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天益社区.杂文天地
接着《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刘军宁又连续撰写了若干篇文章来阐述他的观点。包括“文化”与“制度”，也借用孔子和老子的对话方式。尤其是后者，两个中国文化的典型人物，用中国古典哲学脉络，对质地推导于传统且周旋的语系中。明眼可以看出，用老子的辨术来收拾孔子的尊术，试图揭露中国文化固有的局限。这样，刘军宁系列文章中，至少说到了若干不同的东西：“文艺复兴”、“自由”、“制度”、“文化”、“权利”。可以这样说，刘军宁列出的逻辑是，文化先行与制度，且文化到制度的过程就是“文艺复兴”。 我的问题是，“文艺复兴”是否改变了意大利的“文化”？若从意大利移民在美洲的社群现象来看，意大利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现象差不多，电影《教父》就是一个极为方便的例子。甚至可以说，如今的意大利远远没有“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开放和包容心态。比较而言，如今的意大利于国际社会，与其说是文化使然，莫若说是制度使然。当然，细心的人还可以指出，我这里引用的影子更应当是西西里文化，而不是意大利的普遍现象。但我可以继续说，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另一个邻居法国，其民族心态都不是很舒展，所以才有了烧中国商人鞋城事件，也所以才有了种族主义分子庞勒险些当选法国总统的那场政治危机。 “文化”，究竟什么是“文化”，或者“文化”是什么。就刘军宁的话语而言，“文化”是相对于制度而言的某种东西，如果没有制度做参照，从刘军宁的语系里面几乎无法确定“文化”的本意。事实上，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汉语体系下，究竟什么是“文化”，至今是一个超级谜案。其实，什么是“制度”，在汉语中的理解也是不同。在当下，近乎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术语，都具有异常不确定性质。这当然和中国过去一百年变化急剧有关，这个变化使得相关术语失却了定态的条件，也就无从核定其内涵与外延，这是其一。其二，所有这些术语和中国的传统语系无关，当从传统语系走出，这些来自西方的术语，我们还没有条件用一种非传统的话语来叙述有效的理解。 可以用自然科学来比照，自然科学中的术语，与自然科学的理解逻辑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构成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每一个术语、定义、定律都有精确的内涵和外延，争论或者讨论自然科学议题，大家对其所表述的东西没有歧义。我无意定立“文化”的定义，为了讨论方便，还不得不列出一个边界。我是这样看的，“文化”是社会的精神认同，相对于此，“民族”是社会的血缘认同。可以这样说，“文化”是民族的精神体验，“民族”是文化的血缘认同。所以，在“文化”之外，人类社会还有更大的精神范畴，我们可以说是“文明”。显然，“文明”不是“文化”，“文化”也不可能成为“文明”。 “文明”是由相应的术语和定义以及定律构成，不同的术语以及定律定义决定了“文明”状态，一个文明时期和另一个文明时期全然不同。“文化”也是由相应的术语、定义和定律构成，但贯穿整个历史过程而几乎不变。就中国，确切来讲“汉文化”而言，没有“天”、“道”、“理”、“礼”，没有尊卑贵贱、没有君臣父子、没有忠孝仁义，显然也就不再有其文化，或者文化本质。而我们谈及文明，即便是中国的文明，所有上述术语、定义，可以说和话语内容无关。所以，当我看到刘军宁用孔子和老子对话来诠释其“文艺复兴”的理念时，我就断定，谈乱了。 就“文化”而言，是中国既有的话语体系，而就“文明”而言，则是中国还未真正进入的话语体系。说后一句话的理由就是，相关的话语要素依然是不确定的，漂移的乃至各执其义的。争论“民主”、“自由”这类热词，我们不得不用诸如“美国的民主”、“西方的自由”这类“他物”来叙说，其原因就在于在我们的语境中，没有这样的“本物”，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共同的体验和经由体验而得到同一理解的定义。另一个显眼的例子就是对资本经营者的术语，同一个事物两个术语：“资本家”和“企业家”，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是一回事情，但宁愿不予以相同的思维逻辑。用这个例子，我试图说明，即使进入了现代状态，今天依然尚未拥有现代语境。 没有现代的语境，证明的是，我们的思维不能得到现代精神的体验。人们只能通过大量阅读国外话语来获得知识，而不是从自身的体验中得到理解和认同，或者从自身的现实体验中推测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知识，而思维逻辑决然是既有的惯用型。比如“民主”，惯用型的方式是“人民当家作主”，稍许参照些“他物”也不过是“三权分立”，更清晰一些也只是停留在“代议制”构架上。而现代国家政治的模式是，也只能是“自治”，政治在底层，从确立最低一层权力开始，而不是从在国家政治权力着手。同样，“自由”是一个关于人身和精神解放的说词，从束缚中获得的人身与精神状态。“自由”是从人类历史过程中得到的定义，而不是一个组词逻辑的发明，也不是一个超然的概念体。