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价值”在惹祸
在当下语境下,“价值”这个词,至少不是经济学独占。说起来,“价值”可以在一切评估性的话语中存在:哲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的等等,仔细再想,价值并不在科学话语体系中,尤其不在自然科学话语中,那里的说法是“作用”或者“影响”等。也就是说,凡是关乎与人类精神之外的事物,均和价值无关。相反的说法是,价值在人类的精神之内,也就是人类认为其有某种意义就能具有其意义的那些事物才涉及到价值。 这样的说法还可以更清晰地表述,也就是根本没有外在于人类精神之外的绝对价值。价值,其首当其冲的相对性就是仅仅存在于人类精神理解中。人们今天觉得有价值,那么某种事物就有价值,明天觉得它不再有价值,那么也就没有了价值。另一个相对性呢,就是个体或者群体认知,也就是按照个人或群体的价值理解来判断事物的意义。张三认为有价值,李四可以觉得没有价值,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程度上的差别,比如很有价值或者没有多少价值。另一个比较麻烦的是,仅仅存在于人类精神判断中的这个“价值”,除了统计学的效应外,不可能量化。这也就是价值有了超科学、超现象的普适性。 我们知道,所有术语都有其限定性,其实也就是在专门领域中适用的限定性。比如哲学中的“物质”和物理学中的“物质”的定义不同。前者在于讲究精神之外的存在,后者呢,则用来表述质体性,对非质体的东西,物理学中就有“场”、“熵”什么的。“价值”这个词的毛病就在于“跨学科”,没有特定统一的,或者按学科分野的确切定义。这个说法再精确一些的话,也就是确定和解决“价值”,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学的任务。倘若如此,基于价值研究的或者引入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走火入魔。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点就是价值。但并不仅仅于此。单纯在价值基点上,如上述所说,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经济学阐述。于是,在那里,“价值”就被切割成两个根本切割不了的说法,也就是“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从李嘉图那里就着手了的开发。在这个事情上,马克思没有做出更有效的证明,而是基于这个说法,延伸出“剩余价值”,是“剩余”的“劳动价值”,而并没有“剩余”的“使用价值”。迄今,还没有人追问,为什么“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互依偎而不可分割,而到了“剩余价值”的时候,怎么会忽然没有了剩余的“使用价值”了呢? 对此马克思并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已经由前人解决了。比如,他使用了“社会承认的有效劳动”和价格反映价值,并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然后直逼“社会必要劳动”什么的。可他舍弃掉的逻辑是什么呢?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在于社会承认,凡是社会不承认的,别管是什么,都不可能具有价值。还是价值本身的主观性,和外在的客观性无关。这样的约束条件,在经济学研究之外更广阔的领域都有效,并非经济学也更非政治经济学独占且拥有的独自概念和定义。 正是因为“价值”或者“劳动价值”的这个精神判断有着强烈的弥散性,其是与非的讨论必然结论在道德领域,或者说收敛政治正确与否的信条上,而不体现在经济现象本身条理中。若以从现象到理论这个学科条件来估量,还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中的是与非的判断能像“价值理论”这样得到道德愧疚或者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评判。仅从这点,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理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信服。 仅仅从商品交换条件来判断,提供者首当其冲地认为这种商品对自己没有价值,或者认为某种东西,比如货币,对自己比这些商品更有价值。当然,需求方的会是反方向的判断。也就是,商品交换是以价值(如果有的话)判断差异为前提并为驱动的,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学角度看,之所以发生商品交换,显然是因为商品的生产效率不同才作出是否交换的选择。现代经济体系中,供应方发觉他者生产更有效率后,会停止自己生产作业,采购并做就商品化处理再向需求方进行供应。 其实,质量、信誉和品牌也是效率。因为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考察,还包括交易效率,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说,还应当包括消费者享受产品的效率和消费者生活享受的效率。正是社会化的经济体系得日益发展,才使得一切来得更丰富,当然也更有效率。今天人们生活比前人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全然在于体系化的效率。而表象上看,似乎会觉得更有价值,而价值本身却真正体现在诸如尊严、享受、自由和知识体系提供的视野等等,其实也就是人的价值。这可能已经是哲学的命题了,至少明显不再是经济学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