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儿时民国

自觉的梦游人

作者：胡伯威

序言

－－作者：林达

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是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曾经看过一个朋友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闺居云南深宅大院，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革命年代之后，父母的家庭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在走出来。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场景。

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1949年政权更替，仅仅是我们出生十几前的事情。可是，我们因而无缘亲历亲见，而只能从书本去了解。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聚光灯，虚化逼退周围的一切。被省略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的鲜活回忆，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龙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抗战期间，都在万般曲折之后，来到碚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象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象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神气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串起那条珠链。回头寻找，甚至是危险的。他们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我们见到的，只是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难得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象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经久不衰的的兴致勃勃，活象今天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还年轻着的亲友们又在面前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街坊邻居又生生出现在自己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自己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一个时代的感情。整整几代人，他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生活过，他们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幸运，有的走麦城，可是，他们的家庭、邻里、街坊、社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下。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那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这几代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转变，人际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你的面前似乎还是人，可是他们是代表一种力量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带上符号，符号决定你的价值。就象那个时候的钱，必须跟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人们在水中沉浮，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我奇怪地发现，在那个转变后的时代，一个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谠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伯威回看自己，一个生青个子，有了那标签，就变得有点不认得自己，气变得粗起来，和他那个暖暖的家，开始发生冲突。这一切，在外公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似乎看到今天的伯威，茫然看着当年愤然冲出母亲房间的自己，心里伤伤戚戚默问，我是怎么啦？他真实地写出那个少年郎，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不想欺骗自己。后来，伯威也失落了那张“革命”标签，随即失去的价值，自此便被众人随手抛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看到社会变化。儿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它的单纯政治宣传性，与“文”无缘。也就是说，伯威生活的歌谣世界中，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说，人随着社会在急速退化。这样的“文明测定法”，也应验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中。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刺激艳红，而内心逐见贫乏苍白。

我们生而就在这样的红色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这代人跟着吃力迷茫地“转型”。而伯威那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一点就通。因为经历过从人到猿的时代变化，他们还留存着对“人”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彻底为猿，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在他们的回忆中，潜移默化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伯威从恶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躅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个幸运。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留下来，自己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对伯威，对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一章 从南京到昆明 (一）

第一章的小节目录：生在南京，只记着一句摇篮曲/听妈妈说在南京的情形/滇越铁路上的“火腿蛋炒饭”/昆明大宅院里来了个“小胖胖”/大宅院里的“国共两党”/蓝苹（后来叫江青）来访/外曾祖父熊廷权的故事





我满月的照片（1935年摄）



生在南京，只记着一句摇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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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着 了，睡醒 了， 醒来 吃一块糕 。 哦 摇摇 宝贝睡 一 觉。

“我”，大概不是在摇篮里，而是惬意地横在一个人怀里，他站着，颠着、晃着我。惺忪睡眼看出去周围像是黑洞洞的，只有一两个方向透进些许微光。低哑嘟哝的男声轻柔抚摸着我，据后来所知那叫“唱歌”。





1936年，我周岁时在南京照相馆所摄

你只写了一句，后面呢？
后面没有了，没看见那歌谱上已经画了结束符号？
那么前头呢？
前头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就这一句。
这一句记得准吗？
我相信歌词绝不会错，写谱我勉为其难，但大体是那样。

那大概是1936年，我最大不过两岁以前的一个晚上，在南京，爸爸、妈妈和我的家。大概是在关了灯的卧室里。那微光应该是从客厅方向透进来的。那个人是爸爸，为什么是爸爸而不是妈妈。妈妈一定更多次的这样抱着我唱这首《摇篮曲》。

打从离开南京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摇篮曲，所以我认为压根儿的不大有人再唱它了。古今中外有过那么多的摇篮曲，别说是布拉姆兹和舒伯特的，就是像“风呀，你要轻轻的吹，鸟呀，你要轻轻的叫……”、“弟弟疲倦了，眼睛小……”、“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呀……”等，包括课堂味的和乡土味的，还有许多外来的，例如印尼的“宝贝……”，许多年来都还在不少家庭里、幼儿园里传唱着，惟有真正属于我的这首摇篮曲,从一岁多的时候就牢记下来,我发誓后来再没有听到过,很平常的一句歌和那一刹那的情景成为我生之初的记忆。

六十五岁以后我的“正经事”不再那么繁重了，于是想到写写生平回忆。这事拖到2002年我买了一台电脑之后才动手，本来只想亲友同学共温遥远往事; 偶尔机缘, 一位著名历史学家鼓励我成书发表的。想到我这个“搞自然科学的”, 到晚年还可以在“文史”舞台擦个边露一脸，这点虚荣心鼓着我卖起劲来。而毕竟锦绣文章非我所长，做自然科学的就习惯较个“真”。于是我的宗旨是：在我记忆力的限度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真实. 我想这也是我的回忆录唯一有价值、有点看头的地方。本册写我的儿童少年时代，时间久远，写到我自己感到记性可以置疑的地方，忍不住要把这里的“可信度”的折扣用几个字给读者点出来。

就说这一句歌吧,初稿传阅的时候一位大约比我更老半辈儿的老教授看了很激动，回信说他确实记得有这首么一摇篮曲，书出版以后又接到一封类似的信，我非常感谢他门证明了我一生最早的这点珍贵记忆不谬。

为什么我可以记得一岁多那时候的事呢？我想是在我四岁时,随父母去到重庆的时候,曾经和妈妈两个人成天困在很少可以和人来往的,小旅馆房间或乡下农舍里，前后约一年。那时没有玩伴，一个人呆坐着,就会想到经历过的事，包括书中提到初返母亲故乡昆明的事。想起点什么就对妈妈说，妈妈听着好笑，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小时候什么事都新鲜，记忆没有选择，四岁多的时候,寂寞中对大家庭亲情的反复重温, 将原始印记深深刻在脑中,存留至今。

为什么又唯独记得这一句呢？大概是因为里面有“一块糕”三个字。那时它叫我联想着一个正立方体，连带出美滋滋的味道。那句歌可能是初生第一次音乐享受，伴着轻柔的摇晃，还有那“一块糕”，足以令我陶醉。






爸爸妈妈的订婚照（摄于南京）


听妈妈说在南京的情形

至于南京时代的其它一切，主要都是后来长大了一点和妈妈一起翻照相簿的时候听她给我讲的。
抗日战争前，父母住在南京。爸爸是司法行政部一个叫不上什么“长”的公务员，但月薪已有120元。那时物价稳定，“法币”钞票可以等值兑现银元。所以那120个老秤七钱三分的银元就是五十多两银子。妈妈先是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了一年，后来重新进入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其间1933年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小翕”。大概就是在妈妈大学毕业前后，女孩（我无缘得见的姐姐）害病去世了。过了没有多少时候，1935年7月14日，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

我们的家在玄武门外叫做“大树根”的地方，从两张老照片上看，我们家那独门独户的西式小平房颇为雅致。我长大了以后有一次突然想自己的初栖地（我的“根”）叫做“大树根”，不是很有那么点“大气”吗？于是窃以为荣。有一次我去南京出差，特意溜达到玄武门附近，想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碰到的人都是一问三不知，难免感到怅然。





妈妈在南京的寓所前（1936年摄）

妈妈喜欢文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科任干事，主要是管文艺作品的审查，也有不错的收入。三口之家的生活尚称“小康”。那时我的玩具装满一大网篮，网篮有农村里担稻谷的箩筐那么大；南京水果丰富，我每天都能吃到切成小块盛在盘子里的香蕉、苹果；爸、妈下班后我就被放在一把童车（那种“外国人的东西”当时还稀罕）上，推着到后湖（即玄武湖，那时也叫“五洲公园”）去散步。就是说，我在南京那两年的婴孩时代过得很适意，不过我自己真正记得的，却只剩下了那“一块糕”和“一块糕”的歌。





妈妈念大学时生下的第一个小女孩“小翕”，两岁时不幸因病夭折，这是小翕9个月时所摄


好景不长，我两足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大战后战事逼近南京，政府机关纷纷西迁。爸爸随司法行政部迁到重庆。老家还在上海，有祖父、祖母、叔叔们、姑姑们一大家。上海虽然开战早，但租界里局势没有首都南京那么恐慌，他们暂时还没有考虑逃难。妈妈则带着我先去昆明她的娘家。约定等爸爸在重庆安顿好以后再去会合。走的时候除了可以带的东西，听说包括房子、家具在内带不动的一切都交给一位很好的女佣人陈妈看管。以后会怎么样已经顾不上去想，而且谁也料不到这一走会有多长时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也再没有提到过原来南京那里的“家产”的事。太侥幸的是当时走得快，否则等到日本人进入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政府公务员和军人一样几乎无法幸免。我的一生也许就太匆促地了结，后面要讲的故事也就没有了。




生我前一个月，妈妈毕业于中央大学（1935年摄）


滇越铁路上的“火腿蛋炒饭”

那时从南京到昆明的交通非常艰难。但有钱的话，比较方便的一条路是先到香港，然后经安南（那时候一般人口头上还是把越南王国按照前朝的老名称叫“安南”，包括着现在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都是法国的殖民地）的海防、河内，再由滇越铁路乘火车去昆明。于是，我幼时的一片记忆白纸上，又在这里偶尔溅上第二个刹那的印迹：

我坐在地板上，那地板和上面的一切都摇晃着，伴着“咣当咣当”的声音。还有其它各种嘈杂的声音，它们是从我身边横七竖八坐着、蹲着、躺着、站着的大人、小孩发出的。记忆中的一切都很模糊，唯一特别清楚的是有人吆喝着端来了“火腿蛋炒饭”。这几个字和它的色、香、味也就从那时起久久留在我心里。

后来我知道，这是发生在滇越铁路上的事，在当时用来载逃难者的“闷罐子”车厢里。1994年我应舅舅邀请趁出差成都之便携家去昆明给母亲扫墓。有一天游了大观园出来，在一家小馆子里吃饭，惊喜地见到菜牌上写着“火腿蛋炒饭”。我想起来了，云南的宣威火腿负有盛名，火腿蛋炒饭成为云南地方特色小吃也是顺理成章。所以关于当年滇越铁路的车上听到和吃到“火腿蛋炒饭”这久远的一幕，我一定没有记错。惭愧的是，上面这两个最早的记忆都太没有出息地和嘴巴馋有关系。可见，“民以食为天”是从“人之初”就开始的。

昆明大宅院里来了个“小胖胖”

据说那年（1937年）八月我们先到了昆明南面的建水县，当时外公在那里当县长。次年春天外公离职回昆明，我们就一同到昆明，进了“祖祖”（外曾祖父）的大庭院（名叫“佚园”），在那里的一年多也在脑子里印下几个小小的片断：

一天早上起来，我和一个同样大的小孩就开始跑上跑下地玩。依稀还记得一个天井三面围着两层老式楼房，三面楼房呈U字形连在一起。楼上朝着大天井则有U字形的外走廊和栏杆。正中有一间宽阔的厅堂，厅堂正中间靠后墙有一长条高桌子。几年后大了一些我又去过。所以我记得那是一条供案，放的无非是神龛佛像、祖宗牌、蜡烛、香炉和一些果品等供物。两厢有几张太师椅和茶几，几只落地的盆景和大瓷花瓶。





我在昆明外曾祖父家的庭院里（摄于1938年）





大宅院里一群快乐的小孩

我们喜欢呆在那里，因为厅堂屋梁上常常有松鼠窜来窜去，还有不知哪里来的松果和上面掰下来的松子。松子很香很好吃。但最好玩不过的是，有一个小脚老太婆，大家都叫她“表”什么“嬷”。后来我想，她在这个大宅里的角色大概介于远表亲与仆佣之间。每天一早，大人们都还在睡的时候，她就起来了，先在那个厅里东扫扫西抹抹，然后就恭恭敬敬把一个圆东西（后来知道叫做蒲团）安放在供桌前的地上，于是开始作揖、磕头。站起来又跪下去，反复多次。记不得是谁先出的主意，我们两个趁她每次站起来还没有跪下去的时候，飞快的把她的蒲团抽了就跑。愕然之后，她就跺着小脚来追赶我们。抢过蒲团把她的“功课”从头做起。我们又偷，她又追。这个玩法简直叫我们开心得在地上打滚！那情景一辈子历历如昨。





“三只小猪”：“他木斯”表叔（左），“小毛”表弟（中）和我（右），摄于1938年

这个小伙伴就是我的表弟（舅舅的儿子），和我同年，比我小几个月。那时候他小时的小名在我记忆中叫“写毛”，其实是“小毛”，昆明人在亲昵称呼里把“小”念成“写”音。还有一个同年的孩子则比我大一点，而且按辈分我该叫他表叔。大家叫他“他木斯”（Toms），那时他不住在这个宅子里，但也常来玩。我们三个都是属猪的，所以大人们叫我们“三只小猪”。这是一则外国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好莱坞还拍成了卡通片。在那里、那时拍了不少照片，多数是在后院大花园中照的，其中就有几张“三只小猪”，照片里面我最胖。妈妈后来说那时候那里的大人小孩都叫我“小胖胖”。她还不止一次提起“他木斯”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小胖胖，鹧鸪菜是药”。





祖祖和我（左），“小毛”（右），小舅舅“老弟”（怀抱者），摄于1938年


“鹧鸪菜是药”不假，我记不得是这一次还是后来一次去昆明的时候对它留下印象的。那时是一种常用药，是粉剂，每剂一个小纸封，上面除了印着字，还画着一对小鸟，那就是鹧鸪。虽然是药，但是也像那时候同样盛行的“八卦丹”一样不仅不难吃，而且还清香微甜，颇有滋味。“他木斯”比我大一点，因为怕我和他争着吃，难为他竟想得出这句话来哄我。

一天，妈妈不在家，不知是为了找妈妈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我一个人蹒跚出院门走上大街了。记不得在那里蹢蹓了多少时，忽然路当中来了一挂黄包车，一下把我撞倒在它的右轮下面。轮子从我肚子上辗过。我还记得我看见坐黄包车的男子站起来回头朝我看了看。后来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来了一个穿古怪的黑衣服戴黑帽子的人过来把我抱起，一个劲儿问我“你妈妈在哪里？家家在哪里？”。我大概已经走迷了，哭着什么也答不出来。其实我走得不远。因为不多时就有一个年轻女人（大宅里的丫头）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慌慌张张从巷子口奔了出来，向警察（就是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旧社会”警察穿黑制服。那时不兴叫“警察叔叔”，但里面照样有好人）说了谢谢，把我抱回去了。于是院子里许多人忙活起来，最后是拿了些白色的粉给我吞下去，听他们把这叫“云南白药”。

还有一个事我忘不掉，在天井里，一个高个子戴黑框眼镜穿长衫，肤色有点黑的人，大声大气叫唤我：“小胖胖，弯腰，翘起屁股来，让月公公再zhua一脚” （不知为什么，我叫他“月公公”。）。
昆明话的“zhua” 如果换成普通话应该念上声，但是普通话里没有，字典上也找不到。就是“踢”的意思。好像那回和我不记得的其他几回（因为他说了个“再”字）一样我没有逃脱这一“zhua”。这个人是我外公的三弟。两个人的脸长得有些像，只是他身材比外公高得多。那时他们都住在这个宅院里。妈妈后来还多次笑我那时的一句名言：“这个东东不是东东，那个东东是东东”。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我说话还说不好，“东东”就是公公。昆明人把外公叫公公。大家庭里叔公也统称公公（二公公、三公公、四公公等）。至于我那句“名言”的含义就深奥了。第一个“东东”指的就是那个“zhua”屁股的 “月公公”。第二个“东东”是关系词“外公”。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说这个所谓的“公公”并不是我自己的外公。第三个“东东”就是指货真价实的外公了。那么后半句的意思就不言自明。可想见那时这个“月公公”总要“zhua”我的屁股，一定已经惹起我不止一点点的愤慨。





我三周岁了，妈妈给远在重庆的爸爸寄去了我们的合影，摄于1938年





我这张照片也是寄给爸爸的。照片的背面右爸爸写的几行字：“爸爸存念威儿敬呈 廿七年七月十四日摄于昆明 时年三岁整。”（摄于1938年）


还有，妈妈牵着我走在街上。我不停的问她这个那个，见到什么问什么。妈妈终于不耐烦了，怫然一声：“唠叨！”这一幕记忆也就嘎然而止。但是留下一张妈妈牵着我在街上的照片，我显然在那里东张西望（后来我问妈妈，她说那是在街上，但不知道是否就是她说“唠叨”那次照的），大概就是因为在我四岁以后还常常看见这张照片，所以老记着这一幕情景和一声断喝。不过这也许是发生过不止一次的事。后来长大一点，记得妈妈多次说我“唠叨”，还说我这个人叫做“打破沙锅问到底，问问沙锅里有几颗米”。

大宅院里的“国共两党”

祖祖的这座“佚园”在昆明城内一条巷子里，是叫“宽巷”，还是叫“昆安巷”，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听它们用昆明话读起来，感觉差不多。祖祖在清末民初历任高官，是声望卓著的大人物。



外公这一辈近亲也有许多是州县官、将领、外交官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书记、国大代表等等，但早先有的还年轻，特别是妈妈这一辈都还是中、小学生。1994年我去昆明的时候才第一次从舅舅口里听到一件无论在国民党时期还是解放以后都不好重提的事：外公原来还是最早的云南共产党组织肇始人之一，“组织”的成立会就是在熊家这个“佚园”里举行的。乍一听我差点喷饭，想到我印象中的外公还会有这种事！实在觉得有点滑稽。还有好笑的是，我妈妈还是读中学的时候先就加入了国民党的（“老爷子”是共产党，闺女是国民党，照我们从电影小说里看习惯了的好像有些颠倒）。于是父女俩的“信仰”不同，常有冲突，直至外公登报声明和妈妈断绝父女关系（当然还有另一层原因是外公起先坚决不赞成我爸爸和妈妈的婚姻）。后来妈妈的“交待材料”里说，她是1927年国民党派人到云南去创建组织的时候和亲戚中几个女孩子（也是中学同学）一同加入的，还在“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科当了一名助理干事。据她的“交代”，她在那里只做过一件事，就是为赈灾参加了一次演剧。1927年国民党正处在从北伐到宁汉分裂时期，当时僻处西南边陲的昆明，消息不是那么灵通，在学生娃娃心里，国民党是孙中山的革命党，是国家的希望。而我知道后来妈妈在读大学时，因为见南京政府抗日消极，她起劲地参加了抗议蒋介石的学生运动。她们那时在中央大学闹绝食，身为小公务员的爸爸正在和妈妈热恋，去学校给妈妈送点心，妈妈那些女同学骂他是来破坏绝食的“小汉奸”。另外一方面，后来外公则正经做了国民党政府几任的县太爷！现在再想起来，这种滑稽的事情太多，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实际上当时在这个熊家大院里，外公这一辈和妈妈这一辈里都有不少人卷入了这场“国共两党之争”。当然两个阵营并不是以辈分来划分的。闹得十分激烈，口头争论还不够，还拿来毛笔宣纸大书宏论，把它挂在后花园的树上互相抨击。所以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熊家的人想起几十年前大宅院里的热闹，说：“中国的大字报兴许还是我们昆明熊家开的先河”。





外公原来还是最早的云南共产党组织肇始人之一


蓝苹（后来叫江青）来访

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那就是抗日战争前不多时，电影明星蓝苹来家里做过客。她那次是去重庆经过昆明时顺道拜访了熊宅。舅舅爱好玩艺，年轻时和艺界人多有相识。聂耳离开云南前舅舅和他交往甚笃。舅舅爱好音乐，喜欢听，也摆弄过多种乐器，和聂耳是好朋友。他们常常月夜泛舟翠湖或滇池，吹拉弹唱，特别是听留声机，大概那时留声机在中国尚属新奇。蓝苹则曾经是舅舅早先在上海读技术学校时一个同班同学（后来当了军官）的情人。她那次去熊家的时候妈妈恰好从南京回昆明探亲（那时我已经生下来，妈妈回滇探亲时把我留在她最知己的同学家里，于是那人成了我的“干妈”），也在那里。蓝苹来熊宅时，同行有男的。所以不相识的女眷那时不宜露面。但年轻姑娘对电影明星总是好奇的，和今天的“追星族”没有什么两样。即便蓝苹只是二、三流演员，也算小有名气。所以那天熊家年轻女眷都嚷起:“看蓝苹去！”。蓝苹就坐在后来我和小毛曾经恶作剧的那个正厅里。妈妈她们都躲在厢房里透过门缝偷窥。

妈妈几十年从没有提及这件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高据庙堂叱咤风云的时候，向来口无遮拦的舅舅想起这个事，还拿它在同事面前当笑话谈，自然是语多不恭。想必还说到我现在还不知道的一些细节。在当时这还了得！大概是由于舅舅为人豪爽随和，人缘又好，虽有风波，终未酿成大祸。

自觉的梦游人

外公（中）、妈妈（左）和舅舅（右），1916年



祖祖－－我的外曾祖父

外曾祖父熊廷权的故事



虽然我第一次在昆明的这段时间总共只留下上面这些零星的印象，却是我开始朦胧感知人生的时候。背景是我“祖祖”（外曾祖父）的家，祖祖还真是一个颇值得在历史上记下一笔的人物。本来我一向对他知之不多，最近表妹熊景明（她是最早鼓动我写点回忆的人）得知我已退休，正试着记事消遣，她从香港来电谓，新近由丽江碑文和云南省图书馆的藏本中发现了许多关于祖祖的很有价值的史料，令我后辈大开眼界，方知乃祖之非同凡响，值得一书。我给她回电中说自己手上没有材料，只能据以往道听途说在忆及那一段生活时略带一笔。我寄希望于她，以她的人文功底做这件事当是驾轻就熟。

而且我想，虽然说到对祖祖的血缘之远近我们是相等的，但她毕竟姓熊，更属当仁不让。不料她马上又回电称:“You should not think of my future writing of him(祖祖)You met him ,I never did.”。是的，她大概是在祖祖过世后三年多才出生的，当然未曾见过。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轻轻一脚把球踢到我这里来了。当然还有他哥哥景辉（过去的“小毛”）是见过祖祖的，而且他还是祖祖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正宗的嫡传后裔。但是他目前在饱享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的同时正为太多的家务事所羁绊，于是景明在给我上述回电时已经通知他把有关材料复印寄给我。材料很快就来了一部分，主要是祖祖的长子，我的外公撰写的一个《墓志铭》，还有《云南省通志·人物志》中关于祖祖的一个小传以及他的论著的目录。外公写的墓志铭将近三千字，一开始他就声明，一般的碑志都是求诸当代闻人，鲜有人子亲为的。但是前者“情不亲而知不深，其文徒铺陈藻饰，浮乏不切于事情”而“人子自就，知见所及，忠实诚恳，据事直书，即不成文，要必情真意挚，情切有味，足以发扬先祖，信示后人于不朽也”（标点是我加的）。我想这话不假。请人作传，请的不管是大人物小人物，囿于世故、碍于情面，“铺陈藻饰”溢美之辞在所难免。打个比方，小者如现在我们给人家写个什么评语或推荐信，优点免不了稍有“拔高”，缺点则轻轻带过甚至略过不提。太认真了完全不合潮流，自讨没趣，自绝人缘。大者如今大人物逝世后，在显然经过中央审定的公告或悼词中，无不光环耀眼，到了一定级别则不乏一顶“伟大的”桂冠。但凡缺乏一个“真”字或者“藻饰”太过，终必成泡沫垃圾。鉴于撰者（外公）这样一个态度，加之我自己根据全文前前后后所述，从事理逻辑上判断，最后再与志书中有关记述评论对照印证，我觉得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实在的。所以这里我择其要者，加上我曾经从族人口传中听到的一些花絮，对祖祖的情况简述如下：



祖祖熊廷权，字种青，别号雪僧，晚号佚叟。生于1866年（清同治丙寅）在他六岁和十六岁时父母相继亡故，因而家境清寒。他一边自己读书，一边给学童授课，以所得维持兄弟和姑妈的生活。所以他在青少年时代是经历过艰苦磨练的。十九岁完婚后得贤妻操持家务，方能一志攻读。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二岁取进士。放任四川高县，后来又先后调任营山县、富顺县、灌县、彭县知县。在这个时期他已是德才卓著，受到历任川督器重，曾奏奉朝廷三次传旨嘉奖。保准为直隶州（京畿所在）知州知府。但实际上仍差遣在川。1905—1907年间（39—41岁）到当时仍属治外（清廷有驻军但不设政府）的西藏高原东部办理粮务，参知军事。协同驻军平定一度猖獗的叛乱。当时在高原作战艰苦非常，他曾经不无夸张地对家里人描绘说：在寒冷季节小便出来立即结冰，只得边溺边用棒棒敲打。事定后整理政务，将这一带划归四川省直辖。至民国初期将这片地区分设三十几县，成立川边特别行政区，后来又扩建为西康省。辛亥年蔡锷就任云南总督时立即去电，任祖祖为丽江知府，令其策应西征军总司令殷承献入藏绥靖边区。他在那一带征战、安抚、治理经年，在藏民中声威大振。以其能服人心，蔡锷遂任命他为川边道道尹（俗称“道台”）西征完成后四川政府曾保他入京觐见大总统袁世凯，袁下令他以道尹资格入政事室存记，仍发到四川办差。袁世凯称帝，各地起而讨伐，四川都督陈宦出走，祖祖应川省各界名流之请抱病去昆明见蔡锷。商议一个晚上，定下策略，兵不血刃进入成都。蔡锷邀他入总督署为其办理机要。旋即派往川边，在即将动身时蔡锷忽然病重去日本治疗。祖祖去到川边又支持一年多，形势日渐险恶，乃暂时引退，1917年回昆明。据熊家后人传说，在他离边时，藏人感其恩德手捧金沙（川边临金沙江）拦道进奉，他一概不受，好言相抚，挥之令去。




舅舅是“佚园”里的新潮派，与文艺界交往很多，这时期的许多照片都是他的作品



1918年靖国之役起，联军统帅唐继尧聘祖祖为行营参议。乃偕唐到四川召集各省代表会议，事定后随唐回滇，任腾越道道尹（当时整个云南省设两个道，一为昆明道，辖云南内部地区；一为腾越道，以腾冲为首府，辖南方与缅甸、安南接壤地区。）兼海关监督。任内两度到边境与英缅会议，外交办得比较得手，为国家争得不少权益。其中与英国人达成协议合办滇缅铁路，开发明光银行。可惜这些协议皆因政局突变而中止。据史料记载，抗日时期当中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大后方物资供应，再下决心修建滇缅铁路。投入巨资动员了三十万民工艰苦奋战四年，终因种种原因胎死腹中。致使此后八十几年来地图上从我国到缅甸只有公路，没有铁路。直到最近国家又着手开辟东南亚海陆通道的大计划，据表弟景辉查阅对照了有关资料后告诉我，目前为滇缅铁路所选线路与祖祖当年和英人初步策划的线路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按外公在碑文中所述，1921年祖祖降任省统计局局长，此时公务较清闲，应云南绅耆之请，兼主讲明伦学社。这也成为他以后退隐治学的一个前奏。
1922年唐继尧由广东回云南重新执政。此时各地盗匪蜂起，唐任祖祖为迤南巡宣使（古称云南为“三迤”，迤南即云南南部）。他以解散、收编、惩办三策肃清南方匪乱。
1925年云南大饥荒，迤东（云南东部）受灾尤重。祖祖被任命为东防赈务总办，赈事方毕，恰逢有一支所谓“定滇军”由川入滇攻陷大关进逼昭通（上述地点都在云南东北与四川犬牙交错的一片地区）。军政府飞电任祖祖为东防军事善后督办，相机剿抚，授予决策大权（所谓“便宜行事”）。几经策划调度，平乱后，地方驻军首领打算大肆镇压，并拟定当地绅民许多人“通敌”之罪的黑名单，呈报祖祖请示拿办。祖祖训导以事理利害，不同意镇压。下令只存留名单，不加追问全部释放。因此到了1927年唐继尧去世云南政府改组，由各地代表选举执政人员时，祖祖当选第一任省务委员。其中迤东人投他的票最多，说明他在那里所作所为深得人心。是时他年逾花甲，已有退隐之心，但适逢政局危殆，为了维持地方，安定人心，勉强就任。直到当时的第一军军长龙云就任省政府主席，乱事初定，他就毅然通电全省解职下野。我第二次在昆明的时候听说在熊家所存的一张祖祖与唐继尧并坐的合影中，后来的“云南王”龙云站在他们后面，因为那时的龙云还是一个“马弁”。



媽媽、舅舅和他們的長輩


由此种种情节，我看到祖祖这个人为官三十几年，除早期局于一县民政外，从不惑之年起身处乱世，大都致力于军务。可以说是哪里有了麻烦和乱子就被派到哪里去。其所建第一功业（时跨满清末年和民国初期）就是平息川边动乱，在近代史上推进和稳定了汉藏团结统一政局。他积极支持和参与蔡锷的讨袁护国大业。从他临终时还嘱咐儿孙辈“竭智尽忠……实行民主……”可见他从满清官员而至竭力反对帝政并非迫于大势，而确有他思想发展的基础，这从后面将要提到的他的学术思想也可看出来。

此外，他在任丽江知府时干出不少新鲜事，例如举办交易会、博览会、民族工艺品评奖大会等等，扶持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下面是从最近旅游网站上所载一篇文章中摘下的一段：

“直到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熊廷权任丽江府长，在其任府长时改“三月龙王会”为商业劝工会，这样以纯粹祭龙王的三月龙王会，也挟进了商业的物资交流会内容，也是今人说的文化搭台，商业唱戏之举。三月龙王会仍在黑龙潭举行，府长环着黑龙潭的岸边划上搭彩棚的地段，然后他劝丽江古城各街道，以街道为单位搭以彩棚订会，并让棚内兼营商业，各彩棚商货琳琅满目，各类日用百货应有尽有。黑龙潭古栗树间，还搭起了临时茶铺、饭馆等，当时搭彩棚划地段的时候，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因了什么事情，漏掉了见洛阁（现云阁）街以外，每条街道和郊区村寨都有在黑龙潭搭彩棚的地段，他们逢到三月龙王会期，都搭起了相互媲美的彩棚。

三月龙王会的会期为七天，会上交流山货药材、土特产品（包括铜器用品、毛皮皮革产品、竹木家具、日用百货）。三月会上还有骡马牲畜等的交易。参会行交易的有本县四乡居民，也有邻县和外省州县的客商云集。这为府长熊廷权把丽江古城的“三月龙王会”改为商业劝工会的情况。如今三月龙王会，称为三月物资交流会。”

这些“改革开放”之举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内地无论如何是超前出格的。



妈妈和她的亲生母（她在我舅舅出生后便去世），1913年


在子女的教育上祖租也表现得很开明，他鼓励支持子女留学欧美，接受西洋思想文化。例如上面说到的我的小伙伴之一翟彪（Toms）的母亲（我妈妈的四姑妈，我叫她“四婆婆”）就是先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后又迁居英国转入伦敦大学；外公的二弟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三弟(就是踢我屁股的那个“月公公”)则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在军事上他表现出类似曾国藩的儒将之风，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虽然川滇之衅，东防一战在大局上属于军阀混战，但在他自己权力所及则竭力做到安民、利民而不扰民、不祸民。

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文人气质，主要的兴趣也在于治学。一生著述繁浩。印刷出版的主要有由外公选编的《唾玉堂文集》,含四卷六十八篇。内容广泛，有论史、论政、论道德、论学、论文艺、记述大小人物、记述地理宗教民俗、咏景抒情等等。除这部文集外，保存在云南省图书馆的还有《唾玉堂诗钞》、《唾玉堂诗选》、《唾玉堂文存》等。他的写作包括诗、赋、论、铭、评人、记事等种种体材。此外他在历任地方长官和军政幕佐期间所撰文牍判词，内容极为丰富但没有刊印，佚失不少。《云南通志·人物志》中评及祖祖的文采称：“……李根源（辛亥革命元老，云南讲武学堂创办人，朱德、叶剑英的老师，在北洋政府任过代总理、上将、云南监察使等。我注）序其诗云：雄健处似剑南，哀艳处似樊南。讽喻各体亦庄亦谐，虽嗣音少林香山而又示以变化，故能沉痛动人。情沵而语挚，文豪而气猛，在吾滇五华五子中颇近卽园。王璨序其文云：以才运情，遣词入理，用笔矫快处，于清代中足以上追朝宗而下抗叔子。至其高者又骎骎乎与东坡昌黎相颉颃。信乎其文雄也”（标点是我加的）。

妈妈周岁小照1912年




祖祖在世的最后几年，因抗日战争开始，日军轰炸昆明，乃避居昆明西郊车家壁外公（他的长子）所筑别墅中。开始潜心探讨佛教诸宗经论，“谓其与孔孟之道可相发明”。原计划撰写一部论释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著作，因迁居和患病未能遂愿。他还认为释教诸宗中相宗很符合近代哲理、伦理、心理。他在研究中参考对照东西方不少科学、哲学书籍。当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仍孜孜不倦于研讨新学问、新思想。外公写的墓志铭中说在这个时候：“公虽旷达而对抗（战）建（国）大业以关国家兴亡居常忧忧在怀。时训子女必竭智尽忠，力图护国。期早获胜利，实行民主。”一个“满清遗老”而常念念于“民主”二字，能不令我辈汗颜？

祖祖于1941年仲春病逝，享年七十有六。

半醉汉

好文啊！有时间仔细拜读！

花间对影

真好看，先看照片，很对胃口，接着慢慢看文章~~~

杜雅萍

大户人家的风范呀。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二章 重庆. 北碚（一）

第二章的小节目录：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北碚磴子坎农家/流亡中的异姓大家庭/快乐的周末旅行/妈妈的大照相簿和我的小照相簿/背起书包上学堂/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妹/看“厉家班”，迷上了大花脸/爸爸升了科长，却辞职不干了/爸爸的身世


初有记忆的我

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

我开始有比较连贯的记忆，是四岁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好像是从这时正式开始，而且是从一个梦境开始的：五光十色的星星点点组成立体回旋的长河，不停地来复流动。我悬浮其中，不觉自身之存在，惬意、瑰丽。后来回想好像是梦到了原始的混沌，梦境中只有这些，再没有现实尘世中那些更具体的物事。这是我记得的第一个梦，怎么来的这个梦？可能那是我刚从昆明到重庆头两天的梦。为什么呢？虽然我记不得那第一次坐飞机的情形，但是记得后来两次在同一条航线上来回飞的感受。昆明至重庆之间，高山起伏，上空气流很强，那时在这条航线上飞的有中央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和德国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和现在的客机比起来太小了，所以颠簸得非常厉害。和现在一样，每个乘客座位前面的靠背上都插有纸袋，是供呕吐用的。我每一次几乎都要吐半袋子。由此可见第一次下飞机之后会长时间保持飘浮晃荡的感觉，直到头两个晚上还做起飘浮回旋的梦。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小睡袍，睡在靠窗子的一张草绿帆布行军床上。不止一个晚上，响起了什么声音。爸爸就扒在我床边的窗口，把头，甚至半个上身都伸到窗外，反复大声喊着:“关灯！关灯！……”。我渐渐懂得，那是来空袭警报了。爸爸是政府机关公务员，大概在这个时候负有提醒周围公众的责任。

这是嘉陵江畔岸坡上的一家小旅馆。初到重庆，在我童稚的心理上觉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住在这里。只有一个小房间，我的小床对面（进门那一面）靠墙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床前侧墙下是一张方桌，三四把方凳。另一堵墙那里有一个放脸盆的木架子，大概还堆着一些杂物，其中有一个圆筒状的绿色大帆布行李袋，可以用一个“D”字形可开闭的铜环穿过圆筒袋子上边镶有铜圈的一串孔束紧袋口。进门左手，爸爸妈妈床脚附近摞着大大小小几口皮箱。——我大概基本上没有遗忘什么了。房间外面的情形则记得模糊。似乎上了木楼梯没有几个房间，楼下仿佛有个小柜台，下了木楼梯背面有扇后门。总之是个小小的旅馆，严格说来只能叫“客栈”，但是我后面要说到，它倒是有一块响亮的招牌。

白天爸爸去部里办公了，留下我和妈妈守在这小房间里。妈妈开始教我识方块字。人、手、刀、狗、猫、我、你、他、爸爸、妈妈……，背后都有图画。抗战初期的这些东西，包括后来看到的许多图书，纸张和印刷都是很精美的（也说不定是从南京、上海带过来的）。抗战晚期就一落千丈了。妈妈把教过的字一张一张翻出来叫我认，还把字这样排起来读，再那样排起来读。我学得很快，入学前就认识了不少字。

妈妈还教我唱歌。最初教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妈妈告诉我“鬼子”就是派飞机来炸我们的坏蛋日本人；有个“大刀队”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但是我那时说话还不能准确发音（妈妈常常笑我是“大舌头”、“方舌头”，就像我后来知道的京戏大师马连良一样，但是我长大以后舌头就不大了），我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成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叹气”。这又成了妈妈津津乐道的一则笑话。还有《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个“炮火”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那时爸爸的一个朋友姓“贺”，曾经带他的太太和男孩来我们住处玩过。我叫那个男孩“贺哥哥”。南方话“贺”与“火”这两个字唱歌的时候听不出差别。贺哥哥比我大几岁，有点顽皮。总在屋里不停的跑来跑去。因此我一唱到“炮火”两字时，脑子里就浮起那个“贺”哥哥穿着背带裤在“跑”的样子。“炮火”在我脑子里变成“跑贺”了。

后来妈妈才教了我一些儿童歌，其中有一首：“Blue bird，blue bird，（这里空下一个当时没有听清楚的字）I see you，oh no！ I see you”。后来去北碚以后又教了我许多别的歌。
此外妈妈还教我折纸。一张方纸可以折成小船（有蓬的和没有蓬的）、飞机、手枪、青蛙、猪头、衣服、裤子、猴子、灯笼、八角盒。还有一种鸟，就是现在情思细腻或者追求时尚、附庸风雅的少女折来表示寄托某个心愿的所谓“千纸鹤”。我能够静得下心来，折得非常整齐，一丝不苟，常常得到妈妈的夸奖。

因为住在旅馆里，饭是到外面去吃的，或者有时候饭菜都由旅馆茶房从外面叫来，装在一个竹子编的提盒里拎来，所以家务事并不多，妈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启蒙教育，和我一同消遣光阴。但妈妈总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她在做事的时候，我常常是在桌边跪在方凳上一个人玩积木。我有一大盒、一小盒，两套积木。我照着图上的样子搭，自己也想出新花样来搭。因玩得专心，所以至今我记得那些长长短短的、形状各异的积木块各是什么颜色，还记得那彩绘的门拱、窗拱，还有一个大笨钟……总之，都是古典欧式建筑的构件。

天天或者隔天就有的事情是空袭警报。突然间就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凄厉的“呜————”高一阵低一阵的长鸣。于是妈妈就急忙把方桌上的东西挪开，把几床被褥都盖在桌子上，拉着我一同钻到桌子底下蹲着，直到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声。不知为什么我们那时没有去防空洞而是采用了这个简易的方法躲轰炸。棉被和方桌当然挡不住炸弹。但是我想也许那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小，往往是低飞投弹，而且低飞扫射。可能因为那时机关枪子弹的穿透力不强，几床棉被和桌板大概是挡得住的。还可以抵挡别处被炸时飞来的弹片。

午饭好像多数是去饭馆吃的，一家三人在一起（大概预先和爸爸约好会合的）。重庆是山城，房屋由江边向内层层升高，街上有坡道，有石阶。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家馆子，朝嘉陵江的一面没有墙只有栏杆，在那里越过前面低处的房顶可以看见嘉陵江。吃过些什么菜我不记得，倒是牢记着一样东西，那是蒸出来很白、很松软的竖圆墩状的馒头（后来我听上海人叫“高脚馒头”），带着刚出笼的清香，还有点甜味。

有一天，我们正在馆子里吃午饭，空袭警报来了。而且听到我们那个旅馆的方向传来“轰”的一声，人们在唧唧喳喳议论。爸爸妈妈有些紧张起来，连忙牵着我往住处赶。到那里一看，不好了！恰恰就是我们住的那家旅馆中了弹，听他们说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一颗“燃烧弹”。

我和妈妈站在街道的另一边望着；爸爸和一个茶房冒着烟火冲进正在燃烧着的旅馆，一趟又一趟的把行李物品抢出来，放在我和妈妈身边，然后又进去抢救。进出几趟以后说不行了，楼梯已经烧断了，上不去了，于是就到此为止。好在据说大多数重要的东西都抢救出来了。后来听妈妈说她的一把小提琴没有抢出来，烧在里面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因为在那里没有见她拉过。肯定是在南京的时候就有的，去重庆后在旅馆里也不便用，就堆在别的行李中间，我没有看见。倒是可以肯定，我喜欢的两副积木也被烧了，因为印象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玩过积木。
我们从此告别了这家旅馆。住在四川的那些日子里，一家人都跟着妈妈说昆明话，爸爸也带着上海口音学昆明话，于是从他们口中听到那家旅馆的名字，我一直以为是叫“康家饭店”，后来也是这么记着的。直到1983年，我出差成都路过重庆时，专门去凭吊旧地，曾在嘉陵江边一带踯躅良久，并没有看见什么“康家饭店”，却终于找到一家“瞰江饭店”。我想是了，这个字号对于处于江边旅馆来说既贴切又雅致。昆明话里面没有ng结尾的音,所以“瞰江”和“康家”很容易相混，哪来的什么“康家饭店”？那一年爸爸还在世，但我后来还是忘了与他核实这个悬念。直到他去世后，含泪翻阅他那些写得工工整整的，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才证实了我的推断。在交待抗战初期那一段中，赫然写着“瞰江饭店”。当然，我1983年见到的瞰江饭店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简陋的小旅馆了。


爸爸和我在磴子坎居所前。在这张照片的后面，有妈妈留下的题识：“廿八年七月摄于巴县兴隆乡磴子坎乡居，时年四岁（时值中日大战避居川省乡下）”。（摄于1939年）

北碚磴子坎农家

后来怎么离开重庆市区去到北碚乡下，我毫无印象。也许大乱多时后疲劳的旅途中我睡着了。起先，我们搬到一个叫“磴子坎儿”的村子里，住在一户农家。有围墙，进门有个小院坝，一横一竖两侧各有一所平瓦房，都盖在一尺多高的台阶上。我们就在对着院门的那一所屋里占了一间，长方形的。宽的一边有窗子朝着院坝，窄的一边还有个小窗子朝着屋外。我特别记得我们住进去以后在这小窗子上钉上了新的绿色铁纱来挡蚊子，所以这时候应该是夏天。还有一个证据是有一天晚上爸爸有个同事送来一个椭圆形的大西瓜，这是我所记得的第一次吃西瓜。这也说明爸爸机关里当时因空袭日紧，疏散到这边乡下的不止我们一家，所以有同事住在附近。爸爸还是天天去办公，这说明办公的地方也已不在重庆城内，而是同样疏散到北碚乡下来了。

院子和房子里面都很干净，好像从上述那两所房子的间隙中向后去还有房子。那家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剪成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皮肤洁白，她身上穿的土布的半长不短的侧襟上衣和土布裤子都已经洗白了。他们叫她“有蓉”（至少按南方话是这样发音的），她有时带我出去玩，但次数不多。平时还是我和妈妈在一起，她继续教我识字，而且开始用铅笔写字。这事都在上午。她给我规定了每天要认会多少（仿佛是五个字）、写多少。然后妈妈就说她要去“变把戏”，“变”饼干给我吃。那饼干做成各种动物和别的东西的形状，又好玩又好吃，或者是因为好玩就觉得好吃。但是每次妈妈去“变”饼干的时候都不许我跟着她去，而且还要我转过身去不许看。说要是我看了，饼干就“变”不出来了。大概是得这样，因为要是让我看见了，我馋起来的时候就用不着麻烦她，我自己会去“变”了。也可见大概那时候在那里买到点东西已经不大容易，所以妈妈要对我“定量供应”了。


住在磴子坎时，我和妈妈在北碚公园

在那里妈妈又教我唱了些歌。

一首是“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小兔子也没有开，小青蛙也没有开，……只有小螃蟹不听妈妈的话，被狼吃掉了。

还有一整套的组歌，是一出小孩的歌舞剧，是妈妈小时候在学校里表演过的。讲的是一只老麻雀领着它的小麻雀学习怎么样飞。然后老麻雀出去找食了，留下小麻雀“一个人”在窝里，时间长了肚子很饿。这时来了一个小男孩，和小麻雀做了朋友。还带她到自己家里去玩，请她吃东西，玩得很快乐。可是后来老麻雀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了，非常着急悲伤。幸好后来找到了。小男孩很后悔自己做的事，并想到如果自己走失了，妈妈会怎么样。他诚恳地向老麻雀道歉。小麻雀也告诉妈妈“这位小先生（所以我知道那小孩是男孩，不是女孩）”待她很好，于是大家都欢欢喜喜。小歌剧的各段采用了不同的好听的曲子。开始学飞的那一段很欢快，后来转入悲伤用的是《苏武牧羊》的调子。爸爸也会从头唱到尾（大概是跟妈妈学的）。他有时回家早，搬个小矮凳坐在小院子里，我坐在他膝盖上，他就有声有色地唱起那歌剧来。唱到“哎呀不好了，女儿不见了！”就故意唱得哭声哭调的，并做出一副苦脸。这时我就忍不住“唉、唉、唉……”地哭起来，爸爸只好赶快收起哭脸，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再听下去后面就好了”。

住在那里，周围无人，倒是个不用担心打扰别人的好地方。可惜妈妈的小提琴没有了，不知怎么又变出了另一样东西。是一根有一排圆孔的长竹管叫做“箫”。妈妈有时静静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吹。箫吹出来的声音总是有些凄楚悲凉，如泣如诉。妈妈从小没有了母亲（听说我的嫡亲外婆很贤惠，秀丽端庄而且精于琴棋书画。可惜在妈妈三岁时她便弃世而去。），虽然身在富贵之家，但幼女失去亲娘的抑郁心境久久挥之不去，性格中难免不时流露出多愁善感的一面。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的人都紧张起来，嚷着：“豹子来了！”说是有一头豹子，这几天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村里兜来兜去。豹子会吃村里牲畜也会吃人。果然我那时可以听到院墙外面有凄厉的“呜——呜——”的声音，大家听到这声音就像在城里听到空袭警报一样害怕，躲在家里不敢动。当然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个晚上我在梦中看见“豹子”了，那是一个脸上画得很可怕，并且戴着一顶后来我在京戏里看到的官帽子（乌纱帽）的人。后来想想这虽然荒唐，但是事出有因。仿佛还记得那时“有蓉”曾经带我出去看过露天土台子上演的什么戏。上面就出现过那么一个难看可怕的人。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可怖的东西，所以做梦看到的“豹子”也就成了那个样子了。第二年我们又搬家后，爸爸妈妈带我到北碚公园去玩，才在动物园里看到了真的豹子。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二章 重庆. 北碚（二）


