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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漫网友好像严格遵守安息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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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秋风扫落叶般的3军团

————指挥官不知所踪，丢弃枪支和军服，3军团的凄惨撤退

位于7师团西侧的国军5师团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幸运的是，5师团还能够或多或少得到相邻的美军2师团的支援。5师团在撤退的过程还能偶尔展开反击，所以从5月16日开始发动进攻的中共军在5师团负责的部分区域被推迟了两天以上。

  中共军的部队朝着5师团的防御正面袭来，之后错误地进入了美军2师团负责的区域，使得进攻被推迟了。而此后，他们一定会首先派遣出小规模的部队，只对韩国军发动进攻。5师团根据情况，利用美军的大炮和空中炮击等火力支援，成功地阻止了中共军的进攻。普遍认为，随着后来中共军的进攻陷入缓和状态后，5师团的奋战为美军2师团建立反击的据点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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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5月的大规模进攻中，中共军用突破点的战法对东部战线的国军发动了进攻，我军因此遭受巨大损失。图为被中共军抓获的国军俘虏正在离开战线，往其它地方移动。国军3军团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导致后来整个军团解体。[中国解放军画报社]


问题在于3军团。在中共军发动进攻一天后即5月17日，3军团陷入了严重的恐慌状态。因为他们听到了最重要的退路——五马峙山岭已经被中共军占领了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3军团可以做两件事。要么对五马峙发动大会战，在确保了退路后再迅速撤退；要不就向前挺进，与正在逼来的大规模敌军军队决一死战。3军团指挥部最后选择了对五马峙山岭发动进攻，这是为了确保退路的一种作战。但是，这场于17日夜间发动的作战并没有成功。原因是兵力分散，指挥体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


综合有关当时情况的回忆录可知，当时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失误。首先，作战的核心——9师团的崔锡（音）师团长基本没有一线指挥的经验。据刘载兴军团长回忆，崔师团长之前主要负责行政，后来“一夜间登上了实战指挥官的职位”。在唯一的退路被敌军占领的情况下，如此没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指挥作战本身就是一大问题。


刘载兴军团长首先去了县里。在离开现场的过程中，刘军团长下达了9师团与3师团相互合作占领五马峙山岭的命令。首先，3师团在县里北侧进行防御，使得9师团能开始着手进攻。之后，如果9师团进攻成功，3师团则立刻撤出来。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18日军团获得的消息是“在向五马峙山岭发动进攻之前兵力已经分散了，同时部分兵力已经朝芳台山方面逃窜了”。



据另一位以团长级别的指挥官身份亲临现场的人证实，当时在进攻五马峙山岭的队伍中，根本看不到师团长等高级指挥的身影，只能看见“（撤退中的）9师团和3师团相互混杂在一起，现场一片混乱”。



接着，回忆录这样描述道。“整支部队完全陷入了混乱，士兵们四处逃窜。到昌村江一看，有的人穿着衣服就过江了，也有很多人把衣服脱了后过江。敌军在江对面集中射击，所以许多士兵都牺牲了……”



3军团避开了中共军所占领的五马峙山岭，穿过芳台山的险峻丛林一再撤退。据说没有几个士兵是完整地带着武器的。


当时，姜英勋将军是3军团的副军团长。刘载兴军团长回忆说，为了把撤退的士兵集中到一个地方，作为副军团长的姜将军想尽了各种办法。据说，姜准将一边努力和军团长轮流走访分散南下的各师团，重新整顿兵力，一边亲自坐着军团的联络飞机，在战场上空视察情况。飞机下面安装着麦克，麦克里不断重复着“所有军团士兵都到下珍富里集合”，为的是尽可能地减少落伍兵。


但是，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四处分散南下的兵力成了中共军射击下的牺牲品，军团拥有的大量装备和武器也落入了敌军的手中。他们被首先占领五马峙山岭的敌军包围后，立即把手榴弹装在野炮的炮筒里引爆，让其报废，同时还烧毁了卡车和其它装备。但是，时间非常仓促，敌军也气势汹汹地攻来，所以还没来得及破坏的大量装备最终补充了敌军的火力和装备。



被分配到美军10军团的国军7师团最先被中共军击败的消息并没有及时地传到相邻的3军团各部队耳中。16日下午4点左右，敌军攻来了，相邻部队的撤退命令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下达。为何会出现这种迟缓的反应，具体情况至今都不得而知。3军团就这样被击败且分散了，就像是在猛烈的秋风中无力摆动的落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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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向我逼近的敌军

————从大关岭飞来的范弗里特，“白将军，和美军3师团一起负责阻止敌军的进攻”

  



在面对大量兵力涌向战线的中共军的攻势时，我军利用强大的制空权打击了敌军的后方。虽然中共军通过1951年5月的大规模进攻突破了我军的战线，但美军的空中轰炸让敌军的补给线随时被切断。照片是美军投向朝鲜境内铁路上的燃烧弹（Napalm）爆炸时的场面。[美国陆军部资料]

  当时，前总统朴正熙是大校军衔，担任9师团的参谋长。据说，后来他也见到了刘载兴军团长，并如此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县里撤退当时，9师团长崔锡将军挺有气魄的，但可能是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出现了失误。每次敌军进攻时，7师团长金炯一（音）将军总会被击破，让相邻的部队处境困难。敌军只要一发起攻击，我们都会被突破，所以得经过我们师团的通信才能指挥。”

   中共军喜欢用出其不意的战术，当时也是如此。国军3军团长刘载兴认为，如果敌军发起进攻，得等到进攻开始的第二天即5月17日下午左右，敌军才能到达五马峙山岭。然而，中共军在17日早上一大早就已经占领了山岭。中共军把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甚至看都不看一眼身后的国军就快速地南下，彻底推翻了我军的判断。

  3军团就这样被逼退了。在五马峙山岭被占领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退到芳台山之外了。陆军本部的战史记录里记载说，当时3军团的撤退情况非常混乱。士兵、劳务者和慰问演出团都混杂在一起，他们在破坏或丢弃公用武器或装备后越过了海拔1400米的险峻山脉——芳台山。

  据说，在撤退的队伍中，3师团长金钟五准将、9师团长崔锡准将和军团参谋长沈彦俸准将及其手下的团长们都在其中。由于他们不得不登上险峻高山，所以不仅不能很好地保管好他们的武器，连军装都乱七八糟的。

   整理残余兵力的工作一直持续到20日，最终3师团和9师团分别保留了整体兵力的34%和40%。一般情况下，如果各级部队损失了三分一以上的兵力或武器，就不能再继续战斗了。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衡量3师团和9师团的兵力损失，可认为其已经被瓦解了。因此，这真是一场惨败。

  中共军已经越过了五马峙山岭，来到了昌村里和相当于军现在的岭东高速公路路线的京江（首尔~江原道）道路上的束沙里。直到在那之前，美军向中共军发射了4万1000发炮弹，出动了165次空军机，努力最大限度地遏制中共军的攻势。

   战线被突破后，美军10军团和我带领的国军1军团的东西两侧都开始面临着危险。我把司令部搬离了江陵，把首都师团和11师团分配在了从五台山到东海岸的战线上。我们判断，中共军接下来会朝着我们1军团把守的区域——江陵进军。

  如果江陵落入中共军手中，那情况将变得非常严重。因补给问题而挣扎的中共军可以在江陵这个大城市里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在江陵还有K-18机场。此时，美军海军陆战师团正在这个地方保有兵力。如果把这个补给品、弹药和炮弹等堆积如山的地方拱手让给中共军，那我军的战线情况将变得更加危险。

  如果让出江陵，我们就得撤退至三陟或浦项。如此一来，与在东海上的美国海军展开有效的联合作战将变得不可能。危机感在5月21日达到了高潮。那时，我们接到了美军8军的通报，内容是将在大关岭西侧龙平国军3军团的临时跑道上举行作战会议。于是，我坐着美国空军战机朝大关岭方向而去。

   当飞机飞到大关岭上空后，我看到了远处3军团被逼退南下的地区。黑烟四起，就像是化学工厂爆炸后产生的烟气。美国空军战机对着留在那方的国军装备开始炮轰。我在想，从电话和无线里传来我军惨败撤退的情景应该非常凄惨。

  跑道上，美军3师团所属的尤金·莱丁斯（Eugene Ridings）将军已经到了，他是大老远从广州京安里而来的增援军指挥官。当时，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两架L19轻飞机。一架因遭到敌军的攻击，汽油正像白烟一样从机体冒出来。但最终飞机还是安全地降落了，此时从上面走下来了一位高个子的将官，他就是第一次见面的美军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他的表情凝固了，因为他立即要求在吉普车上摊开地图。以他为中心，我和莱丁斯分别站在他的左侧和右侧。他一边指着地图，一边开口说道“现在情况非常严重”。“战线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如果不能很好地堵住，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说完后，范弗里特将军先后看了一眼我和莱丁斯少将，用坚决的语气说“你们两个人务必要阻止住中共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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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敌军近在咫尺时却发生了不和

————首都师团违抗命令？佩戴着45口径手枪去了司令部

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说“应该向敌军展开最大规模的应对”，然后他提到了国军3军团。他说“我多次强调要在不断抵抗中撤退，但国军3军团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说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感觉像有什么东西积郁在心头一样。这也看出了他对在战线上彻底溃败给中共军的国军3军团失望至极。

   但是，现在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首先，敌军拿下了国军3军团的正面，趁着被击溃的空档，正在大举扑来。美军2师团和我带领的国军1军团的侧面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暴露在敌军的进攻下。

  范弗里特司令官打开手卷地图，指示我们进攻方向。我们1军团朝大关岭西北侧进攻，而美军3师团尝试着从下珍富里向东北方向进攻。我向范弗里特将军询问了进攻时间，他简明且果断地说“立刻马上(Without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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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战争当时，美军1海军陆战师团所属的阻击手正在战线最前方的山区的掩体后朝着敌军的阵地准备射击。[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中共军一直进攻到了连接首尔和江原道的京江路的束沙里，他们把部队分成了两部分，可能是想分别进攻江陵和旌善。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想阻止朝我们进攻而来的中共军，需要死死堵住有着得天独厚地理条件的大关岭。如果我们能彻底地守住这个险峻的地形，就会给中共军带去相当大的损失。


约10多分钟后，作战会议结束了。范弗里特将军回去了，我也在越过大关岭的飞机内专心制定作战计划。“得让整个部队往西侧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动。宋尧赞将军的首都师团1团（团长是韩信大校）首先得到去大关岭堵住路口，然后把首都师团正面向西侧移动。中间的空隙就由东侧的11师团来填补，而原来11师团坚守的防御区域由军团所属的1101工兵团负责。”


我觉得，如果基本没有战斗经验的11师团和工兵团能够得到东海海域上的美国7舰队的舰炮射击支援，那整个作战计划就没有什么问题。我到达军团司令部后，立即召开了参谋会议，并阐明了我的这一作战计划。



我把我的想法仔细地说给了与中共军没有过交战经验的1军团指挥官们听。包括目前中共军的补给不足，在持续作战能力上存在限制；另外，在今后的反击中，绝对不会出现制空权对我军不利的情况。参谋们和各级指挥官们结束会议后都离开了。1团现在移动至大关岭大约需要3个小时，在战斗部署上大概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样算来，在中共军到达大关岭之前，我们可以完成作战准备。


但是，我并没有收到1团的移动报告。下午3点左右，作战参谋孔国镇（音）大校用非常急促的声音向我报告说“宋尧赞将军并没有命令1团转移。这不是违抗命令吗？”


宋师团长认为，首都师团的正面也很危险，根本抽不出1团的兵力，所以并没有执行我紧急下达的命令。我也觉得不可理喻。要想阻止如巨大火势蔓延而来的中共军，就得尽可能早一刻地紧急出动，可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简直太荒唐了。宋将军的1师团只是在狭窄且险峻的山区展开过战斗，所以没想过和相邻部队间的联合作战，他们缺乏着眼大局作战的远大目光。这中间可能还有个人原因。宋准将年龄与我相仿，最近我俩军衔也一样，他是一名在东部战线上不逊色于任何人的猛将，他还因出色的战斗指挥能力而声名大振。如此优秀的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我的竞争对手。



我决定先等等看。虽然怒火中烧，但我认为现在是准备大作战的时刻，得避免内部成员在作战时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伤害感情。但是，孔国镇大校敦促我说“现在需要马上派遣部队，怎么能用如此懦弱的指挥方式进行指挥呢？”，“您就满足于陆军少将吗？还是想成为一名名将而留入史册呢？”，言辞非常极端。但我仍然决定先耐心地等等看。


但是宋尧赞准将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我立刻起身站起来，腰上佩戴着45口径的手枪就坐上了吉普车。我还让人叫来了1军团美国首席顾问官理查德（音），他和孔大校坐着我的车一起去了首都师团司令部。



