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你晕,我晕,大家晕。千头万绪还得重新梳理一番。顺便也检讨一下认识过程中的教训。 1,周先生的报刊发文,日期在3月26日。即是朱永新政协提案在先,余秋雨批评之后,偏偏不是朱永新的反批评(4月2日)之后。所以,在真名论坛上的帖子纷争已经到了4月3日,这“时空延迟”让我“误读”了周先生的见识深度。 这里有两个被读解的疑点: (1)朱永新的提案过于“散文化”,论据与论点缺少关联性。被周先生敏锐的察觉从而“质疑”。由此,周先生提出了“阅读节”手段如何相关一个民族总体上阅读水平的高低,是否可证的问题? (2)周先生的文章立场,是反对“阅读节”的。主要理由,则是“反官僚”倾向。此外,周先生也同意余秋雨对“国际阅读节”与“国家阅读节”重复的担心(见其文)。 2,我的阅读,是查看了朱永新的反批评之后的理解,并且进一步的通过网络搜索了关于“阅读节”的具体涵义。 所以,我提出了两个疑点: (1)“阅读节”未必是“读书节”的号召含义,有其理性化的操作层面内容,并且与知识经济模式挂钩。 (2)朱永新在“反批评”中相当“论文化”的表述方式(与提案的“散文化”风格相反),特别强调了认识“阅读”的理性涵义。这种见识不但驳回了余秋雨式的“误读”,也没有被网事兄和周先生给予认同。(这种状况,被我附加略带了一些嘲讽的口气--“文理不分”。) 当然,在之后的表述中,我甚至推断网事兄与周先生的反对“设立阅读节”立场,更多的基于“民间反官方、反名人”的思维习惯。 另外,我用315的例子,来对照指出周先生邀约的“命题”有其大而无当的不可证性。而网事兄却以为两个讨论“命题”的不对应关系。 如此小结,不知网事兄、周先生是否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