在巴县歇马乡小磨滩乡居时，我（左）与同屋的小朋友曼梅（中）、小玉（右）在一起（1040年12月）



流亡中的异姓大家庭

在磴子坎儿大概只住了一个夏天，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住所。那个地方叫“小磨滩”，也叫“小湾”。也许这两个地名定义的范围不同，一个是村名，一个是乡名。一条水流清澈的河，两边坡上都聚集着一些房子，特别是临河的房子，都是在向着河的那一边用粗竹子撑起的吊脚楼。有一座平直的石板桥把两岸的屋群连成一个村落，其中好像也杂有店铺。那里没有陡峻的地势，但在桥附近总可听到哗哗的水声。那座石桥为什么是平的而不是拱的呢？很可能它既是过河桥也是拦水闸，所以有水声。而且在桥的下游不远处左岸就有一架高大的、竹木构成的水轮车，被水冲着不停地转，推动水轮边小屋里的石磨。这个村子之所以叫小磨滩大概就是得名于此。听说还有一个地方叫“大磨滩”，但我没有去过。

我们不住在河畔村子里，而是住在左岸离村子大约半里多远的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的公务员临时宿舍里。那是一所简单的平房。中间是一个堂屋（也可以叫客厅、饭厅），两边靠后各有一个大房间，前面又各有一小房间。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右边大间里。对面大间是一家姓牟的，有四口人。牟伯伯年岁最大，总有四十开外了。在这里他的地位也最高（是个什么“长”），他整个样子酷似从照片和画像上看到的蒋委员长：剃了蒋的“新生活”头；留着黑黑的小胡子；平时多半穿讲究的长衫；春秋出门戴毡帽，冬天戴的毛皮暖帽，套上呢大衣甚至黑大氅，提一根粗手杖——活活一个“蒋委员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本来长得有点像，愈发故意模仿。总之那时就有个传说：有一次他是下飞机还是走到一个什么重要地方，两旁站着的士兵马上叫“立正！”，站得笔挺地对他行举手礼，真的把他当成蒋委员长了。

他的太太牟伯母和妈妈差不多年龄。当时懵懂，几年之后在重庆妈妈收到她寄来的信和小照，才觉得这个牟伯母很俊，颇有风韵。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曼梅，比我小一岁，剪的“童话”头。她妹妹叫小玉，刚会走路。后来我们常常一起玩“扮家家”，我做爸爸，曼梅做妈妈，小玉做女儿。记得有一次我们学大人一样商量着请谁和谁来做客（这时周围邻居有几个小朋友）。可是小玉老是不安分，一点不听指挥，还要哭。我们终于烦死了，叫来她“外婆”（牟伯母）把她抱开去，再也不理她了。
我家前面那个小间住着一个中年人，他叫周曾祚。听大家说他是个“工程师”，就是说人家照着他画的图来造房子。司法行政部为甚么也有“工程师”？（那时说的“工程师”是狭义的，专门指设计造房子的工程师）到我长大后听爸爸说起那时他是设计建造牢房的。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年龄比我爸爸大一些，也是上海人，和爸爸很要好。细眼长脸稍微有点黑，上牙有点曝。整个看着却给人以和善憨厚的感觉。他通常穿一件朴素的长衫，偶尔也穿西装。听说她的太太和孩子仍住在上海或南京，没有到重庆来，所以他独自在那里住一个小间，里面有一个单人床和一个书桌。渐渐地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的小房间也成了我经常去串门的地方。一是因为他脾气好，我很喜欢。再就是他会画画，画一些漂亮的涂了颜色的房子，说是打仗胜利以后回南京我们大家就住这些房子。他激起了我最早的一个志愿，就是长大了也要当工程师，而且我开始喜欢画画。



同屋的大朋友周曾祚伯伯。周伯伯在照片背面的题识为：“请别忘了这一个乡下朋友梦江 岷嫂 留念。”（1940年）

但是我喜欢他，最主要的是他能满足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癖好。他懂得不少科学知识，可以回答我当时能够提出的种种问题。例如他告诉我不是太阳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太阳转。他拿一顶帽子和一个皮球比划着对我解释月亮怎么反射太阳的光，并且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月亮会变圆、变半圆、变月牙。还说到行星和太阳系，太阳比月亮远，有几个行星比太阳更远。我问他：“再远一些呢？”他说还有，我们看见的满天星星都是很远很远的像地球或太阳那样的东西。“又远一些呢？”，“还有，但是眼睛看不见了”。于是有一天晚上醒来以后，我想到这个问题睡不着了。那么在我们外面到底有多大呢？不管远到哪里，总是还有“外面”。外面就算没有东西也还有空着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在我们外面不管多远也不会有“边”？！想到这里有点害怕起来，因为这和我平时看习惯了的一切太不一样。还有，以前、以前、以前，有没有开头呢？开头以前又是什么？以后、以后、以后，有没有完结呢？完结了以后又是什么？我第一次对这些万世难解的根本问题产生了恐怖感。可我再没有和大人去讨论过。只是有一天早晨醒来，我急着把爸爸妈妈蹬醒（记得那时我已经没有自己单独的行军床，房里只支了一张大床，我睡在爸爸妈妈脚跟头）问出一个比较实在一点的问题：“地球一直在空中飞着，会不会有一天它碎了、散开了？”。这又成了一个笑话，妈妈还因此给我讲了一个“杞人忧天”成语故事。

牟家前面的那一小间好像没有固定的人住。曾经短时间住在那里的有时是“七姑姑”有时是“八姑姑”。大概是早在我们搬到这里来以前，爸爸他们机关里的一些同事结成了兄弟姐妹(也许只是好玩，不过在战乱逃亡时期可能也有互相照应患难与共的意思)。牟伯伯就是老大；周伯伯是老五。七姑姑就是老七，她姓梁，是北京人，说话声音很好听。脸是“田”字形的，有一对酒窝，总是带着娴雅的微笑。后来回想有点像电影明星胡蝶那个样子。八姑姑姓孙，是福建人，说话快、朗爽，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其它的老二、老三、老四、老六、老九都不住在这个屋里。他们可能也来过，但因为见得少，我对他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1940年12月，在巴县歇马乡小磨滩乡居时，八姑姑与我（左）和曼梅摄于友人寓所

有时这屋里很是热闹。晚上请了一些住在别处的同事来，吃饭、包饺子、谈天。除牟伯伯周伯伯大一些外，其它都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有时还拼起一张长桌子，大家围着坐，开游艺晚会，玩各种游戏，夹杂着个人表演。唱歌的、清唱京戏的、奏乐器的、讲笑话的等等。记不清是谁站起来唱了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悲嘁动情，有人掏手帕擦眼泪了。后来在不只一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小时候见过，所以看到电影里这情景觉得格外真切。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四川本地人，都是逃难来这里的，这时都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大人们这些年月里的复杂情思我当然是无从知觉，在我那里一切都是新奇快乐的。

中秋节那个晚上也有一次聚会。牟伯母和妈妈做了几个很大的蒸鸡蛋糕，大家还用各种颜色的纸剪成不同形状的“盘子”，特别是圆的象征中秋月亮。这些“盘子”都用来放鸡蛋糕（大概那里买不到后来我才知道的月饼）。上桌子之前大家还要抽签定身份排座次。我记得爸爸抽到“马夫”，所以不许他上桌子，叫他拿了坐到一边去吃。那次当然也有游艺节目。

从堂屋前门出去，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个小院子，右边高些，左边低些。院子里栽了几棵树，还种了点花，但是都是新栽的，还没有长好。堂屋后边靠右侧也有个小门，出去也有个窄一些的院子。后面有两间小草屋，一间堆柴草，另一间是厨房。那房子的顶是茅草盖的，有一次妈妈和牟伯母在厨房里面炒菜，大概灶底下的火烧得太大，锅里的菜油被烧着了。两个女人慌了手脚，牟伯母的胆子比妈妈大，她赶紧把筲箕里的菜倒进锅去，想把火压住。不料那火反而一下窜得更高，把草屋顶烧着了。后来还是附近一个农夫挑一担水来，才把火扑灭了。

我和曼梅不是在屋里就是在这前后小院里玩。我们这个房子的右边隔几丈远还有一所房子，里面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男孩，有时候也和我一起玩。他也是一个“贺哥哥”，也姓贺。我们攀谈起来，他问：“你几岁了？”，“我五岁，你几岁？”，“我六岁，比你大”。后来过了不记得多少时候，站在他家门口（我记得他家房子建在一个土台子上，所以门口有几级石阶）又谈起这个话。我还是五岁，可是他说：“我现在七岁了”。我回去问妈妈，为什么贺哥哥六岁变成七岁了，我还是五岁。她说：“你再过半年也要六岁了”。这是我们快要离开那里的时候的事，但我感觉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很长。

更远处似乎零零落落还有别的房子。有时不知哪儿来的几个男孩、女孩聚到我们前院、后院篱笆门口来和我们一起玩。记得有一次，一个比我大些的女孩子搂着我的肩膀，摆着“脑壳”很得意地对大家宣布：“二天（四川话“以后”的意思）长大了我要和他结婚的！”显然对此我还不知道怎么发表意见。除了这句话，这个宣布和我“订婚”的女孩是个什么样子，姓什么叫什么我全不记得了，很可能那时就没有知道过她叫什么。

大人们隔些日子就要到远些的地方去买吃的用的东西，叫做“赶场”。常常听他们说起的一个地方叫“歇马场”，还有一个叫“兴隆场”。“歇马场”好像更有名气。“场”就是乡镇上定期的集贸市场，我都只听过，没有去过。

快乐的周末旅行

倒是许多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要带我一同去各处“旅行”（那时不兴叫“旅游”就叫“旅行”或者叫“远足”）。其中一个地方叫北温泉，还有一个地方叫南温泉（后来我知道南温泉更远，因为小磨滩在北碚，北碚在重庆西北面，而南温泉在重庆南面）。这两个地方都有温水游泳池。因为路远，不是常去，所以爸爸没有教我学会游泳，我只记得他抱着我在池边踩水。我们在小磨滩的石板桥下也玩过水，至今还留下一张照片：爸爸穿游泳裤，戴一顶系带子的布游泳帽，我光屁股和他一起坐在河边。


1937年夏，爸爸带我在小磨滩的石桥下。桥的那边有我上的第一所小学

北碚公园是我们去过不止一次的地方，是在一个山上。那里有动物园，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会开屏的孔雀，还有像小猪那么大的全身都长着几寸长的刺管的“刺猪”，它和后来见到的“刺猬”想必同类，但是大得多，所以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还有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豹子。还带我去儿童游乐园，抱我到滑梯上往下滑。我到那时为止，大概因为家里总在迁移，没有过长期固定住所，一直依偎在妈妈身边很少在外面“野”，所以胆子小。我硬是不敢滑，爸爸说：“看看别的小孩多勇敢！你难不难为情？”这件事我常常记在心里，想起来就感到“难为情”。以后我总忘不了提醒自己勇敢些，后来逐渐有进步，大的变化还在十几岁以后。

我们也去嘉陵江边玩过，那里除了江水夕照的迷人景色以外，还有两旁竖着的大转轮，当中则有一两个带大烟囱的“汽船”。汽船就是轮船，那时这两种叫法都兴。我有幸看到了实在运行着的、大轮子露在外面的船，即使在那时候这种船在世界上大概已经不多了。比方说比这早几十年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都已经没有这种“明轮”了，改成靠船尾下面的螺旋桨来推动。其实本来轮船大概就是得名于有这两个大轮子吧。

还有些旅行是探亲访友。那时很有几家同样从京、沪一带逃难来的亲友散居在重庆和北碚四乡。我们去访问过“七婆婆”家。七婆婆（熊韵策）是妈妈的七姑，和妈妈同年，还略小一点，所以妈妈叫叫她“小七嬢”。战前她家也住在南京，“七公公”姓苏，也是在政府机关里做事。记得那次在他家里至少住了一个晚上，那时春寒料峭，刮了一夜大风。第二天早上风息，我们走出去，外面是一片空着的稻田（现在想来那时当是尚未下秧的早春）。走着走着我突然跌下田去，手脚张开，在湿泥巴田里留下一个“大”字形的人印子。

后来我们又到离那里有点远的一个地方去看“排戏”。听说那是一些逃难到后方的电影演员，不能拍电影了就排演话剧。乱糟糟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只见露天围着很大的一圈长板凳，好像还有搭了竹棚的地方，只见不少人在看热闹，此外不知道他们大人看出一些别的门道来没有。那时候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他们说起的这些演员的名字，很可能其中有一些我后来熟知的明星。




“周末旅行”时，我们一家从王梦蕉阿姨（右一）家走出来（1940年）

还访问过另一家，那是妈妈的一个同学，叫王梦蕉，除了我的“干妈”吕亦陶（她是妈妈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在南京妈妈回昆明探亲就是把我寄放在她家里的。她是四川人，抗战时却没有到后方来过）以外，王梦蕉也是妈妈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先生是个德国军官，后来听说是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我对那次在那里的印象不深，但是留下了好几张照片，是山坡上的别墅，屋外树木葱郁，有层层石阶。那显然是冬天，大人们都穿着大衣，我穿着领口有半截拉链的厚毛线衣和毛线裤。后来我们第二次到重庆住在南山的时候，听说他们也住到南山，但是离得比较远，是山林里的独家别墅。还听说有一天晚上强盗进入他家抢劫，把德国人的一根手指砍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期我没有和他们见面的印象。很可能王梦蕉本人那时不住在那里，只有德国人独自住着，不然不可能没有来往的。抗战以后，妈妈收到王梦蕉从国外寄来的十几张小照片，都是她一个人的，真是个美人，而且穿着各种各样的时装，做着各种姿态。妈妈把它集中贴在相册的一面上，并且题字曰：“弄姿”。在后来那个时代里很自然地久断音信。“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家里突然接到王梦蕉从美国加州寄来的一封用毛笔竖写的长信。说二战以后他们先住在德国，后因当时德国经济凋敝，迁居美国，直到现在。信中大有沧桑之叹，还附有两张家庭合影。她那时年近七十了，虽然打扮得还似有风韵，但已遮掩不住被岁月销蚀的容颜了。德国人（她在信里称他Eilich，但我记得那时候爸爸妈妈叫他“司托斯腊”）则已老态龙钟。她希望有机会还能见面，但是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然不在此世（刚去世不久），再也见不着了。

妈妈的大照相簿和我的小照相簿

在小磨滩的时候，因为房间里是泥土地面，雨季潮湿，到了夏天妈妈就要把大大小小几口皮箱和一些别的东西搬到前院里打开来曝晒。她那口小皮箱里藏着不少宝贝。有象牙的和各色玉的小玩物和首饰；有晒干的熊胆和其它贵重的名药；还有一些证书等等。此外就是一大一小两本相册。小的一本里面全是我一个人的照片，从满月起，已经集了不少。大相册里面有从妈妈小时候她自己和长辈们那些装束古老的照片起，直到她年轻时在昆明、南京家居、会友、出游的大量留影。还有爸爸妈妈的两张订婚照，现在的人看了都惊奇：“那个时代怎么这样时髦！”还有妈妈戴着方帽子的大学毕业照。有一些是和我在一起照的，但大多数里面没有我。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总是要问她：“我在哪里呢？”其中有一张爸爸妈妈和“干妈”吕亦陶在杭州灵隐寺外一个天然的石门口坐着的合影，又是没有我。但是石门口另一边高处站着一个光头长袍的人。因为我自己有过一张光头的相片，而且头很大，再加上我认为应该有我，就指着那个“人”硬说这就是我。其实那是一尊和尚的石雕像。很奇怪，中国的雕像一般都是浪漫夸张型的，但是这一尊却很写实。如果不是它比真人略为高大一些，而且照片上的黑白色调不那么单调的话，即使我现在看了照片也会以为那是一个真和尚。在这照片上至今还留着我当时用棕色铅笔的涂鸦。我在上面涂了两处，其中一处就是在那石和尚的袍子上。也许我已经感到石像的灰度太单调，袍子上应该有点色彩。再者这也许正是出于对“我”的自怜。




妈妈的照相簿里的照片。妈妈在她亲生母亲怀抱中。（1910）

妈妈的身材就是在那个时代也算是偏矮的。皮肤也不算白，单眼皮，总之没有那种张扬的、眩目的漂亮。但她的五官雅致匀称，气质雍容清纯，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天然的优雅、端庄。就在她临去世前，白发苍苍在医院，许多老少上海病友和家属都说：“这位老太太真清爽！”八十年代又翻阅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她年轻时的清纯气质很像那时荧屏上的日本演员山口百惠。五官脸盘也有些像。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二章 重庆. 北碚（三）

第二章的小节目录：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北碚磴子坎农家/流亡中的异姓大家庭/快乐的周末旅行/妈妈的大照相簿和我的小照相簿/背起书包上学堂/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妹/看“厉家班”，迷上了大花脸/爸爸升了科长，却辞职不干了/爸爸的身世/

背起书包上学堂

在小磨滩我开始上学了，那时还是五岁。学校在河对面，过了石板桥再往坡上走一些就是。听说那里本来是个旧庙，改成了学校。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妈妈就叫我自己走去。我那时胆子仍旧小，吵着要她同我一起去。妈妈说：“不要怕，我就站在门口一直望着你。”于是我背着妈妈给我做的一个阴丹士林布书包，走走又回头看看，就这样去了。

我从进这第一个学校起，总是对在课堂上课的情形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一些特别的琐事。有一次，先生（那时不管是男老师、女老师一概都叫“先生”）指定我过两天上讲台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还是因为胆子小，听说要把我弄上台去当那么多人讲故事，回到家去和妈妈说的时候急得哭起来。妈妈鼓励我，并说：“我讲一个故事你记着”。她给我讲了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里面每一个细小的情节我都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才知道就是普希金根据小时候他奶妈给他讲的故事写的那首著名的童话诗。本来我是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表现得特别勇敢的，后来不知怎么的，故事会没有举行，没有机会表现了。

我们的级任老师（现在叫班主任）是一位上海女青年，比妈妈还小些，穿着素雅得体，人非常和善、热情。妈妈有时没有事就走到学校来玩玩。有一次我们正在上音乐课，学唱一首摇篮曲：“风呀，你要轻轻的吹。鸟呀，你要轻轻的叫。我家小宝宝快要睡着了……”。妈妈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就学会了。她可能是有意来学的，因为她那时肚子里已经怀着我的妹妹了。有时下课碰到我们的级任老师时，她们会饶有兴致地攀谈起来，成了熟人。

先生也特别喜欢我，这是从我给她找了个大麻烦那次得见的。一天，我在上课时突然肚子疼起来了。×先生（她姓什么，我曾经在许多年里是记得的，但如今实在太久远了，真是想不起来了）发现后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觉得拉肚子出来那气味比平时的大便更不同。可是先生急忙牵着我往她自己家里走。她的家在学校河对面，也就是我家住的那一边的河边村子里。也是一个吊脚楼，有粗陋的木地板。她用一个木脚盆打了热水给我彻彻底底地洗干净，还把裤子也洗了。就是不记得她拿了什么裤子给我换的。后来妈妈带我到她家里去答谢，她从一个大饼干筒里拿出一些褐色的甜东西请我们吃。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老师，让我难过的是，现在我连她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第一学期完了就要考试，我考了第一名。所以从那回起我就认为考试总是应该考第一名的。同屋住的人都夸奖和祝贺我。因为我才五岁，大概是学校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妹

我的妹妹快要出生了，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我叫她“四婆婆”，妈妈叫她“四嬢”，是妈妈的四姑妈。她比妈妈大几岁，旗袍外面罩一件深色开胸毛线衣。梳着后垂的发髻。妈妈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她和丈夫翟凤阳从美国回来，妈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就是翟凤阳介绍的，所以在亲戚中她和妈妈也是来往比较密切的一个。现在我想她那次来重庆无疑与她事业上的事有关，来探望我们是顺便的。也许外曾祖父（就是前面说起的“祖祖”）去世的消息妈妈已经知道了，但是四婆婆这次来带了一个口信：祖祖临终前嘱咐过，从此刻起熊家后代出生的婴儿，第一个取名一个“庭”字，第二个取名一个“田”字。我至今不明白祖祖临终专门为这个留下遗嘱有什么用意。四婆婆来之前住在昆明的“六婆婆”（妈妈的六姑妈，她和妈妈差不多大小）已生下一个女孩，遵嘱取名“庭庭”，那么妈妈产下来就应该用一个“田”字了。虽然妈妈的孩子姓胡而不姓熊，但事实表明爸爸对此没有什么异议。不多时妹妹出生了，就叫“田田”。虽然诗书之家往往倒是不喜欢给自家女儿起什么花花、草草、美呀、秀呀的“女性化”名字，但以“田田”这两个散发出泥土气的叠字而成为妹妹终身未改的大名倒也见其执着。特别是因为有人听了很容易误解为俗不堪耐的“甜甜”。

爸爸妈妈请木匠来做了一张四边有栏杆的白木（没有漆）的小床，很漂亮。是我突然手痒，拿铅笔在那栏杆上写了“胡田田”三个字，挨了妈妈的几记手心。这是一生中妈妈给我唯一的一次体罚。我大概从会写字那天起，就有到处涂鸦的坏习惯。如果我的字写得好倒也罢了，因为妈妈她自己是我第一个写字的老师，她应该为我体面的“题词”而得意。要命的是我从小就是一笔“狗屎字”，乃至一辈子都没有大长进。虽然那次挨打手心的事直到今天还记得，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一年以后依然按捺不住在田田周岁的时候拍的那张用布纹纸印的照片背后又写了“胡田田”三个字。这倒很好，因为照片和字直到今天还在，看了这三个鬼画桃符的字就可想见，更早些时我在小木床上的杰作是如何糟踏了新家具的观瞻而惹恼了妈妈的。
这当中还出了一桩国家大事，但对我来说是只一个印象深一点的小插曲。一天早晨洗脸的时候听爸爸他们在说：“汪精卫跑到南京去当汉奸了”。大概因为那时这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热点新闻，大家听到后议论不休，所以我也由此懂得了什么叫汉奸、卖国贼。这倒好，不久以后去昆明我听到有人唱一首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我说过，昆明人说话没有后鼻音（以ng结尾的音），所以把“行”字唱成“汉”字。我听了一时弄不明白怎么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歌，说什么：“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国的小汉奸”？！

看“厉家班”，迷上了大花脸

好像第二学期没有读完，我们又要迁移了。大约在这之前不久，我的两个叔叔来了一次。一个我叫他大叔叔(胡汉武)，一个叫小叔叔（胡汉忠），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他们是相继来到重庆，都在做事。这一次相处时间短促，我自己对他们没有太多印象（但后来知道这一次大叔叔来对我们的生活转变起了很大的影响），却记得爸爸带着我和他们一同出去玩过，这有他们三兄弟和我在一起的照片为证。还记得有一天爸爸去上班不在家，是大叔叔来学校抱我去逃警报。我更记得的是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看了京戏。在这之前好像爸爸已经带我看过京戏，这一次去看的是“厉家班”演的戏。他们三兄弟都喜欢京戏，后来到上海他们还带我去看戏，几乎也把我从小带成了一个小戏迷。和我一同看戏对他们来说是麻烦的，因为还要不断地回答我的问题，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有，这是张飞，这是关公，那是谁谁谁。

那些戴着有绒球的帽子，穿着五彩缤纷的戏装铠甲和高底靴，背上插着四面彩旗的人舞着长刀、短刀、长矛、棍子、锤子，咚咚哐哐，咚咚哐哐对打、转圈子、跌、滚、翻“空心筋斗”，简直看得我眉飞色舞，欢喜雀跃。我特别喜欢的是大花脸，从来就对那个东西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美感。这与我早先在蹬子坎儿村里看的粗陋的乡间地方戏中，脸上乱画一气的那个我梦中的“豹子”不可同日而语。厉家班在那时风靡了重庆（这是后来听说的），当时都还是一些年轻人。主角是老生兼武生厉慧良，其它几个也叫厉慧什么、厉慧什么的。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演的以武戏为主，所以我特别喜欢。如果看到老旦、青衣还有白胡子老头在那里坐着慢慢唱，我就会在凳子（记得那里看戏的地方没有椅子，只有长板凳）上靠着大人睡着了。不过我还记得有一齣戏里出来一个丑八怪的女人，说话是男人腔调，其实我就只记得“她”歪嘴做个怪相说：“我叫三西四”。还有一个漂亮又英武的女人用一只手举起一个大石墩子，把坏人吓倒了。到我成了大人的时候，又看了京戏《悦来店·能仁寺》，才知道就是那时我看的这齣戏。而那个活宝不是我听的什么“三西四”而是叫“赛西施”。

后来我知道这次大叔叔来和爸爸谈了些事，成了我们离开小磨滩的原因之一。

爸爸升了科长，却辞职不干了

有一天下午放了学，我在后院玩。看见来了一乘滑竿，在我们后院侧边的篱笆门前停了一下。那上面坐着的人也没有下来，只是大声说：“恭喜恭喜！胡汉文升科长了。” 好像这时候妈妈和牟伯母她们从屋里出来和那人说了几句话。这个人看起来年龄比爸爸大，而且他坐滑竿，所以我想他一定是爸爸的上司。后来牟伯母她们就谈论起：“汉文当科长了”。在这以前我也听到过“科长”、“处长”、“部长”这些称呼，而且我一定是见过什么“长”的。因为我有个印象是这种人下巴上一定长着一把胡子，于是我就嚷着说看看爸爸回来长了胡子没有。到晚上见到爸爸后我失望了，没有，他一点胡子都没有！

爸爸还得了一个大的奖章，铜镶银的底板上面焊着一座天平秤。奖章上方还有一根链子连在一根细短的铜棍中间。可是就在这不久之后，爸爸决定辞去政府公务员职务，转而经商了，至于那个奖章则成了我的玩具。小时候，一有什么新奇东西到手，总喜欢掰着拆着玩，于是那个天平很快就被我拆得七零八落。虽然我从小喜欢琢磨“为什么”，但有些事物也只顾了好玩从来不去想，如今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民国司法行政部颁发的奖章上焊有一座天平秤，其用意想必是象征“司法公平”。因为前两年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见到一个与司法有关的什么场合（对不起，我这些年记性变得很不好，说不清究竟是在哪里）也出现这么一个标志。不过时隔三代人，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因为有“中国特色”，天平秤这东西总是“不合国情”，所以用起来不灵光。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很明白为什么爸爸恰恰要在职务提升的时候挂冠辞离呢？最近为了写这个回忆，我仔细阅读了爸爸在“运动”中写的多份交待材料，才知道了其中的缘由。

爸爸的身世

我家祖籍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祖父做绸缎买卖。爸爸七岁时一家人迁居上海，祖父仍操旧业，他并不是绸缎庄的老板，而是“跑街先生”（我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销经理”）。他为人本分，到上海以后总共有了三男二女，生活得并不富裕。爸爸是老大，在德清时已读了几年私塾。到上海先后进育英小学和湖州旅沪公学高小。刚到高小三年级，祖父固执认为多学无用，坚持要他中途辍学，去一家织绸厂学生意，做了一年学徒。后因爸爸自己坚决要读书，终于遂愿，1921年考进上海青年会（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会）中学。到高中一年级时因为年龄偏大了，便跳级考进震旦大学预科（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但是他从来不信基督教）。只读了两年半，又被迫辍学去帮忙祖父管理店务。

我听他自己说过，那时候在上海拍一部电影，叫《火烧红莲寺》，他还去跑过“龙套”（现在叫群众演员）。除了年轻时好玩，家里担子重、想挣几个钱大概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读完整，但在那时的中国也够得上是知识阶层的人了。还因他自己好学，多少染上了书卷气，进政界后渐感格格不入，入商后又做不好一个商人。

年轻时他自己一直不屑于为商，于是在店里做事时便到一个“张才速记学校”学速记。这种东西现在早已失传，我在十多岁时还见过，是用一些便于书写的小蚯蚓般的符号来纪录谈话和报告。虽是微末小技，但那个时候凭这个却能走进政府衙门或有一定规模的洋行公司，在社会上就已略高于一般平头百姓以至小本经营的商贩了。靠着这个他投入了北伐军21师政治部当过宣传员、军官训练团的速记员，后来又到安徽省教育厅当速记员。不久又调到了南京，在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干了将近五年，主要还是做速记，后来调到司法行政部总务司。那时他的月薪有120元，可见在抗战前即便是“小公务员”，收入也是不错的。那时一家六口的生活主要靠他的薪水（祖父到五十几岁已被绸缎庄老板辞了），包括供弟妹们读书。

1928年爸爸跟随一些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云南籍党员到昆明去整理党务，他的任务是去办一个速记训练班。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这期间经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另一件大事是认识了一位大家闺秀——我的妈妈熊在岷。他们在昆明的时候是否已一见钟情不得而知，据爸爸写的材料（那时要他交待妈妈的问题）说在昆明的时候还只是认识而已。不久妈妈到南京读书，是因为早有默契还是重逢后才发生的感情，爸爸没有说清楚，总之他们在南京成了恋人。外公得知后反对甚烈，说“上海小白脸”不可靠，加之爸爸的地位还比较低，而且外公大概已经为自己相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婿。但是妈妈的态度非常坚决。父女两人本来就“政见不合”，时有冲突，这件事不啻火上加油，于是发生了前面说到的父亲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的事。但几年后外公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可能后来他也知道了爸爸不但不是“上海小白脸”（这是对上海滩上那些轻浮油滑的洋场恶少的贬称），而且恰恰还是一个特别认真的、耿直严谨得有些过分的人。

也就因为这样，他在军伍和政府机关兢兢业业劳碌十几年，到那时才提升为一个代理科长（当然那时的科长很稀少，比现在汗牛充栋的处长还“值钱”得多）。从他在“解放”后不同时期写的“交代”材料里提到关于他弃政从商的事，有着版本不同的说法。一个老实人在“运动”期间政治空气的压力下，为了“过关”，在真话中又夹一点违心的话不足为奇。在解放初期刚参加华东交通部工作的时候，大概为了多强调一点自己思想进步，他说是因为自己长时间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愤懑于官场的腐败，而他自己因为秉性耿直，既学不会也嫉恶官场处世那一套。感到自己呆在里面无法适应，也没有前途，所以决心离开了。到了后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写道：是由于抗战时期物价上涨，家庭负担又重，公务员薪水不敷用度，便“一心想发国难财”，于是辞职去做生意。

我想这两种说法大体上都是真假参半。他的个性方而不圆，一贯如此，这我最了解。“解放”前他在家里常有愤世嫉俗的言论，骂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来，当然不可能是讨共产党的好，骂给共产党听的。他这种人那时在政界会有什么前途？所以第一次材料里说的基本上是真心话，但是没有说完全。到了运动挨整的时候，再说“正面的”理由，马上会招来断喝：“还在那里涂脂抹粉美化自己！”于是只得给自己扣上“为了发国难财”等等的帽子，把自己臭骂一通。但他由于不会在政界混，薪水眼看愈来愈不够养家，想多找点钱（即“发财”）过得好些这也是真话。在他辞职，我们去到昆明以后，我就听到“涨价”这个字眼频繁出现在人们言谈中。“法币”大大地贬值了。像爸爸这样在机关拿固定薪水而循规蹈矩不善于捞外快的人，升了代理科长也加不了多少钱。妹妹出生，家里又添了人口，还要给在上海的老家寄钱，难免会感到捉襟见肘。

他这个举动和大叔叔的到来也有关系，当时大叔叔在商界开始崭露头角。得知爸爸的情况也支持他弃政经商，并给了他一点本钱，介绍了几个朋友。方向是昆明，因为那里不仅有熊家的亲戚，而且那时中国东部半壁江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所剩无几，“大后方”的东边基本上被封锁。昆明借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迂回通往上海、香港和国外，成了对外的门户，战时的“第二陪都”，政治、文化和商业的重镇。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三章 又回昆明（一）

第三章的小节目录：外公的车家壁花园山庄/外公一家/那一年好像活在童话里/个性鲜明的舅舅/快乐的“被盗事件”/住倮倮村/美国电影/昆明平政街/南箐小学住读/告别昆明

舅妈苏尔端是昆明城里出名的美丽淑女

外公的车家壁花园山庄

再去昆明还得要经过重庆市内。我记得我们又在一家旅馆里住过，当然不再是已经烧掉的瞰江饭店了。记得那两天我浑身长满了湿疹，痒得受不了。爸爸妈妈在旅馆里只能用酒精给我擦遍全身。后来到了昆明还没有完全好，又弄来一种装在椭圆柱玻璃瓶子里的药水，瓶子下半是粉红色的粉状，把它摇匀了擦在身上，过了许多天才渐渐好了。最近我有一次发现，六十几年以后医院皮肤科用来治疹子之类的药还是这种样子。后来在那里还常用一种外国进口的药膏，装在直径两寸多的浅灰色扁圆洋铁皮盒子里，盒盖上画着一个长胡子的外国老头，周遭除了英文字也有中文字，写的是：“兜安氏驰名药膏”。这个药家常备用，可以搽疹子、搽癣、搽各种皮肤炎，就像万金油一样“万施万灵”，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印象里再没有见过这东西了。

离开重庆的时候，我们还乘坐过一次水上飞机。从长江岸边的水上起飞，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江面飞到一个江心洲的机场边。然后从那里登上一般的飞机。听说那次坐的是德国人办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机身外壳方楞楞地，缺乏曲线，而且外板面不平滑，是瓦楞状的，色调也很灰暗。后来从照片上看到，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时也是坐的这种飞机，周恩来也有在这种飞机边上站着的照片。

很可能爸爸不是和我们同一天而是晚几天办完事以后再到昆明的，因为在我记忆中刚到昆明的那几个场合都没有他在。

下了飞机，妈妈和我首先去的地方就是四婆婆家，她住的是一栋带有花园的西式平房。我们刚在她的客厅里坐定，从外面进来一个清秀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她一进门见了妈妈就哭起来，原来她是我的舅妈。她牵着的就是小毛（他现在稍微长大一些了有一个比较正式一些的小名叫“及曾”），我的表弟熊景弼。大人见面是那样动情，而我和及曾重逢，一开始都还有点忸怩，但很快就活跃起来了。耐不住大人在里面没完没了的倾谈，我们两个就跑到花园里去。昆明这个地方到处是花，四婆婆屋外的各种花里面有一种喇叭状的红花（不是牵牛花，它比牵牛花大得多）。及曾告诉我这种花里面有甜汁可以吃，于是我们就摘下几朵吮吸起来，果然味道甘美。那时根本想不到什么卫生不卫生有毒没有毒。后来的一些日子里我们在山坡路边摘食桑果以及其它红的酸甜的比花生米小的什么野果子，从来也没有肚子疼过。

大概是下午，我们就到外公在郊外的山庄别墅去了，那是我们的目的地。外公熊光琦（字印韩）那时候暂时赋闲在家，在昆明城通往西山的公路中途一个叫车家壁的地方觅了一处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造了一套大花园洋房。又从公路边修了一条支路，大约一里多路到那里。朝那里走，路的左边是一带丘陵矮坡；右边低洼，有河塘田野，大约两三百米以远有一带倮倮人(我想可能就是彝族人，因为后来我曾听到大人谈倮倮的时候说到离昆明更远的什么地方的“白彝”和“黑彝”的一些古怪风俗)住的村庄。路到山麓止，拾级而上便是石砌的围墙和园门。石板的门楣上刻着外公亲书的“默园”两个大字。这两个字显然含有退隐静养的意思，在他为其父亲，即我和及曾的祖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到，祖祖在世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此处可以说是祖祖的退隐之居。但我们去那里时外公自己也正暂时退隐家居，是因为守孝呢还是因为他自己仕途上的什么转折，我到今天也不清楚。

进门先是一座大花园，由纵横交错的鹅卵石的小路分割成方的、圆的、三角形的草地和花圃，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花园前部有一八角形的石砌水池，池中间有太湖石堆砌的假山。

花园后面背靠山坡就是那座两层楼的大洋房，实际上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洋瓦的屋顶、窗子、门框、门前的灯饰、内外墙面都是西洋式的。但楼上正面一条有红漆木栏杆的长廊，却沿袭了旧时中国楼房的建筑传统。楼呈丁字尺形，正楼的左侧拐弯向前方伸出一侧楼，侧楼有三间房的长度。那里楼下外客厅前的门廊柱子撑着楼上的一个阳台又是西式的。楼梯就在“丁字尺”拐弯的地方，旁边有一扇后门，出去再往左有一些平房，是厨房和佣人的居室。

楼房后面的山坡上还开辟了两层园子，加上楼前的大花园一共是三层花园。第二层砌着一个半圆形的池子，他们叫它“月池”，里面也有湖石砌的假山。离月池不远处有雕刻着篆字的石桌和石凳。第三层种着果树。后来我常常吃到树上结的梨子。那种梨叫“宝珠梨”，特点是个头硕大，但是肉质较粗而且带酸，够不上“宝珠”这样美妙的名字，不过吃着还算过得去。

厨房侧面一块比较平缓的坡上是一个菜园，由一个十几岁的矮壮的工役专管（他还兼管从井里往厨房挑水），因此四季的菜蔬都不必到外面去买，天天可以吃到特别新鲜的瓜菜。整个庄园后面有绿树葱茏的层层山峦。对那里的地理背景我至今还不甚了了，那山到底有多高？山脉地带有多广？是不是一直连到西山去的？

出了庄园大门，路的左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迎面而来。索溪而上，两山之间有一座人工造的高坝，叫做“大竹堤”。大竹堤上有一条小铁路通过，我一直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路上很少有火车经过，倒是有一种单节的铁斗车，铁斗中间竖着一根铁杆，有两个人对面握着，前后来回扳动，“嘁咔嘁咔”的声音在山间回旋。他们都叫它“扳（平声）车”，虽然是由人力扳动，但它在铁轨上跑得很快，现在我推想大概是路段管理人员检修铁路用的。小溪就是从大竹堤底部的一个洞里流出的，显然是从坝的另一边穿过来的。清澈的溪水在冲得溜滑的石头上流过，一坎一坎的下跌，后来我们常常在里面趟来趟去地玩。从这时候起，第二次在昆明的两年多，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战乱中的世外桃源留下了许多瑰丽的童年幻梦。

住车家壁“默园”的全班人马（除了坐在正中的一位亲戚），但这张照片摄于1936年妈妈（左）回昆明探亲时。

外公一家

外公矮小精瘦，脸色微黑，不蓄长发，剪的“平顶头”。（那时大人小孩有很多都是剪这种头的，不是用刀剃光的“和尚头”，而是用推剪推，留着不到一公分的短发茬。可能就是那时蒋介石提倡“新生活”时流行起来的简单朴素的发型）他戴着一副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表情严肃，很少见到他有笑容。外婆（妈妈和舅舅的继母）大概没多少文化，体态矮胖，皮肤很白而其貌平平。但是看来性情随和乐天，没有什么心思。后来经常见她去找那些村里女人串门谈家常，我想恐怕谁也看不出她会是大洋房里的老太太。她生了三女二男，最大的女儿我叫他二嬢嬢，接着是三嬢嬢，这两个当时已是少女，在读中学。二嬢嬢体态单薄些，性格温顺。三嬢嬢长得富态些，也活泼些。四嬢嬢还是小学生，有一张猫一样的宽短脸。他们这一辈兄弟姐妹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在”字，后面一个字则含有“山”。比如妈妈叫熊在岷，舅舅叫在崑，同父异母的三个妹妹依次叫在岑、在嵩、在崙。还有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男孩，叫“在ban（平声）”，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读“ban”的字怎么写。现在翻翻字典含有“山”而读“ban”的字只有一个“岅”， 但这个字过于生僻，我不敢肯定。那时候我只认得“班”字，所以我叫他“班舅舅”的时候心里是想的这个字。最小的一个舅舅是属虎的，比我小三岁，当时应该是三到四岁。他叫在岳，“山”字在下面。大家叫他“老弟”，我不管辈分大小也这样叫他。如果也要叫他舅舅我觉得太吃亏了，因为他差不多比我矮一个头。

楼上正面的中间是主客厅。那时候旧式人家的正厅常常是兼供祀的，但是外公大概是继承祖祖的新派思想，又进了一步，不再像宽巷老宅的堂屋那样设供案了。那里面只有镶着花纹大理石板的红木桌子、茶几、太师椅和几个瓷的彩绘大花盆以及一些大大小小的摆设。客厅左厢有相通的两间，其一是两老的卧室，另一间我记不清了。再往左还有一间，门向着外走廊，是储藏室，里面别的东西我不记得，好玩的是有不少枪械。客厅右厢也是三间，紧挨客厅的一间朝客厅开门，再靠边是前后相通的两间。前面一间的门朝向外走廊的尽头，几个小孩（包括最大的二孃孃）就住在这三间房里。我在那里的时候就和他们睡在一起。只有最小的老弟是和外公外婆睡一起。楼上左边拐弯过来有两间，前面一间有阳台的是外公的书房，后面一间好像是专门留给舅舅来郊外的时候住的。他在城里工作，多半时间和舅妈一起住在岳父家。他岳父姓苏，也是昆明的名门望族。楼下应该有同样格局的房间，但多数是一直关着的，后来我只知道正面有一间堆着许多书、画、画报等；侧面有一间像是个小客厅，常常是二孃釀、三孃釀的中学同学来聚会游戏的地方。其它有些房间也许通常关着，我很少进去过，记不清了。

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每天晚上一家人都聚在外公的卧室里聊天。这时外公一般都是头朝里，脚朝外侧躺在大床上。那床之宽就像北方人的炕，而且靠里面的中间放着一把像炕桌一样的矮木几，人就躺在矮木几旁。除了闲侃以外往往见他做两件事，一是烧鸦片、抽鸦片，二是擦拭枪支。昆明这个地方一向是烟多，枪多。而且烟和枪大都是从印度、缅甸等英属邻国进来的。外公的一套鸦片烟具精致考究，长方形的黑漆盘上镶着斑斓晶莹的鱼骨片花饰。烟枪也很华丽，镶银，玉石嘴。烧烟的灯上有八角形的水晶罩。还有几个形状和大小都像照相胶卷盒那样的筒子，大概是用来装烟膏的，也是银色的（至少是铜镀银的，我想），挑烟的针是银的。还有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琳琅满目。

坐在床上擦枪，是他晚上喜欢做的另一件事。当然不是指烟枪，而是真正的武器。他有好些各种各样的枪。手枪主要有两类，一类他们叫“拉其”式的，形状粗短，枪柄与枪管垂直，子弹夹装在柄内，好像就是我后来知道的勃朗宁，体积很小，便于携带，衣服口袋里就能放下。还有一类他们叫做“推轮”，也叫“左轮”，枪管比较细长，子弹上在枪管后的一个转轮内，枪柄倾斜，有点弯。此外还有一种大型的手枪，质地似乎粗糙些，扳机上面有个枪膛，枪柄下面还系着丝带或绸带。他们那时叫它“盒子炮”，后来知道一般都叫做“驳壳枪”。另外还有几支步枪、一挺手提机关枪。手提机关枪和后来的卡宾枪不同，枪管外有多孔的套筒。他们把它形象地叫做“虼蚤笼”。昆明人说的“虼蚤”就是跳蚤，大概真的有这种捕捉跳蚤的器物，但我至今还没有见过。

舅舅当然少不了也有几支枪，他曾经作为工程师参加了滇缅路的修造，在那一带奔波必须带枪防身。二嬢嬢三嬢嬢中学里的男同学不时来外公家里玩，他们居然也带着手枪。可见那时的昆明，枪械在军警以外的持有者的普遍性很可能不亚于今天的美国。

初到昆明的时候妈妈也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爸爸也办完了在重庆的事到昆明来了，他在城里办了个小公司。妈妈在四婆婆任校长的昆明女子职业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还在云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挂了个“总干事”的名，爸爸妈妈带着田田就在城里租房子住了。我一个人留在外公家里，有及曾、老弟还有“班舅舅”他们做伴。

自觉的梦游人

舅舅和舅妈

那一年好像活在童话里

表弟及曾那个时期也住在车家壁，大概有几个月我们都没有读书，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日子。我和及曾、老弟整天在庄园内外嬉耍。及曾有一样宝贝，那是一杆美国气枪，是舅舅在缅甸仰光给他买的。它比步枪小些，但是很像真枪而且精致光亮，背着端着都非常神气，叫我羡慕死了。那时昆明街上店里和摊子上有用锡铸的玩具手枪，形状和大小很仿真，但总是假的，又不能打，而且是银灰色的，还是不像真手枪，当然没有气枪好。

打气枪之前先把枪管和枪柄连接处折起，把铅弹塞在枪管后面的孔眼里，然后猛力还原，就可以射击了。但这个操作对我们来说比较费力，一个人弄不动。于是我们就一个握着枪把，一个握着枪管，学“班舅舅”教我们的那样，一起喊着：“one，two，three，four！”同时猛一用力就折起或扯直了。我后来一直没有去认真考究过这个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它叫“气枪”。顾名思义好像是在折弯和还原的过程中，使枪膛里上足了压缩空气，靠空气的膨漲力来推动子弹。但这个推测也许是自作聪明，也可能我们使那么大的劲无非像拉步枪的枪拴一样，仅仅是压缩了弹簧，简单靠着弹簧来弹射。我们一心想打树上的老鸹（乌鸦）和斑鸠，可是我记得从来没有“得胜斩获”，幸而也没有闯什么祸。

我们在花园里捏泥巴玩，还在围墙外面土坡上爬上爬下，扯狗尾巴草来斗输赢。那里长满了粉红色的蔷薇花，我那时特别喜欢蔷薇花，可是它的茎上长着很多刺，常把手指和腿刺破。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们两株大丽菊的苗子，我和及曾一人种了一棵。这以后常常去浇水和视察。它往上拔高的时候一次两匹，一次两匹交错地长出新的叶子。我们好几天都兴致勃勃的念着这件事，我记得我那一株长得比及曾那一株宽些，就好像那时我比他长得胖一样。但不知从哪天起因为别的好玩的事分了心，就此把它们忘了，也不知后来开了花没有。