“师团长在哪儿？”，我问道。首都师团的一名士兵指着床车。这是师团长以上的指挥官把卡车改造成寝室的车辆。正在床上悠闲躺着的宋师团长立刻起身。我用非常严厉的声音质问道“您到底打算服不服从我的命令呢？”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连忙站起来说“真是对不起。我会服从您的命令的”。他马上拿起电话，下达了出动命令。韩信大校带领的1团已经整装待发了，他知道我们两人之间微妙的竞争关系，为了预防万一，他加紧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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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说法和作者原来发表的回忆录的说法有出入

那里是说，他和宋尧赞进行了耐心的谈心，没有采取命令口吻，是说服了宋尧赞。

宋尧赞后来参与了朴正熙的军事政变，当了高官。白被迫退休隐居，后来允许写回忆录出版，自然也是顾忌多多。

现在宋反正死了，只有作者一个人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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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大关岭的捷报
  

————越过鸭绿江8个月后，中共军首次撤退，现在再也不怕他们了

国军1军团作战参谋孔国镇大校后来也出了回忆录。关于我们在1951年5月大关岭遭遇危机的描述就是出自他的回忆录。听说在我强制要求宋尧赞将军执行命令的瞬间，孔大校从床车里出来了。他是为了亲眼确认韩信（音）大校的1团转移的情形。据说，当时韩信大校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甚至为转移行动已经做好了乘坐卡车的准备。

真是太幸运了！要是再晚一分钟出动，中共军就有可能在我们到达之前占领大关岭高地。听说孔国镇大校一直跟在韩信大校后面，甚至还检查现场的战斗情况。两人都表现出了缜密的办事风格。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628084410.jpg


中共军的大规模攻势在1951年5月的第五轮第二阶段进攻后就不见踪影了。在东部战线溃败的中共军此后开始以消耗战的形式展开进攻。照片是参与韩国战争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的炮兵部队正朝着敌军阵地进行夜间炮击的场面。[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据孔大校回忆，当天（5月21日）晚上9点左右，负责1团先头任务的搜索中队首先到达了大关岭。据说一到山顶后就有枪声。孔大校回忆说，是我们首先登上高地的。首都师团1团的出动时间推迟了三个小时，而中共军本部队是在1团到达约1个小时后开始出现的。

  孔大校说“1团登上高地后，朝着东侧继续猛打，展开了一场‘兴致勃勃的战斗’”。正像他说的那样，就在我们占领了高地，中共军越过麟蹄正面后马不停蹄地往下走的时候，他们不仅是补给告急，就连为接下来的战斗进行长距离转移时也是筋疲力尽。

  1团连接取得了胜利。敌军的火力也快被消耗殆尽了，对我军的射击也无力反击。擅长战斗的宋尧赞将军的首都师团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狠狠地攻击敌军的兵力。

  当时，1军团甚至都把军团的工兵团部署在了东部区域，与大关岭的中共军及朝鲜军展开对峙。工兵们在战斗一线瞄准敌军，这是此前没有过的先例。尽管如此，许必恩（音）大校指挥的工兵团在面对朝鲜军时，沉着应战，表现出色。

  部署在五台山到大关岭南侧一带的首都师团穿梭在险峻的山区，消灭着敌军。在这次战役中，1团消灭了1180名敌军，而1团只有12名队员牺牲。这算是100比1的损失率。中共军在越过大关岭、想吞噬江陵后，解决补给问题，同时还窥视着美军强大的火药试图进攻后方。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共军最终却在这场战斗中被严重挫败了。

   我至今都在想，如果我和宋尧赞师团长间的不和使得首都师团1团再晚那么一点儿出动，那后果会是怎么样。如果大关岭首先落入了敌军手中，那在撤退至江陵的过程，可能会给敌军创造无数的大好机会。

   孔大校对我说“您是想以少将名留史册呢，还是想以一名旷世名将永垂青史？”，极大地刺激着我。他是故意这样说的，在他回忆录中把我描述成了“是一位拥有大陆性气质、耐心十足、不太容易发脾气的人”。为了在危急时刻刺激我，他使用了这样的办法。

   有关当时的情况，他如此描述道：“军团长终于生气了。他说‘把（美军首席军事顾问）查理德（音）叫来，让他一起去’。”他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没错，我的确是故意让查理德陪我一起去的。如果宋尧赞师团长继续按兵不动，我打算经合法程序后当场罢免他。我还打算由我自己来指挥先头部队。为了执行那个“合法的程序”，我需要美军首席顾问官。

   拥有看起来反应迟钝的“大陆性”气质的我，在分秒必争的情况下毫不吝啬地给予我这个军团长忠告的孔国镇大校，我们配合默契。我也不得不承认韩信大校的睿智。当时，南北所有战线的司令官们年龄大都在30岁出头或35岁左右。大伙儿都血气方刚，所以我军内部也免不了沉浸在一种竞争心理的氛围中。

   韩信团长知道了军团长和师团之间的心理纠葛，于是让所有兵力都全副武装，做好出发的准备。他的这种周到的考虑令人赞赏。总之，在当时那一瞬间，我对身边能拥有孔国镇大校和韩信大校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部下而万分感激。

   在守住了大关岭之后的战斗中，都是我们1军团一方占有优势。敌军已经彻底溃败了，他们被我军单方面的进攻给击退了。直至23日，1军团一直进攻到了如今的停战线一带。这就是1950年10月底越过险峻的狄逾岭山脉插手韩国战线后，总是以怪异的战法让我军深感恐惧的中共军。他们最终在大关岭调转了脚步，我军终于开始目击到了中共军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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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再次飞来的美军8军司令官

————范弗里特“3军团解体，取消陆军本部的作战权”，国军的耻辱之日


  因中共军1951年5月的大攻势而溃不成军的国军需要把作战指挥权移交给美军了。国军因准备和训练不足，老是成为中共军集中进攻的对象。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组建国军的战斗力。照片是京畿道汶山附近的某战壕里的某国军士兵。拍摄时间大概是在举行停战谈判的1952年。[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战争只是单方面地进行着。曾是一到晚上就像幽灵一样进攻而来的中共军最终被彻底地击溃了。此前的中共军似乎根本不畏惧死亡，他们从隐蔽之处突然向我军发起进攻。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共军，现在却不存在了。首都师团将中共军逼至了北侧，一路上抓获的俘虏就像是随地捡东西一样，非常多。

  开始北进的首都师团大量吸收了被中共军击溃而分散至南下的国军3军团的士兵。别说是个人武器，国军3军团的士兵们就连军装也不具备，当时的情形真的是非常落魄。只是靠喝融化的雪水而勉强维持生命，被中共军追了五天多，看着如此落魄的残兵败将时，心里不可能好受。

   我也跟在攻击部队的后面，一直到了麟蹄和源通。中共军似乎已经丧失了进攻能力和进攻意志，到处都不见他们的踪影。在东侧，就连杆城和巨津都被我们1军团统统收复了。西部战线上也是如此，趁着中共军的主力部队被逼至东侧的空隙，我军收复了38线。从在东部战线被击溃的中共军主力部队四处逃窜的情形来看，他们不可能再次发动进攻、动摇战线了。

  1951年5月25日，美军8军司令官范弗里特（Van Fleet）再次飞到了我所在的江陵地区。降落在机场后，他没去候机室，而是直接与我们碰面了。当时，在江陵，除了1军团外，还有陆军本部的前方指挥所。这个地方代替曾在大邱的陆军本部，指挥着前方。

  参谋总长丁一权已经来了，我和前方指挥所长李俊植准将等人前去迎接范弗里特将军。从飞机上下来之后，范弗里特将军就大步流星地走到我们面前，甚至都没来及好好问候一下。他反而说道“废除韩国军3军团，还要取消陆军本部的作战统制权。陆军本部的任务只限于除作战外的人事、行政、军需和训练。韩国军1军团受我的指挥，陆军本部前方指挥所也得废除”。

  这时，我看到了丁一权参谋部长的脸部表情。他一脸沉痛的表情，而且一言不发。他手中曾握有的韩国军的部分作战权整个都得移交给美军。他最终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安静地听着范弗里特将军下达的让他极为受辱的通报。

   范弗里特继续着他的通报。他说他已经决定把国军3军团所在的9师团分配给美军10军团，而3师团则分配给韩国军1军团。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通报。战争爆发后韩国军好不容易维系下来的地位就这样被大大削弱了。更何况，2军团在中共军1950年10月的进攻中就已经被击溃并被取缔了，之后就连3军团也被中共军彻底击垮而解体了。对于国军来说，以军团规模保留下来的部队只有我带领的1军团。

   韩国军的作战指挥权是在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7月14日李承晚总统向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率领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递交了“关于作战权转移的书函”后，麦克阿瑟将军于7月17日批准了这一要求后获得的。然而，美军8军的司令官们把战线的部分地区交给了国军来负责。这就事实上承认了韩国军军团受韩国陆军本部的指挥。范弗里特将军再次将这一权限收回去了。当然，这肯定是事先得到了李承晚总统的谅解。

3军团的解体令人心痛。虽然决定性的原因是3军团被中共军击溃而倒下，但从美军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对维持3军团具有排斥感。因为3军团违反了美国8军最后的战斗命令。这一缘由在由陆军本部编撰的战史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据记载，当国军3军团在麟蹄被中共军追击而不断撤退时，范弗里特将军向军团长下达了不得继续从下珍富里撤退的命令。但是，国军3军团在5月12日再次崩溃。

常专挑国军攻击，就像通过3军团的解体看到的那样，我们总是像这样被突破。我们需要一个能力挽狂澜的转换点，而答案究竟在哪儿呢？美军真能无限制地给予我们某种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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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中共军溃败的意义

————像幽灵一样扑来的夜间军队，骗术未能持久

  夜间，中共军就像是幽灵一样向我们逼来。他们不仅不会堂堂正正地出现在正面，还会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我军的弱点。除了周密的算计外，中共军还会通过“选择与集中”，避免力量的分散，从而更加有效地进攻对方。

  1950年10月底，天气开始逐渐转凉，中共军越过了平安北道一带险峻的狄逾岭山脉。他们在第二年春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规模进攻中失败了，此后表现出了与此前在截然不同的战争面貌。选择对方战线的一个点，然后进行集中逼近并试图包围，这种机动作战在那之后就再没出现过了。

  相反，他们会朝着特定的高地扑来，展开消耗战。这全都发生在中共军在大关岭等东部战线上被我军逼退后。在战场上，他们不得不付出比想象中还要巨大的牺牲。在大关岭，他们的进攻受到了国军1军团的阻碍；而在他们独自攻破的麟蹄正面的西侧，他们受到了强大的美军2师团及支援其的美军3师团的进攻。尽管中共军在最后的大规模进攻中使出了杀手锏，但他们无法承受越来越长的补给线，以及从中间切断进攻而来的美军的空袭。最终，战线上的士兵们得不到充分的粮食、物资及火力供给。

  在溃逃的过程，他们需要承受重大的牺牲。他们遭受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攻击，留下了大量的俘虏和战死者。此后，中共军在韩国的所有战线上都没能展开如同参战初期时的大规模进攻，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在1951年4月的春季第五轮第一阶段的进攻和5月的第二阶段的进攻中，中共军同时暴露出了它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在初期的进攻中采用了就连美军都很难忍受的战法，成功地突破了战线并进攻而来。但是，之后还是没能继续下去，最终没有完成它的战术性目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701092652.jpg

  照片是1951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部战线抓获中共军俘虏时的情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我在大关岭遇到的敌军的进攻也是如此。一开始，他们似乎决心突破美军10军团的东侧与国军3军团的战斗地境线，成功地向南逼进了。中共军也充分意识到了美军10军团与国军3军团就管辖权而发生争执的五马峙山岭的战略重要性。另外，他们还在一夜之间行军25公里以上，并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冲地。国军3军团被中共军的进攻击溃得几近灭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美军不顾初期的失利，从战略上转移了位于京畿道广州的美军3师团，堵住了已被突破了的战线的底线。据此，美军2师团牢牢地守住了被中共军向南逼进的战线的西侧，国军1军团守住了东侧的战略要地——大关岭。

   虽然中共军把战线长长地向南推进了，确保了战线的纵深，但却没能继续突破我军的战线。补给线变得漫长了，仅凭其自身的运输能力无法解决补给问题。美军时不时地切断中共军漫长的补给线，这是中共军开始显得有些后劲不足的决定性原因。

   在运用神出鬼没的战法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当美军适应了中共军的战斗方式后，这种限制更加明显。国军也正在消除对于不怎么露面的敌军——中共军的莫名恐惧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适应了深夜传来的笛声和锣声，中共军的这种战术只是单纯的心理作战，很难再发挥除此以外的其它效果。

