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By: 晓路 发表于 2009-4-24 8:33:00
  
从老木匠的博客知道有一部叫“高考1977”的电影，据老木匠说，里面有太多肉麻吹捧邓小平的东西。我是不会去看这类电影的，因为对一个为自己赎罪的人，我们可以表扬他勇于改过自新，却不能去吹捧他。不过这却让我想到我自己1977年参加高考的情形。

1977年春天，在上海漂染23厂学工（其实是把学生当不拿报酬的童工来剥削）学了半年之后，我算是从中学毕业了。我们那时没有初中和高中，中学就是四年。春天毕业是因为文革中教育系统革委会里面的人精神病发作了，硬把合理的秋季入学改为春季入学，于是我们在小学呆了六年半，73年春天才进入中学，所以77年春天我在中学混了四年后毕业。

毕业分配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期，一半左右的学生还是要被强迫下乡做一辈子农民。我被分到了江苏的海丰农场。江苏原来有一个劳改农场叫大丰农场。我读的中学那时是按地区划片招生的，我们家正好和一片棚户区划在了一起。棚户区的住户在为穷人奋斗的共产党领导下那么多年，居住条件和环境依然是恐怖之极，而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很容易学坏，所以我们学校里有很多小流氓大流氓的。大丰农场就是这些流氓出了事被判刑或劳教后的一个去处。我猜想海丰农场应该是在大丰农场的隔壁。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血腥暴力运动过后，当权者为了便于控制已经被鼓动得有点喜欢造反的年青人，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变相劳改。海丰农场有可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参照大丰农场的模式为安置知识青年办的或者是改建的。和以前的下乡知青去遥远的黑龙江、云南、安徽、江西等偏僻贫穷的农村比起来，应该说这样有工资拿的农场是天堂了。

虽然“两个凡是”在1977年春天还是zhonggong中央基本方针，但大家都期待着变化。而我更因为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学校也就一直没有来催我下乡去。从1977年春天到1978年春天，我整整一年失业在家。

1977年的9、10月份，政府正式发布大学招生的消息，报考者必须在10月份报名，考试大概安排在12月初。于是我去中学问，老师们对我说，因为我已经被分配到了海丰农场，我要参加高考必须去海丰农场报名，参加那里的考试。可是我连海丰农场在江苏那个角落都不知道，而报名截止期没有几天了，两个月之后就要考试。如果我这时下乡，即使我能报上名考上试，也早已经被折腾得没有可能考上任何学校了吧。

于是我母亲找了很多人想办法，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最后我所在的中学终于同意让我在那里报名考试，但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在报名之前把户口迁到乡下。我想这样做对我所在中学来说是划得来的：如果我考取了，我们这个以流氓众多而著名的中学就可以号称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如果我考不取，因为户口已经迁走，他们也就多完成了一个把无辜年青人赶往乡下受苦受难的艰巨任务。

我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学校老师告诉我和我父母说，除了去海丰农场之外，还可以选择去上海市郊插队。一般来说，人们以前更愿意去海丰农场，因为那是国营农场，有工资可拿，还有其他一些福利。如果插队的话，离上海市区不见得近多少，却要靠挣工分去和当地农民抢饭吃。而且插队之后身份是农民，不是国营农场职工，福利什么的就更没有了。但是对我而言，我知道我不会在乡下呆着的，即使考不取大学，我也会赖在上海另谋其他生路。如果去了农场，因为是国家职工，不去上班就成了政治问题了。我们权衡利弊之后，决定选择插队。于是我报名考大学的同时，填了户口迁往松江县张泽公社的表格。

报名时要填志愿，对我而言，户口能回上海最重要，所以第一志愿填了复旦，第二志愿是华东师大，第三志愿是我父亲以前教书的上海第六师范学校。北大清华自然是不考虑的，更不同说其他的外地学校了。不过那时的北大清华也不怎样，不会比复旦好。

接下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是复习，准备考试。但因为多数东西我没有学过，与其说是复习，不如说是要在两个月时间里学完所有高考中将会考到的中学课程。我们中学为摆脱了我而高兴，作为他们已经泼出去了的水，自然不会为我提供任何学习上的帮助和便利。好在我向来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自己学，记得那时听过一些复习的讲座，包括姚晶的，不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所以后来也不去参加这类复习活动。不过很多时候题目做不出，花去大量的时间。有些难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就在有能人来我们家时问一下。我父亲的学生、书法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黄简那时是数学老师，有好几次他来我们家，我抓紧机会问了他一些数学题目的解法，比听复习讲座有用得多。

考试是在七一中学进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正经的考试，以前中学里也考试，但很多学生根本不考，自顾自地玩。老师还要恳求他们说：“毛主席说过，考试抄抄也是好的。”现在回过来看，像是天方夜谭。因为没有半点考试经验，所以考完之后实在吃不准究竟能不能考上。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中学里的一个老师来通知说，下星期有一辆大车会把我们去松江插队的人送到那里去。我也只好做好下乡的准备，一星期之后老师来通知说，这次不下去了，再过几个星期。还没等到几个星期后再下乡的日子，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我当年的准考证还在，上面清楚地写着，我是松江县张泽公社的考生。到现在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松江县张泽公社。倒是我母亲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之后，专门去了一趟张泽，帮我把户口从那里转到了复旦。

