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直生活在道德世界的外围,寄居于以政治文化为主线的大历史的边缘;二十世纪以来的传媒将她们定位在茶余饭后的花边新闻,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将她们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称之为“被侮辱、被践踏”的可怜人。然而,在绝望的六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秦淮名妓柳如是身上发明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孤傲与寄托;在矫情、无耻大行其道的今天,李冬君女史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堕落”——“成长”——“回归”的曲折人生,从这个小女子身上,照见王权末路上的士林百态和翻云覆雨的权贵嘴脸。李冬君女史说,女子出走,过上被主流社会称为堕落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却也催生出女性自由追求的动力,诡吊?不,赛金花用她的故事演绎了一朵“恶之花”成长、绽放、璀璨、凋零的过程。 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所谓的注定?赛金花的一生,与状元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她自幼喜欢吃状元饭,一种平常女孩觉得油腻腻的猪油炒饭。她天生丽质,即使在美女如云的江南,也轻易脱颖而出,作了花魁状元。赛金花的魅力若仅只于此,她的一生大概会呈现全然不同的风景。她遇上状元洪钧,作为如夫人陪伴状元出使欧洲,这段经历对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一个女人有怎样的追求和成就,很大程度上要看她生活的天地有多大。如果赛金花像奶奶一样一辈子守在家庭,在逼仄的一隅,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伍,和家族中其他女性争权夺利,从娇气的小女儿到受气的小媳妇,熬到颐指气使的婆婆,最后在墓志铭上,由各怀心思的子弟请人刻上“贤淑纯良”的赞誉之词。从深深的庭院方井到窄窄三尺坟茔,她们生活的空间被局限在内闱,恭顺、柔弱,一个安全的牢笼以失去发展空间为代价。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农村的女性延续着这样的生活。赛金花看惯了母亲的温顺,听惯了祖母的抱怨,莫非女子的一生就该这么煎熬着禁锢自己和别人吗? 显然,这个美丽的少女并不喜欢自己长辈们的生活,此时她还没有自觉的反抗精神,只是听从体内叛逆的因子,上了良家女子不该涉足的画船。那里有欲望、有新鲜,人们说那里不是正经女孩应该在的地方,人们说一旦上了贼船,从此就走上了堕落的不归路。年少的女孩懵懵懂懂,她痴痴地笑,接过恩客们递来的吃食,祖母不能忍受自己的孙女做清客,绝大多数的女人想法其实和祖母一样。赛金花见识了花花世界的种种好处,小小年纪的她,问自己:“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我该怎么选?”画船上,她遇到洪状元,洪状元带走她,给她名分,也将她带回深宅大院。不久之后,洪状元倒霉,被派往欧洲作外交官。那个年头,出洋是官员走背运的结果。洪状元仕途上的挫折,却成为赛金花生命的拐点。 到欧洲之后,她的世界从深深的无聊的明争暗斗的大院扩展到新鲜的、开放的、友好的自由世界,清流洪钧即使到了欧洲,他的灵魂依然徘徊在中世纪。人们读书,必须要有开放、自由的心态做底子,否则很容易把自己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赛金花没有读过圣贤书,因此没有这些负担,欧洲于她,全然新鲜,还有自由。在洪家大院,家规、习俗、舆论,每一样都能把她压得喘不过气。在德国,她可以做主,可以抛头露面,可以做东做客,一切她都作得游刃有余。有人说女人是天生的交际家,别人不论,赛金花是。她那么美,态度又那么得体,甚至引领了欧洲上流时装界的潮流。 洪状元死去后,赛金花在洪家呆不下去,只得出走。家庭于她,从来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压抑和不快乐的来源。率性的赛金花选择出走,她不走又能怎么样呢?一个没有背景和谋生手段的女人离开家庭,除了投入欢场,还能怎样?当社会没有给女性更多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又怎么好意思指责女性出卖身体,卖笑求生呢?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与亡国,自古以来都是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性身体常常被文人们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近代的民族主义者还将娼妓问题和解放、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当性别权力格局与政治权利格局纠葛在一起时,女性的堕落生涯便隐射了国家的一蹶不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笑的民族主义者呀,一边振振有词地高呼独立自强,一边冷冰冰的将责任推给无辜的商女。手握权力者,免于批评;身不由己者,枉担了虚名。前者权力傍身,高高在上;后者身为下贱,任人践踏。自居为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看不到问题的根本,却拿小女子的不幸喋喋不休,莫非真要女人饿死路边才算高尚? 这就是出走前、出走后赛金花们生活的大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今天你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别无选择的赛金花又开始她的皮肉生涯,为了生存,她接纳一个配不上自己的男人做臂膀和依靠,即使在以女性为主要活动角色的欢场,性别权力依然有效。在另一个世界中,则上演着全然相反的故事:慈禧太后控制着皇帝和朝政,乃至整个帝国。 义和团来了,赛金花被命运推上另一个战场,她遇到德国故交瓦德西,籍此,赛金花做了许多人想做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赛老板成了京城中的及时雨赛二爷。老佛爷呢,西狩躲祸去了。世情之险莫过于人情,过河拆桥是官场常态。老佛爷以中华之物力换得王权苟延残喘,赛老板则被手握大权的贵人们划清界限,她遭小人陷害,冬君女史推测说这很大程度源自狭隘的大男子主义:堂堂七尺男儿怎容小女子在面前耀武扬威,悲乎,性别权力格局下被扭曲的可怜虫! 晚年的赛金花,从良嫁给革命者魏斯炅,丈夫死后,她心如死灰,贫困交加中唯有青灯古佛伴她,“眼望天国,身居地域,如此苦苦挣扎,便是人的一生。” 哀莫大于心死,赛金花已没有年轻时的斗志,爱过的、恨过的,爱她的、害她的,都如云烟一般,随岁月留走。当年的八卦小报记者,今天的野史传奇作者,好奇地问道:“赛金花有没有坐坐故宫中的龙床?”还有爱国作家、自居为启蒙者的革命者疾呼:“女性啊,你走出家庭之后怎么办?自由不是钱可以买到的,却可以为了钱而卖掉。”民族解放者们说:“女性,你为什么甘愿堕落,难道你们不知道娼妓是我们民族堕落的标志么?” 自由的获得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对于赛金花时代的女性,家庭被抨击为落后保守的堡垒,这个过往是女性发挥其才干、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场域,一下子变成负价值;从家庭来到社会,给女性又留下多少发展的天地。一个不小心,女性就会成为“被损害,被同情”的对象。她们的主动性、她们的困局、她们的挣扎被民族独立话语遮蔽掩盖,性别权力被政治权力取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男性主义惟恐不发展,女性的自由和立场、追求与奋斗,则成为主流话语的杂音和点缀。 花边之外,李冬君女史说赛金花还有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即使她的思想中没有女权思维,但那挣脱束缚的意识、向往正义的理想、不让须眉的行事手段,哪个不是独立精神的体现?冬君女史为赛金花立传,从她的追求和不凡经历入手,高扬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经典意义的女性奋斗史。 历史从来不是压迫—反抗或剥削—解放的二元对立,赛金花生活在和我们一样复杂的环境中,面对纷繁的人事、人情、机遇,不得不拿出超人的勇气、作出果敢的决断和拥有临危不乱的能力。勇气、决断、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也以此作为评判人物的尺度。对男人如此,女人亦如此,而不是以他(她)出身如何。李冬君女史不是故意做翻案文章,而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深入传主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为我们勾勒出一株绚烂的自由之花。 这花开在赛金花的生命中,也开在女史李冬君的写作中,更绽放在每一个热爱自由和独立生活的心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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