掂量一下“国家阅读节”

周泽雄

掂量一下“国家阅读节”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先生携数位知名作家提出的设立“国家阅读节”提案，因风云文化人余秋雨先生的反对，而成为新一轮舆论热点。今天我造访了二位的博客，拜读了他们的高见。大致上说，我认同朱永新先生的感慨，但反对他的提案；我部分认同余秋雨先生的意见，但反对他越界扩展的感慨。

朱永新先生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让阅读成为中国人的日常习惯》，开篇点题：“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我们中华民族的阅读水平堪忧。”他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抽样调查”，向我们警示道：“我国国民阅读（图书）率连续6年呈下降态势，并首次跌破50%。以识字者总体样本为基数计算，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全国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读者大概只占到5%左右。每人每年平均阅读量只有4.5本，远低于犹太人的64本，前苏联的55本和美国的50本阅读计划。”他由此认为：“现在部分国民心态比较浮躁，与疏于阅读，远离经典，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有极大的关系。”他坚信：“阅读是当前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事情。”

对朱永新先生的见解及“坚信”，我几无疑义。可商者，也只是行文慎重的尺度问题，比如，我会在“阅读是当前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事情”后面加上“之一”，哪怕因此减少些表达上的麻利干脆，也在所不惜。理由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具备一语道破中华民族第一要务的能力。政协提案本身的严肃性，也要求提议者注意规避任何涉嫌夸饰的用语，俾使审议者更加客观地面对议题。

认识上的一致，并不等于方法上的认同。下面说说我为什么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亦即国际阅读学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的核心观点：“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朱永新先生在提案发言中，用大段文字介绍了犹太民族的伟大性，并雄辩地证明，犹太民族之所以伟大，与该民族对阅读的痴迷密不可分。遗憾的是，朱先生的例子无法说明与本提案至为相关的两点：一，犹太民族热爱读书，与他们有一个“国家阅读节”有关。二，只要我们设立了“国家阅读节”，中国人也就有望逐渐成为热爱阅读的民族。关于一，据我所知毫无关系；关于二，据我所知世上根本不存在这等美事。

犹太人热爱读书，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民族共识，并非借助政府引导。一个民族是否热爱阅读，需要一套有系统、有渊源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在该传统里，知识及智慧具有自足性，与铜臭或官场全无瓜葛。一个满脑子想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读书人，天然在这种传统之外；一个满脑子惦记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儒生，即使学富五车，也不配与犹太人心目中的阅读相提并论。犹太人的母亲，为让孩子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她们会把蜂蜜涂在书页上，让字母都辨不全的孩子去闻嗅。这个美丽的小手段，可以帮助孩子体认到：知识本身是甜美的，芳香的。仅此一招，就比所有“阅读节”提案来得高明和有效。关键是，这还不是一种可以机械仿效的方法，其中贯穿着犹太民族对知识的理解和信念。大到民族，小到个人，只有形成对知识的超功利热爱——崇敬尚在其次——他才可能永久生成对阅读的爱好。若内心原无此物，知识在他眼里只是晋阶为“人上人”的敲门砖，那么，阅读节就是摆设。

我怀疑，国内课堂里虽然常会高挂哲人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真正读懂这句话的，为数寥寥。这里的“力量”，系指内在的力量。知识会提升你的精神，丰富你的人生，刷新你的境界，崇高你的心灵，这些，就是人之为人的最大力量。除此之外，知识别无一用。知识可以转化为“船坚炮利”，但“船坚炮利”不是知识本身的力量。恕我举例鲁莽，有一迫切想发财的小子，见到大户人家门口都立有石狮子，遂以为只要在自家柴扉前也弄出两个土狮子，财源就将滚滚而来。“国家阅读节”的功能，在我看来，就相当于那俩土狮子。

一件事，虽然好处尚难断言，但它若没啥坏处，我还不至于反对。我担心的正是阅读节的负面作用：将一件无法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文化事务行政化，有可能助长不必要的表面文章。有关部门（不是提议者）倘因此产生美妙的心安理得感，误以为自己已经对民族文化的提升，做出了垂诸永久的贡献，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事情根本就八字没有一撇，他们却自以为大功告成。