李旧苗

高考1977，木匠教授看过了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wODM0Mjg=.html

老木匠

文章来源：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90513

最近常有人问：你是77级的吗？看了高考1977吗？是不是很感动了一把？

知道这个片子，因为主流媒体，尤其是上海的主流媒体鼓吹得很多。也就是因为如此，一直心存疑虑，不是很有观看的欲望。

今天陪内子到市中心逛逛，到了一个影院附近，见那里的广告上说是50岁以上的可以20元优惠。于是就进去看看。

电影一开始，是农场放映纪录片，有邓小平的镜头，下面的青年们群情激动。借着停电的情节，把这个情节翻来覆去了几遍。

是有那么回事，老邓复出的亮相，是在一场足球赛上，在场的观众也曾起哄过一阵子，因为老邓是故意在比赛进行中抵达的。可是纪录片镜头只是一闪而过。当年第二号走资派、右倾翻案风头目的黑印象还是牢牢的刻画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时候，看电影的人哪里有这样激动欢呼。

看到这会儿就开始有点恶心，预感片子的主题大概并不是高考本身了。

果不其然，以后的台词中老邓被念叨了几十次，甚至在最后知青们去赶考时还用了很长的一段画外音，来强调领袖的恩情及嘱托——高度怀疑这段画外音是在审片的时候加上去的，因为和画面的配合效果实在是太差了。

想当年直到进了学校，政治学习的时候还是要歌颂英明领袖的，只是不是邓。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要歌颂领袖。

1977的高考确实是使几十万人改变了命运，比如像我这样的。更使千万计的人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很可惜，这个片子触及到了这个主题，又逃离了这个主题。

李旧苗

看看北大哲学系77级同学现在在干嘛


    来自世界各地的北大哲学系1977级同学近百人聚会于北大承泽园（科学与社会中心）。他们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岗位、领域中对祖国作出重大贡献的精英人士。在他们之中有高级党政干部，如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现任zhonggong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衣俊卿，北京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江渝，宁夏自治区体育局白建国；也有坚持在高校教书育人的博导、教授，如北大社会学系原系主任的王思斌教授，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现象学中心主任、国际中西哲学比较学会会长张祥龙教授，北大哲学系尚新建、王宗昱、冀建中、韩水法、张志刚诸位教授，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小寒、张守民教授，北大郭宝平副教授，宁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李伟，中国政法大学方尔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利华副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张李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綮，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沈永社，广西桂林工学院人文社科系陶柱标；也有成功的大型国企、私企的企业家，如北京控股领导人之一张虹海，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张恒杰，北京首创集团党组成员、董事沈建平，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总裁俞晓阳博士，凯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乔雪松，东莞市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也有成就卓著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樊平、宓小雄研究员，全国政协研究室郭庶增，国务院研究室张大平；还有新闻出版领域的高级编辑、记者，如光明日报评论员包霄林，解放军报局长谢京生大校，人民出版社陈光（老出版家王子野之子），人民出版社马列国际编辑室主任郇中建，人民出版社王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罗林平，北京青年报编委、《中学时事报》主编姜莹，内蒙社会科学杂志哈布尔，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秦薇；还有一位作家、美学学者、画家、摄影家邹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求是杂志社副总编张晓林，zhonggong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王念宁，zhonggong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武，zhonggong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刘润忠，华文出版社副总编张惠军，江苏省委办公厅李云峰，河北省肥乡县委书记刘梦祥，大律师孔嘉，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政治科学系主任、博导何高潮，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杜丽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胡敬平，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周朗，语文出版社邢大明，深圳特区报张传伟，贵州人民出版社顾庆荣，商务部史建伟，国资委监事室刘振杰，北京中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詹清等同学因事未到。

