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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大弓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爱德华一世的刚毅之血似乎只是在不肖之子的身上小憩片刻，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继位之后，日益强大的英格兰又有了无愧于国民的伟大君主。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百端废弛的外表下，英格兰的力量却日渐强大，国家日趋繁荣，贵族之间的宿怨和仇恨没有加深，软弱国王的浮华恶习有所收敛。此时，英格兰人掌握了一种先进的武器——大弓，国外根本想不到它的威力。由训练有素的弓箭手使用这种大弓，使战场上增加了大陆国家所没有的一种辅助士兵。在英格兰军队中，盔甲骑士和大弓箭手的作用可以等量齐观。  
　　这种大弓的威力和射手的技巧得到了高度发展，最好的铠甲也无济于事。在二百五十码距离万箭齐发的威力，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在同等距离内任何步兵投射武器所望尘莫及的。熟练的弓箭手是职业军人，理所当然地领取较高的军饷。他们奔赴战场时，常常骑着矮种马，但总是用较大的车辆拉着生活用品和箭矢。他们还带着粗大的铁头尖桩，这种尖桩插在地上，对冲来的战马是致命的障碍。在尖桩的后面，列成疏散队形的大弓箭手可以接连不断地迅速射出强有力的箭矢，消灭冲来的骑兵。此外，弓箭手在各种战斗和巡逻中，能够在战争史上公认的安全距离之外射倒敌人。大陆国家，尤其是离我们最近的法国，对这一切一无所知。长期以来，法国的铠甲骑士和重甲骑兵一直在战争中发挥着优势，跟随他们的步兵被视为最低级的辅助兵种。军事特权阶级凭借自己的武力和技术出现在社会上，而大弓的产生必然推翻他们所依靠的武力和技术。两位爱德华国王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山区进行的长期战争，使英格兰军队受到沉重的打击。欧洲大陆的武士也常常遭受这种打击，但他们既没有发现也没有透露这支新军队的秘密。接近十四世纪中叶时，英格兰人开始以充满优越感的眼光看待欧洲大陆。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他弱冠之年，国务由他的母后及其情人罗杰·莫蒂默掌握着。靠残酷的屠杀建立起来的这个政府，只代表贵族中的一派。人们指责它在国内外均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在将近四年的统治期间，它对法国和苏格兰都作出了让步并放弃自己的利益。为了推行这种政策，可以从和平及审慎的角度提出许多似乎正确的理由。这一对罪恶的情侣一再放弃英格兰的利益，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一三二七年三月，他们和法国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规定英格兰交纳战争赔款，并把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属地缩小为从圣东日的桑特、波尔多到巴荣纳的一条狭长地带，加斯科涅也只剩下内地的一块不设防的飞地属于英格兰。一三二八年五月，他们又签署了一项条约，当时人们称之为“北安普敦耻辱条约”。条约承认布鲁斯为苏格兰国王，以特威德河为两国边界，并含蓄地表示放弃爱德华一世在苏格兰获得的一切权利。  
　　这些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公愤。即令如此，倘若莫蒂默不同贵族发生冲突，他的政权也许会多维持一段时间。德斯彭索父子死后，莫蒂默为慎重起见，占据了他们曾经统治的威尔士边界的有利地区，在那里他可以行使适合边界地区的特殊统治权。这一行动和他的显赫权势招致了不久以前受他领导的贵族的嫉妒。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永保无虞，他在一三二八年十月于索尔兹伯里召开的国会上，谋求在已有的威尔士终身大法官的职务以外，另得边界伯爵的头衔。他在武装扈从的保护下来到会场，可是贵族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却没有到会，国王的表兄弟、被处死的托马斯之子、兰开斯特伯爵亨利反而在伦敦唱起了对台戏。于是莫蒂默带着年少的国王从索尔兹伯里出发，去蹂躏兰开斯特伯爵的领地。在混乱的局势中，他平定了叛乱。  
　　贵族内部四分五裂，显然无力推翻可憎而又残忍的政府。然而，莫蒂默自己铸成了大错。一三三〇年，爱德华三世的叔叔肯特伯爵误信谣言，以为爱德华二世仍然活着，便设法解救他，可是没有成功，伯爵本人于同年三月被处死。经过这次事件，兰开斯特的亨利和其他重要人物认为，莫蒂默下一步可能要向他们开刀了。他们决定和爱德华三世国王一起先发制人。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一三二九年，爱德华三世十七岁，已经和埃诺的菲利帕结婚。次年六月，爱德华得一子，因此感到自己已经成人，应该亲理朝政。但是，莫蒂默和太后仍然掌握着实权。十月份在诺丁汉召开了国会，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住在城堡里，由重兵守护。显然，爱德华国王夺回权利的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充分准备的。如果他获得成功，近在咫尺的国会就会立即拥戴他亲掌政事。有一条暗道直通城堡的中心，而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对城堡里的秘密机关一无所知。在十月的一个夜晚，一小批勇士进入暗道，突然出现在莫蒂默的寝室，将他抓获。他和伊莎贝拉的寝室照例是挨着的。袭击者把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从地下通道拖走，交给国王的军官。莫蒂默被解到伦敦，受到贵族的审判，被控犯有伯克利城堡谋杀罪 [ 译者注：即杀害爱德华二世的罪行。 ] 和其他罪行，经贵族们判决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上了绞刑架。伊莎贝拉被她的儿子处以终身监禁，关在诺福克的赖辛城堡，每年有三千镑生活费。爱德华定期去看望她。她在经历近三十年的幽禁生活后死去了。  
　　在这个恐怖的预备阶段过去以后，一个著名国王的长期统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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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王的指导原则是恢复他祖父的政策、权利和荣耀。同苏格兰的斗争又开始了。自班诺克本河畔战斗以来，罗伯特·布鲁斯在北方的统治从未遇到任何挑战。他取得胜利之后，便毫不留情地迫害并驱逐对立派的追随者。约翰·巴利奥尔的儿子爱德华是爱德华一世指定的苏格兰王位继承人，他也流落到英格兰宫廷避难。英格兰宫廷将他保护起来，正象后来路易十四保护那些拥护英王詹姆斯二世的流亡者一样。象布鲁斯和巴利奥尔之间那样深刻的矛盾，必然造成严重的创伤。一三二九年，布鲁斯死后，苏格兰的大人物希望时来运转，流亡者或者照当时的说法叫做“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不断在国内策划起事，并且一再对英格兰政府施加压力。一三三二年，他们加紧进行重新控制苏格兰的活动。爱德华·巴利奥尔把自己的追随者集中起来，在爱德华三世的暗地支持下，从雷文斯珀乘船到法夫郡的金霍恩，从那里向珀思进军，在杜普林穆尔打败了幼主戴维的摄政王。许多苏格兰权贵纷纷归顺巴利奥尔，他在斯科尼加冕为王。  
　　此后，巴利奥尔时乖运蹇。没过两个月，他和他的支持者就被赶到英格兰。爱德华三世此时可以向身处逆境的巴利奥尔提出任何条件，巴利奥尔承认他为自己的君主，答应割让贝里克郡。一三三三年，爱德华三世率兵包围贝里克，在哈利敦山击溃了苏格兰人。这次战斗和班诺克本河畔大战的情形大不相同，大弓发挥了威力，苏格兰人的圆阵被彻底粉碎。流亡者又在苏格兰暂时建立了他们的统治，为此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巴利奥尔不得不把苏格兰东南部的所有地区让给英格兰国王。在索取这些割让土地时，爱德华三世未免过分，弄巧成拙。苏格兰无人不知他拆了巴利奥尔的台。当时，布鲁斯的后代和支持者正在法国避难。苏格兰和法国的联系以及法国王室对苏格兰人的不断援助，在敌视苏格兰的英格兰激起了深刻的仇恨。于是英格兰把对苏格兰战争的矛头转向了法国佛兰德地区。  
　　一些新的不满情绪为一场冲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除加斯科涅以外，英格兰失掉了在法国的全部属地，加斯科涅边界不断发生摩擦，自从约翰王以来，英格兰人对此一直抱着容忍的态度。各代英格兰国王曾经为了他们在法国的属地向巴黎表示效忠，而这些属地的大部分早就被剥夺了。查理四世在一三二八年逝世后，没有直系继承人，因此引起了新的问题。瓦卢瓦家族的腓力登上王位，要求爱德华三世表示效忠。爱德华抗命不服。如果母系权利确实有效的话，爱德华三世国王根据他母亲的血统，也会多少有些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后来，爱德华在英格兰教俗贵族和平民的赞许和建议下，提出了获得继承权的要求，以配合他的军事行动。  
　　生气勃勃的爱德华三世对国内政治的关心，远不如他对海外冒险和角逐的兴趣。他上台伊始就意识到，把永不宁静的贵族从国内的互相倾轧引向对外战争，可以促进他们的团结，这是大有裨益的。这个方针也符合臣民的要求。约翰国王和亨利三世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争，引起了国王同贵族和百姓之间在人力和金钱问题上的长期斗争。当时人们认为，在大陆上的战争主要是国王的利益所在，他关心自己的海外属地和权利。而此刻，国内各阶层却热烈地渴望征服海外地区，爱德华三世无须请求国会支持他远征法国，因为权贵、商贾和平民都争先恐后地敦促他采取行动。  
　　除了王位之争和领土纠纷，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牵动感情但却同样有力的因素，它吸引了国会的许多成员。对低地国家出口的羊毛是英格兰出口的大宗商品，而且几乎是英格兰农业资源方面的唯一收入。在佛兰德的城市里，以纺织为主的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那里的纺织技木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些城市的繁荣要依赖英格兰的羊毛。但佛兰德伯爵手下的贵族阶级则与法国休戚与共，不但对佛兰德市民的物质利益漠不关心，而且认为，他们是有叛逆之心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富裕和强大会影响封建主的统治地位。所以，多年来，佛兰德城市同尼德兰贵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前者亲英，后者亲法。佛兰德伯爵多次为羊毛贸易设置障碍，每一次都在英吉利海峡两边激怒与此有切身利益的人。英国国会中的商人早已被英吉利海峡中的英法海战所激怒，强烈要求采取行动。  
　　一三三六年，爱德华在群臣谏议之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他下令禁运英格兰羊毛，给尼德兰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尼德兰的城镇居民起来反对封建贵族，他们在根特地方好斗的商人范·阿特维尔德的带领下，经过残酷斗争，控制了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获胜的城镇居民担心贵族和法国人进行报复，便向英格兰求援。英格兰对此十分关注，作出了热烈的反应。军事力量的潮水上涨以后，各种利益和野心的溪流就涌入了共同的渠道，加之爱德华三世在一三三七年拒绝继续对腓力六世表示勉强的顺从，引起了英法百年战争。这场战争遥遥无期地进行着。双方一直没有签订和约。一八〇二年，双方签署了《亚眠条约》，法兰西成为共和国，法国王储沦为英伦三岛上的难民，这时英格兰君主才正式宣布放弃他对瓦卢瓦家族和波旁家族王位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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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三世慢慢地聚集英格兰远征军。这支军队不是向封臣调集的义务兵，而是经过挑选的雇佣军。它的主体是有契约束缚的武士，至于招兵的地区和方式，军官可以自行决定。结果，招兵的人数远远少于需要从各郡征集的民军的法定名额，因为民军的战斗力是靠不住的。军中的骑士和大弓箭手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在辛克港集中起来的全部人马是历史上最可怖、最有战斗力的入侵大军。法国人对这些备战情况了如指掌，法兰西国王调动一切力量准备迎敌。  
　　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首先想借助海军力量。多年以来，两国在海上一直进行着掠夺性的战争。英吉利海峡两边的沿海地区人民之间有着深仇大恨。法国调动造船业的全部力量来建造战船。在她的港口甚至停泊着租用的热那亚军舰。诺曼底讨论了入侵英格兰的计划，企图重建象征服者威廉那样的赫赫战功。爱德华三世也同样没有忽略海上力量。他一直重视海军，执政初期就在国会博得了“海洋之王”的称号。他组织了一支舰只数量与法国相等的舰队，而且舰上人员的战斗力超过法国舰队。必须在海上进行大规模的较量之后，才有可能把英格兰军队及其给养运到法国。一三四〇年夏天，两支敌对的海军在爱克留斯附近的海面上交锋，激战持续了九个小时。弗罗萨特写道：“这场战斗实为殊死之战，因为海战比陆战更激烈、更危险，双方后退无路，逃命无门，唯一的办法是坚持战斗，听天由命。”法国海军将领接到要誓死阻止入侵的命令，与敌方拼死战斗。最后，法国舰队被彻底打垮，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落到入侵大军的手中。海上通路打开以后，英格兰陆军开到了法国，在卡德桑登陆遭到了抵抗。大批的热那亚弓弩手和铁甲骑兵正严阵以待。但是，英格兰人的大弓从船上远距离发射，驱走岸上的守军，掩护了入侵大军的登陆。  
　　叛乱的佛兰德人加入英国队伍，爱德华军队的人数因此大增，可能超过了两万。英格兰和佛兰德的这支混合军队进攻的第一座城市是图尔内，城里的守军顽强抵抗。当守军受到饥饿的进一步威胁时，可怕的惨状出现了，“吃闲饭的人”被赶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可怜无告地慢慢死去。但爱德华的军费和给养不足以攻克这个要塞，他的大弓的威力对石头城墙也无可奈何。一场欧洲大战的第一次战役未定胜负，双方便进入了长期的休战阶段。  
　　这次休战是因为战斗者缺乏金钱，出于无奈，双方并未和解。相反，他们仍在进行小规模的战争。法国人向尼德兰的城镇居民进行报复，打垮了他们，范·阿特维尔德也在根特的民众骚动中丧命。英格兰人也想方设法进行报复。他们提供大量的援助，在布列塔尼挑起了继位之争。加斯科涅边界上的长期冲突仍在继续。双方都期待着新的较量。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战士为数众多，可是要他们作战则需要一笔钱，这笔钱对于我们似乎少得可怜，但在当时，没有这笔钱就万事难办。怎样才能筹到款项呢？犹太人已在一二九〇年被搜刮一空，流落异乡。佛罗伦萨金融家曾经为第一次入侵提供贷款，由于国王拖欠不还，他们已经破产。宫廷和国会的主要目标是筹集到数量不多而必不可少的现款，否则骑士不能上马，弓箭手也不能开弓。其实，丰富的财源近在咫尺。羊毛贸易是英格兰组织良好的商业活动，殷实的羊毛商跃跃欲试，想发一笔战争横财。羊毛商形成了垄断集团，但他们出口的羊毛必须经过国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指定的城市输出。这种制度当时称为“贸易中心制度”，它使国王便于灵活地控制出口。国王对于经过贸易中心港口输出的羊毛征收出口税，藉此得到一笔不受国会控制的重要收入。此外，垄断羊毛贸易的商人组成了一个公司，它关心这场战争，依赖国王，为他提供贷款，以博青睐。国会日益明显地代表较小的羊毛商人，因此不欢迎垄断商和国王的合作。议员们对贸易中心的垄断商所得的实惠表示不满，并且指出，不受国会控制的王室收入是对国会权力的威胁。  
　　一三四六年春，国会终于重视再次侵法所需要的税金。军队经过整顿提高了战斗力，精心挑选的新兵代替了老兵。一三四六年七月十二日，二千四百名骑兵、一万二千名弓箭手和其他步兵在诺曼底的圣瓦斯兵不血刃地登陆了。他们的目标是一举攻陷巴黎。这个目标严加保密，连英格兰军队自己也以为，他们要奔向加斯科涅。法国人一时不能调集足够的军队阻挡英军。卡昂陷落，爱德华一路烧杀，直抵巴黎城下。可是这时，法国国王已经调动全部力量迎击爱德华。包括法兰西所有骑士在内的浩荡大军在圣德尼附近集中起来了，它的人数可能比英军多两倍。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和守备森严的城墙，爱德华的这点力量是无法取胜的。腓力国王冷酷地请他决定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对阵决战。  
　　这次突击失利，英军被迫撤退。前来挑战的爱德华只得离开竞技场，四天行程六十英里。法军平行地向南挺进，在塞纳河谷切断英军的退路。英军只好向索姆河前进，企图在亚眠和海岸之间渡河。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索姆河的这一段，它流经广阔的沼泽地带，当时这一带的水没有排掉，只有靠长堤和桥梁才能通过。而这些堤道和桥梁有的被皮卡尔迪的军队拆毁，有的由他们守卫着。英军派出四路人马寻找渡河点，结果均告失败。而法军主力部队的先锋已经到达亚眠。曾经大胆甚至鲁莽地扑来的英格兰大军，此刻似乎陷入索姆河、大海和法国大军之间的三角地带。它无法将舰队及其运输船调到任何一个合适的港口。在索姆河靠近入海口的地方渡河是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这个渡口很宽，潮汐汹涌多变，每天只有几个小时可以渡河，而且险象丛生。  
　　更有甚者，这个渡口有重兵把守，守军超过一万二千人。弗罗萨特写道：“那一夜，英格兰国王睡得很少，半夜就起床，下令吹号集合。一切迅速准备就绪。他们收拾好行装，在黎明时上马出发，日出时到达渡口。可是那时正值满潮，他们无法渡河。”下午退潮时，敌人的力量已经明显增加。但是，停顿就意味着灭亡，爱德华国王命令高级将领们跳入水中，打过河去。法国人奋起抵抗。皮卡尔迪的骑士们催马出阵，在流沙多变、潮水上涨的河中同英格兰人展开了战斗。“他们在水中如同在陆地上那样喜欢冲杀。”英格兰人拼死搏斗，在战斗条件对穿铠甲的人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他们杀出了一条生略。在对岸，热那亚的石弩手使他们遭到伤亡。直到大弓占了优势之后，他们才布好阵势。这样，爱德华的军队才得以逃脱。  
　　腓力国王率领三，四万大军紧追不舍，希望迫使无礼的英格兰人背水一战，或者在他们渡河时予以打击。他听到英格兰人过河的消息后，召开了军事会议。将军们建议说，河水已经涨潮，唯一的办法是到上游的阿布维尔去，从法国人控制的一座桥上过河。于是他们向阿布维尔前进，在那里休息过夜。  
　　爱德华和他的军队深深感到，他们还没有完全逃出虎口。那一夜他们很高兴。周围的乡村粮食充足。爱德华请将领们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祈祷。然而，他们不经过战斗就到不了海边，唯一的出路是以寡敌众，决一死战。爱德华国王和后来以“青甲王子”闻名于世的威尔士亲王举行了各种宗教仪式。爱德华祷告说，愿他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至少能保全面子。天亮时，他集合了一万一千人马，将他们分为三部。他骑着一匹小马，提着白色的王杖，铠甲外面披着绯红镶金的外衣，在队前巡视，“鼓励和恳求全军保护他的荣誉和权利”。“他情绪饱满，娓娓而谈，所有灰心丧气的人为之振奋……他们尽情畅饮……席地而坐，头盔和大弓放在脚前，以便在敌人到达时更有精力地予以痛击。”他们占据的空旷丘陵地势不利，但两侧有克莱西森林保护，可作最后的屏障。  
　　一三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那个星期六早晨，腓力国王在日出时到阿布维尔修道院做礼拜。然后，当时可谓壮观的法国大军向前涌去，继续进行他们的长途追击。四名骑士领命前去侦察，接近中午时分，腓力国王率领大军到达索姆河边时，接到他们的报告：英格兰人已经列好阵势，意在决战。国王明智地下令停止前进，待后队来到后组成战斗队形，次日进攻。他的著名将领们把这些命令传到军中各部。可恶的敌人在强大的军队面前逃脱了多次，此时被迫对阵作战，而法国军队却不能立即收拾他们，因而感到度日如年。谁能保证第二天早晨敌人不从战场上溜之大吉呢？军队象潮水般地向前涌去，势不可挡，从阿布维尔到克莱西的大小道路上，黑压压地布满前进的纵队，刀枪甲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些部队听从了腓力国王的命令，大多数部队则没有服从。许多支庞大的部队奉命停止前进，可是更大的人流仍然向前涌去，他们从原地不动或正在后撤的队伍中挤过去，下午五点左右来到英格兰军队阵前，才停下来。英格兰军队排列在克莱西宽阔的丘陵上，望之一目了然。  
　　腓力国王赶到队前，也被周围战士的激昂情绪所感染。这时已经日薄西山，但每个人都决意速战。军中有六千名热那亚石弩兵，他们接到命令说，要从骑兵的队伍中钻到阵前，用弩箭打乱敌军的阵势，为骑兵冲锋做好准备。这些热那亚人已经带着沉重的武器和许多弩箭以临战姿态强行军十八英里，因此疲惫不堪，他们说当天无力打仗。在行军途中一直骑着马的阿朗松伯爵对这些抱怨深感不满，他气愤地说：“雇佣这些无赖就是这么个下场，一旦用到他们，他们就变节退缩。”热那亚人向前冲出去了！他们在许多人的轻蔑眼光中奔向阵前时，乌云遮住了太阳，一阵骤雨倾泻下来，把全军淋得湿透，一大群乌鸦呱呱地从法军头上不祥地飞过。瓢泼大雨淋湿了热那亚人的弓弦之后，突然停止了，夕阳又从英格兰人背后放出光辉，刺得热那亚人睁不开眼。这一点也象乌鸦那样不祥，但对作战行动更加不利。热那亚人摆开阵势，高喊一声，前进几步，又喊一声，再前进几步，这样前进三次之后，“怪叫一声”，射出了弩箭。英格兰军中一直保持沉默，但是以“城堡闸门”的队形一直肃然列在两侧的六、七千大弓箭手此刻向前迈出一步，将弓弦拉到耳边，同时发射。弗罗萨特记述道：“他们射击时迅速有力，箭如雨下。”  
　　热那亚人受到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武器打不到敌人那里，而自己在转眼之间却死了上千人。满地皆是插着羽箭的尸体。这一阵箭雨突如其来，在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热那亚队伍中的幸存者被打得晕头转向，溃退到急待出击的法国骑士和重甲骑兵的队前。这些骑士和骑兵刚好在英格兰大弓的射程之外。腓力国王愤怒地喊道：“给我杀死那些无赖，他们无故挡住了我们的道路。”听到此令，前排的法国骑兵立刻冲入溃退下来的热那亚人当中，挥剑乱砍。他们砍来砍去，便进入了大弓的射程之内。暴风雨般的羽箭向他们袭来，穿透铠甲，杀伤了大量的武士和马匹。后边又有马队勇猛地冲入乱哄哄的阵营，箭雨同样向他们袭来，打得战马乱跳，服装华丽的武士尸横遍野，战场上乱不可言。这时，威尔士和康沃尔郡的轻装步兵从大弓箭手的方格阵中穿出来，手握长刀“扑向伯爵、男爵、骑士和乡绅，杀死多人。后来，英格兰国王对此十分气忿”。在那只顾痛快一时的瞬间内，许多可以换取大量赎金的人被杀死了。  
　　在那一阵屠杀中毙命的，还有腓力国王的盟友、双目失明的波希米亚国王。他叫骑士将马头同他的马头连在一起，这样，他可以亲手打击敌人。这样拴好以后，他在蜂拥的人群中向前冲去，结果连人带马倒了下去。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和战马的尸体仍然连在一起。他的儿子、卢森堡的查理王子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当选皇帝，已经以“罗马人的国王”自居。查理王子比他父亲谨慎，看到当时的情形，便带着自己的人马顺着不引人注目的路线撤走了。法国人的正式进攻开始了。阿朗松伯爵和佛兰德伯爵率领重甲骑兵冲击英格兰阵线，他们尽量避开弓箭兵，朝英格兰骑兵杀去，法国、德意志和萨瓦的骑兵一直打到威尔士亲王的阵前。法军人数众多，威尔士亲王身边的亲信派人到爱德华国王指挥战斗的风车那里求援。爱德华国王不想投出预备队，他说：“让这小伙子自己立功吧。”威尔士亲王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战场上还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约翰·埃诺爵士的一名骑士，骑着腓力国王当天赠与的一匹黑马，躲过箭矢，从英格兰军队的阵线中穿了过去，英格兰人的纪律非常严明，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前伤害他。他绕过英格兰人的后阵，最后回到法国军中。一批又一批的法军骑兵不断冲击英军阵线，直到天色漆黑。整个夜晚，不断有勇敢的生力军摸索着冲向英军阵地，他们要是不打几下，是决不肯离开战场的。结果，这些人都被杀死，因为英格兰人的态度是“决不饶命”，当然，爱德华国王并不希望如此。  
　　夜幕降临的时候，腓力国王身边只有六十名骑士了。他受了轻微的箭伤，战马已经中箭而死。约翰·埃诺爵士将他扶上另一匹战马，抓着他的马缰，用至理名言劝他退出战场。据弗罗萨特说，约翰剀切地阐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第二天早晨腓力到达亚眠时，身边只有五名男爵了。  
　　 “这个星期六的夜晚，当英格兰人再也听不到怪叫声或呐喊声，再也听不到对某个勋爵或战旗的嘲弄声时，他们便把战场视为己方的乐土，认为敌人已经战败了。他们燃起熊熊的篝火，由于夜晚能见度极差，还点起了火把。整天不戴头盔的爱德华国王从指挥台上走下来，带着他的大队人马去见威尔士亲王，他拥抱并吻了亲王之后说道：‘好儿子，上帝给了你坚强的意志。你不愧是我的儿子，因为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忠诚。你确实堪为国王。’亲王深深地鞠了一躬，自谦一番，把一切荣誉归于他的父王。”  
　　星期日早晨，战场上雾霭沉沉，爱德华国王派出由五百名长矛兵和二千名弓箭手组成的精悍部队，命令他们去察看对面的军情。这支部队一遇见法军的后继部队，便猛扑过去。由鲁昂出发的法军后继部队不知道他们的大军已经战败，继续向博韦前进。这场遭遇战以后，地上又留下了一千五百四十二个骑士和绅士 [ 译者注：地位仅次于骑士的人，是骑士的助手。 ] 的尸体。后来，这支英格兰特遣队又碰上了鲁昂大主教和法国大修道院院长的队伍，他们同样不知道法军已败，结果也被击垮，死伤甚众。英格兰特遣队还碰见许多散兵游勇，也都“尽数杀掉”。弗罗萨特写道：“我可以肯定，星期天早晨，从大小城市和各个伯国派来的步兵死亡之众，相当于星期六战斗中阵亡人数的四倍。”这次惊人的克莱西大捷可以同布伦海姆大战 [ 译者注：一七〇四年八月十三日，英军与奥地利在巴伐利亚的布伦海姆村联合打败了法国和巴伐利亚的军队，法方损失三万人，英方损失一万二千人。 ] 、滑铁卢之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个夏天的最后进攻齐名，成为英军的四大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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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三世通过蒙特勒伊和布朗吉到达布伦，然后穿过阿德洛森林，包围了加来。在英格兰人的眼中，加来是不断骚扰英吉利海峡的海盗之窝。英格兰感到，离她最近的这个大陆城市一直是她身上溃烂的脓疮。加来的地位同三百年以后的敦刻尔克一样。对加来的围困持续了将近一年。英格兰人在陆地上使用了一切新的军事技术，射石炮向城墙轰击，发出可怕的响声；在海上，法国人想乘轻筏子沿海岸行驶，避过海上封锁线，可是也被设置巧妙的尖桩挡住。一切海陆援救活动均告无效。但是，继续围困所带来的负担给英格兰国王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到了冬天，他的士兵要求回国，舰队几乎哗变，国内怨声载道，国会深为不满，并且不愿拨付给养。国王和军队住在临时营房里，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回到英格兰。马基雅维里深刻地指出，每个要塞都应该储备一年的食物。这个措施适用于历史上的每一次围困。  
　　加来还没有被包围的时候，苏格兰国王戴维为了对法国尽到盟国的义务，率军越过英格兰边界。英格兰人早已预见到这种危险，因而在达勒姆城西不远的内维尔克罗斯经过一番苦战打败了敌人。苏格兰国王被俘，关在伦敦塔 [ 译者注：英国历史上关押要犯的地方，实际上是一座古堡。 ] 。他在那里囚居十年，直到苏格兰根据《贝里克条约》交纳一笔巨额赎金，他才获释。英格兰的这次胜利消除了苏格兰在二、三十年内的威胁。在弗洛顿战斗 [ 译者注：一五一三年英军和苏格兰军队在诺森伯兰的弗洛顿山进行的战斗。 ] 前后，法国和苏格兰的联盟不止一次给弱小而大胆的苏格兰带来灾难。  
　　加来坚守了十一个月，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饥饿终于逼得城里人走投无路，他们请求讲和。爱德华国王满怀仇恨，当六名地位最高的市民依照他的旨意穿着衬衫，光着脚，形容憔悴地前来投降时，他还要把他们杀死。他的谋臣们警告说，这样残忍的行为会丑化他的历史形象，可是他仍然不听。这时，身怀六甲随他出征的菲利帕王后跪到他的脚下，构成了宽容之神恳求正义之神的动人画面，这可能是预先安排好的。结果，为保护全市人民而勇于献身的六名加来市民才幸免一死，甚至还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加来是英格兰竭尽全力同法国打仗所获得的一颗味香汁满的果实，是迄今为止在领土方面得到的唯一硕果。至于克莱西，还有一番长期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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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ttle of Creçy 1346 King Edward III’s crushing English victory over the French; where the Black Prince won his spurs and acquired the emblem of the Three White Feathers. Froissart’s magnifice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Battle of Creçy: more imaginative than accurate For more details on a picture and how to buy it, click on the image. Date: 26th August 1346. Place: Northern France. Combatants: An English and Welsh army against an army of French, Bohemians, Flemings, Germans, Savoyards and Luxemburgers. Generals: King Edward III with his son, the Black Prince, against Philip VI, King of France. Size of the armies: The English army numbered some 4,000 knights and men-at-arms, 7,000 Welsh and English archers and some 5,000 Welsh and Irish spearmen. The English army fielded 5 primitive cannon. Numbers in the French army are uncertain but may have been as high as 80,000 including a force of some 6,000 Genoese crossbowmen. Uniforms, arms and equipment: The power of the medieval feudal army lay in the charge of its mass of mounted knights. After the impact delivered with the lance, the battle broke into hand to hand combat executed with sword and shield, mace, short spear, dagger and war hammer. Depending upon wealth and rank a mounted knight of wore jointed steel armour incorporating back and breast plates, a visored bascinet helmet and steel plated gauntlets with spikes on the back; the legs and feet protected by steel greaves and boots, called jambs. Weapons carried were a lance, shield, sword and dagger. Over the armour a knight wore a jupon or surcoat emblazoned with his arms and an ornate girdle. The French King commanded a force of Genoese crossbowmen, their weapons firing a variety of missiles; iron bolts or stone and lead bullets, to a range of some 200 yards. The crossbow fired with a flat trajectory, its missile capable of penetrating armour. The weapon of King Edward’s archers was a six foot yew bow discharging a feathered arrow a cloth metre in length. Arrows were fired with a high trajectory, descending on the approaching foe at an angle. The rate of fire was up to one arrow every 5 seconds against the crossbow’s rate of a shot every two minutes; the crossbow requiring to be reloaded by means of a winch. For close quarter fighting the archers used hammers or daggers to batter at an adversary’s armour or penetrate between the plates.

Battle of Crecy

While a knight was largely protected from an arrow, unless it struck a joint in his armour, his horse was highly vulnerable, particularly in the head, neck or back.

A French illustration of the Battle of Cr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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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lsh and Irish infantrymen, carrying spears and knives, made up a disorderly mob of little use during battle, being mainly concerned with ransacking the countryside and murdering the inhabitants or pillaging a battlefield once the combat was over. A knight or man-at-arms, knocked from his horse and pinned beneath its body, would be easily overcome by the swarms of these marauders.
The English army possessed simple artillery; improvements in the composition of black powder reducing the size of guns and projectiles and making them sufficiently mobile to be used in the field. It seems that the French had not by the time of Creçy acquired artillery.
Winner: The English army of Edward III won the battle decisively. Account: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began the Hundred Years War, claiming the throne of France on the death of King Philip IV in 1337. The war finally ended in the middle of t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eviction of the English from France, other than Calais, and the formal abandonment by the English monarchs of their claims to French territory.
On 11th July 1346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with an army of some 16,000 knights, men-at-arms, archers and foot soldiers landed at St Vaast on the peninsular of the Contentin on the north coast of France, intent on attacking Normandy, while a second English army landed in South Western France at Bordeaux to invade the province of Aquitaine. One of the King’s first actions on landing in France was to knight his 16 year old son Edward, Prince of Wales (known to posterity as the Black Prince).
Edward then marched south to Caen, the capital of Normandy, capturing the town and taking prisoner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Raoul, Count of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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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ing on to the Seine, the English Army found the bridges across the river destroyed, whilst news came in of an enormous army gathering in Paris under the French King, Philip VI, bent on destroying the invaders.
Edward’s army was forced to march up the left bank of the Seine as far as Poissy, approaching perilously close to Paris, before a bridge could be found, damaged but sufficiently repairable to allow the army to cross the river.
Once over the Seine Edward marched north for the Channel coast, followed closely by King Philip.
As with the Seine, the English found the River Somme an impassable barrier, the bridges heavily defended or destroyed, forcing them to march down the left bank to the sea. They finally crossed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at low tide, just evading the clutches of the pursuing French. Exhausted and soaked Edward’s troops encamped in the Forêt de Creçy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Somme.

Edward III crossing the Somme before the Battle of Crecy by Benjamin West

On 26th August 1346, in anticipation of the French attack, the English army took up position on a ridge between the villages of Creçy and Wadicourt; the King taking as his post a windmill on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ridge.
Edward, Prince of Wales, commanded the right division of the English army, assisted by the Earls of Oxford and Warwick and Sir John Chandos. The Prince’s division lay forward of the rest of the army and would take the brunt of the French attack. The left division had as its commander the Earl of Northampton.
Each division comprised spearmen in the rear, dismounted knights and men-at-arms in the centre. In a jagged line in the front of the army stood the army’s archers. Centred on the windmill stood the reserve, directly commanded by the King.

The battlefield of Crecy showing the windmill at which King Edward III positioned himself and the English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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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back of the position the army’s baggage formed a park where the horses were held, surrounded by a wall of wagons with a single entrance.
Philip’s army came north from Abbeyville, the advance guard arriving before the Creçy-Wadicourt ridge at around midday on 26th August 1346. A party of French knights reconnoitred the English position and advised the King that his army should encamp and give battle the next day when concentrated and fresh. Philip agreed, but it was one thing to make such a decision and quite another to impose it upon the army’s top level of arrogant and independent minded nobles; all jealous of each other and determined to show themselves the champions of France. Most of the army’s leaders were for disposing of the English army without delay, forcing Philip to concede that the attack be made that afternoon.
It was the role of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to command the kingdom’s feudal army in battle; but the English had taken the Constable, Raoul, Count of Eu, at Caen. His authority and experience was sorely missed at Creçy, as the King’s officers attempted to control the mass of the army and direct it into the attack.
The Genoese formed the van, commanded by Antonio Doria and Carlo Grimaldi. The Duke D’Alençon led the following division of knights and men-at-arms; among them the blind King John of Bohemia, closely accompanied by two of his knights, their horses strapped on each side of the old monarch’s mount. In D’Alençon’s division rode two more monarchs; the King of the Romans and the displaced King of Majorca.
The Duke of Lorraine and the Court of Blois commanded the next division, while King Philip led the rearguard.
At around 4pm the French moved forward for the assault, marching up the track that led to the English position. As they advanced, a sudden rainstorm swirled around the two armies. The English archers removed their bowstrings to cover inside their jackets and hats; the crossbowmen could take no such precautions with their cumbersome weapons.

The charge of the French knights at the Battle of Creçy

As the French army advanced the chronicler Froissart describes the Genoese as whooping and shouting. Once the English formation was within crossbow range the Genoese discharged their bolts; but the rain had loosened the strings of their weapons and the shots fell short.
Froissart portrayed the response: “The English archers each stepped forth one pace, drew the bowstring to his ear, and let their arrows fly; so wholly and so thick that it seemed as snow.”
The barrage inflicted significant casualties on the Genoese and forced them to retreat, exciting the contempt of the French knights coming up behind, who rode them down.
The clash of the retreating Genoese against the advancing cavalry threw the French army into confusion. The following divisions of knights and men-at-arms pressed into the melee at the bottom of the slope; but found themselves unable to move forward and subjected to a relentless storm of arrows, making many of the horses casualties.

King Edward III and the Black Prince some years after the Battle of Creçy.

At this time a messenger arrived at King Edward’s post by the windmill seeking support for the Black Prince’s division. Seeing that the French could make little headway up the hill, Edward is reputed to have asked whether his son was dead or wounded and on being reassured said “I am confident he will repel the enemy without my help.” Turning to one of his courtiers the King commented “Let the boy win his spurs.”
The French chivalry made repeated attempts to charge up the slope, only to come to grief among the horses and men brought down by the barrage of arrows. King Edward’s five cannon trundled forward and added their fire from the flank of the English position.

The emblem and motto of King John of Bohemia; blind and elderly at the time of the Battle of Creçy, King John rode into battle flanked by two of his knights, his horse strapped to their’s. All the members of the King’s party died in the battle.

In the course of the battle John, the blind King of Bohemia, riding at the Black Prince’s position, was struck down with his accompanying knights.
The struggle continued far into the night. At around midnight King Philip abandoned the carnage, riding away from the battlefield to the castle of La Boyes. Challenged as to his identity by the sentry on the wall above the closed gate the King called, bitterly, “Voici la fortune de la France” and was admitted.
The battle ended soon after the King’s departure, the surviving French knights and men-at-arms fleeing the battlefield. The English army remained in its position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In the morning the Welsh and Irish spearmen moved across the battlefield murdering and pillaging the wounded, sparing only those that seemed worth a ransom.

King Edward III greeting the Black Prince after the Battle of Creçy

Casualties: English casualties were trifling, suggesting that few of the French knights reached the English line. French casualties are said to have been 30,000, including the Kings of Bohemia and Majorca, the Duke of Lorraine, the Count of Flanders, the Count of Blois, eight other counts and three archbishops.
Follow-up: Following the battle King Edward III marched his army north to Calais and besieged the town. It took the English a year to take Calais due to its resolute defence.
The disaster at Creçy left the French king unable to come to the aid of this important French port.
Anecdotes and traditions:
• The Battle of Creçy established the six foot English yew bow as the dominant battlefield weapon of the time.
• The French army followed the Oriflamme, a sacred banner lodged in times of peace in the church of St Denis to the West of Paris, but brought out in times of war to lead the French into battle.
• After the battle, the Black Prince, according to tradition, adopted the emblem of the King of Bohemia, the three white feathers, and his motto “Ich Dien” (I serve); still the emblem of the Prince of Wales.
• Stone cannon balls were found on the battlefield in 1850 confirming the use by the English of the 5 pieces of artillery in the battle.
• The French went into battle with the cry “God and St Denis”. The English battle cry was “God and St George.”
• The English took 80 French standards in the battle.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display of standards was taken by the French country folk as indicating that the French army had prevailed. They gathered at Creçy only to be pillaged and murdered by Edward’s foot soldiers.
• Raoul, Count of Eu,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spent several years in captivity in England. During that time he took an enthusiastic part in the festivities at court, particularly the jousting. Word got back to the French king. On his return Raoul was tried for treason and beheaded.
References:
• The Hundred Years War by Robin Neillands.
• British Battles by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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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来说，物美价廉大概是长弓最大的优势。十三世纪中期，一个骑士的全套标准装备，包括盔甲、武器、和战马，价值32英镑，而一个长弓手的全套装备，包括一张弓、4囊箭、短剑、匕首、头盔、皮甲背心等等，仅仅价值1英镑6先令8便士5。从亨利三世(1216-1272在位)开始，英国就推行全民射箭的政策。1242年颁布的《武备条例》(Assize of Arms)规定，年收入在2-5英镑之间的庶民必须拥有长弓，每周日必须练习射箭，每个教堂必须提供箭靶和练习场所等等6。这个政策经过一百年的贯彻执行，英国到百年战争前夕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长弓部队。1347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军有重骑兵5,340人，步兵26,963人，其中包括长弓手20,076人。弓箭部队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这个比例在欧洲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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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最辉煌的两场战役，就属爱三的克里希和亨五的阿金库特了。

