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编辑部故事》播出的结束，这个剧成功的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现象，不仅成功的是一个王朔，一个冯小刚，一个葛优，是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社会顽固意识的批判演练。所以后来不久的某日，我自作聪明地这样写： “王朔式的批判从八十年代开始，已从俗众生活的角度和层面完成了他的使命。王朔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的。……他做了那些伏在案头的书呆子作家们所做不到的事。当然，这也是因为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的形式。任何时代能够传承的文学，首先都是因为它作为了人类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王朔作品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种话语的方式。”（摘自老村《痴人说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编辑部故事》里的人物的设置极其聪明，几乎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种思想符码。——这些符码一类的小人物，时时都企图梦想成为编辑部主任这一象征性角色而蹿升为大人物，但因从未能够得逞而落到尴尬和可怜的境地，最终只能以自嘲或嘲他打发着生活。所以自嘲或嘲他不仅是王朔的语言艺术灵魂，也是那个时代民众话语权力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式。这种话语权力呈现的是这样的特质：即在社会意识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与可能地从底层开始，瓦解并批评已往被过度神圣化了的种种话语特权。所以王朔不仅是文学现象，而且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话语方式。王朔不仅自己写了书，还教会与他相近的一代人如何面对社会去说话，去表达立场。 这样说也包含另一层意思，就是说王朔可以说是时势的宠儿，而非文学包括文化发展推进中的一个必然。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王朔的文学底韵和艺术功力基本上在中等偏上一点水平。但对现实的反应却极度敏感和嗅觉超常，这种能力在那个时代没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和他比较。——当然，我是指体现在文学另一重要特性上，即对现实的反映和干预方面，没谁能比他做的如此成功，如此有效，又如此家喻户晓。 王朔通过《编辑部故事》让马列主义的牛大姐和被彻底换了脑的老刘头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人们的笑料，让壮年有望、能力富裕的余德利成了上跳下窜的小丑，让正处于青春期的李冬宝和葛玲从恋爱到事业一事无成。所以《编辑部故事》是在热闹有趣的故事下面，非常机智地揭示了其时隐含在我们生活里的冰冷和无望。 如今王朔居然又大“骂”出口了。我认为这同样是人家王朔的天才所在。因为那些不再打着政治口号而登台表演的新牛大姐和新老刘头们，如今“城头变换大王旗”，已披上文化和艺术的百样外衣，开始又一轮上演着社会历史编辑部里的大戏。想一想，如果把余秋雨的文化背景置换一下，是不是更像一个新的指手画脚的“牛大姐”？把季羡林的学术方法演绎一下，岂不是又一个守着学术老饭盒的老刘头？张艺谋陈凯歌也无过于耍小聪明哄大场子的新余德利，至于８０一代的年轻作家，又有谁逃出了李冬宝与葛玲有感情无激情的命运藩篱，除了抒发个人那点儿少年情绪，写一些娱乐圈子和咖啡馆子，又有谁写出恸天地泣鬼神的大部头呢？所以，一部《新编辑部故事》人物和故事都是现成的，王朔再没有青春年少时的那种猛力了，可叹啊可叹！更为可悲的是，在当代社会话语这个大编辑部里，天地轮换面貌故我，没谁能和摇蒲扇的那个老滑头编辑部主任去商量商量（甭提较量），我们为何这么渺小，为何这样尴尬，这样——只有在自嘲和他嘲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作为人的有限的尊严！ 所以王朔要骂。我说王朔是天才，多指天意如此，功劳大部分在天那里——尽管作为京城爷儿们的王朔，看上去很美。去年我写过《白烨韩寒，与骂无关》，今年我看王朔爷儿们，同样与骂无关。王朔一张口，上帝就发笑，会意的笑。上帝大概也纳闷，这个可怜的民族怎就不多几个王朔呢？——写这里我得补充，敬请注意，上面的文字我没有贬低８０作家的意思，只是话赶的，只能这样说。就文学写作的能力和才情我非常欣赏８０这代人。他们比我经历的那个年龄写的好到天上去了！至于说王朔什么过气不过气，此说法和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规律基本不贴谱，而且也只有等着瞧了——托尔斯泰80岁写《复活》，谁敢断言王朔爷儿们不会一不留神写出一部老北京的《花活》出来呢？ | 
发表于 2007-2-9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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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9 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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