有时玩着玩着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肚子就饿了，于是便蹭到后面厨房里去张望。这时饭已经蒸好了，菜还没有炒好，于是厨房里的人就把蒸好的饭里加上一点盐和猪油给我们一个人捏一个饭团，叫做“mang mang（平声）砣”（云南、四川一带对小孩说话常把饭叫“mang mang”）。这个时候吃“mang mang砣”比在饭桌上正正经经吃饭香得多。

最引人入胜的是我和及曾、老弟到后山捡“宝石”的事情。我们多次沿着门前小溪上溯，向大竹堤走去，再爬到大竹堤靠我们庄园那一端的山上。那上面多半是四季常青的松树，长着松果，有不少松果掉落在地上，树根还长着菌子（蘑菇）。我们在家里经常吃到的有两种，一种是淡青色的叫“青头菌”，放在清汤里。另一种是深褐色的“牛肝菌”，炒菜吃。以后我在别处长时间没有见过这样的菌子，但1994年去昆明舅舅家的时候又吃到了，可见这是昆明的特产。它们不仅味道鲜，而且吃起来有质感和脆感，和一般嚼着有点海绵感的蘑菇大不一样。

但我们自己爬上坡去的目的和兴致所在不是这些，而是山上的石头。我到现在还奇怪，那里的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迷人的石头。云南的确盛产大理石，在房屋家具和用具上常常镶嵌着有天然山水图纹的大理石板，但我们在那里的山上看到的石头更是五光十色，奇妙无比。最多的是一种晶莹纯白的或白中泛蓝的，它的质地也比较脆，像不透明的玻璃，但是断裂后不割手。拿起两块互相撞擦的时候，霍霍然发出白色的火光。到晚上我们找到一个漆黑的角落，猫着腰蹲在那里咔咔的打起来可以把一尺以内的东西照亮。还有粉红的、玫瑰红的、绿的、黄的、杂色的。那些质地比较坚硬的，用力碰也能溅出火光，但没有白的、脆的那种那么亮。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找挑选其中最好看的，捡了很多回来。有的放在抽屉里，有的堆在房间墙脚下。

后来被胖外婆看见了，起先她说：“这些东西拿回家来堆得乱七八糟的干什么？拿出去丢了！”。见我们不听她的，她忽然很热心而且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你们还不知道吗？这些石头可以变成真正的宝贝，快点把它拿去扔在花园的池子里，过几个月以后，白的会变成玉，蓝的会变成蓝宝石，绿的会变成翡翠，红的会变成玛瑙。到那个时候比现在好看得多，而且值钱。快去，在这里放久了就不灵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主意，我们照着做了。

这件事在几天之内还引起了我的沉思：一种东西怎么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也许不止是由于这一件事。好像更早一点我就想过；什么东西都可以破碎、碾细，甚至成粉，比如面粉和土。而这些细粉合在一起又变成另外形状的东西，连颜色都会变，也许完全成了别样的东西。那么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由无数极小极小的一样的颗粒，按照不同的样子粘集在一起的，就像我玩的同样一盘积木，可以搭成这样的房子，也可以搭成那样的房子。而构成各种东西的“积木”是极小极小的，这些细小“积木”是同样的，但拼起来可以是我们看见的五光十色，各种各样的千种万种东西。后来我知道，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古希腊先哲德莫克利特大而概之就是这个想法，被认为是最早的原子论。个人一生的成长过程好像在重现人类的成长过程，所以一个在童年曾经孤独过，从而养成沉思习惯的人，那时就会产生这些想法也不足怪。在德莫克利特的时代没有任何实验科学的知识，一个喜欢冥想的人只要根据对很普通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就可以做出这些猜想来。类似这样一些问题那时我还是喜欢缠着大人问，但是像小磨滩的周伯伯那样的人不多，在这里我的好问常常招来善意的取笑。那时正好有个美国电影片叫《科学怪人》，于是他们传开了，说：“伯威是个小科学怪人。”

现在还得回过头来交代把石头丢进水池以后怎么样了。没有怎么样，胖外婆承诺的是“几个月之后”，可是那时候好玩的事情太多，几个月之后我们早就把这个事情远远丢在脑后了，谁也没有去找她追究兑现。

已经上学的“班舅舅”有时也和我们一同玩。举例说，后来在我们到公路去的那条自家修的路的中途右边（即倮倮村对面那一边）丘陵坡上又来了一家人修建了洋房和围墙，还造了一座西式的园门。大概是出于对新邻居的好奇，有一天“班舅舅”带着我们一起溜达到这家门前坡上玩，希望能碰到几个新朋友。后来看到从里面出来大概三个年龄差不多和我们相仿的，可惜都是女孩子，我们有点泄气。一伙男孩和一伙陌生女孩碰到一起难免表现得不大友好，因为彼此玩耍的兴趣不一样。先是不答理，然后男孩一方偶尔会有些挖苦揶揄甚至带点挑衅的话语或举动，女孩一方则报以鄙夷不屑的神情。正在互相憋着劲的时候，记不清其中一个女孩子手里有个什么东西（是一颗糖还是一颗玻璃珠，反正不是值钱的东西）掉落，从坡上滚下来了。“班舅舅”毫不迟疑坐着从坡上滑下去一把把那东西抢到手。女孩中有一个就说：“呸！比狗抢屎吃还快！”看到她们嗔怒之状，我们几个则乐不可支，嘻嘻哈哈凯旋而归。

前面我说过楼下正面有一个房间有时打开，里面堆着些书和美国画报。画报里有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漂亮的别克小轿车。其豪华靓丽并不亚于近几年上海GM制造出厂的新款别克车。只不过两个时代造型艺术风格迥异。那时候的豪华不同于现在的豪华，车里面不可能有各种奇妙的电器、电子设备。

有一次包括“班舅舅”在内我们几个在那个堆书的房间里面玩，还翻出一张彩色的西洋女人裸体画（也可能是一张印刷的大照片），躺着，只在羞处搭了一点薄纱。“班舅舅”嬉皮笑脸用手指逐一指点女人身上的几处特别的地方，每点一处就：“叽布哩，嗒布噜……”地吐出一个他自己瞎编的“外国话”。我记得他那时有十一岁了，现在想来他到这个年龄开始有一点“新鲜感觉”了。

我为什么记得他那时十一岁呢？大人给我们几个小孩都做了英丹士林布的背带裤（工装裤），记得有一次我要换干净裤子，二孃孃从五屉柜里拿出一条递给我。一看：“好大啊！”，原来是“班舅舅”的，二孃孃說：“当然喽，他十一岁了，你要过几年才穿得”。为什么我又特别记得这件事呢？因为我那时突然起了感慨：“我也会长到十一岁的”，如果我也变得那么大了，想想有点吓人。虽然我早就懂得人会长大，但平时很少想到这个事。习惯着“我”好像总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觉得从七岁到十一岁多么遥远漫长！一旦想到我会变成班舅舅那样大了，不知怎么的好像心里突然觉得有点恐慌。

个性鲜明的舅舅

舅舅（及曾的爸爸，只有他是妈妈的同母嫡亲弟弟）有时也到车家壁来住上几天。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豪放、幽默、兴趣广泛。十几岁的时候去上海读了技术学校，后来又回昆明读工业学校。作为工程师参加了滇缅路（我一直没有搞清说的是滇缅铁路还是滇缅公路）的勘测和建设，过了不少艰苦惊险的日子，他经常带着手枪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曾经对我们吹牛说缅甸、安南一带的蟒蛇之大，卡车有时候晚上沿着蟒的身上开了好些时还不知道，还以为是在公路上走。我那时听着还真信了他的。

他从少年到暮年对各种各样新鲜事物都兴致勃勃的去尝试，在昆明可以说是他总在开时尚之先。我在那里的时候，昆明街上还没有见到什么摩托车，而他已经驾着摩托车横冲直闯了。据表妹熊景明寄给我的一篇追念回忆说，“改革开放”以后昆明又时兴摩托车时他已七十多岁，早已从昆明市自来水厂厂长和市公用事业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不愿再坐单位的小车了。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又买了一辆轻便摩托车，风驰于昆明闹市。昆明的收音机也是他首开先河。也就是我在那里的那个时候，他曾把他自己组装的电子管收音机安放在当时我爸爸妈妈租住的市内平政街寓所客厅里。收音机样子很原始，没有机壳，组件都露在外面，而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上面一个地方，一部分放在下面另一处，用电线连接。他到平政街来玩的时候还让我们长了一样见识：他捧着一根两尺多长有碗口粗的竹筒子，那上面斜插着一根细竹管。他坐在矮凳子上，擦洋火（那时四川人和昆明人都把火柴叫“洋火”，上海人则叫“自来火”）在那细竹管上点着了，让那粗筒子口罩住自己的整个嘴巴，反复鼓气呼吸，竹筒里“咕噜咕噜”响起来。原来细竹管里装了烟丝而竹筒子里装了水，这是一种吸烟的办法。他一面专心一致的低头吸烟，一面翻起眼睛眨巴着得意的瞄着周围看热闹的人。大家兴趣盎然，爸爸说：“你在吸马桶”，于是我们都叫它“马桶烟”。实际上这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烟具，和外公有时候用一个巴掌端着吸的铜的水烟壶是一样道理。总之他这个人不管是洋的还是土的什么稀奇的事情都要去尝新。1978年我和爸爸去昆明，住在舅舅当时在翠湖边的家里。只要是那时国内已有或刚刚有的私人电子设备（这个“机”那个“机”）他无所不有，爸爸笑他家里简直是个养鸡（机）场。1994年他该有八十多岁了，那年我去昆明，他陪我们去玩的时候还扛着他的摄像机，那时候这当然也是稀罕东西。景明表妹说他还尝试过自己制造汽水、改装引擎。还喜爱打网球、养马、骑马、打猎、象棋、围棋……。

但他最迷恋的还是音乐，前面已经说到他青春时期和聂耳的密切交往。他到车家壁来的时候常常弹奏一把夏威夷吉他，我特别陶醉的是他在弹拨时用一根粉笔般大小的银白的钢棒在琴弦上摩动时发出的滑音，这是夏威夷吉他特具的迷人之处。也有时候拉小提琴。而有一个中秋节晚上，大家聚在花园里赏月，他亮出了一个新的绝招——拉钢锯。这种乐器到现在都见得比较少，其形状近似一把宽锯片单手柄的“洋锯子”（不像我们中国锯子那样有木框架），用一把类似拉提琴的弓弦在锯齿上拉动发声。抗战以后我在上海清心中学上初中时，我们的音乐老师王焕刚拉过。我相信拉这种琴难度很大，音调音色的变化完全靠左手不断去改变锯片的弯度和扭度，要掌握准确当然很难。我记得我那王老师把它摆弄得非常驯服温顺，拉得优美动听且别有风味。可是听舅舅拉的时候我太小了，仅以现在的模糊记忆对他的水平不能妄加评议。但至少由此可见他乐于和勇于尝新的一贯作风。

最快乐的一次是他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去爬山“打猎”。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由头，一些亲戚团聚在车家壁。所以跟着他上山的不只是我们住在车家壁的几个孩子，还有住在城里的一些，他们多半都比我大。平时我和及曾、老弟去捡“宝石”只敢走到紧挨大竹堤的低山上，这次我们就不再止步于低山了。爬过了一座又爬一座更高的，直到最高的那座山上。上面雾蒙蒙的，而且停久了就有点冷，可见那地方相当高了。那次好像没有打到什么东西，只是舅舅一个人给我们表演手枪射击，目标是几丈远的几颗细小松树。都是男孩，没有一个女孩。对打枪不用说都是兴致沸然，手都痒痒的想自己试一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得此殊荣。太阳西斜了，虽然未曾尽兴，大家还是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跑着、滑着甚至打着滚，跟舅舅下了山。

自觉的梦游人

默园 右为舅妈

快乐的“被盗事件”

外公在外面不知道忙些什么，常常不住在家里。有时一去许多天，可能是到外地去了。有一个晚上，外婆也不在车家壁，就只有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睡觉（当然楼下后面平房里还有佣人等）。二嬢嬢和三嬢嬢比较警觉，睡到半夜忽然听到隔壁房里有动静，紧张地把我们都叫醒，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贼？这时正好听到那里有猫叫，宽心了一些，但还是疑心有什么，又都不敢出去看。一直到久已不听见声响，而且天也蒙蒙亮了才走出房门去看。头一眼就见到一把特长的木梯子从房前楼下搭在楼上外走廊的栏杆上，是哪个首先嚷起：“有贼来了！”于是楼上楼下一阵忙乱，他们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一点，大家说贼是听到孩子们惊醒了，就扔下梯子逃走了。在花园的小路上还找到贼逃走时掉在地上的外公挑鸦片烟的银针。到底偷走了一些什么我一直不知道，至少那个贼自己蚀了一把长梯子。发生了这件事的那两天，包括中学生二嬢嬢、三嬢嬢在内的我们这群孩子空前兴奋，简直是非常快乐。三嬢嬢还说：“当时我应该大声喊党柱（党柱就是管菜园和厨房挑水的那个小伙子的名字，我记得他的名字是这样发音，是不是这两个字不敢肯定）贼听了还以为是我在叫‘挡住！’要抓他，吓得他跑得更急，偷的东西都丢下来，我们还赚一把梯子。”大家哈哈大笑，越说越高兴。

后来外公回来了，兴师动众，招来了当地的一些保甲长、团丁之类的人，还摆了酒饭。大概就是为了抓贼，折腾了一些时候。

住倮倮村

不久之后，我们来了个临时大搬家，好像是为了宅里要修缮，我们这些孩子被搬到公路边倮倮族的村子里，临时找了一家民房住着。在我印象中那村子至少有几十户人家，这村子与通往外公别墅的那条支路之间隔着水，记不清是从大竹堤那边转弯流过来的小河还是一洼窄长的池塘。在靠近外公别墅的那一头临水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树上结的皂角就像很大的豆荚，但颜色是乌紫的。把荚子剥开里面粘乎乎的，可以当肥皂洗衣服用。我想肥皂一定是近代才有的东西，而且还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因为那时候有的昆明人就把肥皂叫“洋碱”，所以肥皂这个“皂”字很可能就来自皂角。他们那时也把肥皂叫“胰子”，这个名称听来“土”，我想大概那是我们古来有这种和肥皂类似的东西。

我们借住的那家房子有围墙，三面瓦房（记不清有没有楼），中间有石板铺的天井，房子建在高一尺多的石头台基上。那时我和及曾临时进了公路旁通往外公庄园的支路口的一个很小的小学（叫“越秀小学”或“月秀小学”，我也只记得读音）上学。从那里到那个倮倮村很近。倮倮村的男人头上缠布，女人也系一块布，和别地方的村妇差不多。他们的习俗很特别，女人常常是一家之主，她们在外面耕作劳动而男人在家里操家务带孩子。我们住的那家房东女人体格壮实，行事风风火火很有气魄，但是也很凶悍。有一次，跟我们一起去住在那里的做饭管家务的女佣人和她争吵起来，当然吃了亏。进房来向二嬢嬢、三嬢嬢告状。三嬢嬢是个大炮，听她讲了就撺掇她去骂那女人“嫁三嫁的”（她们不知道从哪里得知这位悍妇先后嫁过三个男人）。那傻瓜照这话去骂了，结果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挨了一顿痛打。

当时这个村子里还驻着一些当兵的。那时昆明有两派军队，穿灰布军服的是中央军，穿黄布军服的是“云南王”龙云的地方军，也叫“滇军”。他们只要遇到一起，很容易发生冲突。有一次外面大声吵嚷起来，一个当兵的（记不清是灰衣服的还是黄衣服的）捂着血淋淋的光头大哭着逃进我们住的那家院门。原来又是两家“丘八”打架，他的头上被刺刀扎了一个洞。当时村民用泥巴和了锯末给他敷在创口上止血，后果到底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到那个住处吃午饭，女佣人端出来一碗白煮的猪肉，其中肥肉很多。我直到现在还仿佛记得那肥肉在白中还杂有一点黑色。我说：“这是什么？”老弟因为没有上学呆在屋里，他就以知情人自居说：“这是老鼠肉”。我突然一阵恶心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呕出来了。虽然可能那时我就没有相信过老弟的鬼话。但是一次心理作用影响之深，以至从那以后我一生见到肥肉就反胃。老弟比我小三岁，但他会信口开河哄我这个比他大的“外甥”。有一次他手掌上托着一颗比较大的绿色硬糖给我看，我没有见过那种样子的糖，我也问他“这是什么？”，他不假思索信口就说：“这是老鸹的枕头。”我们的园子里和后山林子里乌鸦很多，那里都习惯叫“老鸹”，实际上昆明话的读音是“老娃”。那颗糖的形状就是枕头形的，那大小给“老鸹”用也差不多。说明我这位小“长辈”不仅想象力丰富，而且应答遣词很敏捷。

大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在大约六岁多不到七岁的时候又遭了一劫。记不清是我独自一人还是跟谁一起在离月秀小学不远的公路边玩。那时这条公路上汽车少，马车多（实际上是马拉的板车，载货也载人）一架马车从我后面奔过来，马前腿的铁蹄蹬在我的膝窝上。我朝旁边一倒就滚到公路边的坡下去了。幸好除了跌青破点皮以外，安然无恙。这是第二次有惊无险的事，第一次就是三岁在昆明城里被黄包车辗过肚子那回。

美国电影

有时我们这些孩子也到城里去看电影。那时昆明最有名的两家电影院是南屏电影院和国泰电影院，可以看到最新的好莱坞片子。大概在我到昆明之前她们就已经看过《翠堤春晓》。那是讲圆舞曲之王斯特劳斯的故事（其实不是传记片，而是由好莱坞艺术加工了的爱情故事片，其中渲染的许多情节离开了斯特劳斯的真实生平），所以我在车家壁的时候经常听到二嬢嬢、三嬢嬢和她们的同学唱《翠堤春晓》的主题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这歌的曲子倒是斯特劳斯本人的一个特别简短的圆舞曲作品，成了我在童年时最喜欢的一首歌，但到了读中学的时候自己才会唱。1994年去昆明时，在美嬢嬢（翟梅）家里聚会吃晚饭唱卡拉OK，我就提议和舅舅、景明一起唱了这支歌，因为它最好地表达了我对童年昆明的怀旧情。

那时我去看的电影主要是童话片，例如《月宫宝盒》、《小人国》、《绿野仙踪》等。《绿叶仙踪》里面有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处女，后来成了片中主角小女孩梦中的女巫。看完以后二孃孃她们谈起那个老处女，昆明话“处”和“鼠”发音是一样的，我就问；“什么叫老鼠女？”她们解释说女人年龄很大还没有结婚就叫老处女。我不知道什么鬼使神差，自己那时会突然冒出一句：“那我就要做个老鼠男”。有道是“童言无忌”，但也有说小孩冲口而出的话往往是要应验的，理由是小孩不经过自己的心思而脱口蹦出来的话可能是神灵借小孩之口向人们发布的预言。没想到这句对我自己的“预言”后来果真成了事实，一直“鼠男”到不惑之年，也该算是“老鼠男”了。

还有一个影片，也是因为它的插曲令我一生难忘。故事情节倒不记得了，片名也不记得了。好像是一群年轻学生骑着自行车（昆明人叫“单车”）在野外奔驰欢歌，一首特别快乐、诙谐而优美的边唱边吹口哨充满青春激情的歌叫我听了如痴如醉(大概人最仰慕羡艳的往往是比自己刚刚高一层次的，包括年龄上也是，所以童年仰望着青春),可是后来几十年都没有再听见它了。直到前两年我才得到一本南开中学（当年在重庆）老校友编的怀旧英文老歌集，其中发现了我曾着迷的这首歌。歌名是“I love to whistle”,于是我相信在中国还有人记得它。由于自己的偏爱，我把歌词转录在这里，希望引起搞音乐的人注意，想办法让它流传下去:

I love to whistle， cause it makes me merry
Makes me feel so very (whistle)
I love to yodel ev'ry where I go
Yo-da-ley-ee, yo-da-lay-ee oh-lee-oh
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
Makes you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But I found out, I know it's true
A whistle does much more for you
So I love to whistle
Troubles won't come near me
specially when they hear me (whistle)

（括号里写“whistle”的地方插进一段伴有轻快旋律的口哨。）

昆明平政街

爸爸妈妈绝大部分时间是带着我一岁左右的妹妹——田田住在城里的平政街，我也隔些天到那里去玩。来回有时是坐公共汽车，那车不大，制作粗糙，开起来整个车身劈劈啪啪的响。战时后方汽车烧汽油的好像越来越少，因为常常听人说到“酒精车”和“木炭车”。我记得我们坐的那个公共汽车就是木炭车，车尾竖着个大圆筒，那就是烧木炭的炉子（准确说是以木炭为燃料的煤气发生炉）。有时候我还坐滇池里载客的木船来往。我的印象要坐两三个钟头，船上还有茶水和吃食，从城里回来往往是夕阳西斜的时候，一路饱览湖光山色。

城里住的房子前院有些像北京的四合院，但是往后面去还有一个小花园。花园似乎是昆明住家不可或缺的。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的，是由花园再过去一些的那个厕所。昆明人把厕所叫“茅司”，不止叫法特别，那物事本身也特别。里面没有马桶，便池也不是蹲的坑，而是一个很宽大的木头座柜，一个大的粪池就被盖在座柜下面。柜子上面开着一排好几个椭圆形或葫芦形的口，也就是像抽水马桶那样的口，当然开得比较粗糙。解手时就坐在这些“柜”口上，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出恭”时并排坐甚至背对背围着坐。昆明人把这种独具一格的设备叫“茅柜”。花园里还有一个防空洞，听说那时昆明也有过空袭警报，但是我在城里时间很少，没有遇到过。

大概是在我们住过倮倮村之后以及我到另一处进学校前后，住在平政街的日子比较多起来。那时及曾也在城里了，舅妈常常带他来平政街玩，也和我们一起出外去玩。她们给我和及曾一人做了一套斜纹布的童子军制服，我们特别觉得神气，出游的时候就把它穿起来。现在我好不容易翻出了这张合影，保存得不太好已经很模糊，但可以清楚看出站在前面的就是当年的“三只小猪”。“他木斯”也来了但是他没有穿童子军装。舅妈她们住在坛子巷，及曾的外婆家里。其实及曾这个孩子比我鬼多些，有一次他编了句：“平政该（昆明话的‘街’是这样发音的）屁臭恹败（平声）败”。我不服气，问他：“那你们坛子巷呢？”他一时编不起来，愣了一下总算又凑出一句文理不通的话：“坛子汉（‘陷’字的昆明音，“巷”字昆明人也读这个音）也不汉”，意思是说他住的地方不是陷在泥巴里的。

我已算不大清楚这次在昆明到底住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应该过了两次年，记得至少有一次是在城里过的。因为记得街上挑担的、摆摊的多出不少小孩玩的东西，木头的刀枪、硬纸的花脸壳、锡铸的手枪、玻璃弹子等等。很特别的一样是用玻璃吹出来的，形状像一支带把的莲蓬，把子就是一根玻璃管，封住“莲蓬喇叭”口的那一层平玻璃特别薄，噙住管子口一吹一吸，那里就抖动起来，发出“卜咚、卜咚”的声音，所以昆明人叫它“补洞”。那天妈妈带我到昆安巷大宅去拜会“以女祖祖为核心”的老亲戚我就是吹着这个“补洞喇叭”进去的。那时祖祖已经不在了，他的原配妻，妈妈的亲祖母也不在了。“女祖祖”就是祖祖的妾，大概“四婆婆”及以下好几个子女都是她生的。记得那次围坐讲话就在早几年我和“小毛”（及曾）顽皮过的那间厅堂里。“女祖祖”坐在中间，她长得比较富态，两根眉毛中间有一颗很大的痣。据说这叫“二龙抢珠”痣，是头等的富贵相。至少在那时这倒不假，那时我只看到她的六女婿已经是个师长，穿着笔挺的呢军装，腰边还挂着一把短剑。后来才知道她的其他下辈中还不乏更有来头的。

昆明人一般一天吃两顿饭。早饭大约到上午九点多才吃，晚上八点以后吃晚饭。下午饿了加一顿点心，叫做“晌午”。及曾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一同出门到右手不远的一家小馆子去吃米线。除了米线，还有一样东西叫“耳快”（我不知道准确的字怎么写，它像年糕又不是年糕），都是昆明最普通的点心小吃。后来在外面出了名，经过商业炒作身价百倍了。那附近还有一家我们常去的小理发店，墙上贴着些印刷的彩色画。记得有京戏四大名旦的戏装像。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一张上海外滩全景，那些漂亮的高楼大厦是我从来未曾见过的，而且我听爸爸妈妈说过，将来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要回上海去（因为爸爸已经离开政府机关，不会再回南京了），看了那张画引起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爸爸就在平政街那屋里开了一个“大新贸易行”，做批发生意。托在上海的朋友购货，有印刷油墨、英丹士林布等。那时阴丹士林布在许多年里都很流行，布质细密，蓝色的色调中庸，光泽柔和。男人家常穿的长衫、女人家常穿的旗袍、小孩的背带裤（工装裤）都喜欢用它做。后来又买了一辆万国牌的卡车交给另一家公司，委托他们营运于滇缅路上。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见过那里堆放着许多装在洋铁筒里的油墨。关于油墨产品的那些广告画册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比如，同一幅西洋风景画分别印出几个单色版，每一张看着都别有韵致。当你看到同一幅风景，一会儿是玫瑰红的，一会儿是天蓝的，一会儿是翠绿的，一会儿又是金黄的……由于没有叠合成图，虽已具形而尚朦胧，幼小的心里能不浮想联翩？美在它们的似为现实又离开现实，在一些电影里展现梦幻的时候采用的画面处理就有点这种味道。

那时候兵荒马乱，上海以及华东、华中、华南的许多地方（东北和华北更不用说了）都成了日本人的占领区。为什么商人还可以在敌占区和抗战后方之间来往做生意？信是通过什么样的邮政运作来传递的？货物是怎么样运进运出的？现在才想到这些问题，只有等什么时候请教研究历史的人来回答了。

在平政街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听舅舅装在那里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至少在西部地方还是最新鲜的东西。我记得好像只收得到一个电台，就是“中央电台”。播的主要是新闻和评论，那时我还听不懂也不记得。但是每次播音前都有一首当时流行（现在我想大概不是民间流行，而是官方颁行）的歌，歌词虽然那时还不大懂，但是天天听也听熟了，凭着记忆后来也懂得词义了：

江海滔滔，山岳高耸，中华自古为世之雄。
（这里空八个字，忘了），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创业惟艰，先烈建民国。
守成不易，后死（当时是这样记的，后来我想也可能是“后世”）责任重。
同心同德，同一标帜，青天白日满地红。
同心同德，同一标帜，青天白日满地红。

回味起来，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抗日爱国歌曲，其中“同一标帜”四个字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爸爸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打破限制进入上海租界。当时爸爸、大叔叔和小叔叔都分别在昆明、重庆，但祖父母、两个姑姑、婶婶（大叔叔的妻子）和她们的一儿一女共七口老小都还住在上海大沽路，依靠爸爸和大叔叔寄钱供养。日军进租界以后，信还是通的，但是汇款已经断绝，经济上无法接济。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由爸爸穿过火线进入沦陷的上海，设法把一家老小接到大后方来。于是爸爸就离开昆明，没有再转回了。他交给别人经营的那辆汽车据说后来也丢失在滇缅公路上了。爸爸走了以后留下妈妈、我和妹妹（田田）在昆明又住了半年多。

自觉的梦游人

在平政街的时候，舅妈（后左），妈妈（后右），我（前左），田田（前中），及曾（前右）。1942年

南菁小学住读

我又正式去上学了。妈妈希望我进一所好学校。抗战期间北京的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搬到昆明合并起来叫做“西南联大”，可算是战时的最高学府，名教授云集，艰难环境下还造就出不少名震海内外的英才。联大还在当地办了一所附属小学“联大附小”，当然也是一所非比一般的小学校了。我去考二年级，结果考了以第三名录取。记得刚听到自己考第三名的时候心里觉得很懊丧，也很难为情。因为我只记得在北碚小磨滩第一次上学，期末是考的第一名，因此以为第三名是蹩脚的。不料亲戚里面都把这次我考第三名当作一个喜讯传开了，都说；“小伯威天分好”。我这才明白第三名也是不错的。原来当时有许多家长都争相送自己的孩子去考这个学校，我也记得考试那天来的人非常拥挤，楼上楼下占了不少教室，在这么多人里面排到第三名很不容易了。实际上我在北碚只读了一个多学期，上课是糊里胡涂的，都是靠原来妈妈教了些。到车家壁以后只在月秀小学混了几天，一年都是在嬉戏中度过，只是有时我喜欢拿嬢嬢、舅舅们读过的书看里面的小故事，看得兴致勃勃。战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读本都很精致讲究。用的是厚实的铅画纸，有很精美的彩色插图，和糖果饼干一样吸引人。总之，我从小喜欢自己学、自己问、自己想，上学校总是这里一个学期，那里个把月。有时读了一年级还是一年级，有时一下跳两学期，课堂上的事情总是记不清。

但是我终于没有去读联大附小。大概因为路远，我一个人去妈妈不放心。我进了另一所也算不错的小学，就是南菁小学。这个学校的地方可能更远，以前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要把我送到那里去读，最近看了妈妈遗留的“历史交代”材料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到昆明时妈妈任过教的那所学校。更重要的，我是和四婆婆的两个孩子一同去住读。一个是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取名叫“美”。我叫她“美嬢嬢”，解放以后可能觉得这个“美”字不大好，改名翟梅。还有就是和我同年生，月份比我大一点的“三只小猪”里的另一只，出生在葡萄牙的Toms-翟彪。他们还有一个姐姐，生在香港，叫香屏，因为没有和她一起上过学，我见得很少。学校也是在郊区一个叫岗头村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山坡上，也是借用了两所旧寺庙（永丰寺和涌泉寺）的房院。女校长看来大约四十岁，是四婆婆的朋友，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后来从妈妈写的材料中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张邦珍，就是1927年国民党派到昆明来建立组织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妈妈就是这时候在中学加入国民党的。这次我们到昆明时她除了是南菁学校的校长还是云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就是他邀请妈妈当总干事的。这位张校长梳着光亮的、紧贴在头上的女式短发。她就是个老处女，真的有点像《绿野仙踪》里的老处女，她脸上总是摆着一副冷漠的、凛然不可犯的神情。

每个星期天下午，美嬢嬢和Toms来平政街，我们就一同走不远的路出小东门（昆明那时还有城墙）。在那里坐上光秃秃的木板马车，我也记不清走了多长时间才到干头村。美嬢嬢后来和我提起当年的事，她说那时候每一次要上学她都哭着不肯去。我不记得看见她哭过，大概她在家里哭,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到。我是男孩子我没有哭，Toms也没有哭。去一次就是一个星期不回家，但是那里好玩。妈妈给我准备一个网线袋，里面装的东西除了替换的衣裤袜子以外，一般都有一包饼干，有时是面包蛋糕。玻璃瓶子里装些自家炒的菜、腐乳干。有时候还带一个小洋铁罐头装的进口炼乳，吃的时候要找一个大的铁钉子，在罐头上面靠边缘的地方敲一个洞。

我们睡的地方，也就是宿舍，是在一座简陋的搂房的楼上。就那么一个大房间大家并排睡一个大通铺，仿佛记得有二十个人左右。晚上入睡前闹翻了天，高兴起来拿起枕头打仗。到息灯的时间要睡觉了，管宿舍的先生来查房。许多人把头钻在被窝里偷偷笑。早晨天还蒙蒙亮，响起了喇叭声，是起床号:“嗦咪嗦哆，咪嗦咪哆，咪哆咪嗦，嗦嗦嗦哆”（粗体字表示低八度音）。据说这个调子和军队的起床号是一样的。逗笑的还给它配了词：“大天光亮，睡猪起床，起床看猪，猪在床上”。第一天我就没有听见，是边上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他不属猪）掀开被窝打屁股把我这个属猪的打醒的。起来要动作快，不许慢吞吞的。被子要翻过来叠，把白色被里子露在外面。还要叠得方方正正，拍出棱角来。后来我知道也是学军队里那样做的。我还记得妈妈给了我一个里面白色外面墨绿色的小搪瓷脸盆。在学校里每天清早起来是用冰冷的山泉水洗脸漱口。那个年代用来漱口的除了牙膏（当时好像只有国货三星牙膏和进口的黑人牙膏）以外还有“牙粉”，是装在玻璃瓶子里的白色粉末，瓶口有两层铁皮盖子，各有一个圆孔。转动外盖使两个洞对齐就可以把牙粉抖在牙刷上，再转动使两个洞错开，牙粉就倒不出来了。

虽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家境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孩子，但是住读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睡的是通铺，吃饭在一张张条桌边排排坐。每人一个搪瓷碗装饭，搪瓷盘子装菜，还有一个小小的搪瓷杯喝开水。菜我不记得了，反正比家里差得太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有几个人簇拥着那个不男不女的校长来视察，她吩咐说：豆渣的营养很好，你们应该把磨豆腐留下的豆渣拿来做菜。校长平时很少在学校里出现。在公路边有她哥哥的一所平房，其中有她的一间卧室和公用的客厅，妈妈曾带我去过一次。

此外，在山坡更低处还有南菁中学部的教室、男生宿舍及校长的办公室和宿舍等，也是她管的。关于南菁中学，也许我在那里读了半年书还不知道，或者是后来忘了。直到我年近花甲的时候，才从比我大十岁的同行资深老教授章淹谈话中知道这事。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她在工作中接触很多，有一次我去她家里闲谈时扯到早年的事，才知道她抗战时正好是在南菁中学念书。她那时年龄大，当然知道她们学校有个南菁小学。她从南菁中学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也就是清华大学的气象系。这样看来我在那里读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至少已经中学快毕业，甚至可能已经毕业了。谈起来她也记得那个校长脾气古怪。

在那里上课的事，我实在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上课的教室是在一个后院里，房子围着天井。而寝室是在外面的一栋两层楼房，饭堂则好像是庙的前殿。校舍一侧有一个很小的操场。因为都是丘陵坡坡，所以只能开出那样小小的平地。那里有一个适合小学生的矮单杠，实际上就是两根粗陋的木桩上面插着一根磨光了的铁杠。还有一架秋千，我们开始在那里的时候是用两根很长的牛皮带吊着踏板，大概因为用旧了不结实了，后来发现换成了比皮带子粗得多的新麻绳。这是我最喜欢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样东西。还有不知道是谁在那附近挖了一些坑，蹲得下两三个小孩，年级高一些的同学懂得那很像战壕，就带着我们一起玩打仗。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是非常快乐的。

了不起的一个进步，是我在这里学会了自己用钱。每星期妈妈给我带上几元法币，肚子饿了的时候买东西吃。当时用的纸币主要就是印着国父孙中山头像的法币，还有一种竖着印的纸币叫“关金券”。关金券一元等于法币20元。此外还有几种硬币，一种是铜板，有清朝光绪年间的铜板还在流通，一面雕着一条龙，另一面是字（中间有方孔的铜钱从我记事起已不流通了）。还有一种看起来像银币的镍币，我已记不清是清朝的还是民国的，大小和铜板差不多。这些硬币每一个值法币多少我也早就忘了，但记得好像还有标明面值若干角若干分的硬币，体积比铜板小（那时当然没有用铝做的），也有面值一元的大银元，但那时作为纸币的“法币”已经大大贬值，银元和法币如何兑换我大概没有搞请过，也没有用过。

下坡到公路边，除了许多住户以外还有几家小店，还有一些摆摊子的。就是这些形成了所谓“岗头村”。我记得我常在一家小店里买一种和了糖炕出来的甜饼子，现在想起来大概不算是什么美食，可是那个时候下午玩饿了吃起来狼吞虎咽，其味无穷，所以对这样东西一直都没有忘记。还有插在一根大的稻草扎的棒上走着叫卖的糖山楂，北京人叫“糖葫芦”，昆明人叫“山菱角”（昆明话“角”读“国”），也是叫我一见到就忍不住要掏法币的。

此外记得最牢的，是公路边有个摊子，大概就是北京人所谓“卖糖人儿的”。那小贩用五颜六色的热糖粘液连浇带吹做成各种各样的玩意儿，有葫芦、老鼠、猪、手枪、鱼、雀子等等。他有一个圆盘，周边写着各样东西的名称。有一根能转动的指针。玩的人给他一份钱（记不清每一份是多少钱）就可以去拨转指针。最后针尖停在哪里，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当然也有空的。其实我只玩过一次，指针停下来的时候，只听见那小贩说；“哈哈！小家伙好运气，转到了周鱼”，但是他又告诉我他今天的糖已经不够了，也来不及了，做不成，要我明天再来拿。回学校去我就想，“周鱼”一定是一种很大很大的鱼，不然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糖那么多时间才能做呢？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去。那个时候做手艺的小贩还真朴实厚道，童叟无欺，对我这样一个一年级小学生也一点不马虎。原来他给我的是一个最难做的糖人，穿着京戏里武将穿的五彩缤纷的铠甲和帅袍；头盔上缀着绒球，还有一对雉尾；背上插着四面靠旗（当然这些名称都是我后来知道的）。据他解释，不是什么“周鱼”，是古代三国时候的一个大将叫周瑜的人。当然这都是用各种色彩的糖细工慢活地做出来的。这么复杂漂亮的东西，原来我是中了头彩。我兴高采烈的拿回学校去给大家看，博得不少羡叹。当然没有多时就破了，我不记得吃了没有。那时候还没讲究那么多科学卫生，这东西显然是含有不少色素的。现在做糖人儿的很少，但还偶尔可见。有一次我在汉口街上看到过一回，但不是彩色的，而是单一的褐色（麦芽糖的原色，可见没有放色素），东西的内容也比较单调了。

住在平政街时的郊游，前排是“三只小猪”从聚。及曾（前几年叫“小毛”，前中）和我（前左）都穿上了神气的童子军装。（摄于1942年）

告别昆明

八年抗战正好是我的童年时期。在大后方我没有见到过兵荒马乱的情景，比起重庆来，昆明更像是恬静闲适的世外桃源。我在郊外的车家壁和干头村，没有经历过轰炸、躲警报等事情。还因为在我周围大多数都是昆明本地亲戚，不像在重庆、北碚时周围有许多背井离乡的外地逃难者，使你感染到对国仇的激愤和思乡的愁情。当然住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还不至于真的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程度。有一次我走在公路上就见到一群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唱抗日歌曲，不知什么时候我脑子里还记进去了一些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片断，例如：“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在昆明住的后期，我已经主要住在平政街的时候，有几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天空不断传来沉重的轰鸣，列成队形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掠过，大人们都仰起头来看。我看到他们非但不害怕，反而兴高采烈，原来那不是日本飞机。听人们说那是从印度、缅甸飞来的美国飞机。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打了将近一年，据我后来所知道的回过头去判断，当时看到的这些飞机可能就是从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第十四航空队，他的前身是陈纳德将军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创建的志愿空军部队。到重庆后，我在画报上看到其中的战斗机部分被称为“陈纳德的飞虎队”，飞机的头被画成老虎头的样子，我看上去却更像是鲨鱼的头嘴。

当时我看到的一批批的飞机是运送援华物资的运输机，按陈纳德的遗孀，美国华裔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陈香梅的回忆录中说是B—25。但是据我抗日战争以后在上海所知，当时活动在中国的那时最大的飞机是B—29，号称“空中堡垒”。原先是军方的带有武装的四引擎大飞机，可以作为运输机或轰炸机，战后也用作载客飞机。也许陈香梅说的对，我知道的B--29与她说的B—25各是各的。我的“干爹”（干妈吕亦陶的先生）冯友真在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时作为记者的陈香梅在他手下工作过。那时陈香梅和陈纳德已经恋爱但还没有结婚。她的回忆录里说到这样一件事我以前不知道：有一次为了营救她的同行朋友（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女记者），去求助于冯友真，结果保出来了。冯友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面子，不只因为他是中央社的分社社长，还因为冯在抗战时期就是在屯溪特务情报机关工作，当然那时是针对日本人的。陈香梅也许不知道，冯友真就是在1948年冬乘坐“空中堡垒”失事身亡的。

抗战时这些飞机的出现鼓舞了人们的情绪，大概从别的方面来的消息也使大家已经感到形势起变化了，战局有希望了。有一天在平政街那个院子里有几个人（我的印象，爸爸那时已经去上海了，这个院子里还住着一些人），他们在兴高采烈地翻看和讨论一本书。听他们说是明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的《推背图》，他们发现里面的一首歌谣（但是后来我见过刘伯温的著名的预言书，包括《推背图》，那只是一些图，并无文字。那些人谈到的歌谣是朝代更早的一本书叫《烧饼歌》里面的。我见到的版本里就是把两者刊在一本书上，他们看的可能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本子，所以说的是《推背图》，实际读的是《烧饼歌》）中最后两句话是：“一朝闻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雨过”。他们认定按照这首歌谣的排序正好是预言到这个年代的事，而排在前面的那些都已经由以前发生了的历史大事件应验过了。他们推敲出的结论是日本人应该在属鸡的那年垮台。我从来不信这些东西，但说也奇怪，那次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人们在重大事件发生前几年对这首歌谣的理解和琢磨出的结论。果然在三年以后的1945年（这一年恰好是乙酉年，属鸡），怎么会这么巧？

爸爸去上海是一次历险。当时形势非常复杂，沦陷区、国民党政府军队控制区、新四军游击区等犬牙交错。爸爸去的路线我一直不大清楚，只记得后来听他说到过湖南、汉口，走的都是陆路。好在大叔叔的关系网很大，沿途一些地方有他的熟人，爸爸到这些地方找他们就可以得到帮助。据说途经乡村的时候就作农人打扮，还曾经化装成贩卖扇子的肩挑小贩，进入城市就西装革履，混迹于声色场。不断变换着保护色，以免引起特别注意。爸爸去到上海以后除了携带一家七口之外还受托携带两个青年（一位大学生、一位中学生）一同赴重庆避难。他们十来个男女老幼先是从海路经浙江舟山沈家门，而后福州。然后由陆路穿过湘南、桂林、柳州、贵阳。最后经过公路“七十二弯”的险路到达重庆。随即通知在昆明的我们母子三人去重庆实现三代同堂大家庭的团聚。

我们最后告别了昆明。许多人一别就是几十年，有的一辈子再见不到了。外公后来又到昆明南面的一个县去任县长。还把“老弟”带到那里去读书。政权更替以后当然作为官僚地主被斗，但因无大“罪恶”，没有什么“民愤”，所以没有杀，也没有劳改。晚年也像她的父亲（我的祖祖）一样潜心佛学，不久病故。若论他一生的业绩似乎乏善可陈，和他的父亲无法相比。在他为祖祖所撰的墓志结尾处自己也曾感叹：“……今余行年已近耳顺而事养有亏显扬无能……”这恐怕是实在话。继外婆则幸享耄耋之年。

在我离昆明前几个月，舅妈给及曾生了个妹妹，出生的医院就在车家壁公路对面往滇池方向走不远的地方，我还跟大人去医院看过。从医院回外公的山庄时舅妈抱着婴儿照了一张相，正好我站在她们边上阴影里，这是我在车家壁唯一的“半个”留影。我们离开昆明后舅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景明（前面我说过，这本书就是在她鼓动下写的），我原先一直以为景明就是我看到生的那个，还在她面前夸口：“看着你生的”。可是后来知道错了，前面那个没有长很大就去世了，景明是后来的一个。因为离开昆明了，这些事我不知道。舅舅解放以后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很受重用，如景明所说“成了工作狂”，为昆明的市政建设做出不少贡献，但仍保持着各种兴趣和他的豪放性格。后来舅妈又生了两个男孩，可是她不到五十岁就患心脏病卧床不起，好在一家人悉心陪伴照料，直到1973年去世。从我在昆明时的印象只知道舅妈是个和善又热心的好人，后来从妈妈的叙述中了解到更多。

景明关于她母亲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回忆。舅舅八十岁以后两度中风，景明每年回来一段时间照料。父女两志趣相投感情极好。但他先前一直不愿随女儿去香港住，直到1996年才去玩了一次，回到昆明年底就去世了。

及曾（我记得他本来大名叫熊景弼，不知什么时候改成“景辉”了）学矿业，后来被分配到山西，大约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调回昆明，在一个工厂当厂长，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和三个孩子。1994年我一家去昆明扫墓时，他用他当厂长坐的伏尔加小车带我们游了石林和一个小瀑布。小时候我胖他瘦，老年来他胖我瘦了。他的性格似乎历练得十分稳重谦和。他和景明两人（当然还有舅舅）为我们做了周周到到的安排。奇怪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昆明两次总共住了三年，离开半个世纪以后去到哪里见了亲戚还能说六、七成的昆明话；他是生在昆明，二十岁左右才离开，最后又回到昆明住了十几年。但是他完全成了“北方佬”，昆明话一句不会说了。这次相逢隔的时间实在太长，在那里几天又实在太短，本来以为会有很多旧话讲，但是见了面提到过去不过寥寥数语，却怎么也找不回久远早年的感觉了。更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倒是非常现实地交谈了即将到来的退休的事，昔日的浪漫和童趣已经飞到爪哇国去了。

二嬢嬢老实，嫁也嫁了个本分人。老来也是得了心脏病。1978年秋我和爸爸去昆明时还到医院看望了她，大概以后没有多久也去世了。三嬢嬢不幸嫁了个不走正路的，贩卖鸦片。最后三嬢嬢自杀了，详情不得而知。四嬢嬢解放前接受了进步思想，在学校里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后来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了干部，但她文革里也受了不小的冲击，退休后安居昆明。1994年我去昆明那次景辉（及曾）和在岳（“老弟”）陪同我去他家拜访，我们四个人一起照了相，我们是硕果仅存的车家壁庄园里的四个孩子（虽然辈分不同）。她送给我一对景泰蓝制的“竹简”，上面描着大观园那副著名的长对联。“班”舅舅只因家庭出身问题在文革中被冲击，胆子太小，也是自杀了。我有点奇怪，记得小时候他是比较调皮的。我还听到过大人嗔他脸皮厚时用了一句生动的昆明话：“城墙倒拐加三层钢板”。城墙一般还嫌不够厚，倒拐（拐角）的地方才算厚，还要加上三层钢板（那个年代认为再没有别的东西比钢板更牢固了）才坚不可摧。小时如此顽皮大了似不该那么脆弱的。

继外婆所生三女二子，自杀了两个，原因各异。小舅舅“老弟”学兽医（他跟外公在最后一个县长任上时，在那个山区里每天要走很长的山路去上学，那时昆明曾有人来信提到，山里人送给他一只小熊，喂养在家里。我想，他有兴趣去学兽医是否与此有关）。他也因家庭出身被长期放在青海。文革时曾很长时间独自一人在许多天见不到一个活人影的帐篷里放牧牛羊。最后还是设法回到了昆明。