再略说两句余秋雨先生的意见。其中第一条，我极为认同，即：“已经有一个‘国际阅读节’，4月23日。……我们没有必要，有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有此一条，神完气足，无需词费。接下来的几条意见，我感觉他都找错了冤家。他拿孔子、老子等轴心时代的大哲“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来论证“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属于比附不当，时空错乱。他用个别成功人士（如比尔·盖茨和美国小说家辛格）对阅读的异议，来强调国人不必再以阅读为急务，以偏概全不说，还混淆了话语层次，相当于拿骨感美人对牛排的厌恶，来讥讽面有菜色者对一块红烧肉的垂涎。虽然在朱永新先生提案下联署的那些名字，身份上确有单调之处（均为作家），但这不等于余秋雨先生可以放胆猜测，将他人为民族文化鼓与呼的热心肠，暗示为“把自己手上的活计看得太重”的窄心计。这种暗示，既不准确，也不厚道。

2007年3月26日

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3月30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 21:28:56编辑过]

邢斌先生

真是一篇好文章！

人约黄昏后

恕我举例鲁莽，有一迫切想发财的小子，见到大户人家门口都立有石狮子，遂以为只要在自家柴扉前也弄出两个土狮子，财源就将滚滚而来。“国家阅读节”的功能，在我看来，就相当于那俩土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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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很多节日都类似这俩土狮子。

邢斌先生

发现一处错误——

第三段最后一句“人大提案本身的严肃性，也要求提议者注意规避任何涉嫌夸饰的用语，俾使审议者更加客观地面对议题 ”，应该是“政协提案”。

薇儿

书便宜一点肯定有人读,太贵了受不了哦!

[em09]

周泽雄

谢谢邢斌先生的指正。这方面的术语，一直是我的软肋，永远搞不清“人大提案”与“政协提案”的区别。俺这就去编辑一下。

小喻得到人约黄昏后认同，窃喜一下。至于别的节日是否都类如那俩石狮子，一时没想清楚，不敢吱声。

很显然，薇儿说了一个朴素的真理。

林泉

好文章！

余先生的几个紧急回答，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又东拉西扯。感觉一个口才好的人，可以随时将肚子里的素材拿出来编辑，为不同的立论做支撑。

周泽雄

林泉妹子好。

口才好的人，看来是得加强自律。“可以随时将肚子里的素材拿出来编辑，为不同的立论做支撑，”确实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才能，这类才能倘与外交官、政客、公关主任或新闻发言人等身份相配，非常美妙。而一位教师若有此才能，就有点不妙了。至于学者，有此才能还不如无此才能来得好。盖因思想无需天花乱坠，观点不容左右逢源。

安然

拜读后，我完全认同周泽雄的观点。

任逍遥

以下是引用安然在2007-4-2 11:21:00的发言：
拜读后，我完全认同周泽雄的观点。

引为同道中人.

网事情缘

就文论文，支持泽雄兄的观点。

稍稍拓展下，中国人读书少，一如薇儿所说书的价格问题，那是拒人千里之外的价格；

其二，教育问题，按照先行教材，入选的作品有问题，老师的解读也有问题，大反被教材选上的作品可能都会引起学生的“反感”，估计按图索骥找原著的学生都被老师说跑的差不多了。再好的玩意，都能被说的无趣又无味，读书率上升才是件奇怪的事。

我首先怀疑的是，组织根本目的是只让大家识字而已。

李大兴

我们急需设立一个“国家扯淡节”[em01][em01][em01][em01]

童志刚

“劳动节”不一定劳动，“阅读节”也不一定阅读，“扯淡节”嘛，那是一定会扯淡的——其实，每天都是“扯淡节”——政协委员们要去开会，那是一定要带上几个提案的，提案本身就是目的，哪怕他自己也知道那是扯淡。

薇儿

以下是引用李大兴在2007-4-2 12:09:00的发言：

我们急需设立一个“国家扯淡节”[em01][em01][em01][em01]

李兆苗

快立案，第2538号议案，关于建议设立国家扯淡节的议案。配套议案：关于免去讨论无需通过的议案设立程序改革的议案，关于保护议案专利权的议案。

[em05][em05]

周泽雄

谢谢楼上诸位。

给报刊写稿，字数限制是条死命令，不能突破。该报给我2000字篇幅，算是开恩了，但有些意见，还是来不及得到表达。关于余秋雨，原拟逐条反驳的，一统计字数，只能悻悻作罢。