视频: 中世纪2：全面战争 游戏电影 克里希之战
http://v.youku.com/v_show/id_cg00XMTU2NzkyMT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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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arstudy.com/theory/modern/eurowar/001.xml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迈克尔·霍华德 [英国]  
[出自《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最近提示我们：“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 作者注：R.A.Brown,The Origions of Modern Europe,London,1972,P93。 ] 的确，用“战争”这个字眼来形容欧洲大陆的历史，仍显太宽厚了。在这块大陆上,罗马帝国统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后，入侵者的浪潮席卷各地：哥特人 [ 译者注：Goths，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 ] 与汪达尔人 [ 译者注：Vandals，属于日耳曼族。 ] 从东来，穆斯林从南来，最后，最最可怕的是维京人 [ 译者注：Viking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亦指北欧海盗。 ] 从北来。从4世纪最初的野蛮人入侵到10世纪末，几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后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后轮到了欧洲人民开始扩张，首先向东，然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向南、向西扩张。为此，从13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内，欧洲的“和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诚心诚意地祈求的那个和平，只是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出现一些例外的、不稳定的绿洲上存在过。毫不奇怪．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模式——使欧洲人民在某种环境下能以生存的模式；后来数代历史学家称呼这种社会模式为“封建制度”。  
　　若干半游牧好战部族相继而来，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动荡海洋中的汹涌波涛。紧随4世纪哥特人与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后，法兰克部族又进来了。这些部族松散地联合在梅罗文（Merovingian）家族的领导之下。8世纪中击退了穆斯林从南方对法兰西的入侵，9世纪初在加洛林家族 [ 译者注：Carolingians，法兰克王国第二个王朝。 ] 统治时期创建了西部欧洲短暂的统一。当时，莱茵河以东地区面临马扎尔人 [ 译者注：Magyas，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 的屠杀近一百年。欧洲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内地，则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受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蹂躏——掠夺，火焚；有时维京人也以殖民主身分定居下来。这种殖民活动最早始于10世纪初的诺曼底。此后二百年，诺曼底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为欧洲公认的出色战士，放手向外扩张，征服了英格兰的萨克森(Saxon)王国与南方意大利与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后，在11世纪末，把入侵之潮从欧洲转出去，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渗入亚洲。同时，日耳曼的战士特权阶层以同样的神圣名义把马扎尔人禁限于匈牙利地区之后，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边疆朝东推移，制服了斯拉夫人，推行了殖民化，并且强使异教徒改变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产生，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贸易因穆斯林崩裂造成商贸行为萎缩．欧洲香料奇缺，土地成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再者，为了迎战驾大船的维京人与骑小马的马扎尔人的种种威胁，加洛林王朝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于机动状态。这只有骑马方能做到。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 [ 译者注：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6,P2 。 ] 。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长矛不必抛掷，可以夹在腋下作战并携回营地。有坐骑的人较步行的人大为优越；一千年后，装备后膛枪的人比手持长矛的敌人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样无可怀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优势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8至9世纪，有地位的作战者，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也就是骑士(武士)。 [ 作者注：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骑士”只作骑士解释，而英文中的“骑士”又指现代德文中的“侍从”或“侍从官”。 ] 公元866年，沙勒迈恩(Charlemagne) [ 扫校者注：Charlemagne是拉丁语的一种变体，相当于拉丁语Charles Magnus(伟大的) ，即英语Charles the Great，通常称作“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 ] 的孙子“秃头查理”把他的佃户头召集到分封的宅邱来，坚持要他们在他骑马外出时，都要陪骑侍候，此后便成了规矩。于是开始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级的昂贵惯例。在马上力量(后来是用坦克或战舰)的撞击中，优势来自有效范围、防御力与速度的组合。有效范围来自矛的长度与重量，防御力由甲胄来提供，最初是一领从脖颈到膝头的锁子甲，这是一种昂贵的装备，除了战马外，这就是一位骑士最宝贵的财产了。速度则受到负载过重的制约。因此这类马匹都用特殊方法喂养，以便使它们既能负重又能保持威力，在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出来。在一场历时较久的战斗中，这样的马匹需要有备用的。无论如何，一位武士总需要再有一匹马来帮他运载越来越多的辎重——长矛，长剑，头盔，甲胄。至少他还需要一名携带甲胄的人，一名武士随从，也可能是一名男仆；一名较轻装的骑者为他搜索与侦察；一名或两名步行的兵士负责护卫。为此，一位骑士扩展成一个“兰斯”，即一组五六个人，就像一辆大型战车的一个组。全部装备成为十分昂贵的花费。  
　　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的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一种有钱人的专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他们便向主人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成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被免除全部赋税，只需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主人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城堡四周并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了。  
　　那个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直到18世纪，而社会的支配直沿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 [ 译者和扫校者注：在西欧历史上，从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4世纪与5世纪起，至15世纪文艺复兴，称为中世纪，亦称“黑暗世纪”（但主要指10世纪前）。markgraf给出了如下的一个更严格的划分。Middle Ages：广义的中世纪，A.D.476~A.D.1453，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Medieval：狭义的中世纪，A.D.1066~A.D.1453，从诺曼征服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Dark Ages：黑暗时代，广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到11世纪结束。A.D.1066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诺曼征服彻底结束了北欧海盗的时代，民族大迁徙就此落幕，而封建制也在此时在整个西欧建立起来。 ] ，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形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世界上来 [ 作者注：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37,passim。 ] 。“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 [ 译者注：11到13世纪主要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 ] 时代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 [ Markgraf注： 这里的[等级]明显应该是[Order]这个单词，应该翻译成[修会]，[军事修会]即一般所说之[骑士团]。 ] ——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 [ 译者注：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 ] [ Markgraf注：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如果用德语应该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英语中的条顿[Teuton]一词基本上可以和德语中的德意志[Deutsche]一词等同。此处的[条顿]和历史上给罗马带来恐慌的条顿人并无联系，指的是使用条顿语族的日耳曼人(德国人)，区别于罗曼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 ] ——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区分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印度，袄教与“加拉哈德” [ 译者注：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只有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是指印度的高等种姓。 ] 特有一种神秘形象，已分不清教士与骑士，都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战士是为着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的)赐与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野蛮人入侵被扼制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屡次尝试得手。  
　　 “战争的权利”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些概念都无暇计较了，因为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大陆；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用这些概念去计较穆斯林，因为穆斯林疯狂地决心依仗长剑把人们都归化过来．否则就把人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 [ 译者注：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 ] 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简直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  
　　然而，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认为是“公正的”，扼要说来，即由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占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是请求上帝裁决，大半个中世纪时期，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典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争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俘虏可以归于战胜者或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豁免交纳战利品，不受战败掠夺。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帮助与赞同”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最常见于围困战，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了。  
　　到了14世纪，有关战争行为的限制与法律规定精心炮制出来。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欧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当普遍地遵守。这些法律规定的产生，部分来自教会的压力，部分来自罗马法典的影响，部分系由那些骑士团雇用的研究法律的专家（传令官）数百年来从实践中逐步编篡整理而来。有了遍布欧洲的名誉法庭，法律的力量加强了。这些法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体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有意识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一些社会行为的准则。就是在骑士之间规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况下，屠杀俘虏是可以容许的（如果在一场战斗开始前，说过“决心死战”这样的话或者做过这样的表示），否则，就不允许。杀戮俘虏不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不允许的。一个要塞的防守部队拒绝投降，城破被俘后，将被处死，司令官遭到同样处置，因他拒绝投降，遂与军队同归于尽。  
　　编纂战争法律者日益增多，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义的、法律的或骑士的良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战争的逐渐商业化 [ 作者注：M.H.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London,1965,P154ff. ] 。勒赎与掠夺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奖赏，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战者来说，已成为他们的行动的主要目的。征募兵员的代价微小，而一场战斗的获益能使他们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须弄清：如果战争结束了，和平也按常规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多少战利品，以及如何分配；可以要多少赎金，谁有权去要？由于忠心服役可期望得到这些合法的奖励，即使要冒风险、要经受艰难考验，到了中世纪末，这样的动机常常导致人们去参加一场战斗。甚至在一场纯属封建领主间的战争中，各个阶层都会有人去参加雇佣军。  
　　但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着力提醒我们，在欧洲，封建制度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种占有与服役关系。看看某些不同情况也许是有益的：  
　　法兰西是各种体制的发源地。由于前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欧人入侵方面只能提供象征性的保护，于是中央权威分散到了所谓的从属的“分支”（即“委员会”，类似古代日耳曼战士团的“伙伴”）身上，他们可以代代继承，有真正的独立采邑诸如埃诺（Hainault）；佛兰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罗文斯（Provence）；他们逐渐地不再理会对王室应尽的义务，王室已无力加强或削弱他们。王室为了保护自己，不仅要依靠自家的骑士，还要依靠发薪金的军队。这些领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骑士，随着欧洲和平逐渐到来，人口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多。也许是因为雇佣的骑兵在装备上远不如骑士讲究，因此被称为军士而不是骑土。或许因为步兵已不被重视，甚至只作为听差使用，因此被称作“男仆”。也或许因为可称作12世纪技术奇迹的机弩，使用它们的“专家”通常须花大价钱，因此常常从意大利或普罗文斯进口雇来。由于这种种原因，雇佣的骑兵军队便应运发展起来。  
　　成立雇佣军队需要金钱。12世纪因经济复苏，商人与教士手中的金钱越来越多；并且，某些贵族已过惯奢华生活，情愿出钱，以代替去军中服役。为此，到了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就能调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去对付他的表兄弟——英格兰国王安杰文（Angevin）。安杰文依靠王权与赋税来扩张军队，结果不是败于腓力，而是败于他自己的属下——几位伦尼米地区的男爵。  
　　南欧的情形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与南部意大利同穆斯林之间连年战争不休，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区域敛财有道，比任何地方复原都快。因此，骑士更加独立化，更加雇佣化。南部法兰西的骑士们有自己的堡垒，不承认任何封建领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以该地为姓，国内堡垒林立，蔚为壮观）在中世纪的欧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纳的伯爵们借助于交通便利，能有效地把较远地区的诸侯置于附庸地位，并在疯狂的好战的教会的帮助下，以更坚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与南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  
　　在意大利，城市居民及农村贵族较少受到北方伦巴底来的加洛林王朝与南方海上来的北欧人广泛传播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商人、地主、城里人与农民在面临马扎尔人从北方入侵与穆斯林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时，便同仇敌忾地武装起来。服兵役甚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卫。别的地方，安全状况决定于武装强弱；而在意大利，武装力量的强弱主要的不在占有这些力量而在于财富。  
　　 12世纪入侵者已一劳永逸地被赶出意大利半岛，只除了北欧人在西西里与南部意大利实行了严厉的、有效的统治。但是，五百年来的动武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11世纪末，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内战为任人雇佣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个乐园。当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这种雇佣制度准备了条件。  
　　在日耳曼，莱茵河谷地区封建制度的发展，同北部法兰西一样深入，骑士精神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盛行。但以东地区的军事服役制度推行较慢，骑兵的发展也同样缓慢。萨克森、弗朗科、斯瓦比这些日耳曼部族仍像他们塔西陀时代的祖先那样，停留在用斧与矛步行作战的农民军队阶段，直到10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引起震动，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向西席卷了北日耳曼的广袤平原。日耳曼人急起直追他们的西方表亲，发展了骑兵部队，并改进了社会制度以便支持武装力量。在萨克森族的亨利与奥托的领导下，公元933年赢得了麦什伯格（Merseburg）战役的胜利、955年莱希费德（Lechfeld）战役的胜利，导致建立奥托王朝继承加洛林王朝，奥托成为皇帝。有些新封的贵族追随他们的皇帝在意大利从事灾难性的征伐。其余人加入条顿骑士的十字军，往东征伐，以开拓疆土,拯救自己的灵魂。十字军遍及科兰、波兰与普鲁士的平原与森林，所有的掠夺与屠杀都被宽纵的教会认定是神圣事业。他们在那里自封为统治阶级，这类事情在欧洲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至于英格兰，9世纪与10世纪来自北欧的入侵导致萨克森的国王们纷纷充实国民军 [ 译者注：原文fyrd，系指诺曼底人征服以前的英国国民军。 ] ，所有的自由民都有从军义务，这种军役制度有点类似海峡对岸的加洛林王朝。但是，只有在北欧人征服全欧洲后，这种封建的军役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实施。北欧的国王们用自己的领主替代萨克森族原来的大乡绅，这些领主作为敌对领土上的征服力量去执行任务，修建了不少至今仍旧可见的巨大城堡。  
　　从军事上说，占领英格兰的北欧王朝及其继承人，在疆土拓展方面走得很远，他们不仅要管住当地的英格兰人，并把边疆扩展到苏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还要保持住在欧洲大陆的权力。领主们的义务服役组成北欧军队的核心骨干，后来成为11和12世纪安杰文军队的核心骨干。但是，每年服役期只有六十天，这对于组成一支军队并带去大陆作战，是远远不够的；更不必说还要镇压苏格兰与威尔士山民们的叛乱。总之，只靠封建关系组织军队已经不够了。英格兰的国王们必须另筹良策。他们扩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利用“骑士的附庸性”加强封建制度下的义务服役制；然后，允许他们用钱雇佣人来替他们服役。他们还签订契约——定期服务合同——来确定这种雇佃制度。尤其是在岛内发生战事时，领主们常常用这种办法从当地居民中征集步兵。  
　　步行的兵士，其中的弓箭手，在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于威尔士山区进行的游击战中显示出威力。在这类战事中，重骑兵是没有用的。重骑兵习惯于在一个对手也同意选定的开阔阵地上，去横扫无防御的步兵。但在威尔士，他们要对付的对手既不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军事贵族，也不是一个应把他们赶回老家去的入侵部族，而是捍卫自己领土的山民，这些人会很巧妙地骚扰他们，又善于使自己避开来犯者的锋锐。这更像是基督徒的追猎游戏：步行兵士就像是猎人助手，去把威尔士人从隐蔽处轰出来，然后由使用长弓的弓箭手从远距离把他们射倒。这些“长弓手”还在投掷战中起炮兵的作用——在领兵的骑士开始发起“优雅的打击”之前，发射火把以扰乱敌阵。这些技术在14世纪初叶对付苏格兰人的战事中收到良好效果。机弩从12世纪以来就有了，长达六英尺的机弩上一次可发出五枝或六枝箭。到了14世纪末，致命射程延长到了四百码。众所周知，没有机弩的摧毁力，就无法穿透锁子甲。  
　　无论如何，1346年著名的克里西(Crecy)之战，可以充分说明。七年前，爱德华三世就已发动了入侵法兰西的战争，企图攫取法国王位——又一场没完没了的王位继承纠纷，这类纠纷使得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乐此不疲达四百年之久。爱德华三世费用昂贵的军队主要包含了诸日耳曼小侯国从汉萨同盟 [ 译者注：Hanse，公元13到17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 ] 的商人那里贷款雇来的雇佣军。法兰西国王谨慎避战，爱德华的盟军便因缺钱，星散回家。到1346年克里西战役时，爱德华三世只剩很少的骑士来对付比他优越数倍的法军。于是，他让骑士下马，像从前在苏格兰打仗时那样，依靠弓箭手来固守阵地。克里西一战最重要的还不是长弓手施于法国骑兵的大灾难本身（据可信的历史记载，法方有一千五百人以上死亡，英方伤亡近一百人） [ 作者注：SirCharles Ome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Vol.II,London,1924,P145。即使是通常不满英国人吹嘘的德国历史学家Hans Delbruck，所给出的法军伤亡也达到了1283人。 ] ，而是它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再也不像中世纪的战争那样，敌人骑兵一攻击．步兵就立刻溃散了。  
　　克里西一役还不是骑马的封建主被步行的兵士打败的头一次机会。1302年，库特赖 [ 译者注：Courtrai，今属比利时。 ] 自治市的自由民曾用长矛与梭标抵御阿耳托伯爵的骑士，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家园。法国骑兵(西方世界时髦的标兵)在克里西惨败，不得不甚至重新考虑装备与战术。他们放弃了锁子甲，改用金属片缀成的盔甲(这种盔甲很快成为显示财富与地位的装饰物)；并且打仗时不再骑马。部分原因是座骑容易受攻击；另一个原因是维持马队的费用越来越高；还有一个纯属骑士气概的考虑：一个不骑马的骑士无法逃跑，只有坚持下来作战到底。法国骑兵只要坚持下来，坚持作战，就会获得某些成功。但是，当他们进攻时，由于行动不便，视线不佳，难以抵御飞箭，遂使英国人又获两次大胜：一次是1356年的普瓦捷（Poitiers）之役，更著名的一次是1415年的阿金科特（Agincourt）之役，英国人大约杀死了五千名法国人（其中一千人是被俘后杀死)，英方只损失数百人 [ 作者注：Omen，同上，Vol.II,P384;Ferdinand Lot,L`Art Militaire eiles Armers au moyen age,Paris,1946,Vol.II,P8-P15]。 ] 。  
　　到了15世纪，一名装备齐全并有护兵跟随的“武装人员”，已被证明既在战场上无大效率，又难以昂贵的代价来维持。他们的实用性消失了，矫饰性增大了。他们的甲胄越来越华丽，举办比武越来越费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脱离军事作用．而同家族门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适足以作为研究门阀、家谱的资料。新规定的骑士勋位刻意摹仿12世纪的光荣勋位以及西班牙的光荣勋位——嘉德骑士是英国的最高勋位，金羊毛骑士是西班牙的最高勋位。圣殿骑士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战士，令人想起最著名的收复耶路撒冷战役。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低估了十字军在东地中海的堡垒，这些堡垒如今开始威胁土耳其人在西欧的基地了。法国的查理八世1494年侵入意大利时，耶路撒冷的收复对他来说还只是浮现在他眼前的一桩模糊不清的事件。  
　　把英国人最终撵回岛上去的，不是法国的骑兵（无疑地，圣女贞德曾经激励过他们），而是另一种专业兵种，他们不享有社会地位，仅仅具有与士兵相等的低微地位，那就是炮兵。  
　　拜占廷军队与穆斯林军队长期作战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某些易燃材料——俗称“希腊火”，通常是在攻城战中或海战中用石弩抛射火球。把顺序倒转过来，利用燃烧本身作为发射物的发射火药，是更难、更危险的事情，还要求有金属铸造专家。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欧出现的这类专家是为和平服务的——铸造球。从造球到造炸弹，只有一步之遥，大约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头一批试验，每尊臼炮每天只能发射一次，炮筒成管子束状，就像原始的机关枪 [ markgraf注：指类似管风琴炮的东西。 ] 。中世纪的手工艺匠人按照龙与魔鬼的形象制造出可爱的恶魔般的机器——最早印刷的书本上曾加以描述，有时带有高度想像力。到了15世纪，两种支配此后五百年战争的武器开始成型：大炮与手枪。人们深探抱怨这些武器，就像我们今日抱怨凝固汽油弹；不仅因为它们的效果不人道，还因为它们贬低了战争，似乎把出身高贵的武装人员的生命交到了出身卑微的下人手里。但也如同今日一样，那些抱怨对手手里的武器的人，假使自己也拥有那些武器，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使用，是15世纪复兴的法国军队在对付英国人的战事中首先出现的。英国因政治紊乱以及军事上因循守旧，阻碍了类似的创造发明。在战场上，开战时发几发炮弹，就打乱了对方弓箭手的阵形，并使战士无法在对等条件下进行搏斗。更为常见的是，法国的国王们使用一长列用于攻城的大炮，在大炮面前，那些法国土地上拥戴英国王室的城堡纷纷坍毁，成为堆堆废墟。曾在14世纪末主宰欧洲大陆的英国军事力量再过五十年后便消失了踪影，克里西与阿金科特的弓箭手已成为历史性的古玩珍品。  
　　未来还有赖于另一种步兵。步行兵士能对付骑兵的最简单的武器仍是长矛。如果矛够长，阵列够密集，士兵的士气够高昂，这样的阵式是战无不胜的，除非有某种炮击，方能摧垮。马其顿方阵是历史上首次记录下来的步兵阵形。中世纪不可一世的骑兵，除了技术因素外，主要在士气与社会影响方面咄咄逼人。由于骑兵的机动性，并被赋予社会的与经济的优越地位，数百年来在军事活动中具有独占的位置。步兵只被当作助手。但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试图在威尔士山区推行这种作战方式时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一百年后，奥地利王室在瑞士山区遭到过更惨重的教训。  
　　使瑞士山民出名的武器不是梭标，而是斧子，柄有八英尺长，他们就用它来杀戮奥地利骑士，砍穿他们的甲胄，不仅1315年在摩戛顿(Morgarten)峡谷，而且1339年在劳本（Laupen)开阔地、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都大获全胜。由此带来一个印象：步兵的重振雄风主要依靠士气以及社会的因素而非技术的改进。后来有个时期长枪大显威风，那是1476年与1477年瑞士人用它打败了勃艮第(Burgundy)的骑兵。当时，瑞士的长枪兵不仅学会如何坚持守卫，形成一座巨大的、不可摧毁的环形筑垒阵地，而且学会了行动，他们的方阵滚滚前进，无情地消灭敢于留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东西。后来，他们宣布几个州独立，并准备向邻近军队出租他们的军事力量，因为靠他们自己弱小的畜牧经济养不活他们的人口。  
　　瑞士的战术别人不会不学。南面的邻居日耳曼与奥地利同样地贫穷，也都好战，开始培植自己的军事机构，称作雇佣兵。与瑞士不同之处在于：军队是由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组成的，贵族责无旁贷，不仅出钱组织、供养军队，而且亲自参加进去，与士兵同伍。此后，在日耳曼，贵族出身的人“去拖一根矛”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军事活动；后来英国亦复如此。至于西班牙，重骑兵从未成为基督教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本国缺乏军马草料；西班牙的国王们发现雇用贫穷然而傲气十足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去当步兵是毫无问题的。  
　　这样，到了15世纪末，长枪兵成为各个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地，长枪换成手枪，尤其是那种带钩的手枪——木把枪或火绳枪。滑膛枪的出现还在二百年以后。到那时，真正的步兵才算出现了。  
　　如上所述，大炮极为笨重，需要由四十匹马来拉动一尊炮。在战场上，马匹对于步兵与炮兵来说，处境很不同。自从克里西战役以来，步兵靠弓箭与密集队形便可使骑兵无法冲锋，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步兵或炮火来打破密集队形了。只要适当组织好，冲锋仍能得手的，即使不行，配有火器的轻骑兵如今也有了可移动的火力了。但是，这里提到的轻骑兵，已非从前封建领主的旧式骑兵。那时的骑士是独来独往、单独作战的，他们视胜利为个人的光荣；现在的骑兵则是根据指挥官的意愿，选用不同的武器，进行集体的战斗。  
　　转变是缓慢的。1494到1529年间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法国武装人员看他们自己就像是他们爱读的阿马迪斯·德·戈尔与阿里奥斯托写的故事集里的骑兵。他们着意把外表修饰得花里胡哨，完全不顾战争的残酷与凶恶的本质。这种华丽的装饰成为欧洲轻骑兵的特征，沿袭许多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还未完全消失。  
　　如果说法国武装人员1494年入侵意大利是忠于封建制度的结果，可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却不是封建主义的。同步兵与炮兵一样，骑兵肯来打仗也完全是为了拿钱。  
　　我们已看到，中世纪的军事服役中已有一些发薪饷的因素。对于那些历时长久、地点又远的战事，王侯们提供的给养是不够的，领主们及其下属人员需要更多的报酬。从为封建主服役同时接受一点报酬，到靠服役来赚钱，这样的转变并不费事；对于一个除了打仗再也无所事事、除了打仗别的没什么好想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从12世纪以来，欧洲的人口与财富开始增长。十字军的安全阀正在迅速关闭；最重要的是，采邑的数目急剧减少。在德国，财富可以无限地分割，不再向诸侯提供经济支持。英国实行了长子继承权，其他兄弟只得离家或去参加十字军碰碰运气，或成为雇佣军。因此，中世纪后期，发展起一个更大的军事阶级，有的是战争可以让他们去打；而如果没有战争，毫不奇怪，他们可以自己制造战争。  
　　这些“自由兵“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剑来为出价最高者服务。最初，他们加强了王侯们的力量，只要王侯们肯出钱。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实际上己把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置于发薪饷的基础上。甚至他们的最大的附庸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时，也要签订契约。一位王侯在一场战役甚至一系列战役中能维持住一支军队的费用的话，那么他的对手也必得做同样的事情。金钱也许来自“兵役免除税”，即由不服兵役的附庸出钱以替代服役；或者来自税收或教会的赠款。但主要部分来自贸易，既有王侯能完全控制的贸易，也有向商人预支的贷款，或来自特殊的赠与——通常是回报所提供的服务或特权阶级的赠与，以及市镇代表机构与其他工商阶级的捐款。议会三个等级 [ 译者注：欧洲封建时代三个等级为：僧侣，贵族，平民。 ] ，非军事的代表会议，社区的非贵族阶层，对于一个王侯能否顺利备战，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金钱是早晚要用光的。战争停下来了，士兵们（现在可以准确地用这个字眼了）即被遣散。这些人无产无业，甚至无家可归，只有一处“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们一份口粮，介绍他们就业。  
　　在意大利，经过“授职战争” [ 译者注：教皇与国王之间因授职纠纷引起的战争起自11世纪晚期,连绵不断。 ] 忠诚一词已荡然无存。这一战争包含多次小战争，这些战争的经费是不愁的。那些受雇佣的团伙直到13世纪仍是独立的，很活跃的，有时替出钱的人直截了当地去当兵打仗，有时受雇去从事敲诈活动（第二章将详细说到）。在法国，一百年后，这些人的活动达到了最高峰。“百年战争” [ 译者注：英法之间1337-1453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王朝战争。 ] 中，双方都使用雇佣军，是一显著特点。雇佣军中，出身高贵的与出身微贱的都有，在战争间隙，他们就居住在乡下。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这些被称作“敲竹杠者”的人自由自在地在法国各地游荡，集体地或个别地从事抢劫、强奸、纵火。在找到另一个雇主可以拿到薪饷以前，他们就不断地进行这类活动。法国国王对他们深感厌恶，不惜在西班牙与匈牙利发动几场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人弄出去。直到百年战争结束，情况才开始好转。国王利用法国商人对他们的绝望情绪，获得权力征收一种特别税——按人头征收的战争税，才把皇家武装建立在一个常规基础上。15世纪末，人头税成为永久性的税，无需再次获得议会的授权。这样，皇家财政才走上正轨。  
　　最初一次议会批准，是在1439年，授权给查理七世的。1444年，查理七世颁布法令，使许多在国内滋事生非的雇佣军团伙永久归入皇家服役机构，同时强制解散其余部分。队长拿到一大笔钱后，或基于封建制的义务，或根据协议性的“契约”，无疑完全可以找来一批人，养活这些人。官吏全部由国王任命；官吏与下属都由王国政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国王指定的市镇。他们是一支纯粹的雇佣军队，尽管不是国家军队。日耳曼，苏格兰，意大利，都有这样的军队。对于法国国王的对手、富足的勃艮第查理公爵（大胆查理）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后，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照样培植了一支军队，立即发动一系列军事冒险，结果使他惨败于瑞士与法国人之手，断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来这个地区大有希望成为欧洲强国之一的。  
　　法国的国王们是深谋远虑的。在半个世纪内，他们聪明地以通婚的手段来巩固他们的疆域，增加他们的财富，积蓄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后，查理八世于1494年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带来的诱人的荣耀、冒险精神、威力与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有一支欧洲从未见到的最优秀军队：由瑞士长枪兵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垒都配备一支高贵、自豪的轻骑兵，一长列青铜铸造的大炮，……这些都从富足的国库支取经费。这支军队同三百年后拿破仑带到同一战场的军队在组成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尽管武装人员自己不愿意承认，而事实上，骑士的战争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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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黑死病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当英格兰人一心追求武功和冒险时，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正在欧洲大陆挺进。在基督教世界，最大的灾难莫过于黑死病。我们曾隐隐约约地听到过中国的可怕事情，也听说过尸骨遍野的大灾难。这场瘟疫从克里米亚蔓延到欧洲，在二十年里，至少消灭了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们由于贵族战争和王室战争的蹂躏而一贫如洗，因此很容易被疾病所征服。英格兰的有关记载很少，但比其他国家资料中的惊人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我们从一些资料中看到，在法庭上，有的案子还没有开审，两造就已死去；有些修道院里的人死了一半，在一些教区里，活着的牧师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为他们的会众和教友举行葬礼；有的金器作坊一年换了四个师傅。这些详情都说明问题。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国内各地的地方志普遍出现了一段空白。这段可怕的空白整整砍去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种瘟疫真是令人心惊胆战。它有可怕的症状，发病迅速，患者身上有小脓疱，腋下或腹股沟有硬结，这些硬结敷上任何泥罨剂都不起作用，甚至开刀也无济于事，患者快死时会长痈，神志不清，并且说胡话。它在人类社会中留下许多空缺，影响并一度摧毁了人类的生活和信仰。中世纪的生活本来就很严酷，加上这场瘟疫，人们在精神上便更加难以支撑了。教会同其它阶层一样，不仅在机构上受到损害，它的精神力量也大大地削弱了。如果说仁慈的上帝主宰着世界，那么他是怎么主宰的呢？这就是幸存者对上帝的仁慈提出的疑问。怪异的教派应运而生。在瘟疫横行的城市里，进行鞭笞以赎罪的信教者举行了令人毛发悚然的游行，他们每个人随着凄厉的乐曲鞭打自己的先行者。在年代史上出现的这段空白里，还有许多其他恐怖的做法。这场瘟疫似乎是我们民族死亡前的先兆。  
　　但是，瘟疫的势头终于减弱了。热罨制服了硬结，许多人病情好转，生命的抵抗力有所复活，对生活的向往已占上风。灾难过去了，欧洲的人口所剩无几，但他们继承了许多人创造的财富，他们的痛苦也由于人们普遍受难而自然减轻，因此他们又对现世和未来充满了希望。  
　　哲学家们可能会说，为了使人间产生必要的变化，根本不需要使用象瘟疫这样的毁灭性工具。一种更科学的试剂已经产生，它就是火药。据说，爱德华三世进攻克莱西和加来时用过一种小石炮，炮里边用的就是火药。不久以后，火药将成为一种实用的物质，在战争以及和战争有关的人类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火炮没有问世，英格兰人的大弓可能会使他们在欧洲大陆保持更长时间的统治地位。没有理由认为，作为自由民的大弓箭手不会达到与铠甲骑士阶层相当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有更广泛的基础。  
　　十五世纪初，铠甲武士的重要地位趋于结束，胸甲和背甲作为护身之物可能还会长久使用，但再也不是权力的工具和象征了。大弓箭手的地位有所下降，并不是由于他们不能制服铠甲骑士，而是因为有一种更方便的东西问世，并且迅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财产。震天的爆炸声和滚滚的硝烟常常使朋友感到惊讶，使敌人大惊失色，因而引起了各种人的重视。在这爆炸声与硝烟弥漫之中，一个曾经统治并指导基督教世界近五百年，为推动人类社会及其管理方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制度变成了一堆瓦砾。人们忍痛把瓦砾清理出去，腾出地方建筑新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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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灾难减少了当时的人口，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可是没有缓和他们之间的冲突。英法战争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驰名欧洲的“青甲王子”成为一个海盗似的冒险家。爱德华在一三三八年侵略法国时利用重大的王位问题作为借口，而“青甲王子”在阿基坦进行的袭击却是师出无名。尽管如此，这些袭击在战争史上都是重要的插曲。  
　　一三五五年，爱德华三世从国会得到重新开战的大量拨款，制定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战略计划。“青甲王子”将从英属加斯科涅和阿基坦向北边的卢瓦尔河挺进，他的弟弟兰开斯特公爵，即生于根特的约翰，从布列塔尼出击，两支军队将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会合。但是，计划执行得很不顺利。“青甲王子”的军队只剩下四千人左右，其中将近半数是令人生畏的大弓箭手。他在两万法国军队进逼之下不得不下令退却。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因此建议和解，条件是让他和部下撤回英格兰。法国人看到自己的仇敌陷入罗网，拒绝了这些条件，“青甲王子”被迫在普瓦蒂埃作困兽之斗。在他取胜的那天早晨，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向南撤退。法国国王约翰决心要为克莱西战斗雪耻，力图一举结束这场战争。到处放火抢劫的英格兰强盗此时陷入可怜的境地，被迫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对阵决战。他们的阵地选得好，两侧有森林作为屏障，大弓箭手沿着一排灌木排列成行，扼守着唯一的通路。  
　　克莱西战斗已经是十年前的往事了，但法国的骑士和统治集团对那次惨败仍然难以忘怀。他们被迫承认，战马抵挡不了大弓的箭雨，爱德华国王取胜所依靠的军队都没有骑马。他们也意识到，大弓使冲锋的战马倒的倒，惊的惊，陷入一片混乱，这对传统的战略战术是致命的打击。约翰国王认为，全军必须徒步进攻，他相信凭着数量优势是可以取胜的。“青甲王子”的可贵之处是，他没有因袭过去的经验，或是重复以前某次战斗的制胜方法。他知道，身着铠甲徒步冲上来的众多敌人不象骑兵那样容易被打退。光靠大弓，不管它的命中率有多高，也无法得救，必须运用策略并主动出击。于是他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了违反军事常规的行动。  
　　法军中的贵族把战马留在后方，而“青甲王子”则命令他的骑士跨上战马。大弓箭手已经在全线杀伤了大量敌人。法国骑兵为铠甲所累，在葡萄园和灌木丛中艰难地向前移动，许多人中箭而倒。在这个危急关头，箭矢是不够用的。长矛手和刀斧手乘势冲出，以传统方式袭击法国人，而法国人由于行动吃力和地势不平已经乱了队形。同时，一批精悍的英格兰骑兵队伍进行了巧妙的配合，他们骑马绕到法军的左侧，对处境困难而且阵势已乱的敌人展开进攻。结果，他们杀死的敌人和取得的胜利都不亚于克莱西战斗，收获甚至更大。法军彻底瓦解，约翰国王成为俘虏，贵族的精华有的被俘，有的战死。战场上的战利品无法收拾，因为胜利者已经抢劫过四个省份，早已负担累累。以战争中的残酷手段著称的“青甲王子”，这次显出了当代豪杰的风度，尽管经过殊死战斗之后疲乏不堪，精神紧张，对于被俘的法兰西国王却能以君主之礼相待，请他坐在营帐中的御座上，还亲自为他进菜。他那种天才、勇敢和豪爽的骑士气概，为他在历史上树立了令人敬仰的风姿。  
　　约翰国王被解到英格兰，象苏格兰国王戴维那样，关在伦敦塔。一三六〇年五月，英法双方达成了有关约翰自由的《布雷蒂尼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英格兰除了原有的加斯科涅属地之外，得到了亨利二世控制过的全部阿基坦地区，享有它的全权，还得到了爱德华一世所继承的蓬蒂厄和著名的港市加来，后来控制加来约达二百年之久。协议还规定，如果法国要赎回约翰国王，必须交纳三百万金克朗的赎金。这笔钱相当于五十万英镑，是英国王室和平时期岁入的八倍。  
　　在克莱西战斗中，法国人是在马背上被打败的，在普瓦蒂埃，他们不骑马也战败了。这两次败于英国人手下的可怕经历，深深地刺痛了法国人的心，宫廷和军队处于绝望之中。怎样才能打败或顶住英国人呢？一个世纪以前，在蒙古入侵者令人胆寒的打击下，全欧各地曾陷入同样的绝望之中。但是，俗话说得好，树木再高也不会参天。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法国人尽量避免战争，他们同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英格兰作战，就象他们在马尔博罗 [ 译者注：指约翰·丘吉尔(一六五〇－一七二二)，此人是第一位马尔博罗公爵。 ] 时代同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战斗一样谨慎。而且，他们当中产生了英雄柏特兰·杜·格斯克兰，他象谨慎者非比阿斯 [ 译者注：古罗马将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同汉尼拔作战时采用迁延战术，坚壁清野，为罗马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当时罗马有不同的意见，讽刺他为“谨慎者”。 ] 对付汉尼拔 [ 译者注：迦太基将军。 ] 那样，避免正面作战，而是发挥本土作战在时间方面的有利因素，进行围困或突击。英格兰胜利的时候，已是精疲力尽。事实证明，法国军队无力打败英国军队，而英国也无力征服法国。爱德华三世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许多胜利，他的主要目标却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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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法国交战的岁月在国会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需要款项，国王和官员经常召开国会。这使国会迅速得到重大发展。各郡、市代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请求解除全国或地方的苦情，并引起国王和政务会对紧迫问题的重视。战争的压力迫使政府重视英格兰平民代表的呼声。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爱德华二世执政时开始形成的集体请愿制度得到了发展。平民代表作为一个整体正式提出意见，并且象一三二七年那样，要求把这些意见以国会法令的形式加以确认，这使国会中明显地形成了“下议院”。在爱德华一世的时代，平民代表并不是国会中的主要成分，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期，他们取得了重要的固定地位。他们的文书为他们起草意见，就国王的复信草拟谏议书。至此，国会中的上下两院界限分明了。上议院的成员认为，他们不仅是国王理所当然的顾问，而且在国会的范围内有权向国王单独进谏。一三四三年，教俗两界的显要人物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白厅召开会议，骑士和市民代表则移到彩宫共商国是。此时国会中首次出现了议长的职务。那时在这种场合担任议长职务的人还不是议会成员。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下议院一般是通过指定的代表发表意见。爱德华三世的统治结束时，议长的地位得到了承认，所以国王也竭力保证他提名的人担任这个重要而显赫的职务。  
　　爱德华三世向下议院作出的让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他同意一切拨款须经国会批准，也赞成将下议院集体提出的正式要求作为以后制定法令的基础。到他逝世时，人们普遍认为，下议院在批准税收和提出议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诚然，下议院畏惧国王，它拥有权力的历史并不长。爱德华一世加强王权的手段仍然历历在目，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下议院或者整个国会有权控制或干涉行政事务。他们开会是为了对于通过武力获得政治解决的某些问题予以认可，为拨款事宜进行表决，同时也为了陈述苦情和提出要求。要使国会成为统治机构的重要部分，要使下议院成为这个机构的重要基础，还需要在整个十四世纪里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教皇的代表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约翰时代罗马教廷对英格兰的干涉，亨利三世对教会的屈从，教廷收税官的横征暴敛，教士在宫廷和政务会的影响，这一切使英格兰教会招致日益强烈的反感。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国内对日益衰落的国外教会所产生的影响忿恨不已，英法战争加深了这种忿恨情绪。更主要的是，这个衰落的教会不可避免地抛弃了长期以来设在罗马的神圣教廷，在法国的影响下转向法国的阿维尼翁教廷。在这些年里，国会制定了一些法令，禁止将国王法庭可以审理的案件提交教皇法庭审理，限制教廷确定英格兰教职人选的权力。诚然，这些法令只是根据外交上的需要断断续续地得到推行。由于英法战争耗资巨大，教廷收入有限，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教廷的收税官在英格兰尽力征税，结果所得甚微。  
　　一三六九年，英法两国在阿基坦又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英格兰精疲力尽，幻想也破灭了。教士要求免税，并非每次如愿以偿。其实，在那极端贫困和经济失调的时代，他们足以显示出自己的财富。教士逐渐取代了贵族的公职，因此国会中反对教士的情绪也逐渐加深了。爱德华国王年迈体弱，贵族力图恢复他们的权力。为了反对教会，约翰·冈特通过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势使贵族取得优势。他手里有了意想不到的武器。在全国的神学研究和学术中心牛津大学，对教皇利益和权力的批评日益强烈。牛津大学的著名学者威克里夫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对教会的腐败非常愤慨，认为傲慢的教士集团及其绝对权利不符合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他说，凡人并没有掌握人类灵魂的能力。国王作为受上帝派遣掌管俗界事务的牧师，有权限制教士的奢华，正如教士有权指导国王的精神生活一样。虽然教皇和国王在各自的领域里处于最高地位，每个基督教徒得到的一切并非“直接”来自他们，而是来自上帝。最高的权力在天廷，而不是在罗马。  
　　威克里夫的主张不会只是一个善良学者的玄想，它应用到教会和国家的现实之中以后，引起了严重的分歧。它要削弱世俗教会的权力，以净化它的精神生活。约翰·冈特感兴趣的是前者，威克里夫侧重的是后者，而教会对二者都表示反对。起初，冈特和威克里夫均想利用对方来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因此在一三七七年结成联盟。冈特忙于组织新国会，威克里夫则“访问各个教堂，宣扬反对教会弊端的观点”，为冈特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对立势力也开始活动。威克里夫要进行宗教改革的希望掺杂了一些阶级和党派的偏见，冈特由于和这位立志改革的神学家结成联盟，客观上巩固了教士的既得利益，对自己不利。因此二人由于结成联盟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主教们看出威克里夫是冈特的最危险的支持者，便以散布异端的罪名在圣保罗大教堂对他进行审讯。冈特赶去援助他，遭到伦敦民众的敌视。这个不合适的伙伴关系终于土崩瓦解，威克里夫在高级政治事务中再也不起作用了。  
　　也就是在这时，威克里夫开始产生长期的影响。他决意去号召人民。教会的弊端和他的改革主张为他吸引了许多年轻的门徒。他将门徒组成一帮一帮寒酸的传道士，这些传道士象后来卫斯理 [ 译者注：英国著名传教士，有门徒十万人。 ] 的门徒那样，在全国乡村传播教士应该清贫高洁的主张。他用英文写了一些宗教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是《罪人》，这是人人吟读的范本。最后，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和他的门徒一起将《圣经》译成英文。  
　　基督教的男女老少应该仔细阅读《新约全书》，因为它具有权威，对拯救灵魂极为重要的论点通俗易懂……《圣经》中的字字句句，不管是深奥还是明了，都提倡顺从和博爱，因此，只有做到这两点的人才能完全懂得《圣经》……傲慢与贪欲会使教士是非不分，因而也就无法透彻地理解《圣经》。

　　基督教早期的精神在英格兰的乡村复活了，它象闷热的天气过后出现的阵阵微风，清爽凉快，沁人心脾。这种不分贫富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境界，严重地动摇了它所依附的正在衰败的社会。教会和国家不久将意识到它们的权力所受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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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三世的长期统治已经日薄西山了，克莱西和普瓦蒂埃的两次赫赫战绩也已黯然失色。当年，这位极力追求权力和威望的好战国王为了得到海外冒险事业所需要的金钱，宁愿以祖先奋斗得来的许多特权做交易，而如今到了风烛残年，他却成为时间和命运的债务人，这两位债权人对他提出了强烈的控告。他和儿子在法国征服的大片土地，象复活节的残雪一样焕然消失，只有几个沿海城镇还展示着不列颠民族长期珍视的那种胜利的荣耀。他的爱妻菲利帕王后在一三六九年因患黑死病去世。在她死前，年老的国王就已坠入艾丽斯·佩罗斯的情网之中。艾丽斯是个生性冷漠的女人，但是机智过人，能力出众，无所顾忌，放荡不羁。当时的民众暴躁易怒，看到年逾花甲的著名国王沉溺情海，格外反感。他的眷眷私情远没有一三四八年建立嘉德勋位 [ 译者注：英国最高的勋位，据说在一次宫廷庆贺活动中，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的吊袜带掉在地上，国王看见后拾了起来，他见旁观者均露出笑容，便把袜带系在自己的膝上。后来，为纪念这件事情建立了嘉德勋位。 ] 时所象征的宫廷爱情那么浪漫。嘉德勋位中“心怀不良者可耻”这一名句对贵族和民众是不适用的，他们不愿意让国王晚年的情妇从她和国王的风流韵事中得到好处。艾丽斯从国王的恩宠中获利致富，她至少戴上了菲利帕王后的一部分首饰，而且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上层的政治斗争。在审理同她有关的案子时，她甚至与法官同坐一席。鉴于上述情况，贵族和下议院联合起来反对她。  
　　爱德华国王终于被战争、国务和放荡的生活弄得精疲力尽，老态龙钟。他在位已有五十年了，如今寿数将尽。最后的十年大大损害了他的名望。除了私恋艾丽斯之外，他将残存的希望寄托在“青甲王子”的身上。可是，“青甲王子”这位驰名欧洲的杰出军人也被戎马生涯的劳顿所征服，健康迅速恶化。一三七六年，“青甲王子”去世，留下一个未满十岁的儿子作为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三世的丰富生活在他的晚年变得刻板单调。他在受到致命的打击之后，退居希恩洛奇。在那里，艾丽斯仿照时髦的做法，鼓励他多想想比武大会和游猎活动，想想他复原以后的宏伟计划。但是据仇视她的编年史家们记载，当国王陷入死前的昏迷状态时，她摘下国王手上的戒指，带着宅内的动产销声匿迹了一个时期。我们听不到她的辩解。不过，她在新国王执政时又出现于一些比较欢乐的场合。据此看来，她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唉！各种记载都证明，爱德华国王死时被众人所抛弃，只有当地一名善良的教士给了他帮助，使他在到达天国的旅途中得到教会的保护和关照。  
　　 “青甲王子”的儿子在祖父去世的当天被拥戴为王，没有人提出另选国王的问题。于是，英格兰的王冠传给了一个年幼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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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理查二世与社会动乱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青甲王子”的弟弟、年幼国王的叔父、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是摄政团的首脑，统治着英格兰。黑死病的影响和阴影仍然笼罩着大地。英格兰社会中有了新的变化。瘟疫造成的致命创伤还在发出阵阵剧痛，但人们在痛楚中隐约感到，大地上有了更多的生计。许多空缺的位置得到填补。各阶层的人感到，他们的地位意外地有所升迁，周围的环境有所扩展。社会秩序已经彻底打乱，社会的力量也已削弱，但个人地位多半得到改善。  
　　英格兰人认为他们不可战胜，天下无敌，他们的军队无坚不摧，这种信念已经根深蒂固。在法国的克莱西和普瓦蒂埃大捷中得到的实际利益虽已丧失，英格兰人仍为那两次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确信自己能够在任何时候与法国人或苏格兰人刀兵相见，因而也就不关心战争的结果如何。很少有人看到战场取胜和长期征服的区别。处于发展时期的国会极力主战，可是它不做任何长远准备，也不愿意为此花钱。在战争期间，人们指望国王取得辉煌的战果，同时又指责他征税过重，或者说他使王国受到了损害。和平不可避免地到来，却又不符合英格兰人乐于全胜的要求。这种尴尬的局面是理查二世所继承的一部分重要遗产。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黑死病沉重地打击了正在变化的社会。自从国王开创以雇佣军代替封建义务兵的制度以后，以土地为基础的关系便瓦解了。贵族或骑士为什么不可以步他们的封建主之后尘呢？小地主们普遍订立了契约，为某个强大的邻居服务，“只是不得为他反对国王”。契约中的规定并不常常得到遵守。互相尽忠的关系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私人军队，他们是财产的雇佣保卫者，无疑地也是混乱局面的先兆之体现者。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采邑的领主一般是靠农奴致富的，这些农奴的地位和义务已经由长期的惯例固定下来，并由领主法庭强制推行。在每个领地的周围，形成了关系密切、自给自足的个社会。虽然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初的劳动力流动和物资交流超过人们以前所想象的程度，但社会发展仍然比较缓慢，村庄也是逐渐解体的。社会结构和劳动状况再也不能保持原有的格局了，黑死病造成的震动急剧地加速了这个深刻的分裂过程。由于三分之一的人口突然死去，大片的土地荒芜了。活下来的人移到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到最好的草场放牧。许多地主弃农经牧，侵占了别人的土地，围起了最肥美的牧场。发家致富似乎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价格上涨，利润增加，而劳动力却减少了将近一半。小块的地产闲置了起来，许多采邑失去了自古以来为其劳动的农民。农民和苦力非常缺乏，成为竞争的目标。他们也想乘机改善自己的境况，或者至少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同不断上涨的物价保持一致。诗人兰格兰 [ 译者注：英国诗人(一三三二－一四〇〇)。 ] 在他的诗歌《庄稼汉皮尔斯》中，描绘了一幅平淡无奇而饶有趣味的图画：  
　　　　没有土地的苦力，

　　　　只能自食其力，

　　　　每天食不果腹，

　　　　仅能勉强度日。

　　　　买不起一分钱的啤酒，

　　　　也不能问津一片腊肉，

　　　　要是弄到一点新鲜鱼肉，

　　　　不是油煎，就是火烤，

　　　　热上加热，

　　　　以暖饥肠。

　　　　他要优厚的报酬，

　　　　否则就会咆哮发怒。

　　农夫的主人则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他们坚决拒绝了增加报酬的要求，还要恢复强迫农民劳动的权力。村民的家系受到详细的调查，以前只对地位较高的人才这样做。佃农一旦被宣布为农奴，至少无权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他们提出久已丧失的权利，不管多么合法，村民们都会强烈反对。村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行会。有些农奴则从采邑上逃走，就象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南部的奴隶从庄园里逃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领主便缩短了农奴的徭役期限，或者把土地租给小土地占有者以换取他们的顺从。在一些领地里，农奴集体获得了公民权，自由农阶级便从此诞生了。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教会拥有的土地最多。总的说来，宗教力量成功地保持了农民的顺从。有的领主象赫顿领地上的巴特尔修道院院长那样，被迫出租闲置的土地，租期本来就很短，可是他们后来一有机会就把租期进一步缩短，减为一年。十八世纪，法国也同样企图恢复昔日的封建特权，结果引起了革命的狂澜。  
　　英格兰各地经历的巨大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的深度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方面，从有产阶级中选出的国会可以作出决定。英格兰同法国一样，国王曾经不止一次干预地方的报酬法，但一三五一年制定的劳工法是为全国确定工资标准和价格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在瘟疫过后的困难局面中，国会企图不折不扣地推行这些法令。它还从乡村的中产阶级当中任命了“劳工法官”，给予固定的薪水，让他们审讯违反这些法令的人。从一三五一年至一三七七年，民事法庭审理了九千起违反契约的案件。在许多地方，这方面的官员积极抓权而又偏私，受到当地居民的谴责。全国上下动荡不安。  
　　毫无疑问，黑死病这场浩劫的幸存者比较富有。在饥馑所蹂躏的国家是不会发生暴乱的。弗罗萨特说：“气象升平，物产丰富的年景是英格兰发生农民暴乱的主要根源。”人民并不是无法抗议世道不公，也并非无法表示他们的不满。在下层教士中，许多薪俸微薄的人死于瘟疫，仅在东英吉利就死了八百名教士。活着的人发现，他们的薪水在物价飞涨的世界上没有一点变化，而高级教士对此则漠然置之。为此，高级教士不久将付出代价。教会的领地是民众造反所攻击的主要目标。在一个集日里，煽动者，尤其是教士中的煽动者，吸引了许多人。兰格兰在他的诗中反映了人们对基督教信仰者的愤慨情绪：  
　　　　他们宣扬柏拉图的观点，

　　　　援引塞尼卡作为佐证：

　　　　世间万物应归众人所有。

　　　　他对无知者确是如此撤谎说教。

　　许多言词激烈的煽动者散布了颠覆性的说教，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约翰·保尔。国内到处是穷愁潦倒的士兵，他们刚从战场上遣散回来，深知大弓杀伤贵族的威力，尽管贵族武装精良，得意扬扬。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下面这首流行的民谣说明了民众的反应：  
　　　　当年亚当种田，

