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花名册内外--作家的名声?

最近,翻阅《西方正典》(汉译),看到书末所列的西方文学菜单,料想布鲁姆为他人披嫁衣的心态可鉴。

再回过头来,翻看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末也有作家花名册。。。

问:该花名册中的作家是否基本被评论界或文学界的主流所“正名”定论?

转载:花名册 http://tianyabook.com/zhexue/zgdd/092.htm

当代作家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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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是为阅读本教材的读者设计的一份作家简介,所列入下列简介的作家,仅限于本教材每章第二、三、四节专门分析其作品的作家,但整理民歌、改编戏曲和电影的作者和编导不列入;本教材每章第一节总论中介绍的作家,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简介。特此说明。

[[阿城(男)(1949- )]]
  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图书》编辑。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7 期),引起广泛关注,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有小说《树王》、《孩子王》相继问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0年代后定居美国,有不少杂感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

[[艾青(男)(1910-1996)]]
  原名蒋澄海,笔名还有莪伽、克阿、纳雍、林壁等。浙江金华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但自五岁起被寄养在一位贫苦农民“大堰河”家里,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诗歌创作的重要思想源泉。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次年赴法留学,修绘画。1932年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同年7 月被捕入狱。以在狱中写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成名。1935年出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中华全国文协。1941年3 月赴延安,任教于鲁艺文学系,主编《诗刊》(延安版)。1945年10月任华北联大文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三部副主任等职。1949年随军进京,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中国文联筹备委员会常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美协理事、《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1959年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回京治眼疾。1978年重新发表诗作。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理事等职。他的早期创作《大堰河》、《北方》、《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火把》等诗集,多写劳苦大众、民族命运和社会黑暗,呈现悲怆、高昂、亢奋的重彩格调,由于在诗歌创作中强烈表达对光明的向往和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在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号召力,并使他得到“火把诗人”的称号。50年代发表了一些图解政策和歌功颂德的作品,因概念化和平面化而显平庸,缺乏生命力,但有些描写域外题材的作品则得到评论界的肯定。70年代末复出后,发表了大量诗作,使诗坛震惊,包括《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和许多短小篇什,延续了三四十年代的创作风格,并且更为凝练、深沉。1949年以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黑鳗》、《春天》、《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域外诗集》等。其中,《归来的歌》和《雪莲》分获全国第一、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另外著有理论集《诗论》、《艾青谈诗》、《艾青论创作》等。译作有凡尔哈仑《原野与城市》等。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享有广泛声誉。1985年,获法国艺术最高勋章。

[[巴金(男)(1904- )]]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余一、黄树辉等。原籍浙江嘉兴,出生于四川成都。1918年入成都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业学校。在学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并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构成了他前期创作的底色。1927年至1928年在法国留学,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灭亡》的发表并引起轰动,使他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此后20年,他创作、翻译了大量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品。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和作协上海分会主席。“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自“干校”回上海。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作品经历了几个变化,3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激烈的情感喷发倾吐对不合理社会的痛恨和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而后对现实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开始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剧,发表了《寒夜》、《憩园》等感情更蕴藉、思想更深刻的作品,为后来的批评界更为推崇。50年代开始从小说创作逐渐转向散文创作,跟随政府号召写新题材、新主题,写出了不少遵命文学,丧失本来的艺术个性,但也有像《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这样在当时独具一格的报告文学集。经历“文革”后,思想又有了新的认识,感情更内敛,一部拷问自我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随想录》闪烁着一个历经苦难的世纪老人的智慧和人格的光芒,该作1989年获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荣誉奖。一生坚持人道主义的追求,常年卧病在床却笔耕不辍,近年仍继续他的“随想系列”的创作。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 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90 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巴人(男)(1901―1972)]]
  原名王任叔。笔名屈铁、行者、八戒、赵冷等。浙江奉化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宁波第四师范学校后,曾担任过小学、中学教员和编辑工作。1923年开始文学创作,参加文学研究会。1926年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1929年赴日本,次年回国,参加左联。后在南京交通部任职。抗战爆发后,在“孤岛”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曾主编《译报》、《译报周刊》、《民族公论》等刊物。1941年去印度尼西亚。1948年进入华北解放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建国后历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有自己的见解。1954年修订出版文艺论著《文学论稿》。50年代中期在《人民日本》、《文艺报》、《人民文学》发表杂文,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其中《况钟的笔》、《论人情》传诵一时。部分编辑出版为《遵命集》。还创作了历史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等。在50年代反倾运动中,因提倡“人性论”遭批判和撤职处分。1960年又被指为修正主义再受全面批判。晚年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工作,编成《印尼史稿》。“文革”中被迫害至疯而死。

[[白桦(男)(1930- )]]
  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人。1938年因日军占领信阳逃难,1939年父亲被日军杀害。1942年入河南潢川初中,1945年入信阳师范艺术科。1946年夏入潢川高中,开始文学创作,诗歌处女作发表在信阳的《中州日报》。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中原野战军宣传员。1952年调任昆明军区创作组长。1955年调总政创作室。1958年因《森林里的故事》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党籍。后在上海当钳工3 年。1961年调上海电影制片厂。1964年重返军队,任武汉军区创作员。“文革”期间曾在新疆度过数年。1979年恢复名誉。1985年转业,调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等。五十年代在西南边疆时期出版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之歌》,长诗《鹰群》、《孔雀》,小说集《边疆的声色》、《猎人的姑娘》等,以单纯、明净的热情将斗争生活与边疆风物融汇一体。1977年开始文革后的创作活动。著有诗集《情思》、《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等,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等,电影剧本《苦恋》(与彭宁合作)、《今夜星光灿烂》、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等。其中诗歌《春潮在望》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1979年10月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引起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共鸣。他的后期作品尖锐地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进行批判,引起较大争议。1981年,电影《苦恋》受到批判,但仍坚持创作不止。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能进行多种文学体裁创作的作家。

[[残雪(女)(1953- )]]
  原名邓小躬。原籍湖南耒阳,出生于长沙市。1966年小学毕业。四年后,进长沙一街道小厂当铣工十年。后为服装缝纫个体营业者。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参加中国作协。出版有小说集《天堂里的对话》、《黄泥街》,长篇小说《突围表演》等。她的具有“先锋”色彩的小说《山上的小屋》、《天窗》、《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在读者和批评界中反响颇大。她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形式上受到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以臆想、梦呓的手法组织神秘荒诞的叙述氛围,造成朦胧晦涩、离奇可怖的审美意象。小说有一种对人性丑恶的近乎残酷的透视力,对人类生存的悲剧本质进行无可保留的暴露,表现其独特的生命体验。

[[曹禺(男)(1910-1996)]]
  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1923年入南开中学,是南开新剧团的活跃分子。1926年发表没有引起注意的处女作《今宵酒醒何处》(中篇小说)。1929年升入南开大学,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第一部多幕话剧剧本《雷雨》(《文学季刊》1934年1 卷3 期),复杂的戏剧冲突和卓越的艺术魅力立刻引起轰动。大学毕业后入清华研究院深造,后因故辍学,开始教育活动,先后在保定中学、天津河北女子师范、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等处任教。在《雷雨》之后,他又创作了《日出》、《原野》等多部影响巨大的话剧剧本,确立了其中国现代话剧大师的地位。抗战期间,在重庆参加文化界抗敌活动,写了《蜕变》、《北京人》等作品,并改编巴金的《家》,都获得了广泛好评。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同年底回国。1947年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工作。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文联常委,后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0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建国后,积极参与党领导的各项文艺运动,写过一些迎合政策的散文,收入《迎春集》。1954年创作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多幕话剧《明朗的天》,在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中获剧本一等奖。1960年完成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剧《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文革”中受到冲击,在人艺门房工作。1978年完成受周恩来委托的描写民族团结的历史剧《王昭君》,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中获戏剧创作一等奖。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剧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执行主席等。总的来说,他的早期戏剧创作成就突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然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因多应时事、政策而作,受各种限制,没有取得前期作品所达到的成就。他吸收了传统戏剧和西洋戏剧的双重营养,善于应用各种创作技法,擅长对戏剧冲突的把握和人物心理的刻画,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以及戏剧氛围的诗化处理更是其剧作独具一格的要素。对于人性和命运的探索是其剧作的永恒主题,也使得他的剧作的艺术生命长久不衰。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雷雨》等剧作至今还在世界各地上演,以此为底本的电视、电影作品也不断出现。

[[昌耀(男)(1936-2000 )]]
  原名王昌耀。湖南桃源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师文工团。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后转入河北省荣军学校读书。1954年开始发表诗作。1955年调青海省文联。1958年被划成右派。后颠沛流离于青海垦区。1979年平反。后调任中国作协青海分会专业作家。1982年后参与“新边塞诗”运动,是新边塞诗派主要代表之一。著有《昌耀抒情诗集》等,代表作有《划呀,划呀,父亲们!》、《慈航》、《意绪》等。他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其新边塞诗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近年的诗作趋向反思静悟,语言略趋平和,有很强的知性张力。

[[陈村(男)(1954- )]]
  原名杨遗华。上海人。回族。1971年底到安徽农村插队。1975年病退回沪,进街道里弄生产组做工。1978年初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专科学习,毕业后到上海市政二公司工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步入文坛。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度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他的小说一类主要是对亲历的知青生活的描写,采用“我”作为叙述者,表达对农村和农民的复杂情感。另一类是对普通人生世事的描摹,在凡人对外物的无助的情境下展现人的自尊与自卑的交织心理,显露他对人生的忧思。晚近的小说有较强的实验意识,但仍保持着对现实生存状况的个人关怀。

[[陈染(女)(1962- )]]
  1962年4 月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在禁中守望》、《潜性逸事》等,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此外著有散文、诗多部。