  从战术的层面来看，中共军也见底儿了。虽然把兵力和火力集中在一处的人海战术式机动战术当场效果明显，但当突破战线南下后，情况变得复杂时，也出现了导致自身混乱的后果。

  凭借迂回与埋伏、选择与集中扩大纵深的做法似乎也是如此。但是，真正地攻破我军后方南下后，战术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急剧变化。虽然他们成功地将攻破我军正面时采取的战斗方式固定了下来，但并没有对此后的情况做出充分的应对。

  一直以来独立采用的随机应变式突破法导致变化莫测，由此产生的情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出现自我妨碍的现象。

  当场效果明显的游击式兵力的运用显现出了它的局限性。虽然正攻法比较呆板，很难当场看到效果，但却是一个可以建立框架、夯实基础的长期军事运用法。相比之下，让对方陷入陷阱的骗术式迂回、埋伏、偷袭和欺瞒等手法虽然能即时看到效果，但却不是能长期持续的兵力运用法。尽管中共军用这种方式展开了攻势，但其威力最终还是有限的。

   虽然中共军会随时给国军和联合军制造困难，但他们并不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军队。他们灵活的思考方式，以及在初期行云流水般的自然进攻中动用的兵力运用法的确值得赞赏，但追根到底，他们的确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应该尽快学习并熟悉美军。虽然美军因自由奔放偶尔会表现得不安，但在明确地选定任务和目标后，他们用会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机动力与敌军对峙，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这个机会正在悄然地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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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值得韩国军学习的军队

————应该如何训练军队呢？美军花了100年培养了海军

能保护国家和民族的人正是那个国家的军人，军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碉堡。但是，60年前在韩半岛上演的战争其主角并不是国军。1950年战争爆发后的局势是朝鲜军与国军间的大对决，但正如外界所知道的那样，国军被朝鲜军打得一退再退。战争爆发两个月后，朝鲜军在洛东江战线上发动了最后攻势，但金日成的军队并没有突破这条战线，从而沦落成了韩国战争的配角，而非主角。在此后的战争中，新加入战争的中共军占有敌军80%的兵力，朝鲜军只负责余下20%的作用。

  我军的情况也大体上差不多。洛东江反击后的北进、仁川登陆作战和平壤进攻等，各条战线上都活跃着国军，但在整体军事力量中，它仅占有30%左右的兵力。战争的主角是美军，有16个联合国的参战兵力在支援着它。从长远来看，正确的做法是国军独自全权负责安保工作，但在火力、装备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国军没能具备应有的能力。从当时的年轻人口数量来看，我们完全有可能将兵力数量增加至100万，但能支撑起这一庞大兵力的其它条件却跟不上。

因此，李承晚总统总是向美军指挥官请求装备和武器支援。虽然李总统诉苦道“兵力充足，只要武器和装备的支援能跟上，我们就能守住战线”，但美军指挥官们的反应却很冷淡。每当国军被中共军击打得溃不成军，甚至都让感到心寒的时候，美军指挥官们肯定会去找李承晚总统，当面驳斥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军队？”开战初期也是如此，当时的美军8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Walton Walker）狠狠地批判了国军，并对李总统说“组织能力、军事实力，统统都不具备的军队”。

   在我所经历的战线中，国军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危机时分，他们会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凝聚力也不错，战斗意志也高昂。所以，在受到敌军的进攻时，能够予以强有力的反击。因此，国军总能化险为夷，度过危机。然而，当危机被解除时，反而出现了问题。能在洛东江战线制止住朝鲜军的总动员战，这其中正是国军决一死战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所有的人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勇敢奔赴到战线上的无名勇士们献出生命，与敌军一战再战。已经将生命搭在了军队里的士兵们也勇敢地与敌军展开对峙和战斗，誓死守卫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但是，在我们向北挺进，统一大业就在眼前时，国军表现出了与危机时截然不同的面貌。很多士兵并不想好好出战，他们反问道“统一近在咫尺，我为什么还要拼命呢？”国军成员之间还经常出现无谓的竞争心理。对于靠名誉生活的军人来说，争抢功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现在是国难当头，却仍然有很多人过分地首先想着立功。这种竞争心理高涨后，最终还出现了分裂和反目成仇的征兆。

   在我担任1军团长时，我认识了一名美国海军提督。他负责指挥驻扎在东海岸的美军舰队。他就是与我交情颇的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少将。

  当我作为唯一留在国军的军团级司令官，为培养一支未来能独自承担国军安保的国军而陷入自我苦闷的时候，他如此对我说道，“培养军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不仅是装备和武器得跟上，还需要有‘民族经历’”。他说，尤其是培养海军，至少需要100年。他口中的“民族经历”是指北欧国家的海盗（Viking）传统、日本军的倭寇传统等。他还给我讲述了美军具有开拓西部、实现了一度分裂的南北统一的传统。

   那对于韩国国军来说，又具有怎样的民族经历呢？难道是指已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抵抗外来侵略势力的抗战精神？但在外来势力撤走后，我们不是总会变得松懈吗？诸如此类的想法不断在我脑海里激荡着。

韩国人是很强大的。尽管被外来势力压迫，但他们仍能在小小的土地上保持他们特有的特性，同时也积累着华丽文化的基础。如此坚强的国家其军队为了维持恒久不变的力量，需要不亚于强大精神力量的严密组织能力的训练。只有这样，即使战线被动摇，即使和平降临，也能保持稳定的状态，同时维持住安保的力量。

   从这点来看，我想起了我出生在这片土地后所接触过的其它国家的军队。日本军虽然强大，但不具备灵活性；参战的中共军在强大的兵力和奇特的战法上占优势，但不能长时间维持整体的框架。因此，美军总是我观察的对象。看着美军在危急情况下发挥着令人吃惊的组织能力时，我意识到学习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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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凯迪拉克炮弹

————美军舰炮每射一发就相当于“浪费一辆凯迪拉克”

韩国军以国军3军团在江原道麟蹄县里被击垮的事件为契机，立即进入了集中训练。这是根据美军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的指示展开的训练。这也算是转祸为福。严重暴露了缺点的国军以此获得了重生为真正具备某种实力的军队的转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即将进行介绍。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谈谈这位我认识的海军提督。在前一节里已经介绍过了，他是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少将，是负责当时驻扎在东海的美军第7舰队下面的5巡洋舰队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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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1901~1996）



伯克提督的美国海军5巡洋舰队以洛杉矶舰为旗舰，拥有美军巡洋舰和驱逐舰，以及两艘加拿大海军所属的驱逐舰的船队。当时我带领的国军1军团连火力都不具备，特别是野炮，非常不够。为了补充火力，我们需要伯克提督带领的船队的舰炮射击。


我去了洛杉矶舰上，见到了伯克提督。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他因为1949年所谓的“提督叛乱”事件而被调到清闲的工作岗位上去了。这一事件是指，针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Louis Johnson）的“只要有B-36轰炸机，就不再需要航空母舰”的发言，以伯克为首的海军指挥官表示反击而引发的事件。韩国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战斗。他特别擅长于陆上部队和海军间的协同作战。



我经常请求美军支援我们国军，要求的次数多到甚至都让对方觉得我是个有些不知廉耻的人。战争爆发后，我厚着脸皮向在各条战线上遇到的美军索要到了地图和放在上面的标志物，甚至还大胆地要求战车和野炮支援。


我的一名部下记忆说，“白师团长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美军索要了很多东西”。我不分时间地点地向当时的伯克提督提出了舰炮支援要求。伯克提督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努力尽可能地满足我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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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1年，参与韩国战争的美国海军战舰密苏里（Missouri）舰正在咸兴海域发射舰炮。这还是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举行投降签字仪式的战舰。[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当时的舰炮炮弹非常贵。偶尔出现的5巡洋舰队的战舰上搭载的舰炮威力是最大的。有密苏里战舰、新泽西战舰和爱达荷战舰等。这些战舰的每一发舰炮炮弹价值1万美元，相当于当时一辆高级凯迪拉克。


我顾不上这些，仍然继续要求舰炮支援。听说在大型战舰上，美军海兵们有一句关于舰炮射击口令的话，那就是“浪费一辆凯迪拉克(One more cadillac on the way)”。战争会耗费很多东西，但我仍然没有考虑美国的实际情况，一个劲儿地请求美国支援如此昂贵的“凯迪拉克炮弹”，所以舰队指挥官伯克不可能情愿地接受。但是，他却非常有诚意。


但是伯克可能还是没有释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白少将一个劲儿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他提出的要求是我们每天能确保的全部弹药。他对弹药没有概念”。他生于1901年，比我大19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海军指挥官。所以，像我这样一位年轻的少将曾一度“一个劲儿地”提出支援要求，在这样一位指挥官看来，也许是非常令他可恨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大部分支援请求。在他的舰炮射击支援下，我们毫无障碍地向北挺进了。我们之所以一下子能把战线向北推进到能看到海金刚的南江附近，正是得益于伯克提督的大力支援。前面也曾介绍过，美军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计划发动库底进攻，从而占领金刚山，但遭到了华盛顿和联合国总司令部的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g）将军的反对，最终这个构想只停留在构想而已，没能实现。这令人感到无比遗憾。


但是，战斗以38线为中心，为首先确保对我军和敌军各自有利的地形，双方以高地战形式展开战斗。虽然这不是什么大规模的机动战，但为了收复高地，双方都得拼命地展开激烈的斗争。


在这种战斗现场，经常需要舰炮支援。伯克提督从美国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再次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火药，所以对这方面比较精通。他向国军1军团下面的首都师团派遣了观测军官，而此前是靠空中观测进行舰炮射击的。为了提高精确度，我们需要陆上观测。伯克提督就把自己一半的参谋分配给了我们。


另外，伯克提督自己也曾多次访问军团司令部。随着指挥官和参谋们经常交流，国军1军团和美军5巡洋舰队之间的信任也加深了。有一次，他过来找我，并对我说“需要有实际的战斗经验，你不和我们一起参与夜间搜索吗？”我爽快地答应了。

他说“有两名将军一起加入夜间搜索，真是非常了不起”，感到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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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与美军的沟通和友谊
  
————伯克和我都是两颗星，一同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出生入死，建立了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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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乘坐美国海军巡洋舰洛杉矶舰拜访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左侧）提督的当时国军1军团长白善烨正在表达问候。[白善烨提供]

阿利·伯克提督作为海军精英，后来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手下晋升为了海军参谋总长，任期长达6年。当时加入韩国战线的美军指挥官大都如此，他也是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般地完成了任命，具有非常出色的军人气质。能与如此优秀的美军指挥官交往，这有对我带领部队有很大的帮助，是非常宝贵的财产。

   伯克提督作为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的代表，和我一起参与了谈判。后来，我以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的身份访问美国时，他给了我关于强化韩国军事能力的决定性忠告。因此，对于我这个身处军界的人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与亲自前来找我的他一同视察战线也很重要。他坚持要视察一线，所以我同他一道去了首都师团的最前线阵地。

   我记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了，但伯克提督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我们一行人迅速地埋伏起来了。那里有很多战壕，夜间也有很多枪战，不过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我记得当时伯克提督为了体验夜间战线，积极奔走在各条战线上。他很重视现场经验，为了把昂贵的舰炮炮弹支援给我的国军1军团，他好像从多个角度周密地确认了情况。还有一次，美军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访问我们国军1军团时，我打电话告诉伯克提督说“希望您能和我一起去见范弗里特司令官”。伯克提督很快就来了。我们还开了会。我向范弗里特司令官报告完战况后，我立即把机会留给了伯克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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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战争当时，指挥东海岸国军1军团的美军7舰队所属的战舰新泽西舰的前部分。这是一艘长271米、搭载有29门舰炮、最高时速可达33节（时速61公里）的巨大战舰。基本排水量为4万5000吨，可搭乘1921名船员。[美军陆军部资料]

  关于这部分内容，伯克提督在他的回忆录里如此记叙道。“我原本以为报告结束了，结果白善烨将军突然指着我说‘接下来由本馆的炮兵司令官——阿利·伯克提督做进一步的说明’。之前没有任何预告，但没办法，我还得做了说明。”

  回忆录里，他比较幽默地说成遭到了我的“算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假装被我这个年龄比他小得多的人“算计”，然后又很快地处理好这个突发状况，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伯克提督的游刃有余和宽宏大量。

   最终还是由人来决定状况的。在上面，制度、法律和本国政府的政策形成大的框架，但在下面，是由人来决定和左右所有决定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在与敌军对峙杀戮的战场，这种人际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在见到伯克提督时，我也是努力想尽可能从他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我准确地解释所有的情况，努力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援。伯克提督似乎充分看透了这点。我在这种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伯克提督。