李旧苗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图为：30年后又相聚
    武大中文系77级毕业照
    当年的青年学子，不少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杨厚兰（前二排右三），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后排左六），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谢湘（前排左五），湖南出版集团总经理张天明（前二排右四），独立撰稿人高伐林（前二排左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后排左七），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於可训教授（后排左十）、陈文新教授（后排右二）、卢烈红教授（后排左十二），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主任刘传铁（前二排左四）等。
    （记者徐啸寒）“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昨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馆里，热闹非凡，48名武大中文系77级学生，从海内外返校聚会，纪念入校30周年。
    刚满60岁的武大文学院博导於可训教授，取下眼镜，仔细辨认着毕业照上的自己，感慨万千：“这不是我吧，哪有那么年轻啊？”
    入夜，梅园餐厅灯火通明。昔日的同窗，举杯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现任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林琳，生于1960年，是77级年龄最小的同学，如今也年近半百了。
    据77级中文系学生、现任武大文学院副院长卢烈红教授介绍，当年，中文系共录取65名学生。由于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进校时，有的来自农场，有的来自部队；年龄相差也比较大，最小的17岁，最大的已30岁了。
    吕波是此次聚会召集人之一，现任财政部驻湖北财政监察专员。
    “近年来，我们几乎每五年就要组织一次聚会，但这次是聚的最齐的。”吕波说，77级中文系学生，在当年的武汉大学十分活跃，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高伐林这样的朦胧派诗人，体育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连续两年蝉联武汉大学春季运动会团体冠军，彻底丢掉中文系“夫子系”的帽子。
    据吕波介绍，中文系77级有65名同学，大多数已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其中，有“中国红色撰稿第一人”之称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研究员，他曾担任大型电视文献片《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的总撰稿；有武大文学院博士导师於可训等13名教授；有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杨厚兰、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谢湘等10多名厅级以上官员。

chenbbhh

读了大家的文章，感概很深！小平同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kemingqian

读了大家的文章，感概很深！小平同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chenbbhh 发表于 2010-1-28 22:11

同意陈伯伯的意见。能不能问一句，做了坏事的是谁？

许刚

同意陈伯伯的意见。能不能问一句，做了坏事的是谁？
kemingqian 发表于 2010-1-29 19:05

Keming is too funy.

许刚

funny, not funy.

俗中怪客

考上了世界上最小的大学、最大的班。

72年初中毕业后，因为推荐制的原因，父亲是“四不清”下台干部，全家下放农村，推荐也就份了。读书成了梦中的事。幸亏邓小平执政，在77年恢复了高考，由于初中的文化，第一年不敢作奢望，虽然考上了中专，参加了体验，但是没有录取。后来去地区一查，总分数少计算了十分，气死我了。
感觉中专录取太不负责，于是78年报考大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攻物理、化学、数学，深夜同村抓青蛙的临晨去卖时，看到我家灯亮着，到我的窗前一看，是我在看书，成了他们日后的话题。功夫不费有心人。在78年，终于圆了我读书的梦。被我们入校后调侃的“世界上最小的大学、最大的班”——孝感高农班——后更名为华中农学分院，最后合并到孝感学院。当时只有77、78两个年级，分别有学生34、52人。

自觉的梦游人

加起来才86人就敢号称最大的班？告诉你，俺们历史系77级可是水浒梁山的天煞地罡都包圆——108人！看你还敢说86人就是最大的班不？

就这样风雨兼程

加起来才86人就敢号称最大的班？告诉你，俺们历史系77级可是水浒梁山的天煞地罡都包圆——108人！看你还敢说86人就是最大的班不？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1-6-1 08:17

你说77级108人，那有几个班呢？如果分成两个班那每个班不是只有54人啦？如果一个班正好108员倒是有点牛的。

自觉的梦游人

当时只有77、78两个年级，分别有学生34、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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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级哟，俺说是一个年级，如果加上78级，那可要上200号人马了，……

showcraft

http://dongxi.net/b07hr
【纽约时报】高考：1977
www.nytimes.com : 1977 Exam Opened Escape Route Into China’s Elite - New York Times
译者： Wide-Bridge 2011年06月07日 22:48 原作者： DAVID LAGUE

回到1977年的那场高考，它改变了个人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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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专栏： 纽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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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6日的范蒿仪（左）；1976年（右）：如今事业有成的他正是源自那场高考


北京消息 --- 1977年的秋季，经过文革十年之久的动乱之后，中国恢复了相对平静，像数百万来自城市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安平正在被发配的农村田野里劳作，向贫下中农学习。


两年来，将军的后代安小姐在远离北京的某个公社养猪喂鸡，照料田里的庄稼，她住在没有暖气的宿舍里，而且经常食不果腹。


虽然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已经去世，借用其名义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四人帮’也被关押，但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安小姐同其他“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将被允许返回城市。


“我第一次感受到活在这世上不值，”当时年仅19岁的安女士说。“如果你要我继续这样活下去，我还宁可去死。”


然后，时间到了1977年10月下旬，村干部转达了中国将举行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此前不久学术追求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鉴于十年机会的错失，参加考试者的年龄被放宽到介于13至37岁之间。


对于像安女士那整整一代被发配到农村的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脱离形同无期徒刑的枯燥艰辛生活。此刻压抑已久的才能与抱负似大坝决堤得到释放，570万人于1977年11、12两月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高考，这可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竞争最激烈入学考试。


参试者的录取率为4.7%，大约27.3万人进入大学课堂，同时这77届的大学生被广泛认为是最出类拔萃的。相比之下，由于受益于教育机会大拓展，2007年有九百万应试者参加高考，录取率上升到58%。


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智慧与毅力的强强联手已经使该精英集团中不少人成为政治、教育、艺术、商业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去年十月，当年被北京大学录取研习法律和经济的李克强被接纳进中共中央决策机构担任政治局常委，他被外界看作是胡锦涛主席或温家宝总理的热门继任者。