美嬢嬢（翟梅）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后来也回了昆明。1978年我和爸爸去昆明时是她发起约了我们熟悉的一些亲戚“罗汉请观音”，聚餐叙旧。想起小时候一同上学住读的事感慨系之。她因为是在美国出生的，90年代初在美国医院的档案里找到她出生时的脚掌印，被允许入美国籍。她办了，主要是为了女儿去那里读书发展。她们住在芝加哥，可是她怎么也不喜欢“那个冷得不得了的鬼地方”，还是要在昆明住。但那边不允许她们一次到中国来的时间太长，只好每年在两地轮流住，大部分时间在昆明。她和他先生也都酷爱音乐，1994年在昆明去她家吃晚饭以后开了个卡拉OK晚会。Toms（翟彪）也是医生，长期被放在西双版纳的思茅，最后也回昆明了很遗憾我两次旅行昆明都无缘再见到他。至于他们的妈妈，即四婆婆熊韵筠，我们在昆明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担任什么政界职务，只知道她办了一所“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抗战以后她当了国大（蒋政权的国民大会）代表，去南京开会时到上海我家玩了两天。后来听舅舅说他担任过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书记，“解放”以后被送劳改，病逝。她丈夫翟凤阳一直是外交官，后来成为与国民党政府无关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改革开放”初期曾回大陆探亲，到上海时爸爸（那时妈妈已不在）以丰盛家宴接待了他。2002年听美嬢嬢說他已于那年元月份去世，六月份将在联合国教堂为他举行追思会。恰好有一次我和美嬢嬢通电话，那天他们正准备行装又去美国住，以便到时参加仪式。

自觉的梦游人

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一）

第四章的小节目录：再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附一号/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南山小学/我成了“小打手”？/南山上的抗战气氛/山镇家居/过江进城玩/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山上过得很快乐/“记得当时年纪小”/山里生了病怎么办？/“国军”来扰/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冯叔叔/广益中学附小/童子军/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还记得几个同学/抗战胜利/分批回上海/难忘的“大甩卖”/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再到重庆

妈妈携我和妹妹再次迁居重庆，与胡家三代同堂大家庭团聚，是在1942年与1943年之交。那天到江心机场去迎接我们的有许多人，除祖父祖母呆在市区对岸南山上的新居没有出动以外，全家下面两代人都去了。有爸爸、大叔叔、婶婶、小叔叔、大姑姑、小姑姑，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岁的大人。还有大叔叔的儿子阿波，比我小两岁，有五岁半；大叔叔的女儿苹苹，比妹妹(田田)大一岁，还不到三岁。这时到一起，他们都是我的弟弟妹妹。我从此成了大家庭里这一代的“大哥”，那年我七岁半。来迎接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名叫冯新为。他是跟着我们离开上海的一家人，水陆跋涉来到重庆，住在我们家里的。

那两天大家都没有过江回家，而是在重庆市区繁华地带一条大街尽头处的一家旅馆住下了。大家是来迎接我们三个人，但他们也刚来到重庆不久，我们的新家是在重庆隔长江对面的南岸山上，他们此前都还没有来得及到市区来观光，所以就趁着来接我们的时候全体一同在市里痛快玩两天。在旅馆里，头一件叫我忘不掉的事就是那里有不知从哪里来的浓浓的汽油味。我在昆明来往于市区和车家壁的时候，有时也沿公路坐过公共汽车，在车上一闻到汽油味就有些头晕，何况到重庆那天刚刚经过了飞机上的颠簸呕吐，再闻到汽油味就作呕，在市里玩的这两天，每次回到旅馆都觉得很不舒服。

战时陪都重庆比昆明更繁华热闹些，天黑了大街上仍灯火辉煌，还有不少我以前记忆中没有见过的霓虹灯的广告、招牌。记得在我们住的旅馆附近有“大三元”、“三六九”等酒店、冠生园食品店等，听说都是战时从上海等沿海城市迁来的。

第二天我们到重庆各处去转了转。重庆是一座山城，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山城，街道房屋就着“半岛”丘峦的地势，不经意地形成引人入胜的结构布局。大小街道有一层又一层的环山道，坡的方向缓处是坡街，陡处是阶梯街，使得街道两旁的屋宇店家高低依傍，搭构得多姿多彩，有点像童话影片里的奇巧布景。站在低处抬头瞻望，那些本来不过一两层楼的屋群，倚坡层层叠叠，变得巍峨壮观。道路交叉口也因地势不同而呈多种样式，有的地方看上去（也许因为那时自己矮小）还像个广场。这些印象后来常常入梦，并在梦境里幻化得更加绮丽迷人了。那次到底玩了几天，我记不清了，玩了些什么，也记不全了。总之电影是看了的。这里也和昆明一样有一家国泰电影院，但是没有南屏电影院。还有别的电影院，其中我只记得有一家叫大众电影院，因为在这家电影院前面有一大片遭日本飞机轰炸留下的废墟。还看了戏，玩了公园，上馆子吃饭，到商店里买东西。最后还到大叔叔的中华公司去玩了一趟。尽兴之后，在一个早晨浩浩荡荡打道回府。

南岸黄桷垭

过江的地方是在重庆市中心正南面的“望龙门”码头。这里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城墙、城门都没有了，但地名还保留着。“城门”外沿江有百把级两丈多宽的石阶下到轮渡码头，石阶两旁都是一栋栋“吊脚楼”，有的整齐，有的破烂。大家分坐几乘布篷轿子下去。大概过一两年以后那里建设了用钢丝缆索吊上放下的轨道缆车，抢了一部分轿子的生意。一直到1983年我重游重庆时这种简陋而且已破旧了的缆车还在营运使用。重庆市区是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半岛”，虽然打从江面拱起，有几十米高，但还算不上真的是山。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区也没有看见高的山。长江南边的“南岸”区才是山区。轮渡到南岸是一个石滩，走几十米就到山麓，登上去一些有个小镇，叫“龙门浩”，正好和望龙门隔江相对。南岸没有轿子，而有许多滑竿歇在山脚。

滑竿夫们见我们来了一大帮人，赶紧围上来抢生意。早年我在北碚已经见过滑竿，但是从没有坐过。轿子是四平八稳的东西，正正规规有顶、有帷、有座椅的轿“厢”，抬着不方便走陡峭山路，所以南岸这边都是滑竿。躺在竹躺椅（讲究一些的是藤躺椅）上由两个人用竹竿抬在肩上一颠一闪的真舒服。滑竿夫的本事真是了得！盘山的石板路很窄，他们不靠内侧走，而是专门走外侧，并且一路小跑。这还不算，上山滑竿是三人轮替着抬的，途中换人的时候，他们也不停下来，把抬竿由自己肩上猛一举就甩到刚凑上来跑着的另一个人肩上。这个时候我躺在上面倒抽了一口凉气，差点没叫出来！这我才知道在重庆山里坐滑竿就是这个滋味。

龙门浩那时无非是在盘旋上山的石板路边有一些房子高高低低夹道杂陈。只记得其中有一家什么化工厂老远就飘来刺鼻的气味，还有一家作坊也发出一种怪味，后来知道那就是酒糟味，想必是家小酒厂。往上走一点有一个德士古公司的汽油站，那是以后每次经过那里都吸引注目的，但我一直不明白在不走汽车的山路边要这个汽油站干什么，还是到1983年我路重庆凭吊旧地时重新看了那里的地理形势琢磨出一点门道来。除此之外有几家小店铺，还有些房子只是住户。再往上去，漫山绿荫葱茏。七拐八弯到半山上有一处地方叫“老君洞”，在当地名声很响，但我一直到离开重庆还是只闻其名未见其“洞”。也许有洞而不在路旁，倒是在路旁看得到一座土地庙，大小如同普通的一丘坟茔。那个年代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土地庙，现在好像没有哪里把它们也作为文物保留，再看不到了。

经过大约一小时的路程，上到一层山岭了。路往山内一拐，丘墩和松林遮掩着一带屋群街市，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重庆南岸黄桷垭镇。

这个“桷”字包括四川人在内的南方人不读“jue”读“guo”，因此三个字连在一起叫起来更响亮。我那时对这三个字的准确写法当然想不到去考究，所以记不准，于是最近我只好从《新华字典》上找点线索。我本来没有抱太大希望，《新华字典》是近半个世纪来在中国最权威而普及的字典，几乎达到凡识字者家家皆备。但它的性质是大众化的，其解字局限于最普通和最简略的，极少涉及比较生僻和专业的字词。不料在我查“垭”字的时候，却看到它的整个词条竟是如下内容：“垭：（注音略）〈方〉两山之间的狭窄地方：黄桷～（地名，在重庆市）。”这是意外的惊喜，《新华字典》上居然偏偏以“黄桷垭”作为对“垭”字的唯一用例，可见这个山中偏僻小镇一定有它非同小可的地方。但是我曾经身居黄桷垭却因为当时还不懂事，一直以为重庆南岸山里的这个小镇出了重庆地带再不会有人知道它了。《新华字典》为什么偏偏举出它呢？于是我乘现在稍有闲暇开始留意有关资料，这才大开眼界。许多资料说明，这里首先因为地处绝妙的南山风景区，许多朝代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著名古镇，而我们乘滑竿上来的那条路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而恰恰在我们住在那里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时势带来的精华荟萃，达到它繁荣鼎盛的巅峰，成为一度爆发的一颗亮星。

从下面走进来的这条石板路的小街叫“正街”，刚进来有一段上坡路，然后转而平缓。走了大约一里路又变为石板梯级下坡的街段，通向一条公路。公路则穿过山内的一带相对低的平谷（我在那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公路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记得我曾经沿着公路走到过的附近几处地方，都没有越出山中平谷内），市面不在公路边而在它上面的正街及其附近。整个正街两旁全是各种商店和作坊，房子有一层的，也有很多两层的。走到将要朝着公路那边下坡的地方右手有一块如半个小学操场那么大的平地，它周围都有房子。南侧有一座房子是救火的消防队，消防队的西边又有一条与正街的下坡段平行通向公路的下坡路，但只是土坡，没有石阶。坡路两侧也有些杂乱的房屋。

杨家花园附一号

在消防队对面，即平地的西北角有一个园门，那里面就是位于黄桷垭镇西侧、南山东南麓的杨家花园。这“花园”和如今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花园”（或“花苑”）一样，都是属于高雅住宅小区。进了园门，踏着宽宽的石级上去，两旁随着地势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洋房别墅。其中有两层楼房，也有平房，样式各不相同，甚至还有很别致地盖着茅草大屋顶的。建筑格式和整个布局都很像我后来见到的庐山牯岭上的别墅群。

一走进园门右手就是我们的家——杨家花园附一号，因此我家围墙的大部分也就是杨家花园东南角的围墙。因为宅地依坡而开，层层向上，所以我们的邻居屋前的石砌护坡加上护坡上面的一条砖砌的围栏，也就充当了我家西面的围墙。

进了我家（即附一号）的家门，还要走下几步石阶，才落到自家的花园里。这个花园没有外公在昆明车家壁的花园那么大，因为他那里是独据一山的庄园，而我们现在这里只是园（杨家花园）中之园。最有特色的是花园中央有一块直径约一公尺多的圆形围圃，种着一株与我当时差不多高的铁树，它虽然矮，但有粗壮坚实的树干和伞盖般向四周伸出的巨大的深绿色的坚硬针叶。周围一圈鹅卵石铺的小路，又从这里辐射出去几条鹅卵石小路，把花园分割成几片花圃，每一片周围斜插青砖，镶出锯齿形的界边，并都用一圈矮冬青灌木围起。花园北面就是家里的主要建筑，一栋假三层楼房。其中第三层是西式瓦屋顶内的阁楼，开着两口既有实用性又具装饰性的天窗。水泥外墙面像棘皮动物的表皮那样布满尖锥，这种尖锥并无防盗功用，也是装饰性的。现在想美观墙面可以从材料上大做文章，这样的处理已不需要，因此凡是这样的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遗留物了。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还能清楚地画出那座楼房各层以至整个宅院的结构布局。楼房大体上坐北朝南。从正对着铁树的几级台阶上去便是楼下的一个浅门廊，门廊顶上是二楼的阳台。进了正面的门是一个小客厅，相重叠的楼上也是一个客厅，需要时还兼做客房。门廊左侧还有一个门进入一间大卧室，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就住在这一间里。楼上重叠着同样一间卧室，由大叔叔婶婶带着苹苹住。楼下客厅后面是饭厅，有门相通。饭厅比客厅深，在它后面一角有一圈曲栏杆围着进入地下室的楼梯口。东侧有一道门对着楼房外的一所平房，平房并排三间，分别是厨房、煤柴杂物间和女佣人居室。此外客厅、饭厅和爸爸妈妈的卧室都各有一扇门通到一个过道，过道后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房间，是祖父祖母的卧室。过道西面就是上楼的楼梯，上了楼是楼上的过道，那里分别有四扇门进入楼上的四个房间。除了客厅和大叔叔卧室以外，饭厅上面是大姑姑的卧室，小姑姑寒暑假回家时和大姑姑住在一起，后来小叔叔结婚后由他一房住。于是大姑姑结婚前就暂居前面客房。祖父母卧室的楼上给我和阿波两个小学生，冯叔叔寒暑假（有时周末）回家则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样所有的房间正好安排妥帖，厕所则利用楼梯下面封闭成一个小间，放着两个白底蓝花的陶瓷马桶。山里的洋房唯一缺乏的是与自来水相关的设备，所以没有卫生洗漱间。常年雇用一个男工，主要是挑水、劈柴以及干一些非经常性的粗重活。

花园的东南角还有一座很小的两层楼房，上下各有一间，楼下除了通花园的门以外，还有直接通外面的大门。为什么要盖这栋房子呢？后来我回想起来，它的楼下很像城市里的汽车房，但是山上显然用不着汽车房，也许是用来放私人滑竿的。那时住在公路对面的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杨管北（大叔叔的上司，杜月笙的好友）就有私人滑竿，住在公路对面更远一些的汪山的蒋委员长，听说上下山也是坐专用滑竿的。这些私家滑竿都装备得很豪华，而且至少要雇用三个滑竿夫。我们家里需要经常外出的人都还年轻，恐怕雇那么多滑竿夫也雇不起，所以那房子楼下基本空着，楼上则住着一个男佣人。

房子都很新，到处闻到一股有点刺鼻的香味，因为地板、楼梯、栏杆、百叶窗都是刚刚油漆过的。1983年我路过重庆特意去凭吊故地的时候，在公路边一家小吃店里和一位老人攀谈。说起杨家花园的掌故，他说那是一个姓杨的财主开发的房地产，这个人解放后被作为恶霸地主镇压了。我想很显然，姓杨的人就是在抗战迁都的时候建造这个“花园”，专门招徕来自“下江”的上层住户的，所以房子都是新的。

自觉的梦游人

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

祖父胡少琴那时已经66岁，比外公将近大十岁，但是他长得比外公结实。他天生没有胡须（大叔叔的脸很像他，而且也不长胡须）。平时性情憨厚温和，虽然也是不多说话，但不像外公那么威严。我家祖居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一个叫“新市”的镇上，和如今著名的周庄、乌镇差不多，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威尼斯”式的水镇。60年代的国产电影《林家铺子》和《蚕花姑娘》的外景都是在新市拍摄的，它是鱼米之乡，也是丝绸之乡。祖父也就是由绸缎庄的学徒出身，中年迁居上海，仍经营绸缎。抗战前就歇业家居了。祖母陈氏（我至今说不出她的名字来），没有读过书，脸上和身上都很瘦，腮帮瘪、眼眶凹，但是里面藏着一对犀利的眼珠，说起话来声音又尖又亮，脾气有些躁。除了她最宠爱的小儿（小叔叔）和小女（小姑姑）以外，一家人都有点怕她，尽可能顺着不去招惹她。爸爸小时候有个小名叫“和尚”（老派中国人给孩子取小名有讲究，都是希望生下来能平安长大的意思，取名“和尚”大概可以托菩萨保佑），所以他们老两口互相称呼“和尚爷”、“和尚娘”。

大叔叔是个大忙人，平时很少在家里露面。我还是个小孩，但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他是个人物。婶婶个子比妈妈高，皮肤也白些，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很漂亮。她们妯娌两人各有千秋。据他们说婶婶和大叔叔结婚以前是同一个屋子的房客，她单身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她从小没有了亲生父母，由亲戚抚养，具体身世我到现在也还不是很清楚，只听说她还在“精武会”练过武。她现在已经九十八岁了，是胡家硕果仅存的“老祖宗”，前两年还能够健步上下楼，逛街，由儿女陪着去上海以外的地方旅游，最近才开始显得衰了些。她性格直爽，健谈，说的话里面常常有一些我没有听见过的词句。都是上海、江浙地方的俚语，听懂了以后，觉得生动而“发噱”。

小叔叔在爸爸一辈里个子最高，戴眼镜。他也是在外面多，在家里少，据说在银行里做事。回到家里，高兴起来便海阔天空吹得眉飞色舞，不高兴时则面色阴沉，像谁都欠了他似的。

大姑姑也算是高挑身材，五官端正，皮肤白净，头发前面梳得高高的里面衬着假发卷。后来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那是日本女人带来的发型，但是经过上海人的改造融化以后更是加倍地雅致妖冶，直到战后还在流行。

小姑姑身材矮小，而且小时候不幸得过天花，没有招呼好，留下一脸麻斑。由于貌不惊人，穿着也将就朴素。聊可弥补者，她是个预科大学生，正在复旦大学先修班念书。她聪明活泼，而且还有一副嘹亮的金嗓子，歌唱得很好，学的是正格的“美声唱法”。

阿波当时头顶正好到我嘴巴那么高，所以我开玩笑说正好可以“啊呜”一口把他吃了。他的脸也长得很像他的爸爸和祖父，早两年在上海就有一张祖孙三代的照片，妈妈曾在边上题着“三代如一”。听说他不到一岁的时候嘴巴里喜欢发出“啵啵啵…”的声音，因此就给他取个小名叫阿波，那两年他经常生病，家里就认为也许是这个名字取坏了。要把这个“波”平下来，于是他的妹妹生下来就叫“平平”，又觉平平不够雅，遂改成苹苹。但是婶婶、大姑姑小姑姑平时都不叫她苹苹，而是叫她“阿咪度”。在重庆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她还有这个古怪小名，几年以后在上海我才搞清楚，原来小时候她很胖，而且喜欢笑，很像家里供着的大肚子弥勒佛。上海人不叫弥勒佛，叫“弥陀佛”，所以就叫她“阿弥陀”。那时我听成了“阿咪度”是因为上海话“陀”和“度”发音一样。

冯叔叔住在我们家里也像一家人一样。他在江苏医学院读书，那时江苏医学院也像小姑姑读的复旦大学一样从上海搬到了重庆北碚。所以平时他和小姑姑一同去北碚上学，周末和寒暑假回家来住。他和气斯文，白净而略长的脸上也戴一副眼镜，冷天穿一件皮夹克。我对他最早的一个印象：当他站在客厅里和大人们说话时，大概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腼腆，手捏着系在他皮带上的一串钥匙的链条把钥匙甩着打圈。

他们从上海和逃难沿途买了带到这里的东西真不少。有漂亮的丝绸衣料、被面、电灯纱罩、精致的花瓷碗、盘、杯、盏。还在福州买了品种繁多的彩描漆器，有大小盘子、杯、壶、花瓶、墨盒、笔筒、笔架、香烟盒火柴盒和烟灰缸的组合具、牙签盒、筷子直到木屐（木拖鞋），还有我和阿波一人一个铅笔盒。福建的漆器真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一律是黑亮的漆底，上面描的都是风景人物国画，也有在云中翻飞的龙。

他们还给我从上海买来一套蓝色的小西装，一条紫红小领带和有精致象牙环扣的丝质橡筋背带（那时候穿西装比现在更讲究地道，一般都用背带来吊裤子，少有用皮带系的）。阿波的小西装是苹果绿的，而且因为他年纪更小，是短裤，更显得活泼些。此外还有双钱牌橡胶套鞋和薄的透明油布雨衣，雨衣上有花。我记不清我那一件是什么颜色了，但总之那时我自己觉得穿着它有点像女孩子。特别是因为那顶背在后面翻上来戴的遮雨帽也有花，看不见头发是长是短，更像个女孩。所以我一直犟着不肯穿它，宁可淋雨也不穿。后来上学，下雨天妈妈非叫我穿不可，于是我只好出门走到家里看不见以后就把它脱下来，夹在腋下，一任雨淋。

除了从昆明来的妈妈、我和田田三个以外，一家人都讲上海话，听起来叽叽喳喳的。起先我听不大懂，很快也就熟习了，可是在那三年里，我却没有学说过说一句上海话。我想那是因为环境是在重庆，而重庆话和昆明话更接近一些，所以反而是阿波和苹苹很快都被我同化了，跟我学了一口昆明话。那时我们在家是昆明话，出门是重庆话。别人听了没有什么意见，只有祖母（按照家乡湖州话我们叫祖母“嗯奶”叫祖父“阿爹”）意见大了。重庆话昆明话她听了一概讨厌，每当听着不舒服就尖起喉咙大喝一声：“难听煞嘞！”，但是后来她自己不知不觉也开始学起我们说话来了。例如，我总是喜欢和阿波一起玩，尽量避开两个妹妹，而小的总是要来缠着大的。有一次我手里拿了一个什么好玩的东西，田田一定要我给她玩。我就拿着逃跑，她就一路喊着“我要，我要”，在后面紧追。从客厅后门跑进饭厅，从饭厅的另一个门转到楼梯下的过道，又从客厅的边门进入客厅。就这样一直绕着客厅和饭厅之间的墙兜了许多圈子，最后我干脆跑远了，急得她跺着脚大哭。“嗯奶”听见了就叫：“烦煞嘞！伯威，伯威，快点来领妹妹去王王”。上海话“玩”叫“白相”，她学不来这个“玩玩”，学成了“王王”，后来我们背地里总是笑她的“王王”。

更好笑的还是笑她自己的方言话。有一次我们四个孩子一起在客厅里玩得大叫大嚷闹翻了天。她听得受不了了，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对我们大喝一声：“嗯呐（湖州话“你们”的发音）造反啦？”。我们立即吓得鸦雀无声。但是等她一走以后我们更忍不住大笑大叫，不断重复嚷叫：“嗯奶造反嘞！”。而且每叫一句就跳起来扑在沙发上打一个滚，因为太开心了。原来在江浙话里“呐”和“奶”发一样的音。所以她这句话听起来就是“奶奶造反了！”。本来是想骂我们“造反了”，结果说成她自己“造反了”。

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

走出杨家花园的园门，沿着我家的南围墙向东走几十步就到了黄桷垭的正街。这个奇特的小镇当时人烟稠密，走在石板街上除了重庆话以外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口音，特别是上海、江浙口音。街上店铺虽都不大，但是百业俱全。吃的有宁波人的糕团、咸菜、绍兴人的老酒、山东人的葱油大饼，中药铺、西药店，还有冠生园食品店。离我家不远还有一家叫“ABC”的小西餐馆，虽然店面很窄，但是除了上楼可以吃到简单的西餐以外，楼下可买到新鲜的蛋糕、球状冰激凌。我们家最感兴趣的是那里每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刚出炉的小圆面包，热烘烘的，加上那股新烤出来的香味，叫人胃口大开，与搁冷了的面包不可同日而语。

穿的方面除了布店、成衣店、裁缝铺以外还有几家皮匠店，我们穿的皮鞋都是在那里定做的。做出来朴质厚实，鞋底是用车轮外胎切制的。还有一种黑色的圆口“皮布鞋”，鞋面是用薄的黑面羊皮革做的，鞋底是很厚的白色的水牛皮芯。

用的方面有土产杂货店、木匠铁匠铺、书报文具店等等。

此外这条街上有银行、邮政局，还有卫生局。还有什么别的机关我已记不清楚，特别记得卫生局是因为阿波把“衛生局”读成“街生局”。后来看报纸又把“千岛群岛”读成“千鸟群鸟”，婶婶、小姑姑都笑他是“白字先生”（谁能料想这位“白字先生”后来成了上海市很有名气的教育家）。一个小山镇上有卫生局等等，还有我家对面的消防队（救火会），在那个年代实在是不寻常的。

正街往南下坡除了商店以外还有各类作坊，其中有一家印刷厂（作坊）那里有铅印的机器，还有一台石印机，在雕刻的大石板上印刷书画作品，我每次走过都喜欢去看看。

正街以西也是下坡，大概有两三条与正街平行但是地势低些的小街。那一带以菜市为主，有种类繁多的蔬菜、肉食，而且还有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山上来的各色鱼虾。还有包括上海的“南货店”在内的各地各种腌、腊、酱、晒、泡制的加工食品。在那面山坡上横竖的几条小街就简直就像今天的超市，虽然没有那么漂亮，但是更实惠。街上除了经商的也有一些外地来的人居住在那里。我家的楼的后面隔着围墙就有街道边的一家人家，到了晚上常常有男女两三人伴着箫声唱起一种深沉凄婉的曲调。大人们告诉我那是昆曲，显然那一家不是本地土著，因为一般而言会唱昆腔的不是北方人（北昆）就是江浙人（南昆）。

从杨家花园往西去没有街，是叫做南山风景区的一片山岭。出了杨家花园的门西行，是一条大体沿着向阳山坡等高线走的小路。起先是石板路，大约走五分钟，在小路右旁的坡上是占地广阔的著名的广益中学。再往西走就是泥巴路了，路左旁有一座小的耶稣教礼拜堂，有时星期天我们跟着婶婶去做礼拜，听布道、祷告、唱赞美诗。家里有小姑姑、冯叔叔和婶婶三个人信耶稣。我跟他们去礼拜堂是因为喜欢听赞美诗合唱，看彩色的耶稣圣迹画片。再走几步，左边下坡处有一栋房子竖着一个大木牌，上写“陈××大律师”。后来我进广益中学附小，他的儿子陈令是我同桌的好朋友。再往西去，右旁高处，苍翠参天的松林丛里除了有一些孤立的别墅以外还有两所医院。一所是协和医院，另一所是红十字医院。后来见到有人记载，当时还有包括德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在南山一带，但是我那时候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走了约两里路，下坡到公路旁就是我和阿波到重庆后开头就读的南山小学。

整个这条半坡小路左旁，也就是它与坡底下的公路之间，都是一片小麦、蚕豆、菜花的梯田。每到仲春，一畦翠绿（抽穗而未实的青麦）、一畦嫩黄（油菜花）、一畦姹紫（蚕豆花，当地人把蚕豆叫“胡豆”），还伴着袭人清香。下去到公路南面则是一大片山中平坝，除了几处村落以外都是水稻田。农夫扶着犁赶着水牛在耕田，雨天穿蓑衣戴斗笠，平时喜欢像昆明车家壁的倮倮男人那样在头上缠几圈布，那里许多滑竿夫也是那样的。有的人平时不缠布，喊“脑壳痛”的时候就要缠起来，女人也是一样。

从我家对面的消防队旁边下坡到公路朝东走两里，再沿公路南边的小路走进去一两里路，有一带山岭，那里是汪山风景区。听说蒋介石就住在那里，但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也是回忆当年这一带旧事的文章。作者叫康国雄，那时是广益中学的学生，他父亲是大金融家，美丰银行老板，当时的陪都临时参议长。他的家就在汪山，而且就在他家附近邂逅了正在那里野餐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是成了蒋、宋常常接待的小客人（解放后在政治运动中被说成是“蒋介石的干儿子”）。据他说蒋介石是住在汪山附近也叫“黄山”的地方，不过常常走到这里（靠近汪山的这段公路）来散步。奇怪的是我在那里三年从未记得有“黄山”一说，只记得别人说蒋介石是住在“汪山”。但我相信这位康先生当时已经是中学生，知道的事比我清楚，也许我是听的家里大人说上海话，把“汪”和“黄”混淆起来了。

我们去汪山一带玩过，其中有一处胜地叫凉风垭，是个山口，有三棵参天大树，站在那里真的是凉风习习。重庆南岸，南山到汪山、黄桷垭镇以及散落在那一带的几个更小的镇子里，除本地人以外住着许多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商、医、政、军、法各方面名家要人。那里景致优美，人气兴旺，人杰地灵，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影响的地方。

这里也是孕育诗情触发灵性的地方。至少现在我得知，在我将要离开的那一年（1945年）和我早早夭折的小妹妹差不多同时，在黄桷垭镇上出生了另一个女孩，当她长大漂泊在异国的时候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橄榄树》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她就是蜚声中外的女作家三毛。1987年她回国专门上南山寻根，拍下旧居的照片带回去给家人看。那就是她心中的“故乡”，虽然她的父母也是战时从外地迁来，抗战后又回南京的。 还有，在“第二次解放”的八十年代感动了全中国的作曲家施光南就是因为出生在南山，取名“光南”。他1940年生，比我小四岁，和苹苹一样大，但因为生在那里，也是抗战以后离开，所以住在那里时间比我长。

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

爸爸和大叔叔每天过江到市区去忙他们的商务。来回必须上山下山，除了雇滑竿以外也可以骑马。也是雇来的，马主人就是马夫，乘客骑在上面由马夫赶着走。他们出门总是要提一根黑漆光亮下端包铜的曲柄手杖，中青年人提手杖并不是为了助步、爬山，实在只是一种派头。那个年代“斯迪克”（stick）好像是绅士（特别是穿西装出门的时候）必携之物。此外一顶造型潇洒的毡帽（现在有人说起几近绝迹的这种帽子都叫“礼帽”，而那个时候如果说“礼帽”，那是指更早的年代流行于欧美特别是英国的那种顶圈比底圈大的圆筒状窄檐帽）也是必备的，比现在要多不少麻烦。但是爸爸的斯迪克倒是曾经被他开发出另一个用场。四川的耗子（老鼠）是全国闻名的，又多又大，大的论斤，一般的猫根本降不住，见了大老鼠反而要退避三舍。我家那个地下室就在饭厅下面，用作储藏室，主要是藏食品，所以自然成了耗子窝。它们经常窜上饭厅嬉游散心，嚣张不羁，家里人见之犯怵。有两回爸爸起了性子，拿来自己的手杖，关紧了饭厅三面的门，在地下室和饭厅之间奔上跑下拼命追打，并猎获数只。但是手杖上光亮的黑漆也剥落几处，只差没有打断。他虽然出了一口气，精神上得以满足，却是得不偿失。

大叔叔在轮船航运界已经是个风云人物，和大达、中华等几家公司都有关系。虽然他年纪轻，还没有位居顶层，但是看得出他很受业界头领和周围同行的器重和推崇。我那时还不懂什么，但是看到不断有穿着气派的同事朋友登门造访。有时家里请客，来者成群。有和大叔叔一样三十多岁的，也有四五十岁的。有西装革履的，也有毛料长衫的。工商界的人最会热闹，大叔叔洒脱自如周旋其间，而人们对他如同众星捧月。其中有不少是苏北人（也许这是当时他们航运界那一帮的特点），大叔叔对着他们也操得一口苏北话，不知是外面还是家里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江北司令”，虽然他自己不是“江北人”。

他毕业于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是校长杨志雄的得意门生。杨志雄不只是一个校长，还是有官方、国外甚至青红帮背景的大资本家。那时杨志雄还在上海没有来重庆。有一次他把大叔叔召回上海，交给他办了一桩差事，就是把上海滩头号大亨杜月笙的一个儿子接到重庆来。杨志雄要巴结杜月笙，如此“大事”自然要交给他认为特别干练的人。

解放初期共产党也特别器重过在航业界地位不算最高的少壮派胡汉武。曾经派他为代表去香港说服动员那些已经逃出去的轮船公司老板带着船回大陆来，动身前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饯行。到香港后被台湾那边国名党政府得知，对胡汉武发了通缉令，有特务跟踪。照样在那里公开请客吃饭，有众多商界老朋友掩护。那一趟去了有所成效。但是其中一个老朋友，后来的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反过来动员他留在香港不要回上海了，结果都是“人各有志”。后来两人遭遇迥异，董浩云没有听胡汉武的，后来事业发达，成了世界船王之一；胡汉武没有听董浩云的，“历次运动”步步沦落，文化大革命以后直到2005年去世前蜗居八个平方的陋室。但是历经沧海难为水的他，老来淡泊安命，对往日兴衰荣辱不问则不提。提起问他，淡然笑谈而已，未尝见他表露出丝毫失落的忿忿。

爸爸青少年时代含辛茹苦以至自己屡屡辍学，帮着父母一起抚养培育几个弟妹。但他自己一来没有大的学业造就，二来耿直而缺乏圆通，除了做事勤恳、严谨、细致、认真别无特长和大才。所以自己先后从政从商都打不开局面。后来还是靠了他兄弟（大叔叔）的引荐帮助，才得以在商界立足，在大达轮船公司独资创办的大达矿石厂任副经理。

经理朱小帆是大达轮船公司的老班底。爸爸在昆明办大新贸易行时，他就是合资人。此人年过半百，旧式作派，不穿西装而穿中式长衫。鹰眼浓眉黑面皮，还镶着几颗金牙，一口乡音未改的绍兴话。他的家就住在下面公路那边，所以常常到我家来和祖父祖母聊天。主要是谈些早先（上海人叫“老底子”）在上海的老话。他喜欢喝特别浓的乌龙茶，把这叫做“龙头水”，来了就要讨“龙头水”喝，所以每次他来，祖母总不忘记给他用描龙带柄的大瓷杯子沏上一满杯滚烫的浓茶。于是他的谈兴愈来愈浓。对两个老人来说他的来访成了消遣解闷的最好时光。

来和祖父祖母谈天的还有一位常客，就是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杨管北的夫人杨太太，她家也住在公路那边。杨太太的年纪也介乎我家的两代之间，所以来了主要也是祖母与之叙谈。媳妇女儿们只不过偶尔进来陪坐一下，搭讪几句，凑趣应景而已。杨太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面皮白里透红（也许化了淡妆），体态丰腴，黑油油的头发紧贴头顶向后梳，挽成垂髻，就像宋庆龄中年以后的发型。她不像我们这样有一大家人在，所以先生出门后一个人在山上家里格外寂寞无聊，我们家成了她的一个很好的消闲去处。

自觉的梦游人

南山小学

第一年开春，我和阿波就去上学了。南山是重庆南岸山区最临江的一条岭子。黄桷垭就在这条岭子东麓，从黄桷垭小镇走南山北坡下到江边要走个把小时。而从消防队旁边下南坡走不需五分钟就是这条岭子的南麓了，到了上面提到的那条公路。往西走，左边是一带山中谷地和坪坝，多为水田，间有农舍。右边是南山脚下的坡地。大约摸走两里多路，路边北坡就是我们要进的南山小学。在这半路，坡上有一群引人注目的楼房，我脑子里依稀还记得人家说过：“这是邮政局的宿舍”。但我一直怕记不准，初稿里没有敢写。最近才从一位巧遇的师妹那里得到了印证，于是我判断这个“邮政局”不是一般级别的，很可能是中央级的。虽然历来中国的邮政部门待遇优厚是出名的，但是在那战乱期间在风景优美的南山拥有一片楼房“小区”（即便我的印象中它们不是洋房别墅而只是晚上有电灯的“筒子楼”）做职工宿舍，那必定是“中央机关”了。

这时阿波还没有正式的名字，他在上海上进过幼稚园用的名字是波波。现在要取一个正式的学名。因为我叫伯威，按照伯、仲、叔、季的排序典故，妈妈建议，阿波的名字就叫仲威吧，于是就这样定了。第一次去上学是由家里的一位男佣人送我们去的，他好像姓吴，名字现在记不得了。年纪还很轻，二十多岁（不久以后换了一个，年龄大些，姓皮，大家叫他“老皮”，一直做到我们离开重庆），光头长颈，当然是本地人，主要在我们家里干挑水等力气活。那一路上我们兴高采烈，不记得为什么快要到学校时，在说笑中我们兄弟俩追着他转，打闹起来了。这时他朝着学校的方向扯起喉咙大声喊：“先生（过去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凡是老师都叫‘先生’），快来看噢！胡伯威、胡仲威迁翻儿（重庆话顽皮的意思）打人”。他这句喊冤告状的话及其十足的重庆话的声调韵味我都一字不差地记到今天。这话显然有威吓的暗示：“嘿嘿！你们从今天起上学了，有‘先生’管了，看你们还调皮？”

南山小学还有点规模。一进门是一条宽宽的铺着石板阶梯的林荫道。进去不远，左手有一座礼堂，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因为是上坡）排列着一些平房，那是各年级的教室和教员的办公室。中间有一块较大的平地做操场，操场北边有一根旗杆、一个台子，是校长和主任对学生讲话的地方。学校的后面也就是坡的上面有后门和篱笆围墙，出后门有一条小路，就是前面已经说到过的，与公路平行，在山坡高处直接通到杨家花园门口的那条小路。小时候的确对自己周围情况了解得太不深入，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半（后来转广益中学附小）就从来不知道南山小学还有住读生和学生宿舍。前两年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大陆做轰动一时的“两岸破冰之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追寻大陆成长岁月》的报道。其中说连战八岁时随父母到重庆，就读于“多为国民党中上层军官和富裕家庭子弟”读书的南山小学，并说他在这里的两年是住读的。

仲威是初进小学，从一年级读起。我从北碚小磨滩开始上学，后来是昆明车家壁月秀小学、乾头村南箐小学都是乱七八糟插班，学期没有完又走人，我记得总是读一年级。大概在南山小学一步就跳到二年级下，在那里读了三个学期。

抗日战争到中期，西南后方的经济生活日趋闭锁，许多东西只能在当地制造，质地显然不能与沿海制造的相比。例如晚上停电时用的蜡烛，白蜡的就很珍贵，大多是土黄色软质的（据说原料中有牛油）。男孩子喜欢用橡筋圈打仗（把纸卷成小圆棍折成人字形做“子弹”），那时的橡筋圈多半是土红色无光泽的，那就是本地制的。比较少见的褐色有光泽的，弹性好，又结实，那是外来的。重庆人把经济发达地区进来的东西都称为“广”的，相对于本地“土”的。

那时候普遍用的纸张也和我四岁时第一次在重庆见到的纸张大不相同了。学校写字本子的纸颜色很黄，质地粗，大概是掺进了稻草的。我记得我们家订的《大公报》以及爸爸给我买的一本叶绍钧的童话集《稻草人》，还有家里看到的一本张恨水的小说《八十一梦》等书，都是用差不多这样的土纸印的。我们用的课本则用的是很粗糙色泽发乌的“还魂纸”，就是用捣碎的旧纸重新做的。在那上面常可看到以前的各色旧纸的痕迹，甚至可以看见七歪八倒的旧纸碎片上原先铅印的字迹。

那时我开始对文房四宝有了兴趣，其中除了纸不好以外，笔、墨、砚这类东西品位档次大有高低精粗之别。例如笔，一般我们小学生用的羊毫、狼毫（分别用来写大字、小字）都是很普通的细竹管随便刻上几个字，用掏薄了内壁的细竹管做笔套。讲究一些的是铜笔套，其中也大有精粗之分。家里和文具店里可以看到一些精品，那就大有讲究了。笔管有紫竹的还有象牙的，上面雕刻的精细字画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墨，小学生普通用的很简单，大约三寸长的圆柱、椭圆柱或扁方柱。压印的几个字标明品牌，有“松滋侯”、“金不换”、“五百斤油”等，劣质的嗅着有墨臭。讲究的很逗人爱，首先是加了香料，磨墨时就有清香袭来。墨质、造型、着色品类纷呈。大的、小的、扁方柱的、圆柱的、六角柱的；雕龙画凤的、蓝粉底上描金粉的……陈在文具店橱窗里很有看头。砚，小学生普通用的是三寸见方的砚瓦，中间是圆的墨池，上覆一方瓦盖，也作舔笔用。更方便的是用铜的墨盒，有黄铜的也有白铜（铜锡合金）的，内盛饱浸墨汁的丝绵，可以用一段时间，免去每次磨墨的麻烦。要紧的是铜盖子要盖得严实，放在书包里不漏墨汁。形状也有方的、圆的、椭圆的，铜盖面上不是雕字就是雕画，内侧也衬着一块薄瓦片用以舔笔。至于各种各样的讲究砚台也都做成五花八门的艺术品，妈妈就有一个雕刻精致的大砚台，装在紫檀木盒里。总之那时我开始领略了文房四宝之为“宝”，也体验了中国代代传统文化人对自己须臾不离的用物的美和雅的热心追求。现在当我正在用电脑作文抒发怀旧之情的时候，不忍想到这些东西竟那么快的就像秦俑、楚编钟那样悄然进了博物馆，而我们的后代恐怕将基本上与之无缘了。但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有点幸灾乐祸“偷着乐”，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我的一笔字一辈子就是一塌糊涂，拿不出手，现在不兴写字了，用起电脑来打字，我能够和大家一律平等了。

人家都说我是个“做学问的”，那么现在写到学童时期回忆的时候总该讲讲在学校上课的情形吧。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那时候叫“初小”）我先后进过五所学校，写到每一个学校时我都曾搜肠刮肚使劲去“检索”课堂往事的痕迹，怪就怪在一点也检索不出什么来。在南山小学我就只记得美术课和劳作课。美术课实际上只是图画，先生在黑板上画一样东西，我们就在“拍纸簿”上依样画葫芦。所谓拍纸簿就是用没有印上任何格子的一叠白纸在上方粘合，便于撕下来用的本子，纸质当然也不怎么好，相比之下我看到冯叔叔画图用从上海带来的专门的铅画纸，真是羡慕极了。从那时起我曾经有几年对画画颇感兴趣，大人们对我的“作品”还有所夸奖，但我没有进一步认真去学过，浅尝辄止以至逐年退化了。劳作课顾名思义是培养动手能力的，可以有很多很多做法，但我们低年级那时主要只是折纸、蜡光纸剪贴。折纸我早就跟妈妈学会了。蜡光纸就是一面有各种颜色而且很光亮的纸，用不同颜色的蜡光纸剪出各种形状的小片，在拍纸簿上拚贴出各种彩色图画。在对什么事都充满新鲜感的童稚眼睛里，就那些色彩多样的蜡光纸也足够引人入胜。有白的、黑的、大红粉红的、草绿墨绿的、鹅黄嫩黄的、深蓝浅蓝的、紫的、棕色的，还有我一时买不到，花了不少时间去寻觅过的金色的、银底红花的。我特别羡慕高年级生的劳作课上用粘土雕塑人像，还用阴干了的粘土块雕刻出各种园林景物，我自己也用黄泥巴（拿不到他们那种粘土）来“创作”过，得意杰作是汽车、坦克车和大炮，干了之后我还用毛笔蘸墨把它们涂成黑色。

学校里中午休息的时间不长，回家怕耽误时间，特别是遇到下雨天，就由家里佣人给我们送饭，在教室里吃。为此特别买了一个有拎把的，形如沙锅的搪瓷桶，外面做了一个棉套子保温。为简单起见，送来的不是平时的饭菜而是和着几样荤、素菜煮的面条或稠而软的泡饭。这都是终日忙碌的上海普通老百姓常用的方便午餐，前者叫“烂糊面”；后者叫“咸泡饭”，所以一定是婶婶这样安排的。味道很好又吃得块，吃完了还有时间可以玩。

因为在南山小学只呆了三个学期，所以绝大部分同学都早就从我的印象中消失了。只有两位漂亮女同学的名字还一直记得，她们的形象至今还在脑子里隐约闪烁。去年出版的初稿里我略去了。可是阳历岁末的时候遇到一件“无巧不成书”的事，叫我再不能不提了。我的上海中学老同学吴宗铎看了我的书，从北京打来电话谈了许多感慨，并说到小时候他家里抗战时期许多经历和我类似。更意外的是第二天晚饭后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再往下看的时候又有一个更惊奇的发现，原来他的太太沈芝珍和我竟是更早的校友，重庆南山小学的，只不过她比我低一个年级。接着就把电话交到我这位新发现的“师妹”手上。南山的事比上中的事更久远，提起来更有梦幻色彩，令我们兴奋不已。其中她说起比她们高的我们这一年级她只知道两个人，而且都是后来知道的。一个是现在的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他和我同班吗？这我完全不记得了）；还有一个是女同学，一说到她的名字我心里咯噔一跳，怎么恰恰就是她？就是我在那里仅仅记得名字的两个漂亮小姑娘中印象最深的那个，她叫董保智。那时老师在一堂课开讲前常要“点名”，叫到谁的名字时一般是应：“到”；而在体育课或童子军课上要像当兵的那样大声应：“有！”，同时还要立正。我记得可能是第一学期开始不久一次点名时老师叫到：“董保智”,最前排当中位子上一个女生应：“到”的时候我的视线应声扫去，只觉眼前一亮。叫我六十几年后具体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只记得那时觉得这小姑娘的面孔、衣着和仪态实在是好看，在班上女同学中应该是数第一的。两年前在昆明的时候我还宣称：“我要当老鼠（处）男”，现在长大了两岁，人就起了点变化，见了漂亮女同学竟有了点莫名其妙的“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幻想”起来了：要是我穿上婶婶她们给我从上海带来的那套蓝色小西装，系上那条闪亮的紫色领带，和她配成一对，同进同出，该会何等的叫人赞美羡慕！还有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当然类似的“幻想”有过不止一次。

还有一个叫徐德清，记得这个名字除了因为长得好看，还因为“德清”这两个字正好和我家祖籍“德清”一字不差。比之坐在第一排的董，她个头高佻。在那个年龄段，只要大几个月个头就见长，所以她应该比董大一些，我觉得也比我大一些。她皮肤白莹莹的、眼睛亮晶晶的。我记得她上身是穿一件清清爽爽的阴丹士林布中式侧襟短衫，衬托出她略为细瘦的婀娜体态。所以她的形象特色拿后来我在小说里学到的话概括起来叫做“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的话比较多，我觉得她说话的重庆腔比较地道，所以推想她可能是本地人。她名字里有一个“清”字，常呼唤她的几个同学把这个“清”喊成“qier”所以我推想她们也是本地人。因为重庆人说话里面后缀音多，在有些字后面把原来的母音换成“儿”，所以“清”就叫成“qier”了。

不过主要是董，她是在我幼小的心里第一个产生了“感觉”的小姑娘。虽然除了心的感觉以外，记得和她什么交往也没有过，但是那么幽深久远暗地藏在心里，至今还记得名字和她那时大略的样子（后来证明我的记性没有走样），这应该算是平生一段缘分。