　　　　夏娃织布，

　　　　哪个是士绅？

　　这在十四世纪是个新鲜的问题，在任何时代也是难以应付的问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长期形成的刻板的社会结构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  
　　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不列颠岛。在英吉利海峡彼岸，一场激进的民主运动已经开始，它的口号和我们现在的口号极其相似。这场运动在英格兰蓬勃发展，导致了一三八一年的大规模起义。这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动乱，它自发地兴起于全国许多地区，有着共同的根源，也带有共同的情绪。在黑死病造成的死亡率最高、社会现状变化最大的中英格兰东部和肯特，暴乱最为严重，因此可以说，这次起义的直接根源是黑死病。它是由于命运的转变而不再逆来顺受的一代人发出的痛苦而愤怒的呼喊，这种转变使人们产生新的希望，同时也带来新的不平。  
＊　　　　＊　　　　＊
　　一三八一年夏天，各地始终孕育着一场有组织的风暴。有些人遍游英格兰中部的村庄，与“大社会”这一组织联系，据说这个组织将在伦敦开会。五月份，埃塞克斯爆发了起义，原因是再次征收前一年已经收过的人头税，而且更加苛刻。伦敦爱闹事的人也激动起来，有些人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法林登的人带领下前去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市长沃尔沃思遭到一大批市民的反对，他们同情起义，并同起义者有联系。在肯特，农民袭击莱斯内斯修道院之后，穿过罗彻斯特和梅德斯通，一路上烧毁了采邑的账目和征税帐，并从梅德斯通的宗教监狱里救出了鼓动家约翰·保尔。具有领导才能和经验的军事冒险家瓦特·泰勒也在梅德斯通参加了他们的队伍。  
　　政务会茫然不知所措。六月初，暴动的主力队伍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向伦敦进发。他们在伦敦得到了支持，鱼商约翰·霍恩邀请他们进城。负责守卫伦敦桥的市政官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阿尔德门 [ 译者注：伦敦城的东门。 ] 被人出卖给埃塞克斯的一批暴乱者。伦敦陷入为时三天的混乱之中，外国人遭到屠杀，政务会的两名成员被人从伦敦塔拉出来，在塔山 [ 译者注：伦敦塔西北的一座小山。 ] 被砍了头，一个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兼国务大臣西蒙·萨德伯里，另一个是财政大臣罗们特·黑尔斯爵士，约翰·冈特的萨瓦官化为灰烬，兰贝思和索思沃克均遭洗劫。这是清算旧帐的时候。  
　　法林登列出了放逐者的名单，敲诈勒索的金融家理查·莱昂斯死于非命。这一切听起来带有现代社会的味道。忠诚的市民则聚集到市长周围；年轻的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接见了暴乱领袖。叛乱者似乎普遍忠于国王，他们的要求颇有道理，但却难以满足。他们要求废除严酷的法令，取消农奴制，分掉教会的财产。他们着重提出，不应该有农奴，也不应该有人给领主服徭役，只要为每一英亩土地向领主交纳四便士年金就完事大吉，为任何人服役不得违反本人的意愿，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在谈判时，泰勒先被沃尔沃斯市长刺伤，接着又被国王的绅士杀死。当这位暴乱领袖跌下马来，死在众人面前时，年轻的国王在危机中单枪匹马冲向前去，大声喊道：“我将是你们的领袖，你们只要跟随我出征国外，就会有求必应。”但是，泰勒之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群龙无首的乱民散回家乡，在各自的郡内引起极度的混乱。重建起来的权力当局对他们进行追捕，复仇开始了。  
　　起义席卷英格兰的西南部地区，布里奇沃特、温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都发生了骚乱。在哈福德郡，农民起来攻击权势显赫、令人憎恨的圣奥尔本斯大教堂，然后在杰克·斯特劳率领下向伦敦进军。剑桥郡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档案被烧毁，教会领地受到攻击。在亨廷登郡，虽然市民闭门抵御暴乱者，拉姆齐修道院却在劫难逃。在农民比较富裕，自给能力较强的诺福克和萨福克，反对农奴制的情绪更加强烈。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是暴乱者痛恨的主要对象，林恩的佛兰德羊毛纺织匠也被杀死。暴动的浪潮在北边波及约克郡和柴郡，在西边席卷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  
　　泰勒死后，统治阶级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最高法院向王室官员发出信件，命令他们恢复秩序，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领导高级法官们对叛乱者迅速作出了判决。国王陪同特里西利安进行惩罚性的巡回判决，敦促法官在处罚叛乱者时依法行事。好斗的诺里奇主教勒德斯彭索在东部各郡保护教会财产时，使用了武力，在北沃尔沙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不过和现在比较起来，统治阶级作出的反应还是很有节制的。据案卷记载，处死刑者不过一百五十人，而且也没有我们在现代欧洲的许多国家所见到的暴行。法治得到了恢复，有关人员依法执法。即使在这种阶级感情激烈爆发的时刻，也没有不经过陪审团审判就绞死任何人。一三八二年一月，经国会提议实行了大赦。但是，统治阶级在财产方面赢得了胜利，他们矢口否认已经作出的一切让步，并大胆地企图原样恢复十四世纪初的采邑制度。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上层阶级仍然担心发生大规模暴乱，劳动者继续走向联合。奴隶劳动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社会基础，法律对奴隶地位已经失去约束作用。总而言之，一三四九年以后，以租金代替徭役的发展趋势加剧了。凡此种种，都是黑死病的不朽遗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次暴动不过是突然闪现的一丝亮光，它展现了中世纪贫困阶级的状况，可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是不可思议的可怕事情。它在农民心中留下了怨恨，也唤起了当局的警惕性，使他们采取积极的对抗措施。从那时起，人们产生了坚决分掉教会财产的愿望。暴动过去之后，威克里夫运动不断发展。胜利的统治阶级被暴动吓坏了，因而对它非常仇视。威克里夫的“贫穷传教士”的名誉由于煽动暴乱而受到了玷污，他们受到的迫害是一个根基已经动摇的制度对他们的报复。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的英格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此，威克里夫的说教博得许多人的信从。那时英国面临着社会革命，对宗教改革并不感兴趣。所有颠覆性的说教都受到谴责，威克里夫虽然没有戴上妖言惑众的罪芒，他的事业却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有产阶级默许教会对这些传教士严加镇压。这次镇压进行得既迅速又彻底。萨得伯里死后，威克里夫的宿敌考特尼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发现威克里夫的人控制着牛津，便立即采取行动。威克里夫的改革主张受到公开谴责。各位主教接到逮捕非法传教者的命令，大主教本人迅速整顿了教会的纪律，实行自己的控制。由于这一措施以及国家的积极支持，教会最终从俗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一三八二年，考特尼降驾牛津，在现在基督大教堂所在的地方召开宗教会议。威克里夫的主要追随者被召集到会，严令认错。国务大臣提出抗议，要求尊重大学特权，可是没有受到理睬。威克里夫的追随者遭到严厉谴责以后，便退缩、屈服了。结果威克里夫孑然一身，孤立无援。他说教会的特权与教义不符，因而也失去了冈特的支持。他那些颇受民众欢迎的传教士和初期吟读《圣经》的活动，未能建立起反对社会统治势力的坚强力量。  
　　威克里夫向世人的良心发出了呼唤。他的呼唤在英格兰受到抑制，反应不大，然而在一个遥远而不大为人所知的国度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后从那里激动了欧洲各地。布拉格的学生来到牛津，将他的说教和手稿带到波希米亚，从而引起了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约翰·胡斯的名望高于他的英国老师，唤起了捷克人民长期保持的民族觉悟。  
　　威克里夫正面攻击教会对世人的绝对权威，暗示个人的是非观念决定一切，并向正统教义挑战。由于这些原因，他受到严厉的压制。但他的抗议导致了第一次牛津运动。威克里夫的事业在他生前遭到失败，然而却推动了改革的潮流。他的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教会由于和国家联合而加强了它在俗界的地位，彻底击退了改革派的第一次进攻，但教会的精神权威在这场冲突中受到削弱，留下了创伤。  
　　十七世纪的作家富勒 [ 译者注：英国教士兼学者。 ] 在写到威克里夫的传教士时说：“这些人是反对敌军的尖兵，后来上帝派路德接替了他们。”在宗教改革 [ 译者注：十六世纪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 以前，威克里夫的精神影响着牛津学者对《圣经》的研究。在克利特于一四九七至一四九八年间发表的演说中，他的精神又得到恢复。尽管威克里夫没有进行过政治煽动，乡村的威克里夫运动却和政治煽动混为一体。与他们对立的教士很想给他们扣上这个罪名。多半不是教士的威克里夫信徒说了许多无知的气话，为对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残酷的日子还在后面。威克里夫的政治性说教将在亨利五世时代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的叛乱引起的痛苦中化为乌有。不过，敢于同进取心很强而且得胜的教会进行斗争的可贵精神，在英国人民中间保存了下来。他们心中树立起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决定了不列颠民族的命运。威克里夫生前一败涂地，他象星星一样发出的光芒也在宗教改革的晨曦中消失了。弥尔顿 [ 译者注：十七世纪英国诗人(一六〇八－一六七四)。 ] 写道：“威克里夫是这样一个人，为了使学问达到完美的境界，他只希望自己生活在幸福的时代，舍此别无所求。”  
　　争取真正自由的坚强信念在英格兰没有消失。英格兰人民的地位和勇气同法国农民无精打采的顺从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战争、饥荒和扎克雷起义受到的残酷镇压中，被迫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亨利六世时代的法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写道：“法国人没有举行暴动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不是由于贫穷。他们没有英国人这样的勇气。在英格兰常有三、四个强盗迫于贫困袭击七、八个良民，把他们统统抢光，可是在法国，七、八个盗贼也不敢抢劫三、四个良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法国人由于抢劫行为而判处绞刑，他们没有勇气干那种可怕的事情。在英格兰，一年绞死的抢劫犯和杀人犯比法国在七年里绞死的同类罪犯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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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二世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他具有强烈的本能和在他那个年龄少有的才干，他的阅历和行动使这些本能和才干更加超凡出众。在农民暴动的危机中，他肩负重任，在一次重要的场合用自己的行动挽救了局势。当贵族阶级惊慌失措的时候，国王的宫廷和法官恢复了秩序。但他却甘受长期的监护。阿基坦总督约翰·冈特离开英格兰，到国外谋求利益，例如，他要得到卡斯蒂尔王国的主权。他将自己的儿子、能干而有魄力的亨利留在英格兰，照顾他的领地和利益。  
　　到了二十岁，理查才决意完全驾驭政务会，尤其是要摆脱几位叔叔的控制。以前从来没有哪位国王受到这样的待遇。他的祖父十八岁时就掌握了大权，他本人十六岁时也起过重要作用。他的内宫及其周围的朝臣都盼望他早日亲掌政事。这些人是政府官员或国王的文官，其中主要人物有国务大臣迈克尔·德拉波尔、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和约克的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理查二世的教师和密友西蒙·伯利可能是这些人的后台。一批比较年轻的贵族投靠宫廷，为首的是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此人扮演的角色如同爱德华二世手下的加维斯顿，也颇象后来的斯特拉福德。理查国王对他的拥护者普施恩惠，德维尔不久就被封为爱尔兰公爵。这对政务会的要人显然是一次政治挑战，爱尔兰是人力和物力的宝库，它不受国会和贵族的控制，而可以被用来控制英格兰。  
　　国王及其宠幸的女人身边的一些人占据了宫内和政府的职务。这种情况冒犯了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也触怒了全国人民。反对派照例把外交事务作为进攻的武器。宫廷经济拮据，又不敢要钱，更主要的是没有军事将领，因而采取温和的政策。贵族和国会联合反对斯文的国务大臣波尔以及宫廷的极端享乐主义。他们嘲笑地说：“他们不是巴洛娜 [ 译者注：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 ] 的骑士，而是维纳斯 [ 译者注：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 的骑士。”当时必须对法国发动战争。一三八六年，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国王的统一阵线。国会指定五名大臣和九名勋爵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原来的摄政团成员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宫廷在弹劾波尔的风暴面前作了让步，国王的文职官员也受到清洗。对方认为，这些官员是国王过错的根源，也是他的力量基础。他的侍从杰弗里·乔叟(当然，他是由于别的原因出名的)失掉了他在海关的两个职务。  
　　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逼迫国王解除他的好友的职务时，国王十分失望地离开了伦敦。他在北威尔士同新的爱尔兰公爵顺利地进行了商谈，在约克同内维尔大主教达成协议，在诺丁汉同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他企图将自己的力量在后来查理一世打起国王军旗的同一个地方聚集起来，准备发动内战。爱尔兰义务兵、威尔士长矛兵以及理查掌领的柴郡伯爵领地的弓箭兵，源源不断地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撑腰，特里西利安和国王的另外四名法官宣布，后人所称的“弹劾派勋爵” [ 译者注：指格洛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等人，他们于一三八七年指控特里西利安等谋臣犯有叛国罪。 ] 和国会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违反英格兰的宪法和法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却遭到血腥的报复。皇叔格洛斯特和贵族寡头政治集团中其他头面人物，指责首席大法官以及和他一起行动的人是王国的叛徒，这些人中包括德维尔和国王的其他谋臣。年仅二十岁的国王过分依赖自己的权威。政务会的首脑仍然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他们诉诸武力，格洛斯特带领一支军队进逼伦敦，理查抢先赶到，受到伦敦市民的欢迎。他们打着他的红白旗帜，表现出对他的忠诚，但是没有准备同步步进逼的贵族军队作战。在威斯敏斯特宫，以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和沃里克为首的“弹劾派勋爵”在宫外三百名骑士的保护下，迫使国王作出让步。国王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他的追随者们获得一条生路，逃奔他乡。  
　　德维尔退居切斯特，在那里集结了一支军队，以保护国王的利益。一三八七年十二月，他率领这支军队抵达伦敦。此时“弹劾派勋爵”和冈特的儿子亨利已经严阵以待。在牛津郡的拉德科特布里奇，亨利和这些勋爵打败了德维尔，这位国王的宠臣逃往国外。此时，国王的命运落入了这个已经篡夺君权的狂妄党派的手中。他们内部争执了很长时间，决定不下是否要把理查国王废黜或是杀掉。年长的人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年轻的一派则表示反对。理查二世面临着重蹈曾祖父覆辙的严重威胁。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以至于只有两名“弹劾派勋爵”愿意留下陪国王吃晚饭。主张采取温和手段的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年轻人亨利。他可能是考虑到，如果采取过激手段，格洛斯特可能取代理查二世，这样就会剥夺他父亲对王位的继承权。  
　　由于内部分歧，“弹劾派勋爵”未能废黜或杀害国王，可是他们并没有后退。他们强迫国王作出全面让步，对国王身边的新贵和合法的追随者进行残酷的报复。王国的各个领地被迫表示支持新政权。在预定的日子里，五名“弹劾派勋爵”穿着金黄色的衣服，手挽手地进入威斯敏斯特宫。“无情国会”举行了会议。最强硬的反对派是以特里西利安为首的那些皇家法官。他在诺丁汉公布了一条原则，即国王在他的法庭和法官的协助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控制那些掌握国会的贵族。对这个问题的郑重答复同以往的多次答复一样，虽然肯定了封建权力这个现实，但也宣布了议会治国的原则。这个现实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中消失了，而这条原则却发出阵阵回响，一直传到十七世纪。  
　　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以及在诺丁汉宣布王权至上的另外四名法官，已经上了泰伯恩绞刑架，并被剖腹分肢。国王的老师伯利也未能幸免。只有国王本人虎口逃生。老派贵族取得了彻底胜利。理查二世不仅被迫听任他的朋友惨遭杀戮，还得对这些暴行表示同意，尽量忍受悲痛，过着隐居生活。  
　　这些遭遇一定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世上很少有人经受过这样的考验。他思索着自己的冤屈和过错，看出那些胜利的贵族不仅是欺凌国王的奸雄，也是蹂躏人民的暴君。他用比过去巧妙得多的手腕制定了报仇雪耻，夺回权利的计划。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一年过去了。  
＊　　　　＊　　　　＊
　　一三八九年五月三日，理查国王出入意料地采取了行动。他在政务会落座以后，和蔼地问众人他有多大年纪了。当众人说他二十三岁时，他宣布自己毫无疑问已经成年，决不允许继续对他的权利实行违反民意的限制。他将亲理国政，自选谋臣，做一个各副其实的国王。显然，这一举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体现了理查的多次计谋中所显示出的不可思议的超群机智。理查锋芒初露，首战告捷。阿伦德尔伯爵的兄弟、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主教应理查的要求交出了国玺，吉尔伯特主教交出了财政部大权，支持国王的威廉·威克姆和托马斯·布兰廷厄姆分别恢复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的职务。“弹劾派勋爵”控制的最高法院增补了国王提出的人选。国王驰书各郡郡守，宣布他已亲掌政务。这个消息在全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理查二世取胜后比较谨慎和宽容。一三八九年十月，约翰·冈特从西班牙返国，他的儿子、已经成为首要人物的亨利也同国王和解。一三八八年形成的可怕的联合势力至此解体。国王的统治机器战胜了宗派势力，重新运转起来。此后，理查以拥护宪法的贤明君主的面目统治英格兰达八年之久。  
　　在那个时代，黎民百姓没有任何权力。包括新生的中产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尽管彼此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在压制百姓这一点上却总是一致的。推翻理查的那些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他下了断语，并且公布了他的罪状，但我们只能有保留地接受他们对他的品质所下的结论。他企图废除互相对立的宗派、教会和贵族尽力赢得的立宪权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报复愿望，还是为了实现在农民暴动的危机中许下的“我将是你们的领袖”这一诺言，这不是可以轻率作答的问题。诚然，他在一三八一年对暴乱者的一名代表粗暴地说过：“你们现在是农奴，将来永远是农奴”。他还说，被迫许下的诺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可是，他发布的释奴状确实解除了许多农民依附于领主的封建关系。他也郑重地允诺废除农奴制，并向国会提出这项建议，结果却受制于人。这些创伤使他久久难以忘怀，可能也影响他履行自己的职责。  
　　理查为了复仇而表现出的耐心和采取的手腕实在令人惊叹折服。他容忍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在官场混迹八年，他们二人不象以前那样担任郡守，而是仍然身居高位。不过，理查也有感情迸发的时刻。一三九四年，阿伦德尔参加王后安妮的葬礼时姗姗来迟，耽误了整个仪式的进行，理查夺过一个侍从的礼杖，朝他的脸上打去，打得鲜血直流。在场的教士惊呼道，威斯敏斯特的教堂被玷污了。人们又想起了旧时的预言：由于贝克特遇害，上帝将惩罚全国，一直到血染圣殿为止。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国王似乎又同阿伦德尔和解了，再度把一切矛盾巧妙地掩盖起来。  
　　当贵族互相倾轧的时候，理查国王企图利用爱尔兰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一三九四年，他以国王出巡时的全部威仪驾临爱尔兰，在那里组织了一支依附于他个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成为他在英格兰威慑反对派的工具。在他回到英格兰以后，他制定的迫使教俗贵族俯首听命的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战争的负担会使他直接依赖国会的恩赐，为了摆脱这些负担，他同法国实现了和解。他在第一个妻子安妮死后，于一三九六年同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莎贝拉结婚。在这个基础上，英法两国达成停战协议，缔结了一个三十年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并且秘密约定，如果理查以后受到国内臣民的威胁，法兰西国王将前来援助。虽然停战条件引起国内的不满，理查国王却由于解除战争负担而获益匪浅，因为他如果挑着这种重担，就必然成为国会面前的乞丐和奴仆。教俗贵族和平民对国王逼得很紧，总是赶着他向前走，嫌他走得太慢，这使我们看到了金雀花王朝的国王躺在地上拒绝在崎岖不平的路上继续拉国政之车的奇观。国王如此行事，并非由于懦弱或缺乏远见，而是执行他的长远计划的需要。毋庸置疑，他希望获得对贵族和国会的绝对控制权。至于他是否想利用自己的专断权力为臣民中的下层阶级谋利益，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这方面也有同他有关的传说。他的性格，情绪的涨落，感情的爆发，几乎超人的精确推算，这一切都是导致他垮台的重要因素。然而，普通百姓则认为，理查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以为，只要他权力在握，就会把他们从领主的残酷压迫下拯救出来。因此，他们久久地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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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征爱尔兰是理查二世建立专制的第一阶段，同法国结盟是第二阶段，接着他便努力培植严密有效的宫廷势力。冈特、他的儿子和以前的“弹劾派勋爵”之一诺福克伯爵莫布雷站到理查一边，一方面是由于对他的忠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的仇恨。宫廷里任用了新官员。约翰·布希爵士和亨利·格林爵士代表地方郡区的利益，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他们来自为国王和贵族排解宿怨的国会，由于他们的帮助，国王有了对付教俗贵族和平民的力量。一三九七年，这三个阶层的代表应召来到威斯敏斯特，在巧妙而坚定的疏导下表现出应有的顺从。在具备这些条件之后，理查终于决定开始打击敌人了。  
　　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此时尽管有些失宠，却相信时间这个和事佬以及友好的交往会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致由于一三八八年的所作所为而遭到恶报。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国王的老师伯利以及在那次屠杀中和他们一起遇难的其他人，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所以，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见国王以人间少有的冷若冰霜的憎恶态度逼向他们时，双双惊愕不已。阿伦德尔和他的一些朋友被宣布为叛逆，受到的唯一优待就是砍头。沃里克被放逐到马恩岛，格洛斯特被捕后押到加来，在那里被理查派去的人杀害。这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又引起了新的报应。从此，理查国王的名誉染上了污点，这一污点可与约翰国王杀害阿瑟的后果相比。不过，他的权力此时至高无上，是以前各代英格兰国王所不能比拟的，可是他至今怒气未消。  
　　国会召开了，其目的只是为了使这些事件合法化。它的组成情况和受到的精心关照决定了它愿意为国王尽力效劳的态度，这样的国会是前所未有的。它几乎疯狂地放弃了上个世纪赢得的每一项权利和特权，这种疯狂简直到了作茧自缚的程度。它把君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连海盗的军事领袖征服者威廉也望尘莫及。英格兰民族在约翰的罪恶和爱德华二世的衰败中赢得的一切，两位伟大的爱德华国王所建立的一切，都已付诸东流。国会所做的一切十分彻底，简直达到灾难性的地步。它完成任务之后，便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将余下的工作交给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国会一解散，理查便在有关的规定中加入几句话，大大扩展了十八人委员会的权限。他的目标即使不是解散国会，至少是要把它削弱到爱德华一世执政初期的地位，那时它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国王的议会”。  
　　理查国王同和他年纪相仿的堂兄弟，冈特的儿子亨利的关系经历了由喜剧变成悲剧的过程。亨利认为，他在一三八八年的危机中使国王免遭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和沃里克的废黜和杀害。这很可能是事实。从那时起，他和理查过从甚密，情谊较深。他代表着一部分人，这些人与那些攻击国王的老派贵族不同。这两个年轻人和睦相处，一个是国王，另一个是约翰·冈特的儿子，他离国王很近，离王位则比别人更近。  
　　亨利和诺福克公爵托马斯·莫布雷发生了争执。莫布雷从布伦特福骑马回到伦敦，说出了他的忧虑。他说，国王从未忘记拉德科特布里奇事件，也没有饶恕以前的“弹劾派勋爵”，而他和亨利均曾属于“弹劾派勋爵”之列。他们即将大难临头了。亨利指责他散布逆君言论。关于这些言论，国会接到不同的报告。二者受到诘问时，都互相推诿。看来决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一三九八年九月。竞技场已经划定，各界人士纷纷聚拢来，曾经夺过锦标的人也都到场。各阶层的观众满怀希望地等着观看这场决斗，可是使他们愤慨的是，国王下了禁令，将莫布雷判处终身流放，放逐亨利十年。莫布雷和亨利服从了国王的命令。莫布雷不久死去，亨利则认为理查国王恩将仇报，处事不公，他住在法国，盘算着复仇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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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理查公然实行了专制主义。他在彻底复仇之前一直颇有耐性，此时却焦躁不安，疑惑不定，荒淫无度，反复无常。他在忠实的柴郡弓箭手护卫下，在全国各地游荡，以盛大的筵席和比赛来消磨时光。他把国务交给威斯敏斯特的大臣和下层官员处理，然而他们感到既不受信任，意见也得不到尊重。国王的奢侈生活造成了财源枯竭，于是他便强索货款，增加赋税，引起商人和乡绅的强烈不满。  
　　一三九八年，国内许多人看到，顺从的国会在几个星期里使全国人民丧失了许多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同国王发生冲突。这时他们看到，国王露出了暴君的面目。对独裁统治心怀不满的不仅有上次危机中失败的贵族，还有全体绅士和商人。他们的愤懑不仅出于对立宪制度的热爱，也出于一种恐惧心理。可能由于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原因，他们担心已经主宰一切的国王将对他们为所欲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也感到社会革命的恐怖，这种恐怖他们在不久以前的农民暴动中已经领教过了。共同的利益、思想和行动使上层阶级紧密地联合起来。他们说，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将煽动暴民攻击他们。  
　　一三九九年二月，“久经风雨的兰开斯特家族成员”约翰·冈特去世。流亡中的亨利继承了冈特的遗产，其领地不仅分布在兰开夏和北方，而且遍及全国。迫于经济拮据，理查不顾自己的诺言，剥夺了兰开斯特家族的领地，宣布他堂兄亨利的继承权无效。这个行动威胁了每一个有产者的地位。理查对自己的力量和国内形势作了致命的错误估计，在五月份开始进行谋划已久的远征，以保护英格兰国王在爱尔兰的权威。他离国后，政府由于没有军队的支持，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全国上下对他愤愤不满。亨利得到国王出国的消息，认为复仇的时机到了。当时海岸上没有军队守备。亨利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七月份，他在约克郡登陆，声称他来英格兰只是为了恢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父亲的继承人之合法权利。他立即受到许多人的拥护，兰开斯持家族领地上的人们和以诺森伯兰伯爵为首的北方勋爵更加热烈地拥戴他。亨利叛军的前进路线同七十二年前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反叛爱德华二世时的路线完全一样。他从约克出发，在万民的欢呼声中进入布里斯托尔。正如当年伊莎贝拉在那里的城垛上绞死休·德斯彭索一样，亨利也在那里剥夺了理查国王的大臣和代表(威尔特郡伯爵威廉·斯克鲁普、布希和格林)的一切。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亨利突然登陆以及随后迅速发生一切事件的消息才传到身在爱尔兰内地的埋查国王那里。理查不顾风急浪险，赶忙回国。他于七月二十七日在英国登陆，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兼程穿过北威尔士，企图聚集一支军队。途中的见闻使他确信，一切都完了。他经过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权力，象变魔术那样消失了。威尔士人愿意为他效忠，可是他们无法抵抗全英格兰力量的进逼。理查在弗林特城堡向亨利投降，交出了全部权力。他作为囚犯乘车驶过伦敦的街头，关进伦敦塔，被迫退位，看来难免一死。在拥有不可争议的继承权的英格兰国王中，最后的一位国王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吊闸之下永远消失了。亨利在教俗贵族和平民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称为亨利四世。他开拓了对中世纪的贵族构成致命威胁的历史时期。虽然亨利的家系使他有充分的权利登上王位，他的能力，尤其是他儿子的才能，加强了这些权利，但是，约克家族同莫蒂默家族有血缘关系，因而有更充分的继位权利。很久以后，就是这一权利问题引起了英格兰的玫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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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二世的性格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迄今仍是不解之谜。很明显，他在谋略和行动上都有超人的能力。他几乎从童年开始就经历过并多次战胜无数艰难困苦和压迫，这是公认的事实。要理解他，大概应该以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和上层贵族对他的伤害和残酷的行为作为主要线索。一些史学家认为，他不仅准备利用国会和法律上的伎俩来对付统治阶级，甚至也会利用当时和许多世代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力量。长期以来，人民对他的这些意图一直津津乐道。数以百万计的不幸民众对理查满怀希望，而这些希望在几百年内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在亨利四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们对理查的印象理想化了。不管正确与否，人们认为理查是为穷人和弱者的事业而献身的烈士。当局因此颁布了一些法令，甚至连传言理查仍然活着的人也将按严重叛国罪论处。  
　　我们这些现代人无权剥夺理查在动荡不安的一生中的一线亮光。他时而做出惊人的错事，时而又迅速地恢复理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能够发挥超人的机智和耐心，也能干出傻子都懂得避免的蠢事。他同封建贵族进行了四次生死较量：一三八六年，他初次败阵；一三八九年，他取得胜利；一三九七年至一三九八年，他达到权力的顶峰，一三九九年，他彻底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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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金雀花王朝画上句号（当然要抠字眼的话是其中的一支），接下来是兰开斯特王朝以及玫瑰战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B%80%E8%8A%B1%E7%8E%8B%E6%9C%9D
金雀花王朝
君主列表

肖像	名称	加冕日期	在位结束	与前任关系
	亨利二世 (短斗篷王)	1154年12月19日	1189年7月6日	前诺曼王朝继承人马蒂尔达公主儿子
	幼王亨利	1170年6月14日	1183年6月11日	亨利二世长子，15岁开始与其父亨利二世共治
	理查一世 (狮心王)	1189年9月3日	1199年4月6日	亨利二世次子
	约翰王 (无地王)	1199年5月27日	1216年10月19日	理查一世弟，亨利二世幼子
	亨利三世	1216年10月28日	1272年11月16日	约翰王长子
	爱德华一世 (长脚王)	1272年11月20日	1307年7月7日	亨利三世长子
	爱德华二世	1307年7月7日	1327年1月25日	爱德华一世儿子
	爱德华三世	1327年1月25日	1377年6月21日	爱德华二世长子
	理查二世	1377年6月21日	1399年9月29日	爱德华三世孙，黑太子爱德华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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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英国王朝史（更新至狮心王）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360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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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showcraft
　　　　当年亚当种田，

　　　　夏娃织布，

　　　　哪个是士绅？

英国版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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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亨利·博林布鲁克[注]篡位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一切权力都落到亨利四世的手中，所有曾经冒险将他拥上王位的人协力保卫他的权利，也是保护自己的生命。拥护理查的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继续抵抗着。法国宫廷认为亨利是篡位者。只要理查活着，亨利根据血统关系拥有的继承权就是无效的。人们查了他的家系以后发现，即使理查死后，他也无权继承王位。不过他有其他权利。他本来想依靠自己的征服者权利，后来在贤士的忠告下放弃了这种想法。他在以理查的名义召集的教俗贵族和平民三级会议上受到拥戴，加上他在血缘方面有一定的权利，他就有了执政的基础。这个基础虽然受到挑战，但却颇为雄厚，何况他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史学家无不认为，他勇敢果断，精明能干，而且生性慈善。即位之初，他对失败的一方采取宽容的态度，以致政局受到影响。他在命运的剧变之中受益最深，推翻了理查，但对理查的追随者很少进行报复。在理查执政时期，他几乎是受各种压力逼迫的中心人物。他受到侮辱和恶意的对待，可是他不愿进行残酷的报复。在他即位的时刻，他仍然是以前人们所熟知的那位勇敢的骑士，在胜利面前也极为谦逊，反对流血报复，坚持立宪思想，经常憧憬着将来能够作为一个十字军骑士结束自己的一生。然而，随着动乱局势的发展，他渐渐地不那么宽厚待人了，最终改变了仁慈的本性。  
　　起初，亨利依靠国会的影响来弥补他在继承权方面的欠缺。他反对国王拥有绝对权威，主张国王应由选举产生，王权应受到限制。他成为一个主张法治的君主，既是出于本意，也是迫于形势。在他的加冕礼上，主持者说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话。阿伦德尔大主教说：“可敬的英格兰王国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可是由于妇孺参政而凋敝不堪。现在，上帝派英明谨慎的人来掌理国政，他将在上帝的督促下，听从贤士和年高德劭者的指导。”  
　　阿伦德尔大主教还说，“王国的事务落在我们的肩上”。亨利将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或主观愿望和个人意见行事，而是将遵从多数人的忠告和主张，并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国会本身并不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它没有可靠的基础，有可能被解散，也可能被个人所左右。这个时期的许多届国会都被加上表示某种特征或性质的称号，如“可嘉国会”“疯狂国会”和“无情国会”。当时人们对这些事情记忆犹新。显要的贵族在权力之争中所下的赌注远远超过平民和一般贵族所能担当的风险。谁能保证贵族的某些胜利不会破坏人们所依靠的整个秩序呢？每次权力易手之后，胜者必然对败者进行残酷的报复。平民总是希望，贵族要是想自相残杀，那就听便吧。所以，平民在积极的活动中只肯提出意见，不愿作出决断。这样，政务上的重任就完全落在最上层统治阶级的肩上。  
　　国会为了得到更广泛的保护，请求国王不要根据它的辩论情况或个别议员的意见判断任何问题，而应该等待国会作出集体的决定。它强烈主张“先提意见后拨款”的原则，亨利拒不接受，可是他经济紧张，实际上对此作了重大让步。在这个时期，国会的财政权力大大加强了。国会不仅用批准征税的方式提供金钱，而且开始监督支出，要求得到国家高级官员关于支出的报告。以前的任何一代国王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他们指责这是专横地侵犯王权。英国政治上的这些进步是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特点，当时这一家族必须利用社会舆论和宪法规定的权力来支持自己的继承权，因此，政治上的进步是很自然的。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国会似乎取得了权力，这种权力得而复失，直到十七世纪才得到恢复。  
　　国会里教俗两界的议员似乎不仅有权选择国王，甚至可以指定继承人。那些年代的历史也开创了许多先例，供斯图亚特王朝的律师仔细研究。但我们对当时国会的权力不可估计过高。亨利四世的篡位，爱德华四世建立的对立王朝，爱德华五世被他叔叔推翻，这些都是封建时代的暴力行动和反叛行为，它们还以法律装点门面。国会在这些变故中不是策划人，也不是有权力的中间人，它只是忧心忡忡的记录员，记下军事冲突和贵族之争的后果。选举也不自由，在十五世纪，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控制一个选区的现象同十八世纪一样普遍。国会只是国内任何取胜一方的工具或橡皮图章。不过国会曾经宣布，王位应传给国王的长子，然后传给他的男性后代。这是亨利提议的，但也反映了国会的一些权力。这个决定打破了英格兰的常规，把长系女子的后代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它虽然没有正式废除女子的后裔的继承权，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在一个半社会性、半宗教性的问题上，国王和国会取得了由衷的一致。罗拉德派 [ 译者注：威克里夫激进改革派的下层教士。 ] 关于教会放弃一切世俗财产才能纯洁的说教没有博得全体教士的赞同，他们仍然愤怒而积极地坚持这一说教。罗拉德派的主张不仅在贫困的市民中深入人心，在低级的绅士中也是如此。它实际上是对教会和富有阶级的挑战。罗拉德派企图将俗界贵族争取到自己一边，向他们指出，教会的巨大财富可以为大陆战争提供现成的军费。但是贵族不听信这一主张，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并不比教会财产更合法，便与教士合力保护自己的财产。许多法令严厉地打击罗拉德派。国王同国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宣布自己将尽力打击异端邪说。一四〇一年公布了可怕的《火烧异端分子令》，它严令将故态复萌的异端派分子活活烧死，并令教会独定此刑，要求郡守坚决执行，不许任何人向国王上诉。于是正统教派和财产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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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会成员认为，只有消灭已经失意的对立派，才无后顾之忧。他们对理查二世及其追随者恨之入骨。要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测事件，亨利本来可以制止软弱的报复行为。他和宫廷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吃了某种食物而突染重病，因而怀疑有人投毒。早已心怀不满的威尔士人在欧文·格伦道尔的带领下，立即起来拥护理查。当时的通讯极为缓慢，以致一方的大军席卷而来时，另一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轮到理查的人采取行动了。以前六名“弹劾派勋爵”中的五个人已经失势，他们和理查二世的支持者策划在温泽逮捕篡夺王位的亨利。亨利在神秘的疾病中复原之后，单骑冲过危险的道路，脱离了险境。全国已有几个地方发生武装暴动。镇压这些暴动的残酷程度在各届政府中实属罕见。一些地方的平民支持政府军，赛伦塞斯特的市民将拉姆利勋爵、肯特伯爵和罗拉德派分子索尔兹伯里伯爵斩首示众。这次阴谋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亨利的仁慈并未缓和同他一起遇险的那些人的起诉活动。他们认为他对待叛乱和谋杀的企图软弱无力。因此不到一年，他几乎威望扫地。但我们应该知道，同他手下那些残忍的人相比，他要勇敢得多，也有力得多。  
　　这次失败的暴动，或者说在理查下台后为他而进行的内战，对这位前国王有致命的影响。他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继承人登基的一切仪式和立宪程序也不能剥夺他的这种权利。他关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时候，受到许多追随者和被压迫民众的同情。当政者因此寝食不安。一四〇〇年二月，理查的死讯公诸于世。至于他是饿死，或者象当局所说的那样是因绝食而死，还是被人用直截了当的办法杀害的，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个谜。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高墙掩盖了这些秘密。英格兰各地传说他越狱逃脱，躲藏起来，伺机把黎民带入幸福的怀抱。  
　　这一切对亨利·博林布鲁克很不利，他一再受到暗杀阴谋的威胁。威尔士人的骚乱发展成全民族的暴动。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文·格伦道尔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他进行的战争在一四〇九年以前对英国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亨利四世还被迫不断同苏格兰人作战。据说，这些麻烦的事情困扰他六年之后，他的仁慈天性消失殆尽。他向支持者和国会的报复情绪作了让步，这是很自然的。  
　　亨利同珀西家族的冲突是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诺森伯兰伯爵和他的易怒的儿子霍茨珀为了保卫英格兰已经同苏格兰人战斗了将近三年，他们在此期间没有得到援助，几乎全靠自己的财产支付战争费用。他们还为国王固守着北威尔士的重要地区，他们再也支撑不住这些沉重的负担了。他们要求和国王清算一下账目。诺森伯兰伯爵提出了六万英镑的账单，可是国王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只能偿还四万英镑。这个问题有复杂的背景。珀西家族为亨利登上王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霍茨珀的姻亲埃德蒙·莫蒂默参加了格伦道尔的叛乱，使整个珀西家族受到怀疑。他们有一支独立的强大军队。看来，一场冲突势所难免。霍茨珀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一四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亨利在施鲁斯伯里的一场小规模激战中打败了他，将他杀死。老伯爵赶来援救，也被迫投降，得到无条件赦免。国会勉强地免除了他的逆君罪和叛乱罪，只宣布他有冒犯之罪。毫无疑问，这种宽容是出于保卫边界的需要。为了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英格兰舍此别无良策。于是诺森伯兰伯爵担负起这个使命，并因此巩固了他在军内的统帅地位。  
　　诺森伯兰伯爵对儿子之死耿耿于怀，两年以后，他又发动了叛乱。这次叛乱的影响更加深远。约克的大主教斯克鲁普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是他的主要同谋者，叛乱的纲领是进行改革，避开了一切个人问题。亨利再次北进，又取得了胜利。诺森伯兰被赶到苏格兰，不过对英格兰仍构成多年的威胁。斯克鲁普和莫布雷落入国王的官员手中，尽管坎特伯雷大主教请求赦免他们，亨利还是在简单的审判之后决定将他们砍头。处决斯克鲁普在全国各地引起了震惊，许多人把这次处决与杀害托马·贝克特相提并论。同时，国王的身体垮了下来。据说他得了麻疯病，这是上帝发怒的结果。这个诊断至少是不准确的，他所患的疾病是有损外貌的皮肤感染，还有心脏病，主要症状是一阵阵昏厥。他在体力方面已是无用之人。从此，他的统治成为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亨利在这种境况中竟然打胜了威尔士战争，把欧文·格伦道尔赶回山里。但国会利用国王的困难进行要挟，亨利只有投降才是安全之策。他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国会，只剩下现代君主在宪法上的虚位。国会紧紧地逼迫他，使用的各种办法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外籍人必须统统驱逐出境，连王后的两个已婚女儿也不能例外，国王必须重新任命政务会成员，其中应包括议会领袖，政府的支出账目必须经议会检查，国王的内廷人员也经过粗暴的清洗和改组；新的政务会要求掌握更大的权力，国王保证根据政务会的意见实行统治。作出这些让步之后，亨利成了一个最弱的国王，不过他因此也把自己无法担负的使命转嫁他人。这些人必须拼命苦干，招来的却是怨恨，而且越来越不受信任。  
＊　　　　＊　　　　＊
　　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位新的人物。亨利的长子威尔士亲王早已表现出非凡的力量和本领。他在施鲁斯伯里身先士卒地冲向霍茨珀，在威尔士也取得了胜利。直到打败格伦道尔之后，亨利亲王才能放手地参与较大的政治阴谋。由于父王御体不佳，他全面地过问国政。他接受了父王的一切职责，并想进一步扩大权力。他的三位表叔博福特兄弟是他的主要追随者，他们怂恿他从软弱无力的病人手中夺过统治大权，于是他带着一批人要求国王让位。亨利·博林布鲁克尽管已是日薄西山，却怒气冲天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一四一一年，亨利父子在威斯敏斯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国王的党羽在数量上占着优势，态度也更坚决，亨利亲王碰了一鼻子灰。他被国王从主持政务会的地位赶下台，退居幕后，同党也都丢官罢职。他的政敌甚至指控他贪污加来驻军的军饷，这个罪名他倒是洗清了。可以肯定，垂死的国王在痉挛中继续紧握政权，统治无方和老朽衰弱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四一二年，国王已经步履维艰，甚至不能骑马，可是政务会经过百般努力才说服他放弃率军亲征阿基坦的念头。他挨过了那个冬天，常说要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在翌年二月召开了国会，但已经无力插手它的会议了。三月份，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祈祷时陷入长时间的昏厥状态，醒来不久，便在耶路撒冷厅 [ 译者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的教长住所，据说由于厅内挂着展现耶路撒冷历史的壁毯而得名。 ] 结束了生命的旅程，那是一四一三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情。  
　　亨利四世国王的生活和统治使我们再次看到，野心带来的常常是一场黄粱美梦。假如它能够实现，还将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要报仇，要维护一个事业，起初并不敢奢望戴上王冠，最后却为此孤注一掷。戴上王冠以后，他觉得它并不美妙，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不胜负担。胜利也给他带来了忧虑和痛苦。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他的行动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的，也不能说他没有得到全国的支持。他死后，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塑造的一个对权力渴望已久的新人物毫无争议地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不久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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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亨利五世的帝国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一道闪光划破了多事的中世纪英格兰的夜空。亨利五世二十六岁时成为英格兰国王。他和亨利四世不同，对自己的王冠觉得称心如意。他在军营和政务会中度过了弱冠之年，并且在父亲患病期间断断续续地掌理英格兰国政达五、六年之久。有人说，他在少年时期比较放纵，担负起君主的重任之后，突然检点言行，变得庄重起来。这种浪漫的说法不可深信。“他年轻时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迷恋于丝竹管弦之乐，被维纳斯的情火烧得神魂颠倒。”这很可能是事实。不过，即使他确实这样恣意作乐，那也只是一时的消遣，因为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参预重大的事务。  
　　在动荡不安的英格兰王国，国王久病不愈，各派互相倾轧，社会上和精神上的不安定因素异常强烈，亨利五世因此一度成为众目所瞩的救星。人们历来认为，根据当时的标准，他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国王。据说，他有椭圆形的脸庞，鼻子又直又长，皮肤红润，头发乌亮，双目有神，平时温柔得象鸽子，愤怒时暴躁如雄狮，他身材颀长匀称，强壮而灵活；为人正派耿直，大有骑士之风。当英格兰厌倦于家族倾轧和内部纷争而向往统一和荣耀之时，他登上了王位，带领全国从内部倾轧转向对外征服。他憧憬着带领整个西欧获得十字军的崇高荣耀，这种前景大概也有实现的可能。政务会和国会突然热衷于对法国宣战，它们照当时英格兰常见的做法，用反话把这个动机掩盖起来。它们说，政务会成员和国会议员们深深懂得“国王企求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光，他尽力不使基督徒流血牺牲。如果国王发动战争，是为了恢复他的权利，而不是由于他一意孤行”。一四一四年国会一召开，博福特主教就做了“为真理奋斗终生”的布道。他告诫众人说：“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为所有的人谋福利吧。”据当时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加速侵略法国。  
　　下议院答应拨款，准备对法作战。国王方面则宣布，任何法令须经下议院同意才能通过。举国上下实现了和解，国王宣布大赦，企图减轻过去的创伤。他还同苏格兰人谈判，使霍茨珀的儿子获得自由，并恢复他的诺森伯兰伯爵地位。他把理查二世的尸骨，或者据说是理查的尸骨，运到伦敦，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重新下葬，葬礼极其庄严隆重，在他出征的前夜发生了一场叛乱，结果被镇压下去了。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次平定叛乱可谓轻而易举，而且得到全国的拥护，只有极少数人被处以死刑。他赦免了他的表弟，年轻的威尔士边界伯爵埃德蒙·莫蒂默，后者曾被拥立为王，与亨利五世对峙。后来通过莫蒂默的家族发生了许多残酷的事件。  
　　一四一四年，亨利五世专心一意地在海上和陆地上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备战工作。他重新组织了舰队，没有沿袭那种主要依靠夺取海盗的船只加以改装的传统做法，而是象阿尔弗烈德那样，为皇家海军建造了许多舰只。他至少拥有六只“大船”和大约一千五百艘僚艇。这次的远征军经过了精心挑选和严格训练。军中有六千名弓箭兵，他们虽然由于使用长弓而被迫主要依靠徒步作战，仍有一半人骑马。此外还有二千五百名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士或强壮的武士，每人有二、三个随从。这些弓箭兵和铠甲武士是军中的主力。  
　　一四〇七年，愚蠢的法王查理六世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奥尔良公爵路易，被勃艮第公爵派人杀害，法国两派对立势力的斗争因此变得更加激烈，简直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由于这种斗争，英格兰前国王在世时面临的外国威胁相对减轻，使他在统治末年稍得安宁。亨利五世继位时，奥尔良人在法国取得优势，打起国王的军旗讨伐勃艮第公爵。亨利自然站在力量较弱的勃艮第人一边，勃艮第人在困境中表示愿意承认他为法兰西国王。当他率领英格兰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以便对威廉公爵远征英格兰一事进行报复时，他可望得到相当一部分法国人的支持。一四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大约一万英格兰军队乘坐一只只小船驶向法国，在塞纳河口未遇任何抵抗就登陆了。阿夫勒港市被英军围困，于九月中旬陷落。亨利五世英勇无敌：  
　　好朋友们，再接再厉，向缺口冲去吧，冲不进，就拿咱们英国人的尸体去堵住这座城墙！ [ 译者注：莎士比亚剧本《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场。 ]  

