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论证的问题,因为鲁迅先生已经不能自我解说和辩白。 中国人喜欢在某个人死后给他送上高帽,花样繁多,看得人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不厌其烦;因为这样的高帽对于生者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在送高帽的问题上,生者们是从来都没有一丝吝啬的。这个现象,在我们生活的当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说极端点,翻翻报纸听听广播看看新闻,差不多每天都有。追认这个追授那个的就不说了,就连文化界也不能免俗,海子死了,然后成了最好的诗人,王小波死了,也立即成了最好的杂文家甚至最好的小说家……不是说这些人原来不好或不够好,而是说他们的许多好处总是要等到他们作古才能被发现被表彰被肯定,就让人不免有点怪怪的感觉。 古往今来,文人相轻乃是一个公认的道理,怎么突然这道理就那么值得怀疑了呢?要因此认定大伙的觉悟提高了,只怕太过牵强。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没有别的,因为死人无法开口辩白,对于从天而降的高帽,愿意不愿意他都得受着,生者可算逮着了一回臧否人生的大自由;还因为死人对生者不再构成威胁,无论名声上的还是利益上的,有此等便宜可占,何乐不为?更何况,相当一些人之所以毫无吝啬地给死者送上一顶顶高帽,实际上是有着明确的个人诉求的。 问题是,生者是否为死者考虑过,他们需不需要你的高帽? 先来看“活人”的表现:大学者钱钟书曾经拒绝“东方之子”,可能明确的理由是“我还够不上”,骨子里不想被别人利用自己来炒作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季羡林老先生面对一顶顶飞来的“桂冠”,声称“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并且感慨:“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拒绝承认林彪送上的“天才”之誉,既是因为看出了高帽的害处,也因为对言过其实的反感,更因为洞悉了送高帽者的别有用心。考察一下你会发现,凡真正有资格戴得起高帽的人,也正是高帽的最激烈的反对者。 正是因为这些“活人”不识抬举地多有反抗,所以,顺理成章地,自然而然地,送高帽者就瞄准了那些丧失了表达“我反对”意见能力、甚至连“弃权”的资格都没有了的作古者。鲁迅的“革命家”的帽子是后来的革命者们送的,用不太好听的话说,是强加给他的,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牢牢地圈定在自己的阵营之内。追根溯源,“伟大的革命家”是毛泽东给予鲁迅先生的一个评价,如果按照词典上的说法,“革命家”是那种“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那么从三个必备条件来考察,鲁迅先生毕生所从事的职业恐怕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用“革命工作”来定性的。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指认鲁迅为“革命家”,是从“骨头最硬”的“民族英雄”和代表“新文化方向”的特定角度来推出结论的,是历史的产物,有上下文的具体限定,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家”并不吻合。至于后来,诸多书籍变本加厉,更进一步给鲁迅戴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之类的帽子,则干脆就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无聊之举了。 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权威的《辞海》条目中,连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蹲过国民党大狱的人都得不到“革命家”的帽子,而他的长子、年仅29岁即被国民党杀害的陈延年,却被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鲁迅先生同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郭沫若,虽然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却也止步于“社会活动家”,仍然没有被定为“革命家”;更早在1921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也没有“革命家”的头衔,在文化界人士当中,似乎只有鲁迅被明确标识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毫无疑问,毛泽东的那句“不但……而且……”在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话说回来,死者长已矣,任何头衔和高帽,对于死者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了,鲁迅先生是否愿意戴上这顶“革命家”的帽子,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我们这些大活人把一顶顶并不合适的帽子给死者戴在头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正常吗?我们是否考虑过,这样的“不实之辞”可能产生怎样的误导?还是以鲁迅为例,一些人的逆反心理、过激言论,不正是从这里找到缺口的吗?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当然可以不顾前因后果、不考虑死者本人的意见,因为他们只是在谈鲁迅先生戴不戴得稳这样一顶帽子。 热中于自己戴高帽或给别人戴高帽的人,都是可悲的。前者是虚荣,后者是虚伪;虚荣者和虚伪者的命运却是一样的:当公正的历史说出真实的时候,留给他们的只可能是一种表情:尴尬。 (2001/8) (附记:网友“卖姑娘的小火柴”写了几个关于鲁迅的帖子,提出了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其中他问道:“我更想质疑的是,鲁迅的头上究竟是不是该冠以‘革命家’、‘战士’的头衔?”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所以有了上面这段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