像妇女们往脸上涂脂抹粉一个道理。人们喜欢我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不喜欢我煞白的模样。板条上蜡,然后再烘干。制造颜料,烘干需要的热量,照明,电力,传动带,电动机,一家工厂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多少技能? 工厂里的清洁工也算我的前身吗?不错,还应该包括那些向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电站大坝浇铸水泥的人!因为,正是这些发电站向工厂供应了电力。

 

不要忘了那些或早或晚在薄板条穿州越县的运输过程中——每车装60吨——出了一份力的人们。

 

现在,到了铅笔制造厂——这样的工厂在机械设备和厂房建筑上要投入400万美元,这一切资本,都是我的生身父母们通过省吃俭用才积累下来的。一台很复杂的机器在每根板条上开出八条细槽,之后,再由一台机器在另外的板条上铺设笔芯,用胶水粘住,然后,放到其他的板条上面——可以说,做成了一块笔芯三明治。再由机器切割这“牢牢粘在一起的木头”三明治,我跟七位兄弟就诞生了。

 

我的“铅笔芯”本身——它其实根本就不含铅——就相当复杂。石墨开采自锡兰。想想那些矿工和制造他们所用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制作用轮船运输石墨的纸袋子的工人,还有那些装船的人,还有那些造船的人。甚至,守护沿途灯塔的人也为我的诞生出了一把力——还有港口的领航员们。

 

石墨要与产自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混合,在精炼过程中,还要用到氢氧化铵。然后,要添加增湿剂,比如经过磺酸盐处理的油脂——这是用动物脂肪与硫磺酸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经过一道又一道机器,这些混合物最后看起来是在源源不断地挤出来——好象是从一台香肠研磨机中挤出来似的——按尺寸切断,晾干,再在华氏1850度的温度下烘烤数个小时。为了提高其强度和顺滑性,还要用一种滚热的混合物处理铅笔芯,其中包括固体石蜡、经过氢化处理的天然脂肪和产自墨西哥的大戟石蜡。

 

我的雪松木杆上涂了六层漆。你知道油漆的全部成分吗? 谁能想到蓖麻子的种植者和蓖麻油的加工者也是我的前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确实都是。啊,仅仅是把油漆调制成一种美丽的黄颜色的工序,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的技巧,就数不胜数了。

 

再看看标签。那是炭黑跟树脂加热混合而形成的一张薄膜,请问,你知道怎么制造树脂吗,你知道炭黑是什么东西吗?

 

我身上的那点金属——金属箍——是黄铜的。想想那些开采锌矿石和铜矿石的人们吧,还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能,把这些自然的赐予物制作成闪闪发光的薄薄的黄铜片的人们。金属箍上的黑圈是黑镍。黑镍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在我的金属箍的中间部分没有黑镍,光这个问题,就得用上好多页纸才能回答清楚。

 

然后就是我那至高无上的王冠,在该行业中被人很粗俗地称之“塞子”,就是人们用来擦除用我犯下的错误的那个东西。起擦除作用的那种成分叫做“硫化油胶”。看起来像橡胶一样的东西,是由荷兰东印度群岛出产的菜籽油跟氯化硫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橡胶则仅仅起粘合的作用。在这儿,需要各种各样的硫化剂和催化剂。浮石产自意大利,给“塞子”上色的颜料则是硫化铬。

 

无人知晓

 

现在,还有谁对我前面提到的这种说法不服: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完整地知道如何制造?

 

事实上,有成百万参与了我的诞生过程,他们中没有谁能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你现在会说,我也扯得太远了,竟然把遥远的巴西的咖啡豆采摘工和其它地方的粮食种植者,也跟我的制作过程扯到一起。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不过,我仍坚持我的说法。在这成百万人中,每个人,哪怕是铅笔生产公司的总裁,所作出的贡献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实际知识(know-how)。从实际知识的角度看,远在锡兰的石墨开采工与俄勒冈的伐木工之间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实际知识的类型不同。不管是矿工还是伐木工,所作出的贡献都不比工厂中的化工师或油田工人——石蜡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更多。

 

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油田工人或化工师家,或石墨、粘土开采工,或者是制造轮船、火车、卡车的人,或者是操纵机器生产金属箍上的滚花的工人,或者是铅笔制造公司的总裁,所有这些人,都不是由于本人需要我而干自己的那份工作的。很可能,他们每个人对我的需求都不如一年级小学生更殷切,事实上,在这无数的人中,有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铅笔,也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铅笔。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他们的动机也许是这样的:这成百万人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他可以因此而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来换取自己需要或短缺的物品和服务。在这些需要中,可能包括我,也可能不包括我。

 

无人主宰

 

还有一件事就更令人称奇了:并没有一个主宰者来发号施令,或强制性地指挥生产我的这无数的生产活动。一点都没有存在这种人物的迹象。相反,我们发现,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在前面提过的神秘的东西。

 

据说,“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树”。为什么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自己不可能造出一棵树来?事实上,我们甚至是否真能把一棵树说清楚?恐怕不能,我们只能描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我们可以说,某种特定的分子结构表现出来就是一棵树。然而,在人类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些人,有能力记录,更不要说指挥使一棵树获得生命的分子的持续变化? 这样的壮举,可实在是无法想象!

