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测度收入的陷阱

西宁宝贝

         前次讨论收入概念，基本观点是不可以脱离财产论收入。从这个理念出发，当我们关注收入和收入差距的时候，就不能仅仅着眼于货币收入，而且也要努力衡量一切带给人享受的资源流量，包括实物、福利、名誉；不能仅仅只看当期收入的多少，而且也要顾及长期获取收入的风险程度；不能只计合法收入，而且也必须考量非法的以及在合法非法之间获取的收入。
    　　这样看，要衡量合乎定义的“收入”（这是人们谈论收入差距的前提），实在是难上加难。正因为难，人们总要寻找容易的替代。在我看来，以当期货币收入——收入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为计算基础的对收入的测度，就是一种替代。在此基础上算出来的收入和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与其说是因为它准确，不如说是因为它容易。是的，上文说过基尼系数的优点：“best available”——最可得的、最容易得的。既然天下凡事都要讲代价，以很低的代价就可以测度出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怎么看也是乐事一桩。
    　　设想一个仅由五户人家组成的经济吧。我们不难知道每户人家的当年法定收入，也不难把各家的法定收入加总为这个经济的当年总收入。只消拥有这两项数据，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这个经济的“收入分配”状况。要是五户人家的收入分别都等于总收入的20％，那么这个经济就是最平等的经济——基尼系数为零嘛。反过来，要是全部收入通通归了第5户人家，那么这个经济的基尼系数为1，也就是最不平等的经济了。上述两极之间，基尼系数从0到1的种种不同分布，代表了收入分配的种种不平等状况。多算上几年，再把几个经济的基尼系数排到一起，纵比横比，含义无穷。至于由此制定干预收入分配的政策，就是更加过瘾的事情了。
    　　如此简明的“游戏”，能有什么陷阱吗？我们不妨小试牛刀。先想象一下，这个“五户之国”的经济当中，有一户人家是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或者前江西省副省长胡常清，或者再不济也是前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这个贪官户，法定货币收入不高——比起职务来甚至可以说严重偏低——但实际货币收入着实不低！不论其他，单是前刘站长一案，到位9年时间攫取的非法所得就近5000万元！各位看客，你我除非在银行担任数钱工作，不要说“收入”，这辈子就是看见这么多钱的可能性都几近于零。要问收入调查——不论是国家统计局的、还是各类学术机关的——能把这些黑钱算进收入吗？我的看法，可能性等于零。
    　　不是陷阱又是什么？凭正常调查手段获得的法定收入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一回事。要用非常手段——权威的国家司法机关拥有的手段——才可能得到非法定收入资料，并据此算出基尼系数，是另外一回事。不错，“两回事”分别反映了收入分配的某种状况，也分别给研究者、观察者和读者带来一定量的信息。可是，凭常识也肯定可以知道的事情——当期法定货币收入分配状况与真实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存在不小距离——一旦用上了曲线图形、小数点数值以及用老外名字命名的专业术语，好像很容易就“科学地”消失了。基尼系数就是分配状况，反过来也一样，究竟根据什么算出来的，含义是什么，少有人问津。
    　　再来一户。选比尔·盖茨吗，可能太夸张——其实为了清理思维，夸张的实例大有裨益——那就选马化腾吧。这位毕业于深圳大学的年轻人，1998年与他的几位伙伴创办腾讯，5年后的2003年底，腾讯QQ的客户近4亿，公司年收入7.35亿，利润3.22亿。次年，腾讯在港上市，总市值即刻超过46亿港币，公司的12位创业人，个个成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其中，单单马化腾可以套现的金额就可达1.8亿（http://www.ce.cn/cysc/it/xwy/hlw/t20040608_1027324.shtml）。这一年，马化腾不过33岁。
    　　怎样比较马化腾和刘志祥的收入呢？比法定收入，马化腾一定被看成“富”，刘一定被看成“穷”。比总收入，马的身价也比刘的高很多。这样的贫富差距，怎样看？陷阱来了：收入差距本来仅仅是对“平”还是“不平”的度量，可是，它很容易就被混淆为“公”还是“不公”——因为中文习惯用语的“公”，除了“公正”、“公道”之外，还有“公平”之意。把任何“不平”都看作“不公”，合适吗？本来有马化腾与刘志祥的实例在手，人们也许不难分辨是非，可是一旦把他们的收入——不论合法非法、也不论给社会带来的效用——简约为一个抽象的系数或一条直观而含义模糊的曲线，认知上的陷阱就深了。
    　　当然大富大贵总是少数，所以下一户要选“工薪阶层”。可是，不知道读者怎样看，我看到的“工薪”至少来自两大类别：或财政库房——背后是合法强制征得的税收；或市场——其中又可分为开放竞争的市场和行政垄断的市场。两大类之间，还有为数可观的“两栖性”收入，就是部分靠政府库房补贴、部分靠在市场赚到的收入。以区区在下为例，每月“工薪”的部分来自财政拨付给北大的教育经费，部分来自“市场创收”。这不过提点我们注意，当下“工薪收入”的成分颇为复杂，断不可望文生义就是了。
    　　化繁为简，先选一户“纯粹的公务员”，来代表从政府库房获取收入的家庭。我认为可以选到，就是该户没有来自市场的任何收入——不要说没有刘志祥那样大笔权钱交易的收入，甚至连变着法儿从市场里搞点奖金的小好处也没有。再选一户完全在市场谋生的工薪户，譬如就选腾讯公司的雇员，收入全靠市场，从来没有从财政那里分得一杯羹。如此纯粹相对，衡量和比较的难度应该不大吧？可惜还是不然，只计货币收入，不管实物和福利，也不管工作的稳定性即风险性，就是板上钉钉的“收入差距”，实质误差仍然不小——陷阱是也。
    　　最后我们总要选一户农民。讲过很多次，今日中国的农民，不再是全部住在乡下、仅靠农业为生的人群。据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户籍为农、但一年之内至少常住城镇6个月以上的人口就超过2亿。这部分“农民”，靠工商服务业谋生，不少也算“工薪阶层”——固然报酬低、福利薄、合法权益保障少，可是论到人口的法定分类，他们还是被归入“农村人口”。仅此一点，每每看到“城乡收入”的数据和宏论，我就不能不觉得疑从中来。
    　　以上还没有扯到“代表性”。可是任何调查，要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的情势，当然要顾及样本户选取的代表性。这又是深不可测的问题，因为样本的选取，既受到调查者主观认知的局限，又受社会经济调查客观条件的制约。最麻烦的是，年度之间的样本及其代表性都在变化。可是高度简约的基尼系数，在“科学”的表象下根本无从透露这些变化的影响。懵懵懂懂地“凭数据说话”，常常不免中计。
    　　所以，研究收入分配的行家里手，没有一个不认为基于当期货币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需要斟酌再斟酌，调整再调整。大家热衷讨论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要决定分配干预政策，实在没有理由不注意这些“细话”的含义。下期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