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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刚才林岗教授的介绍，也谢谢欧阳光教授和其他老师对我的邀请。我今天不是做学术报告，是想和各位像朋友谈心一样，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
我这次来广东三天是想去“朝圣”，主要朝两个人：一个是明天去韶关南华寺去朝禅宗六祖慧能，对禅宗的认识主要是自己读书，自己体会，另外也经常跟高行健交谈，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受他一些非常好的思想的影响。慧能是一个我们并没有充分发现的天才，西方有一个基督，我们东方也有一个“基督”，这个“基督”就是慧能。但慧能跟基督教体系甚至其他宗教体系很不一样，基督教体系主要讲救世，但慧能主要讲自救，讲明心见性。这种自救的系统给我们内心以很大的力量，这一点很了不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六祖禅宗表现在坛经里，摒弃了实证逻辑这套概念体系，它提供了西文思想界所没有的另外一种可能，因此，实际上慧能是一个思想家，但他是不立文字的思想家。
我们现在谈禅宗，可以从学理上的两方面来概括，一个是讲到它的心性本体论，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用“心性本体论”可能不太合适，最好说它是“空无本体论”。从方法论上说，它是“顿悟”的方法论，还有“不二法门”，还有“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些都是它的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这就提供了另一种思想的可能，这种可能是西文的思想界所没有的，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思想资源。那么，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了。
禅宗对我们中国的思想解放起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最近我到法国马赛普罗旺斯大学开了一个高行健的国际讨论会，开会之前演出了他的《八月雪》，台湾的国立戏校和马赛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联合演出的，演出非常成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歌剧在西方最大规模的演出，台上台下两百多人。法国有关方面对此评价非常高。《八月雪》形象地把慧能的思想表达出来，原来我以前没有看到《八月雪》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宗教戏，实际上这个戏跟宗教没有多大关系，它写的是一个自由的真理。慧能原来作为佛教一个宗派的领袖，但没有任何偶像崇拜，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当时的皇帝要为他修庙树碑立传，要请他去当什么“大师”，他一概拒绝，哪怕断了头颅也不去。最后，更是彻底地把达摩传下来的衣钵打碎了。他知道这种接班的衣钵一定会带来以后正宗、邪宗的争端，会带来很多灾难，所以他全部不要。最后，就得“大自在”。所以，这个戏可以说是高行健自己的一个写照，是他得“大自在”的一个戏。
所以，慧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想通过这次“朝圣”能够亲自感受一下。以后还想去广东其他地方看看。
这次“朝圣”本来还想朝另一个人，但了解了一下，可能这次做不到，但也可以做到一半，他在我的心目中也是“圣人”——他就是本校的陈寅恪先生。我在美国十五六年，仔细观察，觉得这是美国是一个技术的中心，但绝对不是人文的中心。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人文传统最雄厚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国。我们中国雄厚的人文传统里最近的三百年，又有哪些是最精彩的？这个问题应该会引起很多争论，但我认为应该是曹雪芹、王国维、陈寅恪，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最精彩的人文传统。
我跟朋友谈起新文化的时候，我说，每次纪念五四谈新文化就讲北大，其实新文化讲北大还得讲清华才是完整的。清华的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甚至包括吴宓、赵元任等人。但很重要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有普世的视野，又有雄厚的中国人文底蕴，真正把中国人文的香火给继承下来了。很了不起啊！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无论是对史料的掌握，还是史识、史德，都是第一流的。很了不得！有些东西真是记我们振聋发聩。我最近在香港还谈到，陈寅恪有一篇《述王道之功业》，这一篇文章要是叫治理香港的人看一看就很清楚怎么治理香港。它讲的就是东晋的王导，相当于宰相的角色，他从北方到了南方，对南方的贵族文化不是压服，而是非常低调，非常尊重他们原来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原来的文化，跟他们交朋友，实际上就是一个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办法。陈寅恪先生在其中的阐释是非常有启发的。