怪就怪在远去六十几年已经沉淀到记忆深处一个打不开的角落去的那个人，突然一下子奇迹般的又冒出来了。沈芝珍之所以在高一个年级的同学里唯独知道她，原来她就是南山学校（其实除了南山小学还有南山中学，因为我后来转了学，在那里时间比她们短得多，我都不清楚那里一些事）校长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二舅和姨妈也是南山中学的教员，而且连战的母亲和她舅舅是早先在北京大学神学院的同学。抗战期间来到重庆以后也在南山中学任教。沈芝珍和几个南山同学一直有联系，最近正在寻找更多的人想搞“同学会”，刚联系到董保智不多时，凑巧就看到我的书，发现了我。这次电话以后就接连给我从网上传了些材料来，包括同学照片、很不完全的一个名单、回忆起来的南山小学的平面图（她和吴宗铎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学，所以平面图画得很漂亮）等等。不多时就帮我联系上了董保智，她现在住在徐州，于是我们也在网上通信，她看了我信里写的一些回忆很感动，但她说那时候班上的同学她一个也不记得了。她小时候的一些照片早就“丢了”，找来找去传给我几张解放后年轻时代的，果然还和我隐约记得的小时候样子差不离。她还寄给我几张庆祝她“七十大寿”时儿女为她录制的歌舞专辑、旅游专辑（光碟）。展示了她从小以来的能歌善舞，至今还饶有余韵。我们重新相识也引起她写回忆录的兴致，陆续写了四篇传给我。中学时期还有人劝她“去考电影明星”，后来她父母不同意。其实她一生也是命多乖蹇，小时两次大病都是从鬼门关逃回来的；考入南开中学却因病后身体不好只能在就近的南山中学读一年；她在南山小学、中学都有考第一名的纪录，转入南开也是成绩优异，进大学的时候却因为说不清的原因选派留苏最后告吹；国内录取的学校和专业也不合自己愿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改名“董力”，她说这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思”，我想“保智”有什么不好？想来想去我悟到了，她毕竟比我英明。既然“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了，就应该懂得“知识越多越反动”，怎么还敢“保智”，应该赶紧“灭智”才对；最后一劫是她的老伴在十年前去世了。不过看了她的光碟，看了她的文字，我相信七十多岁的她，内心十分的纯真，十分的年轻。

我成了“小打手”？

上学不几天我们就发现，往返学校最好不走下面的公路而走上面的小路，不光近便一些，而且路边鸟语花香，景致也好。我和仲威一般早上一同去上学，但下午回家往往不是等齐了一同走，而是各走各的。事情不记得是怎么引起的，我惹上了一帮对头。几个男孩子有的比我大，有的和我差不多。大概就是住在杨家花园附近，还有杨家花园里面的。不知道他们看我哪点不顺眼，也许是新来的看着眼生好奇，忍不住要给我来一点下马威。我从来不“疯”不“野”，更不会张牙舞爪，但也天性不甘忍气吞声。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说些什么，反正是七嘴八舌奚落挑衅，先我只不理睬。后来有一次他们干脆凑上来挨碰推搡。我的火气就冲上来了，撒开手和他们拳脚并用大干了一场。我不见得比他们哪个力气大、本事大，但可能因为我那次爆发得很迅猛，使他们猝不及防，所以他们虽然人多，却一点没有占到我的便宜。我则“见好就收”，趁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一溜烟逃回了家。这以后他们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小打手(这个“手”字他们说成“sher”)来了”。有一次他们纠集了更多的人拥到我家院子门口气势汹汹不断叫嚷：“小打手儿出来！”看见这个阵势我当然不敢出去吃眼前亏。后来是惊动了屋里的祖父，走出来朝他们吼了一顿，叫家里男佣人把院门关上。这些小龟儿子们还捶了一通门，才骂骂咧咧的散去了。后来也许是玩够了，从此相安无事。

自觉的梦游人

南山上的抗战气氛

住在黄桷垭的初期，日本人还在轰炸重庆.。听说在我们此次到重庆之前不久发生过一次惨绝人寰的“大隧道惨案”。大隧道在重庆市区，即长江和嘉陵江夹持的半岛形地区。也许原来的用途不是防空洞（不然为什么叫“隧道”呢？我这样想）但在空袭时成了最大的防空洞。在一次比较大的空袭中，大隧道里躲了太多的人。警报很长时间没有解除，隧道内新鲜空气愈来愈少，里面的人憋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拼命想往外逃，一时秩序大乱。洞门口的军警不查实情，照例在解除警报前禁止出洞。因为阻挡不住人潮，竟然干脆用土石把洞口封住了。等到警报解除以后挖开洞口时，整个洞里的人都窒息死了。后来光是用卡车运尸体就运了好几天。

我们初到的时候，世界战局有了转折，但中国战场还处在严峻时期。虽然黄桷垭在与市区隔江的郊外山上，但可能因为住了些重要人物（仅仅在我和仲威的同班同学里就有雷震的儿子、汤恩伯的儿子等，他们都有家在那里，更不用说还有蒋介石本人），当然在防空上不能掉以轻心。杨家花园后面就有一个防空洞，很简陋，样子和矿坑差不多，洞内有圆木支架，洞道两旁一尺多高处还横支着圆木，让躲在里面的人（至少一部分）可以坐着。我大概只躲过一两回。警报信号的方式除了鸣汽笛以外，在山上竖起一根高高的柱子。预行警报（在防空部队获知日本飞机快要或可能来袭时）柱子上升起一个红球；空袭警报（已经肯定有飞机来袭）升起两个红球；紧急警报（敌机已临近）两个红球都落下来；解除警报（空袭结束，或空袭未成事实）则升起一个蓝色的圆筒状灯笼。

战事还在发展，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时时都感觉得到官方的以抗战爱国为主题的教育动员民众的一些作为。南山小学每天早晨上课前在操场列队升国旗，吹起军号全体合唱：

看国旗，在天空，飘飘荡荡趁长风。
颜色丽，气度宏，青天白日满地红。
扬国威，壮军容，飞翻南北与西东。
为我中华民族争光荣。
迎胜利，烈烈轰轰，奋刀跃马捣黄龙。
扶文化，兴农工，建国还需赫赫功。
更进与万国相和同。

那时官方推行的歌或多或少有些文绉绉的，“三民主义”国歌就不用说了，一大半听不懂，只会跟着念经。这首升旗歌还算好的，但也不完全明白。例如最后三个字，我们小学生就不大懂。记得站在我边上有一个调皮的同学就故意把“相和同”唱成“像个筒筒”。

每星期一早晨有“纪念周”，校长或主任讲话，其中也常有抗战教育。有一次大概是得到什么紧张的消息，穿着长衫的有点胖的主任在操场台上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同学们用不着怕，就是日本人来了还有我这只老母鸡保护你们这群小鸡”。这个学校的许多先生我都忘了，还记得这位主任就是因为记得他是“老母鸡”。有一段时间局势的确紧张，那时候在家里还听见大人们议论往西安逃难，或者往西康逃难。但是后来不知怎么又平息了。

那时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也不同平日。每一次电影正式开映前，伴随着三民主义国歌，全场都要起立。国歌声中，银幕上首先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然后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再后是戴眼镜飘洒着银须的林主席（作为名誉国家首脑而当时已不管事的元老林森），最后是剃光头穿军装手拄指挥刀、相貌英武的蒋中正委员长。不多久以后听到了林森去世的消息，蒋中正亲自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放电影前奏国歌的时候就没有了林主席的像。

那时还传说着一个小故事，说林森在已经不行的时候，蒋介石到病榻前恭问他还有什么事情要交待。林森想了半天，说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就是他的儿子几天前丢失了一双皮鞋还没有找到。老蒋听了说：“这还了得！”马上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地布置卫队人员立即搜索查找，暗地却叫人到街上去买了一双新皮鞋，拿到林森病榻前给他看，说找到了。林森这才死而瞑目。这故事也是小叔叔回家来吹得有声有色，是真是假不得而知。意思当然就是说这位傀儡主席已经是老迈昏庸。而蒋介石作为真正大权独揽的首脑，很善于在长者面前故作谦卑恭敬模样，显示自己的风度，也显示了自己的机智干练。但是几年前我看了一个讲述大革命时期政治风云的电视连续剧，那里面作为国民党右派代表的林森却表现得老奸巨猾，城府很深。如果是真的，我就得完全改正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了。

山镇家居

国难时期，胡家三代十几口人分别从上海、南京流落到原本落后的四川。那时并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回到锦绣江南繁华上海，成年人心里难免惆怅，主要是他们那些“老上海”（只有妈妈、我和田田此前还没有在上海长住过，和他们的感觉有点不大一样）经常在唠叨埋怨。黄桷垭虽然有点像是战时的小江南了，但物资毕竟还是匮乏，东西价钱贵，品质粗糙，出门路难走，四川话难听（我倒还没有这个感觉，比如我直到现在还觉得地道的重庆腔听着特别过瘾），四川人态度生硬。这些抱怨常常还是以说笑话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例如婶婶到红十字医院生孩子（她到重庆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庆庆”，因为是在重庆生的）回来就抱怨医院里四川人的服务态度太差。说她有一次有事唤护士（那时叫“看护”），唤了好久才有人回应一声：“dou来！”（重庆话“就来”，而且是拖长音）。又等了一阵子才见人来，但还不是整个身子进来，只是把头伸到病房门口望望有什么事情。偏偏上海话“头”的发音也是“dou”，所以婶婶说叫了半天答应个“dou来”，果然人不来，只是“头”来。婶婶讲这个故事把四川人连带四川话都奚落了一番，引得一家人哄堂大笑。

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哪一年又可以到霞飞路（今上海淮海路）上吃月饼？！”他们原先住在大沽路，走到霞飞路很近。

不过统而言之，那时一家人的日子还是比较安逸快活的。我的父辈们都还年轻，超过35岁的就是爸爸一个人，他们乐观风趣，相处得也很和睦。除了家务、待客、附近小游、聊天以外，下午常常有一桌麻将。麻将保存在祖母房间里，一个长方形的紫檀木盒子，严密的插盖上有用小篆雕刻描绿的“方城之戏”四个大字。麻将正面是象牙的，背面是很精致坚硬的褐色竹子，嵌合在一起。体积比眼下（世纪之交）又盛行起来的塑料麻将小巧得多。还有一套筹码，形如铜币（铜板），是赛珞璐（实际上是一种质量很好的塑料，那时还没有“塑料”之称）做的。有大红的、粉红的、绿的、黄的，可以随意指定它们代表不同的币值。麻将桌就是楼下我爸爸妈妈卧室里的方桌，铺上毯子桌布就可以搓起来了。一般来说中心人物是“老太太”，我在家的时候有时也在边上看。所以怎样做牌、吃牌、碰牌、开杠，怎样和，怎样算翻我也都大略懂得一些了，尽管我终身没有上过牌桌。四圈打完之后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大家肚子也有些饿了，于是把筹码一结算，赢家收了钱就叫女佣人到门口附近买点心。有时是面条、馄饨、烧饼，还有一样大家都喜欢的是走进正街之前有一家山东人开的大饼店的葱油大饼，擀成一层一层的，夹着猪油细丁和葱花，直径一尺有余。上海人把这种山东人做的大块饼子叫“羌饼”，把那种贴在炉膛里烘出来的并不怎么“大”的甜、咸烧饼反而叫“大饼”。还有就是正街上“ABC”西餐馆下午刚出炉的圆面包。

那时就听说重庆是个“火炉”，我们在山上，夏天一般还不算是特别热，但是和昆明比起来热得多了。我们花园里树不多，除了前面说过当中一棵铁树，楼房东南边有一棵高大的本土梧桐树，夏天中午前后常常听到那上面有知了不停的叫，叫得人昏昏欲睡。我和仲威都穿了浅绿色夏布（一种麻织的布）做的短裤脚背带裤，婶婶、大姑姑和小姑姑穿起用上海带来的香云纱做的旗袍，我到现在还没有认真从物理上考究过为什么香云纱穿起来会凉快。那种东西好像织得很密致，又仿佛上了一层什么涂料的，应该不太透气。它的外面是黑色的，内面是浅褐色的，似乎又容易吸收太阳热送入体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说穿着就是凉快。天气最热的时候苹苹身上还长过包，甚至流脓。上海人叫“热疖头”，那时身上长疖子长疮就涂一种像牙膏一样装在小锡管子里的磺胺类药物“消治龙药膏”。

晚上一家人在花园里乘凉，除了谈天，爸爸还教我认识了北斗星、北极星和银河、牛郎星、织女星。小叔叔要是在的话，最喜欢讲故事，他的故事讲起来有声有色活龙活现。有的据他说“都是真事”，其中就包括一个“鬼故事”。这是我一生听到的鬼故事里最叫人“寒毛凛凛”的一个。他也先打招呼说：“咯只故事嘀嘀呱呱是真事体噢！”故事是这样的：乡下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小学，四周围都是田和荒地坟堆，孤零零见不到一所别的房子。到晚上只有两个教员住在学校里，一个是国语先生，一个是图画先生。国语先生是个老实头，做事特别巴结顶真，常常到深更半夜还点盏油灯扒在书桌上备课批改作业。图画先生喜欢玩，他很“触气”国语先生那样迂腐，弄得没有人陪他吃酒、着棋、谈山海经。有一次他想出个恶作剧想要吓吓那位老夫子，叫他以后不敢晚上一个人独坐了。于是找一张硬的图画纸，用水彩画了一个特别阴森可怖的鬼脸假面具（别忘了他有图画天才）。夜深了，国语先生照常还在批改作文，恶作剧者戴上假面具轻手轻脚走进去，突然出现在国语先生书桌前。他倒料想不到国语先生抬头看见眼前情形的时候竟会恐怖到那么个程度，面孔铁青，浑身抖着直往椅子下摊。他想：“这书呆子也太吓得过分了，突然惊一下过后难道就看不出这不过是个鬼脸壳？”于是赶紧把面具摘下来说：“不要怕，不要怕，是我啊。”你猜国语先生怎么样？他抖得更厉害了，说：“我我我我我怕的哪里是你，怕的是一模一样跟在你背后的那个。”图画先生一听这句话马上倒地，“翘辫子”了！以后许多年当我深夜独处，周围丁点儿人气都没有的时候，不想则罢，想到小叔叔那个故事汗毛就会“嗤”地竖起来。另一个晚上他还讲了一个在赣西集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和蒋经国有关的鬼故事。我后面讲到蒋经国在上海的时候再来说。

有时突然一阵乌云上来了，接着闪电、打雷、下大雨。山里的夜雷雨来势凶猛，雷声震天，大风送着瓢泼大雨，打击着楼上楼下的窗子，乒乒乓乓地响。于是紧急动员关窗，我才明白为什么那里每扇窗子外面都要加木头的百叶窗。

记不清是哪一年出现了一次大热天。前两天就听说报纸上登出了预告，说是有一个“热气圈”这两天就要来到四川，它来的时候气温会上升到120度（那时讲的是华氏度数，华氏120度就将近摄氏50度了），传说要热死人。虽然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但是大家还是紧张。我们家里作了种种准备，首先是把地下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真的热起来全家人就躲到地下室去避暑。水缸里都打满了水，还准备了凉粉凉面、人丹十滴水。第二天的确是很热，但是并没有到那么可怕的程度，后来听说实际上达到108度，如果真的是这样，恰好与九十年代末重庆出现过的极端最高温度（42°C）一样。那个时候做出那次温度预报可以说很了不起，当然120度的说法太有点“天方夜谭”了。所以我又想，当时中国气象台凭自己的天气图做准确的温度预报而且报出极端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现在也不容易。但是如果在大气“上游”的北非一带前些时出现了极端高温，由此推测我们这里过些时也会出现异常高温倒也可以说事出有因。非洲沙漠地区的气温可以达到50°C（120°F），也许那时候根据国外报导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但如果由此把这个温度也原封不动搬到我国就太弱智了。气象上也从来没有“热气圈”一说，如果是外行的翻译会不会是把热带气旋（tropical cyclone）或热带环流（tropical circulation）译成了“热气圈”？但是这两种热带系统不大可能直接影响我国西南地区。即使在我国东部，伴随热带天气系统入侵而来的主要应该是大雨、暴雨，而不是极端高温。对过去久远而没有搞清的事情做一些不能完全肯定的推测，似乎明白一些，但又似乎不可能完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让它总留下一点悬念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想起那时候夏天在重庆用的蚊烟香（上海人叫“蚊虫香”），也许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过。就像香烟一样，是用薄纸裹着一种什么屑末，裹成一条，但比香烟粗得多，截面是扁的，大概两公分宽，却有两尺多长，像条白蛇。显然这是一种“土蚊香”，我是先见到和用过这种蚊烟香，后来到上海才见到过基本上和现在一样的压塑成螺圈的蚊香。不知道那种纸包的蚊烟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蚊香还是战争年代临时的代用品。

过江进城玩

家里离市区实在太远，要下山、摆渡过江，到了那边虽然算不上是再上山，但也还是要爬上很高的坡岸。所以除了爸爸和两个叔叔必得每天过江外，其余的人进城的次数并不多。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去两路口参观“工矿展览会”。现在想起来那次一家人之所以兴师动众专门为这个展览会走一遭，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还属稀奇，还可能因为爸爸当时是大达轮船公司下属大达矿石厂的襄理（副经理）。举办这样的展览会除了实业界以外还有政府的支持，因为当时提的中心口号是“抗战建国”。展览会上见到的东西拿现在的眼光看实在平淡无奇，但在当时中国的大工矿业还是稀罕的，看到那些展物、那些模型，特别是电力操动的工矿模型（里面有像玩具火车一样在轨道上自动运行的矿车和其他车辆模型）很给了我一番惊喜，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次是去看话剧“家”、“春”、“秋”。战前上海是中国唯一的电影制片基地，抗战时期一部分电影演员留在上海，有些流到香港，但也有一批到了重庆。在重庆拍电影当然不成，所以组织起话剧演出。当时应该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全部出完不久的时候，就编成话剧在重庆上演了。演员们都有功底，演得也认真。巴金小说里封建大家庭的悲剧被演绎得震颤心弦，催人泪下。那次我们全家又在市区旅馆里住了两天，大人们谈论叹嘘，久久沉浸在剧情里。我记得我看的时候也激动，看到那些老的“坏人”欺负年轻的“好人”时我也紧张、悲愤。但我可能理解得不深，里面情节大都忘了，一直记着的只有一个丫头在舞台后面做出来的闪电雷鸣中去跳井的一幕。

还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是爸爸公司里一个职员带我一个人去“大众电影院”看一部叫“万世师表”的苏联影片，后来听说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但当时大概我不大理解内容，看着很气闷，只记得那里面人多半穿黑衣服（也许因为是黑白片）。特别是看到一半我肚子疼了，那人只好领我出去。想必那个电影院没有厕所，但是门前正好有一大片日本人轰炸留下的废墟，我就在破砖瓦堆后面蹲下来拉肚子，那时天阴，下着毛毛雨，很是狼狈。

自觉的梦游人

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

再有两次印象深的进城活动分别是小叔叔和大姑姑的婚礼。小叔叔已经过了三十岁生日，大姑姑也过了二十八了。他们都在黄桷垭时期找了门当户对的四川籍配偶，而且都姓杨。小叔叔娶的新婶婶（从结婚到老我们都一直叫她“新婶婶”）叫杨慧卿，出身于成都的大家族，长得颇清秀，就是额头高了一些，因此搭着几绺刘海。她是个老实人，性情也非常温和。小叔叔这个人高兴起来的时候诙谐健谈，眉飞色舞。不高兴的时候就雷霆大作，来势吓人。这两个人在一起几十年能够相安无事，是以“新婶婶”长期的忍气吞声为代价的。

大姑姑叫胡文娟，长得颇有姿色，皮肤白皙，体态修长匀称。在上海的时候在幼稚园里当过教师，弹风琴教唱歌（所以在黄桷垭的时候常常听大姑姑和小姑姑用上海话唱的：“排排坐，吃果果，幼稚园里朋友多------”）。后来听说起，大叔叔的老师，资本家杨志雄垂涎于她的貌美，常借故去幼稚园串门搭讪，企图纳之为妾。家里人虽不敢得罪于杨，但千方百计回避推却了。到重庆的时候大姑姑已是二十六、七大龄了，可能是经大叔叔的朋友介绍与四川本地杨姓大家族的公子杨锡祥结识。他曾去德国留学，当时在银行做事，五短身材，身高不超过大姑姑，但相貌也还英俊，面皮白净，蓄一撮小胡子，言谈举止（在没有喝醉的时候）斯文潇洒。他喜欢唱英文歌，我还记得名歌《鸽子》和福斯特的《老黑奴》（“Old black Joe”）都是从他口里第一次听到的。他与大姑姑相识之后常来我家。看起来两人情投意合，进展很快。

那期间，有两件趣事常常成为我们家的笑谈。有一次，杨锡祥在我家呆到下午，眼看天色将晚，他该回城里的住处去了。他磨磨蹭蹭走到楼下门廊口，站住了，嘴里还不断嘀咕着：“哎呀，要下雨了！”其实天上虽然起了云，但是还没有真要下雨的样子，他是在启发我们家留客，我不记得那次留了他没有。还有一次，他们快要结婚了，晚上在我家吃饭。做客的除了他还有刚从上海逃难来的婶婶的两个嫂子（婶婶的亲戚关系繁复，她从小是过继的，哥哥有的姓陈，有的姓沈，她自己又姓王。其中关系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次来的两个嫂子都是沈家兄弟的，一个叫“仲毅嫂”，一个叫“季良嫂”。也不知为什么，大人叫我们称前者为“阿姨”，而称后者为“舅母”。“阿姨”长得秀气，性格也随和。“舅母”矮小，貌不惊人，脾气也躁，她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次晚宴很热闹，有酒。我们自己家里人都不会喝酒，但客人里面这位杨叔叔（后来结了婚改叫姑父）和“仲毅嫂”都很能喝。杯来盏去的，阿姨没有醉，杨叔叔喝醉了。收宴后摇摇晃晃上了楼，来到阳台后面的那间小客厅沙发上横倒了，口里不断叽哩咕噜，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我和仲威见了好玩的场面无有不赶热闹的，就赖在他跟前逗。只见他把茶杯举起来嚷着：“树叶嫂，再干一杯！”（我们家的人用上海话，“仲毅嫂”的发音近乎“song ye sao”，这个发音我也不解，因为这个“毅”字本来按上海话应读作“ni”而不是“ye”，这就无从考究了。而他一个四川人喝醉了混听混说就成了“树叶嫂”了）。这已经够令我和仲威捧腹，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他躺着“哈哈哈……”笑了一番之后，兴致越来越高，说：“来，我跳草裙舞给你们看”。拿了一个枕头（也许是沙发垫，我记不清了）顶在头上，手上举起一个装了污水的痰盂，就在客厅里转舞起来。这一下可把我们两个乐得在沙发上打滚了，笑得肚子疼了半天。“草裙舞”我是第一次从他口里闻知的。但这个人还是个好人，脾气也随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家庭、历史等问题劳改过相当长的时间，死得比较早，实际上抗战胜利离开重庆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准备大姑姑的婚事是当时家里的一件大事，比小叔叔的婚事隆重。为办嫁妆，家里很忙了一些时。还专门托人从上海购置了衣料、衣服、化妆品。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粉红色的叫做“歇克斯汀”的织锦绸缎。整体是粉红色的，但在花、叶、背底之间，深浅相宜，亮柔相衬。料质着实的华丽高贵，真是美极了。结婚那天她在婚宴上穿的就是用这段料子精裁细缝的旗袍。

说到两次婚礼，我记不清是哪一次婚礼上仲威当了小傧相，那时他的年龄正好合适。当婚礼进行曲（那时国内婚礼上用得比较多而人们比较熟悉的是瓦格纳的那一首，门德尔松那一首好像不大普及。我想原因大概是后者一开始那两个乐句气势磅礴，只有一般乐器的小乐队很难奏出效果，而前者没有这个难处，如果环境逼得因陋就简，连口琴都可以勉强对付）奏起的时候，新娘穿着雪白的纱裙由大哥（我爸爸）挽着从会场后面沿中道缓缓前行，前面是一个穿着漂亮短纱裙的小女孩（女小傧相）提着花篮一路撒花瓣开道，那时用的都是真的鲜花瓣而不是纸的或塑料的。仲威在新娘身后，穿着他的苹果绿小西装，牵着长长的白纱披的尾端，亦步亦趋。一曲奏完，新娘刚好走到早已立候在婚礼台前的新郎身边。以后的仪式程序一如现在许多电视电影里所见，小时候第一次见到觉得非常新鲜。

包括婚礼仪式在内的种种西方生活习俗，例如生日吃蛋糕，吹小蜡烛，唱“Happy birth day to you”（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好笑，说这像是唱的：“黑伯伯在偷油”）等等，就在战时重庆也流行在一部分社会阶层中。从五十年代起绝迹了几十年，最近十年中又重新学着国外或港、台，起先一小点一小点，然后是大踏步“引进”。似乎许多内地年轻人都以为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时尚”和“前卫”。

山上过得很快乐

那时，在楼下小客厅里还经常举行快乐的家庭party。伴奏的乐器主要是冯叔叔的口琴，他的口琴吹得很好，口琴的牌子是“真善美”，是当时最好的进口名牌。跳舞伴奏少不了打节拍的打击乐器，小客厅里有一张原木桌面（“原木”是指没有上漆的）用细竹竿密密扎成一圈坚实底座的矮圆桌，不知是谁想起来把它侧倒当作一面大鼓，用一根大擀面杖敲打。还到厨房里拿来了刷锅的竹刷子，在椅子背上拍打，发出“擦擦擦”的声音。两样结合起来就奏出了响亮的“蓬擦擦，蓬擦擦……”。大人们对对起舞，妈妈的交际舞是最老到的。大姑姑、小姑姑则从上海带来了舞场上流行的一种挽手成排的集体舞，和着那时的流行歌曲。有一首是什么：“香槟沫子满场飞……”，当时我也没有听清楚，倒是最近这个歌又好像从港台“返销”回来了（像别的许多上海老歌一样）。黄桷垭的家庭party就像北碚小磨滩的游艺晚会一样，人，特别是年轻人，其实也包括老年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顽强的去找回似乎已因环境的变迁而远去了的快乐。

小姑姑遗憾的是脸貌和矮小身材，但是老天补偿给她一副金嗓子。她大概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没有辜负自己这个天赋，下功夫练过美声唱法，已有一定素养。冯叔叔也是音乐爱好者，也有很好的歌喉，他正在江苏医学院读书，学校也在北碚。周末和小姑姑一同回来，常常在一起唱歌。唱的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欧美经典名歌，其中有一段时间反复练得最用心，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Ave Maria”（是舒伯特那一首，难度大，所以他们练了好多天）。还有一些耶稣教赞美诗，特别是几首圣诞歌曲，我都听得烂熟了。另外一类是近代中国歌曲，例如黄自的《天伦歌》，还有在重庆流行的一些抗日歌曲，有的不一定是左翼的。例如有一首歌词是：“暴日凭凌，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大姑姑甚至有时妈妈和婶婶也参加进来。但是小姑姑还唱过那时已在上海流行开的日本歌，有一首：“wa ta xi jiu lo go man diu mo si nei（我是一个满洲姑娘）……”。她们离开上海之前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教育、文化，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也许日本人的表现收敛一些，市民中浑浑噩噩、“商女不知亡国恨”者多有之。

冯叔叔是一个虔诚的耶稣教徒，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感化而信教的先后有小姑姑和婶婶。他们常常到广益中学附近那座小礼拜堂去做礼拜，有时把我和仲威也带去了。牧师讲道很像文化大革命“讲用”《毛主席语录》。一开头总是叫大家翻开圣经某一篇（例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哥林多全书等等）第×章，第×节。每一节不长，最多百把字。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献给他们，使一切信祂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阿门！”。念完圣经后就从这一两句话出发，微言大义，滔滔不绝，尽情发挥。牧师的口才都是顶呱呱的，而且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但是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唱诗班伴着风琴的合唱，许多也许是从巴赫、莫扎特的时代开始，历代积累下来的优美曲调，庄严、虔诚、圣洁，把人们笼罩在神圣的“天人合一”的感觉氛围中。我从小对音乐感觉敏锐，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音乐课上显示了很不错的童声禀赋。进了广益附小的时候，大姑姑常喜欢叫我唱课堂上学的歌。有一次我记得我先唱了一首我自己当时最喜欢的翻译歌名叫“烈士”的美国军歌，她听了没有说什么。接着我又唱了刚学的勃拉姆兹的《摇篮曲》，她说：“唔，这个歌好听，太好了！”。可见男子汉和女人偏好不一样。

“记得当时年纪小”

还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歌名不记得了，还记得的几句歌词是：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吹，小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这首我感觉有着浓郁的纯情诗意的歌曲从那时以后半个多世纪我好像再没有听到过，我以为它已经佚失了。但是也就是在两年前一个电视节目上，有孙道临和秦怡在内的几位老艺术家表演了一首小合唱，唱的就是它，很令我激动了一阵。我有一点奇怪，就是在最近几年，许多在记忆里湮没久远的东西逐一再现，存在过的好东西，其生命力比我想象的要顽强得多。这个年头“文艺”一样一样在“复兴”

最近我曾留心查找这首歌，先后在网上和一本书上找到了它的歌词，版本是一样的，但和我当时记的歌词有些出入：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困觉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我相信这个版本比较正宗，文字比较“雅”。但我也相信我上面写的那个歌词没有记错，这个“正宗”版本的“花落知多少”出自脍炙人口的古诗，但那时小学已经不学文言文，小学生未必听得懂。前面那个“风在林捎”也不容易听明白，还不如“风在吹”。所以我想大概是我们的音乐先刻蜡纸印歌单的时候有意改了让我们听得懂唱得顺口的。

还有一件快乐的事，夏天，花园里的蚂蚁忙碌起来。同时屋里也常受到苍蝇的侵扰。困顿无事的时候，爸爸经常拿着一个铁纱的苍蝇拍子到处打苍蝇。打死了就放在门廊前的石阶下，他叫我（有时还有仲威）蹲在那里观察动静，说有好戏看。不多久便有一两只蚂蚁从那里经过，在苍蝇身边踟蹰一番就离去了。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无数蚂蚁排成的一条长线沿着途中地势起伏曲折地波动着，而这条流线的形状是“准定常”的。这样的蚁群多是褐黄色的，体积小。在队列的旁边有时出现单个的、颜色一样但个头大一些的蚂蚁，它们似乎在那里前后照应和指挥着，像是“班长”或者“排长”什么的。到了苍蝇跟前，蚂蚁们便一只只拥上去，上、下、左、右忙活起来。起先似乎在那里端详测量，彼此之间交头接耳，看来是在讨论或传话。最后终于各据各位，朝着来路的方向合力拖动起苍蝇来。那阵势很像那年头我们看过的美国电影片《小人国》中的臣民在搬动格列佛的躯体一样。它们的猎获物（或者我们供给它们的猎物）有时还有更大的，如螳螂、知了、蚯蚓等。这就比较费事一些，蚂蚁们要费不少时间去撕咬、肢解猎物，然后一块一块地搬运。这时它们出来了又回去，回去了又出来，仍旧沿着同一条路线。面对面奔着的两只蚂蚁碰头时往往稍一停顿，然后继续奔跑，仿佛在一停之间传递了一个什么口令。这一切活动忙碌而寂静无声，组织得非常好，但不知它们是如何在协调指挥的。

有时候，正当一群蚂蚁在那里作业时，从另外一个方向来了另外一支队伍，朝着同一个猎物，于是一场战争爆发了。两群蚂蚁混战成一团，一般说它们的“肤色”相同，又没有穿军装或带其他标志，但在战争中看来无疑都能分清敌我，从不会弄错的。混战中留下一具具尸体，还有伤残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最后由胜利者搬回战利品。

还有一类体积相对庞大的黑蚂蚁，其个头比黄蚂蚁约大十倍。两种蚂蚁遭遇时也会发生战斗，这种战斗并不遵循一对一的章法。一只黄蚂蚁咬住黑蚂蚁的一条腿死死不放，于是另一只又上来，第三只又上来。黑蚂蚁虽然是“巨人”，但是看起来它们的组织性远远比不上黄蚂蚁，所以往往成了失败者和牺牲品。我可以兴致勃勃聚精会神的蹲在那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其乐趣不亚于看一场电影。

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我们迷上了下棋。最先是在黄桷垭街上买了一副“海陆空军棋”，这是我离开重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到上海以后只见过简单得多的“陆军棋”，相比之下简单得太不过瘾了）。走这种棋像打麻将牌一样，彼此看不见对方棋子的正面。棋盘上双方的后方是陆地，中间隔着海洋，但在两侧还有长桥相通，而且是铁路线。“陆军”里面从小到大是工兵、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总司令，每一方的总司令和军长都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有一对。相碰时大的吃掉小的。但是工兵可以挖地雷而其他军官们一碰上地雷就死掉。工兵在铁路上只要没有棋子阻挡一次想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比象棋里的“车”还厉害，因为他还可以转弯，而别的棋子在铁路上每次最多只能走三步。在公路上大家都只能一次走一步。海军从小到大是驱逐舰、炮舰、巡洋舰、主力舰、潜水艇，也是大吃小，但是驱逐舰又可以专门摧毁潜水艇，而炮舰走到“岸边”可以轰击陆上的军力。到了陆军拼得所剩无几的时候主力舰可以登陆当师长用，巡洋舰登陆当团长用（那时我们已经听到过太平洋战争中有“海军陆战队”）。战争末期海战的意义已经不大（那时除了德国的V1、V2,还没有海上发射的远程导弹），因为最终目标是夺取陆上的军旗，谁夺得军旗谁就赢了。军旗可以放在最后一排两个棋位中的任何一个，这时往往就需要制造假象。不放军旗的地方放一个不大不小的棋子，永远不去动它，使对方不知道你的军旗究竟在那里。还有各种迷惑对方的方法，例如将一个排长放在某个地方也不去动它，使对方以为是地雷，等他用工兵来挖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克星。但是不宜用太“大”的棋子来伪装，因为真正的强将储藏起来不用是不合算的。其实“兵不厌诈”的名堂太多了，还可以做许多假动作来迷惑对方。但是“空中”还有两架飞机，一架是侦察机。任何棋子一落到它的航线上就可以被侦察到（把被逮住的棋子亮给对方看）。另一架是战斗机，可以轰炸航线上任何官兵或潜水艇以外的军舰（潜水艇在水底，所以不能炸毁，但是炸不掉也等于侦察出来了），它还可以击落侦察机。但空军也不是绝对自由的，每一边有两尊高射炮，它们是可以在一定范围移动的。飞机要是莽撞碰上它就完了。炮舰可以轰击陆上，反过来陆上每边有两个炮垒在固定位置上不能移动，敌方除潜水艇以外的军舰走近它就会遭到轰击，起到掩护己方弱舰和阻止登陆的作用。陆地上各方还有两个炸弹是凶险的武器，它可以像其他棋子一样走动，碰上任何棋子都是同归于尽，所以得小心保存好，专门设法用来炸军长、总司令等高级将领。其实我觉得这种军棋虽然不及那些古老经典的棋种，但其设计也还很巧妙。下起来充满了全面筹划，综合调度，“人尽其才”，设计圈套，判断对方等种种智力训练。下军旗始终要保持“军事秘密”，就是碰棋、“吃”棋的时候也不能翻开来看，所以下棋时还要请一位“公证人”坐在边上。这是麻烦，不管哪个大人最多开始一两次有兴趣来“公证”一下，找的次数多了就不耐烦了。不过那时物质条件确实太差，做棋子用的木头不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每个棋子的色泽、木纹格不相同。时间一长我和仲威几乎把每一个棋子都能从背面认出来，成了下“明棋”，侦察机可有可无了。有时大客人来，我们缠着他来下棋，赢家自然是我们了。

象棋也在那时学会了。用的棋盘和棋子是冯叔叔从上海带来的德国拜耳药厂的广告品（也是购药的赠品）。都是用光滑精致的硬板纸做的，印刷很漂亮，每枚棋子背面印着以字母Y为交点的横竖两个BAYER组成的十字图形。走棋的时候不用把棋子拿起来，只要用食指按着在光滑的棋盘上推动。我们还在黄桷垭文具店里买了跳棋和斗兽棋，真是门门齐全了。说到跳棋，又可见那时大后方制造工艺之拙。棋分红、黄、蓝三色，几乎颗颗棋子的高矮胖瘦都有差别，颜色的深浅、木质的粗细也不尽一致。所以除了奕棋以外，我们还把棋子派了另一种用途，就是排演海战。那时正是美日之间太平洋战争处于高潮的阶段，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战事的进展。消息来源除了我们家订阅的大公报以外，还有从市区买来的图文并茂的时事杂志。我们耳朵里也听熟了那些美国海军将领的名字，知道谁的官大，谁的官小。于是我们令那些互有区别的棋子扮演不同的角色，哪一个是麦克阿瑟，哪一个是尼米兹……。我们按照大人叙述的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发挥，在客厅的小桌子或地板上排演起战争的故事来。

自觉的梦游人

山里生了病怎么办？

麻烦的事情只有生病，祖母生了几次病，医院在山上走去不方便。好在有一个医学博士住在公路边，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是婶婶在上海的一个好朋友的先生的同学。姓周名伦，他与婶婶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的先生赵启华在德国一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周伦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因为失恋企图卧轨自杀，结果没有死，但是失去了两条腿。好在德国的医学发达，装了假肢。看起来长的还魁梧壮实，就是走起路来显得僵硬不自然。替祖母看病都是出诊，他是坐自己的私人滑竿来的，所以浩浩荡荡带着两名滑竿夫一名看护，看护提着一个小皮箱，里面药品器械一应俱全。我家其他人看病主要也都是找他，能够走就到他那里去看门诊。婶婶在上海时就学会了打针，医生开了方子，买回针药，就在家里自己注射。针管针头消毒器械都备得有。后来好像家里的女人都学会了，再后来到上海，苹苹、田田长大了以后也都学会了，所以我们家里有自己在家打针的传统。

我在黄桷垭曾经重病一场。先是喉咙痛，记不得在哪里诊断了说是白喉（后来妈妈确切的告诉我是鼻子感染了白喉细菌），白喉在当时被看作与霍乱、伤寒、鼠疫并列的几大险恶传染病之一。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带着我在山里走了好几处地方去诊治，主要是因为那里很难找到唯一对症的药——白喉血清。有一天，从西边的协和医院看了，又要转到东边很远的汪山去看，我再不想去了（虽然是坐滑竿），妈妈叫我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个病不赶紧治是要死的！”到汪山那个医院去已经很晚了，等我们拿药的时候，早已下班了。后来几经折腾才拿到了药。那次病了好些天，不能吃干饭只能吃稀饭，每顿都用皮蛋下饭，在这以后我有好多年见了皮蛋就恶心。

妈妈在那里也害了一场大病。她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那次发作得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很长时间卧床不起。除了周伦来出诊以外，还介绍了一位叫孟德尔的德国医生来会诊。这次轮到我来服侍妈妈了，因为她不断地呕吐，就用一个大的扁圆的火腿罐头里面衬了报纸来接吐的东西。差不多吐满了，我就负责去倒掉，然后换上新的报纸。那次妈妈病得确实厉害，有一天可能看着很危险了，我看到爸爸一个人暗自到客厅沙发上坐着流泪。后来妈妈逐渐地还是好了。

在黄桷垭期间，婶婶、“新婶婶”和妈妈先后分别生了一个女孩。婶婶生的三妹叫庆庆。“新婶婶”生的四妹起先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后来小叔叔回来取笑他们银行里有一位年轻女同事交了一个男朋友是美国军官，一天要打几次电话。每次打电话第一句就是：“哈啰，密斯脱奥斯曼！”这个话说笑了多次，忽然异想天开就把自己新生的女儿叫“奥斯曼”。后来改叫思曼，到上海以后才正式取名胡怡静。妈妈生的五妹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取名字，她是最可怜的，大概只半岁左右就得了一场肺炎。那时肺炎也是凶险的病，先请周伦来看了，又请了孟德尔来会诊。那时已经有盘尼西林（青霉素）了，只是价格非常昂贵，用了以后仍不见效。后来不知从哪里又请来一位女医生，她也姓周。三个人一起会诊。就在会诊的时候，忽然出现一个紧急情况，小五因喉咙被痰堵塞发生了窒息，脸上已开始发紫，怎么拍打捶按都没有用，已是奄奄一息。这时那位姓周的女医生不知是胸有成竹还是突发奇想，叫人先打一盆热水来替小五洗澡，同时打一盆冷水来放着。澡洗到一半时，猛然把整盆冷水朝小五身上泼去。婴孩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强刺激，浑身一抽搐，竟把喉咙里的痰逼出来了。就这样，女医生以果断而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把小五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后来又继续注射盘尼西林，终获痊愈。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一位中国的德国博士和一位德国的德国博士在她面前只能自叹不如。可惜小五到上海以后还不到两岁，又感染上肺炎，虽然送到最好的医院住院救治，还是没有医好，不幸早逝。

“国军”来扰

除了“病”以外，我们家还遭到一次“兵”的骚扰。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来捶花园的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来势汹汹的，没有人敢去开门。不多时只见在我家高处的邻居砖砌围栏后面站着几个持枪的士兵，吼着叫我们开门，说他们的长官要在我们这里歇住。他们已经进了邻居的家却一定要来我们家住，可见整个杨家花园他们就看上了我们“附一号”。

谁家里敢让兵住进来呢？记不清是谁壮着胆子和他们答了话，说我们家里不方便，请他们到别处去。那些兵一听就火了，其中一个把步枪端起来，拉着枪拴逼我们赶快开门。正在惊惶无措的时候，当兵的后面走上来一个披着军大衣的长官，挥手叫当兵的把枪放下来，他走上前来比较斯文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在这里暂住一些时候。后来得知他是个营长，没想到一个小营长还有那么大的威风，而在我们玩的军棋里，“营长”实在是不值一提的角色。他的态度虽然比较缓和，但家里人当然懂得把这些人放进来会有什么后果，大人们心里不能不好好掂量。他们悄悄的商量了一下，一边与那个军官周旋着，一边冯叔叔（可能还有小姑姑）就溜出去了。在公路边上不远处有个宪兵队，宪兵就是军队的警察，专门管军纪的。大概是因为蒋介石住在附近，所以这里有个宪兵队。不多时果然来了几个头戴钢盔的宪兵，把营长请走，把几个士兵也驱走了。冯叔叔一向胆子很小，记得有一次他切西瓜不小心把手指割破了，竟吓得晕倒过去。这次去搬宪兵，倒是做得很漂亮。

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

大概就是在这件事前后，家里来过一位当“国军”军官的亲戚，那是妈妈的六叔，我们叫他六公公。但是他比妈妈还小十来岁，所以妈妈叫他“咪叔”。我们在昆明的时候他还是中学生，我记得他穿一件白衬衫，很活泼的。这次他找到我们家来，走到门廊那里的时候爸爸从房门出来，他马上立正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他变得壮实了，皮肤也晒黑了。他的军装和一般部队的军装很不一样，是美国式的军装，很潇洒。原来他在昆明参加了新六军，新六军是当时组建的一支新式部队，即所谓机械化部队。专门招收学生、知识分子参军，在缅甸接受训练，还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了仗。这个军全部是美国装备，当时最新式的卡宾自动步枪、汤姆森轻机关枪、美国坦克、大吉普（十轮越野卡车）、小吉普（越野小车）、中吉普（可载十来个人的帆布蓬越野车），钢盔也是美国式的。“六公公”这时已经当了连长，可见他在缅甸的时候和日本人打过硬仗。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两天，就睡在我和仲威的房间里，因为年轻，和我们很快就搞熟了。可惜时间太短，而且他可能在外面疲倦了，很能睡，不然可以缠着他讲不少我们最喜欢听的军队里的故事。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新六军在东北打仗，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昆明家里，不知道他最后升到了什么军阶，大概新六军在东北溃败时他被俘虏了，解放后被送去劳改了相当长的时间。1978年我和爸爸去昆明住在舅舅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也来看了我们，完全不像过去那个英俊青年了，老了，而且长相变得有点粗。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劳改生活使他的性格变得很单纯，但很健谈，说起话来中气很足，言谈中痛悔自己“对人民犯了罪”，对共产党充满感激拥护之情，有点像末代皇帝溥仪出狱以后的情态。1978年，不管以前怎么样，那时大家感激和拥护“邓爷爷”的新路线，对国家前途产生了美好期望，所以对他的话或多或少有点同感，没有人去泼他的冷水。现在又快过去三十年了，他应该将近九十岁了，不知道这期间他结了婚没有。最近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有人在报纸上写了文章专门提起那批参加“国军”、曾在印缅受训并和日军进行过拼死战斗的热血知识青年，到内战的时候自然“站错了队”，背上了“反革命”历史问题。受到的对待远远不如战败的日军俘虏。少数苟活至今的晚境都很凄凉。但据那篇文章说，最近被采访到的几个人对过去的事都已淡然，没有什么怨言，而且我想还有像六公公一样曾经怀着深深的罪恶感，对“党的挽救”感激不尽的。“六公公”久久未有消息了，不知他还在不在？

冯叔叔

冯叔叔每次从北碚回黄桷垭的时候，都睡在我和仲威的小房间里，和我们亲密相处。

他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圣经里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故事、《天方夜谭》的故事、《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还有其它一些故事。只要是有机会，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就像后来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几年，每次进城到前门外掌扇胡同小叔叔家里去玩的时候，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堂弟妹们每每缠住我讲故事一样。在这种无拘无束的相处中，小的对大的很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崇拜敬爱之情。在这几年的记忆中，冯叔叔是一个和善诚挚的基督教徒。他是学医学的，学医要学德文。常常听到他大声朗诵，其中常常读到“ja！”（相当于英文的“yes！”，所以我后来懂一点德文以后就怀疑，现代美国口语中常常用“yah”代替“yes”是不是在二战后受了德语的影响。英语“yah”和德语“ja”的发音相同）。有时候小姑姑在旁边听到他读“ja”就应一声：“嗯哼！”。因为上海话叫父亲叫“爷”而且发音和德语“ja”一样。在辈份上占“便宜”是中国人一种传统的调侃方式，走遍东西南北概无例外。