　　他以这样的情绪邀请法国皇太子同他单独决斗以结束战争，但遭到了拒绝。消耗重大的攻城战和疾病使英军不断减员，这在军中已经引起恐惧。法国的主力军开始参战后，英军的“军事会议”于十月五日建议由海路撤军回国。  
　　然而，亨利国王留下一支军队驻守阿夫勒，将几千名伤病员遣送回国。他决心率领约一千名骑士和重甲骑兵以及四千名弓箭手穿过法国海岸，经过一百英里行军到达他的加来要塞，英格兰舰队应在那里等待他。这一决定的具体安排说明，亨利五世的目的是要引诱法国人进行决战。这个希望没有落空。他率军经过费康和迪埃普，企图在布朗什塔格渡口渡过索姆河，他的曾祖父在克莱西战斗之前曾经在此渡河。他接到错误的情报说，在布朗什塔格过河会受到阻击，于是便赶到阿布维尔。可是那里的桥已被毁掉，他只好沿索姆河而上，通过布维和科比到达亚眠以东的地方，只能在贝桑库尔的渡口过河。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这些地名是比较熟悉的。十月二十日，他在贝罗纳扎下营盘。此时他已深入法国境内，该轮到法国皇太子主动提出象骑士那样进行残酷的战斗了。为了双方的便利起见，法国传令官来到英军营帐，询问英王陛下将选择哪条路线前进。亨利五世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直奔加来。”这个回答对法国人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英王亨利别无选择。早已开始插入英军和加来之间的法国军队向右一转，从英军面前穿过，赶在英军前卫之前守住了康什河。亨利五世正在沿阿尔贝，弗雷旺和布朗吉一线前进，听说敌人已经赶到他的前面，兵力显然也比他多。他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就要灭亡或者投降。他的军官沃尔特·亨格福德爵士对“他们不能添上一万个今天在英格兰闲着的人”这一事实哀叹不已，他用一番话反驳这名军官，使他恢复了信心。莎士比亚把这番话写了下来，使之成为千古名句：  
　　要是我们注定该战死在疆场上，那我们替祖国招来的损失也够大了，要是我们能够生还，那么人越少，光荣就越大。 [ 译者注：译文引自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所著的《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三场。 ]  

　　他实际上说的是：“我们这一点人难道就不能挫败傲慢的法国人吗？”那天夜晚，他和“这一点人”在梅松赛村过夜，他们绝对保持肃静并严守纪律。法国人的司令部设在阿让库尔，据说他们整夜狂欢，掷骰子推测他们将会抓住多少俘虏。  
　　英国人的克莱西大捷靠的是以少胜多，以守待攻；普瓦蒂埃大捷是靠反攻赢得的；阿让库尔大战是英格兰在陆地上进行的最英勇壮烈的一场战斗，它是英国人的一次猛烈的进攻战。据估计，法军约有二万人，列成三条阵线，其中一部分人骑马。他们有理由充满信心，等待敌人进攻。他们的敌人数量还不及他们的三分之一，远离祖国，远离海滨，不打胜仗就是死路一条。亨利五世国王骑着一匹小灰马，头盔上戴着珠光闪耀的王冠，铠甲上穿着有豹子和百合花图案的外衣，他也命令自己的军队摆开阵势。弓箭兵组成了六个楔形阵，每个阵都有重甲骑兵掩护。在战斗前的最后一刻，亨利国王企图避免这样一场殊死搏斗，传令官穿梭般地往返了一阵子。他提出归还阿夫勒城和所有俘虏，以换取通往加来的通道。法国皇太子回答说，他必须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亨利得到这个回答后，决心冒险一战。英格兰全军，甚至包括国王本人，都跳下马来，将马匹送到队后。在圣克里斯平节，即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钟刚过，亨利国王下达了命令：“以上帝和圣乔治的名义，神圣的战旗你冲吧，圣乔治在这良辰佳节将帮助你。”弓箭手们吻了吻土地，表示顺从上帝，然后呐喊道：“杀呀！杀呀！圣乔治和可爱的英格兰！”他们前进到离密密麻麻的敌人不到三百码的地方，埋下尖桩，射出羽箭。  
　　法军密集的队伍拥挤不堪，他们列成三条阵线，石弩和大炮都不能有效地射击。他们在箭雨中冲下山坡，在刚刚翻过而已经踏得泥泞不堪的田地里艰难地前进。他们以三十列横队向前冲击，以为必定能突破英军的阵线。但是，英军的长弓又一次摧毁了面前的一切，敌方的人马纷纷倒下，死伤的铠甲武士横七竖八地堆叠着。法军的后继部队勇敢地企图在这人堆上面冲过去，结果也是枉然。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弓箭兵扔下大弓，抽出刀剑，向混乱的敌军骑兵和步兵猛扑过去。这时，阿朗松公爵率领法军的第二梯队冲上来，短兵相接的激战开始了。这位法国王子亲手砍倒了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亨利五世上前援救他的弟弟，也受到沉重的一击，被打倒在地。尽管法军人数众多，阿朗松还是被杀死了。法军的第二梯队被英国骑士和他们的随从在肉搏战中打败，象第一梯队那样溃退下去，许多未受伤的人和更多的伤员落入英军手中。  
　　就在此时，一段可怕的插曲发生了。完整无损的法军第三梯队从全线进攻上来，而英军已经乱了队形。一直在英军阵后徘徊的法国随军人员和农民乘机冲入军营大肆抢劫，抢走了英王的王冠、全部服装和国玺。英王见背后受到攻击，而前面精良的败军尚未打败，他便发出了杀害俘虏的可怕命令。于是法国贵族的精华被消灭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以为，只要交一笔赎金便可安然获释，结果只有一些最显赫的人物保全了性命。这种疯狂的行为在这残酷的时刻起到了防御作用，不过也并非必要之举。背后的危机旋即解除，可是法国的贵族俘虏已被寻得所剩无几了。法军的第三梯队溃退下去，已经无心再战。亨利在黎明时曾经宣布，“英格兰永远不会由于今天的战斗为我交纳赎金” [ 原注：摘自C．L．金斯福德所编的《伦敦编年史》第一一九页。 ] ，此时他看到，通往加来的道路已经打通了。他的战果并不止这些，他在正面战斗中以不到一比三的劣势，彻底打败了法国的骑士武装。不到二个小时，他就把法军阵亡者的尸体和法兰西国王的意志力踩在脚下。  
　　亨利五世在查问附近的城堡叫什么名字之后，下令根据它的名字将这次战斗命名为“阿让库尔战斗”，然后向加来进发。他缺少军粮，可是对法国人重新约织起来的、仍然比他强大的军队毫不在意。他离开英格兰不到五个月，在所有欧洲国家的注视下，以辉煌的战绩打败了法国军队，胜利返回伦敦。这次胜利不管怎样衡量，均可谓举世无双。他骑马昂然走过伦敦的街头，带着战利品和俘虏让欢欣鼓舞的人们观看。他本人身着朴素的衣服，并不让满怀敬意的人群看到他被打坏的头盔和砍弯的宝剑，“免得他们忘记，这次胜利只是上帝的功绩”。阿让库尔战斗的胜利使他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英雄。  
　　一四一六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斯蒙德访问伦敦，为了实现和平，他承认亨利为法兰西国王。但是，随后又发生了一些旷日持久、代价巨大的战役和攻城略地的活动，使英格兰感到财力不支，因此她的军事狂热才渐渐冷却下来。一四一七年，一支更大的远征军跨过英吉利海峡。经过长期的猛烈攻打，他们拿下了卡昂。在以后的几年里，法国人在诺曼底的所有堡垒相继陷落。勃艮第人在巴黎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后，皇太子的那些鲁莽的支持者于一四一九年在蒙特罗杀害了勃艮第公爵。这次暗杀活动导致了勃艮第和英国的彻底联合。奥尔良人主宰的法国在整个战争中已遭惨败。一四二〇年五月，查理六世根据《特鲁瓦条约》承认亨利五世为他的摄政王，并答应在他死后由亨利继承法兰西王位。英王亨利则同意在一个由法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帮助下实行统治，并将遵守一切古老的传统。他将拥有诺曼底的全部主权，但他继承法国王位时，诺曼底应和法国统一起来。他得到“英格兰国王兼法国王储”的称号。为了实现并巩固上述权利，他同查理的女儿、标致的卡特琳公主结了婚。卡特琳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在统治英国时给英国人带来了痛苦。  
　　兰克写道：“亨利五世此时的地位非常重要，英法两个伟大的王国已在不同的时间里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将在他和后来者的统治下永远保持联合(不过并没有合并)。……由于血缘关系和对敌人的共同仇恨，勃艮第同他保持紧密的联系。” [ 原注：《英国历史》(History of England)第一卷第八十四页。 ] 亨利五世说服那不勒斯女王约翰娜收他最大的弟弟为养子和继承人。卡斯蒂尔国王和葡萄牙的王位继承人是他的两个姑母的后代。他死后不久，他的小弟弟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同主宰荷兰、埃诺和其他地区的杰奎琳结了婚。“根据家谱，南欧和西欧各国君主都出自兰开斯特家族，因此这个家族的族长似乎就是上述各国的共同君主。”看来只要对不断进逼的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圣战(这是一个崇高神圣的共同事业)，就可以建立一种关系，使整个欧洲在一个英国人的统治下统一起来，这种统一至少可以维持一个时期。后来英法争端再起，使本来可以用于保护基督教世界不受土耳其人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无谓地消耗掉了。  
　　亨利五世在欧洲大陆的活动是不列颠岛从未作过的大胆尝试。他决不是抱着某个阶级的利益越过社会和领土界线的老式封建君主，而是完全从全民族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他是在前线用英语给国内写信的第一位英国国王，他的胜利是靠英格兰民族的军队取得的，他的政策得到了代表英格兰人民的国会的支持。说它代表英格兰人民，是因为乡绅和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在普通律师的帮助下，在那么早的年代使英国国会具有法国和卡斯蒂尔的议会所没有的特点和命运。亨利和他的国家一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他本人受到了人类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誉。斯塔布斯 [ 译者注：英国历史学家(一八二五－一九〇一)。 ] 写道：“没有哪位君主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受到如此一致的赞扬，他虔诚、寡欲、温和、慷慨、谨慎、伟大、仁慈、诚实、正直；‘他言语谨慎，深谋远虑，料事精明，朴实无华，豁达大度’；他是一名杰出的军人和优秀的外交家，能够组织和巩固自己手下的全部军队；他重建了英国海军，为我们创立了军事法、国际法和海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人，具有他的金雀花王族祖先的一切伟大特点，而没有他们那些突出的弱点。”  
　　他有时候也残酷无情，但编年史家们却喜欢渲染他的宽宏大量，说他一生奉行体贴待人的原则。他在国家事务中鄙弃躲躲闪闪、含糊其词的态度，他作出的决定总是“不行”或者“可以”。迄今为止，他是最受各阶级爱戴的一位英格兰国王。在他的统治下，英国军队取得了以后几百年内所未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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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历来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亨利五世的堂堂大帝国是华而不实的。当年亨利二世的破灭的希望，他的继承人也同样无法实现。亨利五世重新提出英国人对法国王位的要求，这就开始了英国中世纪史上最惨的一幕悲剧。阿让库尔战斗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但这次战斗之后所进行的耗费巨大而没有价值的战役完全抵消了它在军事上和精神上的意义，后来的一个灾难性的世纪，使亨利五世的赫赫战功黯然失色了。  
　　在英格兰取得这些辉煌胜利的年代里，也有不幸的阴暗面，如果说亨利五世带领全国同心协力地对付法国，那么他也是这样对待“罗拉德派”的。可以看出，“罗拉德派”不仅被视为异端派，也被看作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教共产主义者。他们将著名的武士约翰·奥尔德卡斯尔当作自己的领袖，扬言要进行信仰和财产方面的革命。在那个虔诚而又轻信的时代，国内公众的仇恨都发泄到他们身上。非常可怕的是，他们竟然说，作弥撒时的圣饼变了味，“还不如癞蛤蟆或蜘蛛”。他们主张剥夺教会的财产，因而受到更强烈的仇视。他们当中的殉道者的忠贞不渝也没有缓和公众的怒气。早在一四一〇年，出现了一个奇怪而可怕的场面。当时身为威尔士亲王的亨利，在处决伍斯特郡的裁缝约翰·巴德比时亲临刑场。亨利对巴德比说，如果他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就可以获得赦免。巴德比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干柴便立刻点燃了。他的可怜的呻吟声使亲王产生了一线希望，以为他还有可能翻然悔悟。亲王下令扑灭柴火，再次给受刑者以生存、自由和生活费的希望，条件是他放弃自己的主张。这个裁缝的态度坚定不移，他叫他们随便动刑，结果被烧成灰烬。在场的人对亲王的仁慈和裁缝的坚定宗教信仰莫不惊叹不已。奥尔德卡斯尔在一四一四年发动了一次无力的暴动，然后逃到赫里福德郡的山区，结果被抓获，也遭受极刑。这些可怕的问题缠住那个时代的所有人，身为世界之王的亨利五世也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名奴隶。这种退步发生在他的身边和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高尚和勇敢精神虽然不可磨灭，却因此失去了一些光彩。  
　　命运女神把可以梦想的一切都给了亨利五世国王，但她不愿冒险让他长寿。一四二二年八月底，处于权力和荣誉顶峰的亨利在战场上染病而死，可能是患痢疾，当时对此病尚无特效药。他临终时接受圣礼并聆听忏悔诗。当他听到“为你建起耶路撒冷的城墙”时，他说：“仁慈的主啊，你知道，我的目标一直是重筑耶路撒冷的城墙，现在仍然想实现这个理想，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这是他临死前的想法。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就去世了。他生前又一次把英国拖入了争夺法国王位的残酷战争。他是宗教界和社会上迫害“罗拉德派”的工具。假如他的寿命象一般人那样长，他的权力可能会服从他的美德，给世间带来人类经常求之不得的和睦和宽容的精神。但是，死神挥起他的大镰刀，将这种美好的前景一刀断送了。杰出的国王不幸早逝，在万众举哀中下葬了，王位传给他的刚刚九个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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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ritishbattles.com/100-years-war/agincourt.htmThe Battle of Agincourt The English victory over the French king’s army; immortalized in Williams Shakespeare’s play “Henry V”. War: Hundred Years War. Date: 25th October 1415. Place: Northern France Combatants: An English and Welsh army against a French army. Generals: King Henry V of England against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Charles d’Albret, Comte de Dreux.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French prisoners For more details on a picture and how to buy it, click on the image Size of the armies: The English army landed in France and besieged the port town of Harfleur some 30,000 strong. The siege took its toll, many in the army dying of disease, and a strong garrison had to be left to defend the captured port. At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Henry’s army was probably around 5,000 knights, men-at-arms and archers. Estimates of the size of the French army vary widely, from 30,000 to as high as 100,000. The attack by Henry V's army on Harfleur

Uniforms, arms and equipment: Knights wore steel plate armour of greater thickness and sophistication than at Creçy with visored helmets. Two-handed swords were coming into vogue as the battle weapon of the gentry. Otherwise weapons remained the lance, shield, sword, various forms of mace or club and dagger. Each knight wore his coat of arms on his surcoat and shield.
  

The English and Welsh archers carried a more powerful bow than their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under Edward III and the Black Prince. Armour piercing arrow heads made this weapon more deadly than its predecessor, stocks of thousands of arrows being built up in the Tower of London in preparation for war. For hand-to-hand combat the archers carried swords, daggers, hatchets and war hammers. They wore jackets and loose hose; although many were rendered bare foot by the time of the battle from the long harrowing march from Harfleur. Archers’ headgear was a skull cap either of boiled leather or wickerwork ribbed with a steel frame. It is claimed that many of the archers stripped off their upper garments for the battle to ease the use of their bows. King Henry wore a polished and plumed bascinet helmet for the battle, surmounted by a gold crown. His surcoat was emblazoned with the arms of England and France. Winner: King Henry V of England won a decisive victory in the battle.

King Henry V prays with his army before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For more details on a picture and how to buy it, click on the image

Battle of Agincourt Account: On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of England in April 1413 Henry V resolved to revive the war against France and press his claim to the French throne. Fitful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resumed, in which Henry made unacceptable demands that the French emissaries rejected with increasing alarm. All the while England prepared for war. Shakespeare imaginatively incorporated into his portrayal of these negotiations a gift from the French Dauphin of a barrel of tennis balls that Henry threatened to turn into cannon shot.

Over the winter of 1414 to 1415 the King ordered his officers to commandeer shipping to transport his army, assembling at Southampton, across the Channel. In August 1415 Henry’s army landed at Harfleur and began the siege of the town. Harfleur finally surrendered on 22nd September 1415, no French army having appeared to relieve it. Henry now faced a dilemma. The late departure of the army from England and the unexpectedly stubborn resistance of the Harfleur garrison left little of the campaigning season. Large forces were assembling round him; the French barons putting aside their fractious quarrelling to confront this foreign invasion; even Duke John of Burgundy sending a detachment to the main French army.

King Henry V of England, the victor at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Henry assembled his council and informed it that he intended to march from Harfleur to Calais, ignoring his councillors’ misgivings at this foolhardy and apparently pointless scheme: Henry could go to Calais by sea with impunity. He had no need to risk his army by marching across the front of powerful French forces and hazarding the crossings of the Seine and the Somme Rivers (with all the difficulties Edward III had encountered before Creçy).
King Henry V at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 The King wears on this surcoat the
Royal Arms of England, quartered with the Fleur de Lys of France as a symbol of his
claim to the throne of France Henry sent a messenger by sea to Calais ordering the Governor of the town, Sir William Bardolph, to march to the crossing point in the estuary of the Somme that Edward III had used in 1346 and hold it open for Henry’s army. On 8th October 1415 the English army marched out of Harfleur on its 100 mile journey to Calais. At the Somme estuary there were no sign of Bardolph and in his place a French force barred the crossing. The French were gathering all around Henry, contingents guarding the bridges and fords along the Somme for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Henry marched south east up the left bank of the river, a French force keeping pace and opposing any attempt to cross. Finally the English army was able to outstrip the shadowing Frenchmen by cutting straight across a bow in the river, crossing and resuming the march north east towards Calais. In the face of the gathering French armies Henry ordered his archers to cut sharpened staves to form a barrier against mounted attack. On 24th October 1415 the English army, led by a screen of scouts, marched through the Picardy town of Frévent, now within 30 miles of Calais and safety. As the army entered the valley beyond the town, the scouts came riding back at speed with the news that an immense army blocked the road. The French had managed to march past the English and cut across their route during the delay on the Somme. A Welsh man-at-arms, David Gambe, on being questioned by King Henry as to the size of the French army, said “There are enough to kill, enough to capture and enough to run away.”
A medieval illustration of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the opposing Royal Standards
are displayed: England on the right; France on the left. The English Royal Standards
incorporates the Lilies of France to show the claim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to the French throne.
For more details on a picture and how to buy it, click on the image Beyond the village of Maisoncelles the French came into sight, a mass of knights and men-at-arms spilling across the valley from the East. Seeing that he could not pass without giving battle Henry ordered his army to encamp and prepare to fight the next day. That evening an air of resignation hung over the English, caused by the heavy rain that began to fall and the enormous French camp two miles up the road, marked in the dark by myriads of twinkling fires, laughter and music: the French had little doubt but that they would prevail the next day. During the night Henry made his way around his army giving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gain a dramatic episode made much of by Shakespeare. The next morning, 25th October 1415, the feast of St Crispin and a public holiday in England, the English army marched out of Maisoncelles, taking up position across the road to Calais in three divisions of knights and men-at-arms; commanded by Lord Camoys on the right, the Duke of York in the centre and Sir Thomas Erpingham on the left. The Archers formed wedged divisions along the front.
Further down the road the French army was forming for battle.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led the first French line. The Dukes of Bar and d’Alençon led the second and the Counts of Merle and Falconberg led the third. In front of the English position two forests approached the road from each side, leaving an area of muddy plough between them, insufficient for the French army to deploy with ease when every French knight of significance wished to be in the front with his retinue; the mass of knights and men-at-arms too compacted and unwieldy to manoeuvre or control. The English soldiers knelt down before the battle commenced and kissed the ground as a symbol that they might be returning to the earth before the day was over. Henry’s men waited for the French to begin the attack but there was no movement in the opposing army. It may be that there was inadequate overall command and no central decision made when to commence the assault or it may be that the French were waiting for further contingents to arrive and take their station.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the armies clash Finally Henry, urged to begin the battle by his commanders, gave the command “Forward banners” and the army advanced with trumpets blaring. Once in arrow range of the French Henry gave the command to halt and the divisions closed up, the archers setting their pointed staves in the ground forming a fence leaning outwards towards the French. Now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two woods Henry directed parties of archers and men-at-arms to move through the trees nearer to the French. On the king’s signal the English archers opened a devastating fire on the compact mass of French knights and men-at-arms.
After the initial shock the front line of the French army moved forward to the charge. In the narrow confines of the muddy rain soaked ploughland the charge quickly reduced to a stumbling walk, impeded by the floundering men and horses shot down by the archers, the arrow storm from the front compounded by the fire of the English concealed in the woods on the flanks. The battle raged over the stake fence along the English line, the archers abandoning their bows and joining the knights and men-at-arms in hand to hand combat with the French cavalry, much of it now dismounted; the soldiers from the woods attacking on the flanks.
Within two hours of the battle beginning it was clear that the English had won. While individual French soldiers fought hard, it was from desperation as the English knights, men-at-arms and archers overwhelmed the struggling mass, taking as prisoner those who might be worth a ransom and killing the rest.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The French overwhelmed The Duke D’Alençon bringing up his division to assist the first line was overcome and about to surrender to Henry himself when he was struck dead.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Charles D’Albret, was killed with numbers of other prominent French nobles, the Dukes d’Orleans and de Brabant among them. The French third line hovered on the edge of the field uncertain whether to take the risk of joining the fight until Henry sent a herald to order them off the battlefield on pain of receiving no quarter. The third line melted away. On the English side the Duke of York died, trampled into the mud, while Henry himself defended his wounded brother, the Duke of Gloucester, against a mob of Frenchmen.
Henry V comes to the rescue of his fallen brother the
Duke of Gloucester at the height of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For more details on a picture and how to buy it, click on the image The main battle was finished by midday, the remnants of the French army streaming away from the battlefield while the English rounded up their prisoners. At this point a small French force led by local nobles, Isambart d’Agincourt and Robert de Bournonville, used their local knowledge to march around the forests and fall on the English baggage at Maisoncelles. Fearing a renewal of the battle with an attack on his rear Henry ordered the French prisoners put to the sword, enforcing this order with the threat of hanging, and reformed his army to face the threat. The French raiders were quickly repelled but not before many of the prisoners were killed, an incident that marred the English victory by depriving the soldiers of the considerable sums they could have raised through ransom. The final act of the battle was to disperse the remnants of the third line and ransack the French camp; before resuming the march to Calais, previously so difficult, now triumphantly easy.

Casualties: It is believed that some 8,000 Frenchmen died in the battle, including many of the most senior nobles of France. English losses are thought to have been in the hundreds. The Duke of York died in the battle as did the Earl of Suffolk, whose father had died in the siege of Harfleur the month before. Follow-up: King Henry continued his march to Calais and returned to England for the celebrations to mark the victory at Agincourt. His army stayed at Calais but it was too late in the season for further campaigning. Harfleur became an English town for the time being. The French King Charles descended into a bout of insanity on hearing the terrible news of the defeat and France’s losses at Agincourt. Anecdotes and traditions:
• King Henry knighted David Gambe as he lay dying in the mud after the battle.
• After the battle Henry V entertained his senior commanders to dinner, waited on by captured French knights.
• During the battle an English knight, Sir Piers Legge of Lyme Hall, lay wounded in the mud while his mastiff dog fought off the French men-at-arms. Only when Sir Piers’ squire and servants came up after the battle would the mastiff allow anyone to approach his master. Sir Piers did not survive his wounds, but the dog returned to Lyme Hall and is reputed to have sired the English Mastiff breed.
• It was believed among the English archers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 that the French intended to cut off the first and second right hand fingers of every captured archer to prevent him from again using a bow. The archers raised those two fingers to the advancing French as a gesture of defiance.
• Lord Camoys, a leading Catholic peer and the descendant of the commander of Henry V’s right flanking division, has his seat at Stonor in the South Oxfordshire Chilterns. References:
• The Hundred Years War by Robin Neillands.
• British Battles by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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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exue.net/post_2999464_1.html阿金库特战役：英国长弓最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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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库特战役之前英军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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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年 10 月 25 日清晨 , 乌云密布不见天日，英王亨利五世指挥他的军队在阿金库特平原南侧列阵。亨利的心情如同铅灰色的天空一样阴沉，他照例驰过英军阵线，检阅部队，鼓舞士气。眼前这 6 千将士个个面容疲惫憔悴，战袍污浊不堪，盔甲锈迹斑斑。亨利抬头向北望去，大约 一公里 以外的地方， 3 万法军排列成三道阵线，人喧马嘶，衣甲鲜亮， 40 多面绣有贵族紋章的旌旗猎猎飘扬。过去几十年的战争中，英军曾经屡次以少胜多击败法军，但今天敌人的兵力五倍于己，奇迹恐难出现，看来阿金库特平原将是这位青年国王的葬身之地。

　　两个月前亨利率领一万军队登陆法国诺曼底的哈夫勒尔 (Harfleur) 以来，一直很不顺利。哈夫勒尔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方才投降，这期间英军粮草不继，痢疾流行，伤病减员达三分之一。亨利本来计划向巴黎进军，但分兵驻守哈夫勒尔以后，他只有不足 6 千部队，口粮只能维持 8 天，进军巴黎的计划已成泡影。亨利在哈夫勒尔逗留了两个星期以后，作出的决定让众人大吃一惊。他不肯半途而废，从哈夫勒尔乘船回国，而是打算率军沿着海岸向东北方向 200 公里 以外的英国据点加莱 (Calais) 前进，从那里回国。这将是一次向法王示威的武装大游行，英国人除了政治影响以外将一无所获。亨利选定的行军路线充满艰难险阻，哈夫勒尔和加莱之间横亘着五条河流，也缺乏较大的城镇提供给养；英军必须在 8 天之内到达加莱，每天至少行军 30 公里 ；亨利登陆法国已经有一个多月，法军肯定已经完成集结，准备阻击英军。事后证明，亨利的这个决定果然将英军置于背水一战的绝境。



英王亨利五世

　　亨利率军到达索姆河渡口，发现对岸有 6 千法军据守，于是沿着索姆河溯流而上，寻找其它的渡口。这一路上都有法军在对岸跟随监视。英军一直东行百余公里，才在小镇福洋 (Voyennes) 渡过索姆河，折向西北前进。当英军来到加莱以南 50 公里 的阿金库特 (Agincourt) 时，发现前面有 3 万法军拦住去路，严阵以待。三名身穿白袍、担任裁判 (Heralds) 的法国骑士按照惯例前来约战，亨利知道自己的 6 千部队在 16 天里跋涉了 380 公里 ，精疲力竭，饥寒交迫，但此时除了应战别无选择。

1. 决战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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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已是欧洲中世纪的尾声，英法百年战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 78 年。战争的表面起因，是当时的英王爱德华三世以母亲是法国公主为由向法国王位提出要求。英军在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儿子黑王子 (Black Prince) 的率领下先后在克雷西 (Crecy) 和普瓦第埃 (Poitiers) 两次以少胜多，击败欧洲最负盛名的法国骑士，迫使法国采取避战策略，逐步蚕食英国在法国境内的领地。英军的侵袭行动无法屈服地大物博的法国，战争陷入僵持局面。 1396 年两国订立《巴黎条约》，勉强维持现状，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十五世纪的欧洲骑士

　　这个脆弱的和平局面很快被打破。 1413 年，年仅 25 岁的亨利五世登上英国王位。年轻的英王血气方刚，野心勃勃，立志统一英法两国。即位不久，亨利就向法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并请求迎娶法王的女儿凯瑟琳公主。这些要求显然是法国无法接受的，亨利其实是在为开战寻找借口。 1415 年 7 月，亨利正式向法国宣战，不久率领 2,500 名骑士、 8,000 名长弓手，以及大批粮草和攻城器械，乘坐 1,500 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在塞纳河口的哈夫勒尔登陆。亨利此次远征，依然是以蹂躏法国乡镇、破坏法国经济为目标的扫荡行动 (Chevauchée)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历代英王一直奉行的战略。

　　法王查理六世时年 47 岁，史称 “ 狂人 ” ，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常发作，不过清醒的时候还算是一位中规中矩的国王。查理得知英军登陆的消息以后，在 9 月 30 日 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列席的 35 位法国封建领主，有 30 位要求同英军决战。此时法国骑士统帅 (Constable of France) 奥布莱特伯爵 (Charles d'Albret) 和其他几位贵族正率领 6 千法军在索姆河畔的阿贝维尔 (Abbeville) 堵截英军，法王立刻命令封建领主集结各自的军队前去同奥布莱特汇合，同英军决战。奥布莱特的先遣队一路尾随英军的时候，法军大部队 10 月 14 日 从茹昂 (Rouen) 出发，抢在英军前面渡过索姆河， 10 月 20 日 同先遣队会师。随后的几天，两军几乎是向西北方向齐头并进，法军稍稍领先英军。最后，奥布莱特选择了阿金库特这个战场，抢先在地势较高的北侧安营扎寨，拦住英军去路。

　　此战法军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几乎是稳操胜券，上上下下都非常乐观。决战前夜法军营地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骑士们呼朋唤友推杯换盏，为划分战利品争得面红耳赤，几个贵族甚至忙着油漆一辆为亨利预备的囚车，打算战后拉他去巴黎游街示众。英军大营却是气氛凝重，亨利命令将士养精蓄锐，禁止任何喧哗，如有违令者，骑士将失去盔甲战马，庶民将失去右耳。入夜，英军营地里只能听到霍霍的磨刀声，以及官兵向神父轻声的忏悔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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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夷之箭

　　阿金库特战役将是一场英国长弓同法国铁骑的较量。西方学者通常将中世纪后半段称为 “ 骑士时代 ” ，不但因为骑士是中世纪社会的中坚，还因为这个时期的战争往往由重甲骑兵决定胜负。欧洲中世纪各国军事体系的核心是所谓 “ 被甲武士 ”(Men-at-Arms) ，统称骑士 (Knight) ，但大部分是没有骑士身份的侍从武士 (Esquire) 。欧洲骑士由各个封建领主豢养，属于职业军人，从小接受格斗训练，作战时从头到脚包裹铁甲，骑乘巨型战马挟持长矛高速冲击敌阵，必要时也可以下马以长剑格斗。



英国长弓

　　法国骑士享誉欧洲，主要因为法国拥有 1,400 万人口，农牧业发达，封建领主有足够的财力物力置办昂贵的骑士装备。相比之下，英国只有 400 万人口，经济落后，英王爱德华三世的鼎盛时期也只拥有 5,340 名重骑兵 1 ，而法国在克雷西一役就投入两万余重骑兵。为了弥补重骑兵不足的缺陷，英王爱德华一世最先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长弓部队。

　　英国学者普莱斯特维奇 (Michael Prestwich) 写道： “ 爱德华二世时代的文件显示有三种弓，其中的标准长弓通常有 6 英尺 长，发射的箭长 一码 ，这些弓通常由西班牙进口的紫杉木制成，本土紫杉木也有使用。最重型的长弓射程可及 400 码 ，当然 200 码 以外就没有什么准头了。训练有素的长弓手每分钟可以发射 10 枝箭。一个经常引用的中世纪年鉴记载，阿金库特战场上布满羽箭，如同大雪覆盖。然而和下雪的悄然无声不同，密集飞来的羽箭往往带着尖锐的呼啸声，令人心惊胆战。 ”2 英国中世纪史料记载，长弓威力惊人，使用波金箭镞 (Bodkin Head)3 近距离施射时，可以穿透 4 英寸 厚的橡木板，也可以轻易射穿欧洲骑士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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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英王亨利八世时代的战舰 “ 玛利玫瑰 ” 号 (Mary Rose) 上面发现了 138 张完好无损的长弓，上弦之前长度在 6 英尺 ( 1.82 米 ) 和 7 英尺 ( 2.13 米 ) 之间，经过测试发现拉力普遍在 100 磅 至 180 磅 之间。玛利玫瑰号发掘出来的两具长弓手的遗骨，左臂骨骼粗壮，脊椎严重变形，为长弓强劲的拉力提供了物证。

　　对于英国来说，物美价廉大概是长弓最大的优势。十三世纪中期，一个骑士的全套标准装备，包括盔甲、武器、和战马，价值 32 英镑，而一个长弓手的全套装备，包括一张弓、 4 囊箭、短剑、匕首、头盔、皮甲背心等等，仅仅价值 1 英镑 6 先令 8 便士 5 。从亨利三世 (1216-1272 在位 ) 开始，英国就推行全民射箭的政策。 1242 年颁布的《武备条例》 (Assize of Arms) 规定，年收入在 2-5 英镑之间的庶民必须拥有长弓，每周日必须练习射箭，每个教堂必须提供箭靶和练习场所等等 6 。这个政策经过一百年的贯彻执行，英国到百年战争前夕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长弓部队。 1347 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军有重骑兵 5,340 人，步兵 26,963 人，其中包括长弓手 20,076 人。弓箭部队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这个比例在欧洲实属罕见。

　　英国长弓部队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步兵。欧洲中世纪的步兵通常是由封建领主临时強徵的老百姓，士气普遍低落，素质参差不齐。经过百余年的重视培养，英国长弓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武士阶层，社会地位虽然不及骑士，但已经高过普通步兵。英国从爱德华一世开始采取征兵和募兵并行的双轨制，而大多数长弓兵是志愿兵，又称合同兵 (Indentured Soldier) ，根据契约按劳取酬，还有权分享战利品，因此士气普遍比欧洲步兵高昂。长弓手不属于骑士阶层，不受中世纪战争规则的保护，欧洲骑士尤其痛恨弓箭手，俘虏以后即使不杀，也会砍掉他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废掉他们的武功。因此英国长弓兵比欧洲步兵更加斗志顽强，冷酷无情。



左边是穿甲专用的波金箭镞(Bodkin Head) ，右边是普通的宽刃箭镞

　　英王爱德华一世在同苏格兰人作战时逐步发展了一套长弓手同重骑兵协同的攻守战术。在进攻苏格兰人的长矛密集阵时，英军长弓手以高射角朝着敌阵某一部分齐射，密集的箭雨从空中俯冲而下 (Plunging Fire) ，大量杀伤疏于防范的敌军，为英军重骑兵打开缺口，而后者乘机高速冲击敌阵。防守的时候，英军长弓手依托地形或障碍以猛烈火力阻击敌骑冲锋，待到敌骑队形散乱、举步维艰的时候，英军骑兵从两侧发动突击。英国长弓首次扬威欧陆是 1346 年的克雷西战役 (Battle of Crécy) ，此战至少 12,000 法军命丧长弓箭下，其中包括 11 位亲王和 1,200 个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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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雷西战役以后，法国封建领主又同小股进犯英军多次交战，其中尝试了各种战术以抵消长弓的优势。欧洲十四世纪开始流行的钢质板甲防护力非常好，英国长弓只有在几十码的近距离才可能穿透，倒是骑士的战马只有面部和前胸有铁甲防护，在弓箭的密集攒射之下非常容易受伤，导致骑士落马。法军的应对战术便是身披重甲手持盾牌长剑的武士徒步正面冲锋，而部署在两翼的骑兵冲击英国长弓部队的两侧。 1356 年的普瓦第埃战役 (Battle of Poitiers) ，法王约翰二世试图采用这个战术，但法军骑兵和步兵未能做到协同进攻，结果还是被英军各个击破。

　　为什么法国没有大力发展长弓部队呢？事实上克雷西战役以后，法国的确有推广长弓的措施，英国学者哈代 (Robert Hardy) 引述一段法国古代史家 (Jean Juvenal des Ursins) 的话： “ 不久以后法国的弓箭手变得如此优秀，准确性已经不亚于英国弓箭手。然而，一旦这些出身庶民的弓箭手团结一致，他们有可能变得比法国的王公贵族还要强大。正是基于这个忧虑，法王最终决定压制弓箭部队的发展。 ” 显然法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容纳一支平民军队的空间。

3. 排兵布阵

　　法军的参战兵力古代史料众说纷纭，大致推算在 25,000 到 30,000 人之间，其中绝大多数是出身贵族阶层的骑士 (4,000 人 ) 和侍从武士 ( 约 16,000 人 ) ，另外有 5,000 名弓箭手和数千长矛兵。反观英军， 5,000 长弓手都是庶民出身，只有不足 1,000 名武士属于贵族阶层。后世史家称阿金库特战役是一场平民和贵族之间的较量，这个说法并不过分。

　　法军战役总指挥是骑士统帅奥布莱特和元帅布西高特 (Boucicaut) ，此二人都是资深将领，其中布西高特是当时法国赫赫有名的悍将，曾经多次援助条顿骑士团东征波罗的海地区，并在 1396 年参加了欧洲联军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入侵的尼科堡战役 (Nicopolis) ，战败以后侥幸逃生。 1984 年，英国考古学家菲尔波茨博士 (Christopher Philpotts) 从一堆古代手稿中意外发现了布西高特制定的阿金库特战役部署，使我们有幸得见法军的战术意图。法军按照惯例排出三条战线，准备向英军发动波次攻击。第一条战线由奥布莱特和布西高特亲自率领，中央是四个方阵一共 8,000 徒步被甲武士，另有 5,000 弓箭手在两侧稍微突前提供火力支援；第二条战线由阿兰逊公爵 (Duke of Alençon) 率领，包括 6,000 徒步武士；最后是 10,000 名重骑兵压阵，组成第三攻击波。布西高特在第一条战线左翼部署了 1,600 重骑兵，右翼部署了 800 重骑兵，这两支突击队的任务是在中央阵线接敌以后，出其不意迂回到英国长弓部队的侧后发动攻击。

　　布西高特的战术构想注定是一厢情愿。首先，奥布莱特选择的阿金库特战场夹在两片密林中间，是狭长的走廊形状，最宽处在战场北侧法军阵地，只有大约 1,100 米 ，向南稍微收紧，到英军阵地这里只有 900 米 宽。两侧的密林长满灌木，骑兵根本无法穿行，因此迂回英军侧翼的部署纯粹是纸上谈兵了。其次，法军的指挥系统非常混乱，参战的贵族骑士争强好胜、各行其事，布西高特的战前部署根本得不到严格执行。法军布阵时，一线排在后面的骑士们不愿甘居人后，纷纷挤到前列，将两侧的弓箭手推搡到后面。法军最终的阵形变成了四条战线，本来应该突前提供火力掩护的弓箭部队退居二线。战后法国史官的记载里抱怨法军弓箭手整场战役一箭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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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库特战役双方的布阵，南侧为英军

　　阿金库特战场是一片农田，不久前当地人在这里翻种冬小麦，地表非常疏松，加上战前豪雨倾盆下了一整夜，使战场变成泥潭。欧洲中世纪骑士的战马身高体壮，承载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以后，重量超过一吨，在泥泞之中难于立足，骑士随从不得不找来木板给战马垫脚。奥布莱特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极力说服跃跃欲试的法国骑士们按兵不动，期望太阳出来以后能把战场地面晒干一些。

　　英军按照惯例布阵，中央是大约 900 名重甲武士，全部下马组成三个并列的方阵； 5,000 名长弓手在两翼斜向前排列。整个英军阵线类似一个扇形，大概有 5 行纵深，亨利和其他骑士一起在中央前列徒步作战，并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通常英国长弓部队会在自己阵前设置障碍阻止骑兵冲击。 6 天以前亨利就让每一个长弓手随时携带一根长约 2 米 、两头削尖的树干，列阵完毕以后，弓箭手们将各自的树干斜向前钉入地面，高度大致可及战马的前胸，树干之间相当宽敞，弓箭手们可以进退自如，但战马就无法穿过。这种简单有效的鹿砦工事英军还是初次使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亨利借鉴了 19 年前尼科堡战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成功经验。

　　英军大约早上 7 点钟就列阵完毕，等待法军进攻，然而一直等到正午时分对面都没有动静。亨利明白英军已经断粮，拖延只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断然下令全线前进。两翼的长弓手拔出各自的树干，勉力淌过泥泞的战场，一直逼近到距离法军阵线 300 米 的地方停下来。这个 700 米 的行进过程是英军最脆弱的时候，如果法军突然进攻英军两翼，长弓手们来不及做防御工事，在法国铁骑的冲击下势必崩溃。可惜的是法军一直按兵不动，没有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也许骑士们自以为胜券在握，想发扬骑士风度，赢的光明磊落。法国人将为这种狂妄傲慢付出惨重的代价。

4. 决战与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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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军到达新阵地以后，两翼的长弓手很快将各自的树干钉入地面，然后从箭囊取出几十支箭来插在身前的地上以便取用。英国长弓手通常自带 4 囊箭，以每囊 24 支计算，总计 96 支。随着长弓部队统领厄宾汉爵士 (Sir Thomas Erpingham) 的令杖抛入空中， 5 千长弓手弯弓搭箭，仰天放出一波齐射。刹那间天空似乎变暗了，好像数千架竖琴同时震弦般的嗡嗡声在战场上回荡， 5,000 支离弦之箭以高仰角窜升至 30 米 的空中，然后一起俯冲扑向法军阵线，带着巨大动能落在法国骑士的盔甲上面，尖利的金属撞击声震耳欲聋。第一波弓箭落下不久，英国长弓手们又放出第二波齐射，这样短短一分钟内，法军一线部队承受了足有 5 万支箭的攒射。平心而论，英军长弓这样远距离的射击很难穿透法国骑士的钢质盔甲，然而不少战马中箭受惊，扰乱了阵形。两翼的法军骑兵按捺不住，率先冲了出去，奥布莱特只好命令中路的 8,000 徒步武士出击。



英国长弓手和他们的木桩工事

　　冲向英军两翼的 2,400 法国铁骑在泥泞中艰难迈进。法国史官记载，战场的烂泥没过马膝，有些地方可及马腹。法国骑兵的冲击速度因此非常缓慢， 300 米 的距离足足需要 40 秒钟，这期间英国长弓手又放出至少 6 波齐射。法军冲击途中不断有战马中箭倒地，背上的骑士被抛到烂泥里面动弹不得，被后面的铁骑践踏。法国铁骑冲到英军阵前，长弓手们迅速退到鹿砦后面，显然法军对突然出现的尖利木桩缺乏思想准备，最前面的战马煞不住脚惨遭洞穿，背上的骑士向前抛出好几米远，落入英军阵中。后面的骑兵见状纷纷掉转马头躲避，然而泥泞的地面使战马行动缓慢，结果成了英国长弓手的活靶子，被近距离一一射杀。残余的骑兵掉头夺路而逃，背后英国人的箭如追命一般，而迎面又撞上冲锋而来的徒步武士，人仰马翻乱成一团。

　　徒步冲锋的 8,000 法国骑士身负 30 多公斤重的盔甲，在烂泥地里踉跄而行，不一会儿便气喘吁吁。英国长弓手的箭雨虽然无法阻止他们前进，但也迫使整个法军战线向中间拥挤，而在他们前面，英王亨利亲率 900 骑士严阵以待。法军接敌时已经没有任何冲击力，武士们徒劳地挥舞几下长剑便精疲力竭，被以逸待劳的英国骑士砍倒，或者被地上的尸体绊倒。英军一些长弓手已经没有射击角度，此时也加入战团攻击法军的侧翼，他们手持短剑匕首行动敏捷，三、四人对付一个法国骑士，伺机靠近敌人以锋利匕首从盔甲腋下的缝隙刺入。法国骑士一旦跌倒就深陷泥泞难以起身，又成为接踵而至的其他法国骑士的绊脚石，导致摔倒的法国兵相互重叠。一个英国骑士事后回忆道，法国兵被压死的要多过被杀死的，英军阵前的法军尸体很快堆积如山。剩余的士兵企图撤退，但被法军第二攻击波堵了回来，或被屠戮，或被践踏，尸山越堆越高，战场成了屠场。

　　法国贵族见到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武器。然而他们面对一群无以理喻的大老粗，绝大多数英军长弓兵不讲法语，也不懂骑士规则。阿兰逊公爵时运不济，按照惯例摘下头盔表示投降，结果被一个杀红了眼的长弓兵手起锤落砸得脑浆迸裂。英国骑士们不得不分头阻止无谓的杀戮，指挥士兵收集战俘，因为这些法国骑士都是财源。至少有两千多个法国骑士被俘，法军的两位战役总指挥，奥布莱特已经战死，布西高特被英国人从尸体堆里拖出来做了俘虏。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战斗逐渐平息，法军二线残部和三线部队已经开始逃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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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在此时发生意外，导致著名的 “ 杀俘事件 ” 。一个名叫伊森巴特 (Isambart d'Agincourt) 的当地贵族率领几个武士和 600 个武装农民绕道偷袭了英军的大营，他们驱散守军，开始大肆掳掠。亨利得信，判断这是法军主力的突袭，立刻派遣一支部队发动反击。与此同时，法军残余的大约 600 名重骑兵在马勒伯爵 (Count of Marle) 的带领下发起最后的冲锋。亨利立刻意识到局势的凶险，他的长弓部队的弓箭几乎用尽，而自己身边只有不足 300 个精疲力竭的骑士，另有约 300 人正在后面看管战俘。亨利需要人手加强正面防守，又害怕两千多法国战俘乘机发难，毅然决定屠杀俘虏。英国贵族强烈抗议，因为这种野蛮行径违反骑士规则，而且战俘能够带来巨额赎金。亨利警告部下，不从者将处以绞刑，同时将看管战俘的骑士调到前线，另派 200 长弓手执行杀戮使命。长弓手们一拥而上，刀斧齐下，鲜血横流，等到前面法军骑兵的冲锋流产，亨利下令停止杀戮时，至少已有 500 法国骑士丧命。

　　阿金库特战役到此结束，狭窄的战场上插满将近 50 万支羽箭，如同大雪覆盖。法军阵亡大约在 7,000 到 10,000 人，绝大多数是贵族阶级，其中包括 3 个公爵， 9 个伯爵， 92 个男爵，以及将近 1,000 骑士。另有 1,500 名骑士被俘，其中包括波旁公爵、奥尔良公爵、元帅布西高特等显要人物。此战法国损失了将近一半的贵族骑士，可谓元气大伤。英军伤亡大约 500 人，阵亡的显要人物包括约克公爵、萨福克伯爵等人。