我最近在城市大学做了几次讲座，第一次讲“中国的贵族文学”，从屈原讲到六朝，再到《红楼梦》，我说，很奇怪，贵族文学几乎消灭了，因为五四运动陈独秀他们提出要打倒贵族文学以后，有一个概念的错位，他们没有分清贵族文学与贵族制度的界限，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文学是不能没有贵族精神的，周作人对这一点比较早就作了反省。但是，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太媚俗了，但很奇怪的，在贵族文学差不多被消灭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像《柳如是》这样的作品——它算是半文学半历史的作品，而且它的精神跟《红楼梦》的精神非常相像，这种精神具有尼采所定义的那种贵族精神——尼采定义“贵族精神”为自尊的精神，贵族喜欢决斗，决斗就是说有一种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尊严。但它是蔑视大众，绝对的蔑视，认为人分“上等人”、“下等人”，贵族是“上等人”，他当然要向“下等人”宣战，绝对不留情。
曹雪芹、陈寅恪具有贵族的尊严的精神，但他们是高精神，另一方面是低姿态，他们绝不会瞧不起下等人的，你看曹雪芹形容晴雯“身居下贱，心比天高”，贾宝玉是贵族子弟，但他也“神瑛侍者”，“侍者” 就是服务员、奴仆，他是低姿态的。陈寅恪对柳如是也是低姿态的，他并不蔑视当过妓女的女性。在曹雪芹看来，当时的许多贵族王公都不如一个丫环晴雯。陈寅恪提醒我们的另外一点的是，他要知识分子警惕，他认为多少所谓一代名流的精神人格不如一个妓女。
但是，陈寅恪先生的人格至今仍没有被充分地展示，所以这一次我在讲正题之前先讲一讲我来这里的目的。但这些和我接下来要讲的题目又有关系。
高行健和禅宗有密切的关系，不了解禅宗就没有办法了解他。高行健可以说是卡夫卡的现代意识加上慧能的禅的姿态、禅的眼睛。这二者加起来，就是高行健了。
我们的时代从卡夫卡算起，大约有一百年了，但卡夫卡的时代没有过去，从他对世界性现实人被异化的认识来说，卡夫卡的时代没有过去。卡夫卡的意识就是现代意识，卡夫卡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已经被消灭了。也就是说在“二战”奥斯维辛出现之前，他就意识到人的生存状态很荒谬。比如《审判》，你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错，却总是处在一种被审判的状态，为天地人所不容。经过“文革”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读懂卡夫卡，很容易读懂卡夫卡所揭示的这种处境。这种处境是一种普世性的处境。比如《城堡》，你说“城堡”是有还是没有，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你说它不存在，它却整天纠缠着你；你说它存在，你又摸不着，你又进不去，出不来。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状态。所以，人变成了甲虫，“我”已经不是人了，“我”的处境是莫名其妙的。这不能用悲剧来概括，而是一种荒诞。所以，卡夫卡是扭转整个世界文学乾坤的巨人，自但丁、歌德这样一个抒情、浪漫的甚至是写实的大传统、大基调，到卡夫卡这里整个扭转过来了，变成荒诞的、幽默的大基调。所以，他在文学的世界里起了一个历史杠杆的作用。很了不得！
正是有了卡夫卡，也才有后来的尤里西斯、贝克特这些荒诞派文学的产生，和其他现代主义文学一起构成20世纪文学的主流。
卡夫卡通过“变形”这种特殊的形式来肯定、呼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卡夫卡的意识是在最高的层面上发现人被消灭的意识。这种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市场覆盖一切，我们发现人的价值、尊严丢失了。所以，卡夫卡的意识没有过时。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高行健论》，是我送给国际讨论会的一个礼物。谈高行健一个要把卡夫卡和禅讲清楚。
高行健是从卡夫卡这里出发的。也就是说，高行健他整个思想文学理念不是像莎士比亚这种人文激情，也不是歌德这种浪漫激情。所以，在高行健笔下，没有大写的人，没有英雄，他的笔下都是脆弱的人，他强调人性的脆弱。他写了很多脆弱的人，包括他写他自己的时候都是非常脆弱的、荒诞的。他的这种出发点非常重要。但是，他跟卡夫卡有点不一样，卡夫卡当时是用很冷静的眼睛来看世界，高行健也用很冷静的眼睛来看世界，但他还多了一条，就是用很冷静的眼睛来看自己，就是 “观自在”——从外进入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仅看到这个世界的荒诞，而且看到自身的浑沌、荒诞。这点是高行健很重要的创造，表现在他的小说、戏剧创作中，他很多作品的主题都跟这个有关系。他不断地向自己的内心挺进，不断揭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美国的大戏剧家奥尼尔说过她的戏剧有几个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高行健开辟了第五个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条是他往前走很重要的一步。