[[陈翔鹤(男)(1901-1969)]]
  四川重庆人。1920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同年底转入北京大学。1922-1925年间参与发起组织浅草社和沉钟社,开始发表作品。1927年起任教于山东、吉林、河北等地,抗战爆发后到成都,曾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领导工作多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在阪道上》、《独身者》、《鹰爪李三及其他》等。建国后,历任川西文化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1954年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古典文学部副部长兼《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主编。后期致力研究,创作较少。曾拟将庄子、屈原等十二位文化名人的故事一一写成短篇小说,仅完成《陶渊明写 》和《广陵散》两种,发表后影响广泛。两篇作品都有借古喻今的意思,影射了当时知识分子艰难的生存环境,借高风亮节、正直狂傲的古人来映照现时的知识分子,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是他在时代感伤中对于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的一种关照。作品自1964年起受到严厉批判,作者在“文革”中被迫害,于1969年去世。

[[池莉(女)(1957- )]]
  湖北沔阳人。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在农村当过小学教师。曾读过三年医专,毕业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当过五年医生。后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芳草》杂志社编辑,后在武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武汉市作协副主席。1978年开始创作诗歌、散文。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其中《烦恼人生》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她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寻常百姓的凡俗生活,呈现本真的原生状态。朴实流畅的语言风格,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使她成为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小说放弃终极理想,面对琐屑的现实,以“零度情感”叙写“此岸”的生存状态,来揭示平凡生活的生命本质。

[[戴厚英(女)(1938-1996)]]
  安徽颍上人。1956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60年毕业,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文革”初期,是当时大批判的活跃分子。1968年因“右倾”遭批判。“文革”后期思想发生大转变。1979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调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处女作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因故延迟出版,第二部小说《人啊,人!》反而先期于1980年出版。作品表现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以蓬勃的激情和理性的笔调对人性进行大胆的探讨,引发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人啊,人!》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项链,是柔软的》,长篇小说《空中的足音》、《流泪的淮河》、《悬空的十字架》、《脑裂》等,散文集《戴厚英随笔》等,晚年信佛教,1996年被歹徒杀害,遗作有《心中的坟》。

[[邓拓(男)(1912-1966)]]
  原名邓子建、邓云特。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福州人。1929年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1931年转入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从事中共地下活动。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学历史系,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引起史学界注意。同年被分配到中共晋察冀边区党校任教,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7年任中共华北局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长。1949年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联合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等职。1961年在《北京晚报》副刊上以马南邨笔名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又与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因面对现实而产生很大影响。“文革”初期“三家村”受到残酷迫害,邓拓以死抗争。1979年得到平反。他的作品涉猎很广,杂文独树一帜,有针砭时弊的批判性,并且把知识、趣味融于一炉,具有学者杂文的独特魅力。

[[邓友梅(男)(1931- )]]
  曾用笔名方文、右枚、于冬等。原籍山东平原,生于天津。1942年加入八路军,任通信员。1943年为躲避日寇汉奸的追捕,曾在天津街头流浪,被一家工厂招工后,强行押送到日本做苦工。1944年回国,重新参加八路军,1948年开始创作。1949年任新华社军队分社的记者。195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成长》(《说说唱唱》19期)。1953年入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56年发表作品《在悬崖上》,1957年发表《沂州道上》,引起读者注意。不久即遭批判,被划为右派,在社会基层劳动。1962年在鞍山文联下属从事专业创作,发表的《草鞋坪》又受批判。1976年回北京,1978年重新发表作品。1980年任作协北京分会的专业作家。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出版小说集《京城内外》、《烟壶》等。《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分获1978、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烟壶》,分别获1977-1980、1981-1982、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他的优秀作品还有《寻访“画儿韩”》、《双猫图》等。他以描写市井生活和市民文化见长,对文物书画又非常熟悉,以生动简练的笔锋刻画民俗风情,赋予历史的感悟,透露出浓浓的“京味”.

[[杜鹏程(男)(1921-1991)]]
  原名杜红喜。笔名司马君、宏溪、朴诚等。童年困苦,入孤儿院。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抗大、鲁迅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延川农村工作。1941年底调延安大学学习。1944年到工厂做基层干部,开始文学创作。1947年调《边区群众报》社,任随军记者。先后任新华社记者、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在此期间,完成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初版)。在当时时代话语的需求下,用歌颂革命战争的宏大叙述手法塑造英雄形象和战争的史诗画面,气势磅礴,是描写大规模战争的第一部代表作品。后因小说里描绘了彭德怀形象,1959年后被查禁。“文革”初作者被强加“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遭迫害。1977年重新发表作品。后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晚年因病影响创作,写了一些散文和创作谈。诸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

[[方方(女)(1955- )]]
  原名汪芳。原籍江西彭泽县,生于南京。1957年随父母迁至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做了四年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湖北电视台任编辑,1989年调作协湖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5年开始写诗。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出版作品集有《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一唱三叹》、《行云流水》等。早先的作品以反映青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为主。1987年发表《风景》(《当代作家》1989年第5 期),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批评界认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 自此发表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桃花灿烂》等一系列作品,均受好评。她着重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景状,善于刻画卑琐丑陋的病态人生,以冷峻的眼光剖析人性的弱点,探索生命的本真意义。语气中常透露着一种冷嘲和尖刻,在简洁明快、舒畅淋漓的叙述中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人生思考。

[[方之(男)(1930-1979)]]
  原名韩建国。原籍湖南省湘潭,生于南京。抗战期间,在湖南农村避难。抗战结束后,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学习,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此期间开始文学创作。50年代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发表短篇小说《章老师》、《兄弟团圆》、《在泉边》、《曹松山》,中篇小说《浪头与石头》等。1957年后曾在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7与江苏的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等准备组织“探求者”文学社,提出“干预生活”的主张,后受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但中断创作时间较短,1958年至1959年与叶至诚合作电影剧本《绿洲》。1962-1965年间又发表短篇小说《岁交春》、《看瓜人》、《出山》等,都是立足于当时实际的颇具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另有一些作品未及发表,在文革中佚失。“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健沟受损。1978年调回南京市文联,重新开始创作,1979年恢复名誉,发表《内奸》(《北京文学》1979年第3 期),引起广泛重视,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译成多国文字。这是一篇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历程来对时代悲剧进行反思的作品,小说纵横捭阖,极尽辛辣讽刺。

[[丰子恺(男)(1898-1975)]]
  原名丰慈玉、丰润、丰仁。浙江崇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1914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影响一生的老师李叔同。毕业后,担任一年半的美术教员。后自费赴日本留学,研习绘画与音乐。由于经济拮据,1921年底提前回国。回国后先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参与友人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工作。1925年开始散文创作。1926年,曾一度担任开明书店编辑,成为《中学生》杂志的特约撰稿人。1927年出版画集《子恺漫画》,行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独特漫画风格。1931年他的第一本随笔集《缘缘堂随笔》(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出版。1933年,回家乡石门镇缘缘堂定居。抗战期间,先后在桂林师院、浙江大学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抗战结束后重回故乡。陆续出版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率真集》等。50年代以后主要担任过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国画院院长等,仍坚持画画并继续随笔创作。“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以至去世,但在身处逆境仍秘密写作,即1971-1973年写成的《缘缘堂续笔》。他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作品崇尚自然、温和含蓄、暗藏机锋。描绘儿童的世界,表现真情真性;执着于宗教关怀,流露超脱淡泊的情怀。不求功利、讲究人生平淡趣味,使他在那个疯狂喧嚣的时代仍能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记录下内心真实的声音。

[[冯骥才(男)(1942- )]]
  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1961年天津塘沽第一中学毕业后,入选天津市篮球队。同年因伤转入天津书画社从事美术工作。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任国画教师。期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初版)。1978年调天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后历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雕花烟斗》、《爱之上》、《雾中人》、《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其中《雕花烟斗》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啊!》、《神鞭》分获第一、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集《珍珠鸟》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早期写作感应时代伤痕、反思的潮流,以人性的变异来揭示历史、社会问题,带有批判性的政治色彩。80年代中期后,他更关注于民风民俗,《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怪世奇谈”系列小说描写天津市民的众生像,体现出浓厚的“津味儿”,以严肃的思考和荒诞的形式揭示隐藏在普通人事背后的民族文化传统。

[[高晓声(男)(1928-1999)]]
  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农民家庭。从小贯爱文学,受古典名著熏陶。中学时代因经济原因曾三次中断学业。1947年高中毕业,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49年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新华日报》文艺副刊任编辑。1951年发表小说《收田财》,接受文学家直接指导的创作训练。1953年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撰写锡剧剧本《走上新路》(与叶至诚合作)并获奖。1954年,以新的婚姻法为背景的小说《解约》(《文艺月报》1954.2)引起文坛注意。1957年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江苏青年文艺工作者发起“探索者”文学社团,起草《“探索者”文学月刊启事》。同年6 月发表了把宣言具体化的探索小说《不幸》,受到批判,被划成右派,遣送武进农村“劳动改造”.1962 年又重新创作,“文革”期间在农村劳动。1979年平反,重归文坛。任中国作协理事、江苏作协分会副主席。1980年发表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因塑造了陈奂生这一继阿Q 之后的典型农民形象而获得高度评价。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79小说集》、《高晓生1980年短篇小说集》、《高晓生1981年短篇小说集》、《高晓生1982年短篇小说集》、《高晓生1983年小说集》、《高晓生1984年小说集》等,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散文集《生活的交流》等,文艺论集《创作谈》、《生活、思考、创作》等。其中《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分获1979、1980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多篇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其创作多取材于苏南农村生活,“陈奂生系列”小说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变革对普通农民命运的深刻影响,剖析了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但仍有政策主导情节的倾向。另一类小说《鱼钓》、《钱包》等则以讽喻、象征的手法体味深刻的人生哲理。晚近以散文创作为主。