“那是非常聪明的一群，对此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基地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部主任罗宾·蒙罗回忆道。1978年，当这群新生报到时，罗宾·蒙罗是来北京大学学习的英国交换生。


“他们是10年以来首批被大学择优录取的学生，因此前途无量。”


然而，在当时的1977年，为可能改变他们人生轨迹而备考的时间只有令人几乎绝望的数星期。掐指一算，这些与学校多年无缘的年轻人感到格外得沮丧。那时举国上下，学生们都在到处苦苦搜寻各类教科书，联系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紧张地背诵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公式。


目前，安女士正在纽约为一家名为Committee of 100的中美倡议团体工作，担任公共关系部主任。她当时通过夸大背部伤痛骗取了一个月的病假用于潜心复习。


她说，“我必须成功。”


考试不仅检验他们各门学科的水准，而且也考察学生的政治正确性。

文学教授韩西冥近照（左）；1983年，戴眼镜的韩与妹妹在一起（右）



韩西冥现年50岁，目前是南京审计学院的中文系教授。她说，由于自己在江苏省的农村认真学习过官方报纸刊登的党的路线方针，她对政治试题已经有了充分准备。


多年来，各类报纸充斥着对邓小平的批判文章。“这是一个大话题，”她说。“说句老实话，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邓小平有那么坏。”


实际上，正是由于共产党老将邓小平在四人帮倒台后重新回到北京的权力舞台，才导致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对实用主义的重视，而后者将很快点燃中国数十年经济的爆炸性增长。


这批人中进入权力高层的除了李克强之外，还有湖南省省长周强，外交部党组书记、前驻日本大使王毅，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金立群。


在77届的学生中，艺术人才也层出不穷，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霸王别姬》的导演陈凯歌，还有作家陈村等。


“不谦虚地说，这是人才辈出的一代，”50岁的范蒿仪说。他当时获得机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法语，这为他以后进入非洲和欧洲拓展生意打下了基础。 “我们都是带着一股子劲儿在读书。”


许多幸运的考生都说，他们当时就感到得到了一次极其宝贵的机会，下决心要充分利用一下。“我们虽然有天赋，但却也非常用功，”文学教授韩女士说。


然而，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抓住了机会参加高考。


在多年目睹了特权与机会为高官子弟和出身背景被认同的人员保留之后，许多有条件的考生对考试是否会公平仍持怀疑态度。也有人无法割舍眼前虽然琐碎但有保障的工作而放弃高考。


对于安小姐，渴望逃离农村生活的信念引诱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时农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她担心如果自己通不过考试而被迫重新回到农村，遭到去干最脏最累活儿的惩罚。


“他们并不欢迎我们，因为他们不得不把土地让出一部分给我们，”她说。“但同时，如果我们急着要跳出去，他们又会觉得我们瞧不起他们。”


李西岳已经成为当地生产队的一员，干农活非常辛苦，他发现自己无法想象未来的出路。“当我被送往农村时，这项政策已经实施了十年，”50岁的李先生回忆道。通过高考，他为自己在广西大学赢得了一席之地，后来又成为一名作家兼大学讲师。他说，当时的人们认为，农村的艰苦劳动“是正常的”，而“上大学是不正常的。”


尽管如此，他也会在空闲时找时间学习。“问题是，找到有帮助的资料相当困难，”他说。“我甚至会去阅读农用设备包装纸上的文字。”


当高考时间来临时，有些人竟然无法向公社请假。


韩女士被允许回家复习迎考，但是，当她听说自己在某次公社会议上被批评为了追求个人野心而牺牲革命理想时，不禁魂飞魄散。


“我急急忙忙跑回生产队，但我父亲发怒了，他把我拽回了家，”她说。“他不准我与他们有进一步的接触。”


安女士说，她曾经在中学学过法语，但课堂受到政治的冲击，而且时常被军训或下工厂工作所打断。由于信心不足，她去看望了以前的老师，后者让她放心，考官不会提出过于复杂的问题。


不过，这位老师预言，可能会问她为什么想学习法语，同时建议她回答为了服务于革命。


“他们果然向我提了那个问题，”安女士说。最后，她被北京语言学院录取了（该校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后她又前往法国巴黎的索邦大学深造。


在被文革打断了十年之后，校园生活于1978年又开始了，与往常不同的是，从全国各地招入大学的新生们特别的成熟。韩女士说，她有些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年龄竟是她的两倍。“我有一位同学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她说。


当他们投入与学习时，许多人满怀着理想，渴望为自己和他们的祖国谱写新的篇章。


“这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年代，”韩女士回忆道。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许多人对形势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感情。他们虽然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好处，但有些人政治变革的步伐缓慢感到失望。还有人抱怨说，急剧的物质进步酿出了社会的贪婪和玩世不恭。


“许多我们当时甚至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现实，”作家兼讲师的李先生说。“然而，看到那么多的腐败着实令人痛心疾首，尤其还涉及到不少高级官员。”


BEIJING — In the autumn of 1977, as relative calm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the decade-long chao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 Ping was laboring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she had been sent, like millions of other young people from the cities, to learn from the peasants.