另一段悻悻作罢的话头，原想说这层意思：提议设立什么节日，仅仅自以为重要是不够的，还得考虑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设立节日的天数，极为有限。一年365天，本身就是一种经不起折腾的固定资源，我们无法通过增产扩容的方式，把一年变成800天，以便把所有自以为重要的事都立节彰显。我查了一下网上的万年历，发现，仅以三月份为例，节日资源已经相当紧张，以至个别日子拥挤了两三个节日，比如3月21日，既是世界森林日，又是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还是国际儿歌日；3月17日既是中国国医节，又是国际航海日。提议者若只是强调自身提案的重要性，不顾节日资源的匮乏性，殊为不智。何况，所谓“重要性”也是一个相对概念，若重要性太多并导致节日太繁，结果只会削弱各自的重要性，使得原本更应该突出的事件，遭到了抑制。假如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把自以为重要的事情立节彰显，假设一下，有关政府领导人可能就得整天忙着参加各类活动了。

金秋

泽兄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凡经他反对的事情别人是再不敢提倡了的，即使斗胆提倡，也会在他的文章面前显得理不足气不壮。

金秋

如果在“国家阅读节”这天放假一天，让各图书馆免费开放一天，我还是拥护这提案的。只是不知道在阅读节里能不能读因人而废的书。政协委员们只看到国民阅读能力下降，怎么就看不到有些有阅读能力的读者被强行剥夺了阅读的权利？想看的书不让看，阅读的兴趣当然会下降啊。

金秋

这个“国家阅读节”的提案才真正是“傻傻的”提案，前面的什么“汉奸言论惩治法”提案一点不傻。也不知道童版注意到这点没有？

金秋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7-4-2 17:17:00的发言：

谢谢楼上诸位。

给报刊写稿，字数限制是条死命令，不能突破。该报给我2000字篇幅，算是开恩了，但有些意见，还是来不及得到表达。关于余秋雨，原拟逐条反驳的，一统计字数，只能悻悻作罢。

另一段悻悻作罢的话头，原想说这层意思：提议设立什么节日，仅仅自以为重要是不够的，还得考虑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设立节日的天数，极为有限。一年365天，本身就是一种经不起折腾的固定资源，我们无法通过增产扩容的方式，把一年变成800天，以便把所有自以为重要的事都立节彰显。我查了一下网上的万年历，发现，仅以三月份为例，节日资源已经相当紧张，以至个别日子拥挤了两三个节日，比如3月21日，既是世界森林日，又是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还是国际儿歌日；3月17日既是中国国医节，又是国际航海日。提议者若只是强调自身提案的重要性，不顾节日资源的匮乏性，殊为不智。何况，所谓“重要性”也是一个相对概念，若重要性太多并导致节日太繁，结果只会削弱各自的重要性，使得原本更应该突出的事件，遭到了抑制。假如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把自以为重要的事情立节彰显，假设一下，有关政府领导人可能就得整天忙着参加各类活动了。

 

这里只说了“公节”，如果再加上“私节”，那节日资源就更紧张了，如生日、结婚纪念日等等。

周泽雄

多谢金秋妹子抬举，尽管第17楼的意见，我视为灌水，哪怕被指责为“狗咬吕洞宾”，也不改口。

第18楼的意见，我极为珍视，俺写作时没有想到这一层，即使想到，也不敢写。——要写也可以，只是要难为编辑删削了。那么，就在这里再引用一回，以加强砥砺：

“政协委员们只看到国民阅读能力下降，怎么就看不到有些有阅读能力的读者被强行剥夺了阅读的权利？想看的书不让看，阅读的兴趣当然会下降啊。”

老木匠

以下是引用李兆苗在2007-4-2 15:13:00的发言：

快立案，第2538号议案，关于建议设立国家扯淡节的议案。配套议案：关于免去讨论无需通过的议案设立程序改革的议案，关于保护议案专利权的议案。

[em05][em05]