[[高行健(男)(1940- )]]
  原籍江苏泰州,出生于江西赣州。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1971-1974到干校劳动,后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散文《巴金在巴黎》,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1981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创作《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剧作,引起很大反响,并因其新的演出形式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包括舞台观念。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初版)提出新的文学观,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等,引起广泛注意和争论。论文《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也在1983年遭到批判。另外还出版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理论著作《现代戏剧手段初探》、《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和戏剧作品集《高行健戏剧集》等,90年代定居法国,继续丛事创作和绘画,出版长篇小说《灵山》等。

[[公刘(男)(1927- )]]
  原名刘仁勇、刘耿直。江西南昌人。1939年开始写诗。1946年半工半读于中正大学法学院。1948年赴香港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赴大西南,当过见习编辑和文艺助理员。发表反映西南边疆的诗歌《西盟的早晨》等。1955年调北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此时代表诗作有《五月一日的夜晚》、《运杨柳的骆驼》、《上海夜歌(一)》等。出版了与人共同整理的民间长诗《阿诗玛》,影响较大。其他诗集有《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等,短篇小说集《国境一条街》。1958年被划为右派,遣送山西工地服劳役。六十年代初曾发表过一些诗作。“文革”中再次遭受磨难。1979年平反后,又发表有《沉思》、《星》、《十二月二十六日》、《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反思作品。出版长诗《尹灵芝》,诗集《白花。红花》、《离离原上草》、《仙人掌》、《母亲――长江》、《骆驼》、《大上海》、《夜梦钞》、《刻骨铭心》等,散文集《酒的怀念》等。他的诗歌观点是既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也吸收外国优秀诗歌的长处。其中诗集《仙人掌》获全国第一届新诗诗集一等奖。大量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他的早期作品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热烈直白。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则风格沉郁,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富有哲理,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悲欢沉浮进行严峻的反思,感觉敏锐,意象深邃。

[[顾城(男)(1956-1993)]]
  原籍上海,出生于北京。1969年随其父顾工下放到山东一个农场。1974年会北京后,当过木工、搬运工、借调编辑等。1980年待业。“文革”时开始创作,是新时期“朦胧诗”的主要作家之一,在青年中影响很大,许多诗句被反复咏唱。1980年《小诗六首》参加青春诗会,因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的审美追求而引起争论,从而引发了长达几年的关于“朦胧诗”的新旧对峙。1981年因《抒情诗十首》获“星星诗歌奖”. 著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银》等诗集。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进行文化交流。1988年赴新西兰教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新西兰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获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写作。1993年9 月在新西兰寓所杀死了妻子谢烨(诗人雷米),同时自缢身亡。死后记录他一男二女隐居生活的小说《英儿》(与雷米合作)(作家出版社1993年初版)出版,其人其作品又一次引起争议。他的作品较少关心社会历史,更多关注人的内心。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代表作品有《一代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等。后期的诗作因其理想与现实的不能和谐以及隐居生活造成的生命和性格的进一步封闭扭曲,产生脱离现实一味沉溺于个人感觉世界的转变,艰涩难懂。身后出版《顾城诗全编》。

[[郭沫若(男)(1892-1978)]]
  原名郭开贞,号尚武、鼎堂,曾用笔名麦克昂、易坎人、石沱等。四川乐山人。1913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年底赴日本留学。1918年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后弃医从文。192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发表过《残春》等少量小说。1923年大学毕业回国。1926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出版诗集《恢复》。同年被迫流亡日本,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历史研究,出版了后来引起争议的《十批判书》。1948年到解放区。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先后出版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论著《李白与杜甫》等,学术专著《石鼓文研究》、《奴隶制时代》等。郭沫若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极具天赋,他的早期诗作直抒胸意,热烈如脱缰之马,在文学的各种体裁、翻译、史学、文字学等各方面都有建树,是少有的全能型文人,又是多产作家。另一方面,他在50年代后常常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作了很多响应号召和阐述政策的报告讲话;写了很多结合形势、图解政策的作品,甚至是标语口号式的应景之作;利用历史剧以古喻今,为“古人”翻案。他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限制了他的才华的发挥,留给历史一个遗憾。

[[郭小川(男)(1919-1976)]]
  原名郭恩大。曾用笔名郭苏、湘云等。河北丰宁县人。中学读书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写诗。1937年9 月参加革命,在三五九旅工作。1941年至1945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学习,解放战争期间任丰宁县县长等职。在这期间创造的诗歌后来收入在诗集《平原老人》和《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建国后在中南局宣传部、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等部门工作。在武汉时曾与陈笑雨、张铁夫三人以“马铁丁”的笔名写了不少“思想杂谈”,他的政治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在1955年发表时,仍沿用了“马铁丁”的笔名。陆续出版诗集《白雪与山谷》、《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饱满的政治热情、旺盛的战斗意志和正直坦诚的抒写是他的政治抒情诗的特点,他自觉投入革命斗争,自觉充当时代的歌手,但有一些探索性作品如《白雪的赞歌》、《望星空》等因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思考而一再受到批判,当时的时代标准不能接受这样非教条非完美的倾向。这阻碍了郭小川的诗歌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他的创造个性,使他以后的作品中的战士气质更浓,“文革”后期写过《团泊洼的秋天》等诗,传诵一时。

[[海子(男)(1964-1989)]]
  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县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1989年3 月26日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从1984年的《亚洲铜》到1989年3 月14日的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海子创造了数量惊人的优秀作品,包括短诗、长诗、诗剧和一些札记。其中影响最大,在青年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他的短诗。比较著名的有《亚洲铜》、《麦地》、《以梦为马》、《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等。出版作品有长诗《土地》、短诗选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等,另外近年出版了《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1997年初版)。他的的作品后来影响甚至感召一代青年学子并越来越引起各界重视相对比,但生前诗人的作品几乎没有公开结集出版。海子是个极有天赋的诗人,他独有的自由率真的抒情风格、对生命的崇高的激情关怀、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使他的作品有一种童真梦幻般的吸引力。寓言、纯粹的歌咏和遥想式的倾诉是其三种基本的表现方式,但散漫的抒写并没有影响他语言的特殊的节奏和字句的锻炼。对死亡的特有的敏感使他的一些诗作带着一层神秘抑郁悲观的色彩,这种消极因素也影响了他的生命态度。

[[韩少功(男)(1953- )]]
  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69年初中毕业后,下放汩罗县的农村插队。1974年调县文化馆工作,开始发表作品。执笔含有大量史料的传记《任弼时》(与甘征文合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月兰》(人民文学1979.4)在文坛崭露头角。1982年毕业后在湖南省总工会的杂志《主人翁》任编辑。1984年调作协湖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到海南后1988年开始主编《海南纪实》杂志。1996年与同仁策划文人杂志《天涯》,任杂志社社长,发行后广受好评。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因其标新立意的形式尝试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作家1985.4)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贺敬之(男)(1924- )]]
  山东峄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都过小学与乡村师范。抗战爆发,他随校流亡,1940年赴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诗作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杂志上,以反映农村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为主。1949年他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了大型歌剧《白毛女》,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抗战胜利后,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创作秧歌剧《秦洛正》、诗集《笑》。建国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任《剧本》、《诗刊》编委,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理事。“文革”后,长期担任宣传、文化部领导职务。1989年任国务院文化部代部长时,加强文艺与政治关系。五、六十年代以创作政治抒情诗闻名。代表作有《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等,出版诗集《放歌者》,当时流传甚广。他的创作不多,但对每一首诗要求很高,希望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他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诗骨,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

[[胡风(男)(1902-1985)]]
  原名张名桢,又名张光人。笔名谷非、谷莹、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1920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读书,并积极参加日本共产党和普罗文艺运动。1933年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文学理论批判工作。与鲁迅、冯雪峰交好,并于1936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相对立,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战期间,自筹经费出版《七月》(1937年9 月11日创刊),扶植培养一批新作家,在其推动和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七月》为阵地的文学流派。《七月》停刊后,主编的“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丛书,开始在桂林、重庆、香港出版。1945年1 月胡风主编《希望》杂志,继续“七月”的事业。从抗战前夕到1948年,胡风先后撰写出版了《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记》、《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理论著作。他的理论中心是“主观战斗精神”,要求作家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从改造现实的角度去把握现实;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是揭示民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这些与延安的文艺政策并不十分一致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引来了反对意见并在左翼内部遭到批判。50年代他与文艺界领导的理论矛盾日渐激烈。1953年向中央递交了阐述自己对文艺工作意见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1955年因震动国内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入狱,身心受到巨大摧残。1979年获释,1980年、1988年两度平反。解放前著有诗集《野花和箭》、《为祖国而歌》,解放初创作了长诗《时间开始了》。后者激情勃发,语言凝重,为当代歌颂性的诗歌创作开了先河。八十年代出版了《胡风评论集》、《胡风晚年作品选》《胡风》等。胡风冤案涉及面广,造成后果严重,是中国文艺史上值得深思的教训,近年出版了多部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胡风传》、《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殉道者》、《白色花劫》等。

[[贾平凹(男)(1953- )]]
  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上初中时“文革”爆发,因父亲的原因全家受牵连,中途辍学在家务农,后还在建筑工地从事过重劳动等。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1975年毕业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78年以《满月儿》(上海文艺1978.8)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始引起文坛注意。1980年调任《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3年起任作协陕西分会专业作家。贾平凹是个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商州》、《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等,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早晨的歌》、《腊月。正月》、《天狗》等,散文集《月迹》、《爱的踪迹》、《商州散记》、《红狐》等。其中《腊月。正月》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浮躁》获美孚飞马文学奖。80年代初的小说《二月杏》、《好了歌》曾因“不健沟倾向”而遭批判,90年代初又因小说《废都》中过多的性描写而引起争议。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以陕西山村的普通人为题材,抒写恬淡的生命旨趣。自“商州系列”起,从历史的深度展现陕西秦川地区的古老民风,旨在向商洛文化寻根。近来作品的文化意识渐浓,离民间乡土渐远。他的文笔纯熟流畅,有很强的语言把握能力。