他的很多戏不是政治戏，而是哲学戏，像《逃亡》，不是跟一个政治事件有什么联系，而是在一个政治背景下来讲一个道理：人可以从政治阴影当中逃亡，但是，很难从自我的地狱当中逃亡。实际上，天堂、地狱都在“我”心中。那么，他能够从卡夫卡的观世界进步到观自在，得益于禅宗。由此，高行健创造了一种“省观美学”。它不回避现实，但在面对人间苦难的时候，不是写悲情，而是冷观。他的作品的诗意不是来自浪漫的激情，而是来自冷静的观照。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这一点也就同我们大陆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了。
比如，同样写文化大革命，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跟以前的“伤痕文学”加以比较，在美学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是冷观的，就是摆脱持不同政见者的框架，不是非黑即白、哪个善哪个恶、哪个真哪个假这样的政治判断，而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生命价值判断。《一个人的圣经》跟《灵山》不一样，《灵山》写一种文化的、精神上的逍遥神游，而《一个人的圣经》揭示现世的根本，写文化大革命，接触到一个时代的黑暗，一个非常肮脏的现实，但他写得非常有诗意。所以，1999年初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为他写了一个跋，我说这本书很有诗意。这种诗意来自哪里？这种诗意不是来自控诉、谴责，不是来自浪漫的激情，不是不同政见的见解，而是来自冷静的观照，也就是作者主体已经从现实当中抽身出来了，然后跟现实拉开很长的距离，然后进行观照。这样就化腐朽为神奇，诗意就从黑暗当中产生出来。这部小说他写一个男人跟六个中国女子和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用世俗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一定会说，通过与六个中国女子的关系写这个时代的黑暗和荒诞，一定会以为与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一定是很光明很自由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和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同样令他感到陷入生存和精神上的困境。其中一个是德国籍犹太女子，有历史责任感，她负载着她民族的苦难，她推动着主人公讲故事，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性发动”的一本书。她陷入了困境，在威尼斯——西方最文明的城市的一间画室里，面对教堂，被强奸了。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责任感的外国女子很自由，跟很多肤色的男人都做过爱，可她最后也陷入困境。这样一个自由之身的女子也有很多问题，她很喜欢一个男子，但不知道要不要跟他结婚，结婚之后不知道要不要生孩子……所有的自由最后变成一种限定，她同样陷入一种困境。
这种普世性写作带有普世性问题，高行健就是这样用一种比较高的眼睛冷观。有一次我跟他交谈说，冷观跟大观有关系，普世的眼睛就是大观的眼睛。《红楼梦》里有大观园，从大观园里抽象出“大观”的视角，“大观”的眼睛，就是一种宇宙的极境的眼睛，这就超越了民族情结、中国背景的框架，它就带有更普世性的视野。它的主体是抽离出来的，它写的不是悲情，这与我们过去看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格医生》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写的都是悲剧。用悲剧论来解释高行健的作品就比较难，但用存在论来解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悲剧论的本质是 “有”，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存在的本质是“无”，即使“有”也是“有”的荒诞。一百年前王国维用悲剧论解释《红楼梦》解释得非常精彩，应该说一百年来没有人能够超得过他，可是我们今天再谈《红楼梦》，只是用悲剧论就不够了，还得用存在论才能够解释得清楚，《红楼梦》是我们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最近在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红楼梦》是“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就是给王国维作一个补充，因为他那篇文章是1804年写的，正好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红楼梦》的考证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美学上怎么往前推，没有太大的突破。这次我给他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说，《红楼梦》不仅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荒诞剧。“好了歌”就是一首荒诞歌：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很荒诞的，所以，整个人生世界是“更向荒唐演大荒”，你方唱罢我登场。最聪明、善良的贾宝玉却被看成是傻子、呆子，林黛玉可以说是带领贾宝玉参观人间地狱的女神，可被人看成 “怪人”；贾琏、贾环这些泥浊世界里的人却生活得非常好，所以，人存在的整个世界是荒诞的。