For two years Ms. An, an army general’s daughter, fed pigs and chickens and tended crops on a commune outside Beijing, while living in unheated dormitories and going hungry.



Though Mao had died the year before, and the radical Gang of Four, who had direc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 name, were in custody, there was little sign that Ms. An and other “sent down” urban youths would be allowed to return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I felt life was not worth it,” said Ms. An, who was 19 then. “If you had asked me to go on living this kind of life, I would rather die.”



Then, in late October 1977, village authorities relayed the news that China would hold its first nationwid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since 1965, shortly before academic pursuits were subordinated to political struggle. In acknowledgment of more than a decade of missed opportunity, candidates ranging in age from 13 to 37 were allowed to take the exam.



For Ms. An and a whole generation consigned to the countryside, it was the first chance to escape what seemed like a life sentence of tedium and hardship. A pent-up reservoir of talent and ambition was released as 5.7 million people took the two-day exam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77, in what may have been the most competitive scholastic tes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4.7 percent of test-takers who won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 273,000 people — became known as the class of ’77, widely regarded in China as the best and brightest of their time. By comparison, 58 percent of the nine million exam-takers in 2007 won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as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ave greatly expanded.



Now, three decades later, the powerful combination of intellect and determination has taken many in this elite group to the top in politics, education, art and business. Last October, one successful applicant who had gone on to study law and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Li Keqiang, was brought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cision-making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here he is being watched as a possible successor to President Hu Jintao or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They were a very bright bunch, and they knew it,” said Robin Munro, research director for the Hong Kong-based China Labor Bulletin, who was a British exchange stud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1978, when those freshmen arrived.



“They were the first students in 10 years let into university on merit, and they were going places.”



But back in 1977, most had only a few desperate weeks to prepare for the examination that would change their lives. The timing was especially daunting for those who had been cut off from schooling for years. All over China, students found themselves scrambling to find textbooks, seeking out former tutors and straining to recall half-forgotten formulas.



Ms. An, who now works in New York as the director of public relations for Committee of 100, a Chinese-American advocacy group, exaggerated the seriousness of a back injury and took a month’s medical leave, which she devoted to studying.



“I had to succeed,” she said.



The examination tested not only academic subjects, but also political correctness.



Han Ximing, now 50 and a Chinese literature professor a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said she felt she was already well prepared to handle political questions from careful study of the party line in official newspapers in rural Jiangsu Province.



For years, the papers had been filled with criticism of Deng Xiaoping. “That was a big topic,” she said. “Actually, I had no idea why Deng was supposed to be so bad.”



In reality, it was the return of Deng, the veteran Communist leader, to a position of power in Beijing after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that led to the reinstatement of the annual exam, and a return to the pragmatism that would soon ignite decades of explosive economic growth.



Among those who have assumed positions of power, aside from Mr. Li of the Politburo, are Zhou Qiang, the governor of Hunan Province; Wang Yi, party secretary of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and a former ambassador to Japan; and Jin Liqun,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stic talent to emerge from the class of ’77 includes the filmmakers Zhang Yimou (“Raise the Red Lantern”) and Chen Kaige (“Farewell My Concubine”), and the writer Chen Cun.





“To be immodest, it was a phenomenal generation,” said Fan Haoyi, now 50, who earned a chance to study French at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w th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 stepping stone to a business career in Africa and Europe. “We had a rage to learn.”



Many successful candidates said they felt they had been given a priceless opportunity, and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make the most of it. “We were not just gifted, we also worked really hard,” said Ms. Han, the literature professor.



Still, not everyone jumped at the chance to take the exam.



After years when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were reserved for the offspring of senior officials or people with approved class backgrounds, many prospective candidates doubted that the test would be fair. Others were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 security of even menial jobs.



For Ms. An, the desire to escape her rural life was temper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taking the exam was risky. Relations between the farmers and students were complex; if she failed and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she worried that she would be given all the dirty jobs.



“They didn’t like us being there because they had to share their land,” she said. “But if we tried to leave, they would think we looked down on them.”



Li Xiyue was also part of a rural production team. The work was hard but 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imagine any other future for himself. “By the time I was sent to the rural areas, this policy had been in place for 10 years,” said Mr. Li, 50, who won a seat at Guangxi University and went on to become a writer and university lecturer. Hard farm labor “was normal,” he said. “Going to college was not normal.”



Still, he found time to study in his spare time. “The problem was,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interesting material,” he said. “I would even read the literature that came with farming equipment.”



When the time came to take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some found it difficult to break with the commune.



Ms. Han was allowed to return home to study for the exam, but she became alarmed when she heard that she had been criticized at a commune meeting for pursuing personal ambition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volution.