[[蒋子龙(男)(1941- )]]
  河北沧县人。1950年入农闲时的“季节性小学”.1955 年入天津市第四十中学。1958年毕业考入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1960年毕业在工厂当见习工。同年加入海军,在部队的宣传部工作。开始文艺创作,1962年始发表杂文通讯等,1964年第一篇散文《老崔》发表在《光明日报》。1965年复员回天津重型机器厂。同年发表短篇小说《新站长》。1972年发表小说《三个起重工》。1976年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1,复刊第一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却因所谓“走资派路线”受攻击。后在压力下写了应时的《铁锨传》。1979年以改革为背景,描绘新时代的英雄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1979年全国优秀小说评奖中以压倒性票数获奖,引发了“改革文学”的热潮。1980年作协主办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班毕业。后历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协理事、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天津分会主席、《天涯》主编等职。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蒋子龙集》、《拜年》、《蒋子龙创作精选集》等,长篇小说《蛇神》等,散文集《过海日记》、《国外掠影》,文艺论集《不惑文谈》等。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可读性,特别是前期作品充满“开拓者”的热情。

[[老舍(男)(1899-1966)]]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满族家庭。1905年到一家改良私塾读书,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兼国民学校校长。1922年到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1923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南开季刊》1923第2 、3期合刊)。后回京任教,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期间创作了追忆国内生活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这些小说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看戏”的态度来旁观北京的众生像,文笔轻松活泼、幽默诙谐。1929年回国途中滞留新加坡任国文教员。1930年至1937年,老舍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课余坚持小说创作。期间写出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等长、中篇小说,还有《赶集》等短篇小说集。在揭示市民阶层的人情世态、精神弱点的同时,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抗战爆发后,在武汉、重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组长。为了抗日宣传,写下了许多通俗作品,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946年应邀去美国讲学,写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这是一部结构谨严、气势磅礴、包含感情的民族抗争史。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常委。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新的生活中,用新的方法创作符合时代的新作品,写了一些流于表面的文章。同时也创作了话剧《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等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其中《茶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充分展现了他“语言大师”的实力,用一字半语就写活一个人物,更流露了作为一个旗人对北京满族遗老遗少的复杂情绪。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文革”开始不久,作家因不能忍受身心双重压力而自杀身亡。

[[李锐(男)(1950- )]]
  原籍四川自贡,生于北京。1969年高中毕业后到山西插队,六年后分配到钢铁厂做工。1977年调山西《汾水》编辑部,后任《山西文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8年调入作协山西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4年发表处女作《杨树庄的风情》。出版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等,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其中《合坟》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作品主要取材于吕梁山区,1986年起陆续发表的“厚土”系列小说引人注目,以冷峻的笔调揭示贫瘠山区农民僵滞粗厉的生活样态,追求客观化的绝对真实效果,他自我抑制式的写作却写出了一种抑制状态中的倔强生活。近年在此基础上的长篇更展示了其日渐成熟的文体风格,对于农民土地有更深刻的理解。

[[李準(男)(1928-2000 )]]
  本姓木华梨。蒙古族。河南洛阳人。1943年因经济原因初中辍学,在盐栈、邮政代办所、银行、干部文化学校等处工作过。1952年开始创作生涯。1953年发表最早反映土改后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河南日报》1953.11.20),轰动一时。1954年起在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曾携家下放农村,参加基层工作。1960年发表的小说《李双双小传》影响较大。历任中国作协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76年复出文坛后,潜心创作反应黄河边上劳动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得较大反响。其他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卖马》、《车轮的辙印》、《春笋集》等,《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也获得成功。他的作品多取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的变化动向,带有特定时代的政治印迹,但由于对民间文化及文艺形式的熟悉,使作品富有较浓的生活气息。

[[梁斌(男)(1914-1996)]]
  原名梁维周。河北蠡县人。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参加过著名的“二师学潮”.1932 年发生“高蠡暴动”,对其影响很大,曾以此为题材写过短篇小说《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1933年到北平。1938年任冀中地区“新世纪剧社”社长。1942年起从事地方工作。历任中共湖北襄阳地委宣传部长兼《襄阳报》社社长、《武汉日报》社社长、中央文学讲习所党支部书记、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后在天津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红旗谱》,1957年底出版,影响广泛,被当时评论家称为概括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史、斗争史、革命史”,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色。1963年,《红旗谱》第二部《播火记》出版。1983年,第三部《烽火图》出版。但后来续篇的艺术高度远远不及《红旗谱》。

[[林白(女)(1958- )]]
  原名林白薇。原籍广西博白,生于广西北流县。曾插队两年,期间当过民办教师。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曾在图书馆、电影厂工作,现在北京定居。起先创作诗歌,后从事小说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青苔》、《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中短篇小说集《玫瑰过道》、《子弹穿过苹果》、《同心爱者不能分手》、《致命的飞翔》等,散文集《丝绸与岁月》等。近年来,她与陈染等女性作家的作品成为文坛的一个焦点。她的作品常用“回忆”的方式叙述,女性意识强烈,对女性个人体验进行极端化的描述,讲述绝对自我的故事,善于捕捉女性内心的复杂微妙的涌动。她的这种封闭的自我指涉的写作,特别是有些关于自恋、同性恋的描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刘白羽(男)(1916- )]]
  北京人。1938年赴延安,参加文艺工作团,到过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出版了散文报告集《游击中间》、《延安生活》,小说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等。1944年起担任编辑、记者工作,除了写通讯报导外,还创作了一些小说。朝鲜战争时期,两次赴朝,出版了通讯报告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1955年以后,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晨光集》、《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散文集《火炬与太阳》、《早晨的太阳》等,文学评论集《文学杂记》。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0年任《人民文学》主编,坚持严格的政治标准。他的作品充满时代政治使命感。1958年以前以叙事散文为主,写朝鲜战争和经济建设的文艺通讯,而且专稿报导了‘万炮轰金门“这一重大事件。文章紧密配合形势,富于激情,有较强的战斗鼓舞作用,在艺术方面斟酌较少。1958年《日出》发表以后,他的创作开始转向抒情散文,但他的文章的战斗风格没有变,雄厚、壮丽,是他选择对象和抒写情感的特色,代表作如《长江三日》等,气势宏伟,但有时也因过度渲染而失之空泛。

[[王安忆(女)(1954- )]]
  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任编辑。1980年曾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因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北京文艺》1980.6)等雯雯系列小说而引人注目。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获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作品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多以知青为题材,表现其人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心理描写见长。8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力于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如“三恋”等。90年代以后开始追求新的叙事风格,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等为代表,她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渐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近来语言变化更为明显,由简洁而趋拥挤,如《长恨歌》等,对上海这个城市作细致入微的繁复的描绘。

[[王家新(男)(1957- )]]
  曾用笔名北新等。湖北丹江口人。1972年入湖北丹江口市肖川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肖川农化厂劳动。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等,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触摸》、《风景》、《预感》等,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自1990年写作《帕斯捷尔纳克》到后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等,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些流亡或准流亡的诗人命运是他写作的主要源泉,他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作品中经常有令人警醒的独白,笔意沉痛。1996年之后,以《伦敦随笔》、《挽歌》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出版的诗集还有《一只手掌的声音》、《游动悬崖》等。

[[王蒙(男)(1934- )]]
  曾用笔名阳雨。原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北京。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中学时代与共产党地下党员接触,受到影响。建国后,担任青年团干部,开始文学创作,1953年着手写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并于1956年9 月定稿,但因“反右斗争”被禁止出版,直到二十多年后来得以出版。195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小豆儿》,1956年以一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引起轰动,1957年因这篇小说获罪被划右派。1958-1962年在北京郊区劳动。1962年曾到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发表了《眼睛》、《夜雨》等小说。1963年赴边疆思想改造,举家迁至新疆伊犁。曾在那里任汉语翻译。1978年调回作协北京分会,重新发表小说,1979年平反。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 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文革后撰写了大量作品,出版小说集《深的湖》、《冬雨》、《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在伊犁》、《星球奇遇记》、《我又梦见了你》、《坚硬的稀粥》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等,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及《王蒙、王干谈话录》、《红楼启示录》等。其中《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蝴蝶》、《相见时难》等先后获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有广泛的国际声誉,曾获得意大利的蒙德罗文学奖和日本创作学会的“和平文化奖”等。他的创作一直求变求新,经常领风气之先。

[[王朔(男)(1958- )]]
  北京人。1976年中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在北京医药公司工作。1978年开始。先后发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玩主》、《千万别把我当人》、《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等中、长篇小说,非常受读者欢迎。出版有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华艺出版社1992年初版)和《王朔自选集》等,曾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 他的早期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写过一些言情、侦探类的小说。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写一群文化痞子,以游戏、颓废为精神特征,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他的人物的“我是痞子我怕谁”和他自己“我是码字的”的宣言一样,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精神象征。后进军影视业也很成功,由他策划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由他的小说《永失我爱》、《玩主》、《橡皮人》、《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无人喝彩》、《过把瘾就死》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也都很受欢迎,有明显的商业炒作。他的作品虽风靡一时,但评价却分歧很大,这也使他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影坛缔造了引人注目的“王朔现象”.