正是正是，斗胆建议虚拟网络世界的“灌水节”，与真实世界的“泼水节”对称

da-da-da

“国家阅读节”老兄不必过意，官方的，说老实话，他们不倡议谁倡议呢！

余秋雨，他不说，谁说呢？ 老余封笔又复出，他急啊!本想两耳不闻窗外事，谁知你们这帮猴崽子……

霌夨敻

余秋雨先生，请不要误导中国人
朱永新

    余秋雨先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作家，他的《文化苦旅》为我们中的多数人所喜欢。但是，这样一个曾经让我们尊敬的读书人，竟然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高唱“阅读是浪费生命”，却让我们无法看懂。
    余先生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第一条理由是：已经有一个“国际阅读日”（4月23日），没有必要，有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有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再来一个“中国妇女节”。（《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
    诚然，“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已被国家充分重视，已为国人广泛接受，没有必要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妇女节”。但是试问，4月23日“国际阅读日”是否也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广泛的接受？“国际阅读日”已走过了10多个年头，可是在我们国内，鲜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和意义。反观世界各国，有了“国际阅读日”，日本依旧颁布《日本儿童阅读推进法》、《学校图书馆法》；英国依旧开展“图书起跑线”运动……
    我们认为，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是鉴于对于中国的阅读现状和阅读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是希望能够藉此唤醒国人直面我们民族的阅读危机。国家阅读日设在哪个时间并不重要，是否能与国际阅读日并轨也在其次，关键是，我们国家国民的阅读现状到底如何？需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呼吁？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第四次(2006)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读书率均呈下降趋势。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2005年，我国图书阅读者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仅为4.5本。　　
    余先生更多地把阅读节的设立看成是形式主义，并没有考虑到一个全民节日的建立对国民的心理影响。试想，哪个节日的建立不是一种形式？关键是，这样的形式能不能为人们做接受，所认同，并附之以相应的行动，形成共同的心理诉求。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是根据中国现有的国情，主张以国家的姿态推广世界性与中国式相结合的阅读，给国民一种深刻的文化影响，同样给致力于推广阅读的有识之士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后盾，让理想更有力的转化成行动。阅读是一个民族涵养精神元气的根本所在，而拥有了属于自己国家的阅读节，对国人心理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家开始重视全民阅读，这是一种唤醒的力量，唤醒麻木的灵魂；也是一种催生的力量，催生蛰伏的智慧；更是一种支撑的力量，支撑不倒的信仰。余先生很担心，如果设了一个“国家阅读日”，那么，别人也完全有理由要求设立“国家绘画日”、“国家音乐日”怎么办？其实，先不说阅读与绘画、音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孰重孰轻，单单如余先生的假设，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批真心为艺术为生活的人能够站出来，怀着浩济苍生的大爱与大关怀奔走疾呼，为美丽的思想争取一席之地，无论结果如何，那都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而事实上，这样的人不是太多，是太少了。
    其实，根据我们对于余先生的了解，余先生是非常关注阅读的。大概十年前，余先生在台湾中山大学演讲时，还对莘莘学子说，要“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阅读最大的理由是摆脱平庸”，“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蠢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就在去年11月，余先生还百忙中专程赴山西大同，为大同第四届读书节作了题为“书香盛宴”的报告，给予活动高度评价，并在当地签名售书。这说明，余先生本身认同阅读节的做法。就是在做文艺节目的嘉宾点评时，余先生在呈现自我波澜壮阔的知识体系同时，也不乏一针见血地对选手们提出加强阅读的期望。既然余先生看到且关注区域阅读节的推动作用，为何不把视野放宽到整个国家，像认同和推动一个小区域一样，去认同和推动一个大区域的阅读？所以，我们真的不明白，一向担心国人生命风干和脆折的余先生，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关注生命价值的提案，面对一个生命真诚无私的言说，会有“能闹的孩子多吃糖”这样的不满与顾虑，会表达他“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的意见呢！也许，是中国式的形式主义让余先生痛心疾首，所以“厌乌及屋”，对原本美好的东西也不免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吧。我们相信，余先生是热爱阅读的。
    余先生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第二条理由是：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果把网络阅读也包括进去（当然必须包括），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有人说，正因为这样，更应该用“阅读日”来指导。问题是，怎么指导？谁来指导？指导什么？更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接受指导的时代吗？因此，阅读日做什么，很不清楚。（《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
    我们认为，余先生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我们所讲的国家阅读节所倡导的阅读概念，即面向青少年为主体的大众阅读和以纸质图书为主的阅读，更是一种生命价值选择的阅读，是超越知识的心灵的回归与精神的重建。所以，余先生批评的，其实不是这一种阅读，而是网络的浅阅读、泛阅读甚至是滥阅读，所以他才有了“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的定论。网络上的“阅读”并不是我们新教育实验提倡的阅读方式，尽管我们不完全排斥网络阅读。正是电视、网络的产生，使许多人远离了真正的阅读。而且，正是因为国人对当今阅读概念的误解，更有必要通过设立阅读节，让大家重新认识并回归到阅读精神的本原。余先生对“灾难性阅读”的忧心说明先生一直在考虑阅读的真实意义，一定意义上说，其内在的诉求和阅读节的建立初衷是殊途同归。