高行健的观自在进入了主体内部，他把主体看成了三个坐标，也就是主体的三重性。近二十年前我提出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包括“主体论”，讲性格的正反、运动的二律背反，是讲“二”；“主体论”讲主客观的对立，也是讲“二”，但高行健是讲“三”，讲主体的三重性。他发现，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有“你”、“我”、“他”。他的作品已经翻译成34种文字，方块字通过他的努力走进了世界各个角落。弗洛伊德讲“本我”、“自我”、“超我”，好象也有三重，但是完全静态的分析，但高行健把三重主体又加上人生的环节，整个是一个活的东西，活的生命，这使得他创造出全新文体。《灵山》以人物的心理节奏来代替故事情节，有人称来代替人物，是一种很大的变化。开始的时候，他的书卖不出去，在联经出版了以后，三年才卖了两百多本，因为他完全是另外一种写法，但完全读进去了就会非常有意思。我过去能读进去，是因为我喜欢散文，我首先把一段一段当作很美的散文，就读进去了。读《灵山》要有一种浸淫状态，如果浮躁是读不好的。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三个人自身内部在对话，实际上就他自己一个人，是一种假对话。在对话当中，我们发现当中有一个“他”很厉害，“他”在看着“你”、“我”，这是我所说的“省观的美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必须要从主体内部分离出一个“他”——第三者的中性的眼睛来观照自己。他的很多小说、戏剧都有这一条。所以，很奇怪，他的水墨画只有黑白两色，去年在法国当代的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两百多家画廊参展他放在第一家，整个展馆就写着高行健一个人的名字。他当时已经病得非常厉害，差点不行了，后来又好转了，血压高到两百多，所以从去年到今年不能写作，但他会画画，去年展览的时候他画了25幅，一两天被各国的画商抢走了。本来他是一个作家，但他的画为什么也那么抢手，因为他不是用肉体的眼睛看世界，而是心灵的眼睛、中性的眼睛来看世界，他画的是心相，不是实相，他画的是色，而不是空，这样子反而禅的味道就出来了。这和他的戏剧一样，给西方送来了一股新风，这是禅帮了忙。这是一种很高的审美状态，这与西方的审美状态不一样。
过去我谈主体性是不够的，必须谈主体间性——主体之间的关系。后来我发现，哈贝玛斯讲了很多主体间性，后来高行健《灵山》产生以后对我有很多启发：中国文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的贡献，就是我们应该进入内部主体间性研究。这一条高行健在创作上提供了他的范例，文学理论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他在戏剧上创造的三重关系，跟他对主体的认识有关。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在台湾有一个演讲，他说“是禅宗拯救了我”，这应该没有夸大，禅宗让他获得身心的大解放，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自己——也就是说，天堂地狱都在“我”心中，“我”的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我从这里面也得到一种认识，有时候我们到山林里找寺庙找菩萨，其实禅宗给我们的启发是不用寻找，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心胸中的庙门打开，把菩萨请出来，自由就在里面。从主体身心的大解放角度来看，高行健是从禅宗里得救了。他的《灵山》最后找到灵山没有？你可以说他找到了，但是也可以说他没有找到。最后是没有找到一个实际的灵山，但他在《灵山》的最后悟到一个东西——一个青蛙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告诉他，这是禅悟在告诉他，其实灵山是什么？灵山就在自己的身上。《一个人的圣经》中，一个人找来找去，极端孤独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最难保持的就是自己生命内部世界永远不灭的那一点幽光，那就是我们的灵山。一切取决于自己，心灵状态取决一切。在创作上，他创造了另一种美学，他的一本书就叫《另一种美学》，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中文版是我给他做的序，现在香港出版。他的“另一种美学”是什么？就是禅宗告诉他的，就是一种冷观世界、静观世界、省观世界这样一种美学；是从现实里抽离出来，在更高的一个灵魂的层面上去观世界、观自我这样一种美学。“省观美学”从概念到内容都跟西方美学有区别。这是他的创作诗意的来源，而不是寻找悲情、激情。确实，在这一点上，是禅宗拯救了他。