　　战斗刚刚结束，亨利就迫不及待地召见三名法国裁判，要求判定结果。虽然担任主裁判的蒙乔瓦伯爵 (Count of Montjoie) 异常鄙夷英军屠杀战俘的野蛮行径，他的职责是裁决结果，而不是评判功过。蒙乔瓦面无表情地回答： “ 殿下，英国赢得了胜利 ” 。亨利得知蒙乔瓦的城堡名叫阿金库特，说道： “ 那么就让这次英国的辉煌胜利作为 ‘ 阿金库特战役 ' 载入史册吧。 ”



挣扎在泥潭里的法国骑士

5.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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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库特战役以后，法国已经无力再战，查理六世于 1420 年签署特洛耶条约 (Treaty of Troyes) ，承认英王亨利五世为他的合法继承人。次年亨利迎娶凯瑟琳公主，正式取得法国王族身份，这样查理六世死后，英法两国将实现统一。很多法国封建领主拒绝这个条约，理由是法王查理精神失常，签约无效，他们几年后在圣女贞德号的号召下起兵抗击英军。亨利未能实现登上法国王位的梦想， 1422 年在法国南部征战时感染痢疾去世，时年 35 岁。仅仅两个月以后，法王查理六世去世。

　　虽然扬威阿金库特，英国长弓却是江河日下了。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火器逐渐在欧洲流行，威力也越来越大。 1453 年英法百年战争的谢幕战加斯蒂庸战役 (Castillon) ，法军推出 300 多门大炮，将冲来的英国骑兵打成碎片。此后欧陆各国纷纷换装火枪火炮，火枪兵和长矛兵的混编方阵大行其道。英国极力保持长弓传统，这样做无可厚非，因为直到 400 年以后膛线步枪的出现，滑膛火枪的射速和准确性都不及弓箭。 1569 年英国政府甚至颁布法令，禁止长弓手学习使用火器。 1577 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务院总结长弓衰落的原因，认为 “ 人们一旦看到火器的威力，就误以为弓箭毫无用处了。 ”13 然而欧洲火器革命势不可挡，与时俱进才是生存之道。终于在 1589 年，英国政府取消了长弓部队这个正式编制，着手将弓箭手训练成为火枪手。英国长弓这才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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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圣女贞德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一个婴儿当上了英国国王，过了两个月查理六世去世，他又毫无异议地成为法国国王。他的叔叔贝德福和格洛斯特成为护国公，他们和各个最强大的家族的族长组成的政务会共同设法继续亨利五世的事业。这位英雄的儿子享受着特殊神圣的尊严，他的摇篮闪烁着阿让库尔大捷的荣光。为了使小国王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得到健康的发展，经过精心挑选的保姆、教师和不久以后的贵族监护人受权在必要时对他进行“合理的惩罚”。不过这种手段是多余的，因为小国王生性温和、善良，正直而又仁慈。他虔诚得无法形容，并且喜欢狩猎和文学，这些爱好后来使他在耻辱而可怕的漫长的一生中有所慰藉和寄托。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兰开斯特家族的虚弱体质，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查理六世的薄弱意志，因此他身心脆弱。他判断问题不甚明了，摇摆不定，对朋友过度慷慨，对敌人缺乏谋略。他过分心慈手软，据说他甚至主张不杀普通盗窃犯和杀人犯，可是他对处决许多政治犯的残忍行为被迫采取容忍的态度。他象羽毛球一样，在对立的派系之间飞来摆去，象木偶一样掌理国政，对英国社会和力量的不断衰落束手无策。他在激战场所的外围茫然徘徊，曾经三次被俘。他时而以国王的威仪出现在国会、军队或民众的面前，时而在嘲笑声中走过街头，时而身陷囹圄，时而弃家逃难，四处躲藏，被人追捕，饥寒交迫，还常常由于陷入半傻或完全的白痴状态而倍受苦楚。他在人世的极度痛苦中整整忍受了五十来年，直到杀人凶手将他送到另一个世界。他相信，那个世界会好得多，不可能比人世更坏。尽管他昏庸无能，并因此给英国带来了灾难，但英国人民看到了他那颗善良的心，公正地把他视为圣人。他们对他的爱戴之情始终不渝，在全国许多地区，只要兰开斯特家族得到坚决的支持，他就被奉为圣人和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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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亨利五世去世的时候，英国已经在法国取得军事优势。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约翰去法国担任摄政王和总司令，此人是一个有军事才能的继承人。英国同勃艮第的联盟仍然存在，这使它赢得了巴黎的忠诚和支持。一四二二年十月，曾经签署《特鲁瓦条约》的法国国王逝世了，英国的幼主登上了法国王位，但是他的继位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卢瓦尔河以南(加斯科涅当然除外)，法国皇太子实行着统治，而且即将加冕为王。英法战争仍在激烈进行，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住英国弓箭手的攻击。多次的围困战和抢劫使乡村无限萧条冷落。一四二三年，苏格兰人和法国人在巴肯伯爵的率领下，在博吉打败了英国人，但英国人也取得了三次重大的胜利。一四二三年八月，法国人在克拉旺得到一支强大的苏格兰军队的支援。这些苏格兰人斗志旺盛，他们对英国人的仇恨超出了一般的宿怨。英格兰弓箭兵在勃艮第盟军的援助下，将他们大部分射倒在地。一年以后，这幕悲剧又在韦纳伊重演了。巴肯在博吉战斗之后被任命为法军统帅，他劝说他岳丈道格拉斯伯爵再带一支苏格兰生力军前来法国，并且请他亲自担任统帅。法国人取得一些胜利之后，想退守卢瓦尔河。可是苏格兰统帅道格拉斯带领的五千名苏格兰人怒不可遏，他们非要打仗不可，结果在箭雨面前几乎全军覆没。道格拉斯、巴肯和其他苏格兰酋长在战场上倒了下去，他们的士兵伤亡如此惨重，以至在这些战争中再也无法组织单独的苏格兰军队了。  
　　在国内未能拨来军费而被蹂躏的地区又无粮可筹的情况下，英国人企图以贵族武士率领的几千名弓箭兵征服法国的辽阔领土。在韦纳伊战斗胜利之后，他们的这种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了。法国人似乎无法对付这些粗犷、贪婪和狂暴的英国人。他们使用弓箭，战术灵活，胆大无耻。他们生来就能取得大大小小的胜利，不管环境如何，也不管敌人多到什么程度。甚至五年以后在一四二九年二月的“鲱鱼战斗”中，法国人以六比一的优势仍然来能获胜，结果还是被约翰·法尔斯塔夫爵士打败了。有四百辆车向前线运送英国军队在四旬斋期间必不可少的鲱鱼，途中受到突然袭击。押运的部队将车辆布成车阵，弓箭手站在两车之间或车上，从马尔博罗、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滑膛枪射程以外的地方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不久将成为法王查理七世的法国皇太子代表着法国。在法国各地，甚至在被征服的省份，崇高的民族精神不仅激励着上层阶级，而且也鼓舞着下层阶级以上的所有人，而皇太子则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者。  
　　贝德福在法国期间，格洛斯特公爵独自成为英国年幼国王的护国公，他的奢望和贪欲在英国和勃艮第之间打下了一根楔子。埃诺、荷兰和泽兰的继承人杰奎琳公主是个气概不凡的女人。为了勃艮第的政治需要，她在青春妙龄时被嫁给了十五岁的丑八怪、身体羸弱的布拉邦特公爵。她起来反抗这个不幸的命运，到英国避难，请求格洛斯特给予保护。格洛斯特给予她绝对保护，决心娶她为妻，以便得到她终身为伴的温暖和她的继承权。并非按照教规选定的教皇本笃十三世批准杰奎琳离婚。一四二三年初，杰奎琳便和格洛斯特结婚。这件引起非议的风流韵事深深地得罪了勃艮第公爵，因为他在低地国家的重要利益受到了损害，勃艮第的腓力怀着仇恨的心情看待世界。他对杀害他父亲的可恶敌人满怀怒气，与法国皇太子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格洛斯特的上述行动消除了他对法国皇太子的敌意。格洛斯特在公文中指责他不诚实，并和杰奎琳带着数量可观的军队进入埃诺和荷兰，腓力和英国人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尽管身在法国的贝德福和国内的政务会都坚决谴责格洛斯特的行动，并且作出很大努力来弥补这个行动所造成的损害，尽管教皇经腓力劝说，迟迟不采取必要的步骤来解除杰奎琳同布拉邦特公爵的夫妻关系，然而英国和勃艮第的关系还是由于这个事件而破裂了。在这几年里，布列塔尼公爵也疏远英格兰，重视法王的呼吁和建议。根据一四二五年十月的《索米尔条约》，他获得对英作战的最高指挥权。他指挥法军的时候双方不分胜负，但英国的反法联盟却削弱了，疲于战祸的法国有了短暂的一线希望。可是法国皇太子的弱点、法国君主力量的枯竭以及法兰西王国的混乱和苦难达到了极限，因此胜负尚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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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惨遭蹂躏的土地上出现了拯救众人的天使、法国最高尚的爱国者、最杰出的英雄、最敬爱的圣人和最激动人心的人物，她就是永放光辉的农家女贞德。她曾在孚日森林边缘多姆莱米村的小客店里劳动，经常骑着客人的无鞍马匹去河边。星期日她常常在森林里漫步，那里有许多圣骨，那里的人们还传说，有朝一日，从那些橡树林里将走出法国的救世主。她在地里放羊时，产生了幻觉，上帝的圣徒出现在她的面前，他们为法国的命运感到悲伤。圣迈克尔指示她以神圣的权利去指挥救国大军。起初，贞德在这个艰巨的使命面前退缩了，后来当圣迈克尔在本村教会的守护神圣玛格丽特和圣卡特琳的陪同下再次出现时，她服从了这一命令。这个少女满怀忧国之情，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可能比较神奇，但无疑是不可战胜的。  
　　同穆罕默德一样，她受到家庭的最大阻挠。她的父亲听说她竟然想女扮男装驰骋于粗鲁的士兵之间，不禁勃然大怒。她怎能弄到战马和盔甲呢？又怎能见到国王呢？圣人们一定感到必须帮助她解决这些问题。她说服了附近小镇的镇长博德里古，使他相信她受了神的启示。镇长介绍她去拜谒已经陷入绝望的宫廷。她经过艰难的旅行，在希农被带到国王驻跸的、用石头砌成的大厦里。在大厅里，国王有意同朝臣混在一起，但贞德借着火炬的亮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她说：“最高贵的皇太子殿下，我是村女贞德，上帝派我来援助您和法兰西王国；根据上帝的命令，我宣布，您将在兰斯加冕登基。”有人诽谤皇太子查理，说他是私生子，查理常常为此而苦恼，所以当贞德把他从朝臣中认出来时，他非常感动。贞德同皇太子单独谈论国家的机密大事，这些事情不是圣人告诉她的，就是其他高级权威人士透露的。她要求得到一把古剑，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把剑，却能说出它的特征，国王身边的人为此感到惊讶不已。当他们把穿着戎装的贞德放上马背时，发现她竟能骑马。她端起长矛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高兴。  
　　假如策略在此以前未起作用，那么它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贞德的神奇使命传到了国外。为了确定她是上帝派遣的人，由神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普瓦蒂埃议会和整个政务会对她进行了盘查。它们盘查后宣布，她是善良的贞女，是受上帝启示的人。她在接受盘查时对答如流，语意深刻。迄今人们一直认为，她为了这个使命专门受过一个时期的培训，这至少是对那些公认事实的合理解释。  
　　一四二九年，奥尔良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困境。几千名英国人被勃艮第人抛弃之后，不太严密地封锁了奥尔良，慢慢地扼杀着这个城市。他们的自信心和威望促使他们深入敌国去攻击一座设防严密的城池，而城里的守军人数相当于他们的四倍。他们修建了一系列棱堡，觉得在里边万无一失。贞德要求率领一支军队前去援救。她穿着简单而没有装饰的盔甲，骑马走在全军之首。她鼓起了士兵的勇气，打破了英国人的优势，不仅俘获了粗鲁的英国士兵，而且俘虏了久经沙场的英国军官。她的计划很简单，就是不顾两边坚固炮台的威胁直入奥尔良。但已故奥尔良公爵的私生子、老练的军官杜努瓦并不主张走这条危险的路线。由于贞德不会看地图，他把给养都装上船，通过其他路线把贞德几乎只身带到被困的奥尔良。贞德受到热烈的欢迎。但船队被逆风吹了回去，最后不得不沿着她所提出的路线前进。这支船队在英国人的棱堡之间通行了整整一天，而那些棱堡里的英国人张口惊视船只行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上帝派遣使者下凡拯救法国的消息，燃起了法国人心中的希望，这却使英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不寒而栗，惶恐不安地失去了自信心。杜努瓦回到巴黎，贞德仍然留在奥尔良。在她的感召下，法国人转而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展开了攻势，这一攻势后来一直继续到把英国侵略者赶出法兰西为止。贞德下令立即对英国人发动进攻，她自己身先士卒。她被一支箭射中，将箭拔出来后又继续冲锋。她爬上云梯，被敌人打进沟里，摔得几乎晕了过去。她趴在地上，又作出新的努力，大声喊道：“同胞们，冲啊！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到我们手中。”英国人的堡垒一个又一个地陷落了，里面的军人被杀死。萨福克伯爵被俘，围困被粉碎了，奥尔良得救了。英军有秩序地撤退，贞德谨慎地制止市民到野外追击。  
　　贞德此时已经确实成为法军的统帅，谁要对她的决定提出异议是很危险的。来自奥尔良的军队只服从她的命令。她又参加了一些新的战斗，指挥部队进攻扎戈，于是打开了奥尔良附近的卢瓦尔河通道。一四二九年六月，她率领曾经在巴德伊取得胜利的军队继续前进。她对查理说，他必须向兰斯进军，在他祖先的御座上加冕登极。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因为兰斯处在敌占区的后方。但在她那不可抗拒的魅力面前，查理顺从了。他们所到之处，各个城镇都开城迎接，民众纷纷前来援助查理。在凯歌声中，查理在兰斯以古代最神圣的仪式加冕为王。查理的身边站着神采焕发的贞德姑娘，她的大旗上写着“上帝的意志”。这一切真是奇迹。  
　　此时贞德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她沉默了，要求回家照顾自己的小羊和客店里的马匹。但是所有的人都恳求她留下来。具体指挥作战的法国军官虽然不愿接受她的干涉，却已深刻地意识到她对整个事业的价值。宫廷胆小畏战，同勃艮第公爵举行了和谈。它对巴黎组织的一次进攻也是三心二意的。贞德赶到前线参战，企图促成胜利，结果受了重伤，军官们便下令撤退。贞德伤愈之后，仍然企图收复巴黎。宫廷给予她伯爵的爵位和年金。  
　　但是，宫廷和教会对贞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前，她一直支持奥尔良人的事业。在取得“二十次胜利之后”，她的使命的性质显现了出来。她参加战斗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法国而不是为了奥尔良派。的确，法国的民族观念是从她身上产生并传播开的。因此，强大的宗派集团不再支持她了。不过她仍然计划为法兰西收复巴黎。一四三〇年五月，贡比涅违抗国王的命令，起来反抗英国人。贞德只带六百人去援救贡比涅。她确信这是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动。她率领骑兵企图冲过河上的吊桥。敌人起初大吃一惊，然后重整旗鼓，使法军惊慌不安。贞德毫不畏惧，她的朋友们强迫她离开战场，而她仍然和后卫一起冲杀。两军混战一团，要塞本身受到威胁，它的大炮面对混乱的人群也无法轰击。要塞司令官弗拉维的职责是挽救这座城池，他被迫在她面前拉起吊桥，把她留给了勃艮第人。  
　　勃艮第人将她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兴高采烈的英国人。对于贝德福和他的军队来说，她是个女巫、婊子和长于妖术的小魔鬼，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消灭掉。可是要提出罪名并不容易，因为她是战俘，交战的贵族当中有许多常规保护着她。敌人于是乞灵于宗教力量。博韦的主教和巴黎的学者控告她散布异端邪说。她受到了长期的讯问，主要罪状是，她拒绝否定自己的“言论”，因此这是无视教会的裁决和权威。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命运吉凶未卜，漫不经心而又没有良心的查理没有伸出一个手指来营救她。现在没有任何要赎取她的记载。在无穷无尽的压力下，她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得到的宽恕是终身监禁，靠面包和清水过活。在牢房里，圣徒们的影子又不可抗拒地出现在她的面前。教士设下圈套，将她的铠甲和男子服装放在她面前，她又兴奋起来，把衣服和甲胄统统穿上。就在这时，她被宣布为故态复萌的异端派，判处火刑。她在滚滚的人流中被拉到鲁昂市场上的火刑柱前。在高高堆起的干柴上，火焰向她伸出长长的舌头，翻滚的浓烟预告着她的末日的来临。她举起用干柴做的十字架，最后喊了一声“耶稣！”。史卷记下了在场的一名英国士兵的评论，他说：“我们糊涂了，烧死了一位圣徒。”事实证明，这个士兵的话是正确的。  
　　贞德远远超越于普通人之上，在一千年里无人能同她相媲美。关于她的审讯记录给我们提供的细节，经过千百年光阴的消蚀仍然跃然纸上，我们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她的言语对她作出公断。她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本性的善良和勇敢。不可征服的勇气，无限丰富的感情，单纯者的美德，正直人的智慧，这一切都在她身上放出了光彩。她解放了养育自己的土地，因此赢得了光荣。每个军人都应该读一读她的故事，思索一下这个真正的军事家的言论和行动。她虽然没有学过战争艺术，却在短短的二年时间里在各种形势下揭示了制胜的诀窍。  
　　贞德死于一四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从那时起，战争的形势对英国人极端不利。同年十二月，幼小的亨利在巴黎加冕。巴黎人对此很冷淡，法兰西全国都抱反对态度。一四三五年，勃艮第同英国完全对立起来。贝德福已经去世，接替他的是一些低能的军官。法军的总司令杜努瓦没有用骑兵对英国弓箭兵进行正面攻击，而是施用巧计或突然袭击，赢得了一系列胜利。他有时趁英军的弓箭兵分布在河一边的时候去攻击对岸的骑兵，有时他用大炮进行轰击，迫使英军在步调紊乱的情况下发动进攻，法军此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七百名工兵在比霍兄弟的指挥下，用二十二英寸口径的攻城炮向仍在英军手里的许多城堡射出巨大的石弹。在亨利五世时代要经过长期的围困才能拿下的城市，此时在重炮轰击下不要几天就会陷落。法国北部除加来以外的全部地区均已光复，就连作为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嫁妆、忠诚地归顺英格兰国王已达三百年的基恩省也已转手。奇怪的是，这个省份几乎立即起来反抗法国的统治，要求英国人再打回来，重新征服这个地区，英国政务会由于内部贵族派系的勾心斗角无力给予有效的支持。在一四五三年轻率进行的卡斯蒂荣战斗中，勇敢的施鲁斯伯里伯爵塔尔博特和他的大部分英国士兵部被杀死。其余的人同法国讲和，从拉罗歇尔渡海回国。到一四五三年底，通过武力或谈判，英国人已被赶出了欧洲大陆。在他们猎取的所有土地中，只剩下加来这个桥头堡。守备这个桥头堡的费用几乎占国会每年拨给王室款项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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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约克和兰开斯特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亨利六世长大以后，他的优良品德和愚蠢无知都显露了出来。然而，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管教的。一四三一年他十岁时，他的教师沃里克报告说，他的“年龄、身体、自负心理以及对皇家地位的意识都在增长，这使他对所受的惩罚愤愤不满”。他说过“许多事情是不对的”。在他童年时期，政务会就对他进行过大肆渲染，带他参加仪式，在伦敦和巴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加冕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倾向于对他实行严格一些的控制。由于贵族之间的竞争和全国对他寄予的无限希望，他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一些骑士和绅士已经奉命和他生活了一个时期，并且为他服务。在法国连续受挫的年代开始以后，有些人不断地极力劝说他行使自己的权力。到十五岁时，他已经参加政务会的例行会议，并获准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赦免和奖赏的特权。政务会争执不下时，则由他作出决定。他常常采取折衷方案，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不满十八岁，他就一心致力于创办他的伊顿公学和剑桥公学。显要贵族们认为，他对社会事务有着过早的和不健康的兴趣，这是他的智力和经验所不及的。他意志薄弱，性情温顺，不适于尚武时代的激烈争夺。在他身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寄予不同的希望。有些人吹捧他有超人的才智，另外一些人则抱着完全相反的偏见，说他是个几乎不辨是非的傻瓜。现代史学家赞成后一种看法。当时，如果有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就可以恢复国家和贵族之间的平衡关系。人们一致要求限制国内的派系斗争，到国外去发动可以获得胜利而代价又不高的战争。可是王位被一个虔诚的傻子占据着，他的优缺点都使他适合做一个傀儡。  
　　那些年是英国的不幸时代。王室囊空如洗，贵族却家财万贯。百姓家徒四壁，但更主要的是横遭不幸，不得安宁。上个世纪的宗教问题此时被拉入更实际的政治斗争。在大陆上迅速建立起来的帝国正在被统治不力而只顾肥私的寡头政治集团所抛弃；可以运送无敌的大军去打败法国人的金钱，也被教会所侵吞。  
　　兰开斯特家族的亲王们内讧不休。一四三五年贝德福死后，格洛斯特和博福特家族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作为温切斯特主教，红衣主教、约翰·冈特第三次结婚所生的合法儿子之一，博福特是英国的首富。在教会出于深谋远虑向国家捐献的款项中，他的份额最大。他不断给宫廷和政务会提供现款，但必须有抵押品，而且，这些抵押品只能用黄金赎回。博福特一家和他们的朋友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总是靠近国王，对于注定要倒霉的事情不大过问，通过和平的手腕和完全超脱的态度取得了颇有影响的地位。掌握兵权的人物也常常不得不听从他们的意见。一四四一年，这部分势力同格洛斯特公爵对立起来。格洛斯特公爵那时已经和妻子杰奎琳离婚，同姘居已久的美丽的埃莉诺·科巴姆结婚。埃莉诺是格洛斯特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因而成为专门打击的目标，被人挖空心思地戴上了施展妖术的罪名。控告她的人说，她用蜡做成国王的塑像，常常拿着塑像在火上烤，让它慢慢熔化，目的在于一点一点地毁掉国王的性命。她被判定有罪，被迫穿着赎罪的衣服赤脚在伦敦游街三天，然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得到尚可度日的生活费。她的所谓同谋被判处死刑。这显然是两派势力的较量，对格洛斯特确是很大的刺激和打击。  
　　英国在法国的属地逐年丢失，这引起国内的强烈不满。这种情绪不仅感染了贵族，而且也感染了弓箭手阶级及其在乡村的崇拜者。人民深感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克莱西战斗和普瓦蒂埃战斗的光荣如今安在？阿让库尔战斗的赫赫战果又在何方？这一切都被那些从推翻和杀害贤明国王理查的罪行中得到好处的人糟踏了，或者说，确实被他们出卖了。教俗两界的许多煽动者和说教者煽动全国性的社会动乱，他们对人们说，王位的继承系统已经被人用武力改变了。这一切只是时势的一股暗流，但也是激流。这一时势有着朦胧而重要的背景。当时各种力量怎样运动，我们无从知道，然而，当时不仅在贵族和绅士中间，而且在整个英国的土地上，各种力量不断壮大，不久便形成了强大的党派。  
　　亨利六世国王已经二十三岁，该结婚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各派都想提供一位王后。博福特红衣主教和他的兄弟以及他们的盟友萨福克，对由于弊政和失势而削弱力量的格洛斯特公爵占了上风。萨福克的祖先、赫尔的德拉波尔一家曾经靠贸易发家致富。萨福克被派到法国去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就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之间的婚事进行商谈。这个杰出的女人除了绝代丰姿和迷人的魅力外，还有统治才能和顽强的精神。她虽然没有象贞德那样受上帝的启示或要维护一种事业，但和贞德一样懂得如何促使人们去战斗。尽管她的家庭离群索居，她的才能还是为人们所熟知。她不正是意志薄弱的英格兰国王的配偶吗？她不是可以给予国王所缺乏的力量吗？使她同国王结合的人不是也可以为自己获得光明而有保证的前途吗？  
　　萨福克深知这次使命的微妙和危险性，因此事先请国王和政务会保证，如某地尽了最大努力，就不应该为此事的不良后果而受到惩罚，他如果有处理不当之处，应该事先得到饶恕。他得到这些保证之后，就热情地开始执行这一使命，后来事实证明，这种热情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玛格丽特的父亲、安茹伯爵勒内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表弟和宠信的谋臣，也是耶路撒冷国王和西西里国王。这些显赫的王位并没有实际权力为基础，因为耶路撒冷控制在土耳其的穆斯林手中，西西里也没有一寸土地掌握在他的手里，此外，安茹和曼恩还有一半地区多年来一直被英军所占领。萨福克被玛格丽特迷住了，他促成了这件婚事。由于心情迫切，他未曾受权便在协议中达成一个秘密条款，将曼恩送给法国。格洛斯特的势力如此强大，对法国的仇恨如此深刻，关于英国在战争中被出卖的怨声如此强烈，以至协议中的秘密条款处于绝密状态。国王和玛格丽特在一四四五年成婚时举行了当时最隆重的婚礼。萨福克受封侯爵，他的几个亲戚也成为贵族。国王神采飞扬，王后感激不尽。议会上、下两院也感谢萨福克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但这个秘密象勉强包在纸里的火炭，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他们被法国人打败了，这个火炭终究要露出来，它预示着极大的危险。  
　　从一四四一年开始，在妻子埃莉诺受到处罚后的六年里，格洛斯特过着隐居生活，单靠收集书籍聊以自慰。他的敌人在这关键的时刻决心除掉他。萨福克和红衣主教博福特的侄子埃德蒙·博福特得到萨默塞特公爵和白金汉公爵的支持，拥护王后而挟持国王，在圣埃德蒙兹伯里的国会会场埋伏了一支王家军队，逮捕了前去开会的格洛斯特。十七天以后，格洛斯特的尸体陈列出来，为的是让众人看到尸体上没有伤口。可是，当年爱德华二世的死因昭然若揭，所以没有伤口并不能使公众相信他不是被人害死的。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格洛斯特是萨福克和埃德蒙·博福特明确下令杀害的，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公正。现行的说法是，格洛斯特之死系前途破灭引起的愤怒和震惊所致。  
　　不久，复仇的力量便大显身手。一四四八年，法国人占领曼恩，割让曼恩的秘密条款因此公诸于世，英国社会各界大为愤慨，人们说，英国为了一个没有妆奁的公主付出了一个省的代价，卖国贼在战场上丢掉了许多地区，其余的地区也被他们秘密地出卖了。全国公众由于帝国的瓦解感到痛苦和愤怒，这是不列颠岛上即将发生的可怕内战的根源。其他方面的不满都和这方面的怨恨结合起来。兰开斯特家族篡夺了王位，搞乱了财政，出卖了海外属地，现在手上又沾满了被害者的鲜血。所有的人都认为，心地善良而头脑愚笨的国王与这些罪责无关。从此，约克家族成为英国的日益强大的竞争势力。  
　　埃德蒙·博福特已是萨默塞特公爵，担任驻法英军司令的职务。萨福克仍留在国内，面对着日益强烈的报复情绪。海军也积怨甚多。掌玺大臣莫林斯主教奉命到朴次茅斯给舰队发放尽力筹集到的军饷时，被水手们辱骂为卖国贼。在那里，将去法国增援萨默塞特的军队举行暴动，杀死了莫林斯。即将移交给法国的那些要塞的指挥官拒绝撤出要塞，法军便以武力夺取了他们不愿交出的一切。萨福克受到弹劾，国王和玛格丽特竭力援救他。一四五〇年，亨利国王利用自己的特权将这场诉讼大事化小，让萨福克到国外流亡五年。当时英国处于漫无约束的可怕状态。当这个被流放的公爵带着随从和财宝乘两只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时，皇家海军的最大战舰“伦敦塔尼古拉斯号”向他的船只冲去，将他抓到舰上。舰长对他说了不祥的话：“欢迎你，卖国贼。”两天以后，他们把他押上一只小船，用一把生锈的钝剑砍了六下，砍断了他的头。皇家军舰竟敢把一位在国王的特殊保护下外出旅行的皇家大臣逮捕杀害，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状况之一斑。  
　　六、七月间，肯特爆发了起义，兰开斯特派指责约克派曾在幕后支持起义。杰克·凯德是善于打仗而性格不好的职业军人。他通过各地的治安官以某种形式纠集了几千人马，向伦敦进军。他被接纳入城，但他后来私设公堂，在奇普塞德街处决了财政大臣塞勋爵，政法官和市民开始反对他。他的追随者得到赦免的保证后便四散回乡了。他自己被追捕到案并判处死刑。镇压起义的成功暂时恢复了政府的权威，亨利又有了一段短暂的空隙时间，可以专心创办伊顿公学和剑桥公学，也可以热恋玛格丽特，她已经博得亨利的爱情和体贴。  
　　法国人继续驱逐英国人，英国人的要塞相继陷落，许多城镇和地区失守，大部分驻军已撤回国内。这场灾难来势凶猛，使英国人感到震惊，它不仅影响每个大臣的地位，也震撼了兰开斯特王朝的基础。一四四九年三月，英国人在富热尔极其愚蠢而又背信弃义地破坏了停火协议。到一四五〇年八月，诺曼底全境陷落了。到一四五一年八月，英国统治三百年的加斯科涅也全部丢失。亨利五世时代经过十一年浴血奋战赢得的土地，如今只剩下加来了。国王的指挥官和朋友、兰开斯特家族的亲戚埃德蒙·博福特因屡次失败而受到指责，国王本人也由于这些败绩而处于不利的地位。英格兰到处都是我们所说的“退伍军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战败了，但是确信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指挥，白打了一场战争。在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中，贵族乐于收买这些受过锻炼的军人，以加强地方防御。大家族有成批的武装随从，有的武装随从发展成私人军队。他们给这些随从金钱或土地，或者两者都给，还给带家族标志的号衣。沃里克伯爵大概是英国最大的地主，他想在政治上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豢养了上千名吃着“他的面包”的随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组织严密、骄傲地戴着“熊和粗柱子”徽章的军队。其他显要贵族也根据自己的财力仿效这种做法。金钱和野心主宰着一切，英国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国王是个束手无策的可怜虫，他受到尊敬，甚至得到爱戴，但对任何人都无力给予支持。议会的上、下两院不过是贵族斗争的情报交换所而已。  
　　一四二九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拥有四十先令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武断确定的选举权制度在英格兰实行了四百年。在一八三二年颁布《改革法案》之前，一切战争和冲突、决定重要问题和国内外重大事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法令的前言中写道，过多“没有财产”的人参加选举，导致了杀人、骚乱、攻击和世仇等问题。因此议会选举中长期实行了一种落后的法令。可是，几百年以来国会的特权从未这样大，也从未如此明显地被人加以利用。  
　　法律的力量被用到阴谋活动中。贵族采取暴力时，借助或无视法律，而且益发容易地逃脱法律制裁。宪法被用来压迫人民。谁要是没有地方权贵的保护，他的生命和土地就不安全，连最起码的权利也得不到保证。从帕斯顿家族的著名书信 [ 译者注：这个家族从一四二二到一五〇九年的书信，是了解十五世纪英国社会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 ] 中可以看出，英格兰在理解力、标点符号和整个文化方面非常进步，但它却从和平宁静的生活退到野蛮的混乱状态。道路很不安全；国王的令状遭到违抗或被人滥用，国王的法官受到轻视或接受贿赂。按照规定，国王有极大的权力，而亨利六世却是个软弱无能和受人摆布的傻瓜。派系势力控制着国会，滥用它的权力。可是，对于这个不可战胜的、在痛苦中挣扎的社会来说，斯特凡同莫德进行勾心斗角的年代、亨利二世同托马斯·贝克特的斗争岁月和约翰王同贵族的纷争局面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此时有了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它尽管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弊病，却不断得到发展。政府的贫困、通讯的困难以及正当的立法和军事力量都使它维持一定的平衡。社会上有公众舆论，有普遍的道德观念，有可贵的传统，更主要的是有一种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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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战争的灾难即将降临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不应轻视导致这场战争的重大问题，也不应低估为了避免这场战争而长期进行的不懈努力。所有的人需要和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有些人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支持现存的合法政府。另一些人长期以来秘密议论说，篡位者强行统治他们，现在已经不能胜任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反对派把权利和希望寄托在约克公爵理查身上。根据惯例，他更有权利继承王位。他是剑桥伯爵理查的儿子，是约翰·冈特之弟约克公爵埃德蒙的孙子。在爱德华三世的曾孙中，除了亨利六世以外他是唯一的本族后代。从母亲的血统来看，他的权利也优于别人，他的母亲是冈特的哥哥克拉伦斯公爵莱昂内尔的后代。《一四〇七年法令》，废除了冈特的私生子博福特兄弟在职得合法地位以后所获得的继承权。如果亨利六世能够取消这一法令，埃德蒙·博福特(萨默塞特)就比约克更有父系继承权。约克怕的正是这一点。约克已经取代格洛斯特，成为王族的第一位父系亲王。格洛斯特死后，合法的兰开斯特家族除了亨利六世之外再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了。在约克的周围和手下，聚集了一大批心怀不满的人。在这些人的促使下，他犹豫不决地要求参加政府，并且企图利用玛格丽特王后日益强烈的敌意最终获得王位。  
　　约克派势力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它们在英格兰西部和南部、肯特、伦敦和威尔士尤其强大。肯特暴动的首领杰克·凯德曾经自称为莫蒂默，这是意味深长的事情。当时全国普遍认为，那些自己标榜为约克派的人在朴次茅斯杀害了莫林斯主教，又在海上杀害了萨福克。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  
　　在这种情况下，约克公爵理查的性格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一番。他是一位秉性耿直、奉公守法、行动缓慢而颇有才干的亲王。兰开斯特政权交给他的每一项职责，他都忠实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贡献较大。他本来会乐于管辖加来和英国在法国的其他属地，由于萨默塞特的缘故被剥夺了这些权力，后来他接受了管辖爱尔兰的任务。他不仅征服了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同时还博得了当地人民的好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一些人控制着权力不大的软弱国王，他们由于国家遭到的灾难而失去了信任，而且欠下了血债，另一方面，一位正直英明的、具有治世之才的人得到了全国性党派的支持，而且对王位拥有更大的权利。  
　　对于使英国分裂的这场争论有所研究的人，都可以看出诚实的人们多么容易地相信某一方的理由。当亨利六世国王意识到他的继承权受到怀疑时，他有些惊讶。他说：“从我在摇篮里开始，我已经当了四十年国王。我父亲是国王，我祖父也是国王。你们多次向我表示效忠，你们的父辈也向我父亲立过这样的誓言。”另一方则宣布，不符合事实的誓言是无效的，错了的事情必须纠正过来，篡夺王位绝不能因为岁月的推移而合法化，君主地位只能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承认篡位者的王朝就等于允许乘机造反，也就是等于允许破坏英国社会的基础。他们还说，如果提倡机宜之计，那么谁能把一位断送一切的昏庸国王同一位作为杰出的军人和政治家的亲王相提并论呢？  
　　英国各地的观点主要是这两类。约克派在富庶的南方占统治地位，兰开斯特派占据着好斗的北方，但双方势力范围内各有对方的影响。市民和人民大众总的说来没有参加贵族及其武装随从的这场战争，而且有些人认为“贵族越少越好”，不过他们内部也有深刻的分歧。他们尊崇国王的善良和虔诚态度，也敬佩约克公爵的德行和温和性格。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阶段，民众的态度和感情对斗争的双方都有深刻的影响，欧洲目睹了近三十年的惊人的残酷战争，可是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座城镇遭到劫掠，普通百姓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地方政府保持了自己的大部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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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五〇年，沸腾的民怨和激烈的冲突促使约克公爵采取第一步公开行动。他离开在爱尔兰的统治岗位，私自在威尔士登陆。在翌年召开的国会上，一个姓扬的下议院议员大胆建议，应该宣布约克公爵为王位继承人。这个要求较难对付，不仅因为它得到有力的支持，而且因为它合乎情理。此时国王已经结婚六年了，还没有孩子，从他的名声看，他似乎也不可能有儿女了。人们此时问道，难道他不应该指定继承人吗？假如继承人不是约克，会是谁呢？只能是萨默塞特或博福特家的另一个代表。人们可以看到这一步棋有多么微妙。国王以罕见的坚决态度拒绝了这个要求，他显然是受了玛格丽特的鼓动。他拒绝放弃生儿育女的希望，国会一散会，他就把那位放肆的议员关进了伦敦塔。同时，他还同约克公爵闹翻了。约克公爵回到了他在威尔士边界的勒德洛城堡。  
　　政府未能在国内恢复法律和秩序，也未能防止在法国遭到失败，约克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他越来越深信，必须把控制着意志薄弱的国王的博福特一伙赶下台。祈祷和抗议都无济于事，剩下的办法就是诉诸武力了。于是，在一四五二年二月三日，约克发表了致施鲁斯伯里市民的公开信，指责萨默塞特使英国人在法兰西蒙受耻辱，还指责他“一直在国王陛下身旁搬弄是非，企图加害于我，贬低我的出身，剥夺我和我的继承人以及我身边一些人的权利……这个公爵长期控制和摆布国王，而且屡进谗言，可能会断送我们的大好河山，因此我决定在我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立即向他进攻”。发表这个宣言之后，约克带着几千人的军队和大炮从施鲁斯伯里向伦敦进军。他挺进到肯特，指望曾经跟随杰克·凯德暴动的人聚集到他的麾下，可是实际反应使他大失所望。伦敦拒绝接见他的使者，国王被玛格丽特、萨默塞特和兰开斯特利益集团以一支强大的军队带到布莱克希思。内战似乎就要开始了。  
　　约克感到自己的势力不如对方强大，而且他从内心深处反对暴力。诺福克和贵族中的其他重要人物支持他，二十四岁的沃里克伯爵则支持国王。为了防止流血斗争作出了各种努力，谈判一直在进行。后来，约克解散了他的军队，他赤手空拳，光着头去见亨利六世，保证对他忠诚，另一方而则要求修订政纲。他的生命危如一发千钧，国王身边的人本来会毫无顾忌地杀害他，但是他们知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约克代表着一种事业，他得到下议院的支持，全国有一半人口站在他的一边，而且他的年轻有为的儿子边界伯爵已经率领第二支军队在威尔士边界浩荡出征。约克宣布自己是“国王的臣子和仆人”。他受到下议院的支持，而且显然掌握很大的势力，因此国王保证成立“可悲而庞大的政务会”，吸收他为成员。宫廷还要在萨默塞特和约克之间作出选择。王后常同萨默塞特合作，因此作出了有利于他的决定。萨默塞特被任命为加来总督，那里的驻军是王室的唯一正规军。实际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萨默塞特同时掌握着法国境内属地和英格兰国内的大权。  
　　不久，一连串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英国人在法国的灾难达到了极点。塔尔博特要收复加斯科涅的企图受到挫折。一四五三年七月，他在卡斯蒂荣败北，波尔多也在十月失守。总司令萨默塞特经受着失败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亨利国王疯了。他到威尔特郡度过七、八两月。他突然失去了记忆力，谁也不认得，甚至连王后也认不出。他能吃能喝，只是语无伦次，也不能走路。他有一年零三个月神志不清，复原以后他说，他什么也不记得了。虔诚的亨利摆脱人世的烦恼，进入了忘记一切的乐园。他呆呆地盯着气氛紧张的英格兰王国，喋喋不休地说着胡话。  
　　这些情况传出以后，玛格丽特王后企图当摄政王，但对立势力过于强大，兰开斯特派不敢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玛格丽特有其他要事缠身。十月十三日，她生了一个儿子。很难说人们是否预料到了这一点，这件事象很久以后的詹姆斯时代那样，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人们的看法，它似乎永远剥夺了约克派的继承权。到此时为止，双方都不想采取激烈措施。如果兰开斯特派只在亨利生前掌理国政，约克派将在他死后继承王位，双方都会同意这个正常的合法安排。可是现在，兰开斯特派似乎要永远独占鳌头了。  
　　国王的神志不清导致了萨默塞特的垮台，使他再也无力经受约克的打击。约克的追随者诺福克向政务会控告萨默塞特，一四五三年十二月，萨默塞特被关进伦敦塔。约克实力雄厚，当上了摄政王。他通过国会采取各种行动，奉行比较温和的政策，可是一些人还是不能容忍他。他完全控制了政府机构，并且得到国会两院的支持，他可以发挥才能的时间并不长，但人们承认，政局在他统治下迅即好转。他冷酷而积极地镇压私人军队，取消私人防务，恢复商旅安全和全国的治安。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重要支持者中进行仇杀的几个人监禁起来，其中有德文郡伯爵。如果说他没有把狱中的萨默塞特提出受审，那只是宽容的缘故。他的支持者对他的宽容感到吃惊。政府掌握在他手中，他的前途由于国王得子而受到影响。他的权力或生命随时都会由于国王的康复而完结，但他坚持正义，恪守信用。这是他的清白之处，也是他的丰碑所在。在历史的镜子面前，他是一位爱国者，随时准备为维护修明政治而献身，不愿为了个人利益而反对国家。  
　　惊人的事件不断发生。人们普遍认为亨利断了香火，而他却得一子，他似乎永远陷入了昏愦状态，却又突然复原。一四五四年圣诞节时，他完全恢复了智力。他问身边的人自己刚才是否在睡觉，睡觉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玛格丽特将儿子抱给他看，并告诉他，她已经把儿子命名为爱德华。在那以前，亨利以呆滞的目光看着这个婴儿，人们唤醒他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现在，他完全恢复了常态。他向苍天伸出双手感谢上帝。据帕斯顿家族的书信记载，他说，他“在那以前不知道别人对他说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患病时身在何处，现在才明白了一切”。他派施赈吏向坎特伯雷送去谢恩的捐献，宣布自己“对全世界广施博爱”，还说他“希望贵族也能步其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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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玫瑰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一四五五年春天，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再度怒放。国王恢复神志的消息一经传出，约克在法律上就失去了摄政权力，他并没有努力保持这个权力。玛格丽特王后掌握了权柄。萨默塞特不仅获释，而且重居要位。约克掌握七年的加来管辖权又回到了他的政敌手里。他不再接到参加政务会的邀请，所以当政务会的莱斯特会议请他出席时，他认为是要审判他，便退居约克郡的桑德尔城堡。约克同沃里克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和一批有很多随从的贵族一起，谴责萨默塞特是丢失诺曼底和基恩的罪人，说他即将断送整个王国。约克周围的贵族决定诉诸武力，带领三千人南下。同时，诺福克公爵聚集了几千人马，施鲁斯伯里和托马斯、斯坦利爵士也率领一支军队，比诺福克公爵的队伍还多几千人。这些军队向伦敦进发，约定以圣奥尔本斯作为会合点。国王、王后、萨默塞特以及宫廷和兰开斯特集团，带着不到三千军队去沃特福德迎敌。  
　　圣奥尔本斯是一个不设防的城镇，那里的古老而强大的修道院不许市民“建筑高大的围墙”，免得他们据险自恃。所以该城是理想的集合地。王军首先赶到那里，在圣彼得街和霍洛韦尔街插上了王旗。约克、索尔兹伯里和沃里克没有等待即将到来的大批援军，他们认为，他们的力量占优势，而且时间就是胜利。这一次，双方进行了一场战斗。这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小冲突，但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克利福德勋爵为国王固守街垒，抵抗约克用弓箭和大炮发动的进攻。沃里克绕到后面进行袭击，杀死了克利福德，打跑了国王的军队。萨默塞特阵亡，他“与其说为国王战斗，毋宁说为自己的目的而战”。白金汉公爵和他的儿子受了箭伤，萨默塞特的儿子多塞特伯爵身受重伤，被俘后放在一辆车里拉了回去。国王本人也被一支箭擦伤，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大街的一家商号里躲避起来。约克公爵立刻赶到他的身边，跪下表示自己的忠诚。在圣奥尔本斯的这场冲突中，阵亡人数不过三百，其中有国王一方的许多贵族。普通士兵彼此刀下留情，两军的首领则拼力死战。萨默塞特和克利福德的尸体长久地暴露街头，无人敢收尸掩埋。约克派获得了全胜，把国王掌握在手里，萨默塞特已经毙命，玛格丽特带着她的孩子逃进修道院避难。胜利者宣布忠于国王，并为清君侧而欢欣鼓舞。他们立即以国王的名义召集了国会。  
　　史学家一般都不愿多写玫瑰战争，大部分人只是罗列战争中的一系列事件，给我们留下一幅单调而不连贯的图画。不过，从那些真实的记载中，我们毕竟了解到这场异常激烈而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中的每个演员都是在长期的特权环境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封建制度为这种特权和战争增添了荣誉感。教廷则由于斗争的需要而对这种特权和战争给予宗教上的认可。在这场冲突中，个人仇恨达到了顶点，好在全国大多数人并未受到重大影响。在人类历史中，一定还有许多类似的骚动。然而，在一切有记载的事件中，这一次骚动是典型的名利之争，它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  
　　无谓的混乱是可以避免的。城镇不应卷入王位之争。约克和兰开斯特的殊死斗争，并不意味着英国这两个著名之郡的互相敌视。实际上，约克郡是兰开斯特派的堡垒，而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则是约克派的力量所在。命运的浮沉如此剧烈多变，家族宿怨如此复杂，全国民众的情绪在危机中的影响如此难以估量，以至人们一致对那个时代抱有不好的看法。只有莎士比亚以霍尔的《编年史》为主要依据描写了它的野蛮而豪放的特征。他并未试图作出任何结论，而仅从戏剧的角度再现了当时的事件和战斗。下面让我们浏览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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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奥尔本斯战斗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流血事件。约克派控制了国王。但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兰开斯特派的潜力，他们得到大多数贵族和国王陛下的支持。几个月以后，他们又象以前那样强大了。双方继续较量，国内发生了几次起义。国会开了几次无情斗争的会议。法治、宪政和王威受到血腥暴行的打击，不过并没有被摧毁。一四五六年到一四五九年是四年和平时期，但也笼罩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双方似乎都意识到自身及其秩序所面临的灾难，可是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他们为和解作出了很大努力。伦敦人看到国王在一大批人的陪同下前往威斯敏斯特。在这个行列中，约克公爵和玛格丽特王后并肩而行，后面跟着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贵族，仇恨最深的冤家对头都并肩前进。双方郑重保证要互相友好，他们的领袖共同领了圣餐，在动荡的声势中寻求和平，甚至在伦敦达成某种和解的时候，北方的暴力行动又打破了和局。一四五九年，战火再起。约克派的一支武装部队在伍斯特被王军击溃，他们的首领四散而去。约克回到爱尔兰，沃里克返回加来继续担任他从萨默塞特手中接过的驻军指挥官的职务。  
　　一四六〇年七月，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约克仍在爱尔兰，以沃里克为首的约克派贵族凭借威尔士和加来的基地，依靠他们的亲戚和党徒，在教皇使节和一些主教以及下议院的支持下，在北安普敦同兰开斯特派和国王展开了战斗。亨利六世掘壕据守，还有崭新的大炮防护阵地。当约克派进攻时，指挥部队防守侧翼的格雷·鲁思文勋爵背叛了国王，帮助约克派越过胸墙。王军惊慌逃窜，亨利六世仍然留在营帐里，“独自坐在那里”。胜利者在他面前下拜，象圣奥尔本斯战斗之后那样，再次把他带到伦敦，对他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当时人们试图实现国会一致同意的所谓和解。格雷格里的《编年史》中说：“约克公爵将亨利国王软禁在威斯敏斯特，直到国王由于怕死而答应他继承王位为止。蠢人是动辄怕死的。”亨利将终身为王，约克掌握实权，国王死后由约克继位。希望国家太平的人都欢呼这个决定。但他们作出这一决定时忽视了一个事实：玛格丽特王后和她的儿子还在威尔士的哈莱克城堡自由地活动。身遭软禁的亨利国王使亲生儿子失去了继承权，王后却为此继续战斗。  
　　玛格丽特王后带领北英格兰和北威尔士的军队大举进攻，要夺回她儿子的继承权。约克公爵不屑于躲在桑德尔城堡里等待自己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而是决定立即迎击王后。一四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在威克菲尔德打响了。兰开斯特派趁约克派中有许多人出去搜集粮秣之机，以多数的优势发动突然袭击，击溃了约克派，杀死多人。普通士兵也得不到赦免，上千的人倒在刀剑之下，他们的首领就更难逃命了。约克公爵被杀死。他的十八岁儿子拉特兰伯爵拼命逃跑，新的一代克利福德勋爵仍然记着圣奥尔本斯战斗的血仇，兴奋地杀死了他，还大声说道：“老天爷作证，你父亲杀死了我的父亲，所以我要杀死你，杀死你的全家。”从此，这种做法就成了这场战争中的规矩。索尔兹伯里伯爵在晚上被俘，白金汉公爵的私生子埃克塞特勋爵立即将他斩首。可以看出，这种残酷的行为得到了玛格丽特的支持或授意。这三个约克派贵族的首级悬挂在约克的被门和城墙上，约克公爵的首级上戴着用纸做成的王冠，怒视着大地，呼唤复仇者奋起行动。  