[[吴强(男)(1910-1990)]]
  原名汪天同。曾用笔名吴蔷、叶如桐等。江苏涟水人。八岁入小学,后当过酒店学徒和小学教师。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和宣传工作,创作过几个剧本。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市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7年出版表现莱芜、孟良崮战役的长篇小说《红日》,是当时通过战役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的战争小说一种,影响很大。“文革”中因《红日》受到批判,一度入狱。“文革”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著作还有散文集《淮海前线纪事》,小说集《灵魂的搏斗》,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养马的人》,长篇小说《堡垒》(上部)等,但影响都不及《红日》。

[[严歌苓(女)(1959--)]]
  生于上海,在安徽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2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学习舞蹈。在部队里开始写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雌性的草地》,后者开始显示其独特 的话语风格。198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现定居美国,着力创作几带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和命运的小说。在海外、台湾等华人生活去有很大的影响。其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和《女房东》分别获台湾《中央日报》第三、第五届文学奖,长篇小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副刊小说大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元小说大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在亚洲地区屡获大奖。还出版小说集《海那边》《倒淌河》《少女小渔》等。大陆有《严歌苓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多卷问世。

[[杨绛(女)(1911- )]]
  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省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可德》等。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以不动声色的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家庭、事业中的境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描写知识分子和政治运动的小说,出版后很受学界的重视。

[[杨沫(女)(1914-1995)]]
  原名杨成业。曾用名杨君默、杨默、杨慧梅等,笔名鲁佳、小观等。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1928年入北京温泉女子中学读书,因家庭破产而失学,曾任小学教员、书店店员。1934年在《黑白》上发表处女作。抗战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做妇女工作和报刊编辑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编室、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1963年起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任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青春之歌》、《苇塘纪事》、《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青春之歌》续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写“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时期形形色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革命道路,但因以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发表后引起争论,后作者听从意见所作的趋时的修改再次引起评论界的分歧。

[[余华(男)(1960- )]]
  原籍山东高唐。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父母都是医生。1973年小学毕业,1977年中学毕业,曾在一家镇上的医院任牙医。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福盐县文化馆。处女作《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1 期。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的研究生班。现定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然而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是在90年代以后)与80年代中后期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曾卓(男)(1922- )]]
  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生的歌》等,其中《老水生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所著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

[[翟永明(女)(1955- )]]
  四川成都人。1974年至兵器工业部209 所工作。1977年进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书,1980年毕业后回原单位。1981年开始诗歌创作。1988年调入成都文学院。出版有诗集《女人》、《黑暗里的表现》等。代表作有组诗《女人》、《静安庄》、《人生在世》、《我策马扬鞭》等。《女人》等作品有很强的女性意识,以激愤的语言探寻中国女性的命运,显示反抗的姿态。所阐释的“黑暗意识”,即女性对自身使命的深刻自觉,被认为给当代诗坛提供了一个独到而又深刻的主题。近作《莉莉和我》、《道具与场赴的述说》、《脸谱生活》等则表现出她趋向于非个人化的艺术创造力。对“脸谱”――人格面具的研究,使她九十年代的诗具有一种深沉的悲悯,也使她的叙事游离于纯粹的个人体验。她对诗歌进行了小说化的处理,而且重视诗的戏剧性,这都使她的诗具有独特的魅力。

[[张承志(男)(1948- )]]
  原籍山东济南,生于北京。回族。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初红卫兵积极分子。1968年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在草原上当了四年的牧民。197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1978年发表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人民文学》1978.10 ),引起文坛注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语言系学习,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诸民族的历史。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1982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进修。这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牧场》,中短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黄泥小屋》等,其中《黑骏马》、《北方的河》分获1981-1982和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被称作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者,早期以草原生活为题材,从大地、民间汲取斧神养料;稍后他把个人理想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他对于回民生存和真主信仰的探索。1984年,他到回民聚集地西海固,在那里结识了一大批哲合忍耶的教友,他们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洁及心灵的自由而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震动了张承志。他不仅成了哲合忍耶教徒,而且用文学的形式写了一部宗教史《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初版),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用宗教写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沉沦亮出了一条拯救之路,著有随笔集《荒芜英雄路》等。然而他作品中越来越浓厚的宗教倾向也引起了争议。

[[张洁(女)(1937- )]]
  原籍辽宁抚顺,生于北京。幼年丧父,从母姓。酷爱文艺,尤其是诗歌和音乐。1956年高中毕业,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1960年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处女作《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1978.7),引起文坛注目,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触及爱情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引起文坛的大反响。1980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为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现旅局美国。初版有《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中短篇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修改本)、《只有一个太阳》,散文集《在那绿草地上》,游记《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等作品集。其中《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分获1979、1983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是反映改革的代表作品,发表后争议很大,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享有国际声誉,曾获意大利1989年玛拉帕尔蒂国际文学奖,被授予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她的作品初期特点是婉约清丽,在宁静悠远中呼唤人的真情;后来的作品则更关注社会现实,挖掘人性的复杂。对女性命运的关照是她坚持的立场。

[[张炜(男)(1956- )]]
  山东栖霞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回原籍在农村参加工副业劳动。1978年考入山东烟台师专中文系。1980年毕业后到山东省档案局工作。同年发表小说处女作。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1984年调山东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中短篇小说集《浪漫的秋夜》、《秋天的愤怒》、《童眸》等,中篇小说集《秋夜》等,散文集《融入野地》等,长篇小说《古船》、《我的田园》、《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所作《声音》、《一谭清水》分获1982、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古船》、《九月寓言》等获得评论界极高的评价。早期的创作描写两性之间淡淡的朦胧的柔情,显得纤巧柔美。后转入对农村现实的揭示,表达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自“秋天三部曲”直至《古船》,他彻底从原来的纤细敏感走向深厚沉郁,这或许就是他从土地中所得。从《九月寓言》开始的三部长篇,显示了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理想和民间立场的坚持。他更多地在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出路的问题,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问题,“融入野地”是他设计的一条理想之路。在他的史诗般的作品中,感情的勃发,诗性的潺潺流动,展现了他的作品与其他写“史”的小说的不同之处,显示着他对纯文学的执着追求。

[[张贤亮(男)(1936- )]]
  原籍江苏盱眙,生于南京。抗战时期在重庆读小学,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建南中学、南京市三中学习。1951年入北京三十九中学,1954年被除籍。1956年自愿报名去西北,在甘肃贺兰县的农村当文书,后调任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文学课教员。50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创作,1957年因发表诗歌《大风歌》(《延河》1957.7)被划成右派。1958年至1976年,经历了劳动、管制、群专、关监,在宁夏农场被剥夺一切社会权利从事劳动。1979年获平反,重新发表作品。1980年调宁夏自治区文联工作,当《宁夏文艺》的编辑,后从事专业创作。现任宁夏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协宁夏分会主席。出版有小说集《灵与肉》、《肖尔布拉克》、《感情的历程》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等。代表作有《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前两篇分获1980、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还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他的作品一方面取材于自身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表现知识分子在困境中的反应和省思;另一方面写农民的命运际遇,探究人性、人生,耐人寻味。以粗犷、苍凉的大西北为背景,饱含情感,又带有理性色彩。但也曾因较为胆大的性描写引起过争议。

[[张辛欣(女)(1953- )]]
  原籍山东,生于江苏南京。幼年随父到北京。小学毕业时文革爆发,16岁时下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年加入湖南省更队。后归北京,当过护士和共青团干部。1979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80年发表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和1981年发表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两篇小说开始引起文坛注目。1984年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主要作品有《张辛欣小说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与桑晔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初版)、《封。片。连》等,很多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品风格发生过较多变化,早期侧重描写知识女性的心灵世界,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讲究心理和寓意,与传统的故事性的主流文学不同;后多吸取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因素,特别是心理分析和黑色幽默的特点,象征夸张,如《疯狂的君子兰》等;《北京人》展现了具有文化意蕴的中国民众生活相,不追求情节,而重视叙述本身,自此之后她开始更多致力于纪实文学的创作。她的很多作品评论界褒贬不一,引起广泛的争议。

[[张中晓(男)(1930-1966年尾或1967年初)]]
  1930年初生于浙江绍兴,读书时受到鲁迅、胡风等人影响。1950年经人介绍与胡风通信。1952年入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被作为“反革命嗅觉最灵”的“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次年因旧病复发获“保外就医”,回到家乡。“文革”前夕调到上海新华书店储运部劳动,约在1966年尾或1967年初去世。再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写下大量的札记,1966年由路莘整理选编为《无梦楼随笔》出版(收入“火凤凰文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 月初版)。

[[赵树理(男)(1906-1970)]]
  原名赵树礼。笔名野小、尚在、常哉、五甲士等。山西沁水人。1925年就读于山西省立第四师范,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被捕,在“自新院”里写过小说,次年获释。1936年任教上党公立简易师范。1937年参加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1939年调任长治第五专署民宣科员,创作通俗剧本多种。1942年调北方局党校研究室。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他的《小二黑结婚》受到根据地群众的欢迎,被认为是实践《讲话》方向的代表作品。建国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曲艺处长,兼《说说唱唱》、《曲艺》主编,并担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1965年调山西文联工作。“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被欧打致残致死。代表作品还有《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长篇小说《三里湾》等。此外还有文艺论集《三复集》,长篇评书体小说《灵泉洞》(上),戏曲剧本《三关排宴》、《十里店》等。他是一个来自民间、回归民间的作家,写农民的生活给农民看,自称“地坛”作家。他的语言通俗有趣,情节引人入胜,作品站在农民的立场勾问题,所以他的农村小说不同于其他来自知识分子作家的农村题材作品,而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问题。因为他对农民理解得深,所以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政策执行中的失误,也造成他的一些作品在当时受到批判,如《锻炼锻炼》。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近来越来越受到批评界的重视。