 

我,铅笔,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树,锌,铜,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大自然所显现的种种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非凡的奇迹:人的种种创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万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自然地、自发地整合到一起,从而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在这各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人来主宰!只有上帝才能造树,因此我也坚持,正是上帝,才造出了我。人是不可能指挥这成百上千万的实际知识聚集到一起造出我来的,就像他不可能把分子聚合到一起造出一棵树一样。

 

这就是当我在前面写下那句话时的用意所在:“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因为,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些实际知识会自然地,是的,会自动地组织成为创造性的、有效率的形态,从而对人的需求和要求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不存在政府或任何强制性控制——那么,人们就掌握了自由的最本质的要素:对自由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一旦政府拥有了对创造性活动的垄断权,比如投递邮件,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会相信,邮件本来就不可能由可以自由行动的人来有效地投递。原因如下:每个人都承认,他本人并不知道如何做跟投递邮件有关部门的一切事情,他也承认,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想法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个人拥有制造一支铅笔的充分的实际知识,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个人拥有在全国投递邮件的足够的实际知识。而今,由于对自由人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成百上千万人的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自然地、奇迹般地形成并彼此合作——人们就只能得出大错特错的结论:邮件只能由政府“掌管”来投递。

 

证据多的是

 

假如我,铅笔,是唯一能够对世界上的男男女女们在可以自由尝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何种成就提供证据的东西,那么,某人些信心不足,还情有可原,但是,证据多的是,都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与制造一辆汽车或者是一台计算机、一辆联合收割机等等成千上万的东西相比,投递邮件实在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都是输送,可是,由于让人们自由地尝试,因此,他们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让人的声音传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事件还在进行之中,他们就可以把图象传送进每户人家中;他们可以在四个小时内把150名乘客从西雅图送到巴尔的摩;他们把天然气从得克萨斯州送进纽约某户人家炉中,收费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不要任何补贴;他们把四磅石油从波斯湾运到美国东海岸——差不多是绕地球半圈——所花的钱,比政府把一盎司重的信件送到街对面收的费用都要少!

 

我教给人们的启示就是:让一切创造性的活力不受妨碍地发挥出来。只须按照这一经验组织社会的运转即可。社会的司法机构则应尽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妨碍这些活力发挥的障碍。允许这些创造性的实际知识自由地流动。要相信自由的男男女女会对看不见的手作出反应。这种信念会得到证实的。我,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一支铅笔,以我奇迹般的诞生过程证明了,这是一种实在可行的信念,就像太阳、雨雪、雪松树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实在而可信。

 

 

本文原题I, Pencil,刊于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之Freeman杂志195812月号上。作者Leonard E. Read (1898-1983)1946年创立经济教育基金会,并担任主席至去世。"I, Pencil"是他最著名的文章。

 

* 我的大名是Mongol 482,我的很多部件是在Eberhard Faber铅笔公司组装、制作和完成的。

 

 

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本文写的导语

 

伦纳德·里德引人入胜的《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篇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这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也阐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在传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义,而这些信息“将使个人毋须他人告诉他们做这做哪而自行决定做可欲的事情”。

 

我们曾经在我的电视专题节目《自由选择》中引用过伦纳德的故事,也曾经引用他的同名著作来阐明“市场的力量”(见电视专题节目的第一集和书的第一章,该章题目即《市场的市场》),我们概述了这个故事后接着说:

 

“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从来不管铅笔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而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则是为了获得我们要用的铅笔。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对这成千上万的人发布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铅笔的故事》是典型的伦纳德·里德式的作品:富有想象力,朴素而意味深长,洋溢着对自由的热爱,这一切,贯穿在伦纳德所写的一切著作或所做的一切活动中。跟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并没有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如何管理自己。他只是试图增进人们对他们自己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理解。

 

这就是他的基本信条,是他在长期服务于公众——不是政府公务员性质的公共服务——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坚持的信条。不管遭遇何种压力,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绝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早年能够引人瞩目地坚守人的自由需要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严格限制政府这样的基本理念,而后则使这种理念广为传播。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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