学医的要画解剖图，他有几本精致的原版医学书，上面有现成的器官剖面彩色图幅，他就照着书上用各种画笔精工临摹。因此他对一般绘画也有一定的兴趣和功底，但主要还是擅长于写实的工笔画——用硬水笔勾勒廓线，再用水彩均匀涂满，这种画法与他画解剖图是一脉相承的。另一种就是铅笔画，也是照着书本上的人、物照片或雕塑照片临摹的。事先还打格子，轻轻勾勒轮廓，然后细细涂抹，深、浅、光影力求与照片上一样。我记得其中最精彩的一张是一个外国老头的头像，现在推测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位德国医学大师。他作的画在一张画面上没有虚、实、工、草之分。所以他只是画工之画而不是画家之画，主要是由于所学专业的需要引起兴趣，不过在我当时看来他画得十分精美。而且有一次他还画了一张漫画，那是得知日本战犯首相东条英机倒台时画的。把东条画成一个稻草人，旁边有人用绳圈套向稻草人，正要把他扳倒。画的好不好，凭我现在一点模糊的记忆无法评判，但作为漫画，在寓意方面显然过于浅平，用表演艺术界的行话说，缺乏幽默的“包袱”。

在暑假里冯叔叔又是我和仲威的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有一段时间带着我们学习，主要的各科都教，他还会纠正我们的普通话读音，比如说“给”字应该读“gei”而不是读“ji”，南方人多半读成后者。不过现在想，那时候他这个上海人自己的普通话不晓得都咬准了没有。过一定时候他出个题目叫我们做作文，他对我描写一次大雷雨的作文十分称赞。我写作文大概主要得益于看过一些课外读物，例如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给我买的一本叶绍钧（叶圣陶）写的《稻草人》，那是一个短篇童话寓言的集子。叶绍钧的文风清纯朴质，感情真挚，语言严谨而规范。这本书里的插图都是丰子恺的漫画。其中有被关在古塔里的公主和为她传信的青鸟；有耸立在街头眼见周围发生的种种悲惨故事而流泪的一位王子的石像；有拉胡琴的瞎子和他卖唱的女儿；当然还有日日夜夜站在田里替农夫驱赶害鸟的稻草人。

我在南山小学读了一年半，在应该升入四年级的时候，父母送我去投考当地最好的一所从高年级起步的小学——广益中学附小。发榜的时候得知我中了第二名。那几天，冯叔叔一直在埋头临摹外国画报上的一幅画，上面是在大海中迎着朝阳航行的一艘正面观的三桅大帆船。我起了好奇心，问他：“你画这做什么？”他说：“我要送给我的一个朋友。”完成以后，他在画面的右上角写了四个有立体效果的美术字：“前程万里”；在画面的左下角写了几行小字：“伯威学弟，投考广益，荣膺第二，可喜可贺，特作图赠，冯新为作”。画好之后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硬纸板，把画裱在上面，又在外面包了一层玻璃纸。这位恰好比我大一轮生肖（他也属猪）的大朋友和老师，对我一直非常器重。抗战胜利后，他同我们全家一同回转上海，他的家住在大沽路。初到上海不久的时候，有一次他带我和仲威到他家去玩过。那是一间楼下的光线暗淡的屋子，那里有他的老父卧病在床（他的父母抗战时都没有离开上海）。那次去我没有别的印象，只记得他有许多抗战前就留着的唱片。他用留声机给我们放了，而且讲解了贝多芬的交响乐，让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位乐圣。

他家有三弟兄，他是最小的。战后他的大哥冯大卫（他家原来就信基督教，所以取名“大卫”，后来两个弟弟就袭用一个“卫”字而且又改成“为”字）曾在爸爸的公司设在广东路普益大楼的office里当过职员。戴眼镜，穿长衫，也是文绉绉的。他二哥叫冯勤为，就在我们还住在重庆的时候从美国留学回来，只知道他是学工的。他与他哥哥和弟弟长得都不大像，体格魁梧，肤色微黑（可能是国外健康生活习惯所致）。那次好像在我家住了两天，少不得又被我和仲威缠着讲故事，还教我们唱了一支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只住了几天，我不知道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回到上海之后，冯叔叔与我家来往渐疏，半年多以后简直就没有再见面了。所以不知道他怎样修完他的医学，又在哪里做事。直到解放以后，1950年冬天我在上海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值“抗美援朝”，学校里掀起了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高潮。我也决定去报考，这时自然想起了我这位曾经崇敬的师友。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地址大概是小姑姑提供的），因为这是我对自己人生途程的一个重大选择，希望得到他精神上的支持。不久他给我回了信，似乎对我的决定没有作明确肯定的表态，只是对我的爱国热情表示了赞赏，其中对我有一句突出的评语：“和你相处几年，知道你这个人从小就很深刻，不是一般的孩子。”

又过了二十几年，在我历尽坎坷刚在武汉成了家的时候，有一次小叔叔（三叔）从上海回贵阳路过武汉来探望。其间谈起，1950年他调离北京时曾暂居武汉，那时得知冯新为也在武汉，不知是协和医院还是同济医院，但没有联系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曾经一再写信到这两个医院，却都没有回音。又写信向院里问，也没有人给我回复。80年代时，我从一次省科技论文奖得主名单上看到医学类获奖者名单中有一位叫冯新为的，我又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寄往同济医院，仍然是石沉大海。后来我也问了几个遇到的同济的人，还是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但我相信那个冯新为就是他。同济医院是大单位，里面的人互相不认识也属正常。但由此可知，他后来事业上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因此在单位里知名度不高。也许我越是在信里对他表示了崇敬和怀念，他反而越是回避见我了。他回避见我，可能还与另一件事有关。据婶婶后来告诉说，冯新为在重庆住在我家的时候，与小姑姑同在北碚上大学，同来同往接触很多，又都喜欢音乐，都信耶稣教，小姑姑渐渐地对他有了“意思”，但冯叔叔并不愿意。他们两人不相配是很显然的，这当然会叫冯叔叔很为难，所以到上海以后就逐渐疏远回避我们家了。虽然说胡家在重庆的三年对他照应不错，但这种事岂能勉强？假如他真是为此愧疚而以至于不好意思来往，甚至到今天还要回避我这个十分敬爱他也受到他器重的“小朋友”，好像大可不必。最近倒是巧得很，同济大学庆祝一百周年校庆。有家电视台做了一个专题访谈节目，访问了还健在的同济老人。其中有全国很著名的老教授，多半是建筑学方面的。转到医学方面的，屏幕上突然打出了一位“冯新为教授”，我一看就叫出：“是他！”。从二十方出头的大学生变成八十四岁的耄耋老人了，如果没有提到名字我当然认不出来，既然提到名字细看一下那不就是那么样的一张长脸盘吗？原来六十多年前从重庆回上海他就从江苏医学院转到同济大学继续学业了。这段访谈还特意安排他带着怀旧深情唱了当年同济校歌的一段，为什么没叫别人唱要叫他唱呢？显然是做节目的人从同济人那里得知他有会唱歌的特长，而这个我早就知道，我自己之善歌原因之一也是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当然毕竟八十四岁了，听着嗓音已苍老，也有点接不上气了，但原先的功底还有痕迹。为了找寻他我已有过两三次行动，这次又有线索我也不想再折腾了，好在电视屏幕上已经见了一面。

大概是1999年，有一个晚上我也是在电视里看到一则中央有关官员和几位院士座谈的报道，其中有一位名叫冯勤为的院士发言。此人从年龄、从块头又都很像冯叔叔的二哥冯勤为。那个年代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工的，搞得好，今天成为院士大有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悬念。但我与他只是六十几年前有过一面之交，也许他根本就不记得我这个人了。

自觉的梦游人

广益中学附小

我在广益中学附小也是读了三个学期，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又读了一学期才回上海。广益中学在黄桷垭镇附近，也就是在杨家花园后面，坐落在风景区南山的东南坡。出杨家花园朝西走不远就是学校大门，进门有大石条铺叠的宽宽的阶梯大路，两旁都是参天松柏，夏天特别清凉。拾级而上一百多米，就是学校主体的中学部。有几座洋楼，也有平房。那时听说抗战期间重庆名气最响的中学是位于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其次就是南岸山中的广益中学了。中学部西边有一个广大的操场，差不多是标准足球场的两倍，山区里能开辟这么大一片操场有点令人惊奇。操场北面是一条岭子，是南山的余脉。从操场边爬到山梁上不过一刻多钟，站在山脊可以朝北眺望长江和嘉陵江夹持的重庆市区。嘉陵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黄的，汇流之处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泾渭分明”。著名的文峰塔就在这段山梁上，塔不高，孤零零的树在那里。附近不远露出几块巨石，巨石之间围成一间天然的小房间，有进的门和出的门。那时任何风景区极少见到像现在这样拥挤热闹的游客，偶尔来一个人或几个人在这里悠闲地徘徊观赏。那时候就在这文峰塔下出了一件悲哀的疑案，有一天上午我家的男工老皮从外面回来说：“文峰塔下面死了一个摩登儿！”。很多人都去看了，后来听人说有一个穿漂亮旗袍的摩登女人晚上坐滑竿上山，到文峰塔下坐在塔门口死了。怎么死的没有人说得明白，只说那女人旗袍的领扣解开了，是因为难受作呕而解开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反正后来关于这事没有听到一个结论。后来，也是晚上，我们先后到文峰塔边去了望了一件巨大的悲惨事件和一件万众狂欢的事件。前者是菜园坝的大火，菜园坝在市区西南江边（现在市区大大地向西扩展了，那里不能算是西南边了）是一处靠近江边地势很低的平坝，重庆通了铁路以后火车站建在那里。那个晚上正街上传着：“市里起大火了，市里起大火了！”。大家摸黑爬到文峰塔附近去看，菜园坝一片火光冲天，烧了很久，人们下山时火势未减。另一次就是1945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听说市区里举行火炬游行，黄桷垭的人大多数就只能上山远远地观看这一盛景了。人们看到了重庆那边比平时亮得多的火光，还有划破天空升起的信号弹，还有探照灯光组成的标志胜利的“V”字（victory）。总之文峰塔那里成了黄桷垭人快捷感受市里动静，与市里共悲欢的信息台。没有听说过黄桷垭有电话，但不知道蒋介石等军政首脑在家里和市区是怎么通话的。

大操场的西端，也就是过了足球场的另一个球门，再走十几步，再上坡就是附属小学的所在。其中只有一座小的两层楼房，也就是楼下一个教室楼上一个教室。其余只有几所平房，共有几所我记不清了。再往西上行还有几个小平房，是住读生的宿舍。这所附小只收四年级以上学生，班次不多，整个说来学生比南山小学少得多。在这个学校生活的正课学习情况，我还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的一位级任老师。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老师，我总觉得她的脸相有些酷似我家那副扑克牌上的Queen（上海人俗称“皮蛋”）。她很年轻，在我们面前只能算大姐姐，但是她对待学生有一种深切的母性的挚爱。总觉得她一年到头为她带的这个班的学生操着心，她认真地教，带我们活动，责备起学生来的时候在严肃中带着感情。虽然我如今记得的具体事例很少，但我一直记得我当时深爱这位老师，很可惜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连她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像对小磨滩那位好心的女老师一样。只怪我开始来静心回忆童年做得太晚了。

还记得有一位中年男老师，带一副黑框眼镜，长着扎扎胡子，一口音调诙谐豪放的重庆话，声音也很有中气。他好像是教我们地理的，他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忍不住要骂“下江人”。实在说，他代表了当年不少重庆本土人的一种情绪。所谓“下江人”主要指长江下游的江、浙、上海人。抗战期间从“下江”涌到重庆来的多数是比较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除了与本地人在风俗习惯和语言上有差异，叫本地人不满的主要是随之而来的对物资的购买力破坏了原先封闭的天府之国的自给自足，引起了当地物价上涨，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这就使得他们中不少人说起“下江人”就有气。那位老师有时说得激动起来简直有点咬牙切齿，也不避讳坐在下面听的学生有不少都是“下江人”的子弟。

童子军

另外，还记得一位“童子军”教练老师。“童子军”有点像解放以后的“少先队”，但是更多的带一点军事化色彩。从当时一本教材上得知童子军起源于英国，宗旨是锻炼少年儿童勇敢自强自立的品格和技能。我记得当时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是童子军，每个人度身购置一套黄咔叽（或黄色斜纹布，咔叽也是斜纹布，但是比国产斜纹布的质地好得多）的短裤脚军装；一顶同样布料的船形士兵帽（当时“国军”大多数戴的是有舌状帽檐的便军帽，只有后期新建的受英美训练的机械化新军，例如新一军、新六军才戴船形帽）；一块方领巾我记得似乎是黄绿两色的布在对角线上缝接的（这一点我不太有把握，是否黄绿两色，也许记错了，不过肯定是双色的），一支系在墨绿色绳带上的管状铜哨子，塞在胸前上方衣袋内，绳带则自然潇洒地悬垂左右衣袋之间。还有一根缠绕成柱状的白色棉绳是供野外生活的各种用途。此外每个人还发了一根短棉绳，教练老师教过我们许多种绳子打结的方法，有平结、双套结、接绳结等等名堂，如今我也记不完全了。每个人还发一根长短齐眉的白木军棍。但是最得意的装备是一把有牛皮套的短刀，长不及尺，双刃呈宝剑形，铜刀柄上刻有“智、仁、勇”三个字（束腰的皮带铜扣上也有这三个字）。短刀本身也是铜的，镀成银白色，刀刃钝秃，不能切割，只是摆样子的东西。每次上操的时候要唱一首《童子军歌》，歌词是：

“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
我们，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年纪虽小志气峥，献此身，献此力，献此心为人民。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终是我们行动的精神。
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这位童子军教练也是一口四川话，高额头，鼓眼睛，年不过三十。他除了教我们操法还教结绳搭帐篷等行军知识。还教过我们自制汽水，每个人上山采寻薄荷叶，到正街上去卖柠檬粉、小苏打，说是加水加糖起了化学作用就变成汽水了。但我回去如法炮制，尝了一口完全不是滋味，赶紧吐掉。我想做汽水大概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虽然没有真正教过我们野营造饭，但我倒一辈子记得他教的那一段带动作的游戏绕口令：“切（也许是重庆土话发音，这个字他不念‘qie’，念法近乎‘cei’，更准确的念法是德语的‘ce’）格勒格，切格勒格（动作是左手握菜状，右手掌比作菜刀往下切）炒，炒，炒。（右手掌朝上，稍微窝起，作锅勺炒菜动作）啵格勒格，啵格勒格（念到‘啵’时，右手拍嘴示意进食）饱，饱，饱（拍肚子）。切格勒格炒，啵格勒格饱。切格勒格，啵格勒格，饱，饱，饱”。后面这几句也交换着做相应动作，所以越念越快的时候往往弄得手忙脚乱，嘴巴里也乱起来，令人捧腹。

他在上操的时候像长官对当兵的那样，动辄呵斥，甚至推搡踢腿。还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原因，他罚我们全班男生跪在楼上教室外面，说要跪半天，不许任何人起来。大约跪了个把钟头，他走上楼来说：“算了算了，念你们初次，原谅原谅你们了”。大家一哄而散，有人还笑着学他把“原谅，原谅”说成“月亮，月亮”。更有甚者，有几个年龄较大的本地学生背地嘀咕他对男生狠，对女生媚。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烧（谐音‘骚’）棒”。

说到这几个年龄大些的本地生，多数是住读的，来自四乡。也有不是住读的，家在正街或附近，也许由于家庭背景和教养的缘故，沾上几分流气。例如下课后住读生有时到文峰塔那里去玩，他们就想得出来给那里几块巨石围成的天然“房间”起了个字眼猥亵的名字，叫“麻X室”，据说是因为它的形状像女人身上那个我们已经隐约知道但不好意思说的部位。另外还有一些脏话都是从他们那里说出来的。他们还结帮对持，互相摩擦。其中有一个，我清楚的记得他的名字叫万宗义，家里在黄桷垭正街开了一爿门面狭窄的文具店。他长的个头不高，一双略为挂梢的单眼皮透出一种冷漠的威势。这个人成了一帮人的头，有几个住读生（其中有个子很大的）都拥戴着他。但他们在班上还没有做出什么大打出手的事，一般同学也不去招惹他们。

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

常和我一起玩的是雷震的儿子雷德成和“陈大律师”（就是在广益中学大门对面坡下树牌子的大律师）的儿子陈令。因为有两个学期我们三个人同一张课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比较合得来。雷德成的爸爸雷震是名气很大的一个国民党中央要员（后来因为在台湾主张民主改革，反对蒋介石而受迫害，更是在海内外成为热点新闻人物），他家就住在杨家花园那所有很大的茅草屋顶的平房里。我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好像没有看见什么人，所以可能当时雷震自己很少住在杨家花园，那里可能是他的乡间别墅。雷德成是个老实孩子，他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很有特色。他脸色微黑，眉毛更是浓黑，上唇汗毛密致，影影绰绰好像长了纤细的小胡子。更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后脑勺扁平，上海人把这种头形叫“菜刀头”，因为侧视轮廓有些像一把菜刀。他和你说起话来的时候总好像有点傻乎乎的瞪着一双大眼睛。陈令也是江浙人，瘦小清秀，性格平和斯文。我们在一起除了男孩子通常玩的花样以外，三个人还打伙集邮。回忆起我们收集的中国或外国邮票，很富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痕迹。有两套战前使用的最普通的邮票，画面都是国父孙中山的头像。一套叫做“纽约版”的，画面比较清爽简约，头像略小。另一套叫“伦敦版”的，印有拱楣和廊柱形的边框，头像略大一些。这两套邮票虽然简单普通，但是印刷都很精美，每一套都包括不同颜色和面值的十余张，所以如果收齐了也是洋洋大观。另外还有一套国民革命人物头像邮票，分别印的是民国初期的大人物，例如其中之一就是头顶大盖军帽，胸挂绶带，肩饰灯笼状流苏，英武潇洒的蔡锷。此外民国各个时期各种纪念邮票的纸张和印刷的精、粗、工、拙各有差别。有一套面积很大也很华丽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邮票，上面印有五色（代表“五族共和”）国旗和桑叶形的中国地图（因为包括外蒙古，所以呈桑叶形），无疑也是在国外印制的。还有“林故主席纪念邮票”（纪念那时刚去世不久的林森）和“蒋（中正）主席就职纪念邮票”，以及一套“平等新约纪念邮票”。当时已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晚期，英美和苏联结成同盟，蒋介石代表中国也忝列其中，称“四强”之一。这套邮票是纪念那时同盟国的一次首脑会议，先后有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德黑兰会议等，都有决议或宣言。我已记不准这套邮票是纪念哪次会议及其盟约，反正是有蒋介石参加的那次中、美、英、苏四国会议。我只记得几次会议中有的中国没有参加，有一次苏联没有参加。鸦片战争以来凡与外国订约，都是丧权辱国的，这次四国盟会共同对敌，至少在形式上中国能与其他三强平起平坐，当时国人引以为荣。这几套邮票都印刷精美，当然都是在国外出版的。美国邮票中印象最深的是罗斯福总统逝世后发行的罗斯福纪念邮票。英国各属地的邮票都有乔治六世国王（今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的头像，其中印度邮票都很大，乔治六世戴着王冠，而香港邮票上的乔治都是免冠的。印尼邮票上的政府首脑不知其名，头戴一顶黑帽子，形状像是把洋铁桶（上海人叫铅桶）倒过来。还有一套苏联红军邮票，记得其中一张是戴着有防风镜皮帽子的空军飞行员，我从这套邮票上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红军。当然还有五大洲其它许多国家的邮票，从邮票上学到了小学课程中没有的许多地理政治知识。其中欧洲的匈牙利和美洲的古巴这两个小国的邮票，其图案和色彩之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希腊邮票一般印制比较简陋，我觉得希腊字母也不太好看，但是有一张精致的希腊邮票以粉红为主色调，画面是一群身躯健美，穿着半透明纱袍，翩翩起舞的美丽女神，我那时觉得它是邮票中顶尖的艺术精品。从澳大利亚邮票上第一次认识了袋鼠、鸵鸟和鸭嘴兽。中国邮票里面还有清朝的龙邮，还有伪满的邮票，皆属粗制滥造。有些邮票是在过时未售出的邮票上加印一些黑字，改了币种和面值，废物利用以应不济。反映了来得太快的政治和经济变迁。那时在公路旁边开了一家集邮商店，可见当时黄桷垭及其附近的时代经济文化要素色色俱全。上面提到的有一些新邮票我们自己并未拥有，就是在这家店里见到的。我已记不清哪些我们曾买了或者从别的途径收集到自己简陋的邮票册里了，哪些只不过在小店的橱窗里或玻璃板下眼馋了几番。至于我们三个人在集邮上是怎样合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合伙中还发生过争吵，以至我和雷德成在课堂座位上打起架来，他是个老实人不知那次为什么会惹得我那么生气，打得他直叫喊，后来我们很快又和好了。

70年代晚期，我从上海中学老同学秦家骥那里借到一份香港杂志（那时大陆政治刚开始有一点松动），上面有一篇文章记述了曾经轰动岛内外的“雷震事件”。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以后，秉性正直而颇有书生气的雷震因反对独裁政治，与蒋介石闹别扭而长期遭受囚禁迫害。文章中专门提到其长子雷德成在此逆境中才三十几岁便英年早逝。我想直到他去世前，他一定还记得我这个同桌同学，像我记得他一样。

还记得的其他同学

我们三个还和一位叫丁长江的比较要好。丁长江白脸，瘦长，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他家里在正街上开一家布点，在万宗义家文具店的斜对面。他不怕万宗义，而且有点对立，但基本上和平共处，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有好几回他请我们到他家楼上（布店在楼下，居住在楼上）去玩，好像是一起合作喂蚕还是合作玩别的什么。总之他像一个大哥哥那样对我们。

还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和长相早就记不起来了，他喜欢讲故事。有一些三国、西游和水浒的段子我都是首先从他的口中听到的。但他常常会把一些故事搅混在一起，还添油加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对大人们转述了他讲的故事，其中说有一个长着三个鼻子的神通广大的人管着三个头大如芭斗的徒弟，他们本事都很大等等。我说这是“三国”里的事，把他们乐坏了，说这是哪一家的《三国演义》？

还记得一个同学的名字叫年家华，是个广东人，华侨，黑瘦脸。我和他交往并不多，为什么记得他呢？因为我曾很奇怪，他以前住在广东和南洋，那是热带地方，可他反而最不怕冷，到最冷的天气也只穿一件薄的球衣，外罩一件单夹克。

还有一个人，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忘不了的一件事是音乐先生曾经推荐他在教室前面为大家演唱了一首美国歌，那首歌他唱得太动听了。后来才知道，那首歌就是福斯特的《The old folks at home》。因为我自己爱唱歌，对他唱得那么好，格外有共鸣，我想大概他在家里有过特殊的教习。

班上还有几个女生，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玩，大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有一个叫巴琳琳的，名字起得有点怪，而且长得像外国人（现在想来她也许就有外国血统），所以有些印象。坐落在正街上的那家“ABC”西餐馆，好像就是她们家开的。

广益中学的中学生中曾经成为我心目中英雄的就是足球队的那些中学生，广益的足球活动十分活跃。正当我在那里读附小的时候，在南洋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资助组织了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首的“东亚足球队”来四川。而且头一个开脚就是和广益中学生的足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给了广益的中学娃娃（但在我眼睛里这些队员都是我崇拜的“大人”了）极大的面子。中学部有几个足球队经常举行比赛，下课时我们小学生常去看。有几个“明星”都记熟了（虽然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羡慕他们追球疾跑的速度，羡慕他们盘球的技巧花样和潇洒的动作，羡慕他们穿的漂亮球鞋和“琵琶腿”上的肌肉，特别感到洒脱豪放的是球队队长在赛前赛后带领全体队员用漂亮英语整齐响亮应答的几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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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以降,至1976年文革结束,这段中国历史只有两段可称之为苦难和灾难沉重,一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对中国侵略造成的外族迫害,二是1947年1976年中国人自己的相互残杀.把1949的至1976年中国普通人和家庭的照片,与上贴中民国时期的同类照片对照起来看,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愚昧麻木,后者令人感到温暖和人性.

自觉的梦游人

抗战胜利

战争还在进行着，家里订有一份《大公报》，爸爸他们还不时从市区带回一些报纸杂志。当时经常被提到的将领是胡宗南和汤恩伯，后来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前者在西北战场，后者在西南战场。汤恩伯的一个儿子叫汤建盘，是南山小学仲威的同班同学，听说很调皮。我之所以还记得他的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上海人说：“挡箭牌”。抗战早期和中期，日本军队一直没有能进入中国西部（即现在属于“西北行政区”和“西南行政区”的所有省份），直到抗战胜利前一年，有一段时间战局紧张起来，战争威胁好像直接临到头上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发动了一次直接侵入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大规模攻势。日军从湖南进入广西，相继攻占了桂林、柳州，接着西进北上进入贵州。日本人进军的方向显然是指向贵阳，从贵阳再北上三百多公里就是重庆了。

最近看到有的文章回忆说，那时大后方的人极度恐慌，但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好像并没有多么恐慌。也许是我年纪小不懂事，但是至少我看到我家里的人没有多少慌乱紧张。早些时虽有过“去西康”的议论，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有人正经打算过。大概因为当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令人乐观，所以大家大概觉得西南攻势虽然来势汹汹，小日本也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但是日本人眼下毕竟是步步进逼到跟前来了，家里除了每天谈论战局以外，还买了一幅西南地区大地图，用图钉钉在楼下客厅右墙上。冯叔叔用两种颜色的纸剪了一些小三角粘在大头针上，做成代表国军和日军的小旗子。每天根据报纸上报导的最新战况，哪方占了什么地方，哪方撤离了什么地方，就把旗子插上去或拔下来。其间虽然有几次拉锯，但是总的来说日军在步步前进。汤恩伯曾发誓要死守独山，但到头来独山还是失守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地图上的日军小旗最后是插到了独山正北方的马场坪，离贵阳只有几十公里了。所幸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到那里以后日军就止步不前了。

当欧洲战事成为热点的时候，我们家墙上还钉了张欧洲地图，也是用小旗子来标示战况，我的直接收获，是从那上面熟悉了欧洲的地理概况，知道了德国在法国东边，两个国家差不多大小，中间还隔着瑞士、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这几个小国家。除了瑞士，各小国是老早一下子就被德国占领了的。听他们说法国人在边界筑了一条钢筋水泥的马其诺防线，曾经夸耀是攻不破的防线，谁知打起来一点用处也没有，法国很快就一败涂地。法国北面隔海就是英伦三岛，德国人一下打不过去，但听说除了轰炸以外，德国人还发明了“飞弹”V1、V2，没有人驾驶，可以自动飞过海去炸英国，任何大炮都没有那么远的射程，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听说德国人的科学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对战争和科学谈论很多，有人说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死光炮”，发出去的不是炮弹，而是一股特别厉害的光，碰到什么就毁了什么，而且可以攻击很远很远的地方。听到这些，很是恐怖，将来科学真要发达起来可怎么得了！原来，所谓“死光炮”就是那时候有人根据已经发现的莱塞（激光）设想出来的，可能由于具体的技术、经济合理性等种种原因，直到现在将近60年以后还没有这种“炮”出现，倒是派上了许多其他很精彩的用途。

接下来就是美军参战，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丘吉尔、蒙哥马利、戴高乐等几个名字脍炙人口。报纸上对东线战场苏联红军的大反攻提得很少，所以人们口头谈论也不多。后来组建联合国，学校里音乐课上教了一首“联合国国歌”，当时翻成中文的歌词是：

太阳在天空现出笑容，
大地发出雄壮歌声。
全世界的人们都欢唱，
庆祝新世界的诞生。
联合国万众一心，打倒敌人。
为自由幸福新世界勇敢前进。”

我非常喜欢这首欢乐、雄壮、振奋人心的歌曲，后来知道它的曲作者原来就是苏联大名鼎鼎的肖斯塔科维奇。

在德国投降欧战胜利的前夕，威望很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一个尖鼻子戴眼镜的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报纸上还登出过他年轻时戴着钢盔当兵的照片。副总统由进步党的华莱士接任，人们议论这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我得知美国总统一向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轮替，其它党派一般无缘。民主党总统杜鲁门遴选进步党的华莱士任副总统，可以说是打破了惯例，而且听说进步党是比较“左倾”（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政治上有“左”和“右”），就是说比较亲苏联，亲共产党的。不久以后就有一个热门新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到重庆来做客。记得报纸头版登出一个有趣的横排标题：“华来士来华”，这个标题正着读倒着读都是一样的，是报纸编辑弄的一点小噱头。

1945年夏天以前，大概谁也没有听到过“原子弹”这个东西，直到原子弹已经扔在日本广岛了，才知道还有这种武器。这个消息真是惊天动地！听说美国飞机投下的一颗“原子弹”把整个城市和全市的人毁灭得干干净净，过了几天听说美国人在日本长崎又投了一颗原子弹，比广岛那一颗更厉害，这一下小日本肯定彻底完了。报纸上大概对原子弹有了解释（我听大人转述的），介绍了什么叫“原子”。这和我小时候心里猜想的世界上一切都是由极小极小看不见的颗粒拼成的完全对头，所以我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费理解。还提到造原子弹的原料“铀”，这个东西是新鲜奇妙的，它会自动放出致命的射线，在原子和原子之间一传十十传百飞快的全部引发起来，造成比普通火药炸弹猛烈万千倍的爆炸。

接下来听说苏联红军开进东北，不到几天就把关东军打垮了，很快就传来了意料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重庆市里沸腾起来了，黄桷垭也一样沸腾起来了，见到的人们都兴奋得无以复加。小叔叔回来说他们一个同事前两天就说了，等到宣布日本投降那一天他可以脱光了衣服赤裸裸的上街去狂欢游行，当然那天他还是没有勇气那样做。重庆的夜间火炬大游行我们是爬到山上文峰塔旁边去看的，两股探照灯光组成一个大大的“V”字。人们以各种各样方式做成“V”字标记，包括举手张起食指和中指做成“V”字形，就像现在许多年轻人莫名其妙的高兴起来就做这个动作一样。抗战胜利的狂欢伴随着美国派头是我的一个印象，那时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空前高涨。许多老百姓见了美国兵就翘起大拇指说：“顶好！”美国兵也同样回答，当时成了互相打招呼的一种礼节。

我还听到了可怕的“切腹自杀”，据说不少日本人在听了天皇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以后就跪在地上用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小腹左边，往右边一拉再朝上转一个弯，这就叫切腹自杀。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令人听着毛骨悚然。

分批回上海

抗战胜利了，狂欢之后外来人的第一个心思就是“回老家去”。我还在上学，家里的动态和种种策划我都不太了了。总之，不多时以后爸爸和大叔叔先走了，又过几个月，祖父祖母也走了。小叔叔大概也是比我们提前走的，因为后来在我们回上海的漫长旅途中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不过也说不定他比我们还晚几天，他毕竟是有单位有职务的。杨家花园我家那座楼里人口渐稀，留守者都是妇女和小孩了。楼下祖父祖母的卧室空出来了，家具都还在，那房间成了留下来的人聚会闲谈的场所。那时不知道家里从哪里弄来了一批罐头，其中有一些已经变形了，里面装的东西叫“阿华田”，说是美国货。现在想来不知道是抗战胜利后运进来的还是从美国军队里弄出来的。阿华田的味道像可可，但是含糖，是甜的，更像回上海以后常喝的乐口福麦乳精。罐头打开来其中有许多都已经结成硬块了，只好用榔头敲，用菜刀剁成小块，然后冲了开水化开喝。

这一切变化对我们几个小孩并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上我的学，小姑姑和冯叔叔也还是去北碚继续他们的学业。

这年秋天，从上海传来的一个消息引起了一次大震动。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信里传来的还是哪个熟人告知的，说大叔叔在上海交际场结识并迎娶了个小老婆。听到这个消息，家里一下炸了锅，婶婶还为此气出心脏病，住进了南山的一家医院。后来回家一直还在打针，其中有一种装在有橡皮盖的小玻璃瓶里的乳白色的叫做“牛奶针”。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大姑姑、小姑鼓、妈妈都先后写信到上海去责备大叔叔，替婶婶出气。后来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说大叔叔看了妈妈的信之后，脸一下子刷白了，说妈妈的文绉绉的绵里藏针的信给他心里的震动比其他人的指责都厉害，但事情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到了冬天我们也要走了，一切都在准备起来。除了已经走了的，除了大姑姑因为已经结婚是四川的人了，她的今后取决于姑父的去向，这次要一同回上海的大大小小（连同冯叔叔在内）一共还有12口人。家里的东西不少，抱着就要去上海的心情，那些家具大概都不值一顾了，我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打算怎么处理。倒是许多衣服、用品，多了不好带，带到上海恐怕也不值。大人们商量后决定“卖”。卖的办法是摆地摊，这事情叫我们这些小孩兴奋起来了，因为从来只有买过东西，没有卖过东西，而且大人允许我们也参加，这太好玩了！各房把不想带走而还值得一卖的东西清理出来，这些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一起来讨论给每样东西估价定价。小姑姑冯叔叔他们剪了许多纸条写上标价，用大头针别在要卖的衣服、裤子、帽子、手套等东西上。我记得为此我们好像还分了工，把临街的那座小楼下面从来没有开过的大门也打开了，在门口摆了一个主要的摊子，同时在消防队坡下公路边也摆了一个摊儿。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来的主要都是本地人，外来人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也要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真正的“大甩卖”，因为如果不这样，肯定是卖不出去的。来买的人，有的厚道些，价钱谈到差不多就买下了。有的则再便宜也嫌不够，还要使劲压价，有个男人看中了一双手套，价已经压得很低了，他还嫌不够，还要往下压，我在一旁听得都不耐烦了，冲他没好气地说：“行，你拿一只去吧。”他白了我一眼，扭头就走了。

终于要启程了，一家人围着圆桌吃了在重庆的最后一餐午饭。正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太太。这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一进来，妈妈婶婶她们赶紧站起来接待，她连忙摆手说：“你们用饭，你们用饭！”小孩子们从没有听到过“用饭”一词，而且是一口京腔说出来，便觉得很好玩，所以后来到了船上我们还反复笑着学她的“你们用饭，你们用饭！”从大人谈话中我听出来她是来买房子的。但是现在想，那么大一座花园洋房，就在我们离开前一个多小时才跑来谈，而且马上就谈定了这笔交易，那是不可能的，大概事早就谈好了的。

离开家上了船以后，我们得知这个客气礼貌能说会道“你们用饭”的女人，可不是个好东西。船因故停了一天，泊在港里没有开出，长期在我家挑水做杂工的老皮就上船来找我们了，他哭诉说，我们一走，那个女人就要把他立即赶走，这当中的情节我当然弄不清楚。房子易手的时候，可能有过什么协议，也许涉及我们家许诺给老皮的一些权益，那个女人可能都翻脸不认了。说起老皮，在我们家已经做了很久，大家都觉得他人好，待他也不错。他是重庆本地人，看上去四十多岁了，虽然是干粗活的，但是终年穿着长衫。他和我家的女佣人何妈相处长了成了相好结了婚，在城里找了个住处，结婚以后何妈离开了我家，住到自己家去了。有一次老皮还带我和仲威去他们家里玩，他们住在望龙门西面大约至少有一里多路靠近菜园坝的江边坡上，像是个大杂院，但是因为在坡上，房子高的高低的低，有不少还是竹子撑起的吊脚楼，如果不是身在其中而是悠闲旁观，倒可以说它“别有风味”。

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就此我们告别了黄桷垭，告别了在那里整整三年的童年后期生活。因为到上海不久，妈妈大概是在一次给我买衣服论及尺寸的时候对我说：“你现在虽然不是大人，但也不算是小人了，是中人”。所以童年到那时基本结尾了，虽然四月四日过儿童节还有我的份儿。在那里我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而且那里基本上又是一个世外桃源 ，国家兴亡，人世悲欢虽然耳有所闻，但对我来说不过是听了一些悲喜故事而已。在我记忆里只有快乐童趣和对开蒙过程中从自己眼睛面前逐渐扩大开去的对世界的美丽憧憬。瞰江饭店、磴子坎儿、小磨滩、车家壁、黄桷垭是瑰丽童年记忆里的一串珍珠，一颗比一颗大。每当想起来的时候总是对它们充满亲切怀念。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和重庆一别就是三十八年，人已老大。直到1983年秋天应邀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论证会，我特意提前动身，先到了重庆。那时山城景象依旧，除了多出一个火车站以外，整个看来似乎只有显得比昔日更陈旧一些。天已黑了，我在车站存了行李包，背着装了洗漱用品和内衣裤的小包就上坡去找住处。那时出门吃住还是一件难事，晚上投宿常会碰钉子。好在我持有一张当时属于“新鲜事物”而且物以稀为贵的副研究员聘书，拿到坡上一家旅馆帐台前向他们解释说副研究员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最初恢复“技术职称”时一般的概念高工至少是副厅局级待遇，虽然这在单位里从来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在社会上只要懂的人还是认账的 ）所以别人来了没有床位，我来了就“有”。虽然晚上有蚊子，大小便要下楼，洗漱在走廊上，但是洗漱时可以看到江景。早晨起来吃完简单的早饭，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望龙门过江。那里破旧了，是真的破旧了还是我的眼睛和小时候不同了？往坡下走时看见了缆车，还是那个样子，但那是真的毫无疑问地破旧了。高高的石梯也是过去的石梯，看到了轮渡码头和轮渡都是狭小破旧，和武汉不能相比。我突然感觉到，抗战一结束，人物一走，一度兴旺的重庆就此被扔在这个国家的屁股后面，再没有人回头一顾，这个感觉到了南岸黄桷垭进一步被证实了。

船到南岸还是一个石滩，只是再也看不见滑竿，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从“劳动人民解放”的时候就废除了。到龙门浩还是走路上梯子，龙门浩倒是变了，进步了。再不是山路两旁的一小堆房子 ，而是朝里面一点找到一块开阔些的地方建成了能走汽车的街市，听说汽车从这里可以开到山上黄桷垭去。我想几十年前我在那里的时候离龙门浩滑竿路不远的这个地方就有公路，而我那时因为还小，没有看见过就不知道。现在懂得公路从这里是可以蜿蜒盘绕，连接上我小时候熟悉的黄桷垭南面坡下那条公路的。而且也回答了我那时的疑问：为什么不能走汽车的那条滑竿路边有德士古的汽油站。

不过现在这对我毫无意义，我的目的是来找老路爬山。龙门浩变了，所以开始上去的那一小段路和以前有点两样。但是走不远就寻到老路了，一路上多半能扭头望到长江和对面的重庆。我那时已是48岁，体力开始有些下降，半路歇了两回，一处是在三叉路口，从那里还有一条向西的下山路，问过路人说那是通往海棠溪的（中国到处的人口都多了，走在山路上已经时时都能遇见路人，以前可不是）。小时候“海棠溪”早已耳熟能详，但从来不知道还可以这样走去。老君洞找也找不到问也问不到了，土地庙当然也无影无踪了，这在意料之中，六十年代到处寻找革命对象的红卫兵对“土地公公”决不会放过的。大概是爬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从那样的一个路口进了我们的黄桷垭。

正街完全换了一付冷漠荒凉的面孔来迎接旧人，路上还是石板，夹道还是鳞次栉比的房子，但是基本上没有了一个店面。昔日比肩接踵嘈杂喧嚣的景象不复存在，只见三三两两懒洋洋的住户。我赶紧加快脚步去找杨家花园，看见正街将要下坡的地方右手还是一块空地 。马上认出来了，我家住过的房子在，只是没有了围墙，没有了花园。花园被水泥铺盖起来，成了一块楼前地坪。楼门前挂了一块牌子，大书“××街道居民委员会”，有人进进出出，我不想透露我曾是这里的住户，佯装若无其事地徘徊端详。那座楼房还是老样子，爸爸妈妈的卧室成了一间大办公室，楼下客厅好像还是会客室。其余的因为不能走进去，看不见了。水泥外墙面还是“棘皮”式的；楼上楼下的窗子还是附加了百叶窗；瓦屋顶上还是有天窗；楼的右边和后边与那半圈护坡兼围墙之间还是留着那么一条窄巷子。留连感慨一番之后，我就继续往上走，想去看看杨家花园别的房子，我这才发现，绝大部分房子已然不见踪迹，少数地方留下些断垣残壁，似乎还有一两座破败了的小搂，空在那里摇摇欲坠。难怪那时候“国军”的营长唯独看中了“附一号”我们家。

继续往西走，很容易地找到了广益中学的大门。走进去还是那一条大石板上坡路，但觉得也有点破旧了，两旁树木也没有以前那么青葱茂盛，五十年代“大跃进”大肆砍伐山林大概也没有放过这里。走到中学部那片地方，房子还有，但是已看不到一所像样的了。这里显然已经不是一个中学校，因为见不到一个学生和老师模样的人。房子外面牵几条绳子晾着些衣服裤子，同样只见到几个懒洋洋的住家人，问以往事和变故，则茫然不得要领。大足球场当然还是那么大，只是感觉上不像小时候看上去那么辽阔，且长满了杂草。操场另一头的附小部更是认不出来了。那时到底还有没有广益中学？如果那时没有了，后来恢复了吗？以现在的条件如果在那个地方重新振兴这所学校一定是美轮美奂成为少年学子的天堂。

果然，后来我从一个“旅游网”上看到一则图文并茂的报道，我的理想得到了实现，恢复了的新广益的校园、房舍比我设想的还要漂亮、壮观，但是否“美轮美奂”更要看教育到底办得怎么样，凭着这几年长的见识，对这一点存疑是有充分理由的。

走出旧广益范围回到过去那条曾经天天走的通往南山小学后门的半坡小路，左手坡下倒是多了些房舍，有的好像还是什么单位 。但是这样一来我辨不出哪里是南山小学了，我只好估量着远近，摸到应该是差不多的位置，走下去看着那样子肯定是变了。但是再看看远些和近些的地方更不像，很可能就是那里了。碰到人一问，说那里现在是个中医院，问及昔日南山小学，又是茫然。我干脆下到公路上朝着黄桷垭走回去，一路所见大格局都和我留在记忆中的情形吻合。走到黄桷垭跟前时肚子饿得走不动了，于是在那里一家难得找到的小吃馆吃面时访到了前面说过的关于杨家花园的掌故。

那次我在重庆，在黄桷垭所见到的，恐怕不仅仅是一个被久久弃置了的“陪都”所特有的景象。1983年“改革开放”正在蹒跚起步，国家开始见到了一点复苏。如果再早几年我看到的可能会更叫人泄气。到处可见过去曾经光鲜的东西早已变得陈旧、枯萎和凋敝的情形（包括那时的“大上海”）。

现在，又过去二十年多，2002年在电视里我看到了直升飞机回旋俯瞰作为新设国家直辖市的现代化大重庆摄下的壮丽镜头，崭新的街市区早已扩大到过去的四郊。那么，山上呢？南山呢？我睁大眼睛紧跟镜头搜寻辨认，希望能发现哪里是南山黄桷垭。可惜镜头太宏观，也扫得太快，没有能找到。我开始发挥想象；黄桷垭大概还摊不上那份特殊的眷顾，像周庄和乌镇那样被尽量还原历史旧观，作为招引中外来客的旅游胜景，小心翼翼保护起来。更可能的是，那里因为风景优美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开发区。于是正街的旧房被拆了，与南山公园配套，那里可能建了宾馆、饭店、川菜馆、“火锅城”、卡拉OK桑拿浴、彩卷和数码印洗、古董赝品、水货旅游工艺品的大排档。旧杨家花园那片地方可能又被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商看上了，在那里新建了高档住宅小区，现在又兴叫“花园”了，也许有想象力的聪明人又想到把有怀旧情趣的“杨家花园”老牌子用上了。那么在那里修缮保留一栋“旧建筑”也不是不可能。要是这样，唯一的就是曾经变成“居民委员会”的我们家了。“杀风景”的是，我难免又揣测，在这过程中现代开发商和“有关当局”操作之“黑”恐怕不亚于当年那个姓杨的“地痞恶霸”房产老板。

这些都是有趣的悬念，但如果不是以后某个时候碰巧有机缘，我决不会专门费事去解开这个悬念。这种事情往往是一旦明白无误摆在面前就没有意思了。

自觉的梦游人

五 回乡路上（一）

第五章的小节目录：草搭棚舱的拖驳/船上种种/“老龟”（轮机长）遭辱/过三峡/新滩搁浅/宜昌和沙市/在汉口过年/换上大达轮航行大江

草搭棚舱的拖驳

我们以前熟悉的望龙门码头，主要是市区与南岸之间的轮渡码头。朝天门码头才是重庆通往上下游各地的客货码头。朝天门也早没有了城墙城门，只剩下地名了，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地处重庆“半岛”的尖端。我们乘的是大达公司的船，一切都是大叔叔托他的航运界朋友安排好的。走到跟前才发现，我们要乘的船不是单独一条，而是两条船并排拴在一起。右边是一艘有机器有烟囱的轮船；左边是一艘低矮的没有烟囱也没有机器的船，叫做“铁驳子”，它被右边的轮船用钢丝缆索绑在一起。

上了船就听到人们谈起船的事情：大达公司在我耳朵里早已听熟了，大叔叔的不少朋友都在里面。他太太经常到我们家来的那个杨管北就是大达的总经理，爸爸又在大达公司出资办的矿石厂当副经理。那时和大达公司齐名的已在重庆和上海之间通航的还有另一家私营轮船公司，叫三北公司，这两家公司各有大大小小若干艘轮船。大达公司千吨以上的船有三艘，最大的一艘就叫“大达轮”。另外两艘那时听说过，船名都有一个“大”字。也许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大准了，好像一艘叫“大渝”，一艘叫“大庆”，但听说这些船在抗战期间都被日本飞机炸残了。后来我们到了汉口就改乘临时草草修起的大达轮，记不起我还在什么场合看到过另外两艘船在它们完好时候的照片。大达公司有一艘小轮船叫“储元”轮，那艘拖着铁驳子从重庆出发一直把我们送到汉口的就是它。人们说起它的时候都叫“储元”号，但是我们看到漆在船舷上的两个大字却是“嘉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这艘船到底有多大呢？后来根据我的记忆作了一个比较，它比那时候重庆的轮渡大一些，但是恐怕只不过和现在武汉的轮渡差不多大小。虽然小，它却是一艘尖底深水船，满载时“吃水”9英呎。有一家与大达公司和三北公司同样著名的当地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拥有许多艘“民”字号的轮船，都比这艘“储元”大得多，但是因为民生公司是专营川江（长江汉口或宜昌以上）航运的，它的船都是平底船，吃水比储元号浅。储元轮本身除了船员舱位以外，没有几个客舱，大部分乘客都被安排在那艘拖带的铁驳上。这个铁驳子好像是临时弄来的，不是大达公司自己的。它虽然低矮，但是比储元轮更长些，也更宽些。本来驳船都是用来载货的，没有客舱。在这个非常时期为了应付急需，用木材和芦席在上面搭起了临时“客舱”。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睡觉就睡在地板上，我记不得地板上铺了什么东西，但我想那时候是冬天，只有芦蓆是不够的，应该还有稻草。