在自由这个语义下，只有“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表示从束缚中获得解放的方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绝对自由”或者“相对自由”这类人类历史精神体验毫无关系的静态逻辑。 没有体验的知识，其理解是靠不住的。所以，即使是自然科学，学生也要上实验课，亲自动手的方式来得到真切体验，才能确切把握术语、定义、定理和定律。反过来说，即使没有这些知识，人还是可以从经验中得到有效体验并有效把握。经验，就是人从经历中体验，驾驶一辆汽车如此，其实，驾驶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从人类而言，从知识获得的理解，搭建起来通常是乌托邦，而从经验体会到的知觉，是人类的文明。以刘军宁的议题而论，以达芬奇为代表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有着从古希腊文存中获得知识的“启蒙”，而实际上是这些被后人尊作先驱的人杰，用画笔获得了人类从未有过的体验。要知道，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阿基米德，抑或欧几里德，他们从未能够在用维平面展现过自己对三维空间的思索，他们从未能够用透视的方法展示自己想象中的点、线、面。 比照八百年前开始的“文艺复兴”，我们的视野来的远为辽阔，我们的资源也远为雄厚，不像那些异族的先人们需要摸索，也不像他们缺少可用的语境资源，更不想他们无从借鉴。所以，与其说是“启蒙”，莫若说是接受人类的现代文明。对于我们，人类现代文明不是一个“想象力”的难题，而是一个付诸一实践，真实经历与体验的问题。人类文明，其历程、其现状，也不是一个两分法的辩证理解问题，而是经由体验而熟悉，进而熟练驾驭的问题。退而言之，既然所有事物都可以两分法地剖析利弊，就没有理由坚持一个选择而拒绝另一个选择。 过去一百年是一个绝好的案例。开始的时候，认为国民没有现代知识，于是全面引进西方知识。然后看到国人对这些知识无动于衷，于是就认定国民性有问题，便高举起“启蒙”的大旗。在然后，国人对“启蒙”依然麻木无觉，便奋力谴责起国民的“劣根性”。一百年过去了，国人从未亲身体验过民主、自由，所有的获得都是知识性的、间接的和抽象的。关于现代文明，直至今天还固守在坚舰利炮的那不多的经验上，将现代社会曲解为“强国”，将全人类的文明曲解为“强国运动”。这些，我不以为和“文化”有关，我相信本身是一个“文明”的议题。正是我们没有真正经历过和真正享有过“文明”，所以才有着偏见、才有着固执，才有着欺人和自欺。 显然，刘军宁所指的“文化”，其实更多的是在叙说“文明”，他也在用“观念”这个词来做了矫正。在这个范畴下，其选择“文化”优先而制度其后，寄望于循序渐进的变革。但我以为，这个逻辑过程恰恰是最困难，乃至最不可能的。没有能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就不可能有共同认知的话语体系；没有共同认知的话语体系，就不可能准确理解所获得的知识，也就无从实现“启蒙”。而“制度”呢，看起来要简单多了。只要地方行政长官不再是任命的，那必然也只能是选举的，也就必然也只能是自治的，也就必然也只能是民主的，立法和司法也就必然是独立的，也就必然是受到监督和民意抉择的。形式上，“民主”和“专制”是对立物，本质上“自治”和“集权”是对立体。没有了由上而下的任命制，也就切断了官员级级晋升的体制，也就阻断了遴选最高国家政治人物的资源供应。这样，最高政治层面必然，也只能是竞争方式下的选举制。 但这样的逻辑依然不可能实现。在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选择上，人们还宁愿相信中央权力关乎根本利益，还宁愿相信中央利益高于地方利益，宁愿相信中央制定好政策而有地方好好执行，宁愿相信中央政府要聪明，地方政府要听话。其实，这也是一个经验性的死结。人们觉得国家最高权力关乎国家命运，进而与自己生死攸关，而从未愿意仔细体味最底层的权力才和自己的人身权益百感交集。 我知道，事情绝然没有这般简单。一个坚硬的制度，一定会以伤害为前提和后果，同样还成为“后”制度不得不承接的遗产。在所有现代术语的定义、定理和定义，以及内涵和外延都得到认同的情形下，利益和所追逐的权利的依然会大有差别。这才是后制度、后价值和文明所必需面对的。坚硬的制度，使得于此的所有理解和调整为不可以，使得“制度”之后成为某种“不可能”，终而成为无法避免的疼痛与哀伤。但这是另一个论题，在文化、文明，包括刘军宁所说的“观念”还有制度之外，我深信，有着更多的艰难困苦需要担当。 但我依然乐观，而且愈发乐观。所有的自由、所有的个人权利，所有的制度，没有千百万形形色色的私人资本的支持，没有这些形形色色私人资本造就的体制外空间，没有这样宏大空间所提供的生活选择。所谓个人权利，最精彩不过文人狂狷的魏晋风格，和普世文明没有关系，也和千千万万的个性体验没有关系。正是这些私人资本的存在和持续发展，使得每一个心灵能够摆脱体制，也使体制内的语言有了可以自信的底气。这如同中国女性走过的道路一样，没有经济独立的女性解放，不过是文艺作品的噱头。没有私人资本的兴兴勃勃，不可能有“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有个人权利的解放与张扬。 本文应玮之钺之邀而作，在此谨表谢意
猪头：李大苗在天益的帖子，俺私自搬过来，对应刘军宁的那篇文章 | 
发表于 2007-1-15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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