“I ran back to the team, but my father was very angry and brought me home,” she said. “He banned all further contact with them.”



Ms. An said she had taken some French in middle school, but classes were overlaid with politics and broken up by military training and factory work. Less than confident, she went to see a former teacher who assured her that the examiners would not ask overly complicated questions.



But the teacher predicted that she would be asked why she wanted to study French, advising her to say she was doing it to serve the revolution.



“They did ask me that,” said Ms. An, who qualified to study French at the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 (now th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nd later at the Sorbonne in Paris.



When the academic year began in 1978, after the lost deca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an unusually mature freshman class that entere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Ms. Han said that some of her fellow students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were twice her age. “I had a classmate who was the father of four kids,” she said.



As they began their studies, many were fired by idealism and eagerness to achieve a fresh start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ountry.



“It was a time full of dreams and hopes for the future,” Ms. Han said.



Thirty years later, many express mixed feelings about the direction events took.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benefi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voiced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pace of political change. Others complained that rapid material progress had fostered greed and cynicism.



“A lot of things we could not even imagine have become reality,” Mr. Li, the writer and lecturer, said. “But it’s painful to see so much corruption, especially among high-ranking officials.”

驾一叶之扁舟

喜欢这些文字记录的那些岁月，依稀可见。

童志刚

“在77届的学生中，艺术人才也层出不穷，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霸王别姬》的导演陈凯歌，还有作家陈村等。”

陈村大概是77级的（不是“77届”），张艺谋和陈凯歌则分别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和导演系学生，该院77年似乎就没招生。

李苗

陈村，原名杨遗华。上海人。198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

feilian

已经30岁在棚户区里一个工厂干着苦力，78年春见厂里一个74级的徒工考上华东师大，也燃起考考看的念头，想摆脱力所不及体力劳动。因为没有念过高中只好考文科，5月1日放假从亲戚家里借来文革中中学课本，开始准备7月的考试。每天依然要从事汗流浃背的劳动，工余孩子才几个月需要协助妻子家务，复习的时间实在有限。填写志愿的时，为了考上，将来有个体力胜任的写子台，第一志愿是填上海海运学院海上会计专业（本科），第2志愿是上海机械学院的大学公共马列课程师资班（大专），但是一周后被静安区招生办叫去，重新填写志愿必须填全国重点大学，没有办法，重点第一填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它招生160人，自认为招生数多概率高。
7月20日黄昏从京西中学的考场里出来时，只见考生们都在对答案，凑上去听听，都与自己很不同，后来才知道他们大都在一个多月后成了失意者。就这样糊里糊涂10月9日到丽娃河畔报到，进了一个160多人的中文系，以后在那里生活7年。160多人同窗现在还在从事学术职业的20分之一也没有，有几个已经不在人世，最贫困的恐怕是我，60多了，依然衣食不周，居所不定。

老爺叔

羨慕你們啊﹗
那年頭﹐我還戴著 “反革命帽子” 在西北農場喂豬種菜。
有朋友考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要交作品和論文﹐作品他有﹐論文我操刀﹐學 “梁效” 的大批判文風﹐把十九世紀俄國大畫家蘇里科夫拿來祭刀﹐上綱上線硬和俄羅斯沙文主義亂七八糟扯在一起﹐朋友現在已是當今美術界著名人士之一。
那年頭高考 .......

老木匠

晃眼间，毕业30周年了。翻出毕业时的同学留言本，抄录于此，权当纪念。

本子是一个同学自制的，缎面精装本，封面上的照片也是他自己拍的华师大地理馆。



大概是1982年1月5日收到考研的不录取通知书，心情沉闷。同学们也有点鸟兽散模样。于是拿了这个本子请同学们留言。自己写的题记也故作酸样，“莘莘学友，天各一方，何以婵援，惟系此心”。

几年过去，心情转换，于是又在扉页上抄了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里的名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甚至是坏蛋，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天真烂漫得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数了一下，一共有57位同学给我留言。

壮志未酬

————这位同学和我一起去考研，一起落榜，所以写了第一个留言。

横看天下百国事，纵观人类千年史

————这位同学当年是积极入仕的干将，现在是红色资本家

相识恨晚，分手叹早！

————这是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要好同学

我看未必有人能与你在论辩中争锋，除非他也会修房子、打排球、读廿四史，又懂控制论……

————这也是年龄相仿的同学，或许是有一点含蓄的批评意思在里面，现在是同事

用不到虚构什么，外在自然表现了内在自然

————这是班级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同学，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外国哲学语言，现在他移民到美国，失去了联系

君子坦荡荡

————这位同学1977年高考上海市语文考试状元，作文第一名，作文登在《文汇报》上

思想之敏捷植根于广博的土壤

————这也是一位老三届前辈同学，是当时上海蛮有点名气的摄影家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漂亮的钢笔楷体抄写的陆游词，这也是有点安慰我考研失败的意思吧，这位同学远在新疆任教