   在8军司令官范弗里特面前，我很冒失地将伯克提督叫做了“我的炮兵司令官”，而伯克提督却以悠闲的态度接受了。范弗里特司令官也没有对此追究什么。美军比较重视这种沟通和信任。当双方建立起了信任时，能够全面支援国军的人正是当时驻扎在韩国领土上的美军。

  如果我在还没获得伯克提督充分的信任时就在8军司令官访问当时随口把他叫成“我的炮兵司令官”，那结果会怎样呢？也许这个意外的称呼会让伯克感到很伤心，另外，也许他还会尽可能地避免不辞辛劳地把无比昂贵的“凯迪拉克炮弹”掷向位于我们1军团正面的敌军阵地。在美军5巡洋舰队的强大支援下，我们牢牢地守住了战线。在高地战中，我们也没给敌军一点儿进攻的机会。

  韩国政府和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g）将军率领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当时正忙于寻找能长期防御战线的对策，但双方的立场存在分歧。李承晚总统言辞恳切地说，只要美军能支援武器和装备，那国军的力量就能得到强化。

  但是，美军的指挥部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比起武器和装备，提高能力和资质更为急迫。美军8军司令官范弗里特坚决认为“就连现有的师团都没能很好地作战，在这种情况进行武器和装备支援，这只不过是浪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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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学习美军
————范弗里特“改造国军作战”，就连师团长也进行了9周的地狱式训练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707090101.jpg

图为美国总统当选者艾森豪威尔大将（Dwight Eisenhower，左侧）于1952年12月4日访问韩国时检阅韩国军部队的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曾以联合军最高司令官身份活跃的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了当年11月4日举行的美国大选，并自称是结束“共产党、韩国战争和腐败”的十字军。他是第一个访问韩国的美国总统当选者，1960年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再次访问了韩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纪念图书馆]


不管怎么说，手里握有钥匙的还是美国。特别是在决定如何把韩国军培养成一支强大且稳定的军队、以此来独立坚守韩国战线时，情况更是如此。李承晚总统原本构想着向韩国军支援武器和装备，以此来强化战斗力，但他的这种构想化为了泡影，转而选择了美军指挥部的方式。那就是实施集中训练，从根本上改变国军的体质。


这一核心的构想来自于美国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他是训练和教育方面的能手。在他看来，被中共军1951年5月的大攻势击得溃不成军的国军太令人失望了。首先，很难让人对国军产生信任。即使给韩国军配备上强大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这的确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但这并不只是针对1951年5月被中共军的大攻势击打得溃不成军的国军3军团而言。就像前面经常提到的那样，国军成为了朝鲜军和中共军集中进攻的对象。


当然，敌军避开火力和装备都比较突出的美军，窥视并专门进攻相对较弱的国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问题是“相对的差异”。并不是存在稍稍的差距，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装备和火力处于劣势。中共军也把国军的这种被彻底击溃的情形描述成“浮动状态”，中共军的战史资料中是如此记载的。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水草一样，国军是一支彷徨且找不到头绪的军队。


从这个层面来看，范弗里特的决定是正确的。与其从表面上武装，还不如改善体质，这方面更加急切。


他再次飞到了江陵的机场。当时，他对我说“要开始对韩国军进行集中训练”。任何时候，他都会首先表现出把已经决定的方案坚决地付诸实践的姿态。范弗里特又对我说“得在襄阳找一个需要进行集中训练的地方”。


这就是国军在美军的帮助下第一次正式开始接受训练的“事件”。3军团解体后，范弗里特把他手下的3师团分配给了我带领的1军团。他首先下达指示，要求在襄阳建立起的训练场对这个3师团进行集中训练。


这个训练并不只是针对士兵的，3师团长白南权（音）准将以下的所有将兵都得接受训练。训练时间是九周。范弗里特为此建立了野战训练司令部(FTC)，以美军9军团副军团长托马斯·克罗斯（音）为责任人、以150名美军士兵和下士官为校官组成。


后来，在襄阳建立起的训练场成为了韩国军队的摇篮。一年后，被大量培养起来的韩国军新设师团都是从这个训练场走出来的。


训练的强度近乎残忍。训练的主要框架是从最基础的操作武器开始，包括战术训练和装备测试等。整个过程中，一定得有“测试”。按照部队与小队·中队，分别进行各种训练，如果不能获得基本的分数，那就得重新从基础开始再来一遍。特别是在大队为单位进行综合测试时，如果达不到标准，就得重新再接受训练。


美军教官们全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实战的身经百战的勇士，所以他们可以从实战所需的基础开始，传授我们所有东西。国军将兵首先向他们学习了正确的走路方法。


3师团经过严格的训练，被安排在了美军10军团。此后，国军的10个师团兵力全都接受了这样的训练。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交替在战线和后方地区转移，在襄阳等附近训练场进行如此严格的训练，然后再重新回到战线上。


接着，1951年12月，范弗里特将军同陆军参谋总长协议，还在大邱建立了参谋学校。次年1月，在镇海建立了四年制的陆军士官学校。不仅如此，1951年底，选拔了250名将官，其中150人被送往了美国步兵学校本宁堡（Fort Benning）短期留学，而另外100人被送往了位于希尔堡（Fort Sill）的炮兵学校 。当发现这种短期留学有效果后，我们就把这种短期留学课程扩大到了全军几乎所有的将官。


这就是将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美军的体制和系统正式引入韩国的契机，同时也是建立韩国军根基的转机。

老木匠

111、学习美军
————范弗里特“改造国军作战”，就连师团长也进行了9周的地狱式训练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707090101.jpg

图为美国总统当选者艾森豪威尔大将（Dwight Eisenhower，左侧）于1952年12月4日访问韩国时检阅韩国军部队的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曾以联合军最高司令官身份活跃的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了当年11月4日举行的美国大选，并自称是结束“共产党、韩国战争和腐败”的十字军。他是第一个访问韩国的美国总统当选者，1960年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再次访问了韩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纪念图书馆]


不管怎么说，手里握有钥匙的还是美国。特别是在决定如何把韩国军培养成一支强大且稳定的军队、以此来独立坚守韩国战线时，情况更是如此。李承晚总统原本构想着向韩国军支援武器和装备，以此来强化战斗力，但他的这种构想化为了泡影，转而选择了美军指挥部的方式。那就是实施集中训练，从根本上改变国军的体质。


这一核心的构想来自于美国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他是训练和教育方面的能手。在他看来，被中共军1951年5月的大攻势击得溃不成军的国军太令人失望了。首先，很难让人对国军产生信任。即使给韩国军配备上强大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这的确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但这并不只是针对1951年5月被中共军的大攻势击打得溃不成军的国军3军团而言。就像前面经常提到的那样，国军成为了朝鲜军和中共军集中进攻的对象。


当然，敌军避开火力和装备都比较突出的美军，窥视并专门进攻相对较弱的国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问题是“相对的差异”。并不是存在稍稍的差距，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装备和火力处于劣势。中共军也把国军的这种被彻底击溃的情形描述成“浮动状态”，中共军的战史资料中是如此记载的。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水草一样，国军是一支彷徨且找不到头绪的军队。


从这个层面来看，范弗里特的决定是正确的。与其从表面上武装，还不如改善体质，这方面更加急切。


他再次飞到了江陵的机场。当时，他对我说“要开始对韩国军进行集中训练”。任何时候，他都会首先表现出把已经决定的方案坚决地付诸实践的姿态。范弗里特又对我说“得在襄阳找一个需要进行集中训练的地方”。



这就是国军在美军的帮助下第一次正式开始接受训练的“事件”。3军团解体后，范弗里特把他手下的3师团分配给了我带领的1军团。他首先下达指示，要求在襄阳建立起的训练场对这个3师团进行集中训练。


这个训练并不只是针对士兵的，3师团长白南权（音）准将以下的所有将兵都得接受训练。训练时间是九周。范弗里特为此建立了野战训练司令部(FTC)，以美军9军团副军团长托马斯·克罗斯（音）为责任人、以150名美军士兵和下士官为校官组成。


后来，在襄阳建立起的训练场成为了韩国军队的摇篮。一年后，被大量培养起来的韩国军新设师团都是从这个训练场走出来的。


训练的强度近乎残忍。训练的主要框架是从最基础的操作武器开始，包括战术训练和装备测试等。整个过程中，一定得有“测试”。按照部队与小队·中队，分别进行各种训练，如果不能获得基本的分数，那就得重新从基础开始再来一遍。特别是在大队为单位进行综合测试时，如果达不到标准，就得重新再接受训练。


美军教官们全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实战的身经百战的勇士，所以他们可以从实战所需的基础开始，传授我们所有东西。国军将兵首先向他们学习了正确的走路方法。


3师团经过严格的训练，被安排在了美军10军团。此后，国军的10个师团兵力全都接受了这样的训练。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交替在战线和后方地区转移，在襄阳等附近训练场进行如此严格的训练，然后再重新回到战线上。


接着，1951年12月，范弗里特将军同陆军参谋总长协议，还在大邱建立了参谋学校。次年1月，在镇海建立了四年制的陆军士官学校。不仅如此，1951年底，选拔了250名将官，其中150人被送往了美国步兵学校本宁堡（Fort Benning）短期留学，而另外100人被送往了位于希尔堡（Fort Sill）的炮兵学校 。当发现这种短期留学有效果后，我们就把这种短期留学课程扩大到了全军几乎所有的将官。


这就是将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美军的体制和系统正式引入韩国的契机，同时也是建立韩国军根基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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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板门店的共产主义者们

113、奇怪的迹象


————伯克提督突然去了东京，战况正在发生某种变化

现在结束有关“大关岭中共军”的记述，开始新的一章——“板门店的共产主义者们”。


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就韩国首位停战谈判代表——白善烨将军的故事展开叙述。




美军至今都还是非常强大的军队。就在美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还只是带领着不起眼的兵力展开战斗，在这个过程中，美军却将兵力增加到了100个师团。组建100个师团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拥有1万5000名以上兵力的师团里，需要有重火炮、装甲车和大量的工兵装备等支援它。如果没有系统和组织能力，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军对“责任和义务”认识得比较清楚。部队成员们都会彻底履行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就算是搭上自己的性命也会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平日里，士兵和将官不会拘泥于僵硬的上下级意识，而是自由开放地相互交换意见，在战争中凭借强大的组织能力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发挥着令人惊叹的力量。再加上，他们凭借大量的生产系统，拥有强大的火力和装备，获得充足的补给，积蓄着巨大的力量。



这种富有是韩国军力所不及的条件，但对韩国军来说，更加迫切的任务是借助于他们的力量强化军队的火力和装备。同时，可以将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组织能力也是需要从美军身上学习的东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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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来韩国赴任美军8军司令官的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似乎成了我们国军最需要的人。在东部战线彻底地扼杀了中共军的大攻势后，最后他接手了国军的训练和组织。对于韩国军来说，这就像是久旱逢甘雨一样，是件令人感到无比高兴的事情。在他的带领下，国军在停战之前已经逐步具备了能负责2/3战线的基础。



这是刊登在最近发行的韩国战争彩色画报集《通过色彩看韩国战争》中的板门店早期的样子。这出自于战地记者——约翰·里奇（John Rich）之手。举行停战谈判的板门店一开始只有两个营帐，后来开始慢慢扩大。在这个又小又安静的农村村子里，韩半岛的命运被决定着。1951年7月初开始的停战谈判经历了两年多的漫长谈判。



战线稍微变得平和了。李承晚总统和李起鹏国防部长轮流访问江陵。当看到国军不断成长时，年老的总统脸上总是挂着满意的笑容。好像是1951年7月的某天，经常来访江陵机场的范弗里特将军又坐着飞机来了。从飞机上下来的范弗里特将军手里拎着一个冰柜，不愧是经常随身携带着吃的东西的将军。里面有啤酒、三明治等。“您怎么还亲自准备了食物呢？您有什么计划吗？”，我如此问道。他扑哧地笑着说“天气太热了，我们一起去洗个海水浴吧”。



刚好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提督也从洛杉矶舰上登陆了，我们三人一起去了江陵的海水浴场。我和伯克提督在一旁看着跳入海里游泳的范弗里特将军。虽然正值战争期间，但范弗里特将军却尽情地享受着他难得的休息。他游完泳后，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想起了范弗里特将军比较喜欢吃，于是我向他提议道。



“洛杉矶舰上装满了可口的冰激淋，让伯克提督带您去吃冰激淋怎么样？”



范弗里特将军的表情豁然开朗起来。他俩坐着直升飞机去了洛杉矶舰，但两个小时过去了也不见他俩的身影。我不知所措地继续等。后来，他俩又坐着直升飞机回来了。“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我如此问道。范弗里特将军一脸僵硬的表情对我说“差点就送命了”。



