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在线 对《论语》和儒学的看法，我与于丹女士不同
在我看来，儒学要义可以概括为十大观念：主公道，行仁德，守礼法，执中庸，信天命，重伦常，讲心性，倡教化，明义利，辨夷夏。
这十大观念皆出自于《论语》（《论语》中还有一些相对突出的观念，如“明智”观念，“审美”观念，“气节”观念，“学思”观念，“知行”观念，“忠恕”观念等，但这些观念有的不仅仅属于儒学，如“明智”、“审美”，道家、佛教也往往有此类意见；有的可以纳入到十大观念中去解释，如“气节”观念可以在“义利”观念得到解释，“学思”观念，“知行”观念可以在“心性”或“教化”观念中得到解释，“忠恕”观念可以在“仁德”观念中得到解释等等）。
《论语》是儒学文化形态的逻辑起点。但十大观念的核心可概括为“公道-仁德”理念；或者说，儒学或《论语》，观念种种，无不赖“公道-仁德”这一核心理念而生成。儒学或《论语》中的各种观念，只有基于“公道-仁德”的核心理念，才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理解和解释。
儒学存在着一个价值序列：君王→社稷→变夷为夏→天下→“公道-仁德”理念。“公道-仁德”理念是儒学最高价值，是儒学所以为儒学的道德基础、精神基础、思想基础；也是儒学最根本的致思方向。
所谓“公道”，相对于“偏私”而言，它含有“共议、公意、公德、公正、公平、公共”的意思；主要是“公共”和“公正”二义。“公道”也就是“公共之道”、“正义之道”，也可以简称为“道义”。它包括政治清议与政治治理两大板块；政治清议包括“德治教化、政治监督、理性批判”三个大项；政治治理包括“安上治民、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三个大项。前者为现实品格的政治功能，后者为理想品格的政治功能。现实品格的政治功能具有可能性；理性品格的政治功能不具备可能性。
因此，现代儒学最现实的政治功能是清议而不是治理。
“公道-仁德”这个理念从《吕氏春秋·不二》“孔子贵仁”说，《尸子·广泽》“孔子贵公”说，提炼而来；更从深入阅读《论语》提炼而成。从“公道-仁德”理念出发，可以推导出孔子儒学“权利平等”之思想（法家也论“公”，但是法家之“公”推不出“权利平等”之思想）。
理解《论语》和儒学，应该有这类政治思想的介入，而不能仅仅讲述为“修身”。否则，就是对儒学功能的自我设限。
但是，也不能过大夸大儒学的政治功能，否则，就是对一种“堂皇情绪”，仍然对儒学不利。
假如承认以下逻辑——
1·没有人可以终结《论语》；
2·人皆可能犯错误；
那么，就可以理解于丹。
剩下的问题就就是：对儒学的理解。
《论语》是儒学文化形态的逻辑源头，儒学重要的观念和理念在《论语》中都已经揭开。于丹没有讲述这些东西，但这是于丹的自由，她可以自己选择讲述《论语》的方向。
事实上，于丹解释了《论语》丰富内容的一个方面：修身。
《论语》确实在讲述“修身”，但是结合《论语》与后期儒学来理解，就会发现，儒学的所谓“修身”其实是指向执政者，而非庶民的。这个发现可以证明儒学最重要的政治功能是：批评。
儒学的这个政治功能，在我的表述中，称之为“清议”。
所谓“清议”，包含有三个子项：德治教化、政治监督、理性批判。
所谓“清议”，就是具有儒学文化特点和儒学行动方式的政治舆论。它也应该是现代儒学最需要讲述的政治方向。儒学不具备政治治理功能，但却不乏政治“清议”功能。儒学之“清议”包括“德治教化、政治监督、理性批判”三个子项。
“清议”是面向君王公侯的。当着君王公侯犯罪堕落之前，儒学诉诸于德治教化；当着君王公侯犯罪堕落之际，儒学诉诸于政治监督；当着君王公侯犯罪堕落之后，儒学诉诸于理性批判。
儒学所经常讨论的“修身”、“礼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对君王公侯讲述的，因此也是一种“清议”。
儒学的凌厉与刚性，主要体现在政治“清议”方面。
——这一切，对应于有道邦国；面对无道邦国，儒学是退隐的。
——这，既是儒学的光荣，也是儒学的漏洞。
关于《论语》与儒学，我与于丹之不同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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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2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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