[[赵振开(男)(1949- )]]
  笔名北岛,还有石默、艾珊等。原籍浙江,生于北京。就读于北京第四中学。1969年进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当过混凝土工、铁匠等。1970年末开始写诗。1972年开始写小说。1976年参加天安门运动,写诗《回答》。1978年与芒克等文学同人创刊《今天》,担任主编。其现代主义色彩的新诗歌形式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被称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但也受到来自传统保守势力的批评。1980年进《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1981年在《中国报道》社的文学部门当编辑,后辞职。发表过小说《波动》(《长江》1981.1)和《稿纸上的月亮》等,《波动》因其存在主义的倾向受到批判。1986年被《星星》评为“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之一。《北岛诗选》获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在美国、瑞典分别出版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集》。还著有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90年代后在欧洲、美国流浪,现居美国。

[[周立波(男)(1908-1979)]]
  原名周绍仪,又名周凤翔,周立波是他三十年代初期的改名。曾用笔名张一柯、张尚斌等。湖南益阳人。1929年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学习,并开始写作,后因参加左翼活动被除名。1932年在神州国光社当校对时因参加罢工而被捕。1934年出狱,加入左联,从事名著翻译、散文创作。入党后并参加左联党团工作,任《每周文学》编辑。期间翻译了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基希《秘密的中国》等。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晋察冀边区担任新闻工作,写了《战地日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报告文学。1939年底到延安,任教鲁艺兼编译处处长。1944年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后又先后担任《七七日报》、《中原日报》、《民声报》副社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参加土改,又在宣传部门、文学部门担任职务。1946年开始创作《暴风骤雨》。1948年主编《文学战线》,1949年任沈阳鲁艺研究室主任。50年代回农村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因其浓厚的乡土气息而获得艺术上的成功,文革前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发表《湘江一夜》,获该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短篇小说集《禾场上》、《山那面人家》等。他的作品以故乡农村为背景,文风秀美,但也因时代局限性使他对农村生活的把握不够准确。

[[周涛(男)(1946- )]]
  原名周小涛。原籍山西,生于北京,1955年迁居新疆。1965年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开始发表作品。1970年接受“再教育”一年。1972年分配至喀什市团委工作。197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调入新疆军区政治部创作组。1986年后在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工作。1979年长诗《八月的果园》出版。1982年后,与杨牧、章德益等合力发表“新边疆诗”,对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著有诗集《牧人集》、《神山》、《鹰笛》、《野马群》、《云游》等,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等。代表作有《野马群》、《马蹄耕耘的历史》、《鹰之击》、《一座名叫博格达的峰峦所塑的雕像》等。诗集《神山》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部分诗作被介译到国外。他的诗歌和散文多取材于西北边疆生活,特别是部队生活,开掘、张扬在极度艰难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生命韧性,格调雄壮、冷峻,具有纵深感、历史感。

[[周扬(男)(1908-1989)]]
  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有绮影、谷扬、周苋等。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期间主要介绍苏联文艺理论。1936年以其为首提倡“国防文学”,与鲁迅、胡风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生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与郭沫若、茅盾等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建国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具体领导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文革”初受到政治性批判,并被监禁。“文革”后得到平反重新复出,担任过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因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而遭胡乔木等人的批判,后长期卧病。一生著译甚多。翻译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编有《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系统分类介绍马、恩、列、斯、毛以及高尔基、鲁迅的有关论述,有较大影响。出版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他的很多论述带有不同时代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个争议较大的人物。

[[朱苏进(男)(1953- )]]
  江苏南京人。1959年随父到福州入小学,后因病辍学。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等。1971年开始业余创作。1977年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同年转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现任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协理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一个夏令营里》、《炮群》、《醉太平》,中篇小说《射天狼》、《引而不发》、《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金色叶片》、《接近无限透明》等,散文集《天圆地方》等。《射天狼》、《凝眸》分获1981-1982、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作品多表现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和思考,切入角度新颖,立意深邃,语言具有穿透力又不乏幽默。他拓宽了军旅题材的写作空间,以个性化的视角,对人性进行深入地开掘。

[[宗璞(女)(1928- )]]
  原名冯钟璞,笔名还有绿蘩、任小哲等。原籍河南省唐河,生于北京,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就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校。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同年在《大公报》发表处女作《A.K.C 》。1951年毕业分配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51年末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1956年至1958年在《文艺报》任外国文学的编辑。1957年出版童话集《寻月集》,同年发表短篇小说《红豆》(《人民文学》1957.7)引起文坛注目,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1959年下放河北省农村。1960年调入《世界文学》编辑部。主要撰写散文和小说。“文革”中被迫中断创作,1978年重新发表作品。后调入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作品有《宗璞散文小说选》,散文集《丁香结》,长篇小说《南渡记》,翻译《缪塞诗选》(合译)、《拉帕其尼的女儿》等。所作《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生石》获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集《丁香结》获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她的作品多写知识阶层,文字优雅,富于学养,含蓄蕴藉。文革后的创作追求现代主义技巧的探索,注重心理描写,具有超现实的荒诞和象征,比如《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受到批评界的注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30 15:59:20编辑过]

用真名讲真话。。。我怀疑 用马甲玩丑话。。。我理解 用真名说慌话。。。我见证 以真理的名义。。。我祈祷
不见钱钟书、张爱玲,难道是藏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册中?
用真名讲真话。。。我怀疑 用马甲玩丑话。。。我理解 用真名说慌话。。。我见证 以真理的名义。。。我祈祷

不会就这么点人吧?如果只是这么几位,这个名单除了对那本书有价值,就没有别的价值了。被它遗漏的作家,远远多于被它提到的作家,又岂止钱钟书、张爱玲两位。

不知海上兄到底想讨论些什么?

问:该花名册中的作家是否基本被评论界或文学界的主流所“正名”定论?

我的小见是:根本不存在定论。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一直成为评判文学的一个标尺,结果,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主流文学界的“定论”更加不确定的了。

晕晕的~讨论问题就讨论问题嘛,还发个这么长的资料贴?

支持周泽雄!

一般来说,“在当代文学史”里确实不讲钱钟书和张爱玲这两个人的。

[[残雪(女)(1953- )]]
  原名邓小躬。

——我的印象她原名叫“邓小华”呀。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1-30 22:49:00的发言:

不会就这么点人吧?如果只是这么几位,这个名单除了对那本书有价值,就没有别的价值了。被它遗漏的作家,远远多于被它提到的作家,又岂止钱钟书、张爱玲两位。

不知海上兄到底想讨论些什么?

问:该花名册中的作家是否基本被评论界或文学界的主流所“正名”定论?

我的小见是:根本不存在定论。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一直成为评判文学的一个标尺,结果,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主流文学界的“定论”更加不确定的了。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位德国汉学家的评论,其中说到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尤其是中国朋友的评价--有“垃圾”一说。(这里的“垃圾”评价,是指中国人对中国作家及作品的评价用语,不是针对德国汉学家的视野。)

所以,翻看了一下国内学者编著的文学当代史与作家名单资料。

但的确不知道,若纯以文学之名来度量,是否有足够级别的作家名字被公认?(或者学界之内的共识)

另外,这位德国汉学家的观念中,例举了“名作家是其民族的母语之声”的比喻。那么,按照这种标准,我们如何例举中国文学的名作家能媲美如此的称誉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 15:28:50编辑过]

用真名讲真话。。。我怀疑 用马甲玩丑话。。。我理解 用真名说慌话。。。我见证 以真理的名义。。。我祈祷

回海上兄:你说的这位德国汉学家,是否叫瓦格纳?真名网上曾经对他的帖子有过讨论:

http://www.zmw.net.cn/bbs/dispbbs.asp?BoardID=7&replyID=33638&id=23712&skin=0

谢谢周兄的答复,但这个“垃圾”一说的来源,不是如你的转引,而是来自“德国之声”电台采访的故事。

这里顺便转载:新华网转讯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2/01/content_5416218.htm

德国汉学家: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很麻烦 

2006年12月01日 08:11:09  来源:环球时报  
 
    德国汉学家另眼看当代中国文学

    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Wolfgang Kubin)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存在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等谈了他的看法。

    德国之声: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中国文学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

    顾宾: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要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作家,会发现,以前那些作家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如鲁迅。而以后,基本上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审视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

    以前不少作家认为,学外语会丰富自己的写作。但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这些年(中国)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比不上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是主要的问题吗?

    顾宾:这是最大的问题。(有些)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他们的作品需要我们翻译成外文等等。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人说中国在三四十年后可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您觉得中国在文学方面也会高度发展起来,符合它的经济地位吗?

    顾宾:这个要看中国人,因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人不给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

    德国之声: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顾宾: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我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们在内,听到我在写这么一个文学史,他们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互相看不起。

    顾宾:对,你说得非常对,互相看不起。▲

    (摘自11月27日德国之声,原题: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作者平心)   

    《环球时报》 ( 2006-11-29 第06版 )     

 

用真名讲真话。。。我怀疑 用马甲玩丑话。。。我理解 用真名说慌话。。。我见证 以真理的名义。。。我祈祷

 顾宾: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我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们在内,听到我在写这么一个文学史,他们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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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得这么惨不忍睹,那么,再转一个详细的版本:(因为德国之声的中文网站不能进入,只能从他人博客上转载 http://www.54dy.cn/

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转载)

牧师物语:半个新闻人: 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

刚才收在书签里了,但还是忍不住全文copy一遍:

波 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Wolfgang Kubin)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中国 作家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谈了他的看法。欢迎大家对此展开讨论。

德国之声:顾宾教授您好。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协大会,选出铁凝担任主席,这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听说您那时正在中国。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顾宾:我那时是在中国。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反正,可以这么说,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作协有一个新的主席无所谓。

德国之声:那就是说,作协新的主席不需要象以前的茅盾或者巴金那样一定要是最有名的,或者说声望最高的人,是吗?