　　在此之前，斗争是在成熟干练而养尊处优的要人之间进行的。他们深深卷入国家事务之中，但总是尽力留有余地。而此时，新的一代取代了他们，其中新的克利福德勋爵和新的萨默塞特公爵，还有新的约克公爵。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手握刀剑，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英格兰则是他们所争夺的锦标。约克公爵的儿子边界伯爵知道父亲的担子落到自己的肩上时，并没有退缩。他开始向威尔特郡伯爵和威尔士的兰开斯特派发动进攻，于一四六一年二月二日在赫里福德附近的莫蒂默克罗斯战斗中打败了他们。他立刻对威克菲尔德战斗中的暴行进行报复。“决不饶恕”成了他的口号。在战后处决的人当中，有善良的知名人士欧文·都铎。他面对着斧头和砧板还不相信他会被砍头，直到他的红色马甲领子被人撕开时才恍然大悟。他的儿子贾斯珀活了下来，将继续同约克派斗争。  
　　这支获胜的约克派队伍在年轻的约克公爵率领下，前去援助从加来回国后在伦敦陷入困境的沃里克伯爵。但玛格丽特王后抢先一步，在二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斗中大败沃里克。已经成为约克派真正领袖的沃里克在国外组织了大批军队，又有最新式的火器和自己的封建队伍，他带着失去自由的国王，宣称以国王的名义行动。然而，玛格丽特的突然袭击打得他措手不及。“他们的斥候没有回来报告王后离他们有多近，只有一个人回来说，王后距他们有九英里远。”沃里克和诺福克虎口逃生，他们的军队被消灭了一半。亨利国王被人用车拉到战场上，在一棵大树下目睹了战斗的盛况，他不久便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英法战争中誉满全国的两位骑士奉命看守他，其中一位是令人敬畏的托马斯·基利尔爵士。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王不受伤害，因此他们和国王一起呆在大树下，被胜利的军队团团围住。在玛格丽特翌晨残酷处死的高级军官中，这两个人的遭遇值得笔者专门交代一下。亨利六世说，是他让两位骑士和他呆在一起，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的安全。玛格丽特将她的七岁儿子、被国王不得已剥夺继承权的爱德华带上来，让这个狂暴得与年龄不相称的孩子作出决定。“公正的儿子，该怎样处死这两个骑士呢？”“把他们的头砍掉，”小孩子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当基利尔被拉到一边处决时，他喊道，“但愿教唆小孩说出这种话的人受到上帝的惩罚。”人们已无怜悯之心，只要求杀人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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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已将丈夫安然夺回自己手中，国王的全部权力自然也复归故主了。通往伦敦的道路已经畅通，但她并没有向伦敦进军。她从北方带来的那些凶猛的人沿途大肆劫掠，败坏了他们自己的声誉，激起了乡下人的愤怒。国王的朋友们说：“他们认为，北方人如果到了伦敦，就会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总的说来，伦敦是约克派的坚强堡垒，不过也有人说，“国王和王后如果率军来到伦敦，就会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我们对这些情况无法作出充分的判断。约克公爵爱德华率领在莫蒂默克罗斯战斗中获得全胜的军队星夜奔赴伦敦，沃里克带着圣奥尔本斯战斗的残兵败将在牛津郡与他会合。也许亨利六世请求不要把伦敦变为战场，不管怎样，玛格丽特及其谋士没敢那样做。兰开斯特派在胜利中兴高采烈，与国王重逢后，满载着战利品，经过邓斯特布尔退回北方。由于他们的撤退，人们也就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苏格兰雇佣军已经带着能够带走的一切踏上了归途。据霍林谢德 [ 译者注：英国编年史家(一五二〇－一五八〇)。 ] 记载，“玛格丽特王后的支持者在埃塞克斯为数不多，在肯特更少，在伦敦则寥寥无几，……她从圣奥尔本斯退到北方，那里才是她的力量所在和庇护之所。”  
　　这场斗争很快又出现了转折。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斗刚刚过去九天，约克公爵爱德华就进入了伦敦。本来可能屈服于玛格丽特和国王的伦敦市民，此时热烈欢迎约克派的到来。他们感谢上帝，并且说：“边界伯爵，让我们手拿美丽的白玫瑰 [ 译者注：约克家族的标识相象征。 ] 在新的葡萄园里漫步，让我们用白玫瑰在阳春三月建起一座乐园。” [ 原注：引自格雷戈里的《编年史》。 ] 不过，这是荆棘丛生的葡萄园。这时已经不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了，因为约克派成了赤裸裸的乱臣贼子。然而，在莫蒂默克罗斯屠杀仇敌而取得胜利的那位年轻武士对这个罪名并不在乎。他认为，正是对亨利国王的尊崇导致了他父亲的失败和丧生。他和他的朋友再也不用这种忠君思想装潢门面了。他立即要求获得王位，伦敦人的情绪和他驻在伦敦的强大军队使他确信，他的行动能够得到社会的拥护。他自称为王，后来于一四六一年三月四日在威斯敏斯特被空前隆重地宣布为国王。从此他宣布，另一方有叛逆罪，他将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  
　　这些话必须说到做到。爱德华四世国王率军北上，要同亨利国王算清总账。在约克附近，玛格丽特王后率领兰开斯特派的全部军队，在离塔德卡斯特不远的萨克斯顿村和陶顿村附近同他进行战斗。有些记载说，参战的有十万人，其中约克派四万人，兰开斯特派六万人，而后来有些人则大大缩小了这些数字。  
　　三月二十八日，约克派的先锋在费里桥上被小克利福德勋爵击退，沃里克本人也受了伤。在强大的援兵赶到以后，约克派终于占领了这座桥，克利福德阵亡，约克派军队过了桥。第二天，在英国土地上开始了最残酷的一次战斗。兰开斯特派占据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他们的右侧有水流湍急的科克河作为屏障，这条河可以涉渡的地方很少。爱德华的军队还没有到齐，诺福克公爵率领的侧翼部队尚在行军中，但爱德华决定立刻进攻。战斗是在暴风雪中开始的，兰开斯特派的军队被扑面的风雪打得睁不开眼睛。约克派的长矛兵在风雪的掩护下成群地冲上山坡。风力增加了进攻者的弓箭射程，缩短了兰开斯特派的羽箭射程，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损失。兰开斯特派为形势所迫，决定向山下敌人发动反攻。双方激烈地搏斗了六个小时，各有胜负。据说，在战斗的高潮中，沃里克跳下战马，将它杀死，这是为了向他的士兵表明，他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战局胜负未定，直到傍晚诺福克公爵率领部队赶到战场，攻击兰开斯特派没有屏障的一侧，兰开斯特派的大军才被迫撤退，这次撤退迅速变成了溃退。  
　　原来可以防卫兰开斯特军队的科克小河此时变成了他们的障碍。通往塔德卡斯特的桥梁被逃兵挤得水泄不通，成千上万身穿铠甲的官兵跳入水深流急的河中。淹死者不计其数，尸体堆成一座座令人恶心的栈桥，有些人就从这些“桥”上过河逃命。约克派一直追杀到深夜。玛格丽特和她的儿子逃到约克城，亨利国王正在那里举行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仪式。专横的王后将他带上，同她的儿子和一些长矛兵向北方边界奔去。战场上倒着几千具尸体，爱德华向他母亲写信时隐瞒了自己的损失，说兰开斯特派留下了二万八千具尸体。可以肯定，兰开斯特派的贵族和骑士之花在这个战场上调落了。俘虏一概被处死，逃得活命的只有德文郡伯爵和“埃克斯特的私生子”，不过他们只多活一天。爱德华到达约克城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收起他父亲和其他被玛格丽特杀死的人的首级，换上他俘获的最显要贵族的脑袋。三个月以后，他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威斯敏斯特加冕，至此约克派似乎已获全胜。接着他们便放逐许多人，没收大量财产。国会在一四六一年十一月通过了空前苛刻的《没收财产法》，这个法案打击了一百三十三个知名人士，不仅英国王位换主，英国三分之一的领地也统统易手。这就是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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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顿战斗之后，兰开斯特派的事业靠玛格丽特王后的顽强意志支撑着。她那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女性中可谓独一无二，她所经历的人世沧桑也是一般妇女所没有经历过的。除了北方那些愤怒的兰开斯特军队的支持之外，她还得到苏格兰和法国这两个友邦的支持。它们都感受过前几代英格兰国王的压力，也都为英格兰目前的分裂和虚弱状态而庆幸。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刻骨仇恨仍然使外国人感到惊异。在陶顿之战那一年，即一四六一年，路易十一继承了其父查理七世的王位。他发观自己的国家几乎成了一片荒漠，满目凄凉。土地无人耕种，所谓村庄只是一片茅舍的废墟。在这座废墟上和昔日的良田所长出的野草荆棘中，农民过着象狼那样的生活，也变得象狼那样凶狠。这一切都是英国入侵的结果。所以，挑动英格兰国内互相斗争并支持较弱的一方是苏格兰和法国的主要政策，两同还常常采取联合行动。  
　　玛格丽特作为英国王后和法国公主，在西欧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她的勇气和好战精神，她的令人慑服和信服的个性，她对那些把她和丈夫赶下宝座的人所抱的深仇大恨，使她的意志产生了顽强的力量，因此她在大局已定之后还进行了多次殊死的斗争，几年之后终于一度东山再起。她毫不关心英国的民族利益，把贝里克卖给苏格兰，以支付自己的费用，为了和路易十一做交易，又以二万金利佛尔 [ 译者注：法国古代货币单位。 ] 的代价把加来抵押给他。  
　　玛格丽特多次亲自向法国、勃艮第和苏格兰的宫廷请求援助，然后又在一四六二年率军在英格兰登陆。不知由于心怀叛意还是胆小畏战，北方的班伯格、阿尼克和邓斯顿伯格三座大城堡向她打开了城门。路易十一派遣优秀的军官皮埃尔·德·布莱赛帮助她，这个军官被她的魅力所惑，为她的事业花掉了自己的巨大家产。一四六二年冬，爱德华国王聚集自己的军队，把新的大炮从海路运到纽卡斯尔，开始攻击三座沦陷的城堡。他本人因患麻疹留在达勒姆，由沃里克勋爵指挥战斗。个个都有爱称的大炮使这些城堡的城墙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他们的进攻非常激烈，连圣诞节的假日也取消了。玛格丽特从贝里克赶来解救阿尼克，未能如愿。三座要塞在一个月内相继陷落。  
　　此时爱德华的行为是对他性格的有力辩护。这位骄奢淫逸的年轻国王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便表现出玫瑰战争中尚未有过的宽容。他不仅饶恕了在城堡中被俘的兰开斯特派贵族，还和他们郑重地达成了各种协议，充分信任他们。萨默塞特公爵和拉尔夫·珀西爵士宣誓效忠之后，不仅获得自由，而且重获自己的领地，珀西甚至受权守卫两座城堡。萨默塞特，即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斗中毙命的著名大臣萨默塞特的儿子，更是备受宠幸。他在国王的军队中担任要职，并且参加军事会议。他在上任之初就军事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国王赐给他特殊的俸禄。  
　　爱德华的宽宏大量没有得到善报。玛格丽特在一四六三年带着法国和苏格兰的生力军卷土重来时，珀西向苏格兰人打开了班伯格的城门，阿尼克城堡也被心怀不满的约克派军官拉尔夫·格雷爵士出卖。同时，玛格丽特王后自己带着亨利国王包围了贝里克附近特威德河畔的诺哈姆械堡。爱德华和约克派再次挺身迎战，把可怕的新火炮也带到北方。当时，各强国对火炮的重视，如同今日人们对原子武器的重视一样。这些火炮把被围的城堡轰击得残缺不全，玛格丽特逃到法国，亨利六世则隐居在坎伯兰的溪谷和宗教机构中。国王和王后彼此再也没有见面。玛格丽特带着她的王子踏上了不平凡的旅途。她和埃克塞特公爵、六名骑士以及忠实的皮埃尔·德·布莱赛在爱克留斯登陆，恳求勃艮第家族发扬闻名于世的骑士精神。她到那里时，“没有王后的任何威仪”，她和她的七名侍女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布莱赛为她们付了饭钱。虽然勃艮第宫廷怀有敌意，她还是受到了王后的待遇。勃艮第公爵腓力已经年迈，他的儿子查理别号“大胆人”。英格兰的特使在积极活动，除了当时的好客风气使一个“落魄的贵妇人”得到应得的礼物和招待之外，玛格丽特在勃艮第一无所获。可是从这些接触中，我们了解到她所经历的艰险。  
　　勃艮第编年史家夏特兰记下了玛格丽特的故事，因此我们才知道，她同亨利国王和王子五天没有吃上面包，每天只分食一条鲱鱼。有一次做礼拜时，玛格丽特连一分钱也捐不出来，只好向身边的一名苏格兰弓箭手借一点钱。这个弓箭手“有些勉强而又遗憾地”从钱包里掏出一个四便士的银币。玛格丽特详细地叙述道，在不久前的诺哈姆战斗中，她被大肆劫掠的约克派士兵俘获，他们把她搜抢一空后交给一名军官，准备把她砍头。由于抓获她的人分赃时发生争执，才拖延了对她的处决。当时旁边站着一位约克派绅士，她请求绅士给予帮助，“话音哀婉动人”，绅士说：“夫人，请上马，坐在我后边，请王子阁下坐在前边，我自己是凶多吉少，但一定舍命相救。”他们三人骑着一匹马冲入森林，玛格丽特担心儿子的性命，因为儿子是她的事业的支柱。约克派绅士骑马离去了。这个森林是盗匪出没之处，母子二人在森林深处躲藏起来。不久，一个外表可怕的人出现了，显然打算杀人抢劫。这一次，玛格丽特的个人魅力又占了优势。她说了自己的身份，把她的儿子、王位的继承人交给强盗保护。这个强盗倒也忠于职守，使王后和王子双双到达国王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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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的宽容受到珀西的恶报，可是他对萨默塞特仍然保持信任。爱德华国王认为，他在受形势所迫时会采取残酷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他很想表现出豁达大度，也很愿意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人。他对萨默塞特的信任一定给他带来了致命的不幸。一四六三年初，萨默塞特公爵极受爱德华国王的重用。“国王对他非常信任，甚至和他同床睡过多次。他有时跟随国王出猎，国王身边至多不超过六骑，其中竟然有三人是萨默塞特公爵的本郡人。”  
　　一四六三年秋，国王巡视北方，萨默塞特带着自己的二百人护驾前往。北安普敦的市民对过去在本地发生的一场战斗记忆犹新，所以当他们看到可恶的萨默塞特同国王在一起时，先是大吃一惊，继则怒火中烧。多亏爱德华国王本人的努力，这个新招纳的追随者才没有被撕成碎片。这次事件以后，爱德华感到必须为萨默塞特及其随从安排别的差事，于是萨默塞特被派到登比郡的霍尔特城堡。北安普敦的这场风波一定使萨默塞特深信，国王也不能保护他免遭约克派的伤害。一四六三年圣诞节时，他又背弃爱德华，回到兰开斯特派一边。象他这样的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反复无常的萨默塞特企图占领纽卡斯尔，他的许多部下一听说他在附近的地方，纷纷出来投奔他。可是他又被人赶跑，这些部下被抓住砍了头。  
　　然而，兰开斯特的大旗再次高高举起。萨默塞特到了亨利那里，阿尼克和班伯格两座城堡仍在抵御约克派，诺哈姆和斯基普顿也被兰开斯特派攻陷。这时，沃里克的兄弟蒙塔古率领大军进行战斗。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阿尼克附近的赫奇利摩尔粉碎了兰开斯特派的叛乱。兰开斯特派的领袖不是战死沙场，就是上了断头台。拉尔夫·珀西爵士一直奋战到死，并且说：“我挽救了心中的鸟”。这句话从得到爱德华国王的赦免并获得职务的人口中说出，尤为难得。“鸟”指的是什么呢？是兰开斯特派的事业。这个事业在危难中可能被出卖，但一有机会，它仍然是追随者为之奋斗的目标。许多人心中珍藏着这只“鸟”，但他们永远说不出这样壮丽的词句，也不能象珀西那样忍辱负重。  
　　爱德华在这场斗争中的宽容尝试就此终结，他又采取了以前那样的严酷手段。一四**年五月十五日，萨默塞特带领的一小队人马在赫克萨姆战败，第二天早晨他就被砍了头。五月，在约克派的每一个军营里，兰开斯特派贵族和骑士都六个一批或十二个一批地受到处决。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要平息不安定的情绪。伍斯特伯爵、英格兰的统帅约翰·蒂普托夫特精于内战，以意大利人的经验主持战地军事法庭。他除了严厉的判决之外，还无故采取凶恶残酷的手段，这使敌对方面后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报复。  
　　同时，英格兰国王通过外交途径同苏格兰国王达成了十五年的停战协定，同法国和勃艮第宫廷也频繁接触。玛格丽特在巴勒杜克束手无策，时运不济的亨利国王在兰开夏的克利瑟罗附近被抓获，解到伦敦。这一次入城没有任何仪式，他的双脚被皮条绑在马蹬上，头上戴着草帽，被人牵着围绕颈手枷 [ 译者注：将罪犯的头和两手夹在板间示众的古刑具。 ] 转了三圈，然后在伦敦塔锒铛入狱，不过此次并不永陷囹圄。  
　　阿尼克陷落之后，全国只剩下一个要塞仍在抵御约克派，西部沿海地区的哈莱克城堡上孤零零地飘扬着红玫瑰的旗帜。这个城堡在敌人的围困中坚持了七年，一四六八年投降，那时守军实际上只有五十人。除了两个人之外，他们统统得到饶恕。他们当中有一个在长期围困中活下来的十二岁的孩子，他是贾斯珀的侄子，欧文·都铎的孙子。他后来创立了都铎王朝及其统治制度。他的名字叫里奇蒙，后来成为英王亨利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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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爱德华四世的冒险生涯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英王爱德华四世在战场上维护了自己的王位继承权。他是一个军事家和行动果敢的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表现出非凡的本领。在战争中，他无所畏惧，不知疲倦。长途征伐，制定险策，集结军队，指挥战斗，这些似乎是他的天性。环境越艰险，就越能显示出他那非凡的才能，反之亦然。在险恶的环境中他是一名勇士，甚至超过勇士，可是战斗一停止，他的执政热情就骤然大减。江山多娇，青春的热血在他身上奔腾；一切血债均已讨还，于是他善意而安然地插剑入鞘。他靠这把剑夺得了王冠，现在该享受生活的乐趣了。  
　　爱德华国王在这些艰苦岁月的卓越成就是依靠内维尔家族取得的。沃里克、诺森伯兰伯爵蒙塔古和约克的大主教乔治·内维尔一起，统揽着全国的大权。国王只参预了他们的一部分行动，他甚至应该为不恰当的宽容行为承担责任，因为正是这种宽容再次燃起了内战的烽火。后来，他的宽容行为受到谋臣和将军们的严厉约束。在他统治的前半期，英国被沃里克和诺森伯兰兄弟俩统治着。他们确信已将爱德华扶上王位，希望他继续为王，而由自己执政。爱德华国王对此毫不计较，在他称王的整个期间，如果不是被人逼得太甚，他从不和别人发生冲突，这是他的不凡之处。史卷曾责备这位二十二岁的王子，说他登极之后没有立即掌握管理国事的本领，也没有对政务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爱德华的性格中有互相矛盾的方面，他热爱和平，却又在战争中锋芒毕露。他热爱和平是为了它所带来的乐趣，而不是为了他的尊严。他迷恋女色，随心所欲。他还喜欢打猎和狂欢畅饮。这难道不是胜利的正当奖赏吗？让沃里克、诺森伯兰和其他垂涎权柄的贵族挑起执掌国政的重担，让国王享乐一番吧。在一个短时期里，这对各方均有好处。胜利者坐地分赃，国王可以纵情享乐，贵族则得到权力，并奉行自己的政策。  
　　国王有时也亲自过问政务，但基本上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乐，几年的时光就这样消磨过去了。休姆 [ 译者注：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七一一－一七七六)。 ] 以严谨的措辞描述了国王对男人和女人的态度：  
　　 “在这段和平时期，他同臣民、尤其同伦敦人联系甚多。他仪表堂堂，服饰华丽，即使没有君主地位，也足以博得女子的青睐。这种乐群的生活使社会各阶层对他的良好印象与日俱增，寻欢作乐的青年男女对他都有着出奇的好感。英国人并不善妒，他们对这些过于随便的举止并无反感。他的纵情享乐满足了自己的爱好，同时也在无意之中起到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作用。”这位历史学家在比较温和地指责爱德华之后，便对他的软弱和不慎表示无限的感慨，因为爱德华的软弱和不慎使他从尽情享乐的生活陷入浪漫的婚姻中，犹如从阳光明媚的林间空地滑到悬崖峭壁的边缘。  
　　有一天，爱德华国王追赶猎物到很远的地方，并在一个城堡里过夜。城堡里住着一位贵妇人，她是城堡主人的侄女，名字叫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或怀德维尔，是“在圣奥尔本斯跟随玛格丽特阵亡”的兰开斯特骑士约翰·格雷爵士的遗孀。她的母亲、卢森堡的杰奎塔曾是著名的贝德福公爵约翰的妙龄妻子，丈夫死后嫁给了他的管家理查德·伍德维尔爵士，伍德维尔爵士后来被封为里弗斯伯爵。杰奎塔的屈尊下嫁激怒了贵族，结果被罚款一千镑，以示儆戒。尽管如此，她此后的生活却是幸福的，为丈夫生了十三个孩子，伊丽莎白便是其中之一。伊丽莎白身上既有普通人的血液，又有高贵人的血液，她是一个严肃的女人，诚实正直，无所畏惧，贞洁而多子女。当时有一项剥夺兰开斯特派财产的命令，她和两个儿子的财产都要被没收。获得国王宽宥的机会不可失去，这位寡妇在年轻的征服者面前深深鞠躬，谦卑地请求他发发慈悲，结果象法莱兹的皮匠女儿那样，使君主对她一见钟情。莎士比亚对此所作的描写虽然有些尖刻，却是真实的。伊丽莎白竭力克制自己，爱德华国王的感情却因此更加强烈。他一心爱恋伊丽莎白，见她态度不易动摇，便请她同享王位之尊。他摒弃了审慎和理智。如果不能满足内心的愿望，率军凯旋有何意义？身为国王又有何意思？不过，他也知道自己所走的道路有很大的危险。一四**年，他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结了婚，并且对婚事严加保密。身居政府要职的政治家们对这件轻浮的艳事持赞许态度，却未想到，这是一场可怕的结合，它必将猛烈地震撼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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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里克对国王的婚事另有一番打算。西班牙王族的伊莎贝拉是合适的新娘，因为她可以大大促进英格兰的利益，法国的一位公主则是更合适的新娘。在那个时代，国王的婚姻可以是邻国之间的和平纽带，也可以是赢得战争的保证。沃里克提出严肃的主张，要求爱德华作出抉择。爱德华似乎十分犹豫，他反复强调自己反对的理由，使他的这位大臣感到不耐烦。最后，事情的真相暴露出来：他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结婚已有五个月了。这次事件使他和勇敢的沃里克发生了分歧。沃里克有立废国王的力量，比爱德华大十四岁，不过仍处于壮年，他在英格兰有雄厚的基础，对自己的许多大领地上各阶级的人物都盛情款待，因而深孚众望。伦敦人对他寄予殷望。他掌握着国家大权。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爱德华实际上是一个杰出的军人，英勇善战，残酷无情，一旦受到刺激就会无所顾忌。  
　　爱德华国王也开始关心别人的婚事。伊丽莎白王后有五个兄弟和七个姐妹，还有两个儿子。爱德华颁发诏书把他们提到较高的地位，或者让他们同名门望族的人结婚，甚至让他年仅二十的内弟同八十高龄的诺福克女公爵结下姻缘。王后的家里新增了八位勋爵：她的父亲、五位姐夫或妹夫、她的一个儿子以及她的兄弟安东尼。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不可忽略的是，当时只有六十名勋爵，其中有机会参加一次国会的人不过五十名而已。这些要人在数量上有严格的限制，他们的圈子也很小。一批没有显赫战功的新贵族聚集在慵懒的国王身边，这对沃里克及其傲慢的贵族伙伴不仅是一种刺激，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也是危险的。  
　　他们和国王的冲突在对外政策上爆发出来了。英格兰在不久以前还是称雄的霸主，而此时却已成为邻国的笑柄。英格兰贵族纷纷前往西欧各国的宫廷避难。一天早晨，勃艮第公爵听说在他的一次旅行中，埃克塞特公爵和其他几位英格兰上层贵族跟在他的队伍后面一路乞讨，这一消息使他不禁大吃一惊。他为本阶级成员的凄苦境遇感到难过，便给他们提供了简单的住处和起码的生活费。路易十一对阿让库尔大战胜利者的不幸子孙也给予同样的施舍。一贫如洗的玛格丽特及其随从在勃艮第和法国受到欢迎。由于英国的衰落，这两个国家显得令人生畏，二者之一随时可能积极支持流亡的派别，以雪五十年前的英国入侵之耻。沃里克及其同伴主张同强大得多的法国结好，以保证英国的安全。为此，他们希望通过国王的妹妹同法国联姻。爱德华国王却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他本能地企图使英格兰同西欧的第二大国勃艮第结盟，这种本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对我们的岛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完全可以论证，同法国结盟等于受法国的控制，而同勃艮第修好即使不能控制法国的行动，也有能力影响它的行动。他在以往的斗争和狩猎中养成了好胜的心理。英格兰永远不应该成为附属国，她不应该被邻国所分裂，而应该分裂她的邻国，以保持力量的平衡。这在当时是比较新奇的政策。这种政策在英国政府里感情强烈的小圈于中受到挑战，现在是可以理解的。  
　　一四六八年，爱德华国王把他的妹妹玛格丽特嫁给了一年前承袭勃艮第公爵的“勇士查理”，这使沃里克大吃一惊，懊恼不已。那些不惜生命财产把爱德华拥上王位的显要贵族，不仅由于新贵族的出现而受到怠慢和物质上的损失，而且还得容忍他们认为必定会给英国、约克派乃至他们本人带来致命打击的外交政策。如果法国站在兰开斯特派一边，入侵英国，勃艮第将能提供什么援助呢？这种灾难将给他们本人、他们的大片领地以及所有依附他们的人带来什么后果呢？由于这些原因，爱德华同内维尔家族的首领沃里克的争执并非小吵小闹，也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是个人之间的争执。  
　　被激怒的贵族聚在一起密谋。爱德华则继续同王后消遣作乐，并且时常另觅新欢。在政治上，他主要密切注意兰开斯特派的阴谋和活动，但在他背后正在酝酿一场更严重的危险。内维尔家族终于准备好同他一决雌雄。沃里克的计划非常巧妙而周密。他对国王的兄弟克拉伦斯说，要是没有伍德维尔家这个暴发户，克拉伦斯就有可能继承爱德华的王位。通过这个办法，沃里克把克拉伦斯拉到自己的一边。他们还秘密商定，克拉伦斯将和沃里克的女儿伊莎贝拉结婚，以固定双方的关系。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沃里克开始行动了。北方发生了暴动，约克郡有几千人在一些年轻贵族的带领下武装抗税。“思雷佛”(THRAVE)是在阿特尔斯坦时代就开始征收的一种税，此时却突然引起冲天的怨恨。其它不满情绪也被煽动起来，尤其令人不满的是，国王被“宠臣”所左右。与此同时，下议院在伦敦反对政府工作中的松懈和挥霍现象。爱德华被迫北上，除了一支小卫队之外，没有别的军队跟随，他要求忠于他的贵族率领自己的队伍与他会合。他在七月份赶到诺丁汉，在那里等待彭布罗克伯爵和德文伯爵。二者都是他新封的勋爵，他们已经集中了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的军队。爱德华国王刚刚北上，在加来待机而动的沃里克和克拉伦斯便带着加来驻军来到英格兰。沃里克发表宣言支持北方的叛乱者，称他们为“国王的忠实臣民”，号召他们“哀求国王陛下实行政治改革”。肯特郡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沃里克的队伍，他在伦敦也受到人们的敬重。他和克拉伦斯还没有率军进攻国王的后队，胜负就已成定局。北方叛乱队伍在“罗宾·雷德斯代尔”率领下，在班伯里附近的埃奇科特截击并打败了彭布罗克伯爵和德文伯爵的军队，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一百六十八名骑士和绅士战死沙场或在战后被处决，彭布罗克伯爵和德文伯爵也相继被斩首示众。  
　　爱德华国王企图在白金汉郡的奥尔尼把他的分散的队伍集中起来，不料却落入贵族的控制之下。同他站在一起的似乎只有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据说理查畸形，人们称他为“驼子”。起初，爱德华企图唤起沃里克和克拉伦斯的忠君之心，但他在同他们的谈话中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俘虏。沃里克等人举行了仪式，恭敬地说，他以后实行统治时必须听从他们的意见。他被软禁在沃里克的米德尔哈姆城堡，由约克大主教监管。这时，沃里克实际上关押着两位对立的国王，即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前者关在伦敦塔，后者囚居米德尔哈姆。对于任何臣民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为了更狠地教训对方，沃里克等人逮捕了国丈里弗斯勋爵和国舅约翰·伍德维尔，在凯尼尔沃思把他们处死，甚至没有审判的虚饰。老派的贵族就是这样对待新贵族的。  
　　然而，这样简单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沃里克同国王的关系问题。沃里克的打击突如其来，起初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真相传出以后，约克派贵族听说他们的英勇无敌、战无不胜的国王遭到拘捕，又惊又怒，兰开斯特派则在各地抬起头来，指望从约克派的内讧中得到好处，国王觉得在这个时候掩饰自己的感情比较有利，便宣称自己确信沃里克和克拉伦斯是正确的。他保证改变过去的行为，并签署了大赦令，赦免所有参加叛乱反对他的人，然后他获得释放。沃里克和爱德华国王就这样实现了和解。爱德华不久又重新掌握了军队，打垮兰开斯特派叛乱者，处死他们的首领，沃里克及其拥有实力的亲戚都回到各自的管区，表示效忠国王，并且似乎受到国王的恩宠。不过，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　　　　＊　　　　＊
　　一四七〇年三月，爱德华召集自己的军队去镇压林肯郡的叛乱。他在洛斯科特菲尔德打垮了叛乱队伍，叛乱者立即四散奔逃。每次战斗之后都要处决许多人，这已成为惯例，这次也不例外。在一系列处决过程中，罗伯特·韦尔斯爵士向爱德华坦白，揭发沃里克和克拉伦斯有叛君主罪。沃里克等人罪证确凿，因为当时他们正在策划反对爱德华，不久又抗拒他要他们前去会合的明确命令。爱德华国王率领得胜之师突然向他们扑去，他们没想到爱德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而大吃一惊，狼狈逃窜。他们到沃里克的加来基地去躲避，但是沃里克在那里的代理人温济克勋爵给他们吃了闭门羹。在他们炮击滨海区之后，温洛克才赏给他们一点面子，给克拉伦斯的新娘送去几瓶葡萄酒，她在船上刚刚生下一个儿子。在命运的突变之中，沃里克可以依靠的一切力量都不复存在了。这回轮到他在法国宫廷乞求恩典了。  
　　这是路易十一从未遇到的大好时机，他一定高兴得手舞足蹈，象他去看前大臣让·巴卢红衣主教时那样扬扬得意。让·巴卢曾经勾结“勇士查理”，被路易关在希农的一座铁笼里。两年以前，勃艮第的盟友爱德华扬言要对路易发动战争，而此时，长期互相角逐的英国两派领袖在法国聚齐了。玛格丽特住在她父亲的安茹伯国，法国的朋友沃里克在本国失败后，逃到了翁弗勒。严厉冷酷、玩世不恭而又处境艰难的路易，开始兴致勃勃地尽力使这两支敌对力量实现和解并联合起来。他使玛格丽特和她的十七岁爱子在昂热同沃里克和克拉伦斯见而，蛮横地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并在他的帮助下协力推翻爱德华四世。起先双方都不响应这一建议。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在他们之间已经血流成河。他们在那些年里为之浴血奋斗的一切，都将被他们的联合所断送。沃里克和玛格丽特曾经蓄意残杀对方的密友和亲戚。玛格丽特杀害了沃里克的父亲索尔兹伯里、他的叔叔约克和表弟拉特兰，沃里克则处死了萨默塞特父子、威尔特郡伯爵和玛格丽特的许多忠实追随者。至于为双方的斗争而丧生的平民，则多得不可胜数。一四五九年，玛格丽特宣布沃里克为不法之徒，剥夺了他的公民权。一四六〇年，沃里克说玛格丽特的儿子是私生子或是出生后被人偷换过的孩子。他们彼此进行过最严重的伤害，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痛恨爱德华，并且都想取胜。他们代表着不甘心失败的一代，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联合是迅速取胜的手段。  
　　沃里克手中有一支舰队，由他的侄子、福康伯格的私生子指挥。在南部沿海的各个海港都有沃里克的水手。他知道，只要他到英国去，或者派人到英国大部分地区去发出号召，人民便会拿起武器聚集到他的麾下。玛格丽特则代表着已被打败、失去一切权利并丧失合法地位的兰开斯特家族，她同以前一样坚定。他们同意不记旧怨，合力行动，并且在昂热对着幸存的耶稣十字架的残片庄严起誓。他们还为玛格丽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和沃里克的小女儿安妮订了婚，最后完成了双方的联盟。玛格丽特在事业惨败之时，勉强地捐弃前嫌，接受沃里克的重大帮助，这是无可指摘的，因为她的立场没有变。但在沃里克一方，这笔交易却异乎寻常，他未免显得玩世不恭而又冷酷无情。  
　　更主要的是，他忽略了自己为女儿安妮新定的婚事对克拉伦斯产生的影响。安妮婚后如果生出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有希望统一分裂而混乱的英国。期待有继承人来完成这个事业，这是可以理解的。克拉伦斯背叛他的哥哥，为的是要得到王冠，虽然他此时在继位次序上仅次于玛格丽特的儿子，但希望渺茫。爱德华对他弟弟的行为感到震惊，不过他并没有感情用事。克拉伦斯的新伯爵夫人身边有一位妇人谨慎而又成功地担任了国王的使节，她在克拉伦斯逃离英国之后不久告诉他说，只要他重新回到他哥哥的身边，一切都可以获得原谅。沃里克和玛格丽特的联合促使他决定接受哥哥的建议，不过他不想立即行动。他一定是个手段不凡的伪君子，因为过去他的哥哥预料不到他的行动，现在沃里克也同样看不出他的意图所在。  
　　爱德华国王此时警觉起来，可是他仍然预料不到会有多少人背叛他，沃里克重复了他一年前用过的方法。他的表弟菲茨休在约克郡发动了叛乱，爱德华集中一些军队，满不在平地前去镇压。勃艮第公爵查理警告他说，沃里克可能会登陆，他却说但愿如此。他似乎有绝对把握，但又迅速地醒悟过来。一四七〇年九月，沃里克和克拉伦斯在达特默思登陆，肯特和南方的其他几郡闻声而起。沃里克挺进到伦敦，把不幸的亨利六世从伦敦塔释放出来，为他戴上王冠，让他在首都游行一周，然后登上王位。  
　　爱德华在诺丁汉接到了惊人的消息，全国大部分地区似乎都起来反对他。突然，他又接到消息说，在北方叛乱者南下切断他同威尔士援军的联系以及沃里克率领大军北上的同时，沃里克的兄弟，一向忠实的诺森伯兰率部倒向亨利国王。他听到诺森伯兰倒戈并迅速向他扑来的消息后，感到唯一的出路是逃往国外。唯一可以避难的地方是勃艮第宫廷，于是他带着少数随从投奔他的妹夫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也比较小心，他不能不考虑到英法立即联合进攻的危硷。他在看清这种必然性之前，对爱德华一直虚与委蛇。可是他在确信沃里克必定要和路易十一联合对他宣战之后，便采取了用心明显的计策来保护自己。他拨给爱德华国王大约一千二百名可靠的佛兰德士兵和德意志士兵，还有进攻英格兰必需的船只和金钱。这些军队是在沃尔克伦岛上秘密召集起来的。  
＊　　　　＊　　　　＊
　　这时，沃里克统治着英格兰，而且可能长期统治下去。他手中掌握着傀儡国王亨利六世。不幸的亨利只是一个会喘气的废物，他头戴王冠，手拿王杖，象个麻袋一样坐在王位上，以从前听任命运女神嘲弄时的同样温情和耐心接受她一时心血来潮的宠爱。一些法令以他的名义公布于世，这些法令废除了约克派国会通过的剥夺权利令和没收财产令。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归还原主，被驱逐的贵族以及被杀害的贵族的继承人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世代相传向领地。同时，英法联合进攻勃艮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战事迫在眉睫了。  
　　尽管剧中的演员能够理解这些剧烈的变化，使这场戏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双方立场坚定的大多数人对如此迅速的和解及事态的发展都感到头晕目眩。全国的人各持原来的态度。领袖人物可能进行了新的力量组合，而普通人则不相信红白玫瑰之间的敌意已经消失。要造成截然不同的局面，还需要一次推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沃里克一再催促玛格丽特到伦敦同他和亨利会合，而且玛格丽特掌握着有效的军队，但她仍然留在法国，还把儿子也留在自己身边。  
　　一四七一年三月，爱德华带着人数不多的远征军在约克郡的雷文斯珀港登陆。当时这个港口由于亨利·博林布鲁克在一三九九年登陆而仍然闻名于世，如今已被北海的浪潮冲刷得不复存在了。爱德华国王正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因而象往常一样精神饱满。约克城将他拒于城门之外。但是，象博林布鲁克一样，他宣布他只是为了自己的领地而来的，他还让他的军队宣称拥护亨利六世国王。在这个条件下，他被接纳入城，得到给养，然后向伦敦进发。诺森伯兰带着四比一的优势兵力上前截击，但爱德华通过巧妙的行军赶到敌人的前面去了。在他所经之处，约克派贵族和追随者纷纷加入他的军队。到达沃里克城的时候，他已有足够的力量再度称王。沃里克并没有因形势的变化而心慌意乱，他一面以命令式的口吻多次写信要求玛格丽特速返英格兰，一面在爱德华国王必经的考文垂屯兵以待。同时，他的弟弟诺森伯兰尾随爱德华南下，相距只有两天的行程。在这个危险的局面中，爱德华还有出乎沃里克意料的一张牌，那就是他知道克拉伦斯站在他的一边。克拉伦斯正带着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从格洛斯特郡赶来，表面上是要和沃里克会师。爱德华象甩掉诺森伯兰那样，从沃里克的侧翼巧妙地溜了过去，在沃里克和伦敦之间驻扎下来，那里正是克拉伦斯可以同他会师的地方。  
　　双方都投入了全部力量，因而英格兰又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大军。爱德华进入伦敦，手足无措的市民对他表示衷心的欢迎。亨利六世曾经遵命带着六百名骑兵沿街游行，此时免去了这类苦差事，又被送回伦敦塔。决定性的战斗即将在北路打响。一四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爱德华和约克派为一方，沃里克、内维尔家族以及埃德蒙·博福特的次子萨默塞特公爵和重要的兰开斯特派盟友为另一方，在巴内特 [ 译者注：现在是伦敦市内的一部分。 ] 相遇了。  
　　在英国各地，谁也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解开人们疑团的巴内特战斗本身就是在一团浓雾中进行的。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沃里克的右翼绕过了爱德华的左侧，爱德华的右翼也绕过了沃里克的左侧。沃里克可能是由于有人说他不勇敢而受了刺激，扔开战马徒步作战。兰开斯特派的重要人物牛津勋爵(他的父亲在爱德华执政初期遭到杀害)指挥着兰开斯特派的左翼，他发动的冲锋获得成功，但他在雾中迷了阵。他不知道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爱德华背后发动全线进攻，而打算回到自己人的阵中，结果走到萨默塞特中阵的背后。他的旗上有星星和光条的纹章，被沃里克的军队错看成爱德华国王的太阳和光条王旗。于是沃里克的弓箭手向他射出了羽箭。这个错误被发现了，但在那背叛行为屡见不鲜的时代，这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大错。人们以为他临阵逃脱，沃里克的军中传遍了指责他背叛的声音。牛津勋爵惊魂未定，纵马向迷蒙的远方逃去。萨默塞特指挥的另一侧翼部队早已被击溃，沃里克同右翼一起受到爱德华国王和约克派主力的进攻。在这场战斗中求饶是没有用处的。沃里克见敌众我寡，阵线已被粉碎，便向他的战马奔去。他平常在战斗之前总是走过阵列，然后骑上马，这次如果这样做，即使受到嘲笑也是明智的，因为假如他这次得以逃生，这段漫长曲折的历史可能就会有相反的结局。遗憾的是，在战斗最激烈的巴内特城北面，正当沃里克就要赶到战马身边时，约克派的人追上来将他打死了。他曾经是为约克派的事业冲锋陷阵的旗手，为爱德华国王出过大力。他把这个青年推上王位，并且给予支持，可是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为自己所支持的事业断送了许多人的生命，可是却又卑鄙地背叛了这一事业，由此看来，他的死是罪有应得。然而，就他那超人的英勇气概而言，他理应光荣地死去。  
＊　　　　＊　　　　＊
　　在巴内特战斗的那一天，玛格丽特终于来到了英格兰。第四代萨默塞特公爵要为父兄报仇，经过巴内特战斗的打击仍然斗志旺盛，他遇见了玛格丽特，开始担任她的军事指挥官。听到沃里克阵亡和他的军队战败溃散的消息时，一向顽强坚定的玛格丽特王后产生了绝望的心情。她在韦默思附近的塞尔尼修道院里暂且栖身，打算返回法国。但是，她的儿子、年将十八的威尔士亲王身上沸腾着亨利五世的血液，他主张为王冠血战到底。玛格丽特鼓起勇气，在坎坷多难的生活中又一次挺起了胸膛。她的唯一希望是到达威尔士边界，在那里，兰开斯特派的传统势力已经武装起来。沃里克的倒戈势力已经从兰开斯特派的力量中铲除出去，斗争从此又是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的斗争了。爱德华从伦敦附近抄近路出发，企图阻止玛格丽特进入威尔士。双方的军队马不停蹄地前进，在最后一天的行军中，双方都赶了四十英里的路程。兰开斯特派首先赶到目的地，但他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紧跟在后面的爱德华继续挺进，于五月三日在杜克斯伯里同他们开战。  
　　这次战斗进行得很简单。两军的阵列仍然是常见的左、中、右三部分。萨默塞特指挥玛格丽特的左翼部队，温洛克勋爵和威尔士亲王指挥中军，德文指挥右翼。爱德华国王则行使更广泛的指挥权。兰开斯特派的阵地易守难攻，“在他们的阵地前面有难行的窄路和深水沟，还有许多篱笆、大树和灌木，因而要攻破他们的阵地极其困难” [ 原注：引自《爱德华四世的到来》一书。 ] 。看来，兰开斯特派的计划是静候急不可待的约克派发动进攻。可是，萨默塞特发现了一条杀入约克派中军的“难行的窄路”，他可能没有同其他将军商量，也可能商量了没有得到赞同，便挥军向前杀去，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爱德华国王预见到了这一薄弱环节，他顽强地抵挡着冲入中军的敌人。为了保护他的侧翼而投出的二百支标枪，在关键时刻从致命的角度落在萨默塞特的军中，迫使他们溃不成军地退却。约克派开始了全线进攻，扑向失去保护的敌军侧翼，兰开斯特家族的最后一支军队就这样土崩瓦解了。萨默塞特显然感到，他在关键时刻没有得到支持。在逃离战场之前，他用狼牙棒敲碎了温洛克的脑袋。这种抗议并没有影响战斗的结局，只是为这次战斗增添一点有趣的情节而已。  
　　兰开斯特派的军队被打散，或者说被消灭了。萨默塞特和其他许多显要人物以为躲起来就安然无事了，结果还是被拉出来砍了头。玛格丽特被活捉，威尔士亲王顽强地战死沙场。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他临死时还徒然地呼喊他的连襟、奸诈无信的克拉伦斯前来援助。爱德华饶了玛格丽特的性命，一方面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个凶狠的年代不杀妇女，尤其是不杀王后。  
　　在这次战斗以后，格洛斯特公爵理查急忙赶往伦敦，到伦敦塔去完成一项任务。只要威尔士亲王活着，亨利国王的生命安全就有保证，但是在他带着兰开斯特派的最后一线希望死去以后，亨利的死期也就到了。五月二十一日夜晚，格洛斯特公爵带着爱德华国王授予的全权到达伦敦塔，很可能在那里监督杀害了这位五十年来一直处于残酷斗争中心的意气消沉的见证人。  
　　爱德华国王率领得胜的大军进入一直支持他的伦敦城，约克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我们重新坐上英格兰皇家宝座，这是在使敌人流血以后才夺回来的。正当强大的敌人十分猖狂的时候，我们就象秋天收割庄稼一样把他们铲除了！前后三个萨默塞特公爵，他们都是声威久著、坚强无比的英雄，克列福德家父子俩，诺森伯兰家父子俩，他们这两对，在号角声的激励之下，策马临阵，也都勇不可当，还有沃里克和蒙塔古两兄弟，赛过两只勇猛的大熊，他们曾用链索锁住兽中的狮王，以他们的吼声震动整个森林世界——这一伙全都被我们扫平了。我们的卧榻之旁再没有别人鼾睡，我们可以高枕无忧。蓓斯 [ 译者注：伊丽莎自王后的爱称。 ] ，请你把小宝贝抱过来，让我吻吻他。小内德 [ 译者注：爱德华四世的儿子。 ] ，为了你，你爸爸和你的两位叔叔冬天穿着冰冷的甲胄，彻夜不眠；夏天在灼热的阳光中东奔西走，都为的是夺得天下，让你稳坐江山。我们含辛茹苦，让你坐享其成。 [ 译者注：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六世下篇》第五幕第七场中爱德华四世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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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爱德华四世在此后的统治情况可作扼要的叙述。他的敌人和支持者都已死去，他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成为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他在尽情享乐的同时，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对王国的绝对控制。他从登基伊始，一直很少召集国会，因为议员们总是找麻烦。可是到缺钱的时候，他不得不召集国会。当时使各代国王保持清醒头脑的呼声是，“国王应该自力更生”。但是提出这条原则的人们没有考虑到政务日益纷繁的因素。国王的经济来源有祖传领地上的收入和一些捐税，还有无人继承的财产或意外横财。光靠这些微薄的收入，他怎能维持同日益发展的社会相适应的统治呢？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实现对法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愿望更是不可能的，甚至连保卫苏格兰边界也极其困难。无论谁当国王，都得利用好战的北方贵族，他们的世袭职业就是守卫苏格兰边界地区。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现钱。中世纪国王没有钱就无所作为，即使现在金钱仍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爱德华决意尽量避免同国会发生关系，二十岁的时候，他就顶住战争的压力而努力争取“自力更生”。现在他已经取得胜利，毫无对手，便开始在个人花销之外的各个方面厉行节约，并且避免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以免陷入向国会乞讨的境地。他从没收的兰开斯特派领地上获得新的收入来源，王室从玫瑰战争中得到了好处。他得到许许多多的新领地，每年都从中有所收益。这样，只要和平的环境保持下去，他就可以自付一切费用。但是，贵族和人民的目标却不止于此，他们想再次征服法国。他们为法国境内属地的丢失感到痛惜，尽管自己遭受了苦难，却仍然怀念阿让库尔、普瓦蒂埃和克莱西战斗的胜利。爱德华四世是能征善战的武士，他们希望他在军事上作出贡献。爱德华四世则尽量避免战争，他从来不喜欢战争，也尝够了戎马生涯的艰辛。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国会得到了同勃艮第联合进攻法国所需的大量款项。  
　　一四七五年，他入侵法国，但是打到亚眠附近的皮奎尼便休战了。路易十一也象他那样认为，在和平环境中，国王力量强大，地位巩固，而在战争中，他们则会受制于自己的臣民，成为他们的工具。这两位国王谋求和平，结果如愿以偿。路易十一向爱德华四世提议一次交纳七万五千克朗，然后每年纳贡五万克朗。这笔贡金几乎足以使王室预算实现平衡，使爱德华完全不依靠国会。爱德华同意这笔交易，签署了《皮奎尼协定》。但是，他的盟友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对此很不满意，在贝罗纳的大庭广众之中，当着所有英国军官的面说自己被盟友无耻地出卖了。人们由此产生了十分不愉快的印象，但爱德华忍受了这些指责。他撤退回国，连续七年坐享法国的大笔贡金。同时，国会多次拨款供他侵法之用，他把这些款项的绝大部分都储存起来。  
　　今天，我们对这笔交易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爱德华四世的性格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通过残酷的行动和屠杀等手段来争夺王位，但在内心深处却喜欢和平安谧的生活。我们绝不能说他的政策对英国是有害的。英国需要长久的和平时期，才能从可怕的内战创伤中恢复过来。法国政府从他身上看到了亨利五世的令人生畏的本领，他们为了避免他发挥这些本领付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正中爱德华四世的下怀，他在统治过程中节省开支，到归天之时，成为亨利二世以来第一位没有债务而使国库殷实的国王。他尽量限制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同时却使英格兰民族的力量复兴起来。他由人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枪尖变成了缓冲器，这个缓冲器在当时颇有用处。正如某个学者所写的那样，“他的消极和玩乐可能只是掩盖特殊政治才能的面纱” [ 原注：引自J．R．格林的著作。 ] 。  
　　他最后不得不召集国会，不过不是为了要钱。他依靠没收的购产、法国的黄金和自己的贸易利润，仍能进行正常的统治。同他发生纠纷的是他的弟弟克拉伦斯。虽然兄弟俩在巴内特战斗和杜克斯伯里战斗之前达成的密约得到了严格遵守，但是爱德华再也不信任克拉伦斯了。克拉伦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他的事业和家族，而在另一个重要关头又被收买回来，这个印象无论如何也无法从爱德华的脑海中抹去。克拉伦斯也知道，这个伤口虽然已经愈合，却没有长好。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亲王，在全国飞扬跋扈。他怠慢国王，蔑视王家法庭，把一些由于私人问题而得罪他的人处以死刑，并且认为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据说爱德华同埃莉诺·巴特勒订立过婚约，后来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利用这个借口篡夺王位。这个婚约的秘密可能就是克拉伦斯发现的。如果证明爱德华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是非法的，克拉伦斯就是下一个合法继承人，从而对爱德华国王构成威胁。一四七八年一月，爱德华的耐性到了极限，他专门召开国会谴责克拉伦斯。他列举了克拉伦斯冒犯国王的累累罪行，这些罪行构成了逆君之罪。不出所料，国会接受了爱德华的意旨。它发布了判决书，判处克拉伦斯死刑，由国王执行。然后，议员们便散会回家了，他们为没有派下新的税款而暗自庆幸。  
　　克拉伦斯早已被关进伦敦塔。至于他是怎么死的，现在的各种说法大相径庭，有些人说，爱德华让他自己选择如何死去。爱德华当然不希望造成可怕的公开场面。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克拉伦斯公爵是在一大桶白葡萄酒里淹死的，这肯定是十六世纪流行的说法。这种说法难道不可能是真的吗？不管怎样，迄今无人试图证实任何其他说法。“虚伪奸诈和背信弃义的克拉伦斯”退出了人世的舞台，他临死时对爱德华一直不忘旧恶感到惊讶。  
　　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受到命运的宠幸。亨利六世死后不久，他便和沃里克的女儿、沃里克大领地的一个继承人安妮结了婚。他们的结合并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安妮虽然没有同在杜克斯伯里阵亡的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结婚，但已经和他订了婚。尽管如此，重要的利益得到了结合。  
　　在这些年里，伊丽莎白王后不仅生了五个女儿，还生了两个漂亮的儿子，他们正在迅速成长。一四八三年，一个儿子十二岁，另一个九岁。王位的继承问题似乎很明确，也很保险。爱德华国王本人只有四十岁，再过十年，约克派的胜利就可以永久地保持下去。可是，命运女神进行了干预，严肃地提醒纵情享乐的爱德华注意他的一生即将结束。因此爱德华把主要精力放在保证年幼的爱德华五世继承王位的问题上，但是在一四八三年四月，死神突然降临，使他没有时间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虽然始终爱恋伊丽莎白王后，却一生荒淫无度。仅仅病了十天，这位强健的国王便在壮年去世了。当时王后还在英格兰中部。史学家们肯定地说，爱德华的早亡是酒色过度带来的惩罚。死因很可能是阑尾炎，不过现在已经无法确定。除了教会之外，人们对他的逝世毫无准备。由于他的暴卒，他的忠实的弟弟理查突然看到了光辉灿烂的前程。