船会因为波浪而剧烈摇晃，导致飞机着陆在舰艇的时间被推迟，但如果试图强制着陆，弄不好会让直升机掉入海里。洛杉矶船上的冰激凌真的非常好吃，所以我提议让他们去吃，可结果却让美军8军司令官和舰队司令官陷入了非常危险的瞬间。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我全身冒冷汗。



但是，范弗里特将军泰然自若，他只是脸上稍微有点发暗，其它地方并没有表现出来。范弗里特将军继续说话，说着说着他突然问我“白将军，您懂汉语吗？”




我回答说“汉语的种类很多，我不会地方方言，但我会说普通话。怎么了？”范弗里特将军只是说“没什么，我只是问问”，然后就没有再说其它了。



接着，范弗里特将军返回了司令部，伯克提督也没留下任何话就回到了洛杉矶舰上。几天后，伯克提督来找我，他说“我准备暂时去趟日本，来给你说一声”。我感觉有点奇怪。伯克说他会去日本一趟，而范弗里特将军也冷不丁地问我“你懂汉语吗？”。我预感会发生点儿什么事情。

xsc1536

号称在朝鲜击败过美军的中国大陆的军队，今天也在全面学习美国军队的知识，并在许多领域中照搬，比如军队的制服、军衔、建制等，许多武器装备的技术也是向美国“学”来的。比较中国与美国连队之间的实力，有一个搏击视频可作参照，一名可能叫阿龙的中国武僧与一名白人美国武士在美国进行搏击比赛，一接战，武僧阿龙便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式武技上下其手，声东击西，打得美国白人武士节节败退。但美国白人武士没有乱了阵脚，在适应了阿龙武僧短促的奇技攻击后，凭借坚实的基本功和强大的战斗实力，只用一个重拳，就将阿龙武僧KO。所以，靠投机取巧是不可能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实力（包括武器、组织、训练、财力和人力等）才是决定战役和战术层面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这位韩国的白善烨将军关于美国军队才是学习榜样的认识是正确的。

老木匠

114、口舌之争

————“停战协定10天后可签订”，但却是748天开始舌战的

詹姆斯·  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回去后的第二天，陆军参谋总长李钟赞将军打来了电话，他说“马上就举行停战谈判，韩方代表选定了白将军”。接着，李总长说“是应联合国军方面的邀请选择了您，所以请马上动身去釜山向李承晚总统报告”。

  虽说是联合国军要求的，但事实上是范弗里特将军推荐的。就是那位到国军1军团司令部来找我享受海水浴，后来却冷不丁地问我“你懂汉语吗”的范弗里特将军。他觉得，因为是中共军代表参加的会谈，所以我军这方需要懂汉语的人。

   李总长还命令说，我参加停战谈判期间，国军1军团交由副军团长张昌国（音）准将代理。我一边在想“开始停战谈判到底是对的选择吗”一边先抓紧行动。结束了简单的准备后，我于1951年7月8日飞去了釜山。我去了临时景武台，向李承晚总统做了报告。总统带着一脸忧郁的表情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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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最近发行的《通过色彩看韩国战争》中刊登的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当时的情景。照片是作为联合国方的代表参加谈判的白善烨将军、李洙永（音）翻译官、阿利·伯克（Arleigh Burk）提督和汉克·赫迪斯（音）少将（右起）正在谈判地点来凤莊旁边准备的地方暂时休息。

“都进驻有100万人以上的中共军，还搞什么停战协商嘛？我们得实现统一。如果现在停战，那不等于是我们自己把国土分割开来吗？我坚决反对。”

   事实上，李承晚总统一直坚决反对和共产军停战，直到协定达成的1953年。李总统主张的是“北进统一”。对于自己的主张，李总统坚决不让步，所以和美军及华盛顿的美国政府经常处于严重的矛盾关系中。这一内容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描述。

  作为国军1军团长指挥战线，而后又突然被选为了停战谈判代表，我的处境非常尴尬。当时我只能根据命令参加停战谈判，但国军的统帅者——总统本人却强烈地反对谈判。听到我的报告后，场面暂时陷入了深深的沉寂中。我看着李承晚总统，对他说“我是韩国军人。参谋总长下达了参加停战谈判的指示后我来这里向您汇报，但是如果总统阁下坚决反对，我会放弃参加停战谈判”。

   听到我这么一说后，总统说“美国人那么着急地安排停战谈判，你非去不可。你去了后还可以和美国人协商，所以你还是去参加吧”。总统没再说别的话，我就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离开了。

   我去了陆军本部。我先去了李钟赞参谋总长的房间，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总长说“李洙永（前驻法大使）会作为联络将官辅助你”。和总长道别后，我直奔汶山方向。

   汶山。这是战争爆发后和朝鲜军首次交战的国军1师团的防御区域。同时，北进时我也经过了这个地方，被中共军向南逼退时也在此设置过防御线。需要来到这个曾展开过激烈战斗的汶山与敌军进行停战谈判，这种情况让我内心特别复杂。

  需要在谈判地点与共产主义者展开协商，这点怎么也让我放心不下。根据我的经验，他们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只会窥视对方的漏洞，如果认为已经抓住了弱点，就会立即向那个地方攻去，非常擅长于顽强的心理战。这是一场放下枪、用口舌与共产主义者对峙的又一场战争。我觉得这将是一场既漫长又无聊、但又充满艰辛的过程。

   我并没有韩国政府或联合国军正式下达的任命状，只是根据联合国军的通报，被陆军参谋总长口头任命。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状态下。
   汶山东侧小溪边是一片苹果地，停战谈判的相关要员们住的帐篷就坐落在这里。这里被取名为“和平村(Peace camp)”。联合国方面的会谈代表是由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伊（Turner Joy）中将担任首席代表，他手下有美军8军参谋部长汉克·赫迪斯少将和美军远东共军副司令官劳伦斯·克雷吉（音）少将。说“得去东京一趟”后于几天前在江陵与我道别的阿利·伯克少将也为了以远东海军参谋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谈来到了这里。伯克看到我后，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一个劲儿地笑。

   停战谈判是当年6月23日由苏联的联合国代表首先提出，一周后即6月30日，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司令官提议在正依靠在元山港的丹麦籍医院船Jutlandia船上举行后得以实现的。

   但是，中国通过7月1日的北京广播提议将会谈地点改在开城，因此最后决定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联合国军方面表示“大概十天后就可结束协商”，对谈判持乐观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军人们参加的会谈，所以会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我多次对我见到的联合国方的人强调道“会谈绝不会轻易谈成”，但根本没有人听进去我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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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西部枪手与共产主义者们的对决


————首个谈判地点是处于敌军统治下的开城，他们首先开始了行径伪劣的心理战


  从某个方面来看，美军是一群有着浓烈“西部男子汉”气质的人。他们就像是那种遵守事先约定，两人面对面地同时拿出倒计时和枪的枪手(Gun man)。停战谈判联合国方代表——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阿利·伯克（Arleigh Burk）提督和汉克·赫迪斯（音）少将等给人的印象也是如此。特别是从他们嘴里说出“大概十天后会谈就可结束”的乐观发言时，我的想法更是如此。

  但是，正如字面意思那样，协商只是协商，结果会根据对方的变数而发生变化。共产主义者们是擅长心理战的高手，甚至固执地只窥视对方的弱点。我在解放政局的平壤接触的以金日成为中心的共产主义者如此，从书上了解到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

在这一侧，主要是单纯且正直的西部枪手们，而另一侧的会谈代表则是突然发动南侵、一举把韩国陷入危机中的朝鲜军的首脑层，以及经常采取偷袭、埋伏、迂回和包围战术让我军陷入心理恐慌的中共军。总的来说，感觉事情会朝着不寻常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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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51年7月10日举行首次停战谈判的开城来凤庄。这里一共有99间韩屋。该照片是朝鲜军参谋将官们正拿着材料往里走的样子。[美军陆军部资料]

  在中共军提议的会谈地点开城，有一个叫来凤庄的地方。这是开城的富人所拥有的、共有99个房间的韩屋。在被敌军占领的开城也有位于北侧的建筑。事实上，我们也多少有些担心为何中共军会提议把这个地方定为谈判地点。1951年7月10日早上，谈判开始了。代表团一行在和平村简单地会合。在坐上直升飞机去开城之前，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将军找到我们，并叮嘱说“我们是强国，我们得堂堂正正地面对敌军”。他总是这样，喜欢特别地强调美国的自尊心。他再次强调道，作为拥有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强的军事能力及经济实力的国家代表，应该带着自豪感参与谈判。

  我穿着野战军服，在钢盔上面挂着防尘镜。并不是谁要求我这样穿的，而是我自己觉得要想在谈判中发挥出自己特有的气质需要一些装饰，所以故意选了这套行头。

先给所有代表一人发了一面镜子，为的是防备非常情况。谈判是在敌军所占领的开城举行的，所以我们得应对突发情况。因为他们都是一帮不知何时会使出何种毒手的人，所以我们事先假设敌军突然变脸，让代表团陷入危机，于是一人发了一面镜子。当被孤立或遭到进攻时，我们得把这个镜子放在阳光下，用反射的光向空中的美空军机发出求救信号。
  在到达来凤庄之前，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人参馆的地方，这里曾是面对停战谈判时我军的前进基地。我们坐着直升飞机来到人参馆后，与从陆上来的实务团队汇合，然后再次坐着吉普车去了来凤庄。

  来凤庄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韩屋建筑，但可能是战争期间遭到了炮击，一侧严重坍塌。正房的房顶上也出现了一个大的窟窿。会谈的场所非常脏乱，在通往里面的路口处，有朝鲜军和中共军的相关人士在把守着。

  敌军的会谈代表组成如下。首席代表是南日中将，他当时担任朝鲜军的总参谋长；李相朝少将和张平山少将作为朝鲜军的代表，辅助南日中将；中共军代表方面，邓华副司令官和参谋长兼政治委员解方出席了谈判。南日、李相朝和张平山全都是朝鲜军首脑层的核心人物。

  中共军的代表邓华和解方都是率兵加入韩国战线的彭德怀总司令官的心腹。我方的首席代表——乔伊提督与朝方的首席代表南日面对面地坐着。桌子置于中间位置，敌军坐在北侧，我方坐在南侧。

  我坐在乔伊提督旁边，对面坐着李相朝。双方并没有握手或问候，谈判在一种非常冷漠的气氛中开始了。乔伊提督首先向朝方代表展示了信任状，然后用坚决的声音宣布道“战争会继续进行，但同时会举行谈判”。这一发言就像是西部枪手式的通告，如实地反映了先阐明原则后再据此展开进退的美军风格。

但是，朝鲜军和中共军似乎并不额外需要这种话。不管有没有说这句话，他们都会在当时形成的战线上不断地展开进攻，首先占领对他们有利的高地。

  我方西部枪手式的谈判方式和敌军固执的心理战及欺骗战术即将发生冲突，这种征兆越发明显。谈判地点的气氛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双方各五名代表对坐的桌子就很奇怪。敌军看起来很高大，而我们得从下往上仰视他们。后来才知道，这是敌军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在自己地盘内举行的谈判场所。

  敌军把自己坐的椅子弄得很高，而把我们坐的椅子弄得比他们的要矮。桌子上的旗子也是如此，他们把自己的旗子做得大一些。谈判桌上的共产主义者们已经开始用一些伪劣的心理战向我方发起了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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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以胜利者自居的朝鲜

————敌军用抢来的美军吉普载着我们，甚至还插上了白旗

谈判似乎朝着敌军一开始就策划好的方向发展着。谈判场地周边似乎也都被敌军团团包围了，安排和警备工作全都由敌军负责着，我们只感觉到我们被敌军的阵地所孤立。当时举办谈判的地点是在开城的来凤庄。以来凤庄为中心，半径4公里全都属于敌军的管辖范围。一切情况都如敌军所愿，所以参加谈判的代表们和进行谈判的实务者们只能越来越畏葸不前。

  把自己一方的椅子做得更高，旗子也做得更大，这都是自认为是战争获胜者而施行的小伎俩。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坐着直升飞机从和平村到谈判场地周边时，敌军开来了两辆美军吉普，让包括我在内的联合军方面的代表团乘坐。这都是战争期间从我军手中抢夺走的车辆。吉普车前，插有白色的旗子，感觉像是我方投降了。这些都是行径伪劣、但又让人感到不安的心理战的延续。

  不仅如此，敌军堵住了联合国方面的报道团队的入口。在西方世界，没有报道团队参与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敌军很清楚这一点，但仍然阻止了记者们的行动。当时包括韩国记者在内的联合国方派来参与采访的记者超过了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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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敌军统治的开城举行的1951年7月停战谈判上，共产方展开着多种心理战。共产方用从我军手中抢夺的美军吉普和卡车搭载联合国方的谈判人员，而车的前方还插有象征投降的白色旗子，营造出是他们获胜的氛围。图为朝鲜军士兵（右侧）为了制作宣传电影，正在拍摄联合国军的士兵。[美国陆军部资料]