顾宾: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如果他入了以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是很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

德国之声: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您报告里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现在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

顾宾: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49年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 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吗?

顾宾: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要翻成中文等等。

德国之声:您对中国最近一些年出的作品是否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狼图腾”?

顾宾:“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德国之声:还有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说所谓的“美女作家”,象棉棉啊,卫慧啊。

顾宾: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这几年在中国还有没有比较象样一点的文学?

顾宾:在中国诗的方面还有。中国诗歌方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是肯定的。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顾宾:诗歌怎么可能死了呢?如果在中国死了,那好吧,让它在中国死吧,在德国(它)还“活”。如果有一个中国诗人来德国的话,我们给他开朗诵会,肯定会来50个人,100个人,我们肯定会出他们的诗集。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用德文出的诗集多得要命。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会死。

德国之声:现在的中国诗歌,您觉得比80年代的时候,北岛,杨炼等,怎么样?

顾 宾:这个很难比,但是我觉得无论是80还是 90年代的诗人,他们都不错,他们都有他们的视野,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等等。我个人当然还是特别喜欢北岛他们一批人。但是我比较老,所以我也应该考虑到年 轻读者。年轻读者可能更喜欢看90年代的代表。比方说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等等等。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作协推出一个计划,说是要推出100本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让中国文学更大步地走向世界。您是怎么看这个计划的,它有意义吗?

顾宾:这个可能对美国有意义,对德国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基本上,中国作家,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作者,肯定有什么德文版本。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但是美国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肯定会需要,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德 国之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人说,中国在三、四十年后在经济上可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在上个世纪繁荣起来,我们知道,不光是在经济上,在文艺 上,电影啊,流行歌曲啊等等很多方面,都很发达,对世界影响很大。您觉得中国在文学方面也会高度发展起来,符合它的经济地位吗?

顾宾:这个要看中国人,因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

德国之声:这应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说中国人不给他们的文学以地位?

顾宾: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吗?我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我所有的朋友,也包括作家们在内,听到我在写这么一个文学史,他们说,你别写,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互相看不起。

顾宾:对,你说得非常对,互相看不起。

德国之声:当初比如说高行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反响是负面的比较多。是不是这个意思?您觉得中国还有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吗?

顾宾: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获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

德国之声:如果要您跟中国作家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呢?

顾宾: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另 外,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 问题的。好象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象鲁迅这样的人现在没有。

顾宾:是,你说得非常对。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德国之声:那么是不是跟中国的环境有关系呢?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顾宾:也可能。但是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

德国之声:从20世纪到21世纪,您认为中国作家里有哪几个可以称为是伟大的呢?

顾宾:(说)这个太早了。你需要一个至少50年的距离,才能够回顾,看一看,说谁比较伟大,如果真的有的话。鲁迅肯定是伟大的。49年前还有其他的人。49年以后到现在肯定没有。

德国之声:北岛、高行健也不是?

顾宾:高行健,开玩笑。北岛可以考虑,因为他是勇敢的。但是,你别忘了他才50岁。(采访者:平心)


顾宾简介

沃尔夫冈.库宾 (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宾(一作顾彬),于1945年生于德国Celle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Miniama Sinica-中国精神和方向杂志-亚洲文化杂志”主编。他研究和翻译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六卷本的鲁迅小 说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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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宾:这个要看中国人,因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人不给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

    德国之声: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顾宾: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我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们在内,听到我在写这么一个文学史,他们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互相看不起。

    顾宾:对,你说得非常对,互相看不起。▲ ”

——这个,没话可说,好像是这样。彼此瞧不起,就是一个残酷的现状。我们很少看到中国作家彼此尊重的例子,偶有所见,结果往往还非常丧气,因为读者会紧接着发现,表扬者与被表扬者往往是一个圈子里的。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王小波,先不论王小波成就如何,但肯定王小波与无视(也不是否定,就是无视)王小波的人,壁垒非常分明。在那个圈子里,我好像只发现两个人曾经给予王小波以高评,分别是王蒙和陈村,而别的作家,装聋作哑的程度就像团体操一般整齐。

至于是否懂外语,顾宾先生说得好像不完整。五四那一代人,外语的确非常了得,但据我所知,外语好与写作水平高,实在没有必然联系。再者,当代作家中,也并非像顾宾先生说得那么绝对,懂点外语的作家还是有一些的,只是程度不及五四那一辈人而已。在主流作家中,我就可以举出王蒙、张承志、韩少功的例子。应该还有不少,包括王小波,至于港台作家,那就更多了,如余光中和董桥的英文水准,甚至可以与前贤并驾齐驱一番了。顾宾先生不该随意打翻一船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 15:34:23编辑过]

另,在网上看了一些转载的《齐人物论》文章,觉得那些只言片语式的评点,只能作为私人见解、小众娱乐的嘲讽效果。若作为公开出版物则有误导读者趣味的可能。所谓心领神会的聪明人难免堕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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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没来得及看,竟然周兄评点的如此快捷!

说起王小波的“反智”风格,网络上不少写手是膜拜的,这点与王蒙、陈村的褒扬应该无关吧。

另外,关于外语对汉语文学(母语作者)的创作启迪作用,主要暗示当代作家的人文视野,而并非指小说技巧的模仿性。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屡屡将“蒋公”及国民政府的影子渗入章回中,未必成就托尔斯泰的功效。

韩少功的外语功夫了得,却也由此传抄出了一本《马桥词典》,味道怪怪的,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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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海上笑笑生在2006-12-2 15:28:00的发言:

另,在网上看了一些转载的《齐人物论》文章,觉得那些只言片语式的评点,只能作为私人见解、小众娱乐的嘲讽效果。若作为公开出版物则有误导读者趣味的可能。所谓心领神会的聪明人难免堕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陷井。

呵呵,本来就带点游戏性质。说实话,我个人从来没有把《齐人物论》当一回事,只要别人不提,我就不愿意提它。

当然,我和我的合作者评了那么多人,按照最起码的规则,我也必须任由别人评说。我自己就不必再解释什么了。

当然,我和我的合作者评了那么多人,按照最起码的规则,我也必须任由别人评说。我自己就不必再解释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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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喜欢这个回复。襟度洒脱何如~~

生存是一种义务,哪怕只有一刹那。——歌德《浮士德》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个“汉学家”看来也够外行的。
喜欢老童,语不惊人死不休。

“汉学家”的评论虽然刻薄了些,但中国文学的现状也的确让人发汗。

说实话,目前在文学界,能够“中西对话”的本民族文学代言人,诸位有能例举一些姓名的吗?

记得有一些刊物,曾经专门邀请中外(知名)作家,举行“同名”的命题作文进行“文学交流”,其效果只能让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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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说:“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

——这不胡扯吗?然后好不容易有了个懂外语的高行健,他又说那是“开玩笑”,诺奖是垃圾。真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是这位汉学家。

以下是引用海上笑笑生在2006-12-3 1:13:00的发言:

“汉学家”的评论虽然刻薄了些,但中国文学的现状也的确让人发汗。

说实话,目前在文学界,能够“中西对话”的本民族文学代言人,诸位有能例举一些姓名的吗?

记得有一些刊物,曾经专门邀请中外(知名)作家,举行“同名”的命题作文进行“文学交流”,其效果只能让人发笑。

说到评论家的活计,“刻薄”在我眼里一直是个褒义词。刻薄是评论家的思维标签,也是他的才干标志。评论家最最要不得的东西,恰恰是刻薄的反面:忠厚。好的评论家,也在锻炼读者的思维抗击打能力,手法往往就是通过“刻薄”。——至于这位汉学家是否“刻薄”了,我了解有限,暂时还不敢说。

海上兄:你能在西方文学的“民族代言人”里面,例举一些能够“西中对话”的名字吗?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家熟悉西方文学的程度,远在西方文人熟悉中华文学之上。问题是,创造的文学,本身并不世故。第一流科学家出现在最西方化的环境里,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但我们不能同样认为,第一流文学家也必然会出现在现代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里,更不能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家,只能通过师法西方文学家的模式,才可能走向成功。一位作家是否伟大,与他是否进行“中西对话”,从来没有直接联系。文学并不歧视弱小民族,文学家的伟大也没有共同的路径。

还有一点很重要:由于汉语的独特性,这导致汉语作家几乎很难从语言学的角度吸取西方文学的营养。他们直接读原著还是通过翻译之手来接触西方文学,实际区别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以周作人为例,他精通希腊文,但似乎没有人从他的文字里看出多少希腊影响;他同样精通日语,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渊源,从周作人文字里看出日本文化的影响,就非常容易。

文学是如此鼓励创新,以致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位作家过于虚怀若谷,过于试图从他人作品中获取有益营养,还会构成一种创造的妨碍。

 

关于不懂外语是否影响母语写作的水平,顾宾显然烧得不轻。照他的逻辑,假如让海明威恶补中文(达到顾宾的水平),《老人与海》之类就更上层楼了?

 

[em05]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这位“汉学家”真的不怎么样。

他说:“年轻读者可能更喜欢看90年代的代表。比方说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等等等。”——由此可见,他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的现状,事实是,他说的几位早就是明日黄花了,哪有什么“更喜欢看”?让他来问问“年轻读者”,我估计一百个人当中知道欧阳江河的恐怕不会超过三个!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2-3 14:37:0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海上笑笑生在2006-12-3 1:13:00的发言:

“汉学家”的评论虽然刻薄了些,但中国文学的现状也的确让人发汗。

说实话,目前在文学界,能够“中西对话”的本民族文学代言人,诸位有能例举一些姓名的吗?