老爺叔

太經典了，細讀三遍可以得碩士。

showcraft

问好老爺叔。
我算是半个丘吉尔的粉丝，身为举世闻名的“反共巨头”，邱翁确实堪称“具有西塞罗文才的恺撒大帝”。他的一二战回忆录太长了，就先读他这部，英美史及经济史是我业余一大爱好，呵呵。

老爺叔

问好老爺叔。
我算是半个丘吉尔的粉丝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10-14 17:19

WHY ？ 為什麼半個不一個？半個又怎麼計算？上半個還是下半個？前面還是背面？要做就做一個吧，而且粉絲也不必愛其全部，如他鬥牛犬似的身材面容。

showcraft

因为毕竟邱翁还是有不少缺点，比如某些时候基于他英伦保守贵族的执拗吧，他也是比较典型的守天下强过坐天下，如普鲁塔克所言“对伟大人物的抛弃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质”，部分也是因为我天生对偶像崇拜有一丝警惕之心，几乎无人是我totally无脑崇拜的偶像，呵呵。

showcraft

接下来打算看BBC的纪录片《如何读懂教堂》，以及一部讲述英国12世纪建造教堂的美剧《圣殿春秋》。

showcraft

第三十章　理查三世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爱德华国王死得如此突然，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愕然。国内立即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在巴内特战斗和杜克斯伯里战斗之后，老派贵族眼看伍德维尔家族的人重新掌权得宠，只好忍气吞声。但在英国各地，王后的这些亲戚引起普遍的不满或受到蔑视，而那时爱德华国王却背着王后同窈窕迷人的情妇简·肖尔尽情欢乐。现在，死神推倒了这种不稳定的复杂关系所依赖的唯一支柱——国王的权威。爱德华四世的长子爱德华在他的舅舅、第二代里弗斯勋爵的照顾下，住在威尔士边界的勒德洛。必须设置一位摄政官，人选已经无可争议。国王的忠实兄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战功赫赫，举止庄重，精通政务，由于剥夺了沃里克的财产和其他许多大片领地而拥有雄厚财力，并且担任着所有的军事要职，因此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合适人选，何况爱德华国王生前曾指定他担任这个职务。大多数老派贵族都支持他。行将即位的国王的外祖父从前虽然是个骑士，却不过是一位贵族的管家，老派贵族一想到这里就感到恶心。继承人是个孩子，老派贵族此后就要受到这个尚未显示任何才能而又毫无经验的年幼国王的统治，他们为此深感遗憾。不过，为了他们立下的誓言，为了保持他们用干戈创立的约克家族王统，他们不能另有所图。  
　　但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是不能容忍的，即不许伊丽莎白王后及其出身微贱的亲戚再占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拥有许多追随者和本族支持者的里弗斯勋爵，在勒德洛控制着新国王。双方互相观望了三个星期，均未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在四月达成了协议：新国王应尽早到伦敦加冕，随行的军队不能超过两千骑兵。根据这个协议，里弗斯勋爵和他的侄子格雷率领两千骑兵，经由施鲁斯伯里和北安普敦向南而行。他们到达斯托尼斯特拉特福时，听说由约克郡前往伦敦的格洛斯特公爵和他的盟友白金汉公爵在他们的后边，距离他们只有十英里。于是，他们掉头回到北安普敦去迎接这两位公爵，毫无戒心。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笑容可掏地次迎了他们，他们一起尽情畅饮了一番。可是到第二天早晨，情况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里弗斯勋爵醒来时，发现客栈里的许多门都已落锁。他询问为何如此戒备，格洛斯特公爵和白金汉公爵恶狠狠地向他瞪眼，指责他“企图分裂”国王和他们的关系，并且立即逮捕了他和格雷。然后，理查率领他的军队骑马奔向斯托尼斯特拉特福，逮捕了那两千骑兵的指挥官，并且冲到年轻的国王身边，说他发现里弗斯等人企图夺取政权和压迫旧贵族。听到理查这番话，爱德华五世采取了他统治期间有记载的唯一的断然行动——他哭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早晨，理查又去见爱德华，以叔叔的身份拥抱他，以臣下的身份向他鞠躬，并宣布自己为摄政官。他将爱德华五世带来的两千骑兵遣散回乡，因为这些骑兵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现在向伦敦前进吧！到那里去加冕！于是这个无精打采的队伍开始向伦敦进发。  
　　伊丽莎白王后早已回到伦敦，她对未来不抱什么幻想，她一到伦敦，便立即和她的另外几个孩子隐居威斯敏斯特教堂，在教堂和王宫之间的墙上掏了一个洞，以便传递她能够得到的个人应用物品。  
　　国王失去自由的消息在首都引起了一阵混乱。“他将被送去处死，至于地点，谁也不知道。” [ 原注：摘自莫尔爵士的史著。 ] 但黑斯廷斯勋爵向政务会保证说，一切都很正常，如果发生混乱，只能推迟同英格兰王国的太平有重大关系的加冕仪式。担任国务大臣的约克大主教企图打消伊丽莎白王后的疑虑，他说：“请夫人放心，如果他们不为在他们手里的王储加冕，我们明天就为你身边的另一个儿子加冕。”他甚至把国玺交给王后作为保证。他并不是搞什么阴谋，只不过是个老傻瓜，想不惜一切代价谋取社稷的安全与太平。可是他很快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怕，设法把国玺取了回来。  
　　国王于五月四日才抵达伦敦，而加冕仪式正是定在这一天举行，因此只得推迟。他被安排住在伦敦主教的宅邸，教俗两界的所有贵族纷纷前往拜谒，表示忠顺。摄政官理查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国王成为教士的客人不太合适。当王后的朋友们建议国王住在圣约翰骑士团的克莱肯韦尔驿馆时，理查说，让他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倒是更合乎国王的尊严。住在伦敦塔不仅宽敞，还可以避免民众的骚乱。政务会的贵族一致同意这个决定。年幼的爱德华五世难以抗争，而且抗争对自己的安全也没有好处。在隆重的仪式和效忠的表示之后，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被带进了伦敦塔，大门随后紧紧地关上了。  
　　伦敦笼罩在骚动不安的情绪之中，一些显要人物面面相觑，疑虑重重，胆战心惊。这场悲剧的下一幕轮到黑斯廷斯勋爵了。他在爱德华四世的晚年担任了重要角色。爱德华四世死后，他坚决反对伍德维尔家族，但他也是第一个不赞成理查那些做法的人。一切大权迅速地集中到理查手里，黑斯廷斯勋爵和其他一些显要的贵族对此甚为不满。黑斯廷斯因此开始向仍然住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王后等人表示友好。至于后事如何，我们确切知道的只是他于六月十三日在伦敦塔召开的政务会上突然被捕，当天未经审判便成为刀下之鬼。托马斯·莫尔爵士后来在下一代国王统治期间写了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其中的材料当然是巩固的新政权授意提供的。他的目的似乎并不象道德主义戏剧那样着意作实事求是的叙述。在他的书中，理查是罪恶的化身，拯救王国于水火之中的亨利·都铎则如阳光一样和蔼可亲。谁要是持相反的看法，就是犯逆君主罪。莫尔不仅把一切可能和某些不可能的罪行归咎于理查，而且还把他描写成弯腰驼背、胳膊萎缩的怪物。在理查生前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些缺陷，可是由于莎士比亚在剧本中的描写，这些缺陷如今已经尽人皆知了。不用说，都铎王朝一灭亡，称赞理查的人便马上开始纠正他的形象，他们直到现在都很活跃，而且日甚一日。  
　　不过，莫尔的书中也有独到之处，我们从中了解到在伦敦塔召开政务会的著名场面。那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五。理查在九点左右来到政务会的会议厅，情绪似乎很好。他对莫顿主教说：“主教大人，你在霍尔本的园子里的草莓长得真好，让我们吃一顿吧。”政务会的会议开始了。理查出去了一会儿，他在十点至十一点之间回来时，脸色完全变了。他皱着眉头盯着屋里的人，同时，门口聚着一群武士。这位摄政官问道：“有些人谋害象我这样一个与国王有近亲关系并且治理着国家的人，他们应该受到什么惩罚呢？”在场的人个个惊愕不已。黑斯廷斯打破沉默说，他们应该受到和逆君者一样的惩罚。理查高声叫道：“我哥哥的巫妻和她的帮凶——你们看他们是怎样用巫术损害我的身体的。”据说，他边说边卷起袖子，让众人看他的胳膊，那只胳膊象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已经萎缩。接着，他恶狠狠地提到了在爱德华四世死后同黑斯廷斯有暧昧关系的简·肖尔。黑斯廷斯吃了一惊，回答说：“当然，如果他们做了这样卑鄙的事情，应该严惩不贷。”驼子理查喊道：“什么？你还跟我用‘如果’这样的词吗？我告诉你，他们确实犯下了上述罪行，而且我要对你以牙还牙，叛徒！”说着，他用拳头一敲政务会的桌子，武士们随着这个信号一拥而入，口里喊着“叛徒”，逮捕了黑斯廷斯、莫顿主教、约克大主教和其他一些人。理查告诉黑斯廷斯准备即刻迎接死神，他说：“我要拿到他的脑袋之后才去吃饭。”时间很紧迫，几乎连找神父都来不及。伦敦塔的院子里碰巧有一根圆木，黑斯廷斯的头就在这根圆木上被砍了下来。恐怖气氛顿时笼罩了四周。  
　　理查已经下令他的北方军队在可靠的军官理查德·拉特克利夫爵士率领下奔向伦敦。在南下的路上，拉特克利夫从一座城堡里提出了在押的里弗斯勋爵、沃恩勋爵、格雷勋爵和二千骑兵的指挥官。在黑斯廷斯遇难的几天之后，他在庞弗雷特将他们统统斩首。这些人的被杀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在此期间，伊丽莎白王后和她的另一个儿子仍然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个避难所里。理查感到，应该把国王兄弟俩都置于他的监管之下，于是便要求受过清洗的政务会请王后交出这个孩子。如果王后拒绝，政务会便准备使用武力。王后无奈，只好照办，在威斯敏斯特宫把九岁的小王子交给摄政官理查。理查亲切地拥抱了小王子，然后把他送进伦敦塔。兄弟俩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过。此时理查的北方军队正在浩浩荡荡地接近伦敦，据说人数成千上万。他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采取下一步行动了。爱德华五世的加冕礼已经推迟了好几次。伦敦市长的兄弟、理查的一名党羽、一个名叫肖的传道士在圣保罗十字架 [ 译者注：圣保罗大教堂院内的十字架，是专门布道、惩罚异教徒或宣读教皇旨谕的地方。 ] 前作了一次布道。他从几个方面谴责了爱德华四世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其中提到了使用巫术和违背同埃莉诺·巴特勒订下的所谓婚约，还说婚礼是在不圣洁的地方举行的。他根据这几点得出结论说，爱德华的孩子没有继承权，王冠应该属于理查。他还提到过去一些人的看法说，就连爱德华四世本人也并非其父所生。理查这时在白金汉公爵的陪同下出现在众人面前，显然希望人们当众拥他为王。但是，据莫尔的记载，“人们根本不想欢呼‘理查国王！’他们呆若木鸡，不明白为什么会作这样可耻的布道。”两天以后，白金汉公爵也发表了演说。据一位见证人说，他极善辞令，而且做了充分的练习，所以他甚至没有停下来吐口水。可是人们这一次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公爵自己的一些随从扔起帽子高呼“理查王！”  
　　六月二十五日，国会召开了会议。它收到的一份卷宗说，已故国王爱德华四世同伊丽莎白的婚姻纯属非法，因此爱德华的孩子都是私生子。于是它请求理查登极。白金汉公爵率领一个代表团去晋谒理查，当时理查住在他母亲的宫里，而他曾经诽谤母亲的德行。理查对代表团的请求抱着恰如其分的谦逊态度，执意不允所请。可是白金汉公爵也表示了他们的坚决态度，对理查说，决不允许爱德华四世的孩子统治英国，假如他不愿为国家效劳，他们只得另选一位贵族。这样，理查便打消顾虑，挑起治国的重担。第二天，他在隆重的仪式中登上了王位。同时，拉特克利夫从北方派来的军队在芬斯伯里菲尔德接受检阅。他们实际上有五千人左右，“衣衫不整……生锈的铠甲既不能抵挡刀剑，也无法擦出亮光”。伦敦人发现有关他们的力量和人数的消息十分夸张，这才放下心来。  
　　理查三世的加冕礼定在七月六日举行，它的隆重仪式和游行缓和了人民的不安情绪。为了表示自己的仁慈，理查释放了约克大主教，并把伊利主教莫顿移交给白金汉公爵，监禁得松一些。加冕典礼之堂皇隆重，在当时可谓无以复加了。宗教界受到特殊的重视，鲍切大主教为国王和王后戴上了王冠。国王和王后接受了涂油礼，当着众人领了圣餐，最后到威斯敏斯特宫举行盛宴。理查二世的王位已经得到国会的承认和拥护，而且根据爱德华四世的孩子属于私生子的结论，理查是合法的直系继承人。此时，整个计划似乎全部实现了。可是就从这时开始，各个阶级对理查三世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和敌意，他的一切手段和能力都无法缓和这种情绪。编年史家费比恩在一五一六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书中写道：“理查三世咎由自取地受到国内大部分贵族的强烈怨恨，连以前爱戴和颂扬他的人也都……怨气冲天，除了害怕他和得到他大量赠礼的人，几乎无人支持他。”  
　　理查三世的辩护士现在常说，那是因为都铎王朝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观点占了上风。但实际上，从这些历史事件中生活过来的英格兰人，在都铎王朝掌权或者说真正成为重要势力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他们的看法。理查三世掌握着统治大权的时候，利用一切条件宣扬自己的观点，可是人们却普遍不相信。毋庸置疑的是，全国大多数人确信，理查利用自己的摄政官权力篡夺了王位，爱德华四世的两位王子已经在伦敦塔内消失了。要想把这个问题体面地说成历史上的意见分歧，需要许多立论巧妙的著作。  
　　为理查登基立下汗马功劳的是白金汉公爵，接受理查赠礼和宠爱最多的人也是他。但在理查登基的三个月内，白金汉公爵却由他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变成一个死敌。我们对他的动机并不清楚，可能他预见到了这次篡位的后果，想逃避帮凶的罪名，也可能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自己不也是王族的后裔吗？无论从博福特家族的关系看，还是从托马斯·伍德斯托克的关系看，他都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当时人们认为，理查二世曾经颁发特许证书承认博福特家族的合法地位，后来亨利四世又予以肯定，特许证书中有一条特殊规定，宣布这个家族不能继承王位。可是，文件原本上并没有这条规定，它是后来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加上去的。白金汉公爵从母亲身上继承了博福特家族的血统，他保存着得到国会批准并盖有国玺的特许证书原件，上面并没有提到这样的禁令。虽然他严守这个秘密，但他此时一定把自己看作潜在的王位继承人，他也一定感到，如果理查三世有同样的看法，那么对他是很危险的。白金汉公爵深感不安的是，理查即位时的一切仪式和盛况并没有消除他在人们心中的篡位者形象。这位公爵忧心忡忡地在自己的布雷克诺克城堡中开始同在押的莫顿主教交谈。莫顿主教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有三寸不烂之舌，他确实对公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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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理查三世开始了从牛津穿过英格兰中部的旅行。在每一座城市里，他都纠正冤案，排难解纷，普施恩惠，笼络人心，企图造成良好的印象。可是他仍然感到，在他周围的一片感激和忠诚的外表之下，存在着对他的王位的默默挑战。在南方，这种挑战几乎公开化，伦敦、肯特、埃塞克斯和伦敦附近各郡的反对情绪已经非常强烈，人人要求释放两位年幼王子。可是，理查并没有怀疑到白金汉公爵有什么强烈不满，其实，公爵在格洛斯特就已经同他分道扬镳了。他担心自己的王冠被人夺走。只要他的两个侄儿活着，反对他的各种力量就有了汇合点，他的王冠怎么保得住呢？由于这个原因，便发生了与理查的名字不可分割的严重罪行。他的本性残忍无度，他的利益所在也是昭然若揭的。可以肯定，一四八三年七月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伦敦塔里那两个孤立无援的孩子。然而有些人认为，他们在狱中有气无力地又生活了两年，后来被亨利·都铎处死。实际上，在这两年里没有人看见过他们，也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记载。  
　　根据托马斯·莫尔的说法，理查在七月决意消除两位王子对他的王位和太平生活的威胁。他派遣名叫约翰·格林的特使去找伦敦塔的卫戍长官布雷肯伯里，令他处死两位王子，结果遭到拒绝。格林碰了钉子去见理查时，理查愤怒地喊道：“我认为最愿意替我效劳的人都不肯执行我的命令，我还能信任谁呢？”一个侍从听到了这番话，提醒他说，昔日和他一起战斗的詹姆斯·蒂勒尔爵士能够做任何事情。于是，蒂勒尔带着敕命前往伦敦，命令布雷肯伯里将伦敦塔的所有钥匙交他掌管一夜。蒂勒尔拿到钥匙后，立即开始执行杀人的使命。看管王子的四名狱卒中，有一个叫福雷斯特的人愿意干这个残忍的勾当，他和蒂勒尔的仆人戴顿一起下了毒手。当两位王子熟睡的时候，这两个凶手用枕头紧紧捂住他们的脸，直到他们窒息而死，然后把他们埋在伦敦塔内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有证据表明，三个凶手都从理查国王那里得到了相应的奖赏。到了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蒂勒尔由于其他罪行被判处死刑，押在伦敦塔，据说他作了坦白。根据他的交代和其他许多旁证材料，我们才知道上述事情的始末。  
　　在理查二世统治时期，通往白塔小教堂的楼梯在一六七四年改建时，发现一些碎石下面埋有两具男孩尸骨，看上去和两位王子遇害时的年龄相同。皇家医师对尸骨进行了检查，一些考古学者报告说，它们肯定是爱德华五世和约克公爵的尸骸。查理二世接受了这种看法，将这两具尸骸移到威斯敏斯特的亨利七世小教堂重新下葬，并且用拉丁文刻了碑文，把一切罪责归于他们的背信弃义的叔叔——“王国的篡位者”。尽管如此，许多作者在书中仍然努力为理查三世开脱罪责，或者企图以推断为证据把罪责加在亨利七世的头上，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霍勒斯·沃波尔。然而，近来的一次发掘工作证实了查理二世时代那些公正人士的看法。  
　　白金汉公爵已经成为英格兰西部和南部密谋反对理查三世的中心人物，他决心实现自己的王位继承权。他似乎根据自己对理查的了解估计到，关在伦敦塔的两位王子已经死去，或者死难临头。他这时碰到了博福特家族的幸存者、里奇蒙伯爵夫人玛格丽特，并且意识到，即使约克家族都被抛在一边，还是有人比他更有王位继承权，那就是玛格丽特和她的儿子、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玛格丽特以为白金汉公爵仍然是理查的左右手，请他劝说理查允许她的儿子里奇蒙伯爵亨利同伊丽莎自结婚。伊丽莎白是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仍然跟母亲躲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这个打算同理查的利益有根本的冲突，他是决不会支持的。白金汉公爵则认为，这件婚事如果成功，就可以把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的继承权结合起来，弥合长期分裂英格兰的裂痕，促使反对篡位者的强大统一战线立即形成。  
　　全国普遍要求释放被囚禁的两位王子，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已经去世。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被谁杀死的，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噩耗象野火一样传开以后，许多人顿时义愤填膺。那时，英格兰人虽然已经习惯于长期内战中的暴行，但还保持着害怕的本能，这种本能一旦受到可怕事情的刺激，他们对这些事情便久久难忘。现代的独裁者掌握着科学手段，可以很容易地继续欺骗公众，扰乱人们思想和目标的连贯性，因此，每日大量的新闻分散人心，它们对事实的肆意歪曲使人们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在十五世纪，两位年幼的王子被他们的保护人杀害这件事，被视为残暴的罪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罪行，也永远不会饶恕。同年九月理查巡行到约克时，封他儿子为威尔士亲王，在他的敌人看来，这证实了那些可怕的传闻。  
　　白金汉公爵全力准备庄十月十八日发动大规模暴动。他将在布雷克诺克集合自己的威尔士军队，西部和南部各郡都将参加暴动，里奇蒙伯爵亨利将在布列塔尼公爵的援助下，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在威尔士登陆。遗憾的是，民众听到两位王子遇害的传说之后怒不可遏，打乱了这个周密的计划。在预定暴动日期的前十天，肯特郡、威尔特郡、苏塞克斯和德文郡纷纷发生暴乱。十月十二日，里奇蒙伯爵亨利被迫在天气很坏的情况下从布列塔尼出航，结果舰队被风暴打散，白金汉公爵在布雷克诺克举起战旗的时候，天气也异常恶劣，一场大暴雨淹没了塞文河谷，使他困在威尔士边界的一个地区，既不能补充给养，也无法按计划同德文郡的暴乱队伍会合。  
　　理查三世以最大的力量采取了行动，率领军队前去镇压暴乱。南方分散的暴乱队伍被镇压下去，白金汉公爵的队伍也土崩瓦解，他本人躲藏起来，以免遭到报复。里奇蒙伯爵终于到达英格兰海岸，可是只剩下两只船了。他将船往西驶向普利茅斯，等待永远不会发出的信号。他在普利茅斯不明情况，为谨慎起见便又打听一下，得到的消息使他不得不返回布列塔尼。白金汉公爵的头颅赏格很高，他因此被人出卖给理查，后者立即杀害了他。这次又象以往那样，处死了许多人。全国各地恢复了秩序，理查又巩固了自己的王位。  
　　在新的一年里，理查国王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有见识的改革。他为爱德华四世统治下形同虚设的国会恢复了权力，宣布国王以“索借”方式筹集岁入的做法为非法。国会在长期沉默之后，又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立法活动。贸易活动受到许多法案的保护，这些法案虽然欠妥，但用意是好的；国会还颁布了土地法，以限制土地的托管问题。为了取悦于教士阶层，理查确定了他们的特权，捐献了新的资金，努力发展学术活动。富丽堂皇的场面受到限制，败在理查手下的政敌得到宽恕，贫困的请愿者受到照顾。但这一切均告无效。理查的罪行在全国燃起的仇恨怒火仍在熊熊燃烧，不可扑灭。无论是广施恩惠，还是采取明智的措施，或是取得行政方面的成就，这位有罪的国王都毫无帮助。  
　　有一位曾经当过伍斯特郡郡守、名叫科林伯恩的绅士无法压制对理查国王的愤怒，在一时冲动之下将他写的一首打油诗贴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门上：  
　　　　老猫跳，

　　　　耗子窜，

　　　　跟着大公猪，

　　　　随着洛弗犬，

　　　　为非又作歹

　　　　糟蹋英格兰。

　　理查的纹章上面是一头公猪，他和凯茨比、拉特克利夫以及洛弗尔子爵都受到了侮辱 [ 译者注：“凯茨比”前半部的写法和读音同“猫”一样，“拉特克利夫”的前半部则和“耗子”相同，“洛弗犬”指的是洛弗尔子爵。 ] 。科林伯恩在某一年的年底痛苦地去世，不只是因为他侮辱了这几个人，还因为他是毋庸置疑的叛乱者，积极参加过上述叛乱的策划活动。  
　　理查自己也忐忑不安，他感到恐惧，常做恶梦，觉得每个角落都有惩罚在等待着他。托马斯·莫尔爵士写道：“我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说，在那次可怕的暴行以后，他的心里再也没有平静过，再也没有产生过安全惑。他每次出宫，总是目光游移不定，身体暗地作了防护，一只手从不离开佩剑，那副表情和举止就象随时准备搏斗一样。他在晚上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由于终日保持戒心而困顿不堪，与其说在睡觉，不如说在朦胧中熬时间。他常做恶梦，有时突然坐起来，跳下床在屋子里乱跑。他那颗不安的心就是这样被自己干下的可怕勾当所困扰，受着长期的剧烈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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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八四年四月，理查三世国王遭到了可怕的打击：他的独生子威尔士亲王在米德尔哈姆不幸夭折，而他的妻子、沃里克的女儿安妮身体已垮，再也不能生育了。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显然成为有竞争性的王位继承人。“兰开斯特家族中最有继承权的”里奇蒙伯爵是威尔士人，他的祖父、一四六一年被约克派处死的欧文·都铎如果确实结了婚，他的祖母便是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的卡特琳，他的母亲是玛格丽特·博福特。因此，他在母亲这方面有爱德华三世的血统，在父亲那方面多少有些卡德瓦拉德以及包括阿瑟王在内的古代不列颠国王的血统，甚至还有法国王族血统。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的生活中度过的。他在童年时代有七年被围在哈莱克城堡里；他十四岁的时候，兰开斯特派在杜克斯伯里战败，他被迫逃往布列塔尼。此后，他一直过着贫困的流亡生活。这些磨难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烙印，使他变得狡猾多疑。可是，这一点并未影响他的高傲气质，也无损于他那远大的目光和济世之才，更没有改变他的表情。据说，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同别人谈话时尤其笑容可掬”。  
　　英格兰人此时都把希望寄托在里奇蒙伯爵身上。显然，如果他象母亲打算的那样同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结婚，全国所极度厌倦的残酷的王位之争就可能彻底结束。白金汉公爵叛乱失败后，里奇蒙伯爵和他的远征军退回布列塔尼。对他一直友好的布列塔尼公爵，又为他及其手下的约五百名英国贵族提供了食宿。理查国王积极进行外交攻势，建议以巨款引渡他的敌手里奇蒙。布列塔尼公爵患病期间，他的大臣朗杜瓦企图出卖这个值钱的人质。里奇蒙估计到了这种危险，在大难临头的关键时刻扬鞭策马逃到法国。根据竭力分裂英国的一贯政策，法国摄政王安娜热情地接待了他。布列塔尼公爵病情好转以后，斥责了他的大臣，继续庇护这些英国流亡者。里奇蒙在法国遇到了兰开斯特派残余力量的首要人物牛津伯爵，后者逃脱了十年的监禁，继续进行过去的斗争。过了一个时期，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都有许多重要人物摆脱邪恶的理查，聚集到里奇蒙的身边。从此，里奇蒙统领着一支联合力量，这支力量大有统一英格兰之势。  
　　里奇蒙把自己的重大希望寄托在他同伊丽莎白公主的婚事上。但是在这方面，理查也并未漠然置之。在白金汉公爵发动叛乱之前，他就已经采取措施防止伊丽莎白溜出庇护所和英格兰。一四八四年三月，他建议同他称为“伊丽莎白·格雷夫人”的前王后和解，不幸的王后没有拒绝。理查郑重立约，“以国王的名誉”保证，为这位前王后提供生活费用，还要把她的几个女儿体面地嫁出去。在签署这个重要文件时，在场的不仅有上院议员，还有伦敦市长和各郡郡守。虽然往事犹历历在目，但伊丽莎白王后仍然不得不依赖这些诺言。她离开庇护所，放弃了把女儿嫁给里奇蒙的打算，同较大的几个公主在理查的宫里受到接见，被待为上宾。一四八四年圣诞节时，威斯敏斯特宫中举行了盛大的节庆。人们注意到，“伊丽莎白·格雷夫人”和她的女儿们换上了新装，华贵的服装款式非凡，使她们个个显示出皇家气派。人们把爱德华四世的孩子们不久前蒙受的私生子臭名以及伦敦塔内的可怕秘密统统置诸脑后。虽然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这次节庆却是笙歌曼舞，觥筹交错。“伊丽莎白·格雷夫人”甚至往巴黎给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儿子多塞特侯爵写信，要他抛弃里奇蒙，回国分享新得到的宠幸。更令人吃惊的是，伊丽莎白公主对于篡位者给她的照顾似乎毫无反感。一四八五年三月，安妮王后去世，很可能是病故。有传闻说，理查想娶侄女为妻，目的是避免她同里奇蒙的结合。如果理查得到教皇的特许，这件乱伦的婚事本来是可以办成的，但是他在政务会和公开场合都否认自己有这种意图。如果他同被他宣布为私生子的公主结婚，我们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不管实情如何，里奇蒙却因此消除了自己的忧虑。  
　　整个夏天，里奇蒙的远征军在塞纳河口忙于出征的准备工作。英格兰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他，数目可观。激战前的平静使理查难以忍耐。他感到自己处于仇恨和不信任的海洋之中。如果说有人为他效劳，那只是出于恐惧，或者是想博得恩宠。他生性顽强，不甘示弱，这决定了他要为自己的王冠进行一生中最激烈的保卫战。他在便于指挥的诺丁汉中心地带建立了司令部，几乎对各郡都下了动员令，要求人们拿起武器，他不得已地违反自己前一年发布的令状，要求“索借”三万英镑，当时人们称之为“勒索”。他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并在交通干线上每隔二十英里派驻一批驿夫，靠他们传递消息或传达命令。这个驿站网有条不紊，效率较高，这在英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驿站制度的这一重要发展最早出自爱德华四世之手。理查不断地率领部队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巡视，企图靠武力和德政对心怀不满的臣民刚柔相济。他猛烈攻击里奇蒙说，“埃德蒙·都铎和欧文·都铎的后代亨利·都铎”无论在父亲身上还是母亲身上都有私生子的血液，而且野心勃勃，贪欲无度，时刻觊觎着王位，要“使国内崇高尊贵的人们永远丧失一切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可是，人们对这些指责的反应却很冷淡。  
　　八月一日，里奇蒙率领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联合力量以及一支法国军队在阿弗勒尔起锚扬帆。他的舰队顺风驶过英吉利海峡，避开“洛弗犬”的舰队，绕过地角，于七日在米尔福德港登陆。他跪着唱起圣歌。他吻了土地，对着自己划了个十字，然后下令以上帝和圣乔治的名义进军。他只有两千人马，可是充满信心，宣称理查是篡位者和造反者。威尔士人见到他们的本族人有希望登上英格兰大帝国的王位，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古代布立吞人的后代将荣归故土。理查手下的重要酋长和军官里斯·阿普·托马斯觉得他的效忠理查的誓言妨碍他帮助里奇蒙，他曾经宣布不让任何叛乱者进入威尔士，“除非他们从他的肚子上走过去”。不过，他曾以圆滑的理由为借口，拒绝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诺丁汉当人质，他对理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良心更有约束力。此时，他的誓言成了障碍，然而，圣戴维大教堂的主教帮助他解除誓约，建议他如果仍然感到不安的话，就躺在里奇蒙的面前，让他从肚子上迈过去。后来，里斯·阿普·托马斯采取了同样令人满意而更加体面的办法，他站在代尔附近的莫洛克桥下，里奇蒙伯爵亨利从桥上面走了过去，这样他就避免了违背誓言的窘境。里奇蒙不仅打起圣乔治的圣旗，还打出了卡德瓦拉德的赤龙大旗，一些威尔士绅士前来投到他的麾下。他带着五千人马经过施鲁斯伯里和斯塔福德向东挺进。  
＊　　　　＊　　　　＊
　　英王理查三世尽管遍设驿站，但在里奇蒙登陆五天之后他才得到消息。他纠集自己的军队，上前迎击仇敌。此时，斯坦利家族的态度成为决定胜败的因素。理查早就命令过他们，如果叛乱队伍在西部登陆，就由他们予以截击。但是，统辖几千人马的威廉·斯坦利爵士不想照办。理查因此召见这个家族的族长斯坦利勋爵，而当这位勋爵说他“病魔缠身”时，理查便拘捕了他的长子斯特兰奇勋爵，如果他不尽力效忠，就拿他的长子开刀。这个措施未能阻止威廉·斯坦利爵士率领柴郡的军队同里奇蒙结好。斯坦利勋爵则指望挽救儿子的性命，直到最后还抱着观望的态度。  
　　这一次，约克城站在约克派一边。诺福克公爵和诺森伯兰伯爵珀西是理查的主要支持者，“老猫” [ 译者注：指凯茨比，见本章打油诗注释。 ] 和“耗子” [ 译者注：即拉特克利夫，见本章打油诗注释。 ] 则只有帮助主人取胜才有生存的希望。八月十七日，理查在这些人的陪同下，率军前往莱斯特。他的军队分成四路纵队前进，两边有骑兵护卫，他本人骑着威武的白色战马走在中央。全军队列严整，声势浩大，令人望而生畏。八月二十一日是个星期天，这支大军开出莱斯特，到马凯特博斯沃思村附近迎击里奇蒙。一场决战将在翌日开始。  
　　从表面上看，形势有利于理查国王。他利用国王的权威控制着一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里奇蒙只有五千仓卒召集的队伍。威廉·斯坦利爵士和斯坦利勋爵分别带着主要来自兰开夏和柴郡的部队，驻扎在离主力部队两侧不远的两个相对的山头上，有人说，整个战场的局势恰象四个人在打牌。据都铎时代的历史学家记载，理查虽然承认自己做了一夜的恶梦，却振振有词地鼓励他的军官们说：“打消一切恐惧吧！……只要每个人进行一次有力的打击，胜利就属于我们了。那一小撮乌合之众怎么能战胜我们整个王国的力量呢？至于我本人，你们可以相信，我将取得辉煌的胜利，否则将战死沙场，流芳百世。”说完，他发出了开始战斗的信号，并且通知斯坦利勋爵说，倘若他不立即发动进攻，他的儿子马上就会成为刀下之鬼。斯坦利勋爵被迫在两条道路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他凛然答道，他还有别的儿子。于是，理查国王下令处死斯特兰奇。接到这项命令的军官们认为，还是暂缓处决为妙，应该等着看看战局如何再定。他们说：“陛下，敌军已经，越过那片沼泽地，还是等战斗结束以后再收拾斯坦利家的这个年轻人吧。”  
　　直到此时，里奇蒙还不知道斯坦利勋爵及其军队将站在哪一方。在发射羽箭和进行炮击之后，两军一经交锋，一切疑虑便烟消云散了。指挥理查左翼部队的诺森伯兰伯爵隔岸观火。斯坦利勋爵的队伍则公开帮助里奇蒙作战。理查国王见大势已去，一边喊着“叛徒！叛徒！”，一边发疯似地冲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争企图亲手杀死里奇蒙。他杀死了里奇蒙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且打败了力气过人的约翰·切尼爵士。据说，他甚至冲到了里奇蒙身边，和他厮杀一番。但就在这时，威廉·斯坦利爵士统帅的三千“穿着血红颜色衣服”的军队向浴血奋战的约克派猛扑过去，猛烈的冲击把这两位主要人物分开了。里奇蒙被保护起来，理查国王拒绝逃走，被众人打倒杀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决不逃走。

　　　　他说到做到，

　　　　虽然死了，却象个国王。

　　理查一直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王冠，被人从一丛荆棘中捡了起来，放到胜利者的头上，诺福克公爵英勇战死，他的儿子萨里勋爵被俘，拉特克利夫死于混战之中，凯茨比得到一点时间立下遗嘱，然后也在战场上被就地处决。亨利·都铎成为英格兰国王。理查的尸体刀伤累累，被剥光衣服后横绑在一匹马上，头和长发耷拉着，血肉模糊，令人作呕，他就是这副样子被带到莱斯特城示众的。  
＊　　　　＊　　　　＊
　　博斯沃思之战可以说是英国史上一个很长篇章的结束。虽然在下一个王朝里仍有明争暗斗，但红白玫瑰之间的斗争基本上已经终止。双方无一获胜。里奇蒙伯爵和八面玲珑的伊丽莎白公主结婚，使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残余力量可以在此基础上获得和解。他们的成婚产生了都铎王族，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都是其中的成员。拼命厮杀的两代人的对立亡灵被永远抛在一边，理查的死亡也使金雀花王朝寿终正寝。三百多年来，这个家族的各代国王既有军事本领，又有政治手腕，才能和罪孽都在他人之上，他们一直追求权力，维护自己的帝国，而此时却失去了不列颠岛的恩宠。金雀花王朝及其制度所产生的贵族已经瓦解，绝大多数贵族在刀锋之下掉了脑袋，这些家族的两三代分支均被消灭。长期以来，寡头政治集团以自己的感情、忠君思想和罪恶撰写了英格兰的历史，此时也从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跌落下来。王族女系或私生子的后代同这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有说不清的联系，正如“狮心王”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是魔鬼的后代，最终将要去见魔鬼。”  
　　玫瑰战争经过博斯沃思战斗到了它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在下一个世纪里，都铎王朝的臣民认为，中世纪也在一四八五年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随着亨利·都铎的登基而诞生。现代史学家一般认为，我们的这段历史没有截然的分期，亨利七世登基后继承并巩固了约克王族各代国王的大部分业绩。十五世纪的激烈斗争、动荡局势和荒凉景象，使社会各阶层渴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政府。兰开斯特王族统治下盛行的议会观念扩大了立宪权利，这些权利此后将长期失去作用。直到十七世纪，“先陈言后拨款”、“大臣对民众的意志负责”和“国王是国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等传统原则才重见天日。聪明睿智、饱经风霜、处事谨慎的亨利七世国王开创了都铎王朝的专政，英格兰在他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对客观情况感到迷惑不解，但也得到新的启发，文艺复兴的潮水和宗教改革的风暴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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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个人对英国古代史（除了金雀花王朝，尤其是狮心理查之外）不是很感冒。好在兰开斯特与约克王朝相继结束，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结束，马上迎来的将是承前启后华丽丽的都铎王朝。
另外，从都铎王朝开始，可以配合开放课程：
http://www.verycd.com/topics/2891814/
中文名: 耶鲁大学开放课程：英国近代史
英文名: Open Yale Course : Early Modern England
别名: 英格兰近代史：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政治、宗教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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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新世界
前言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本卷涉及的两个世纪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件。欧洲探险家友现了美洲新大陆，许多欧洲人在那里定居。在思维、信仰、诗歌和艺术方面，又有其他新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一四八五年至一六八八年之间，英语民族开始向全世界扩张，打败了西班牙帝国。在打通海上通道以后，美洲殖民地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大西洋西岸出现许多生机勃勃而富有独立精神的小社会，它们后来组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转信新教，这两个王国在一个苏格兰王朝的统治下联合起来。长期的原则分歧引起一场内战。英格兰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治下进行了一段共和制的尝试。但是在全民族的要求下，英格兰又恢复了王政。在本卷的末尾，英格兰的新教信仰在一位荷兰君主的统治下得到巩固，国会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权力大大加强，美洲在迅速发展，英法两国即将开始长期的世界性斗争。  