那时婶婶的病还没有好，她享受了优待，带着两岁的庆庆睡在嘉定号轮船上稀有的正式客舱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驳船上，打地铺。我记得大人基本上是男女分开住的，我们住的那间舱里都是女的和我们这些小孩。胡家的人几乎占了多数；此外有一家姓李，听说是大叔叔的一个叫李云良的朋友的家属，李太太带着两个大约十五六七岁的女儿。大一点的叫李菲兰，小一点的叫李文兰，后者长得更端正秀气一些。她们说话的口音和上海话有些差别，据说是常州人。还有一个王太太，带着一个四五岁的胖嘟嘟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王盘兴。这三个字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个叫法肯定没有错，因为我为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脚板心”，所以我相信记得很清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空军军官的太太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姓什么叫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天大家逗他玩，他就站着对大家行举手礼，大概是从他当空军的爸爸那里学来的。

船上除了一些比较有钱的正式乘客之外，还有一些也是抗战时期从上海江浙来重庆在有关公司做杂工的人。据我的观察，他们在船上兼作打杂服务，顺便搭船回乡。其中我认识一个叫“祥生”的，大约三十几岁，是大叔叔公司里的工役，有一次家里宴客的时候他来帮过忙，穿一身黑色的香云纱衫裤，一口江浙话。这次上船以后，见他一直在忙。船刚刚开到江心的时候我看见他蹲在驳船边吊着的一个架子上解手，当时我还挺纳闷：船上明明有厕所，为什么他不到哪里去呢？后来我才知道，船上搭了这个架子，就是专门给他们这些人用的。

船上种种

开船以后我变得兴奋起来，在船前船后到处走，看江边的风景，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船上的情形。机器轰鸣着，江水不断拍打着船舷，烟囱不断冒着白烟，不时从它边上的一根管子里喷出一股气，同时响起“呜——”的一声长鸣。我发现来往的其他船也彼此呼应，但是音调各不相同。渐渐地我发现，船越小声音越尖细，船越大声音越浑厚，就和人差不多，小孩声音尖，大人声音沉。想来船上安装汽笛大概有规矩，光听声音就可以辨别出船的吨位。嘉定号的船尾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浪花，我大概问了谁，他告诉我那是船尾下面有个很大的螺旋桨在转，我想起来我们劳作课上做的用橡筋发动的船就是靠一个用洋铁皮剪的“螺旋桨”动起来的。在我们刚上船，人和货还没有载满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船尾后面竖着一块半露在水面上的铁板，那叫舵，舵可以左右摆动，它摆到左边船就向左边转；摆到右边船就向右边转。我走到铁驳子的船头，回头可以看见嘉定号“二楼”前方的驾驶台，透过长长的一排玻璃窗看见里面站着几个人。中间的那个人站得笔挺，双手把着一个比汽车方向盘大得多而且周围伸出几个把手的圆盘，听说转动这个圆盘就牵动了船尾的舵。我得知船上最大的是船长，还有什么大副、二副，大的船还有三副，他们都可以负责指挥，也可以亲自把舵。最有趣的是在下面的船头甲板上有一个黄脸矮胖的，头戴一顶陈旧的，飞行员那样的皮帽子的老头。他端了一把靠背椅独自坐在那里（那地方不让别人进去），不动声色地左顾右盼，不时地把手摆一摆，上面掌舵的经常注意着他的手势，好像是在听他的指挥。听大家说他是“领港”（很长时间我都误听为“领江”，因为上海话“江”和“港”分不清），是老资格走川江的船上人。抗战期间久不通大船，航道起了变化，很多船员都不熟悉现在的情形，而且日本人在江上炸沉了不少大小船只。川江本来就浅，何况是冬天。储元号船小吃水深，一不小心就会触到江底的石滩、沙滩或沉船。所以这次行船的安全就寄托在这位经验丰富，深知川江水性和近年变故的老领港身上了。不过还听说他是抽鸦片烟的，有人议论，担心他烟瘾来了提不起精神来的时候怎么办。

好像是在行船的第一个傍晚，船上的工人抓到了几条大鱼，据说是青鱼，这我以前还没有听说过。于是晚饭有了鱼吃，和我们家里烧的鱼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放酱油，但是放了辣椒。听他们好些人都啧啧称赞这餐新鲜鱼味道太好了，不过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土腥气，而且因为鱼大，油厚，有我最不喜欢的肥肉一样的东西。但是人们都说好，我就注意去品味它的“好”在哪里，果然慢慢的喜欢起这种味道来了。就连我最忌讳的“肥肉”，只要是在鱼身上的，我也不抱成见了。我认为鱼的“肥肉”不等于猪的肥肉，那不应该叫肥肉。我这个人从来是不固执成见的，这可能是个好习惯。

有一天上午，同舱的李家不知弄坏了她们自家的一个什么东西，是那个老实的大小姐李菲兰首先发现的。她大惊小怪地用一口地道的常州话对她妈妈说：“wa lo la li！”（坏了哩！）。她说这四个字的声调如果我用简谱把它标出来，大概差不多是：“1 1 6 2”，所以这个腔调很有点滑稽。我这个人从小在别的方面都很不敏感，唯独对于发现什么滑稽好笑的事情像是有一根特殊的敏感神经，可以说是敏感到了细致入微。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天份，它使我脑子里装着许多有趣的往日场景，哪怕有些本来可悲的事情，我也记着里面幽默好玩的成分，冲淡了它的苦涩。但是发现笑料有时也会得罪人，这一次就是的。听了她这句话我马上就学开了，于是弟弟妹妹们都跟着我学起来了。大家进进出出都像念“阿弥陀佛”一样不断念着：“wa lo la li，wa lo la li”，念了笑，笑了念。后来我一个人到船上别的地方去玩了一阵，回到舱里听说李大小姐就因为大家不停的学她这句话，羞得哭了一场。于是妈妈当她们的面把我骂了几句。二小姐李文兰倒是个精干活泼的人，长得也俊，她常常端把小矮凳坐在舱外走廊上和同船一些少年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小孩）谈笑聊天。有一个穿着一件长袍的十四五岁的男少年，叫周敦什么的，常常来和她谈天。

不知是第几天，天黑了的时候听人说：“到酆都了”。于是听说起关于酆都城的事情，说酆都城是鬼住的地方。人死了就要到酆都城去，那就是地狱，有阎王、鬼卒，有滚丁板、下油锅等等。听了虽然不会真的相信这些，但是对这个地方总有点神秘感，我出去看了一下，只见幽幽的一片灯火，别的什么也看不到。

“老龟”（轮机长）遭辱

也不知道是第几天，反正是船还没有出川的时候，船上闹出一件乱子，怎么回事我一直不明白。船底层机器间里有专门的负责人，他们把干这个事的不知是叫“老鬼”还是“老龟”，按江浙话“鬼”应该读成“ju”，所以大概他们叫的是“老龟”。

好像轮机长做了什么“坏事”，被发现了，一些人便把他拖到嘉定号的船头甲板上，围着他怒吼，要他承认干的坏事。这个阵势和后来“解放”以后多次见到的“斗争会”差不多。那个人脸都吓白了，低着头好像喃喃地为自己辩护了些什么。人们不饶他。家属住在我们舱里的那个空军军官，像他儿子一样也是白白胖胖的，穿着很挺括的西装式翻领的空军制服，这个时候出头露脸了（不过我一见他出来就忍不住要笑，因为刚上船不久的时候，我看见他大大咧咧地抱起他的宝贝儿子在嘉定号走廊栏杆上把尿，结果撒在楼下人的头上了。下面还不知道撒下来的是什么，叫起来。那个军官笑着伸舌头眯眼睛作了个鬼脸，赶紧躲起来了）。他比别人更是气势汹汹，我记得他嚷着：“他一定是共产党，故意来破坏的，今天晚上把他在杆子上吊起来！”有几个人帮腔附和，大部分胆子小也弄不清事由底细的人只是轻声议论。

不过后来还是没有吊他，而且机器房里的事大概也是少不了他。闹过之后，他还是干他的事。后来储元轮到达目的地汉口（再下去就换乘大达轮了）时，船刚刚停稳，我就看见一伙身穿短衫裤，有的头戴破旧毡帽的杂役模样的人，拥上船来，骂骂咧咧（后来我长年住在武汉，知道武汉人的“汉骂”是大名鼎鼎的特产），先到底舱把那位“老龟”簇拥出来，还嚷着要找人算账。听说那帮人是工会的。“储元号”轮机长在川江受欺负的消息不知道怎么早就传到汉口来了，轮机长虽有个“长”字，但比不得船长、大副、二副，他还是属于体力技工，而且还被蔑称“老龟”。所以这消息激怒了汉口这边工会的人，船一到岸就来为受辱工友出气了，这是后话。因为我们自己到汉口很快就下船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过三峡

船过营阳、奉节进入三峡。记得在国语书或者是常识书的某一节中说到过三峡，说船在三峡行驶时，前面看着好像已经被山封住没有出路了，但是当船走过去时忽然看见前面还是河道，永远不会走绝。江面很窄，水流很急也很清澈。两边夹峙的陡山遮住阳光，稍感阴暗而静谧。领港老头还是坐在那里，似乎更加全神贯注。一路上有好几次遇到民生公司的船，有什么民族号、民权号、民武号等等，有的从后面来追过了我们，那桅声（船上汽笛声）都显得比我们神气。还有上水迎面而来的，所以船走在三峡的时候生怕前面有船过来时看不见，要特别小心。

我们的船无法夜航，一到晚上就抛锚歇着。在三峡内不好抛锚，那个晚上是停靠在巫山，眼前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小姑姑和冯叔叔还是上岸去玩了一遭，还带回来了几个“橙子”，这里打个引号，因为这东西一般的应该叫柚子，上海人叫“文旦”。重庆的桔子又多又甜又便宜，在那里我们吃了不少。还有硬一些的，不好剥，只能切开吃，许多地方把那叫橙子，而四川人叫它“广柑”。四川人习惯把外来的东西叫“广”的，所以我想“广柑”大概不是本地产的。也许这样一来“橙子”这个名称在四川就给了柚子。后来船到了汉口时我得知四川人说的“橙子”在那里已经叫柚子了。

早晨起来船开进了巫峡，许多人早就熙熙攘攘地来到走廊和船头甲板上看峡景了。都说巫峡在三峡中是最壮观的，据说那里有著名的十二峰，其中最著名的又是神女峰，有人嚷着说：“那就是，那就是！”我把头都仰酸了，除了看到不少高耸着的，云雾缭绕的尖峰以外，他们说的我什么也没有搞清楚，但是的确感觉到了三峡的壮丽气势。

新滩搁浅

过了三峡以后就听说下面会有麻烦。说有个地方叫“鬼门关”，在那里触礁翻船的事常常发生，冬天枯水的时候更危险，那几天人们都提心吊胆。到了一处可以靠岸的地方，船停了，让乘客可以走的都下船去沿着岸走一段路，为的是减轻船的重量，使船体向上浮起来一些，以免触礁。对我们说，正是求之不得 ，在船上一连困了好几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下去走走，何况是在那么一个新鲜的地方。右手是山，左手是湍急的江水。那路高低起伏，有时很狭窄，有时开阔一些，现在我推测那就是三峡纤夫走的路。走也走得不远，大概一段险滩过去了，看见船已经停靠在一处地方。谁料得到真正的危险还没有过去，记不清上船以后又走了多少时候，忽然感到一个震撼，接着就听到船上人说：“糟了！搁浅了”。都怪嘉定号的吃水太深，船底终于搁在江底石礁上了，这一片礁石区叫做“新滩”是著名的川江险滩（解放后记不清哪年把它炸掉了）。起先还想了些办法，机器停了又发动起来，打舵、倒车，企图自己挣扎出去，结果无效。大家心里都很沮丧，怎么办呢？只好等到有别的船来的时候请求帮忙了。那时来往的船也确实不多，好像当天就没有船经过，大概等到第二天有船来了，我们这里早早的拉桅声求救。那船逐渐靠近，经过我们的时候走的很慢，船上的人互相喊话了，好像结果那边表示无能为力，终于开走了。我不记得这次停了几天，曾有几条船经过，其中多数是民生公司的。有的试了一下拖不动，走了。有的大概也是自量不行，没有管。最气人的事发生了，我们终于等到一艘海军的炮舰驶来，那艘炮舰叫“同德”号，船员们都认得的。都说这下好了，有希望了。在家里下海陆空军棋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力舰”吃“巡洋舰”，“巡洋舰”吃“炮舰”，“炮舰”只能吃“驱逐舰”。所以炮舰应该是比较小的一种兵舰，同德号的确不大，好像并不比民生公司的多数船更大，特别是甲板以上的体积不像客轮那么大，因为它不像客轮那样要载很多人。但它的马力大，开得很快，鸣笛声也很威武，上上下下都是漆着银灰色的铁甲。中国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军，据说这艘同德号以及还有一艘姊妹舰——同心号（抗战期间蒋介石特别强调在他领导下的“同心同德”，所以常常用到这四个字）。这两艘炮舰都是英国送给中国海军的，几天以后我们还遇到了同心号。但是这艘“同德”舰对我们的呼救根本不予理睬，它迎面驶来，经过我们边上送过一阵浪涌便扬长而去了。船上的人们气得冲着远去的炮艇骂个不停。最后，还是一艘民生公司的船搭救了我们，用缆索把嘉定号连同驳船拖出了石滩。我也许记得不太准了，那艘船好像就是“民武号”，它在我们所遇到的民生公司的船中算是比较大的一艘，鸣笛的声音也很洪亮。

自觉的梦游人

宜昌和沙市

出三峡不久，来到一个地方，叫宜昌。听人们的口气，这是我们离开重庆后所到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船在这里正式停靠了一些时候，好像有人货上下。跳板搭在很宽的沙滩上，我们也上岸去看光景。刚刚走上沙滩，不知怎的我突然肚子疼起来了，忍不住只好在沙滩上蹲下来，给宜昌留下了一点“纪念”，等于是涂鸦了：“胡××到此一游”。因此，我没有走到里面更远的地方去玩。

没有想到，我在中年以后多次去过宜昌。第一次是1968年夏天，我相信那时我看到的宜昌与1945年底路过那里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中等城市，人口也不少，但是到处都是比较陈旧的也没有太多特色的平房。宜昌地处湖北省，但是语言和习俗都很接近四川。当然我已无法辨识出我留下过纪念的那片沙滩的位置。

八十年代国家一度准备划鄂西的一部分和川东的一部分，以宜昌为省会，建立“三峡省”。那时我是气象部门首批晋升的高级工程师（副研究员），当时的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来武汉动员我去宜昌筹建三峡省气象局，建成后拟任副局长。我的兴趣全在科研，没有当官的兴趣。太太的观点则是不愿意离开武汉到“小地方”去，于是我答复了罗局长，用流行的话叫做“婉言谢绝”。而国家建三峡省的事后来也吹了。但随着三峡工程的论证、筹备、开工，我先后多次去宜昌参加学术活动，眼看宜昌日新月异，逐渐成为一个漂亮的现代化城市。
船离开宜昌以后，江面大大地开阔起来。只是冬天的景色比较单调，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而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我们的船又一次搁浅了，那是在快接近沙市的时候。这回船不是搁在石滩上而是搁在水下的沙滩上。这次又耽误了我们不少时间，此时对于搁浅已经不感到新鲜，只觉得厌烦，所以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解脱的。

好像是过了沙市之后，船上换了一位领港。原先那个老头子不见了，另外请来一个年轻的，是什么样子我一直没有当面看清楚。他不像那个老头子那样坐在船头甲板上，而是呆在驾驶室里，就站在驾驶员旁边，大概按规矩应该是这样的。都在传说这个领港曾经犯过神经病，这倒好，领着我们这组老爷船在废弃几年的复杂水道上航行的，不是鸦片鬼就是神经病，也许不这样的话这次旅行会显得太平淡。但是据说新来的这位领港在不犯病的时候头脑很聪明，他的技术是好的，对这里的航道也很熟悉。大家好像觉得船长作这样的选择有他的道理，结果在他手上真的没有出事。

在汉口过年

我们平安到达了早就闻名的大城市汉口。我想那时候行政建制上应该是早就已经把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在一起了，但当时人们习惯上还很少用“武汉”这个名称，解放以后才改过口来。得知我们要在这里下船歇几天，然后换乘大船继续航行。有人来接我们，而且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操办这件事的是大叔叔的朋友于云峰，我记得他好像是在我们已经进了旅馆以后才露面的。这个人个子不高而且微胖，穿长袍，围着很长的毛线围巾，头上戴一顶卷毛皮的高帽子。说起话来声音比较大，看来性格很爽朗。安排我们住下以后，每次快到吃饭时间他就到旅馆来了，带我们上馆子吃饭，还请我们到他家了去了一次。一直到几天之后把转船的事情办好，送我们上船，从头到尾尽心尽力。我虽然一直不太清楚，但是知道他是大叔叔的同行朋友中比较亲密的一个。比大叔叔略微年轻些，大叔叔对他很好，他也很讲义气。这个时候他正在汉口的一个办事处做事，后来也没有迁到上海去。原来他还是一个京戏票友，曾经粉墨登场。我们到上海以后他曾经寄给大叔叔一张他扮大花脸的剧照，扮的什么角色我记不清了。准确地说我那时看的京戏还少，本来不知道照片上是什么角色。但是有个印象是清楚的，那是一个威武的“架子花脸”。

我们住的那家旅馆叫红楼旅馆，记不清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分房间住的，只记得至少其中有一间还不小，里面还有个方桌，几把椅子。那时大概已经恢复电灯了，但是经常停电。房间里有煤油灯，还有一盏汽灯。晚上出去吃饭回来还可以见到楼下楼梯口挂着一盏“电石灯”。现在真的要记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免疑惑起来。首先是“电石灯”三个字记得准不准，我只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其次我对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泡在水里就能点着而且可以长时间地燃烧下去，很有些不理解。那时我还没读过什么自然科学，但似乎在心里已经本能地认为燃烧一定要消耗什么东西。水本来是不会烧的，石头长时间放在里面好像也没有少掉一点，那么火和光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后来就没有再见过这种东西，中学和大学的化学课程里也没有提到过“电石”一词。现在专门来写回忆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疑问，最后是《辞海》帮了我的忙。我查到“电石”的词条，那上面简单的写着：“即碳化钙”。于是查“碳化钙”，那里写着：“亦称‘电石’………有臭味，与水反应，产生乙炔”。原来如此！那石头并非“顽石”，其中的碳和水中的氢结成了能燃烧的气体乙炔。我想这个点灯的土办法可能很古老了，但也许因为“电石”是一种稀缺的东西，以至我一生只见过那么一次。

有个上午冯叔叔大概为了发一封信，带着我和仲威出旅馆去溜达了一趟。红楼旅馆外面十分热闹，原来它就是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大约只有半里路的距离。那附近还有一家“铁路大旅社”。我在定居武汉之后曾经有两次顺便到大智路汉口火车站一带去找红楼旅馆和铁路大旅社，不仅不见影踪，而且，虽然我坚信那条街的格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时间隔得太长之后在感觉上好像不是那时见过的模样了。

大叔叔和爸爸的另一位朋友也请我们到他家去吃了饭，他的名字和作家老舍一样叫舒舍予。只记得他是个白净脸，西装穿得比较雅致。住的是一所市区里的那种洋房。虽然那时只去了一次，搞不清东南西北，现在看来这样的住宅只是在江汉路到胜利街这个抗战前的洋人租界区段内才有。汉口虽然经过几年沦陷，复归不久，整个城市建筑面貌还是略胜于重庆。

在那里我们还正好赶上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过年。街上可以见到很热闹的民俗游行场面，这个我以前在昆明和重庆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有狮子舞、龙灯舞、蚌壳精、旱船舞（有些名称当时叫不出，是后来知道的）。印象特别深的是踩高跷，因为那天我们正在一家饭馆楼上吃午饭，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来了，几个穿着红绿衣衫装扮成各种故事人物的男女走到我们楼上窗子跟前来探头探脑的，倒叫人吃了一惊。原来他们双脚都踩在很长很高的棍子上，不但走得很自如，还能表演各种动作，我们几个小孩真是大开眼界兴奋不已。

为了换船我们这次在汉口大概呆了一个礼拜，当时何曾想到以后我还要回这里来，在大劫大难中从这里进入成年，从这里孤孤单单走进社会，在这里耗去我一生绝大部分光阴。在这里虽然我也和许许多多人一样经历过喜怒哀乐，但是始终摆脱不掉的主旋律是内心深处的无奈，我有太多的理由不大喜欢武汉。

换上大达轮航行大江

久闻大名的大达轮的“上层建筑”全被日本飞机炸光了。为了满足千千万万迫不及待回乡人潮的急需，匆匆做了修复。那船的确比我们从重庆一路下来见过的船都大，但是样子实在不雅。和我们原先乘的驳船一样，就是在船壳上面盖了一座大木房子，也是用芦席盖的屋顶。那时我没有特别注意观察过驾驶台是否也是临时搭的。不过我们住的船舱是小间，里面有双层木床。木床和木头板壁都是没有油漆过的。除了这种小舱以外还有“统舱”，那就是一个大舱里挤着许许多多人。在那里还听到了带“黄鱼”这个话，那就是有人不买票，私下塞几个钱给船上的某个船员，由他带上船来藏在一个地方，可以躲避查票，一直混到目的地。其实好像大家都知道有这回事，没见有人过问。这是我第一次耳闻在我们中国社会上行事的一种经典而垂永的方式（现在叫做“潜规则”），尽管轮船公司还是私营的。这次只能说是耳闻，因为我一直到下船也没有看出谁是“黄鱼”，毕竟他（她）们身上并没有长着鱼鳞，没有被放在竹篓子或木条箱里，甚至也没有像我那时猜想的那样是成天躲在舱顶的隔板上。

船开出汉口以后江面愈来愈宽阔，我心里惊叹长江有那么浩大。但是从此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了，只记得船到九江、安庆和芜湖都停过。于是我知道了九江有瓷器卖，安庆有辣酱卖，芜湖有剪刀卖，因为每停靠一个地方小姑姑和冯叔叔都要下船转一圈，而且买回来一些东西。可恨的是每次到地方都在晚上，都不让我和仲威跟着下去玩，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妈妈、婶婶、“新婶婶”则各自带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孩，也都不能离船，于是每次都是小姑姑和冯叔叔代表我们大家去观光。

大概是在过了安庆以后，船上传开了一桩险情，说这一带岸上有“新四军”，有时碰上了他们要开枪扣船，还有其它等等。乘客有些紧张，但终于平安无事到了南京。

好像记得他们说大达轮还要继续一直开到上海，但是我们就在南京下船了。因为大叔叔已经做好安排，到南京改乘改乘火车去上海。在南京又有他的同行朋友用小汽车来接我们，到一个公司办事处休息吃晚饭，然后送上夜间的火车去上海。我童年时代只坐过两次火车，第一次是滇越铁路的火车把我带到逃难的终点——西南抗战大后方，那次坐的是货车车厢。第二次是京沪铁路（后称沪宁铁路）的火车把我送到回乡的终点——上海，坐的是卧铺车厢，是有门的小房间，就像现在的“软卧”，但我记得没有“软”床，里面也有点乱糟糟的。

到上海以后大家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从重庆出发最后到达上海，正好用了一个月时间。

自觉的梦游人

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第六章的小节目录：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出有车”阶级/“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家常生活的变化/在上海家里怎么玩/听“无线电”/“无线电”里的广告/“娘舅”的收藏/“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塘山路小学/学校里的小小风波/和“阿德哥”打架/几个要好的朋友/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再忆看电影/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忧 国/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上海的热天/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祖父七十大寿/小“五妹”之死/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迷上了京戏

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

火车到上海的时候正是拂晓，跟在大人后面一路呵欠走出车站。大人们相见（爸爸、大叔叔他们来接）一片热闹声中我只注意到有人说：“华德路兆丰路”，这大概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大家分乘几辆小汽车（多数应该是出租车，因为自己家里只有大叔叔的一辆小汽车）转弯抹角经过几条马路朝“华德路兆丰路”开去。所谓“华德路”，全称应是东熙华德路。抗战前上海绝大多数的马路都是用一些与上海有关的外国名人的名字命名的。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之后，做了一项改革，就是所有大大小小的马路都有了中国名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借用全国各地的地名。东熙华德路是虹口区靠近黄浦江一带的一条主要干道，苏州河口以北从外白渡桥到“小苏州河”上的中虹桥这比较短的一段叫熙华德路；过了中虹桥一直到提篮桥就叫东熙华德路（习惯上一起简称华德路）。而路牌上已经改了，前者写着“长治路”；后者写着“东长治路”。但最初一两年，人们口头上还是习惯叫老路名。兆丰路也已改名为高阳路，是一条垂直于东长治路的横马路。我们家所在的里弄就在东长治路边，快要到高阳路的那个地方，所以凡说起家里所在地点就叫“华德路兆丰路”。

那条弄堂（里弄）叫“余庆里”，门牌是690弄。写到这里，忽然唤起我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小小细节的记忆：在重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则广告以后曾经写信到上海一家邮票社邮购一套外国邮票，其它过程，包括要买的是什么邮票以及买到了没有，都不记得了，却记得那家邮票社的地址里有个“××弄”。在昆明在重庆我都不曾遇到过地址里有这个“弄”字，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到了上海才明白差不多大部分人家都住在马路旁的某一条“弄堂”里。弄堂不是简单的一条巷子，而是由一条主干巷和宽窄横竖的一些支巷构成的一片紧凑的住宅区。弄堂口都砌得有一个门坊，有的甚至还有门楼，余庆里就有门楼。门坊上楣有三个（个别的也有四个）大字，就是里弄的名字，“××里”、“××坊”或者“××邨”。里弄的门牌号码是和街上的店铺一起按顺序统一编排的。店铺是临街的，而它们的背后的纵深区都是里弄里的住宅。

余庆里的弄口左手有一家酱坊，我们平时叫它“酱油店”，其实里面除了酱油以外还有辣酱、甜面酱、醋、各种酱菜、腌菜、泡菜以及其它各种调味品，凡是味重的东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用竹提子和“洋铅皮”漏斗零拷的白酒、黄酒和各种食油等等。使它和别家商店格外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店前有一个放着大酱缸的有围墙的天井（大概是解放以后某一次修路时，这个围墙拆了，天井也没有了，酱缸也没有看见了），这样它就突出在左右邻店的前面，而在它靠余庆里一边的侧墙上有一个大大的“醬”字。这个字至少有一层楼高，成为老远就可以看见我家地点的最醒目标志。

我们的家在余庆里最深处，进去有两种走法，但都要拐四道弯才能到家门口。弄堂里比较大比较好的房子都是所谓“石库门”式的。石库门房子也像城市里其它房子一样都是一家紧贴一家连接成排，中间没有空隙的。我们家所在那一排有三座石库门，四个门牌号码。但是它有一种独特的结构，我后来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见过。实际上它是由并列的两排楼房构成，而且三个单元（每一座石库门里面算一个单元）内部相通，合起来封闭成一统。两排楼房之间和前后两侧共有三条巷子，前排楼的前门（石库门）前的巷子左端进口有两扇大铁门，平时不打开。所以那一段宽巷子实际上成了三个单元共有的一个大天井，它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宽，但是比篮球场长，后来成了我们打羽毛球和踢小橡皮球的场所。中间那条巷道也在首家（79号）那一端做了一道门与外面隔开，但那道门经常开着。进了这道门，里面的中间巷子并不是简单直通的，在每单元之间隔着一道门。平时三个单元之间的这两道门也开着，所以进了首端的门以后也可以走到每一个单元。后来这些门被封砌了，于是三个单元便各自独立，这条中间巷子也就被分割成各单元的“中天井”，平日进出都得走各自的后门了。后面那排房子和后面的巷子之间还有一道围墙，这也是其它的里弄房子所没有的。围墙上有三个门，也就是每单元一个门。进了围墙里面又是一条三单元相通的窄巷，里面才是直接进入房子的几个后门。 除了前面有三座石库门以外，还有一个现象能够体现这组房子是由三个单元组成的，那就是在前后两排房子之间，楼上有三座过街楼（或叫“天桥”）相通。也就是说每一单元有一座过街楼把前楼后楼连成一体。过街楼两边的玻璃窗是滑动式开闭的，还有一部分面朝内天井的房间窗子也是滑动式的，这也似有一点日本风格。前排房子上面是西式红瓦盖的屋顶，后排房子楼上朝向中天井的外走廊上，各单元都有一个铁扶梯可以登上三单元相通共有的一个大屋顶平台。

这房子为什么在我们住进去之前采取了这种三单元一统的结构，我至今还不大明白。但是后来得知两点情况：1、这组房子早先是上海闻人叶澄衷建造的。小学国文书上有一篇专门讲了叶澄衷的故事。他从一个一贫如洗的少年，开始做小工，积攒了几个钱，弄一条舢板（小木船）专门在黄浦江上抛锚停着的外国军舰周围打转，廉价收买军舰上熬牛肉汤以后丢弃不要的骨头和肉，拿去加工零卖，就这样一步一步奋斗，终于成了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富豪。他还创办了上海颇有名气的澄衷中学，就在虹口。我的妹妹田田后来就是在那里上的初中。但是记得我又曾经听说我们这个房子是茂昌公司的房产。叶澄衷与茂昌公司是什么关系？是前者转给了后者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家？我就不知道了。2、 至少在抗战时期，这房子是在日本人手上。我们住进去的时候那里还有不少日本人的家具。我结婚时从上海家里搬来武汉的一个柳桉木的方桌直到现在还在作饭桌用 ，这个桌子就与中国式的方桌（“八仙桌”）式样完全不同，而且它不用木榫而是用螺丝钉拚装起来，显然那个时代中国家具没有这样做的。还有几样家具式样也很特殊，特别是有几个四方矮凳，那凳子不到一英尺高，但凳面有半英尺厚，面上刻有围棋棋盘，一定是日本人坐在地上下围棋用的。我们初到上海时还有许多日本人的印刷品堆在“电话间”里，有书、杂志、日历牌等等。那上面除了日本字母外常可看到我不懂的“株式会社”四个汉字。总而言之，这房子有它的特殊性。而且无论是在日本人手上或是在茂昌公司手上的时候，究竟是作为一般住家用的还是办公用的或者是办公兼宿舍？这些问题，我住在那里时从来不曾与闻，大了回家也没有想到和问起这些事。而知道内情的人现在都不在世了。倒是最近才从妈妈遗留的“交代材料”里得知，大叔叔那时的“新”岳父（婶婶的父亲早亡，“岳父”是指不久前娶的二房的父亲）是茂昌公司的人，这房子是经过他的关系租住的。

第一个单元79号那时住着三户人家，前楼楼下是婶婶的嫡亲哥哥陈新都（他的第二个儿子陈敏章可能很多中国人都熟悉，因为他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当过中国卫生部长）家；楼上是婶婶的另一个哥哥沈仲毅（她就是在重庆时来我家住过的“仲毅嫂”的丈夫）家；后楼楼下除了一个公用厨房以外还有两间房好像住的是陈新都的绸布庄的几个穿长衫的伙计；楼上住的一家，户主宁波人张文耀是航业界某公司的职员，他还是爸爸那家公司里的一个股东。第二个单元有81号和83号两个门牌号码，住着两家，一家姓金，好像是茂昌公司的人；另一家也姓张，有点粗俗土气，但却是殷实大户。姐妹俩嫁一个丈夫，分别做大小老婆，有一大群孩子。相比起来，金家的人显得斯文些，但从穿着上看也是属于“老派”的。

第三单元85号整个就是我们胡家住的了。祖父母老两口先来上海早已住进去，他们在后楼楼上的最大一间，已经请了一个四十几岁叫“阿宝”的苏州女佣人照料他们的生活。那个大房间边上有前后两小间，前面一间是书房的布置，但实际上没有派到书房的用处。主要是里面有一台电话，所以就叫“电话间”，电话号码是51064。五位数说明那时全上海只有几万部电话，但是书桌上放着的电话号码簿已经是厚厚一大本。祖父母卧室和电话间之间有一条小过道通往里面一小间，它还有一扇门直接通祖父母卧室，安排小姑姑住在那里。

进了石库门又有一个前天井（所以家里算起来有三个天井：石库门内的前天井、两楼之间的中天井和石库门外三单元共有的“大天井”），正面和侧面都有房间，它们面对天井的不是墙壁，而是镶着雕花玻璃的排门，这是石库门房子的典型格式。正面一大间就是客堂，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几把红木椅子、茶几，正面还有一张大供桌。但是这里平日主要还是用作饭厅，中间有一张很大很厚实的长方桌子，桌子中间是活动的，可以加长和缩短，我想这又是日本人留下的东西了。

天井侧面的大房间是爸爸妈妈的卧室。爸爸把全套家具都漆成乳白色，可见他那时虽然已是个商人，但一生未曾摆脱知识分子的气质。这套家具好像不一定是全新的，但是除了一张书桌含有三夹板成份以外，其它的都是上等木料做的，一直用到六十年以后的现在（季威弟结婚时把主要的两件改做成了时新样式）。大房间后面一个较小的房间置了两张单人床成为我、仲威、苹苹、田田四个小孩的卧室。小房间出门，也就是客堂后面，是上楼的楼梯，楼梯底下做了一间小盥洗室，有一个抽水马桶和自来水脸盆。我还记得楼上楼下的抽水马桶后面的水箱上都有英文字“standard”，六十年以后我在上海装修新买的房子，买自来水盥洗设备时才知道最优质最吃香的品牌叫“美标”，英文写的“American standard”（美国标准），原来老相识了。

楼下客堂的上面是一个西式客厅，它比楼下客堂略短一些，所以在它后面还有个小房间延伸到楼梯下半截的上面，做了全家公用的储藏室。全家所有大大小小的箱子、大帆布包等等都分属各“小家”有序地叠放在里面，大家就叫它“箱子间”。

爸爸妈妈卧室上面就是大叔叔和婶婶的卧室，布置得最考究，还裱贴了漂亮的花墙纸。它后面也有较小的一间房，开始几个月是小叔叔一家住，后来小叔叔搬了家，这间房先后派了不同的用处。

再往后一间是一个比较大的盥洗室，里面除了自来水脸盆和抽水马桶外还有一个四脚支地的，厚铁胎搪瓷的长形自来水澡盆。我想这间盥洗室是爸爸、大叔叔他们接手以后改装成的，因为它和别的房间一样铺的是木地板而不是水泥瓷砖，改得不彻底。实际上后楼的楼下本来有一个大浴室，里面有瓷砖砌的一个很大的公共浴池，墙和地平也砌着瓷砖。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这套房子过去具有某种集体使用的性质，我们住进去以后它一直被废置在那里，堆放一些笨重而一时用不着的东西。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被一家“生产组”（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一种里弄合作制小厂的称呼）占用。

大浴室隔壁有前后两间，前面一间作女佣人的卧室，后面一间就是厨房，边上有一条过道，从前后搂之间的天井通向全家的后门。上海石库门房子的住户平时进出一般都是走后门的，我们也是一样，后门装了个电铃按钮，而电铃则装在中间天井里，过街楼下面。对于这么大的一套房子电铃是不可少的。60年代由于种种变故，电铃被拆掉了。我们原来的厨房被搬进来的一家人住着，只要他们的人不在家，即使用尽全力拍门，里面也往往听不见。所以家里的人出去都只好自己带着钥匙，我从外地回家探亲，身上没有钥匙，碰到几次大麻烦。

这就是初到上海时我家住宅的大致情形。

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

刚到的第二天祖父领着我和仲威出去看他买菜。平时主要是阿宝买菜，这天他是要带我们到小菜场（上海人把家常菜都叫“小菜”）和附近街上看看，才亲自出马的。弄堂口右手有一个水果摊，小老板是个宁波人，这个摊子一直摆到解放以后。各色水果琳琅满目，最引人注意的是当时充斥上海滩的美国“花旗蜜橘”，类似重庆的广柑，但是外观漂亮得多。每一个照上海话说都是“嘀呖滚圆”，而且个个的大小一点不差。皮上盖着一个英文的印章，标明产地，还用红色半透明纸包起来。价钱当然就比国产水果贵多了。

弄堂口左手则是一爿“老虎灶”。上海普通居民向来住房拥挤，家里没有像样的厨房，只有一个煤球炉子，加之过日子求生计从早忙到晚，自己烧开水也成了个负担。所以弄堂口、马路上到处都有这种“老虎灶”。一个大灶整天烧得旺旺的，灶上砌定大大小小几口大肚皮罐子式样的铁锅，这锅不开那锅开。那里有马口铁（上海人叫“洋铅皮”）的舀勺和漏斗，要买开水的就提着壶和热水瓶去灌，那些年物价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无法说出多少钱一壶，多少钱一瓶。老虎灶隔壁是一家小小的烟纸店，上海所谓“烟纸店”就是以卖香烟为主也兼卖其它杂货的。那是祖父时常要光顾的地方，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弄堂口附近兜马路，嘴里经常叼着一根烟，但是很少见他认真吸过，往往烟已经息了自己还不知道，甚至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有一次把长衫领子下的衣襟烧了个洞。他在路上喜欢边走边停下来和各色人等打招呼，搭讪攀谈，所以这里不少人都熟悉这位好脾气平易近人的“老太爷”。

这条街上各种商店应有尽有，但多属中小规模和档次的。后来我知道，在上海它不能和那些最繁华气派的街道相比，但又比同在上海的许多穷街陋巷强得多。虹口区很早就是日本租界，比不上苏州河以南的英、法租界，其中说得上比较繁华的是远离黄浦江的四川北路（上海人习惯称：“北四川路”），其次就是这条东熙华德路了。

出弄堂口“斜对过”有一座四方形高大房子，顶楣有“英商卜内门洋行”几个大字。朝左手方向走几百步有一个围墙圈着开有大门的院子，里面有一栋高仅两层但是很气派的，中间有圆拱顶的建筑，据说是日本占领时的海军司令部所在。它旁边的横马路叫新建路，跨过路口是一家占有几个门面宽的食品店，后来都习惯叫它“八开间”，是形容它的宽敞，怎么叫做一个“开间”我没有考究过。“八开间”的东长治路斜对面有一家叫“信丰”的百货商店是这条路上最大的一家。沿新建路走到“海军司令部”后面就是我家平时买菜的一个菜场，家里人把他叫做“小三角地”菜场。因为再向南走到靠近苏州河的地方，也就是百老汇大楼（当时上海高度仅次于国际饭店的第二大楼，其实它的体积更大，造型更雄伟。屹立在黄浦江畔苏州河口，解放后改称“上海大厦”）附近，有一个全上海著名的“三角地菜场”，是很大的两层楼房，它的底面呈三角形。而我们这里的小菜场地面也是三角形的，当然不是楼房，而是有围墙的一片场地。

不管哪里的菜场，都是最嘈杂、喧嚣、脏乱、拥挤的地方。在黄桷垭我见过，上海亦然。但是这里有些荤、素菜在重庆是没有见过的，例如鸡毛菜，也是一种青菜，但是形状大小都和鸡毛一样，再也长不大的。又如“塌枯菜”，色深叶厚而多皱褶，之所以叫“塌枯菜”，我想可能是因为形状扁塌，又因其皱而联想到“枯”。这也许是我在胡诌，因为我连上海话的“ta ku cei”是哪三个字都没有落实过。但是后来在上海饭桌上经常有这两种菜，以其滋味和口感叫人百吃不厌。此外就是鱼类里面海货特别多，尤其是以前在内地没有见过的黄鱼和带鱼，太多了。这两种鱼在那时的上海是价格最贱，最大众化的鱼，因为从宁波到上海这一带沿海可张网大量捕捞，供货源源不断。解放后却因种种原因，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仅内地对黄鱼、带鱼翘首不及，就在上海它们也成了饭桌上难得一见的奢侈品。说到价钱，那天我在菜场里一听到祖父讲价的时候大吃一惊，贵得我完全听不懂了。实际上我真的是没有听懂，原来他们说的价钱不是法币多少，而是“储备票”多少。储备票是汪精卫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纸张绵软而不像一般纸币那样新的时候拗起来“呱呱”有声，印刷也比较粗糙。那时要200元储备票才能换一元法币，据说抗战期间后方和汪伪统治区通货都在膨胀，前者的经济状况也不比后者好多少。国民政府接收之前两种货币的购买力差别决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储备票只被暂时允许流通，很快就要作废，所以陡然一落千丈。这就苦了沦陷区攒着活命钱的老百姓。

自觉的梦游人

“出有车”阶级

大叔叔仍活跃在航运界，和好几家公司都有关系，前后也有些变迁，这些事我一直不很了了。那时他有一辆轿车，好像是他私人的或者公司给他专用的，早晚出门回家或者其他时间要用的时候司机就把车子开到弄堂口，因为弄堂开不进来。刚开始是一辆老式样的（脱胎于早先欧洲马车的基本外形，车壳不是曲线型的）车子，司机名叫金山，和电影明星金山同名，身材瘦小，年纪有四十以上。后来换了一辆四十年代前期流行式样的宽敞轿车，造型上多了曲线，但还不属于四十年代后期时尚的“流线型”。司机也换了一个，还是姓金，不知是叫“金豹”还是“金保”，年纪轻一些，身材魁梧壮实。

爸爸在离开重庆前夕参与了一些熟人筹划在上海创办新公司。成立后叫“东南建设公司”，他的职位是经理。境况当然比大叔叔差一层，小汽车置不起，买了一辆私人三轮车。三轮车那时在上海兴起不久，我在昆明、重庆、汉口都未曾见过，看来除上海外其它地方基本上还没有。式样很明显是由黄包车（人力车）演变而来的，黄包车去掉拉杆，脚踏车去掉后轮，两者拼接起来，但是比黄包车宽敞，双人座。那时上海三轮车和黄包车并存，绝大部分是营业性的，车夫向车行租借在街上载客赚钱。比起私家三轮车来，它们制作比较粗糙，一般漆成土红色。私家三轮车则是“豪华型”的，制作精细，用材精良，造型流畅，喷漆和镀“克罗米”的部位都和小轿车一样光滑锃亮，。可折叠的车篷和刮风下雨时前面扯起的遮帘都是牛皮革的，座位是弹簧沙发，踏板周围镶铜，铺着软垫。冬天车上还备有一床毛毯，特别冷时盖在腿上。爸爸的三轮车回家时可以从石库门进来停放在前面天井里，这一点比汽车方便些。最早的那个车夫叫顾宪章，是个年轻人，操着带江北（苏北）口音的上海话。穿一件旧的花呢长大衣，戴一顶同样旧的“罗宋帽”。罗宋帽是当时至少在上海、江浙一带流行的冬季御寒的帽子。“罗宋”是那时上海人对俄罗斯的俚称，（实际上我觉得把它作为音译比“俄罗斯”更准确些），俄国式的土豆番茄牛肉汤叫“罗宋汤”；俄国式西餐叫“罗宋大菜”；俄国式的梭状硬面包叫“罗宋面包”；流亡上海的穷困潦倒的白俄人叫“罗宋瘪三”。“罗宋帽”则是一种厚软的呢帽，平时卷折起来戴在头顶，特别冷的时候可以拉下来，除了露出眼睛以外包括耳朵、嘴巴、脸在内的整个头都被包住了。电影《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戴的就是罗宋帽。爸爸自己也有一顶罗宋帽，一直戴到解放以后。回忆起这个顾宪章的长相，有点像解放以后的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演李向阳的郭振清。此外无巧不成书的是他还有点像前年一部电视连续剧里的顾顺章（上海地下党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成员，后来叛变），两人的名字又像是兄弟。这人好像有点油腔滑调，或者说有点玩世不恭的诙谐，闲下来也喜欢找我和仲威说说话，开开玩笑。有一回用他家乡一带的凤阳花鼓调配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唱词唱给我们听，我只记得其中一句：“人家的老婆都会打花果，我家的老婆一个大屁果（股）”。我们不懂什么叫“打花果”，他说那意思就是梳妆打扮。这个人呆的时间不很长，后来先后换了两个车夫，一个叫文涛，还有一个只记得姓杨。

大概由于三轮车兴起不久，还是一件时髦的事，外面的营业三轮车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有钱的人顾的，以至和摩登女郎联系在一起。刚到上海常听到的一首流行歌曲就是：“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眼睛大来眉毛细，张开了小嘴笑嘻嘻……”。三轮车过外白渡桥或苏州河上其它桥的时候，车夫踩不动只好下来，一手把龙头一手抓着骑垫使劲拖。这时桥下早就候着许多衣衫褴褛的人，赶紧抢着到车背后帮忙推，其中年轻人、小孩、老人都有，有的看上去瘦骨嶙峋，饭也没有吃饱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总也能帮上一把力。如果乘客心好，体谅车夫也体谅推车的，就在推到桥顶时多多少少给几个钱，皆大欢喜。也有小气计较的，宁可让车夫多费力，不愿额外掏小钱，就赶忙摆手喝止：“勿要，勿要！”，或者：“走，走，走，沒零碎鈔票！”有的你再赶他也要推，推到桥上如果坐的人不给钱，推的人就拉住不放。有时推车的“小瘪三”之间还要抢生意“打相打”。那时每天在报纸上发表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有一天就画了这样的事。车夫、坐车的、推车的三方往往形成微妙局面，最难的是车夫，他当然希望有人帮着推一把，也同情和他一样卖苦力的人，但又不想得罪坐车的顾客，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就要看他的性格了。而我们在过桥前，都要准备好一点零钱的。

“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

初到上海一家人可以说是紧锣密鼓地玩了一段时间，我也初次见识感受了大上海。我记得是从看戏看电影（老派上海人的说法叫；“看影戏”）开始，接二连三几次都是全家出动。有时乘电车，有时坐大叔叔的汽车加上一两部出租汽车。我所知道那时上海的出租汽车公司只有两家，最大的一家是祥生公司，车子最多，各处发车场的房子上大书其电话号码：“50000”。还有一家“银色”汽车公司，车壳上喷漆成银色，但是看上去还不如祥生公司的黑车子气派。这家公司的名气不如祥生公司。

