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da M.Randall所著Reluctant Capitalists谈到一件事情,在美国,零售商和批发商向生产商索取额外补偿,以保证商店在布货时将其产品摆放在最佳位置,这已成为一种商业惯例。不仅美国,这也是中国的一种商业惯例。比如把图书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书店要向出版商索取额外的补偿。其实,零售商自己对位置更敏感,他们对不同位置的门面支付不同的租金。位子的差异是一个资讯问题,无论是商场内的陈列,还是商场所处的位置,有些位置比另一些位置更容易让人发现,换言之,顾客的搜寻成本低。 有些位置是公共财。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因为它是长江和西太平洋海岸线的交点。这个位置有什么意义呢?以上海为圆心,半径五千里,在这个范围内,获取资讯或传播资讯的成本最低。其位置的价值隐含在地价或房价中,有朝一日,上海成为西太平洋房价最贵的地方,不值得大惊小怪。位置缺乏供给弹性,最好的位置永远只有一处,所以人为的中心化只是一种无知。 在长沙还有这样一种商业惯例,出租车在酒店,宾馆,娱乐场所门口候客,出租车司机得为此向这些场所支付一笔费用，以购买月票的形式支付,未购买月票的出租车不准在此候客。饶有意味的是,这一做法并非起因于酒店,宾馆或娱乐场所的主动索要,而是出租车司机的一种主动行为,并且与官方规定相悖。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酒店,宾馆或娱乐场所的客源密度比其他地方的客源密度大,客源密度是一个资讯问题,在客源密度大的地方候客,相比其他地方,在同样的时间内等到一个乘客的机率大得多,或者反过求说，等到一个乘客的等侯时侯短得多。概言之,司机在这些地方搜寻乘客的搜寻成本低。因为此故,出租车一窝蜂地涌向这些地方,甚至于为抢客大打出手。这就是说,起初为占用这种资讯,出租车司机之间使用的是丛林法则。很多秩序是在混乱中产生的,一些司机通过收买保安来抢占先机,效果明显,其他司机纷纷仿效,如此一来客源密度这种资讯就成了被界定给保安的排他权,从而他们有激励维护出租车的排队秩序，最初收买保安的各种方法,比如请吃,后来规范为月票这种交易费用最低的形式。 这种例子极富启发性,它不仅诠释了哈耶克所谓自发生成的秩序,同时还有利于我们理解所谓科斯定理。的确,只要产权界定,资源可以通过交易实现最大化,而且迟早会产生交易费用最低的合约安排。但是,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产权不是随机界定的,产权一定是界定给维护排他权成本最低的人。倘若把排他权界定给维护成本高的人(比如把客源密度这种资讯的排他权界定给我而非保安),因为得不偿失,不会行使这种权力,等于没有界定。对于这一类自发生的秩序(惯例),它与官方规定相悖,官方不去适应,却去查禁,大错! 媒体总是不乏好事之徒,尤好杜撰新名词。最近的一个新名词是新华联集团的总裁傅军被称为”关系资本家”。原因是,在新华联管理团队中有近百名副厅级、局级干部，这是新华联与其他私营企业的一个显著差别。据称,傅军在公开场合亦坦陈他是一个很注重关系的人，有很多朋友，构成他事业发展的基础。 中国人似乎赋予了”关系”一种特别的含意,那么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说透了,关系不过是一种能降低交易费用的资讯。政府官员去企业任职,企业看中他什么?回答是,他与政府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无非不过意味着,他知道办什么事要找什么人,进一步而言,他与这个人熟悉,办事更顺利。概言之,他与政府的很多人熟悉(彼此了解的信息),打交道的成本低。至于损公肥私一类交易其实与关系无关,一个与政府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也可以参与这类交易,只不过你的交易费用高,首先你要去知道找什么人,其次有一个彼此信用的问题。这就是说关系能降低所有交易的交易费用,但同存在何种交易无关。 但是有一种现象需要解释,中国人对关系特别看重,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人找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的一个假设是,私下交易太多,资讯不能公开传播,只能通过关系网传播。这一假设与通常的看法相反,不是关系促成了私下交易,而是私下交易太多促使中国人爱搞关系。 结构中的位置,客源密度,关系,这些东西的实质都是资讯。价格制度的奇妙之处是,总是能找到恰当的合约利用这些资讯,并给它一个标价,使这些隐敝的资讯得以显现。任何一种价格背后都对应一种实在,市场不会无中生有。搞经济学的人有时看不到这种无形的存在,弄出一些奇怪的理论,谬种流传。 |
发表于 2006-8-19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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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9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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