   谈判开始后记者们仍然不能立即报道谈判实况，所以立即引起了骚动。他们住在位于汶山的火车餐车上，因为当时没能额外准备食宿的地方。10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每天都向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发出强烈的抗议。

  虽然李奇微将军向我方代表团强调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仍然无济于事。在采访阵容上，共产方面的记者数量远不及西方记者的数量。因为对于是否允许西方记者采访这一问题没有得出结论，所以从7月12日开始的三天里，干脆没有举行谈判。

在举行谈判前，韩国曾正式公布了立场。当时的外务部长卞荣泰就停战谈判发表了五条要求，内容如下。

1. 中共完全撤出韩半岛，但不能对朝鲜的非战斗员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

2. 朝鲜军也得解除武装。

3. 联合国应同意阻止第三国向朝鲜共产常进行军事、经济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援助。

4. 韩国的正式代表还应该参加讨论或考虑整个或部分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或协商。

5. 任何侵犯韩国的主权或领土的方案或行动都不具有效力。

  以上内容让共产方面无法接受，因为事实上这些内容也包含着强烈反对停战谈判的意思。另外，举行谈判后前来鼓励的国防部长李起鹏在离开前留下了话，“应该把中共军赶出韩半岛，停止战争，反对目前的状态”。

  不管是为参加停战谈判而来的李承晚总统，还是李起鹏部长的发言，抑或是卞荣泰部长发表的政府官方立场，都让参与停战谈判的我处于进退两难的位置。

   从这点来看，参与谈判的我有可能在身份和立场上出现问题。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只是根据联合国的口头命令参与了谈判，更何况韩国的军方统帅者——李承晚总统我向明确表明了“反对停战谈判”的立场。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在第一天的会谈结束后，我回到了和平村住所，找到了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谈了谈我的情况。我说“如果有正式的信任状，情况也许会好些”，“韩国政府反对这次停战谈判，事实上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必要参与这次谈判呢？”听了我话后，乔伊提督回答说“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信任状，对外也有可能出现大问题，所以我想给李奇微将军说一下，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

  几天后，李起鹏部长带着李承晚总统的亲笔信函来了，信函的内容是“虽然我并不愿意看到停战，但希望你能和联合国方合作，继续参与谈判”。这个问题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其实这个问题需要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商议。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为了把我们所需的事项反映在停战谈判中，我参与谈判本身是有意义的。从这个层面来看，李承晚总统的亲笔信函暗示着这是韩国和美国间的某种协议的结果。总之，我只能根据情况自行判断，及时地反映韩国的立场。在这个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漫长谈判中，我应该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反映韩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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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朝鲜代表的辱骂

————朝鲜李相朝拿起写有什么东西的纸，“帝国主义的走狗”

谈判仅以双方的首席代表发言的形式进行着。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提议就确定停战线、交换战俘、停战的试行和保障的方案进行讨论。谈判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韩语、英语和汉语。   

代表发言时，发言内容会被翻译成其它两种语言。就联合国方的首席代表乔伊提督的提案，朝方首席代表南日主张应把外国军队的撤退问题加入提案中。

  虽然联合国方面主张这一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不是军人们聚在一起的停战谈判中应该谈论的议案，但结果还是无终而果。会议漫长而乏味，正如预想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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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中，朝鲜和中国代表们正聚在谈判场地来凤庄前照相。左起分别是中共军代表解方和邓华，朝鲜的南日首席代表和李相朝及张平山。朝方代表全都面带生硬且凶恶的表情，让整个谈判非常乏味。[美国陆军部资料]

  如果停战，那应把哪条线划定为停战线呢？这一问题从一开始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朝方干脆主张把他们开始发动南侵战争的1950年6月25日的警戒线——38线定为停战线。这是我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再加上我军手上掌控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接受敌人的要求。在联合国内部出现了“把现在的战线接触线定为停战线”的主张。

  其它问题也是如此。针对就什么问题进行怎样的讨论，双方继续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神经战。所以，在只有首席代表发言的谈判过程中，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为了在谈判中最大限度地反映韩国政府的立场，我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但在就连设定议题本身都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至今都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从来凤庄主楼建筑的谈判地后方总是散发出油的味道。这种味道很香，好像是炒野菜和肉时散发出的大豆油香气。那里正在准备朝方代表们的食物。

   我们在来凤庄附近的人参馆解决午饭等饮食的问题，只有简单的三明治和饮料。总而言之，在这场没有进展的漫长谈判中，我的视线正在转向别处。

  尽管如此，在谈判桌上，我应该随时关注对方的举动。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发言机会，所以与坐在对面的人进行眼神较量便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对面坐着朝鲜军的李相朝少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盯着这位给人不太好印象的李少将。

  漫长乏味的谈判仍在继续。记得有一天，我方谈判首席代表——乔伊（Joy）提督做了最后的发言，当他问道“都无话可说了吗”时，谈判现场暂时陷入了一片沉寂。

  当时，李相朝沙沙作响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然后突然把纸拿起来给我看。上面写着“帝国主义的走狗，连丧家之犬狗都不如”。我被激怒了，心想“这帮人，现在正式开始心理战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太过于幼稚了。所以我觉得李相朝不仅是个可恶的人，同时也“只不过是个幼稚而拙劣的人而已”。

   李相朝错看我了。后来我才听说，他感到我这个面无表情、始终沉默的韩国国军代表十分别扭。朝方首席代表南日不愧是咸镜道出身的人，憨厚且寡言少语。相比之下，李相朝则看起来是个诡计多端的人。后来，他从事了情报系统方面的工作，在就任驻苏联大使时亡命到了当地。

   他在一个叫明斯克（Minsk）的地方过着亡命生活，而后于80年代末期访问了韩国。那次，我们是第二次见面。我记得好像是在首尔的某酒店里，我们聊了各种话题后我问道“你还记得当时开始停战谈判时，你给我看纸条的事吗？”

  李相朝反问道“什么纸条？”我说“你不是说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吗”，“后面不还接了一句‘连丧家之犬也不如’的话吗？”我们两人都已进入了老年，所以并没有争执得面红耳赤，只是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询问而已。但是，李相朝却一个劲儿地矢口否认，并说“我记不起来了。我不可能那样做”。

  他原来出身于釜山东莱的机张，而我出身在平安南道江西郡。南方出身的人为了朝鲜政权卖命，而北方出身的人却为坚守韩国战线而出现在了谈判桌上。后来每每想起这事时，我都觉得挺滑稽的。

  李相朝比我大五岁，但他看起来很年轻，但同时又充满了悔恨。

  当李相朝在谈判现场向我展示他写有辱骂的纸条时，其实我还是挺生气。当天从谈判现场回来休息时，我见到了乔伊提督，谈到了李相朝的纸条，“其实我特别想揍他一顿”。但乔伊只是微微一笑。

  当天，我写了日记。后来翻看日记本时，发现了这样的内容。“也许只有一个办法可能赢过那些共产主义者们，那就是富国强兵。要想领先他们，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深深地印刻在年纪轻轻的我的心中的“富国强兵”，至今也是同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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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苍蝇的空袭

————一只大苍蝇停在李相朝的脸上，像是让人抓一样爬了好一会儿

  

就像前面讲的那样，作为朝方停战谈判代表出席谈判的人有三人，他们分别是首席代表南日、李相朝和张平山。三人一向都是比较生硬的态度。我觉得有可能是故意为之，但他们三人的表情都清一色地看起来很凶神恶煞。

   南日就像一般的咸镜道出身的人那样，比较少言寡语。他总是挺直腰杆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对国军和联合国军进行诽谤和辱骂。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狠狠地批评联合国方面后，又接二连三地抽着烟。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也开始一根一根地抽烟。除了说话时间外，他仍然不住地抽着烟。谈判现场经常被两人吐出的烟气弄得十分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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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LIFE》杂志上刊登的正在参加停战谈判的朝鲜军代表。朝鲜代表们在谈判中总是面带生硬的表情，朝方代表南日、李相朝、张平山的最终没有落得好下场。


就像是谁下令要那样做一样，南日、李相朝、张平山睁大眼睛，一直盯着坐在对面的联合军方面的代表看。他们的表情似乎是用针刺破皮肤后也不会留一滴血的那种，在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一丝融通性和灵活性。


胡乱大骂一通后饥渴地四处找烟抽的南日，只有眼珠子在动、给人留下不太好印象的李相朝，坐在角落认真盯着对方看的张平山，他们的样子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那样。



有一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一天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一只大苍蝇飞了过来。那只苍蝇刚好落在了呆呆地坐着盯着我看的李相朝的脸上。“那只苍蝇闯祸了啊！”我心里一边这样想一边观察李相朝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苍蝇正在李相朝的脸上到处爬。这只苍蝇个头儿比较大。哪怕是因为痒，也不可能忍受住苍蝇在脸上爬，但李相朝却一动不动，仍然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



“再看看他到底会怎么做吧”，我继续观察他的表情。那只苍蝇仍然继续在李相朝的脸上爬来爬去，但更具有韧劲儿的是李相朝。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坐着，没有动弹一下。这算得上是苍蝇的巧妙空袭，但更为巧妙的是李相朝向我们展示了这片土地上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貌。苍蝇最终败给了李相朝，它飞离了毫无反应的李相朝的脸部，最后消失在了这个被烟气弥漫的谈判现场。



我忍住了，没有笑出来。在我观察他的过程中，我一直强忍着不要笑出来，甚至都有些忍不住了。飞入会谈现场攻击李相朝脸部的那只苍蝇不仅给我，还给我方代表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看点。


结束当天的谈判回到和平村后，“李相朝和苍蝇”自然也就成为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因为李相朝正好坐在南日的旁边，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目睹了那天的“苍蝇空袭事件”。



回到和平村后，某位谈判代表先说起了这个事儿，于是很多人接过话来，都异口同声地说“李相朝真能忍啊”。“难道真的不痒吗？”，“看着他强忍着痒的样子，真觉得很可怜”，“得告诉我们那个人的忍耐力”，大家的反应大都如此。



此后，李相朝就从联合国方代表们那里得到了一个比较长的外号，那就是“苍蝇爬在脸上也不动弹的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貌，他们虽然非常想有意为之，但却表现得非常不自然。无需再多言他们在理念上僵硬，仅仅通过“李相朝和苍蝇”事件就能认清这帮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目。



就算是苍蝇落在南日或张平山的脸上，估计也会上演相似的一幕。他们所表现出的行为与人类自然的本性相距甚远，但是这三位展现了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目的人最后并没有落得个好下场。



出生于1913年、比金日成小一岁的南日于1976年因“意外事故”而辞世。这是代表朝鲜政权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刊载的新闻中的表述。几乎没有人准确地知道那场意外事故到底指的是什么，最有可能是交通事故。虽然也有人说他成为了金日成偶像化的绊脚石，所以最后惨遭杀害，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确认。



李相朝最后选择了亡命，张平山也迎来了他惨遭死刑的悲剧命运。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顶住了苍蝇无情空袭的共产主义者李相朝最后亡命苏联，在明斯克（Minsk）成为了学者，批判朝鲜政权，但最终于1996年辞世。据传，张平山在1958年批判了金日成的一人独裁统治，后在延安派肃清当时遭到了军事政变阴谋的陷害，最终被处以死刑。


与感观相抗争的“李相朝和苍蝇事件”展现了共产主义者们冷酷但又生硬的面貌。如此抗拒人类本性的两名朝鲜代表最终成为了与之相比更缺乏人类本性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牺牲品。



代表韩国参与谈判的我与他们两人也存在可比的角度，原因是在自由韩国体制下维持着舒坦生活的我和在朝鲜体制下过着坎坷命运的两名朝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同样身为共产主义者，中共军代表却有点儿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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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面带微笑的中共军代表
  
——————“铁嘴”解方的“中国式微笑”背后隐藏着其真面目

我们经常在中国人身上看到不太显露声色的风格。关于内心的想法、喜欢或讨厌的好恶的表达是非常少见的。相反，他们经常面带微笑。我们很少看到那种打破表情、大声笑出来的破颜大笑，反而经常是面带微微的笑容。如果给它取个名字，可以叫做中国式的微笑(Chinese smile)。

  从对方的立场来看，其实这种微微挂在嘴角的微笑更让觉得恐慌。因为这让人更加摸不透其内心的真正想法。所以，经常带着这种微笑的人看起来会更加阴狠，也让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人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