系心者，唯我们大家。

————这位同学现在也移民国外，失去联系了

洋洋洒洒，下笔即千言。坦坦荡荡，一见即如故。

————这是一位室友，也是老三届前辈

认认真真，痛痛快快

————后来有的同学评论，说这家伙痛快倒痛快，何曾认真过。写这留言的室友说，这家伙认真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

几张图标描尽古往今来，一番谈笑论遍山南海北

————这也是室友的留言，他是我文学阅读的启蒙者之一，真是非常感谢

自强不息

————这是几个自称为“匪”的朋友之一的留言

青天难柱，君心唯我众系

————这是睡在上铺兄弟的留言，现在我们远隔重洋，但在网络上继续近距离交流

打好调整球！

————这是班级里的排球主攻手的留言

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这是班级里的老字辈，留言真是到位，点出了我的毛病

人生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任何外界的评判，而在于不断地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

————这也是老三届前辈的哲理赠言

如簧之舌，如海之学

————这是最早建立学术名望的一位同学，戏暱之外，也含有告诫之意吧

前进，这是多么好啊，这就是生活

————以列宁语录为赠言，这位同学后来也成为校领导

敏锐的目光，从最广阔的视角摄取立体的历史画面

————刚进校时，我在小组会上说过希望自己能够立体的、从各个方面把握历史，所以室友有时会说我是“立体派”

善于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这也是年龄相仿的一位同学，现在也是同事，有点规劝的意思在里面吧

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

————鼓励我不要灰心，是当时同学留言的主题之一

东西南北中，全不在话下

————这位同学题完了字，才听说我可能要分配到外地去，赶紧又加了一段说明

尽职克守，宠辱不惊

————这是最早去世的同学，老三届前辈

微启唇齿，翻风月无他拘束；敞开心胸，拢江山入我襟怀

————这是一位被大家誉为“才子”的同学

含笑看未来

————这也是勉励的意思

无为而治学

————这是另一班级的活跃同学

潇洒而严谨，超脱而认真——不落俗套

————这位同学后来也移民海外

好剑不仅应当锋利，还需要韧性

————这也是鼓励的意思

听天由命，任己出力

————这也是年龄相仿的同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是当年的游泳健将

含而不露

————这是老三届前辈的赠言，可以想见当年我实在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大海琴心

————后来我真的到了离海最近的地方教书

在芒野长川上燃起火光，在古藤索道上追求希望。录自《饶阶巴桑》

————这位同学年纪比我小，是唯一一个自愿要求到西藏工作的同学，后来成为藏学的专家，可惜身体太差，现在移居奥地利

老木匠

立体地探索人类历史，立体地观察现实社会

————这位室友年纪和我相仿，在留言里也含有规劝之意，是我非常感激的

由于你，使我深悟“反馈”的重要

————这是最绝的赠言，作为年长的室友，他是班长，看得出我当时年少轻狂、大言不惭的模样

“我们做的事本是不想做的，我们愿意做的事总是没有做”

————这位同学后来去做了体委主任，不过那倒是他想做的事情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是一位书法家同学，现在也是同事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一切还没有开始——惜别时的一种感觉

————这位同学后来在海外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专家

有规律的东西是真的，真的东西是美的，美的东西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是不绝的，不绝的东西是永恒的

————我当年给这位同学起过一个“狂生”的绰号，临别时他写了这段话要我体会。可惜的是，前几年这位同学因病去世了

口中滔滔中外事，笔底洋洋古今情

————这也是老三届前辈的赠言

富贵不能淫

————这是一位80级同学的留言

应命而生，应运而行

————也是80级同学的赠言

探索的途径尽管不同，但在历史的聚光点上我们终究要会合的

————这是一位意见经常不太一致的同学，作为党员，担负着组织的任务，后来在一个给市委写的报告里有不少他的文笔。80年代却成为鼓吹改革的急先锋，据说在海外还曾领头闹过风潮。现在则是一位事业有成的红色资本家，好像至今我们还是没有会合在一个点上

有志者事竟成！希望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这是刚进校时最活跃的同学，后来不知为何几乎从不参加同学聚会


幸运决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祝你走运”

————毕业前这位同学和我们一起去考同一专业的研究生，准备了一年多的我们都落榜，他却高中啦，所以有此赠言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路是给人走出来的

————这位同学后来成为很好的公务员

希望——生命的要素

————这位同学后来担任了很长时间母系的领导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录雪莱诗赠我的，是一位很宽厚的女同学

壮志未酬誓不休

————这是78级同学的赠言

相对无言，但是，未来是没有姓氏的

————这是年级里的一位才女的赠言，在1月14日宣布的分配名单上，和我一样是去农场局，我是马上去报到的，她一直到我第二次考研离开农场时才去报了到。现在是高干了

常乐

————这是同班一个女同学

人！才！

————这也是年级的才女，现在美国教书了

老木匠

有几个同学的留言是别有形式的



————这位同学写的数字和简谱，说是寓意转折后腾飞



————给我做了这本本子的，就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同学。大概是在1月12日还是13日，因为和系领导谈话中得知辅导员在我的政审材料里写上了“此人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甚多”字样，冲天大怒，到系办公室当面臭骂了辅导员一顿，替很多同学出了一口鸟气，这位同学当晚给我画了这张钟馗作为留言