高行健从卡夫卡出发，走到现在这一步，可以说把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带到一个比较深的层面。我对他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国籍不感兴趣，这一点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他的创造。重要的不是你的护照，而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我和李泽厚两个是拒绝拿美国国籍的，我们一定拿中国护照，每次到欧洲去都非常麻烦。这是各人选择的自由。但我们的血缘、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当然是中国人，即使我们拿了美国国籍，像我的朋友李欧梵一样，相信他也拿了美国国籍，但不影响他是一个中国的作家、学者。高行健十八个剧本，只有四个是用法文写的，十四个都是用汉语写的。比如用法文写的最后这个《叩问死亡》，我给他作的跋，他也用汉语重新写了，那么他的两部长篇长篇、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用汉语写的，所以当时他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我说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是汉语写作的胜利。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过去在写悲剧取得很高成就，但在现代意识上真正把它化入自己的作品的，而且比西方的现代意识往深里更走了一步的，高行健就很突出。我相信我们不可能回避，回避不了，现在是不敢面对他，特别是们搞研究的，更是不可回避的。前几天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总干事朴在宇先生跟我说，他说他们韩国的外语大学开高行健的研究课，他们想搞一个很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但财团说只有高行健去，他们才能拿出钱来，叫我帮忙。他们当时的题目是《从鲁迅到高行健》，那么当时有的朋友就说这个有点联不上，但是我说其中有一点可以联得上的，就是在我们的现代作家里，真正有现代意识的很少，但鲁迅先生的《野草》绝对有现代意识，它不同于京派，也不同于海派，京派是没有什么现代意识的，甚至是反现代的，像沈从文先生是反现代的；海派对声光化电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在现代面前有不空，鲁迅先生是有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但我们的文学这种意识非常薄弱，到了高行健这里才整个壮大起来，成了大气候，让整个世界的眼睛刮目相看。从他写《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直到现在，我们要敢于面对他，这种面对没有任何的政治意识。
我这次在巴黎高行健家里住了十天，聊天，他说：“我就是一个高举逃亡旗帜的人，拒绝政治投入。”他离政治非常远，而且拼命地整天想从政治里抽离出来的人。我说他是最有文学状态的人，什么叫“文学状态”？我们有很多人不清楚，西方有学者非常清楚，“文学状态”就是非功名的状态、非功利、非政治、非市场的状态。所以，我们当然要去研究他，当然也可以批评他，也可批判他，但是要面对他。所以，我们从慧能、卡夫卡，甚至还有鲁迅、高行健，把这些人联起来思考，当然可以思考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不是瞧不起西方学者、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尊重，我就很读西方的经典，但是他们有一条，他们研究禅宗就是考证，日本对禅宗非常有研究，但他们考证的这是不是敦煌本？这是不是慧能的话？他们没有进入禅宗的精神内核。禅宗对生命的本真在一个社会里受到威胁如何自救，对这种非常高级的精神内核，他们缺少研究。胡适也是这个问题，他从年轻时代开始考证禅宗，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晚年的时候跟唐德刚的谈话真让我受不了，他一概否定中国的佛教、中国的禅宗，他认为它对中国的危害太大了。他说，对禅宗的研究几乎是掏粪的工作，是扒粪的工作，要当作垃圾剔除出去。我受不了。胡适我是很尊重他的，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水经注》的研究、对现代文化的研究，包括他不称霸的作风，都让我非常敬重。但我认为他最大的失误是对禅宗的看法，我相信他是错的。
好了，正好，现在是四点半，欧阳光教授让我讲到四点半，是吧？还可以再讨论一下。
“我在美国十五六年，仔细观察，觉得这是美国是一个技术的中心，但绝对不是人文的中心。”——呆了十多年，就发现一个技术中心？我怎么觉得晚年的胡适比刘再复清醒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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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24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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