    至于阅读指导的问题，那就更加需要讨论了。我们新教育共同体一直认为，阅读是需要指导的。首先是阅读内容的指导。余先生自己就向青年人呼吁过，“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角”，要“先找一些名著垫底”，“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余秋雨：《阅读建议》）。为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推荐书目，是国内外非常普遍的做法。人类那些伟大的智慧、伟大的思想，难道不是蕴含在那些伟大的图书中吗？我们的学生不经过指导，就可以从汗牛充栋的著作中间挑选出最适合他们阅读的图书吗？其次是阅读方法的指导。余先生自己就给青年人作过很好的阅读建议：“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读书卡片不宜多做”……（余秋雨：《阅读建议》）怎么现在突然又发起“怎么指导”、“谁来指导”、“指导什么”的问来？莫非顿然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接受指导的时代，完全可以任由孩子们“眼睛从书本上跑过”（叶圣陶）？从我们新教育实验在全国500多所学校100多万师生进行校的“营造书香校园”实践来看，阅读指导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有效的。青少年由此获得的阅读，更多一些有效阅读，更多一些文化积淀，更多一些精神奠基。
    余先生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第三条理由是：与旧时代文人的向往不同，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我们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即便拥塞的全是精华，也必然导致交通堵塞、营养过盛的死疾。比尔·盖茨曾说他早已读过一些最基本的书，今后不会多看书，我很理解。因为当代太忙，第一线的创造者们不会有时间写书，写成了书就不再是最前沿的了。（《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
    首先，余先生拿古人的阅读量来比对今人，得出“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的结论。我们认为，多少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判断出这个结论的真伪。与余先生理解的恰恰相反，先贤之所以成为先贤，不仅因为是他们那个时代读书最多、经历最广的人，还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让他们心无旁骛，潜心读书，拥有了先知先觉的机会和智慧。不像今天，人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日新月异的选择，喧嚣和浮躁侵蚀着人们有限的心灵空间。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更需要读书，需要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一种去伪存真，与文化见识同步的阅读。
    相比之阅读，余先生提到了“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是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境界，本来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游历、考察固然重要，但是，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是不太容易的事情。阅读，毕竟是大多数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路径。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阅读，没有先前的知识作为积淀，那游历、考察、体验等后面的一切都会在品质上大打折扣。就像为何早年余先生的《文化苦旅》能打动千万读者的心，如果只是单纯的游记，不会有这样振聋发聩生生不息的力量。原因在于“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先生一路走来所呈现的风景背后鲜为人知的文化之“苦”。而这些给我们耳目一新，涤荡灵魂的文字又从何而来，我想，不是先生单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的产物，而更多地依赖于多年的阅读积累，宏大的知识背景，加之有机会身临其境，所以，情从心来，游刃有余地留下了这些镌刻人心的文字。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阅读不仅能够丰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更能够提高余先生所强调的“考察、游历、体验、创造”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就像余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之前对山西的印象是—“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原因是，“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 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
    如果对应先生的观点，这样的感受就是真实的“考察、游历与体验”了，是比阅读“更重要的事”。但是，恰恰相反，此后，余先生说—“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接着，先生引经据典，陈述了蔚为壮观的“晋商”历史长卷。试想，如果没有如此专注浩瀚的阅读，“行万里路”的先生可能终老都不会“抱愧山西”。像这样的例子，在余先生的著作里并不少见。
    写到这里，我们越来越奇怪，一个被我们认为是视读书为生命的人，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了轨迹，说出“阅读更多的是浪费生命”这样偏激和不负责任的话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够不努力尊重生命的诉求，守护文化的良心？
    为什么阅读很重要？我们一直认为，第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最伟大的思想没有办法从父母那里通过基因来拷贝、遗传，而是深藏在那些最伟大的书籍之中。没有阅读就没有个人心灵的成长，就没有人的精神的发育。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物相，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人的精神可以因阅读而蓬勃葱茏气象万千。因此，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建立起精神生活的世界，使人超越动物性，不至沦为活动木偶、行尸走肉。第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国际阅读学会在总结了读书对人类的巨大益处之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的阅读率在下降，背后的问题并不是阅读下降本身，而是民族素质的下降。一个国家不是靠自然的人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靠阅读的人口。国家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精神的力量，而精神力取决于阅读力。第三，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没有阅读只是训练，只是工厂的制造，而不是教育。现在我们的教育充其量只是训练。人的阅读需要、人的精神饥饿感的形成有其敏感期或关键期，而中小学阶段阅读习惯的养成，将影响一个人终身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
    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提出阅读是浪费生命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余先生不应该让一个阅读匮乏的民族与他一起吃阅读的“减肥药”。相反，阅读是解决当下教育问题与社会风气的一帖良方。
    最后，我们想对余先生认真地说一句：请不要误导中国人！