————这是一位维吾尔同学的赠言



————这是一位日语程度很好的同学写的日语留言

老木匠

10年前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100个77级同学中，在中学里教书的有14个人，在高校里教书的33个人（其中有6个是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做了公务员的有15个人，经商的有11个人，做编辑的有8个人，还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现在大多数正步入退休

童志刚

看了老木匠披露的当年留言，感慨良多。木匠毕业半年以后老童也毕业，可以肯定的是大致的氛围差不多，去向好的心里高兴但不敢流露，去向难堪的倒是不管不顾地发脾气——老童就在毕业会餐的大食堂里摔了酒碗，甚至出现过互相“揭发”的个别事件。现在想起来就是觉得可怜，那时候，其实在工作的选择上，毕业生们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

木匠本子上的留言都言简意赅，我们的有不少人搞了长篇大论。呵呵。

老木匠

看了老木匠披露的当年留言，感慨良多。木匠毕业半年以后老童也毕业，可以肯定的是大致的氛围差不多，去向好的心里高兴但不敢流露，去向难堪的倒是不管不顾地发脾气——老童就在毕业会餐的大食堂里摔了酒碗，甚至出现 ...
童志刚 发表于 2012-1-12 22:27

我们连毕业会餐也没有，就突然之间乱哄哄的散伙

当时我们年级100人，1979年已经考上研究生10人，1981年底考取了16人，还有一个自费出国的，参加分配的是73人，10人留校，27个到中学教书，到政府机关的17个

老木匠

历史系的人喜欢微言大义的。

看看现在学生的临别赠言，一个人写的就有木匠收到的57条总和的字数

陆东洋西

“我看未必有人能与你在论辩中争锋，除非他也会修房子、打排球、读廿四史，又懂控制论……”

——这句话“或许是有一点含蓄的批评意思”么？其他的解读亦可。

陆东洋西

“富贵不能淫
————这是一位80级同学的留言”

这句有些不知所云——或许当初大学毕业，一般感觉是“非富即贵”？或者若为当局所用，则“非富即贵”？

自觉的梦游人

这两天扯着韩寒的老爹，倒想起来了自己的一个两周室友。杨金福，我们同室同窗，从黑龙江农场考回来，很不容易的，还是个党员，所以刚来时那个辅导员姓周的拿他特别当回事，让他做班长。杨金福当时也很高兴，意气奋发的，招呼这个招呼那个的，班长做得很象样。可是，一周过去之后，就看着杨班长有点低调起来，脸上经常显出忧郁状，还会无端地说人生最怕乐极生悲。几个年记大点的同学在他背后嘀咕起来，总觉得不对。再过几天，他就被查出了肝炎，真的乐极生悲了。按照当时的规章，应该要病退的，而且，那时是有可能病退到原单位的——那就是要一张四天三夜的火车票直送黑龙江农场的。我们的寝室被全面消毒，吓得我们七个同学肝火都没有了，我呢，只知道吃糖对肝有好处，买了一些奶糖啃着。
又一天，看到杨金福在隔壁系办公室（那时华师大的第一宿舍还是一个比七十二家房客还复杂的组合，老师宿舍，系办公室，总支办公室，系主任办公室都乱七八糟地和我们学生宿舍一门之隔设在一起）和周辅导员大吵，伸长耳朵偷听了几句，知道杨金福不能接受学校要他退学的决定，要求休学养病。
再下来，杨金福还真的争取到了休学养病。经过不到半年的治疗和修养，杨金福还康复了。经学校决定，让他到78级读书。总算没有乐极生悲地被退回黑龙江。但是，人经过这么一通折腾，就完全变了，原来意气奋发的杨同学从此就很低调了，前后就像两个人一样。
想着他，再和韩仁均比比，觉得他应该还是很幸运的，在历史系碰到了几个好的领导，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路子帮了忙。而韩仁均应该也可以像杨金福一样搞个休学养病，不知道中文系当时怎么就处理成退学，而他还接受了，想想真为他惋惜。

老木匠

这两天扯着韩寒的老爹，倒想起来了自己的一个两周室友。杨金福，我们同室同窗，从黑龙江农场考回来，很不容易的，还是个党员，所以刚来时那个辅导员姓周的拿他特别当回事，让他做班长。杨金福当时也很高兴，意气奋发 ...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2-2-2 13:24

你不说，我还真忘记了

不过我们107是6个人吧？7个人是后来搬到215的事情。老杨走了以后是我们5个人，老倪才能够走读生挤进来的。

想起来我们还去看望过在肝炎隔离室的老杨的，他变胖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