温斯顿·丘吉尔
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　于肯特

老爺叔

只有在這裡能看到這樣的帖子﹐有世外桃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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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圆形的地球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我们现在谈到了十六世年初的情况。十六世纪初这几个字常常使入疑惑，但在英语中却不得不用它们。这一时期的一些巨大变化影响了整个欧洲，其中有些变化早就在孕育之中，这时候才全力爆发出来。二百年或二百多年来，文艺复兴一直在鼓舞着意大利人的思想和精神。现在它带着复兴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灿烂文化，在不影响基督教信仰基础的限度内扩展开来。这时，教皇控制了俗权。他们同别的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酷爱浮华，但他们同时宣称自己仍然肩负着上帝的使命。教会出售使生者或死者免进炼狱的“赦罪符”，因而岁入急剧增加。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成为商品，平民的捐税重得惊人。教会的这些弊病和其他弊端都广为世人所知，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但是没有得到纠正。同时，文学、哲学和艺术在古典文化的推动下繁荣起来，使一些学者开阔了胸襟，扩大了视野。他们就是那些想把古典理论同基督教的说教融为一体的人文主义者，为首的是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此人对文艺复兴思想在英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印刷术的采用使知识和一些论点得以传播于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宗教团体之中，而一四五〇年前后，印刷机成为不断扩大的文明领域的核心。当时，从里斯本到布拉格，西方世界已经有了六十所大学。到了十六世纪初，这些大学主动为教育和交往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这样，它们自己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也不那么古板了。在中世纪，教育的方向主要是培养牧师。现在教育面逐渐扩大了，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培养教士，而且也要造就俗界学者和有学问的绅士。培养有能力、有作为的人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想。  
　　随着思想的剧变，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理论提出疑问。十五世纪，人们首次把过去的一千年称为中世纪。虽然他们头脑中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的观念，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这个新时代的标志不仅是人类在艺术和建筑学上的辉煌成就，而且也是以哥白尼为首的科学革命的开始。哥白尼明确地证明，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后来伽利略在一次重要的场合肯定了这一点。这种新奇的观点将对人类的视野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人们以为，在能够满足各种需要的宇宙中，地球是中心。现在，新的广阔视野开始展现在人类的眼前。  
　　进行调查、讨论以及寻求新答案的欲望从传统学术领域扩散到了宗教研究领域。拉丁文、希腊文甚至希伯来文的文本，都拿来重新进行研究。结果，传统的宗教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文艺复兴带来了宗教改革。一五一七年，三十四岁的德国教士马丁·路德把他论述这些和其他问题的文章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门上，对教皇开始进行富有冒险性的精神讨伐。起初他只是谴责教会的行为，随后这种指责很快就变成对教义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路德在火刑柱上表现出自己的坚强信念，赢得了光辉的荣誉。他发动或者说推动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不到十年便席卷欧洲大陆，光荣地获得了“宗教改革”这一响亮的名称。宗教改革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以茨温利 [ 译者注：瑞士宗教改革家。 ] 和加尔文 [ 译者注：瑞士宗教改革家，法国人，一五四一年后长期定居日内瓦。 ] 为先导的瑞士尤其如此。加尔文的影响从日内瓦经过法国传到尼德兰和不列颠，在不列颠尤以苏格兰为甚。  
　　路德的说教是多种多样的，而他自己坚决信奉的原则是，“得到上帝的拯救要靠信仰而不能靠遵守教规”。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象许多非基督教徒那样过着正当规矩的生活，并不能保证死后进天堂，而相信基督的启示才是最重要的。指引路德的灯塔是基督教《圣经》里的教导和自己心灵中的力量，而不是教皇的权威。他相信宿命论。亚当在伊甸园犯罪，是由于无所不能的上帝让他这样做。所以，人类生来就是有罪的。不过，世界上约有十分之一的人经过一生的努力，可以逃脱或者已经逃脱由于原罪而入地狱的下场。所有的修士和修女应该有权结婚，从而得到慰藉。路德开创了这样的先例，他在四十岁时同一名逃跑的修女结婚，婚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　　　　＊　　　　＊
　　宗教改革的浪潮波及欧洲的所有国家，受影响最深的是德意志。德意志人民对罗马教廷的苛捐杂税深感不满，路德的改革运动唤起了他们的民族热情。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他们至今仍然为此而感到自豪。他为德意志诸侯创造了夺取教会财产以自肥的机会。他的说教促使德意志南部的极端主义者发动了社会战争，结果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命。他本人坚决反对被他唤起的民众。他用粗俗的语言激发民众的战斗精神，但是当他们作出反应时，他却立即转而攻击他们。他在教义问题上不顾一切地同教皇斗争，但是并不关心给予他力量的劳苦大众。他用“猪猡”甚至更丑恶的字眼称呼他们，并且指责被他称为“高级领主”的贵族和富有的统治阶级未能有力地镇压农民起义。  
　　历来就有异端。许多世纪以来，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反罗马教会的强烈情绪，但路德掀起的这场教会分裂运动非同小可，气势磅礴。这场运动中的所有演员，不管是罗马教廷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深受中世纪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恢复古代社会和早期教会的纯洁性。然而，宗教改革使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当时的民众和国家不愿意而又不自觉地向上拖着长期阻止欧洲前进的锚钩。在教皇和宗教改革运动进行一个时期的斗争以后，新教教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纷纷兴起，各种教派不一而足，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路德派。罗马教廷开展了内心反省的天主教复兴运动，这叫做反改革运动。同时，宗教法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镇压活动。这些措施加强了教廷的力量，使它在一系列宗教战争中保存下来。旧制度的攻击者和保卫者之间的分教威胁着欧洲各国的稳定，破坏了一些国家的统一。英格兰和法国冲出这场斗争时真是伤痕累累，筋疲力尽，不过还保持着国内的统一。爱尔兰同英格兰之间出现了新的裂痕，而英格兰同苏格兰却实现了新的统一。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涣然解体，分裂成许多小公国或城邦；尼德兰分裂成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各个王朝受到威胁，长期以来的忠君思想被断然抛弃。到十五世纪中叶，加尔文派成为新教发动进攻的矛尖，而耶稣会则是天主教进行防御和反攻的盾牌和利剑。又过了一百年，双方打得精疲力竭，路德发动的这场革命才宣告结束。那时，中欧已经被三十年战争 [ 译者注：一六一八年至一**八年间由政治和宗教问题引起的一系列欧洲战争，起初参加的有德国的天主教派和新教派，后来法国、西班牙等国也相继参加。 ] 打得满目疮痍。在一**八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导火线几乎被人遗忘了。到了十九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才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了容忍精神。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神学家兼讲师查尔斯·比尔德提出于一些尖锐的问题：  
　　那么我们冷静地看一看，宗教改革是不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呢？它打碎一套枷锁是不是为了强加另一套枷锁呢？应该承认，它不久便脱离了自由的文化运动，在德意志尤其如此；它背弃文化；它在枯燥而混乱的神学纷争中迷失了方向，它对开始复苏的科学没有伸出欢迎之手。……甚至在后来，这些大肆宣扬拥护宗教改革学说的神学家们对科学冷眼相看，并且宣布不与科学打交道。真不知道宗教改革的哪一条普通理论能够解释这些辛辣的事实。现代最有学问、最能容忍的神学家决不会完全接受梅兰希顿 [ 译者注：德国宗教改革家。 ] 学说和加尔文学说。……宗教改革者们尊重事实与自由，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的至高无上的牢固地位，我们对此不应估计过高，他们要解决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缺乏必要的知识，甚至连自己卷入的这场斗争的范围都不清楚。是他们打开了宗教改革的闸门，尽管他们好心地试图阻挡并限制这股洪流，可是它已一泻而下，时而冲毁界标，时而给新的田地增加养分，但它一直带着蓬勃的生机。只看到宗教改革本身，只从神学和教会发展的角度去判断它的是非，等于宣布它的失败，把它看作欧洲整个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表明它同正在成熟的学术成就和日益发展的科学的重要联系，证明它同自由的必要联系，展示它慢慢发展成忍耐精神的过程，这一切既是为它的过去辩解，又是预言它的前途。 [ 原注：摘自比尔德所著《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一九二七年版第二九八－二九九页。 ]  

＊　　　　＊　　　　＊
　　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在欧洲汹涌澎湃之际，欧洲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地听到从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有些人就听说地球是圆的。到了十六世纪，伟大的航海活动将证实这一点。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旅行者就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他们听说在人类的发祥地有美丽的王国和惊人的财富。其实他们听到的种种传说都是关于普雷斯特·约翰的王国的状况，有些人说这个王国在中亚，有些人说它在现在的阿比西尼亚 [ 译者注：即埃塞俄比亚。 ] ，后来他们还听到了马可·波罗从威尼斯远涉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浮想联翩。亚洲人也在向西方挺进。有一段时间，欧洲各地似乎都将屈服于东方的威胁。来自亚洲中部的蒙古游牧民族是可怕的异教徒。他们骑着战马，手持弓箭，风驰电掣般踏遍了俄国、波兰和匈牙利，并于一二四一年同时在布雷斯劳和布达佩斯附近对德意志人和欧洲骑士分别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德意志和奥地利落入了他们的手中。然而，成吉思汗难逃天命，在这一年死于蒙古，蒙古人的首领急忙千里迢迢地赶回他们的首都喀喇和林，去选举他的继承人，西欧因此逃脱了这场灾难。  
　　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督教徒在欧洲东部和南部边界一直同异教徒进行着战争。边界地区的居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异教徒不断进逼，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在一四五三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财富和经济面临着异常严重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以及土耳其人占领小亚细亚，使通往东方的道路断绝了。这条曾经哺育地中海沿岸的城镇以及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带来财富和繁荣的伟大道路被堵塞了。这场灾难向东方蔓延。虽然土耳其人希望保持同欧洲的贸易，以便抽取一些税金，但贸易和交通都越来越不安全。  
　　意大利的地理学家和航海家一直在寻找通向东方的新航线，以免遭受异教徒的侵扰。他们在地中海东部进行频繁的航海活动，从中积累了丰富的造船和航海经验，但他们缺乏远洋冒险的资金。首先发现新航线的是葡萄牙。她在英格兰十字军的帮助下，于十二世纪获得独立，逐渐把摩尔人赶出本土，然后开始向非洲海岸扩张。约翰·冈特的孙子、“航海家亨利王子”号召人们从事一些冒险事业，探险活动便从里斯本开始了。后来在整个十五世纪里，葡萄牙海员不断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去寻求黄金和奴隶，逐步扩大已知世界的疆域。到了一四八七年，迪亚士 [ 译者注：葡萄牙航海家，好望角的发现者。 ] 发现了非洲大陆南端的最大岬角。他把这个岬角称为“风暴角”，葡萄牙国王颇有远见，将它重新定名为“好望角”。希望果然没有落空：一四九八年，达·伽马 [ 译者注：葡萄牙航海家。 ] 的船驶入卡利卡特港，通向印度和远东财富的海路从此畅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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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一个名叫哥伦布的热那亚人正在考虑进行一次对世界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探险。他凝视着他的同胞的充满想象的地图，一再冥思苦想，计划越过已经发现的那些岛屿西渡大西洋，去探索通往东方的另一条航线。他的岳父曾经是一名跟随航海家出航的葡萄牙水手，他从岳父的书信文件中了解到这些伟大的远洋探险活动。一四八六年，他派弟弟巴塞洛缪到英国寻求对这次活动的支持。巴塞洛缪在法国沿海曾被海盗所擒。当他终于到达英格兰并引起新国王亨利·都铎的兴趣时，已经太晚了。可是，哥伦布得到了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两位西班牙统治者的联合支持，于一四九二年从安达卢西亚的帕洛斯出发，扬帆驶入茫茫无际的神秘世界。三个月以后，他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靠岸。他无意中发现的并不是东方的航线，而是西方的新大陆，不久得名为“美洲”。  
　　又过了近一百年，英格兰才开始发挥她的潜在的海上力量。她在这个时期的成就较小。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企图在西北方向寻找一条新航线，渡过大西洋到达远东，但是没有成功。伦敦和英格兰东部的同行们更关心同尼德兰进行贸易的实际利益，而亨利·都铎则支持海盗活动，只要这种活动不会使他同西班牙发生纠纷。他组织了以约翰·卡伯特为首的一次远征。卡伯特和哥伦布一样，是热那亚人，住在布里斯托尔。一四九七年，他在布雷顿角岛附近靠岸，眼前是一片荒漠，没有发展贸易的可能性，继续向纵深前进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他沿着美洲海岸朝佛罗里达南下，但离西班牙活动的地区又太近。卡伯特死后，谨慎的亨利放弃了大西洋探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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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人到达新大陆和发现珍贵金属后，由于这些问题同葡萄牙人发生了争执。两国的动机之一都是向未发现的野蛮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因此两国请教皇作出公断，它们认为教皇掌握着决定这些新地归属的大权。在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出身博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了一系列训令，从而在世界上划了一条界线，分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种巧妙的划分促使两国缔结了和约。双方同意在亚速尔群岛以西三百七十里格 [ 译者注：长度名，一里格约为三海里。 ] 处划一条南北分界线，葡萄牙人因此认为他们有权占领巴西。  
　　虽然葡萄牙是第一个从事远洋探险的国家，但是它毕竟太小，维持不了这样的活动。据说，有一半葡萄牙人为保持他们的海外属地而丧生。不久，西班牙取代了葡萄牙的地位。哥伦布首次出航的那一年，摩尔人在西班牙土地上的唯一城市格拉纳达，在中世纪最后一支庞大的十字军进攻下陷落了，从此，西班牙人腾出手来，专心致志于新大陆的事情。过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为西班牙人服务的葡萄牙军官麦哲伦开始了经南美洲横渡太平洋的环球航行。他在菲律宾被杀，但他的大副指挥他的船只经过好望角安全返航。新的发现使世界上四处分散的文化逐渐建立了联系，也将使北海中的英格兰小王国重新恢复重要的地位。她将取代葡萄牙和西斑牙，不过时机尚未到来。当时，东方的香料已经开始由海路运销安特卫普，进入欧洲市场。贸易有了转移和根本的变革。横越大陆的路线已经废弃，意大利城市的重要地位被西北欧夺了过去，未来的繁荣不在地中海，而在大西洋沿岸。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等新兴列强在大西洋沿岸拥有港口，可以轻易地进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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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陆的财富迅速影响了欧洲的原有格局。在十六世纪的前半期，科尔特斯 [ 译者注：西班牙殖民者。 ] 征服了墨西哥的阿兹台克帝国，皮萨罗 [ 译者注：同上。 ] 征服了秘鲁的印加人。这些地方的丰富矿产资源开始源源不断地经过大西洋运到欧洲。黄金和白银通过种种渠道源源而来。欧洲所没有的烟草、土豆和美洲糖等农产品也不断输入欧洲，吸收这些财富的欧洲大陆本身也经历着一场变革。经过长期的停顿之后，它的人口又开始增长，田庄和作坊里的生产也在发展。为了进行新的探险、营造新建筑、开办新企业和改进管理方法，对货币的需要量普遍增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不懂得财政管理，经济拮据的各国君主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使货币贬值。物价因此急剧上涨，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他的论点纲要之时，币值早已开始迅速下降。在美洲银钱的刺激下，欧洲大陆一再发生二十世纪以前少有的通货膨胀。以地主和农民为主的社会更加难以维持，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在欧洲各地的君主面前产生影响，赢得地位，并且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对商人和金融家来说，那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大概要数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这个家族以自己的巨大财富支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因而博得了好名声。教皇和德皇都曾经依赖它的资助。  
　　同以往一样，人们很难适应通货迅速膨胀的局面。但他们深深感到，经济将有新的发展，生活也将好转。各个阶级最终将从环境的改善中得到好处。一个世纪以前，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所以幸存者大有用武之地。人们开始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探索，更广泛地交流商品和劳务，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新世界已经洞开大门，因为它不仅在地理上增加了欧洲人的生存之地——北美洲和南美洲，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开阔了视野，并且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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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铎王朝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几十年来，英格兰的王冠被王位之争的浪花推来抛去。一四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小镇博斯沃思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对手篡位者理查三世在那次战斗中阵亡。随着亨利七世的登基，新的王朝诞生了。在他精心执政的二十四年里，英格兰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亨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劝说贵族、教会和绅士阶层接受博斯沃思战斗的结局，并且为自己戴上王冠。为谨慎起见，他赶在国会开会之前加冕登基。这样，武力征服成为他继位的基础，国会的同意只是次要的。其实，国会对他执政的尝试是支持的。后来，他实现了酝酿已久的计划，同敌对的约克王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结了婚。  
　　长期以来，经济拮据削弱了英格兰国王的地位，但在此时，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亨利收复了王室在十五世纪被没收的大部分领地，也收复了其他许多大块领地中他已经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手中继承了宝贵的核心地带，侵占了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北方领地。后来，威廉·斯坦利爵士对博斯沃思战斗之后的奖赏感到不满，由于叛逆罪而被处决，他在英格兰中部的辽阔领地也落入国王之手。从此，亨利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整顿英格兰的土地所有权。敌对君主的迅速更替，在土地所有者当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法律上的混乱。封建大家族的人纷纷被处死或阵亡，使家族的力量土崩瓦解。幸存者和下层绅士阶级时时面临着一种威胁，可能由于仇人对他们过去的立场或背叛行为的起诉而失去领地。很少有哪个人的家族没有在内战的某个时期支持过失败的一方。这些情况对于亨利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地主阶级对于能否合法保住自己的土地没有把握，惶恐不安，那么一旦再度出现篡位者，他们就可能投靠他。于是亨利颁布了一项法案，宣布所有忠于在位国王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这种承认在位国王而强调合法国王的做法是新国王亨利特有的手段。地位稳固之后，亨利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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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便是南北之分的问题。在英格兰的中世纪历史时期，南方和北方一直有天渊之别。南方的社会高度发展，乡村富庶，城镇发达，同佛兰德和意大利的羊毛生意非常兴隆。玫瑰战争曾经严重地威胁这种有秩序的生活，亨利就是在南方得到重要支持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他不愿看到贸易受影响。”他替那些同尼德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赢得了有利的条件。贸易在和平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他还平定了农村的骚乱，商人阶级的代表因此在国会中同他真诚地合作。亨利对这个阶级的细心照顾是由于利益一致的缘故，即为了维护安定的统治。如果说这是专制的话，那么它是人们甘愿接受的专制。  
　　北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象珀西家那样的封建大家族控制着一切；土地贫瘠，山峦起伏；居民目无法度，性喜骚乱；交通不便，王权受到轻视，有时干脆被抛在一边；北方长期同苏格兰人进行边界战争，盗贼蜂起，他们抢劫牲口，烧毁村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在那里曾经享有盛誉，他的性格完全适合于那种环境。他的统治简单粗暴，但较有条理，约克城甚至在博斯沃思战斗之后对他仍然难以忘怀。亨利不仅要维持这些地区的秩序和保持自己的统治，还必须建立巩固的边防以对付苏格兰人。作为格洛斯特领地的新主人，他在北方获得了一个战略基地。在十五世纪，从伦敦直接统治整个英格兰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统治工具非常原始，因而必须委派下属代行君权。于是，在北部地区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分别建立了政务会，它们受权统治这些地区。国王的亲信得到广泛的统治权，倍受国王思典并学过法律的新任官员开始在统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在宫廷里和法庭事务中一直相当活跃，此时首次对封建贵族占了优势。国王在北方的可靠代表兼贝里克郡要塞司令官亨利·怀亚特和南方的埃德蒙·达德利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及其同僚的后代成为西德尼家族、赫伯特家族、塞西尔家族和拉塞尔家族。  
　　内乱的危险和外患的威胁同时进逼，亨利必须时刻提防觊觎王位者在外国的援助下进行入侵。他的地位能否保住，取决于他的政治手腕和判断能力，而不取决于他的世袭权利。勃艮第宫廷是反对他的中心，因为勃艮第公爵夫人是理查三世的妹妹，她曾经两次发动觊觎王位者进攻都铎王朝。指挥第一次进攻的是兰伯特·西姆内尔，他后来不光彩地成为皇家厨房里的贱役，指挥第二次入侵的是图尔内的一个船主兼税吏的儿子珀金·沃贝克，他比西姆内尔更加令人生畏，有人说他是伦敦塔内遇害王子的后裔。他得到心怀不满的爱尔兰约克派贵族的支持，接受勃艮第提供的金钱，得到奥地利和佛兰德的军队以及苏格兰人的同情，公开活动了七年，为夺取英格兰的王位作了三次尝试。但是，自从博斯沃思战斗以来一直支持国王的那些阶级仍然站在国王一边，沃贝克进攻肯特时，那里的乡下人不等王军到达便击退了他；他从苏格兰发动的进攻只打过边界四英里，他同康沃尔人在一四九七年举行的暴动也归于失败。他躲避起来，最终被捕，被押到伦敦投入铁窗。他曾经两次企图逃跑。在囚居两年之后，有一天他作了忏悔，被送上了泰伯恩绞刑架。沃贝克的活动在耻辱和难堪中结束了，不过，他当时造成的威胁确是咄咄逼人的。  
　　亨利一定会感到他的宝座微微震动。玫瑰战争削弱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控制，但这种影响在爱尔兰最为明显。爱尔兰的王位之争也很激烈，英格兰－爱尔兰混合血统的大家族中有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之分，在都柏林周围英格兰统治区的城市以及利默里克和高尔韦等英国前哨城市中，也有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之别。不过，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家族斗争的继续。以奥蒙德伯爵为首的巴特勒家族站在兰开斯特派一边，因为它向来比对立的菲茨杰拉德家族更忠于英格兰国王。菲茨杰拉德家族的首领是住在伦斯特的基德尔伯爵和住在芒斯特的德斯蒙德伯爵，二者同土著的酋长均有血缘关系和联姻关系。这个家族支持约克派，希望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芒斯特，以德斯蒙德为首的一支菲茨杰拉德家族早已“完全爱尔兰化了”，在英格兰统治区里，被称为“大伯爵”的基德尔伯爵可以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领导英格兰人，但在比较偏僻的香农，实行的却是另一种统治。英格兰派来的总督认为，面对基德尔的统治地位及其遍及全岛的联盟，强调总督的合法权力是徒劳无益的。基德尔大家族甚至可能在爱尔兰全岛建立自己的王朝，这种可能性在爱德华·布鲁斯战败死后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使基德尔仍然忠于英格兰，他会追随约克派的国王还是兰开斯特派的国王呢？他的亲戚德斯蒙德支持兰伯特·西姆内尔，许多迹象令人怀疑他本人支持珀金·沃贝克。一四九四年就任爱尔兰总督的爱德华·波因宁斯爵士企图限制他胡作非为的权力，于是在德罗赫达说服爱尔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波因宁斯法案》，使爱尔兰议会置于英格兰国会的控制之下。这个法案引起了不满，但直到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才被废除。  
　　基德尔被剥夺了财产，押赴伦敦。亨利颇有远见，没有简单地用封建法律制裁这位实力雄厚的冒犯者，因为后者的家族正在都柏林郊区战斗，他的表亲、姻亲和受他保护的人遍及整个爱尔兰。姑且不说有支持珀金·沃贝克之嫌，这位“大伯爵”也是罪名昭彰的。他不是烧毁了卡谢尔的大教堂吗？他对此直供不讳，但他的理由打动了国王，他说：“是我烧的，不过我以为大主教在里边呢。”亨利七世相信他的辩白，并且说了一句话，“既然爱尔兰全岛不能控制基德尔伯爵，那么，就让基德尔伯爵统治爱尔兰全岛吧。”这句话即令不是他说的，至少也是千古名言。基德尔伯爵得到赦免，重获自由，并且同国王的表妹伊丽莎白·圣约翰结了婚，然后被派回爱尔兰接替波因宁斯的总督职务。  
　　在爱尔兰能否掌权，关键仍然在于能否召集并控制足够的武装力量。在这方面，英格兰国王施加了个人的重大影响。他可以给能够召集并控制武装力量的显要贵族戴上总督的头衔，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宠幸巴特勒家族和伯克家族，使基德尔那样有实力的人物也无法控制各大家族的族长。在一个时期里，这种脆弱多变的平衡局面是确立中央统治的唯一途径。到那时为止，没有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够戴上“爱尔兰君主”的桂冠，正如没有一个英格兰国王能够获得“法兰西国王”的称号一样。  
　　不过，有一位强大的盟友可助一臂之力，它就是大炮。它当年曾经帮助法国人驱逐英格兰人，此时则帮助英格兰人入侵爱尔兰。大炮对准爱尔兰城堡说话了，它的语言极其易懂。这些大炮来自英格兰，爱尔兰人能够使用它们，但不会制造。在一段时间里，大炮成为英格兰控制爱尔兰事务的必要工具，亨利七世或爱德华·波因宁斯爵士均未料到这一点。菲茨杰拉德家族的世代族长们身居中盖尔式的宫廷中，使英格兰统治区不寒而栗，在爱尔兰人眼中，他们胜过都柏林城堡里处境窘迫的英王代表，控制着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王国。在科学文化阔步前进之时，火药打掉了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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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在同苏格兰的关系中运用的手段，突出地体现了他判断问题的敏锐性。他的第一步行动是经过贝里克向反对苏格兰国王的贵族运送武器，并且不断同反对势力策划阴谋，以此削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地位。边界冲突仍象过去那样频繁，影响着这两个王国的睦邻关系，詹姆斯支持觊觎王位者珀金·沃贝克的做法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但是，亨利的最终目标是富有建设性的。他和詹姆斯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和平条约。他虽然不象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但心里也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甚至可能希望结束苏格兰和英格兰人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并且彻底解除法国人和苏格兰人联盟对中世纪的苏格兰构成的长期威胁。一五〇二年，他把女儿玛格丽特嫁给詹姆斯四世，在联合苏格兰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此，北方在他的生前一直保持着安定的局面。  
　　他的对法政策也很成功。他意识到，战争威胁比战争本身会使他得到更多的东西。于是他召集国会，使国会同意征税以准备对法战争，然后调集了一小股军队。这支军队在一四九二年渡海到达加来，包围了布伦。同时，他又和法王举行谈判。法王无力同时对付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被迫交纳贡金请他退兵。他一举两得，象爱德华四世那样，不仅储存起法国及时交纳的大量贡金，而且得到了英格兰为进行战争而征收的税金。  
　　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新兴君主制国家，由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共同努力以及他们同摩尔人的战斗取得胜利，它刚刚成为强国。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结婚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统一。一四八九年，亨利的长子阿瑟和费迪南德的女儿凯瑟琳订婚。英格兰和西班牙从此协力保证它们从法国得到战利品——西班牙获得法国的领土，亨利则每年得到贡金，其数量在头几年里约等于王室正常岁入的五分之一。  
　　作为政治家，亨利七世有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奇而无情的政治观点。他在青少年时期流亡于外国宫廷，首级成为重金收买的对象，这种生活使他学会了许多东西。他见过商谈婚事、签订条约、制订贸易条例以及雇佣职业军人为路易十一或勃艮第公爵查理而战斗，他也了解法兰西国王与地方贵族之间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考虑和讨论当前的问题，精确分析政治事务，这有助于提高他作为威尔士人所特有的敏锐眼力。当时，拉丁民族的政治手段和分析能力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  
　　亨利力图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巩固的英格兰君主制，他和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罗棱佐·美第奇一样，对旧制度几乎总是稍加改革，而从来不作彻底的改造。牢固的统治又重新建立起来，但在宪法上没有作出根本的改革。政务会得到加强。它从议会受权审查立过誓约或没有立过誓约的人，仅仅依靠证词判定他们的罪责，这种做法是习惯法中所没有的。星星法院在威斯敏斯特定期开庭，由它的两名大法官主持。它在早期是政务会的一个法律委员会，专门审理需要特殊对待的案件，例如，两造的一方势力过于强大，或者罪行罕见以及被告穷凶极恶等等。穷人和弱者对富人和强者的控告，还有包括豢养穿号衣的私人军队在内的家兵问题以及笼络陪审员的问题——这些都在星星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内。  
　　政务会的主要职能是统治而不是司法，它的成员由国王选择。即使他们中选，也并非有绝对的保证，国王可以随时撤换他们；而在另一方面，它可以停止英格兰任何一个法庭的活动，将其所审的案子归它自己审理，也可以逮捕任何人或对任何人施加严刑。政务会设一个委员会掌管外交事务。另一个委员会掌管财政，在中世纪财政署的繁琐事务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财政大臣直接对国王负责。国王则是中心人物，体现了直接的个人统治。他常常亲自批准或检查哪怕是很小的一笔开支，用草体缩写字母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些签名大概至今还可以在伦敦档案局里看到。在英格兰各代国王中，亨利七世也许是最好的实干家。  
　　他知人善任。他的大臣几乎都是平民，其中许多人是教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大臣、温切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在巴黎遇见亨利并成为他的患难之交以前是赫里福德的一个校长；在佛兰德羊毛贸易立法问题上博得国王青睐的埃德蒙·达德利是伦敦市的副郡守；发明第一部外交密码、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的约翰·斯泰尔早年是个绸布商或杂货商；理查德·恩普森是个筛子匠的儿子。在执政初期，亨利缺乏强大的力量，如果犯了错误是经不起打击的。他每天利用空闲时间记述政治事务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即有关雇用、奖赏、监禁、剥夺公民权、流放和处决等人事问题。  
　　他象当时的其他王侯一样，除了在国内励精图治以外，还十分关心对外政策问题。他使英格兰的第一批使节继续常驻国外。他认为，外交艺术可以取代以前各代国王的暴力手段，而及时、准确和源源不断的情报是进行正确外交的必要条件。他甚至在英格兰建立了谍报系统。关于他的国外情报系统的情况，米兰使节在给卢多维公爵的信中作了描述：“国王掌握着关于欧洲事务的准确情报，有的情报来源于他自己的使节，有的来自他雇佣的其他国家臣民，有的来自商人。假如殿下想向他提供消息，这些消息必须特别详细，或者要赶在别人之前。”他还写道：“意大利局势的变化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一变化不是指同威尼斯人在比萨问题上的纠纷，国王每天能收到这方面的信件，它指的是国王认为教皇已经同法兰西国王结成的联盟。”  
　　亨利同其他王侯还有一点相同之处，他大兴土木，并有所创新。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以及在里士满的宫殿充分反映了他在建筑上的鉴赏力。他个人生活比较俭朴，但在公共场合也相当讲究排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稀世的珠宝，衣领闪闪发光；在公开场合有堂皇的华盖护驾，贵族前呼后拥，宫室人员多达七百人，每天在伦敦塔里进餐，膳费均由他开付；弄臣、音乐家、猎人以及他那出名的豹子可以使他欢乐。  
　　亨利七世在何种程度上有意识地进行改革，摒弃传统制度，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玫瑰战争的末期，约克派国王们已经为新型的强大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在亨利七世统治下，这些受挫的希望变成了现实。他把中世纪的制度变成当代的统治工具，对于他在这方面的技巧和智慧，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取得的成就光彩照人，历久不衰。他在前辈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小心节俭地积累了在当时显得相当可观的大量金钱，训练出一批能干的官员，扩大了王权而并没有失去下议院的合作，在君主制度下使国家繁荣起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君王中，他的成就和名望使法王路易十一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望尘莫及。  
　　人们常常忘记，现存的亨利七世肖像几乎都是根据他死后用石膏套取的唯一面型而作的。这一面型无疑地留下了他的特征，不过显得过于严厉无情，同当时有关他的描写很不一致。但是，这些肖像似乎符合他的性格和经历。存放在全国肖像馆的那张画像，是在他逝世的四年前所作的。在这幅画像里，一双敏锐严厉的灰眼睛在拱形的背景里注视着远方，纤细而保养很好的双手轻轻地放在画面的底部；他双唇紧闭，只有嘴角微启，露出难得的一丝笑容；他显出疲倦、警觉和看破红尘的神情，更加显而易见的是一种痛苦的表情和责任感。都铎王朝的奠基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所建立的这个王朝后来将引导英格兰摆脱中世纪的混乱状态，使她强大起来，并把她带入一个前景广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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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美剧《都铎王朝》，说的亨利八世，据说拍的挺狗血的，都铎fans可以关注下。

http://donatino.skygate.cn/post/21/1304
4月20日补充：关于本剧的详细背景设定
首先要骂一句，Showtime本来还算个不错的电视台，想当年Lexx第一季就是靠Showtime慧眼识真英才知名的。但是Showtime现在的做法就有点太离谱了－－网站居然只允许美国地区的IP访问？这在美国几大电视网中还没有先例。Showtime的管理层绝对脑袋有问题，现在各媒体都忙不迭地进行全球化推广，他们反而逆潮流而行，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不知用意何在？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敢让外国人知道还是听从美国政府的号令，关起门来推行愚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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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udors（都铎王朝）是一部由Showtime播出的十集迷你剧。故事主要讲述了年轻的英伦国王亨利八世的政治和爱情生活。该电视剧制作比较精良，俊男靓女一大堆，拍摄地点选在风光秀美的爱尔兰。同时，该电视剧和Rome一样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比较写实。比如说，第一集中就出现了女演员裸露上身的床戏，对此比较反感的观众应做好心理准备。
由此，我又想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恰同学少年》，同样是讲述伟大领袖年轻时的故事，同样选择了挖空心思寻找野史趣闻来作为切入点，说明电视媚俗化已经是一个全球趋势。我不想去评论《恰同学少年》这部电视剧有多么混蛋，我只知道历史不能歪曲，野史不是正史，对领袖尤其是开国元首更不能用戏说或者青春偶像的方式。
The Tudors（都铎王朝）这部电视剧除了常见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淫乱外，本身没有什么特点。但是电视剧的背景却很值得我们关注。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开始于1485年，"玫瑰战争"结束，亨利·都铎夺得王位。1603年，都铎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去世，都铎王朝结束。这一百多年的都铎王朝时代可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声誉大概可以比得上中国的贞观之治。

都铎王朝（1845-1603）历时118年，共经历了五代君主，虽然历时不长，但都是都铎王朝处于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关键时代，因而其实施的各项政策也极具时代特色，特别是它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阅读详细背景资料－－>

都铎王朝

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封建专制王朝。兰开斯特家族的远亲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于1485年8月夺取王位,建立都铎王朝，史称亨利七世。
15世纪中叶，英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城乡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中小封建主以及各阶层农民对大贵族封建家臣（私兵）的专横满怀愤怒。亨利七世依靠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力量，解散封建家臣，设立"星室法庭"，惩治不驯服的贵族，从而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他又实施保护关税，支持本国工商业和航运业，奖励航海活动，保护对外殖民和海盗活动等有利于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策，以及开展婚姻外交等，维护了民族国家的统一。亨利七世死时留下将近200 万镑的财产。亨利八世凭借这笔财产干预西欧大陆的纷争，并试图保持大陆的势力均衡。他自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使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首脑，并使英国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1536年，亨利八世下令没收和出售修道院的土地与财产。爱德华六世又没收所有歌祷堂的地产。在其统治期间，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在英国传布开来。玛丽女王继位后，天主教势力一度复辟，新教徒遭到迫害。伊丽莎白一世适应时代的潮流，恢复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法案。
都铎王朝封建国家机器主要由枢密院（1540年以前称国王议事会）、议会和地方的治安法官3部分组成。枢密院是真正的行政中枢，它可以草拟立法，控制中央的世俗法庭，任命地方的治安法官。治安法官始建于1327年，到都铎王朝已拥有广泛权力。议会通常是国王的御用工具,都铎王朝统治118年，总共只召集议会33次。除边境城堡有少量长期驻防军外，都铎王朝没有常备军。
16世纪初，英国出现集中的手工工场。呢绒商兼手工工场主J.温奇科姆雇工1000余人。圈地运动和血腥立法（包括1563年的徒工法）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非命，劳动者被迫按压低的工资出卖劳动力。地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
汉萨商人特权废除后，以伦敦为中心的商人拓殖者公司独占了呢布出口贸易，都铎王朝所有从事海外贸易的公司都起源于这个规约公司。为了掠夺金银和寻找呢布新市场，英国商人兼海盗远航海外。1562年J.霍金斯首次进行了贩卖黑奴的三角贸易。16世纪下半期不仅出现贸易股份公司，而且产生了第一批工业股份公司（如皇家矿业公司等）。
1525年意大利巴威亚战役之后，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日益尖锐。1588年 7月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其后英国内部矛盾上升，许多乡绅和资产阶级的羽翼日益丰满；他们中间的清教徒在议会下院占据多数，不满伊丽莎白女王的商品专卖政策。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被迫许诺停止出售专卖权，以平息国会的不满。国会与王权之间出现裂痕。
伴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1500年都铎王朝的人口约300万，到1600年增至400万。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文化空前繁荣。人文主义思想流行于英国。其代表人物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T.莫尔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F.培根。英国不朽的诗人和剧作家W.莎士比亚不仅"尽善尽美地把金钱的本质描写出来了"，而且也描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无嗣。枢密院安排女王的近亲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王位。从而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
重商主义政策振兴了英国的民族工业，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腾飞提供了前提条件
英国是一个偏离欧洲大陆的岛国。在都铎王朝以前，英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後，工业不发达的"农业附庸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羊毛和粮食的输出占有重要的地位。毛纺织业作为因果的支柱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也远远落後于拂兰德尔，尼德兰，佛罗伦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重商主义者认为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比如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司塔福特认为：从外国输入商品是有害的，从外国输入的本国能够制造的商品则害处更大，他反对输出英国羊毛和输入外国羊毛质成品。重商主义者还认为，"货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因此，积累更多的货币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追求。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要"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就是迅速发展工商业，为此，都铎王朝的历代君主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首先，都铎王朝扶植，鼓励发展呢绒制造业，以出口呢绒换取货币。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七世{1485-1509}三番五次通过国家法令，禁止羊毛特别是优质羊毛的出口，甚至还禁止半制成品的呢绒出口。亨利七世与尼德兰缔结了"大通商"条约，恢复了英国与尼德兰正常的贸易关系，将英国廉价的呢绒等工业品倾销至尼德兰，从而加速了尼德兰呢绒业的衰落，推动了英国呢绒业的大发展，促进了以伦敦--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对外贸易的加强与扩大。正是基于这一点，亨利七世赢得了"商人的国王"的称号。此後，其继任者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到16世纪末呢绒业已成为英国普及城乡的盛行的"全国性行业"。据统计，全国从事呢绒工业的人口达2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到17世纪上半叶，英国每年平均出口呢绒大25万匹，呢绒出口已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90%。英国呢绒不仅销往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法兰西，尼德兰，而且远销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俄罗斯和亚洲，非洲等地区。
其次，大力发展海外商业，鼓励发展造船业。15世纪以前，英国建造的船只很少有百吨以上的。亨利七世为了扩大远洋贸易，奖励船主建造大船，规定凡是建造出百吨以上的新船者，每吨奖给五先令的津贴。这一规定刺激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到第五代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英国海军终于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为英国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纺织业，造船业等行业的带动下，各种金属制造，制革，制皂，染料等行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国内市场急剧扩大。海外贸易，殖民掠杀，走私等活动累积的财富一部分也转入工业，加强了工业资本。圈地运动又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抛向工业市场，所有这些都使英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资本的，技术的，劳动力的前提。可以说，都铎王朝卓有成效的重商主义政策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奏。
重商主义政策揭开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序幕，推动了英国封建农奴制度的瓦解
从15世纪的最後30年开始，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这是英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重大变革，随之而来的还有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的变革，这就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而这一切自始至终都与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密切相关，如果说圈地运动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革命的畜牧，那么揭开这一序幕的便是都铎王朝的重商注意政策。因为：
第一，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印发圈地运动的主要原动力。如前所述，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了毛纺织业的突飞猛进，因此，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 就造成了羊毛价格的节节上扬，养羊业则成为一本万利的事业。贵族和乡绅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在封建掩护下的古老的公有地"敞地"被围了起来，变成了雇工放牧的草场。这是英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发端，也是英国封建农奴制瓦解的滥觞。
第二，重商主义政策加速了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寺院土地所有制是英国中世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铎王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宗旨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积累财富，而掠夺教产就是其积累财富的一条重要途径。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亨利八世（1509-1547）曾于1536和1539年先後颁布了两道查封寺院的法令，封闭一切修道院，其全部财产包括土地在内均收归国有。这些被没收来的土地除一部分赏赐给宠臣以外，绝大部分被卖给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废除，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一环。
第三， 重商主义政策也瓦解了封建贵族的领地所有制，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下，一方面是高度繁荣的商品货币的引诱，使得封建贵族不惜重金购买供享乐用的昂贵商品，另一方面是"价格革命"所造成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使得那些靠固定地租生活的封建贵族实际收入下降。他们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陷于破产的境地。到16世纪末，靠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分地而显赫一时的38家贵族中，起直接继承人有22家负债累累。一些贵族不得不采取先质押而後变卖土地的办法来还债。这样一来，贵族庄园的数量不断减少。据统计，在1559年底，英国共有庄园3390座。而到1620年底，就下降到2220座。占园40座以上的大贵族也从39家 减少到19家，这些都反映了封建贵族领地所有制的急剧没落。重商主义政策还使土地日趋商品化，土地自由买卖与转让具有广泛性，不仅王室不断的公开出售土地，而且土地还进了商品交易所，成为投机商倒买倒卖的商品。在土地制度的转变过程中，土地的大都没落到了新贵族，资产阶级和自耕弄手中。那些获得土地的新贵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采用新的经营方式，产生新的原料作物，满足新的市场需求。他们与工商业资产阶级一道，推动着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使英国农村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
重商主义政策促使英国建立起外向型经济模式，推动英国走向世界
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而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都铎王朝的统治者放眼世界，把目光从狭小的海岛移往遥远的海外，把本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范畴，以海外市场作导向，建立起外项型经济模式，积极推动本国经济走向世界，努力开拓世界市场。
英国对外开拓市场是全方位的。向西，它开拓了美洲市场。1497年，英国亨利七世向探险家约翰·卡波特颁发了远洋航行特许壮，希望他能沿着西北方向寻找到一条去往东方的新航路。当卡波特意外地发现了纽芬兰等地後，亨利七世立即赐予厚赏，并授权予他"海上将军"的称号。从此，英国努力开拓美洲市场，在纽芬兰岛建立了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渔业区。1584年，华尔脱·拉莱又在弗吉尼亚建立垦殖区。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後，通往美洲的新航路畅通无阻。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弗吉尼亚。然後，英国不断扩大殖民地的范围，逐步侵占北美辽阔的土地，把这里发展为英国的工业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向北，英国与俄罗斯建立商业贸易联系，并以此为基地开辟中亚市场。1553年，英国远征队向东北方向航行，与莫斯科公国正式建立了贸易联系，并为英国商人谋取了极为有利的贸易优惠权。第二年，经玛利亚女王（1553-1558）批准，英国商人正式建立了"莫斯科公司"，专门经营俄罗斯，中亚，波斯一带的贸易。1579年，英国商人又创办了"东方公司"，专门经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贸易，迫使长期垄断该地区贸易的汉萨同盟分权让利。向南，英国与北非，西非国家发展商业往来。亨利八世的宠臣威廉·霍金丝在1530-1532年间曾三次在几内亚与巴西进行贸易。在1551年1552年，温德姆率领英国船队先後到达摩洛哥的扎非亚和加那利群岛的圣克鲁司，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1553年，他又开始了从几内亚到贝宁之间的航行，打通了与北非的商业交往。伊丽莎白女王上台後，英国在北非和西非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和扩大了。1585年，英国成立了"摩洛哥公司"。1588年，有成立了"几内亚公司"。这些地区垄断性的商业集团纷纷前往非洲，从事不平等的贸易掠夺，乃至贩运黑奴。向东，英国恢复了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打通了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贸易。都铎王朝早期，英国曾与地中海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後来因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而中断。1571年，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战胜了奥斯曼土耳其海军，为英国向地中海地区扩张商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580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三世表示愿意与英国通商。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于1582年正式向"利凡特公司"颁发贸易专利证书。允许该公司垄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期限为7年。而且，女王本人也向该公司秘密投资4万英镑，占该公司全部资产的一半。英国通过"利凡特公司"每年向奥斯曼土耳其出口价值约15万英镑的呢绒。早在16世纪80年代，英国殖民贸易触角开始伸向东方的印度。1600年，伦敦商人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下成立了着名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享有对好望角以东的国家特别是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
到17世纪，英国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空前地突破了封建农本经济的闭塞状态，将英国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运行的轨道。尽管他们是以强盗的身份，以暴力掠夺的方式进行贸易，但是他们所开辟的广阔市场以及所获得的大量廉价的原料和金银财富，为英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来自海外的金银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变成资本，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飞速发展，使英国经济迅速壮大，成为世界首富。
都铎王朝的统治者
亨利七世，亨利·都铎，亨利六世侄子（父亲是亨利六世同母异父的弟弟）
亨利八世，亨利七世次子
爱德华六世，亨利八世的小儿子
琴·格蕾郡主，亨利七世外孙女的女儿
在位只有九天，一般不算作英国女王
玛丽一世，爱德华六世同父异母的姐姐
伊丽莎白一世，玛丽一世同父异母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