绿骄阳

如果真的设立了“国家阅读节”，那天我肯定不读书

梅茗

如果设立“国家阅读节”多放一天假玩，倒是蛮不错的。

平头百姓大非

还是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泽雄兄的这篇文章，赞同泽雄兄心平气和的持平之论。

根据泽雄兄自己的说法“给报刊写稿，字数限制是条死命令，不能突破。该报给我2000字篇幅，算是开恩了，但有些意见，还是来不及得到表达。关于余秋雨，原拟逐条反驳的，一统计字数，只能悻悻作罢。”

本人有一建议：希望泽雄在写作时不妨都写出来，然后编辑出两个版本：一个送出去发表的，一个放到真名上来的。前者自然可删可减，后者就可以是“全本”的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3 18:57:05编辑过]

周泽雄

朱永新先生对余秋雨的批评，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足令余氏的观点进退失据。这也再次说明，余秋雨先生的确有一种“到什么山，唱什么调”的立论习惯，只要符合此时此刻的需要，他并不介意观点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也再次想起7楼林泉的提醒：“一个口才好的人，可以随时将肚子里的素材拿出来编辑，为不同的立论做支撑。”

呵呵，看得出来，为了批驳余秋雨，副市长大人做了不少案头工作。

不过，朱永新先生的有些话，也实在让俺憋气，比如开头那几句：“但是，这样一个曾经让我们尊敬的读书人，竟然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高唱‘阅读是浪费生命’，却让我们无法看懂。”——这个“竟然”下得实在霸道，也让我“无法看懂”。你只是弄了份提案，提案本身就是供人讨论的，而讨论的结果，无非三种：同意、反对或搁置。凭什么只要是“反对”的，就要被你“竟然”一把？如果只有“同意”才可以免遭“竟然”，那还议个啥，直接当成钦旨，让小民照办执行就是了。

另外，“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与“高唱‘阅读是浪费生命’”，即使在余秋雨那里是一码事，也不等于它在逻辑上是一码事，怎么可以把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用一个“竟然”来一锅煮呢？（依我看，只有后一件事，才是不妨“竟然”一下的。）事实上，在反对“国家阅读日”提案的人中，包括大量坚决不认为“阅读是浪费生命”的人士。我猜，即使有人说了这句话：“如果真的设立了‘国家阅读节’，那天我肯定不读书，”他也只是反对你的提案。所谓“那天我肯定不读书”，意思是，除掉那天，还是要读书的。选择那天“不读书”，仅仅为了表示一份个人抗议。——我想，我肯定没有误读24楼的小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3 19:08:43编辑过]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平头百姓大非在2007-4-3 18:56:00的发言：

还是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泽雄兄的这篇文章，赞同泽雄兄心平气和的持平之论。

根据泽雄兄自己的说法“给报刊写稿，字数限制是条死命令，不能突破。该报给我2000字篇幅，算是开恩了，但有些意见，还是来不及得到表达。关于余秋雨，原拟逐条反驳的，一统计字数，只能悻悻作罢。”

本人有一建议：希望泽雄在写作时不妨都写出来，然后编辑出两个版本：一个送出去发表的，一个放到真名上来的。前者自然可删可减，后者就可以是“全本”的喽。

回大非兄：这个建议，俺还是忍痛驳回了罢。字数限制，本身也是有利有弊的，不宜尽往“弊”处去想。若无此限制，我也可能过于放纵，结果，意思未必写完整了，文章反而婆婆妈妈起来。像现在这样，其实也蛮好，我若真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用回帖的方式继续表达的。

谢谢表扬。

小船悠悠

不闹一下俺们老百姓还不知道有个“阅读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