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问题》发表于《山西文学》2007年第三期)
一平（散文家，现居美国）：
小说很诙谐，也善于观察，人物的心理把握得很准确，一点也不过分。这种讽刺的角度很好，讽刺的力量比批判大。中国作家有心理情结，还没能走到讽刺的地步。许多时候义正词严没有用。好好发挥这种讽刺的功能，中国也许会拥有最伟大的讽刺小说。小说在叙述上也特别准确，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沈善增（作家，写有《正常人》《上海人》等作品） 读这篇小说，我的心理活动有几个转折：看到“老板”在讲排名问题，我想，不要是一篇皮相的官场讽刺小说。看到余庸因说错一句话的紧张恐惑，我又想，不要整出一篇新版的《小公务员之死》。及至后来看到本篇的重点落在高挂的心理活动上，才舒了一口气，觉得小说塑造这样一个典型是很有意义的。 对高挂这样的艺术形象，我以前习惯称之为”于连”式的人物，但于连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有其正面的意义，而高挂这样的形象，则至少是以负面为主了。遗憾的是，当前社会程度不同的高挂是多了去，因此“高挂”心理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病态心理，“高挂”也就是一个生逢其时的艺术典型。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深长的遗憾，对文学艺术来说，也许倒可以说是一种幸事。联系到最近社会上据说有崇拜狼的思潮，高挂这个典型就更有意义。 高挂还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觉得非学坏不能在这社会存身的年轻人。使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产生这样的观念，社会当然是有责任的，但即使把责任全部算到社会头上，也不能因此减轻有这观念的人做出错误或犯罪行为的一丝一毫的罪责。于连还是要为他的杀人被砍头，这就是萨特说的“选择决定本质”、“选择无可推诿”，人必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意思。过去，我们的文学评论，多注意追究产生这样的人物的社会原因，推至极端，就造成了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无耻的、犯罪的行为向社会一推了之，不必负责的似是而非的理念，其典型就是所谓“废都”情结。这种理念盛行，不仅社会可能乱套，而且受害最深的正是深信这种理念的人。这叫“走火入魔”。 该小说是明确追究个人灵魂问题的，在立意上与目前一些走红的小说有天壤之别。 杨传珍（小说家、教授，写有《阴阳劫》、《神骸》等）：
这几年我很少读国内的走红作品，每年至多能读十几部吧，还多是朋友的。我阅读的，多是外国作品。也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人家的东西含金量确实高。
《儿子问题》抓住了很微妙的心态，叙述得很流畅，有一股文气一贯到底。读到五分之四的时候，我有些害怕，怕作者写透了气。可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蒋泥掌握的分寸恰到好处，给人无限联想。
这个告密者（主人公高挂）的结局可能有二：一是倒霉，这样，小说就是喜剧式的，但是比契诃夫的讽刺没有多少区别。一是可能得到重用，那个焦部长有意收编一个魔鬼，这样，作品揭示的主题就沉重了。蒋泥什么都没说，让读者去想，有悟性的人，可以想出好几种结局来。这就是张力，也是功夫。
多乎哉，“费佳大叔”
华夫脱
费佳大叔者，前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编辑部的人对主编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潘菲洛夫的称呼也。作为拉普时期的老作家，一度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作者，前苏联作协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斯大林宠爱的红人，《十月》杂志30年不变的主编，费佳大叔在编辑部说一不二，发表或退还某篇稿子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编辑部全体人员以他的好恶为好恶，对他的所有作品不许有一句微词。他对下属恩威并施，听话的，替他们弄房子、介绍加入作协、向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后改为列宁奖金委员会）推荐其作品。不听话的，轻则申斥，重则赶出《十月》。由于长期处于潘菲洛夫的淫威之下，《十月》编辑部的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意志，称潘菲洛夫为“费佳大叔”，与其说是亲昵，不如说是敬畏。
费佳大叔已于1960年辞世，今天之所以又想起这个人来，是因为此类官场中人尚未销声匿迹，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如果您打开《山西文学》2007年第3期，就会读到一篇名叫《儿子问题》的小说，下面这段文字自然会进入您的眼帘——“老板”当然不是商人，他管着全市的商人，他是“官家”，是部长，之所以还叫他“老板”，是因为“官家”“官家”，官和家是一体的，他掌管机关所有人的进路与出路，掌管所有人的钱袋子，也就掌管了一切，包括人们的态度、念头、思想、感情。称一声“老板”，既表示关系不一般，是你山头上的，私密的家里人，能为你出生入死，又表示谦卑、敬畏，以见得这种关系和父子还是不同。您看，作者蒋泥用文学语言勾画的这个“老板”是不是不折不扣的“费佳大叔”中国版？
苏联《十月》编辑部的人敬畏潘菲洛夫，称其为“费佳大叔”；中国官场上的小人物敬畏掌管自己一切的上司，称其为“老板”。这儿有一个共同的字眼：敬畏。在一个人格、尊严等充满钙质的奢侈品还相当稀缺的社会里，敬畏是小人物面对大人物时必备的心态，谁若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竟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那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广州某中专学校有两位教师，由于指责过校长向上造假，也到法庭告过校长等非法集资，厄运便降临到他们头上，被一纸解聘了。他们的落聘，两位副校长事前不知，学校工会不知，职代会不知，连两位老师事前也不知，完全是个人说了算。教职工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当出纳的教语文，教语文的却下岗，化学老师做出纳，机械老师进厨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萧延中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可到现在还没有评上教授。2006年5月，该系系主任张鸣在教授职称评定会上替萧先生鸣不平，两次不理睬院长的无理打断，而触怒了对方。这位院长大人认定张鸣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四处扬言，“必须把张鸣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2007年3月12日，张鸣在其博客上发文，说他也许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3月16日下午，天还没黑，张鸣果然就接到了常务副院长的电话，说刚才院长办公室决定免去其政治系主任的职务云云。某中专学校的校长也好，人民大学的那位院长也罢，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潘菲洛夫何其相似，把其称作“中国的费佳大叔”，大概不是在制造冤假错案。
中国的“费佳大叔”已经多如过江之鲫了，可我们的“官家”仍不满足，还在以成批量地生产更多“费佳大叔”为己任。许多地方挥动权力之锤，把教师的“铁饭碗”砸得稀巴烂。教育主管部门聘校长、副校长，校长聘教育教学人员，不仅新进教师实行聘用制，原有教职工也陆续由行政任用关系转向聘用关系。在聘任期内，还要制定一系列目标进行考核。考核成了“唐僧”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势必是谁听话谁吃香，谁刺头谁倒霉。总不能是谁听话谁倒霉谁刺头谁吃香吧？为了自己的饭碗，教师就不得不奉校长、部门官员如“衣食父母”，彻底沦为对权力唯唯诺诺的奴仆。一旦权力魔棒在手，校长、部门官员想不变成“费佳大叔”都难，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那还不是指日可待？
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因在美国经济研究局会议上提出了男女性别差异阻碍了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和男同行一争高下的论断而引起了一片嘘声，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投了萨莫斯的不信任票，萨莫斯不得不灰溜溜地下台。哈佛教授缘何这么牛？因为人家美国实行的是教授治校，而不是什么官员治校。和国际接轨是我们喊得挺响亮的一个口号，凡是有利于掏老百姓口袋的轨我们总是说接就接，要多利落有多利落，而对老百姓哪怕只有一点点好处的轨却怎么接都接不上，就更甭说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譬如教授治校之类的轨了。您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这是，咹？
2007年4月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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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2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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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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