记得有一些刊物,曾经专门邀请中外(知名)作家,举行“同名”的命题作文进行“文学交流”,其效果只能让人发笑。

说到评论家的活计,“刻薄”在我眼里一直是个褒义词。刻薄是评论家的思维标签,也是他的才干标志。评论家最最要不得的东西,恰恰是刻薄的反面:忠厚。好的评论家,也在锻炼读者的思维抗击打能力,手法往往就是通过“刻薄”。——至于这位汉学家是否“刻薄”了,我了解有限,暂时还不敢说。

海上兄:你能在西方文学的“民族代言人”里面,例举一些能够“西中对话”的名字吗?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家熟悉西方文学的程度,远在西方文人熟悉中华文学之上。问题是,创造的文学,本身并不世故。第一流科学家出现在最西方化的环境里,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但我们不能同样认为,第一流文学家也必然会出现在现代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里,更不能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家,只能通过师法西方文学家的模式,才可能走向成功。一位作家是否伟大,与他是否进行“中西对话”,从来没有直接联系。文学并不歧视弱小民族,文学家的伟大也没有共同的路径。

还有一点很重要:由于汉语的独特性,这导致汉语作家几乎很难从语言学的角度吸取西方文学的营养。他们直接读原著还是通过翻译之手来接触西方文学,实际区别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以周作人为例,他精通希腊文,但似乎没有人从他的文字里看出多少希腊影响;他同样精通日语,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渊源,从周作人文字里看出日本文化的影响,就非常容易。

文学是如此鼓励创新,以致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位作家过于虚怀若谷,过于试图从他人作品中获取有益营养,还会构成一种创造的妨碍。

 

这个话题的讨论变得有趣了,好比是围棋风格的“手谈”,不乏“手筋”的亮点,与“布局”观的选择偏好。

1,关于“东西对话”:当代文学大家中,可举--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纳博科夫、法国的尤瑟纳尔、意大利的卡尔维诺、阿根廷的博尔赫斯。。。

2,关于文学地域观与影响力:

宇宙流:(南美流)博尔赫斯、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力比较

中国流:王小波受卡尔维诺的影响

3,中国的名单比较勉强,高行健、韩少功、哈金的语言能力可信,但代表作品的水平尚未可观。

呵呵,周兄果然聪明,但“定式”老化,布局喜欢“抢地”,疏忽了“取势”的潮流。

以前“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说,如今考察潮流所趋,似乎此说落势了。

ps:用围棋术语来暗示,非弈棋者见谅。

 

用真名讲真话。。。我怀疑 用马甲玩丑话。。。我理解 用真名说慌话。。。我见证 以真理的名义。。。我祈祷

海上兄:你所举的例子,除了泰戈尔外,别的都与我们此前的讨论没啥关系。所谓此前的讨论,我是针对你这句话而来的:“说实话,目前在文学界,能够“中西对话”的本民族文学代言人,诸位有能例举一些姓名的吗?”

一个法国人(尤瑟纳尔)定居美国,何况还没有用英语写作,能够被你例举为“中西(或东西)对话”的代表人物吗?一个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偶尔使用了一些中国素材,是否就算“中西对话”了呢?哦,你还时髦地提到了卡尔维诺,还有纳博科夫,同样涉嫌举例不当。因为结合之前德国顾宾教授的意见,他们的作品与“中西对话”无关,他们大致还处于同一种文明体系里。即使泰戈尔,你也得考虑印度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这个事实,得考虑英语还是印度官方语言这个事实,何况,泰戈尔是东方人。你忘了我此前对你的提问了吗?我再重复一遍:“你能在西方文学的“民族代言人”里面,例举一些能够‘西中对话’的名字吗?”

有位叫艾兹拉·庞德的意象派大诗人,虽然未必具有中西对话的学养,但的确是通过对汉语文学的了解,拓展了自己的文学视野、提升了自己的文学成就。——当然,他是通过日语,间接感受到汉诗魅力的。

中国人,出于某种第三世界的自卑感和自尊感(两者往往是一回事),经常会夸大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卡夫卡随意从中国文化中摄取一个题材(长城),就会引起一些文化自卑感旺盛的家伙莫名激动,博尔赫斯在自己庞杂的阅读中偶尔留意到一段中国风景,同样会使这帮家伙疯狂地挖掘其中意义。

中国人,出于某种第三世界的自卑感和自尊感(两者往往是一回事),经常会夸大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卡夫卡随意从中国文化中摄取一个题材(长城),就会引起一些文化自卑感旺盛的家伙莫名激动,博尔赫斯在自己庞杂的阅读中偶尔留意到一段中国风景,同样会使这帮家伙疯狂地挖掘其中意义。

看到这段,让我想起以前晚会上常听到一段最没志气的歌词: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 一个劲的来称赞。好与不好,非得外国人说了才算吗?

粥稀后坐,床窄先卧,耳聩爱高声,眼昏宜字大。
不好意思。和主题无关。[em04]
粥稀后坐,床窄先卧,耳聩爱高声,眼昏宜字大。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2-4 22:05:00的发言:

海上兄:你所举的例子,除了泰戈尔外,别的都与我们此前的讨论没啥关系。所谓此前的讨论,我是针对你这句话而来的:“说实话,目前在文学界,能够“中西对话”的本民族文学代言人,诸位有能例举一些姓名的吗?”

一个法国人(尤瑟纳尔)定居美国,何况还没有用英语写作,能够被你例举为“中西(或东西)对话”的代表人物吗?一个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偶尔使用了一些中国素材,是否就算“中西对话”了呢?哦,你还时髦地提到了卡尔维诺,还有纳博科夫,同样涉嫌举例不当。因为结合之前德国顾宾教授的意见,他们的作品与“中西对话”无关,他们大致还处于同一种文明体系里。即使泰戈尔,你也得考虑印度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这个事实,得考虑英语还是印度官方语言这个事实,何况,泰戈尔是东方人。你忘了我此前对你的提问了吗?我再重复一遍:“你能在西方文学的“民族代言人”里面,例举一些能够‘西中对话’的名字吗?”

有位叫艾兹拉·庞德的意象派大诗人,虽然未必具有中西对话的学养,但的确是通过对汉语文学的了解,拓展了自己的文学视野、提升了自己的文学成就。——当然,他是通过日语,间接感受到汉诗魅力的。

中国人,出于某种第三世界的自卑感和自尊感(两者往往是一回事),经常会夸大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卡夫卡随意从中国文化中摄取一个题材(长城),就会引起一些文化自卑感旺盛的家伙莫名激动,博尔赫斯在自己庞杂的阅读中偶尔留意到一段中国风景,同样会使这帮家伙疯狂地挖掘其中意义。

周兄这招,是否太离谱了?

我的例子,问“中西对话”的民族代言人。本意是指代表“母语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之间沟通的文学大家。

换一种角度对比,我举的例子中,那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与其语言能力,的确也是这样一种类型。所以才有“手筋”一说。

周兄不会如此死板的理解为“西方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对话立场吧?

另外,只要有一些起码的学习和理解能力,就能判断所谓文学大师的表述中,不是以语境中的“国度知识”来判断不同文化交融的认知水平的。

难道周兄居然否定博尔赫斯之类的作品中,有对西方文化源流的熟知程度吗?

用真名讲真话。。。我怀疑 用马甲玩丑话。。。我理解 用真名说慌话。。。我见证 以真理的名义。。。我祈祷

海上兄:讨论问题,我以为首要的功夫,就是要有“咬钩”能力。如果要有所展开或漂移,也必须在“咬钩”准确之后进行的。你抛出的问题,是“中西对话”,而你举的例子,却是“西西对话”。

“难道周兄居然否定博尔赫斯之类的作品中,有对西方文化源流的熟知程度吗?”

——抱歉,加了一个“难道”也没有增加你的说服力,首先我根本就没有如此否认过,其次,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如果我们不受地理空间的干扰,那么,博尔赫斯从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只是有点边缘而已。就是说,这是一个“西西对话”的例子。

简单地说,中国文学家了解西方文学传统的平均水准,肯定在西方文学家了解中国文学传统之上。西方人有权利认为自己没必要花那么大功夫去了解中国文学,而中国文学家却被告知,有义务了解西方文学传统。对此,我也懒得持异议,但我也知道,真正的文学天才,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个针对普通文学爱好者的庸常模式。

“我的例子,问“中西对话”的民族代言人。本意是指代表“母语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之间沟通的文学大家。”

——假如曹雪芹再世,他恐怕也没有能力代表“母语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进行直接沟通,这不等于曹雪芹不够资格。也许只能说明:汉语对于欧美人来说,的确太难了。

换个角度,由于中西文学在传统和审美观上的差异过于悬殊,不能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可,未必就是差劲,而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承认,也可能只是凑巧符合了西方人的审美口味而已。

关于“咬钩”的细节,也许没有必要为此争论了。

感兴趣的话题,是其中的亮点(我指的手筋)部分。

调整一下表述内容,就拿举例的人来说,除去一个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我是在寻找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代表如何沟通西方文学主流的立场。就其表现来说,我所举例的人物都具有其代表“作品”的说服力。

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曹雪芹的《红楼梦》当然是束缚于中国地域性的作品(或者有沟通“佛教文化”的脉络吧)。

所以,说当代作品与文学大家的代表,也无法避免面对西方文学主流的影响。

用这样的视野来考察,博尔赫斯的“博学与趣味”,就非同小可了,而不是“西西对话”的“边缘”立足点。这也是高行健其人与作品难以媲美的原因所在。(尽管高行健获得的诺氏奖项却是一个“称雄”的资历。)

用真名讲真话。。。我怀疑 用马甲玩丑话。。。我理解 用真名说慌话。。。我见证 以真理的名义。。。我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