  停战谈判桌上的中共军代表们就属于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窥视着对方、用生气的表情进行气势上的较量的风格。相反，他们会安静地面带笑容，内心却敏捷地转动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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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现场的共产方代表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解方。与苍蝇在脸上爬也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的李相朝截然不同，他给人另外一种印象。他说话做事都很小心谨慎，坐在他对面的人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官克莱奇（Lawrence Craigie）。

  与我和李相朝、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提督和张平山用“你争我斗”的表情相互对视，营造了一种敌对的氛围不同，解方与克莱奇总是面带微笑。克莱奇少将还面带笑容地与解方相互问候，邓华也用善意的表情面对美军8军参谋部长汉克·赫迪斯（Hank Hodes）少将。

  特别是解方并没有使用任何一句刺激对方的言辞。他面带斯文的表情，露出了让人看不透的微笑，甚至让人难以相信这是直到昨天还在用枪口对准对方展开战斗的事实。在这种温柔中，解方比邓华更胜一筹。

  解方是一个擅长政治判断的人，他是插手韩国战线的中共军司令部的参谋长。这位政治参谋并不直接执行作战，而是在观察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最终起到调节进攻和守卫或进退的作用。

  所以，他用更加长远的目光观察情况。可能因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让人感觉他对外国情况也独具广阔的理解能力。他的外号叫“铁嘴”。日本军侵略中国当时正在东北地区的解方去了中国内陆最南端——广西地区，坚持说服那个地区的军阀，最终说动了所有军阀参加抗日战争。解方也为些立下了功劳，从而得名外号“铁嘴”。

  邓华亲自负责建立并指挥加入了韩国战线的中共军。中共军会把与对方的谈判看作是另外一种战斗，他们认为协商是战争的延续，这是中共军的一大特点。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以实战指挥经验为基础将停战谈判拉到阵前方，邓华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参加了此次谈判。虽然邓华因此有可能把与我军的协商拉到战斗的边缘，但他也像解方那样，总是带着温和，朝着坐在对面的美军代表微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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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谈判中，比起朝鲜军代表，中共军代表们显得更加灵活。他们总是面带微笑，擅长展开高度的心理战，是非常老练的对手。照片是为加入韩国战线而正在准备中的中共军士兵正注视着鸭绿江对岸的韩国领土。【中国解放军画报社】

  中共军与朝鲜军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是我们在前线的战斗中经常听到或感受到的。他们在给平民带来麻烦这个事情上极度敏感。就算是他们参加韩国战线后多次与国军及美军交手时也是如此，中共军都非常注重这个问题。中共军的指挥部向一线士兵们下达了命令，要尽可能不给韩国的普通百姓造成麻烦。

  如果他们进入韩国人的民宅宿营，他们得遵守几条原则。例如，如果屋内有人不得进入；不得随意带走或损坏民宅内的食物和家具等诸如此类的规定。

  朝鲜军在南侵初期也基本上履行了这点，这是朝鲜指导部为了美化形象而下达的命令。但被我军击溃撤退时，朝鲜军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他们粗暴地展开行动，以肃清右翼人士为借口，非常残忍地杀害着百姓。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变得非常粗俗。

  也有传言称，他们从曾占领的首尔等南方地区撤走、越过38线撤退时，朝鲜军遭到了普通老百姓的强大进攻。这都是他们为随意处置人、破坏老百姓的东西，给居民们造成严重损害所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百姓们对中共军的印象还不错，因为他们比较好地遵守了首脑部下达的不准给百姓造成麻烦的严格命令。在拼死战斗的战场，朝鲜军和中共军全都是猛烈地向我军袭来的战士，这点无庸置疑。但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方法上，两国军队存在差异。虽然停战谈判的一方朝鲜军自始至终都坚持其生硬的态度，但谈判的另外一方中共军总保持着边进退边顾及民心的灵活思维。

  相比于即使苍蝇爬遍了整张脸也仍想展示其强忍劲的朝鲜军李相朝，总是面带微笑的中共军代表经常成为美军的话题。某天，克莱奇少将问我“能教我一句汉语吗？”

老木匠

吊诡的是，微笑的、从来不发言的中国代表，并不代表中国的谈判立场

躲在幕后的李克农，以及他的助手乔冠华，才是谈判的灵魂。他们起草南日的每一篇发言稿，报告给老毛，老毛批准后报请老斯备案，再发下来给李克农，交代南日发言，同时通知彭德怀和金日成。

指挥谈判的毛的立场，就是尽可能胡搅蛮缠，把战争进行下去，但也不让谈判关门，把战争限制在一个限度之内。

倒霉的是贯彻了这些谈判指示的北朝鲜。每天不停的死人，在前线和后方。全国所有的公共建筑几乎全被美国炸掉。所以导致后来金家王朝肆无忌惮的勒索天朝，毕竟天朝是对不起他们的。

老木匠

120、老练的现实主义者们


————开城的停战谈判被北京的周恩来操控着


我问克莱奇（Lawrence Craigie）少将“为何突然想学汉语”，他回答说“因为我想用汉语向坐在我对面的解方打招呼”。


  
图为1950年9月30日，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进行发言。在这次会议上，他批判了美军加入韩国战争的行为，之后立即做出了派兵的决定。在1951年的停战谈判中，周恩来也主要扮演着幕后决定的作用。

  中共军总是朝着坐在对面的美军微笑，并用眼神打招呼，相比之下，朝鲜军的代表们就表现得太过于死板和生硬了。总之，用比较明朗的表情与中共军对话的克莱奇少将可能是想用比较亲近的问候语给总是挂着让人揣摩不透的微笑的解方打招呼，所以才让我教他汉语。


  我教了他一句简单的汉语问候语。在那之后，克莱奇每每见到解方时，都会努力尝试说这句话。当从克莱奇的嘴里冒出我教他的“你好”这句汉语时，解方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豁然开朗，同时还吃惊地张大嘴。这个场面我至今都还记得非常清楚。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解方和邓华就能代表所有中共军的性格，但就像一般的中国人那样，他俩也非常小心谨慎，是明显的现实主义者。我和李相朝或南日在这场同族相残的血腥战争后，通过面对面地坐着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因为他们是加入发生在其它国家的战争，所以比起朝鲜军和韩国军，也许中共军代表的心理负担比较小。


   但是，比起生硬无比的朝鲜代表，中共军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很老练。他们并不追求名分，总会首先考虑现实的部分，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他们在战争中也总是如此，比起规模巨大的战争，他们总会隐藏自己的弱点，最大限度地让对方显露弱点，他们一直都用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着战斗。


  当时，中共军的最大弱点就是补给和火力，而他们用藏在暗处攻打对方的偷袭、迂回和埋伏等方式弥补了这一劣势。比起正面，他们会选择侧面来进攻；比起白天，他们会选择晚上进攻对方。此外，他们经常忙于首先搜索出我方的要地和要部位置。


  中共军用这种方式突破了核心后，会把大量的兵力转移至此，用人海战术展开波浪式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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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720085836.jpg

图为1958年11月，访问中国北京的朝鲜金日成（右侧）正同周恩来中国总理一起乘车并挥手致意。周恩来总理于当年2月访问了朝鲜。

   相比之下，朝鲜军就比较单纯。他们受禁于苏联式的教条战斗法。苏联军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总是在平原上展开战斗，受此影响，朝鲜军也经常从正面展开进攻。1950年6月25日南侵当时也是如此，他们首先盲目地在38线的所有战线上对南侧发射了长达30分钟以上的野炮，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军在平原上战斗的战斗法。此后，他们就像潮水一样向我军涌来。

   这是一种将强大火力置于最前方、看似华丽地进攻对方正面的战法。朝鲜军在发动了南侵战争后，在所有战线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战法。不过，如果说有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发动了督战队。督战队会到战线的最前面去，用枪口对准自己士兵的后脑勺。


  这种督战队主要是为了营造后退即死亡的恐怖心理，不断把自己的士兵往前逼进。


   虽然朝鲜军比较凶狠残忍，但是相比于中共军，采用的战法还算是比较单纯的。朝鲜军的战法比较直接，但中共军的战法由接近于曲线。中共军总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情况及优势劣势，探索比较现实的办法。他们的这种特点最终体现在了战场上的迂回、偷袭、埋伏和包围作战上。


  我参加停战谈判当时，虽然没有出现在谈判桌上，但却有一个叫柴成文的人作为中共军谈判代表秘书长来到了开城现场。这个人在之前也曾介绍过。我们两人相识于80年代末，他曾回忆说“战争时，美军的空袭是最可怕的”。我俩曾在首尔和北京见过两次，他回忆起当时的场面时对我说“事实上，当时的谈判是受身处北京的周恩来所控制的”。也就是说，比起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领导层的意思，北京当局的意见才是引领谈判的中心所在。

  当时的情况只能是这样。在当时所有战线上，金日成的军队只占20%。朝鲜军在战争初期保持着高昂的气势攻入南下，后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仁川登陆作战截断了腰，战况急转直下，他们也随之被击跨，几乎不可能再东山再起了。虽然听说他们去了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重新建立的部队，但仍然没有恢复最初的状态。相比之下，中共军在韩国战线上投入了更强大的兵力。

  中共军负责共产方面80%的战斗力，所以中共军的话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背后操作中共军的北京当局的立场最终成为了决定谈判是进展还是决裂的杠杆。突破对方的弱点、擅长用迂回和偷袭的中共军的战法在谈判桌上也仍然有所体现。

  解方和邓华所表现出的诡秘微笑成为了让谈判多少变得有些柔和的润滑剂。但是，他们复杂的现实主义倾向预示着会谈绝不会仅仅按照我方的意思来进行。我们需要能与老练的现实主义者们打交道的经纶之术和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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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成文是在胡扯，周恩来根本就没有直接参与停战谈判的领导，这是老斯交付给毛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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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金日成大的为人

————一面给联合国军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一面送给南日“克莱斯勒”车， 这就是金日成的真正为人

停战谈判席上与我们面对面坐着的共产主义者们是我们最近谈论的话题。有很多虽然我经历过但却不知道为何会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一切。但可能是出于偶然，在制作这个回忆录的过程中，最近我新得到了一份资料。

  那就是朝鲜劳动党于2008年出版的书。在这本小册子里，有几段南日在战争期间写下的日记。在我方看来，南日总会带着僵硬的表情，嘴里不断地叼着烟。如果能看透他的内心，这对理解当时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同时我觉得，这份资料对于理解敌军究竟出于怎样的想法，为何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也是非常有用的。鉴于此，我摘录了最近获得的这份资料里所收录的南日日记的部分内容。

  南日在战线指挥战斗，某一天被金日成叫去了。以下是他在1951年6月30日的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

  “傍晚时分把我叫去的金日成（日记里称呼的是“伟大的首领”）说，为了想告诉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决定，才把身处战线上的我叫了过去，同时他还说敌军提议停战谈判。”

  在当时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中，金日成说“美国想通过停战谈判来恢复已经失去的威信，减少同盟国之间的诸多矛盾”。他还指责说，美军想通过停战谈判来树立自己是“世界和平守护者”的印象，以此来蒙骗世界各国。

  南日在日记中写道“金日成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点燃了侵略战争的火种，却举着白旗向我们共和国提议停战谈判，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反对它的提议”。从头到尾，朝鲜都把我军的停战谈判描述得像是美军投降了那样，这点比较引人注意。

事实上，当时朝鲜已经被逼入了最后的绝境。虽然中共军的参战勉强让战线维持在了38线附近，但就像后来的多个记录中描述的那样，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把停战当成了既定事实。但他们却把停战谈判的提议渲染成是“美国的投降”，其目的是想尽可能地回避停战谈判事实上是由苏联、并非美国提出来的事实。

  我注意到了这点。接下来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南日说，当时金日成为如何才能把这个停战谈判活用为自己的宣传场合而绞尽脑汁。让我再来看看这一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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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中的共产军把从美军手中抢来的吉普车配置给了我军的谈判代表，而自己却坐着高级轿车出行。这也是心理战的重要一环。图为朝方首席代表南日正坐着缴获美国驻韩大使约翰·马乔（音，John Mucho）的轿车出现了谈判现场。该车被推测产于1945～1950年的克莱斯勒 Imperial。【中央图片】

  “金日成（对我们）说，从今天开始得坐克莱斯勒（Chrysler）车去停战谈判现场。接着他还说‘并不是因为我方的停战首席代表同志没有车才配了这辆车。他要是坐着这车去，举着白旗出现在停战谈判上的敌方首席代表与随行人员会感到作为失败者的羞辱感，会抬不起头来。相反，我方的同志们会成为挫败自诩是世界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武力侵犯者傲气的克星，并带着这种自信有尊严地、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停战谈判现场’。那时我才算领会了金日成的真正意图，并有力地回答道‘我明白了’。”

  “克莱斯勒”是朝鲜军占领首尔时，装甲车部队队员缴获的高级轿车，是当时美国驻韩大使的约翰·马乔的专用车。这种车的车身比吉普要大得多，属于大型的轿车车型。我也曾在谈判地——来凤庄见过他们坐着“克莱斯勒”车。

  他们还在从美军手中缴获的吉普车上插上了白旗，然后载着我方代表去了谈判地——来凤庄。而他们自己却坐着外形优于吉普车的高级轿车出行，以此来渲染气势。总之，他们的用意在这里显露无疑。

  为了传播美国和联合国已经投降的虚假消息，他们还故意在我们乘坐的吉普上插上了白旗。相反，他们自己乘坐的高级车里并没有悬挂白旗，目的是想造成我方代表投降后落魄地现出在谈判现场的假象。在我方代表的强烈抗议下，白旗在几天后被撤下了。

  南日的内心想法也有所体现。他坐着“克莱斯勒”去的那天，可能已经事先预测到了乔伊（Joy）提督会非常吃惊。南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此生好像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的时候了。想象着敌方的首席代表乔伊在我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真的是大快人心。”

  参与谈判期间从金日成那里获得的象牙烟筒和皮靴也让他非常引人为豪。可能是出于感激，南日非常感谢金日成把象牙烟筒和皮靴赠予了参加谈判的自己。说实话，看着南日的日记时，我不禁苦笑起来了。如此用尽心思的人最后却发动了同族相残的韩国战争，给整个韩半岛带来了无法抹去的伤痛。

  想用轿车的大小来压制对方，只在对方的车上插上白旗，施行诸如此类的小伎俩的人正是金日成本人，这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正因为这个有着街上流氓痞子度量的金日成，同一民族才会相互残杀，最终迎来了国土不得不分裂的命运，这太让人为之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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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烟鬼南日的错觉

————南日吸了一口乔伊提督递的烟，自诩“美国被焚烧了”

  

  我参加了停战谈判三个多月后就回到了东部战线，作为国军1军长重新指挥前线的战斗。参与智异山讨伐也是在那之后的事情。那是我去智异山在那儿展开作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南日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让停战谈判的联合国代表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吃尽苦头的事情。并不是双方就重要内容交换意见，并通过协商最后得出合理的方案，而是想方设法置对方于困境中。也许这就是南日，进一步讲是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领导层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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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3年7月，金日成（左侧）在平壤办公室内在与联合国方面缔结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右侧站着帮助金日成签字的人就是停战谈判的共产方首席代表南日。南日在那个长达两年多的停战谈判中使用了各种心理战术，甚至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中央图片]

  在他写于1951年12月初的日记里，出现了香烟。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谈判期间南日是一个除了发言时间外嘴里一直都叼着烟的烟鬼。他的对手——联合国首席代表乔伊提督也是毫不逊色于他的烟虫。正如前一节里介绍的那样，南日在作为共产方首席代表出席谈判之前就得到了金日成送给他的象牙烟嘴和皮靴礼物。

  收到了皮靴和烟嘴礼物的他写下了对于金日成的感激之情。大大赞扬称这是金日成希望他在外表上也不要输给敌军的照顾。金日成给他的象牙烟嘴成了为我们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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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展现“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美国第四十任总统）年轻面貌的契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香烟广告的海报，里面还插入了介绍里根主演的电影《香港》的句子。这部电影于1952年1月在美国首映，由此可推测出这可能是为宣传电影而被做来用于1951年12月圣诞节时的香烟广告。而此时正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的朝鲜南日代表正就一支契斯特菲尔德香烟而与乔伊提督展开着敏感的神经战。

  南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乔伊并没有猜到（金日成送我象牙烟嘴的）深层的含意，他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然后对我说‘我们美国人不太用烟嘴，这么好的烟用不上烟嘴’。接着，他像是发善心一样，递给我一支（他自己的）烟，并问我‘有没有抽过’。顿时，谈判现场的所人有都把视线转向了我。”

  南日从政治的角度对这一支香烟进行了解释。因为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聚集在谈判现场上的联合国方记者们把镜头对准了他，密切关注着他是否会抽乔伊递出的这支烟。他在日记中写道，“特别是我从记者们已经拿着录音机和摄像机准备记录下当时画面的举动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接着，他还写道“乔伊面带会心的微笑，用一种傲慢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有一点迟疑，爽快地对乔伊说‘那就抽一支吧’。我一边这样说一边撕掉了他给的烟上的过滤嘴，然后慢慢地插进烟嘴里，顿时现场开始人心惶惶了”。
  在那种情况下，南日做出了巧妙的应对。
他说，他从在周围看着他的联合国方负责人的眼神里感觉到了“紧张和倒彩”，所以为了上演更加休闲的下一幕，他慢慢地深深地倒吸着烟气。接着他写道，“乔伊屏息看着我的一举一动，他略带狡猾的眼角上泛起了笑容，然后问我说‘味道怎么样？应该比您的烟要好得多吧’。这是乔伊的挑衅，也是他想挽回至今遭遇的耻辱而故意为之的”。

  接下来的内容算得上是杰作。南日写道，对于乔伊的提问他回答说“总之很痛快”，乔伊听后立即用诧异的表情看着周围，并问“那是什么意思”。而南日就像一直在等着一样，回答说“看看，是我把你们的国家美国焚烧掉了，难道不是吗？”

  南日说，自己给出了“明快的回答”后谈判现场立即出现了爆笑声。这就是他所观察到的乔伊的表情。“我这样回答后，乔伊和他的走狗们脸色瞬间变得漆黑，顿时变得目瞪口呆，再也说不出话来，然后夹着尾巴消失了。”

  南日一边抽着一支烟，一边骄傲且得意洋洋地说“我把美国焚烧了”，他当时的表情至今都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是在相互开着小玩笑的场合，这可能算得上是他的幽默。不过，在那个讨论停战问题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后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这怎么也无法让人释怀。就像是心里感到不安的人为了狠狠地捉弄对方而准备着什么，在阴谋得逞后而为自己感到骄傲。

  南日满足于自己设计的小小算计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伪劣。乔伊递给南日并让他抽的烟是契斯特菲尔德香烟。因为停战谈判当时我也抽烟，所以比较了解乔伊喜欢的、常带在身上的香烟。当时的美军经常会和周围的人一起分着抽烟。可能是出于这种心情，乔伊把烟递给了南日，但对方的反应却是如此让人不可理喻。

  就算乔伊一时被南日具有挑衅的发言所吓倒，难道真会吓到夹着尾巴逃跑吗？从在停战谈判现场一起相处了三个多月的乔伊提督的人品来看，这只是不过南日单方面的想象而已。

  乔伊等联合国方代表们可能因为南日的“把美国焚烧了”的话而感到心气不顺，但从南日想把一切都演变成心理战的表情中，比起惧怕，也许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可怜。

  南日总结了那天的感受，他说“我也偷偷地擦去了那一行一行的泪水，瞻仰着（金日成所在的）平壤的天空，布满夜空中的星河显得特别明亮”。这种程度算得上是无法挽回的重症精神病。共产主义者们的状态大多如此，他们总是无法用正常思维沟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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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把战线向北推进

————“从平壤到元山；停战线向北推进”

   以金日成和南日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战线及停战谈判中接触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二者稍微有点儿不同。虽然同为共产主义者，但思考的方式或处理事情及现象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一段时间过后再认真地整理对他们的印象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期间朝鲜如此极端地建立了封闭的体制，而中国却巧妙地发展了实用性的体制，以致很难让人从表面上判断其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觉得这其中定有其特殊的背景。

  就算苍蝇在脸上爬来爬去也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手看的李相朝式的共产主义，和虽然脸上挂着让人看不透的微笑、表现得很柔和，但脑中却计算着一切的解方式的共产主义，我感觉这二者存在着某种不同。

   我认为，也许正是这种差异，让如今的朝鲜和中国在运行国家的方式上分别用极端的独裁和柔和的实用主义走上了互不相同的道路。不过，总之这是在随着时间大量流逝后而产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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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代表韩国坐在谈判桌上与共产主义者们展开停战谈判，那我经常会因把警戒线划在何处而苦恼不已。李承晚总统等韩国政府负责人方面并没有下达训令。看着谈判持续进行时，我只能提出有利于韩国的条件。

  我觉得我得一边考虑到联合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一边参与协商。敌军他们在空中和海上的战斗力都很差劲，相比之下，美军的空军机和海上作战能力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能充分利用这点，就能把停战线向北推进，设置在完全有利于我军的位置。

  所以，在谈判仍在进行的某一天，我单独见了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并且提出了这个问题。我首先对乔伊说“提督，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因为我们在空军和海军方面拥有非常出色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应该把停战线向北推进”。乔伊提督问我“那白将军您认为我们应该把停战线向北推进至何处呢”，对我的话表示关注。

  我说“那就定在连接平壤和元山的平元线吧”。我向他说明了这样做的几个理由，而且说得比较详细。我说“从传统来看，在与北方的敌军交战时，韩半岛都充分利用了这一防御线。这是一条天然的防御线，因为它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防御条件，而且其北侧只是农业并不发达的山区”。

  乔伊提督爽快地回答道“好像还真是这样。我会接受这个提案的(I’ll buy it)”。在后来重新开始的停战谈判中，乔伊提督向共产方代表们提出了把这条平元线定为停战线的提案。当然，他们不可能接受这一提案，共产方首席代表南日的反应是“到底把我们当成什么了，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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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过程中发生的最大争论是究竟应该把我方与共产方之间的警戒线定在何处。但是，华盛顿的政界与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对继续压制共产军、把停战线向北推进的提案并不在意。从左侧第三人往右分别是白善烨将军、特纳·乔伊提督、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Matthew Ridgway）。[美军陆军部资料]

  事实上，这根本没有必要提出来说。因为只要发动进攻，从军事上把战线向北推进至连接平壤与元山的地区就行了。但这不是乔伊提督提出议案就能解决的事情，还需要东京联合国总司令部承认并直接下达进攻命令。

  我们还得说服为亲自确认谈判的进展而经常飞到汶山和平村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远东联合军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将军一点儿都不关心连接平壤与元山的平元线，他冷冷相待，甚至都不让说起这个事情。

  但是，我说“我们不要坐着听共产军方面提出的无理要求，我们应该用无理的主张还击他们”。我试图说服他，接着说“我们对那条线也展开有限的进攻，这并不是什么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吧？”

  但是，李奇微说“如果我军目前还未进军至那条线，那根本没有必要讨论”，“就算是攻下了那条线，我军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明确了他对这一提案的反对意见。李奇微解释了理由，原因是补给线会被拉长，以及为发动全面进攻而应具备的兵力及桥梁材料不足。

  不过我接着提出了预备方案。我说“李奇微司令官，如果您现在接受共产方的提议，把停战线定在38线附近，那您知道韩国的首都首尔的汉江会怎么样吗？”。听了我的质问后，他的表情似乎在说“有话你就说出来”。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划定警戒线，那汉江即将变成死亡之江(Dead river)，因为汉江的通航将变得不可能。船不可能行驶在对着朝鲜一侧的江汉河口，所以韩国的首都之江将失去通航能力，您觉得韩国人能接受这点吗？”我乘兴继续说道“为了避免发生这一切，我们应该把停战线向北推进，哪怕是确保礼成江也行。因为我们可以把礼成江作为警戒线阻止敌军，所以应该把战线扩大至那里”。

  李奇微性格比较大胆，但并不属于那种无条件排斥别人说的话的那种人。李奇微认真地听着我的话，然后回答说“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比较困难的提案”。他也给出了类似的理由，总之，他对扩大战线这件事不太关注。相反，他对美国政府华盛顿方面的立场比较关注，那就是快点结束战争，把美军从韩国的领土中撤离。“即使现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这里……”，听到这儿后，1951年4月，当李承晚总统在釜山听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卸任消息后感到非常遗憾的表情再次浮现在了我眼前。

老木匠

白善烨不知道，实际上中朝双方是约定在谈判的时候唱双簧

吊诡的是，双方的实际立场不同。朝鲜是真的想尽快停战，而中国方面秉承斯大林的意旨，决心要把谈判拖延下去，把战争拖延下去。不使美国人有机会军事实力转移到欧洲

老木匠

平壤——元山线，是朝鲜半岛最狭窄的地方，以此为停战线，可以节省大量兵力。

彭德怀在5次战役失败后与老毛商议，就是以此线为基本战线；范佛利特5次战役发起追击的时候，也预想到此线，并进一步试图元山登陆来动摇对方维持此线的决心。

李奇微及美国军政领导者，则预留给对方面子的角度出发，决计将在38线附近停战。这种预留对方面子的考量，在对方不吃这套、以及吃准你没有继续作战决心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漏洞，反而被对方控制。

ak1968

木匠网友！
  111回发重了，少了112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