好像头一次看电影不是去大光明而是在霞飞路（我忘了抗战胜利后有没有改过一个中国路名，解放以后则改称淮海路）巴黎电影院（后来也跟着路名改称淮海电影院），看的是好莱坞当红明星埃洛弗林主演的《反攻缅甸》，描写头戴套着线网的美式钢盔的美国兵在缅甸丛林对日军作战的故事。这也是在上海初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电影，一来是因为本来就对打仗的故事格外有兴致，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对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埃洛弗林在影片战场上显出的潇洒帅气彻底着了迷。由于早几年是在后方，也由于那时年纪还小，没有机会即时在银幕上认识诸如克拉克? 盖博和范朋克这些巨星，于是埃洛弗林成了我的第一个“好莱坞偶像”。回家以后好些天我都带着仲威、苹苹、田田模仿表演电影里的情节，当然由我自己演埃洛弗林的角色（那支小部队的头领）。就在这不久，又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描写美国空军在缅甸和中国对日空战的片子，片名忘记了。还有一场美国片，翻译的片名为《国家至上》，那里面没有打仗，比较严肃。那时电影没有语音翻译，只有看不大清楚的字幕，所以这种内容严肃的片子看不大懂，也就兴味索然。大光明影院以其外观的豪华气派，音像效果最好和地处上海主要市中心的优势，在上海名声最盛。其实仅就建筑、装饰的豪华来说，北京西路的美琪大戏院（那时许多电影院挂出的牌子都是“某某大戏院”）也许比大光明更胜一筹，很像电影里看到的欧洲宫殿。轰动一时的国产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在大光明看的，那好像是稍后一点的事。尽管大光明之夜是在周遭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和歌舞升平的氛围中，毕竟八年抗战还是刚刚过去的事，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演出的战乱历程中紧连着人情变迁的揪心悲剧，引起前座后座的上海新老居民一片唏嘘抽泣。还有一张广告做得特大的国产“抗日”间谍片《天字第一号》，主演是欧阳沙菲。过了不多时鼓噪得最厉害的是李丽华和石挥主演的《假凤虚凰》。它们的上映都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前，我们没有去看，但是从报纸广告和记者评介上知道的已经不少，和上电影院看过差不多了。“假凤虚凰”的故事说的是：男主角（石挥扮演）和女主角（李丽华扮演）都是社会底层穷人，为了攀“龙”附“凤”成就一门好亲事，都在亲友媒人怂恿“帮忙”下弄“虚”作“假”（片名四个字都出来了），把自己包装成豪门阔少和大家千金。闹了一连串令人捧腹的笑话终于双方都被“拆穿绷”，但终因门当户对好事竟成。不料片子上映后不久小报登出一则消息：电影明星石挥再不敢去理发店了，害怕剃头店里“小三子”（上海理发店大都是“扬州帮”，而当年在上海“小三子”成了江北后生的泛称，就好像那时“吉普女郎”见了美国水兵都叫：“hello John！”一样）恶作剧，把他的眉毛剃掉。因为他的精彩表演明明叫剃头师傅们“坍台”（丢失体面）。要放在解放以后就应该说成是：“恶毒丑化污蔑劳动人民”。

从大光明顺大马路（南京路那时还叫“大马路”，依次往南排过去，九江路叫“二马路”，汉口路叫“三马路”，福州路叫“四马路”，广东路叫“五马路”）折回一些，到跑马厅（解放后被分割成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旁边西藏路进去一点又有一家华丽、气派的皇后大戏院（解放后改称“和平电影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忌讳“和平”，于是曾改成“战斗电影院”）也是我们最早光顾的剧场之一。但我记得到上海之初皇后大戏院还演出京戏，晚些时才不演京戏专门放电影了。离大光明很近的国际饭店左边狭窄的横马路进去一点有一家比较小的卡尔登大戏院（解放后改称长江电影院），虽然小也由于位置好而颇负盛名。

这一带正好是大上海最繁华的中心，那里有上海建筑高度之最的国际饭店；过了西藏路再往东一点就是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以及数不清的名店、名楼、名馆、舞厅夜总会……。看电影进出都是在晚上，适逢家家霓虹灯争奇斗艳，从最低的一二三楼到最高的二十四楼（国际饭店的二十四楼在那时的感觉中真是高耸入云）构成浩瀚而峻深的，瞬息变幻得叫你目不暇接的光和色的海洋，顿感自己又像飘浮其中，如在仙境，不免联想到自己刚开始有连贯记忆的时候在重庆瞰江饭店行军床上的那个梦境。其中鹤立鸡群的国际饭店顶上四个霓虹灯大字：“礼义廉耻”，周围几里路外都能看见。而在当时它成了做讽刺文章和漫画的热门题材，因为恰恰是在它辉映之下的这块地方，企望而莫及的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这难免叫人一看就觉得——滑稽，不过这是我晚些时才懂的。

看戏的地方离这里也不远，西藏路朝南走一些，拐进小街（我从来没有去记那些小路名，虽然它们很可能因为戏院在那里而很出名）那一堆有好几家，其中三家是专演京戏的。大名角、大戏班一般都在天蟾舞台轮流登台。我们刚到时首次逢到的是新近红起来的童芷苓（青衣兼花旦）和纪玉良（须生）挑的班子，资格还不深，但是在上海不管这个，只要你讨人喜欢，能卖座，可以在一个戏院里享有相当长时间的包期。这一对生和旦都年轻、俊美，确实也有才华。仅那时候我去看过的，从收音机里听到转播的，以及从报纸海报上见到的童芷苓上演过的剧目就包括了几个门派的看家戏。但她最拿手的有两类，那时候说起来都不在“正道”上。一类是通常被认为有点“色情”的，例如“盘丝洞”、“蝴蝶梦，大劈棺”、“翠屏山”等；另一类是反串大杂烩，例如“新纺棉花”、“十八扯”、“四五花洞”等都不是正剧，没有什么剧情，只在某个场景下由她一个人或者配一个搭档，七扯八拉地表演和反串各个行当（生、旦、净、丑）、各个门派（例如旦里面的梅、程、尚、荀）的段子，还包括其他地方剧种的段子，甚至还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这些都为内行戏迷所不齿，但要是没有童芷苓那样的聪明灵气也来不了这两下子，而且这正好迎合了上海大众的趣味。纪玉良没有这一套，而他的唱、做技艺至少我这个从来没有开过眼，更谈不上懂戏的小孩确实看得津津有味。报纸上对他的评价也不错，特别是说他的扮相好。但小报上也登过他的一些风流韵事，甚至有一幅题名：“纪玉良左拥右抱”的漫画。传播这种绯闻也许反而更把他捧得更红了。我之所以对这个档次不算很高的班子印象很深不仅是因为先入为主，还因为他们这次把在这个台上的时间很长。童芷龄一家有几个人都在这个班子里。哥哥童寿苓演小生，不出众；妹妹童葆苓也是青衣，在里面也只演配角。还有一个小弟弟童祥苓，当时还是个小孩，需要时演娃娃角色，例如“汾河湾”里的薛丁山。谁能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许多名角都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垃圾堆时，就是他，因为在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成了家喻户晓的红星。

最近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里播出了陈鲁豫小姐对童祥苓的访谈。收看了这次访谈我才知道当时在银幕和舞台上灿烂辉煌的童祥苓，每次卸下戏装之后就进入被监督改造的真实生活。原因和情况很复杂，并没有因为他的样板戏演得出色，立了大功就得到宽容。而且在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台以后他还长时间处在坎坷曲折之中。他的命比其他的京剧名角更可怜，但看上去他的性格特别开朗，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诙谐逗趣，经常开怀大笑。

就在天蟾舞台附近，还有一家“大舞台”和一家“共舞台”，在那里才能看到地地道道的海派京戏，那就是“机关布景戏”，也叫“连台本戏”（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一集一集往下演的）。我们只去了大舞台，那时在那里挑大梁的是旦角白玉薇，上演的长篇故事叫“荒江女侠”是一个在郑成功反清复明抗争背景下的侠男侠女的故事。那时我虽然对京戏是个彻底的小外行，但是一看就觉得这种“布景戏”是四不像的瞎胡闹。它有话剧一样的布景，有故弄玄虚的“机关”（所谓“机关”就是一些武侠小说中描述的惊险刺激的机器陷阱），甚至还有吊在钢丝上的空中飞人。用一切五花八门的渲染包装来迎合外行观众的好奇心和浅薄趣味。其实这是最早的京戏改革派，用文化大革命的口气说，它才是第一个“打破了传统京剧的条条框框”。例如有一个“女侠”乔装打入满清王爷府，用色相来迷惑那位王爷，有一场在王爷面前表演歌舞的戏就完全没有“条条框框”了。换了几次装都是现代的，中间跳起了半裸的草裙舞，然后又穿上西装短裤洋草帽载歌载舞，当她每次扭着身肢，侧首面向观众，丢着媚眼，嗲声嗲气唱到“哥哥！”两个字的时候，楼上看台就有不少男人高声回答：“哎！”。上海人把这叫做“吃豆腐”，而演员想要的效果就是这个。白玉薇的主要搭档是老生陈鹤峰，在这种“布景戏”里老生可以不戴髯口（胡须），现在的改革京剧也继承了这一点。陈鹤峰本是麒麟童麒派的，解放以后许多年固定在武汉京剧院，和也是麒派的高百岁平分秋色。

其它多数的游玩和购物活动是由“小分队”（即以大家庭内的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爸爸妈妈带这我和田田坐自家的三轮车出去。

永安公司是南京路四大公司之首，由隔街的两座楼组成。西边一座是宽广的商厦，如果我说它是将近60年之后的现代商厦的“雏形”，似乎还有点委屈了它。因为它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大商厦的规模和要素，有些设施论起质量来还“贼骨挺硬”地道得多。例如遍布商场的大玻璃镜，全部都是厚实的毫无瑕疵的玻璃砖。举一而反三，你不用担心里面任何设备和装潢是光华其外、败絮其中的廉价代用品。只不过那里面的电梯是老式的有铁栅门的。东边一座底面呈三角形比西楼略小一些，但在临交叉路口处突起一座塔楼，高度仅次于国际饭店，“七重天”咖啡馆就在它的最高层。永安公司对面的新新公司、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类似，略小一点。往西走到西藏路附近的大新公司的建筑形式不是欧洲古典式的，多一些现代风格，外墙是米黄色陶面砖砌的。里面多一样东西，那就是在当时算比较新颖独此一家的自动扶梯。解放以后大新公司最早实现国营，改称“中百公司”后来又改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得到政府更多的扶持而保持兴旺，上升到第一位。永安公司则相对衰微了。当然我说的都是1990年代以前的事，后来的大变化不在其内。

妈妈留连不疲的是服装衣料部；爸爸喜欢转悠的是食品部；我和田田眼馋的是玩具部。那时当然没有电子玩具，依靠发条而“自动化”的玩具已是五花八门，但这些东西贵而不经玩（不仅是指容易坏，而是说玩了几天就失去新鲜感了）。爸爸妈妈从来不过于惯宠小孩，包括在消费上。给田田买了一个会睁眼闭眼的洋娃娃，还有什么记不清了。我已经不是玩一般玩具的年龄，买了一付板羽球，因为我家的“大天井”里正好适合打板羽球，正式的羽毛球则需要更大的场地。一年多后爸爸又给我买了一只国光牌口琴。而我那时因为看多了京戏和武侠故事的小人书，最迷恋向往的不是大公司里的玩具，而是街头巷口玩具摊上卖的五彩缤纷的木头的大刀、短刀、长枪、宝剑，。不过也很少去买它，我自己用木头削了一口“宝剑”，还在柄上画了一条龙，取名为“龙泉宝剑”。仲威得到一辆玩具脚踏车（自行车），不记得是自家买的还是亲戚送给他的。样子和正规自行车基本一样，只是矮小得多，在后面两侧一边伸出一个带有小轮子的支架，以防摔倒。有点会了的时候就可以把小轮子拆掉。后来我们都用这辆玩具车在大天井里初步学会了骑自行车。

到了上海，女人的装束不能不跟潮流。那时流行大姑姑在重庆就梳的那种带有日本特色的发型，前面用剪下来的人发做的卷筒衬在里面垫得高高的，到后面紧贴脑勺，下面将近颈项处又做一条卷卷，梳起来颇费功夫。那一阵旗袍时兴高领的，足有两三寸高（不久以后又兴低的了）。流行面料冬天是格子花呢，春秋是织锦缎。刚到上海的时候是冬天，妈妈和两个婶婶一人人做了一件当时流行的深蓝色海普隆大衣，配一个同样海普隆的暖手袖笼，兼做手提包，里面可以放钱、手帕、化妆品等。在重庆的时候她们基本上是不化妆的，来到上海虽然也不曾浓妆艳抹，出门时也少不了要略施淡妆。妈妈的梳妆台上错落有致地摆设着蓝色玻璃瓶的巴黎香水、雕花镀金的粉盒、胭脂、口红、面霜、发油、指甲油等等一应俱全。那时讲究的男人头上也搽油，一般的像爸爸他们是梳头时轻轻刷一点生发油，使头发整齐光泽。就这样晚上睡觉还要戴羊毛织的“压发帽”以免翘了头发脏了枕头。如果要梳“飞机头”就要搽发蜡，它的主要成分是凡士林，搽在头上油光可鉴。在小学里还流传着一套俚语：“敬礼报告总司令，外头来个阿莫林，头上（音lang）溻仔（搽着）凡士林，面孔上溻百雀龄……”，那是唱着好玩，附带也奚落那些浮华少年或学时髦的土包子的。到上海不久大姑姑来上海探亲时去拍了一张全家福，那次我去理发，搽了一回发蜡，吹了风，拍照以后赶快洗掉了。

跳舞厅本来不是小孩去的地方，但是爸爸妈妈带我和田田到永安公司“七重天”咖啡馆去玩了一次，那里也有舞场。后来还到国际饭店最高的24楼咖啡馆去了一次，那里没有舞场，但是可以俯瞰上海市区全景，下面南京路上的汽车看着像火柴盒，那时叹为奇观，如今司空见惯了，而国际饭店在那里已经是“小矮人”了。

那时上海大部分地方都很难见到日本人了，只有我们所在的虹口区有时还可以碰到一些，大都是低着头走路，匆匆过街。在北四川路那边有一条虬江路，那里大概是以前日侨云集的地方。当时正在一批一批地遣送回国，虬江路上摆满了日本人的地摊，出卖那些不便于带走的东西，就像我家要离开重庆的时候一样。我们也去观光过，想淘点派得着用场的便宜货，那些衣服完全不适合，不大有人要。有些用品比较精巧别致，我很欣赏的是日本的瓷器，它的式样和花色比之中国的瓷器是别具一格，我觉得那简练的图案比花鸟、人物、山水看着更舒服些。

黄浦江里停着的巨大的美国军舰是一大景观，有好几艘就停在外摊当面。美国货跟着海军一起来了，有一样不要钱的东西属于所谓救济物资，那就是美军的餐盒。也发给小学生，得到几盒我记不清了。一个表面上蜡的硬纸盒里包着几样东西，有椒盐味的压缩饼干，有一块很厚很结实的巧克力，有火腿，有一小听cheese（一种咸味的奶酪），还有香烟和纸棍的火柴，我也记不完全了。其中一部分确实如有的报刊上所说已经或多或少有点霉味了。还有作为救济品的美国奶粉，也是军用的，装在军绿色的大罐头里。那味道也不能和市场上出售的美国克宁（KLIM）奶粉相比。

最最声势浩大风靡一时的美国货就是所谓“玻璃”用品。那些年可以说在上海（也许包括全国其它许多地方）营造了一个时髦的，光怪陆离的“玻璃”世界。头一样就是女人的“玻璃皮包”，皮包的“玻璃皮”并非透明的（否则里面的钱和东西都暴露出来了），只是其光亮有如“玻璃”。皮包上的拎环倒还算是玻璃的（有机玻璃）。最初风行的玻璃皮包式样几乎有个小枕头那么大，是黑色的（模仿皮革的颜色）。后来式样和色彩不断翻新，越来越好看。其次就是“玻璃丝袜”同样叫“玻璃”，但是和玻璃皮包的玻璃完全是两回事。玻璃丝袜比真丝的丝袜更光滑、透明、性感，更是倾倒整个市场。男人的“玻璃皮带”主要是无色透明的，就像软的玻璃一样，当然也很漂亮。后来还出现夹色的。还有玻璃表带，质地和玻璃皮带一样。“玻璃”用品逐渐扩展到许多方面，举不胜举了。当时婶婶的一位侄女也就是79号沈仲毅的侄女（后来她也搬到79号来住了），我们叫她“云云姐姐”的，在一家“波斯顿公司”做店员，这家公司就是专营“玻璃”用品的。

材料革命的第一个大浪潮就是在二战结束后在“do-mi so la-mi la-，do-re so do-………（这里粗体字表示高八度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歌的伴奏下登陆上海，泛滥中国市场的。现在说起来无非就是塑料、人造纤维等化学合成材料，价格低廉以致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的确新颖稀罕，初开眼界并能引人入胜，也就显其高贵。而且凭良心说那时的“玻璃”及其制品的质量和它的地位也还相称，东西看着确实可爱。

马路上常可看到三五成群放假上岸的美国水兵，带着雪白的的水兵便帽，潇洒的蓝呢水兵服，很吸引青年男女的眼睛。有三五成群走在街上的，也有在小吉普上喧嚣风驰的。平时还算规矩，如果从酒吧间出来就跌跌冲冲、喧喧嚷嚷。惹是生非的事，伤风化的事也在报上时有所闻，所谓吉普女郎我倒没有亲眼得见。街上也常出现腰悬警棍，戴军绿色钢盔的MP（宪兵）和戴白色钢盔的SP（海军陆战队宪兵），闹事水兵被他们逮住难免狼狈。

我们在重庆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那般狂欢的心情和气象记忆犹新，可想而知当时沦陷八年的上海民众之兴奋当更加难以言表。那时有一首歌我初进塘山小学时还时常听到：“炮火隆隆，歌声汹涌，伟大的胜利是多么光荣。欢迎呀欢迎，民族的英雄！………”，后面还有：“如今每一个中国人，抬起头来挺起胸！………”。大家激情欢迎的“民族英雄”就是他们翘首盼望的从大后方来接管上海的“抗战国军”和“抗战政府”人员。可是后来这首歌越唱越没有劲了。

到上海后爸爸没有再订《大公报》，而是订的《新闻报》（解放后改版称“新闻日报”），原因大概是《新闻报》上多商业、经济方面的东西。报纸上除了层出不穷的本市社会新闻以外，对于“抗战胜利”这个话题正在由兴奋转为忧愤，反映了沦陷过的上海老居民对“光复”、“接收”的失望和反感。接收被说成是“劫收”，来自大后方的“抗战英雄”，中国自己的政府大员前来解放沦陷区，可是有些事做得就像征服者对待被征服者一样。仗着“钦差大臣”的地位，萌发起按捺不住的贪婪，尽情搜刮，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那时叫做“五子登科”，“五子”就是房子（抢占的“敌产”豪屋）、车子、票子（美钞）、条子（金条）、婊子。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大概就是在这个转折关头加速发展了。另一方面对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态度和待遇上也出现了一些叫老百姓“看不懂“的事情。有些被老百姓恨之入骨的日酋和大小汉奸得到出人意料的宽容。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受审时的恶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坐靠在大圈椅上，把一双穿着铁蹄军靴的脚搁在审判官的办公桌上。被画得很小的中国审判官则是一副毕恭毕敬、战战兢兢的讨好模样。

这些就是我对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上海的最初印象。

自觉的梦游人

家常生活的变化

来到上海仍旧是大家庭住在一起，但是在重庆时很可能就是因为处于战乱时期的暂时状态，家里生活颇有“氏族共产主义”色彩。到上海时人口已有所增加，更由于活动空间扩大了，生活内容复杂化了，便多了一些“大集体小自由”。首先，祖父母吃饭开了“小灶”，老人饮食和我们有些不同，特别是他们还有翻皇历定期吃素的规矩（这在重庆不容易实现）。他们有一个煤球炉、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菜。其余的人还是开大伙。最起先的情况我不清楚，小叔叔一房搬到迪斯威路另立门户以后，由妈妈和婶婶按月轮流管伙食账。有一本写毛笔字的账簿，妈妈在封面上写了“流水”两个字，两个人月底交接。佣人买菜，到晚上就到“大少奶”或“二少奶”（在重庆，佣人对家主习惯称“先生”、“太太”，上海这里的江浙佣人习惯叫“少爷”、“少奶”）房里来报账、记账。这两位“少奶奶”在这方面的性格是一样的，都是怎么报就怎么记、怎么算，从来不多问一两句。

我们这边先来的李妈（做的时间不长），和后来的杨妈（一直做到我上大学离开上海以后）、厨房里的程妈、祖父母房里后来换的“阿四”都是常熟人，婶婶房里的赵妈是绍兴人年龄大些，做针线要戴老花镜。她们都是干净利落，稳重知礼，做事灵巧主动，无须点拨的。杨妈和妈妈同年，比妈妈小一个星期，愈往后来和我们相处得愈好。妈妈的书卷气重，缺乏精明，有些事往往还靠杨妈提提醒，出出主意。后来妈妈生了弟弟（季威），杨妈把她的二女儿阿惜也召来在身边，帮着照看弟弟。后来就和苹苹、田田在一个学校上学，直到小学毕业。1957年我大学毕业之前她们已经离开我家了，仍住在上海。阿惜进了厂工作，她有个姐姐和一个解放军海军军官结了婚，后来这个女婿还当了比较大的官。她们仍旧常常到我家来看望，季威也常去他们家里玩。1976年我结婚时杨妈和阿惜来做客，送给我一件灰色涤棉衬衫（那几年时髦“铁灰色”）。1978年妈妈去世，1985年爸爸去世，杨妈和阿惜都来参加了追悼会。1987年田田早逝，杨妈已不能来，阿惜和她的丈夫一起来了。

后来厨房里的程妈走了，换来一个唐妈，是宁波人，个子高，块头大，齐颈短发搽了刨花油梳得光溜溜的。这个人干活很利索，但是嗓门大声音尖，脾气暴躁。不管和谁惹烦了都要吼叫，杨妈、赵妈等见了她都害怕，有时对妈妈、婶婶她也要吼。对我们这些小孩更不用说了，被她看见调皮或者动了她厨房什么东西，就要挨她吼一顿。不过大家都知道她是直爽人，做事也很认真，并不去计较她。上海人说：“情愿和苏州人吵架，勿要和宁波人白话”。宁波人说话的腔调本来就是那样的，何况她那样的脾气。不过我发现她内心还是脆弱的，有一次她凶的时候我记不清楚是别人狠狠顶了她几句还是祖母训了她一顿（祖母自己也不是好脾气的，见不得有人经常在她眼皮下张扬），弄得她好长时间坐在那里流眼泪。

上面说到，在重庆的时候祖父、祖母的一些老规矩只好因陋就简，回到上海就不马虎了。除了自己按时节吃素还要按时节祭祖。一年总有那么好几回，早晨就开始擦拭大大小小的几对铜的锡的蜡台，街上去买宁波人的“定胜糕”、糯米团，还有水果。排列在楼下“客堂间”供桌上。还要买几刀锡箔，拿来叠“元宝”，这个事常常要动员我们这些小孩也来参加。晚上厨房里要弄出一大桌菜，到七点多钟把一切都摆好。大圆桌周围一付付的碗、盏、盅、筷子、调羹据说都是有主的，这一付是哪位祖先的，那一付又是哪位祖先的，这些只有两个老人心里有数，别的谁也不会问。摆席的时候放筷子是有规矩的，平时开饭筷子是横着放，祭祖的时候筷子要竖着放，即筷尖对着桌心。摆好了，到时辰了，就开始在炭盆里烧锡箔。烧完锡箔就磕头，从大到小依次磕头。每逢这些晚上我心里又喜又憋，喜的是这顿晚饭吃得丰盛，憋的是这些仪式本来就费时，而且每一步还得按时辰，快不得，总要磨到八九点钟，肚子饿瘪了才许吃饭。

在上海家里怎么玩

我和仲威、苹苹、田田四个人睡在爸爸妈妈卧室后面的房间里，两张也是日本人留下的单人床。因为刚刚乘了一个月的轮船来到这里，心里对船上航行情景还有很深的印象和兴致。一清早大家都醒了，我就带着他们三个钻出被窝，只穿着刚刚在同孚路（南京西路附近一条横马路，那里集中了许多童装店）买的小人棉毛衫裤在床上排演开船的事。我掌舵盘，他们分担其他水手角色，即兴编导出路上看到的种种情形。小时候大概都喜欢模仿和自编、自导、自演戏，从在小磨滩扮家家，在黄桷垭用棋子摆战场，初到上海模仿埃洛弗林的丛林战争，以及演开船，后来演武侠和武将打斗故事（又分为自己拿着“刀枪”演和买来的纸剪的京戏人来排演），总之我编、导、演过不少东西。

前面的大天井是一个天然的游戏场。79号张家有两个儿子，哥哥张之范（小名“阿林”）比我小几个月，长得很清秀，皮肤白嫩说话声音尖细，个性有点女孩子气质，后来到学校，班里给了个外号叫“小娘×”（宁波人粗俗地称呼小姑娘的话）；弟弟张之忠（小名“阿德”）比仲威小一岁，长的粗短黝黑，性格也和他哥哥相反，是个小张飞。未入学之前兄弟俩就和我们混熟了，常常一同在大天井或屋顶大露台（就是前面说的平台，上海话叫“露台”或“晒台”）上玩。玩“官兵捉强盗”、“盘羊猫猫”（捉迷藏）、踢“永”字牌小橡皮球，打板羽球。我还在屋里翻出大概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一根打棒球（垒球）的棒头，还有一个已经散了线只剩了皮的垒球。我在家里找了一些破布装在里面，尽可能塞得紧紧的，拿订棉被头的针和细麻绳重新缝起来，在大天井里打棒球。可惜我再怎么用力填塞，那个球还是太软了，打起来没有弹性飞不远，玩得没有劲，只好放弃了。

好像每到一个新地方，和“土著”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不说我是一个十分文静的孩子，但是在重庆黄桷垭的时候却被人叫做“小打手”（其实是别人先找上来挑衅的）。来到上海又发生同样的故事。我和仲威反正还是没有主动去惹了谁，但是83号张家（不是79号张家）几个“ya mei xio ju”（这几个拼音字母记的是上海话，意思是“野蛮小鬼”，即没教养的小赤佬）又不记得是怎么就和我们作起对来了，只记得事情是发生在“公共领土”大天井里。按实力说，他们有两三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长得瘦猴一般。还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块头也大，但是他好像不是张家主人的孩子，有时还替他们家里抱小孩，所以他只站在后面“帮个人场”，并不直接参与。我记得我们相骂的多，有时摆出要打架的阵势，但最多只碰了几下，并没有大打出手。我“触霉头”在有一次被爸爸看见了，把我叫回家去狠狠骂了一顿，还说我对人家骂了脏话。他硬说他听见我骂了“妈的X”（我们祖国的一句经典的骂人话，比鲁迅说的“国骂”还要“那个”一些）。真是冤枉，其实我根本没有骂爸爸说的那句话，我骂的是刚刚从对手那里学来的这句话的“上海版”。

我们大天井的围墙外面有一片空地，我们叫它“荒场”（这个名称是比我们来得早的张家兄弟叫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片房子被炸毁了的废墟，那时还没有清除掉。我们经常到那里去“拾垃圾”，废墟堆里可以翻出许多稀奇古怪的好玩东西，有的形状有点像手枪，我见了如获至宝，实际上大概是什么零件。还有一样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些大小不等的，破碎了的云母片板。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大约有半寸厚，像千层纸一般可以撕开。撕开的单片就像硬玻璃纸，变换角度看去泛出彩虹般变幻的光泽。看着稀奇也就把它收回家当宝贝。

刚来上海那段时间，还有一样最着迷的东西就是书摊上的“小书”（故事连环画后来一般都叫“小人书”，但是那个时候上海孩子们叫它“小书”）。弄堂口、马路边许多地方都有，绝大多数画的是过去朝代打仗的故事和武侠故事。打仗的有精忠岳传、杨家将、三国故事、隋唐十八条好汉、赵匡胤等等。武侠的有胜英、黄三太、四霸天、七剑十三侠等等。都是一套好几本的，每一套封面有作画者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姓沈的我现在记不得他叫沈什么了，他画的最多。现在看来有的画人物衣着是偏向写实的，也有的照着戏台上的戏装来画，侠客（例如黄天霸）帽子上插满了绒球。我、仲威和张家兄弟都拿钱去租小书，租回来大家传着都看，这样很“合算”。

听“无线电”

到上海后，生活中还新添一样重大的东西就是听“无线电”。初来的时候祖父母房里有一台好像已经是半新旧的无线电，几乎成天开着。他们喜欢听的是苏州评弹、绍兴戏（越剧）、沪剧，这些东西我一开始时没有听习惯，不怎么喜欢。但是有一样却一下子就着了迷，那就是“滑稽”。“滑稽”就是上海的相声，同样一般是两个人对说，极少数也有独角戏，也有三个人说的。头一年有一对老年搭档叫江笑笑、鲍乐乐，应该至少等于北京相声的郭启儒那一辈了。他们说的段子属于比较老派的，内容多涉及清末民初至三十年代的生活。说话声调不温不火，略带一点上海本地土音（所谓“浦东闲话”）。大概到1947年江笑笑就去世了，年轻后辈在节目上还专门编了一段“哭江笑笑”。有好几对中青年搭档，如杨华生-张樵农、杨笑峰-袁一灵等等，还有一个叫筱快乐的唱独角戏，江笑笑过世后鲍乐乐也找了一个记不得叫什么的后生做搭档。题材多是当年现时的了。其中筱快乐以唱为主，用五花八门的调调唱一些针贬时弊的内容。例如骂“米蛀虫”（米行奸商），斥糜烂世风等，其中实在少有“滑稽”的味道（有点像现在说的“主旋律”文艺）。解放以后好像报纸上说过筱快乐是官方的“文化特务”，说他骂奸商是为了把大家的不满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等等，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精彩最走红的搭档是姚慕双-周柏春-笑嘻嘻三人档。这几个才是滑稽的天才。我相信幽默、诙谐一定是有天分的，拿姚、周、笑和杨华生、杨笑峰等那些班子来比，就好像现在相声界拿马季、姜昆和侯耀文、笑林这些人来比一样。有天分没有天分完全不一样，前者表情、动作、话语随便一抖出来就叫你忍俊不禁，后者为了逗笑卖了很大的劲却叫你跟着他累死。姚、周、笑的“七十二家房客”、“调查户口”、“坐火车”、“广东上海闲话”、“骗大饼”、“开无线电”、“棺材店大拍卖”、“拉黄包车”、“新老法结婚”等等那时我都可以背得出来，从中也跟他们学了不少方言：宁波话、苏州话、绍兴话、杭州官话、浦东话、江北话、山东话等等，他们都学得像，我也跟着学得很像。在这方面苹苹（在她长大一些以后）可能比我更胜一筹，她也是一个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笑料的天才，而且能学得活龙活现，学完后自己放肆大笑，极有感染力。爸爸常常啐她是个“神经病”，实际上是在赞赏她的活泼诙谐。姚慕双和周柏春实际上是两兄弟，据说还都是大学毕业的，所以他们的滑稽段子的题材、形式和思路很宽广，除了方言有时还用英文来调侃。例如当时流行的一首英文歌：“You belong to my heart……”他们唱起来把它糟践成“肚皮上一只蟹”，不知道上海话的人也许摸不着头脑，上海话这一句的发音差不多是：“du bi lang ye za ha”，和那句英文大部分谐音。

也许由于历史的原因仲威在祖父母面前最“吃得开”，两老只要烧了什么好吃的就把他叫去一起吃“小灶”，别的人休想有份。我和田田倒反正是大家庭里的“后来移民”，有自知之明，也无所谓.。苹苹对这点最有意见，忍不住在背后：“哼！……”。由于在祖父母房里呆的时间多了，听“唐白虎点秋香”、“大闹明伦堂”等等，仲威最早对苏州评弹着了迷。别的不说，每次坐在抽水马桶上就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咚得咙咚，咚，咚……”用嘴巴弹，嘴巴唱，所以他坐马桶的时间最长。这又是苹苹首先发现，首先广播出来的。

过了些时候，家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美国RCA收音机，每个大人房间里都有一台。祖父母那里当然也换新的了。机壳是咖啡色“电木”的（“电木”是那时候普遍用来做电灯开关、灯头、插头等的一种绝缘材料），背后有一个小变压器露在机壳外面很像一块美军餐盒里的那种巧克力。打开收音机烧热起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有一种幻觉，似乎还闻到一股巧克力味道。这以后就不用到祖父母哪里去听了，于是内容也多了京戏（后面专门还要说到）、话剧（爸爸妈妈最喜欢的，包括《雷雨》、《日出》、《原野》等都是在那时听的）、歌曲（初到上海时听得耳朵都起了老茧的两首歌是“美丽的香格里拉”和“三轮车上的小姐”），也有知识讲座、王庆勋（国光口琴监制人）和石人望（“石人望”口琴监制人）教口琴等。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国光牌口琴，电话购了一本王庆勋编的练习曲，其中有“夏日泛舟”（Over the summer sea）、“风流寡妇”（Merry widow）、“可爱的家庭”（Home，sweet home）等简单曲调（例如前两者是由经典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里的一段咏叹调简编的，所以也都是很简单的）。我对乐器不大有耐心去下功夫，初步学到伴音之后就再没有什么进展了。听小叔叔说他在战前就跟石人望学过口琴，为了伴音效果好，石人望曾建议他开刀把嘴巴改阔些，把他吓得赶紧打退堂鼓。

“无线电”里的广告

“无线电”里每一档节目都插有广告，那时的广告一般都不像现在这样由专门的播音员播送，而是由做节目的人插在节目的间歇中说。例如说评弹的一上来报了节目后，一边“叮叮咚咚”地在调弦，一边就说起广告词来。在曲目或段子之间也见缝插针地说一则广告，哪怕是插一两句，不大影响节目本身，效果也好。不像现在电视或广播里面广告一来就是一大堆，连续轰炸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把人都烦死、恨死。记得那时听得我都能背出广告词的有鹤鸣鞋帽商店、大百万金香烟、RCA润喉止咳糖等。

我曾经上过一则广告的当。有一家公司在电台做广告销售成套玩具，说只要打电话到电台定购，就可以送货上门。这套玩具据称有三件：1、模型飞机，2、活动电影，3、精美画册。一听价格很是便宜，于是我吵着爸爸订购了一套。不久东西送来了，付钱走人之后打开一看，所谓“模型飞机”原来是一把细篾条、几张绵纸，还附有一张印得很蹩脚的带图样的说明书，叫你自己用这些材料去做“飞机”。所谓“活动电影”原来是一本一寸半长、一寸宽的小“书”，大约三十多页，每页上画着一个小小的卓别林，罗圈腿，八字脚，手里拿一把像拐棍一样收起的的雨伞，每张画按顺序略有不同。你只要捏着书背，用拇指把整叠书页抬起来，然后略为放松让它很快一页一页地弹回去。你就可以看到卓别林晃动着雨伞，撇开穿长皮鞋的八字脚，一摇一摆地向你走来。所谓“精美画册”是一本题为《女阿Q传》的连环画册。不过书的形状不是像“小人书”那样的连环画册，而像一本杂志。里面包括几个幽默小故事，主角都是“女阿Q”，她是一位卡通型的美丽都市女郎。故事内容倒也反映了上海滩都市生活万象，只是里面不乏“儿童不宜”的东西。例如有一则故事说有两个流氓阿飞买了一张电影票送给“女阿Q”，座位在他们两个的座位之间。电影开场之前他们两个已经坐在那里等着，甲说：“今天机会不可错过”；乙说：“左右开弓大吃豆腐！”。结果“女阿Q”把电影票送给一个“小瘪三”去“开洋荤”了，那“甲”和“乙”刚准备要“左右开弓”，啊？！？！？！……。还有一题为：“现身说法”的，最后一幅是大大的一张“女阿Q”的全裸背面。本来我想，三件玩具中“画册”只是个“搭头”，不料就只有这本杂志般的东西还算值两个钱。上海人的“噱头”由此可见一斑。

自觉的梦游人

“娘舅”的收藏

在三个单元两排楼房中间的“中天井”还连在一起没有隔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到79号去玩，除了张家以外还有仲威的“娘舅”陈新都家的收藏极大地吸引了我的兴趣。他有几大本邮票簿，看了他这个，以前我在重庆黄桷桠和雷德成、陈令他们一起收集的那点邮票简直不值一提了。更精彩的是他收藏的古钱币。别人根本看不出他房里的油漆地板上有一块地方是活动的，而且有“机关”，打开后里面有做得好好的一个小地柜。放着一个小箱子（我记不清是木的还是牛皮的）。他小心翼翼把箱子打开，这一下叫我们大开眼界了。以前我只见过铜板和有方孔的铜钱，他这里有从上古时代到满清、民国的各种各样的货币。最大的铜钱直径有两寸出头，最小的放在桌子上要用指甲才挑得起来。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那是钱的“老祖宗”。最多的有两种，一种是刀状的，一种有点像后来在物理实验室里看到的音叉，也就是早先在壹圆的法币上印着的那种东西。我们是婶婶带着才到他那里去玩的，因为他是和一个姓杨的小老婆（我们家里叫她“阿杨”，口音听得出是苏北人）住在这里，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住在原配妻子（苏州人）那里。

“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

妈妈在上海没有亲戚，只有她在中央大学时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也就是我的“干妈”（上海话叫“过房娘”）吕亦陶住在上海。她是四川人，比妈妈大几岁，两个人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妈妈说她俩的毕业论文都是在一起做的，后来又曾一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妈妈的照相簿上，干妈和她孩子的照片贴了一页，并在页底题字：“挚友亦陶”。大概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妈妈从南京回昆明探亲扫墓，那时这样的远途旅行是件大事，需要不少时间，于是就把我寄养在吕亦陶家里。这样她就成了我的干妈，她的先生冯友真我就叫做“干爹”。抗战开始后他们没有到大后方去，冯友真做谍报工作，除上海以外听说有一个时期在屯溪（今黄山市），不知那时干妈是不是一直跟随他在一起。我们在重庆的时候妈妈做梦也常常梦到吕亦陶，有一次醒来她很伤心，说梦里看见亦陶在前面，可是怎么喊也喊不应，哭醒了。足见她们以前感情之笃。抗战后他们家住在大西路（不知道后来改叫什么路了），在前法租界上层人物的西式住宅区，一套花园洋房。那地方离我们家很远，有时我们坐自己的三轮车去，有时冯友真派他的小汽车来接送。冯友真那时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后来我从美国华裔共和党资深参议院陈香梅（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创建人陈纳德将军的妻子）的自传中得知她当时就在冯友真手下（中央社上海分社）当记者。还曾为了援救一个被关押的共产党女记者去找了冯友真，冯把她保释出来了。

这位女记者姓麦，看了陈香梅的这段记载以后，我心里起了一个疑团。1956年深秋，有两位团中央报刊系统的记者（编辑）到北大学生宿舍来找我（我后来发表两篇“右派”文章就是他们奉领导旨意来鼓动的，至少他们起了导火线作用），其中一位女的叫麦梅，是青年出版社的。按当时年龄推测，和陈香梅说的那位麦女士（陈的书里只说了她姓麦，没有说她叫什么）似相符。50年代中国女记者、女编辑还不太多，“麦”这个姓又不大普遍，所以我想此“麦”即彼“麦”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干妈开办了一个“四川商务公司”，主要经营四川传统特产（如猪鬃）的出口。她可能比爸爸还稍大一点，个子比妈妈高一点，高雅的中年打扮，脸庞和体型略显富态，但脸上骨相棱角分明，眼神里流露出智睿、精明和洒脱。她的确很能干，也很有魄力，大叔叔的一些商界朋友和她打过交道，听说事后都感叹：“在这位女士面前我们岂得不拜倒在旗袍之下？”

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两个比我大的都在美国加州读书，只剩一个最小的在跟前，小名“宝贝”，和田田差不多大，白白胖胖，头很大。后来我进中学的时候，恰逢干妈的一位美国神父朋友来华，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和那位神父打了招呼，等我初中毕业也送我到美国去升学。

此外就是冯友真的母亲，我们叫她“阿婆”的，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大概是一次过年的时候乾妈给了我一个金元宝，比一个锅贴饺子小一点。当然是妈妈给我收藏起来了。送给田田很大一本美国彩色画册，用很厚很精致的纸印的，里面有七八个将近一英尺高的没有穿衣服（只穿内衣）的漂亮女孩，每个都有名字（Mary 、Alice等等），后面则有许多套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把这些人和衣服都剪下来，就可以随你的意给他们穿着打扮。田田还小，是我替她剪的。女孩都很漂亮，每个长相各有特点，我最喜欢那个黑短头发的Alice。

但是我当时正热衷于另外一种剪纸玩意儿，就是马路摊子上买来的会活动的京戏人物，当然也是彩色的。头、身体、和双臂分开剪下来，然后按它的方法装起来，把其中一根纸条（那纸比较硬）一扯一扯，头和手都会动。但我觉得这样活动毫无意思，动到位置不合适的时候很难看。我喜欢的是京戏人物、戏装、旗靠、刀枪本身。所以我的玩法是把它们拚接到最佳位置，用胶水粘定。制作好许多人物之后，我就来导演种种剧情。当然这时候他们原来的身份（关公、周瑜、吕布、赵云、夏侯渊、岳飞、张宪、林冲、卢俊义等等）都由我根据剧情需要随意改变了。

冯友真是个大忙人，他外出的时间多，和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少。印象只是不胖不瘦，皮肤白皙，留着两撇浓黑的唇髭，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浅色的成套西装的内内外外都很讲究。他的轿车漂亮豪华，司机是个彪形大汉，可能兼做保镖。有一次送我们回去，车子开到南京路和静安寺路连接处的时候，有一辆三轮车横过汽车前面，司机只好急刹车。那司机立刻下车抓住三轮车夫就是狠狠“一记头塌”（这个上海话词汇的意思就是在后脑勺上搧一巴掌），我坐在车里很不安，觉得这太霸道了。

塘山路小学

1946年春季班开学，我进了塘山路小学，第一学期仲威大概没有进这个学校，大概他和苹苹、田田曾经一起在另一个学校读书。婶婶有一个侄女叫“三星”（我因为在这方面不求甚解，所以到现在为止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两个字），她是个孤儿，曾经当过嬷嬷（天主教修女）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我们叫她“三姊”。她有一个时期带着仲威、苹苹、田田一起在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善道小学住读，所以我想那时她自己大概是在那里当教师。她曾经在一个假期里给我们当过家庭教师。后来又曾经由她的一位和她年龄差不多的教友代替，来上课时还带了一本书，讲的是圣经里面的故事，还附有插图（耶稣教圣经是没有插图的）。我们只当听着好玩，记得其中《旧约》部分和耶稣教差不多。两个教派的经典究竟有什么异同，我后来再没有去关心过，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耶稣教反对崇拜偶像，圣经里没有插图也与此有关。后来我进中学前后他们三个也都先后转到塘山路小学走读了。

塘山路小学在抗战前叫做工部局小学，工部局是租界外国当局的管理机构，这个学校底子比较雄厚，设备好。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可能做过兵营。从我家走到高阳路，沿高阳路朝北走到第一条和东长治路平行的塘山路转弯角子上就是这个学校了，所以大约只要走十分钟。记不清楚是解放前还是解放以后改称“十八区中心小学”；后来又改称“虹口区第五中心小学”。我们几个都从这个小学毕业，后来田田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在大连路小学当了几年教师，后被调到“五中心”这个重点学校，也就是她自己的母校。在这里当上了上海市劳动模范，直到1987年因为劳累过度而得心肌病去世，年仅46岁。

张之范也和我一起进了这个学校，而且得了一个我前面说过的绰号。他的书包是一个长约一尺半的小皮箱，很漂亮的。是那个时代外国小学生流行的书包，上海有钱人家的孩子也用这样的书包。拿这种小皮箱的方式有讲究，不是像拿大箱子那样拎着，而是把手掌穿进拎环里面，手指搭在小箱盖边沿，这样拿着轻巧而不容易晃动，我觉得这样姿势也优雅。要买个小皮箱大概不便宜，正好妈妈有一个专门放她珍贵东西的用了多年的小皮箱（我在回忆小磨滩时期的时候提到过），于是就腾出来给我做书包用。和张之范那个比起来稍显大了一点，而且像放衣服的皮箱那样，盖子有点褶皱伸缩，不是地道的书包样式，但是也将就了。

学校的主楼很大，由三排互相连通的两层楼房构成一个“E”字形，另外还有一座礼堂和一些平房。教室里的“黑板”不是黑的，也不是木头的。是淡棕色的有点像马粪纸那样的压缩材料做的，直接镶嵌在墙上。“黑板”很长，它两侧的下面都有矮壁柜，也许过去是用来放学生的一些东西的。有一次一个女同学为了敲一颗钉子，找不到榔头却在壁柜里找到一个菠萝状的手榴弹（二战期间日军和美军的手榴弹都是这种形状，不像我国的手榴弹是柱状带木把的）就敲起来了。她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幸亏有几个大些的男同学赶快制止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那时有人说过这里住过日本兵。

至少在1946年整个一年，人们头脑里还铭刻着抗战时期的苦难，学校在礼堂里组织学生排演过回忆抗日的小节目。其中有一个小歌剧里面一首歌我一直觉得非常动情，也是后来长期没有再听到了的，我有时一个人自己想起来还哼哼。也是最近有一次在电视节目里面又听到它了，这才知道原来那时是借用了一首老的西洋曲调。

我们第一学期的级任先生叫邬普和，是个宁波人，有一双大眼睛，浓黑头发朝后梳，两旁有点拱起，所以看起来像有两个角，而正面顶上是一字平的。他总是穿棉袍长衫、布鞋。他又教国文，又教英文。国文书上有一课写了一个小故事，地点就是上海，有一家人，哥哥在抗战后成了囤积居奇的奸商，犯了法，几个警察来家抓人。正好在这时候当了空军军官的弟弟胜利荣归，见到这位年轻英武的长官，警察胆怯了。但是做弟弟的没有包庇亲人，只是教育哥哥“进去”后好好改正。邬先生把它改编成一个小话剧，由班上学生来演，他亲自导演。在选角色的时候他说演空军军官弟弟的要长得一表人材，而且要“派头很大”，上海人说的“派头大”一般是指潇洒、气派，也可能有另外一种意思，说这个人神气活现或者摆阔气，这就带点贬义。邬先生那时说的显然是前者。他的话刚一出口，坐在我后面的两个比我大一点的女生（一个瘦高而很活泼的，还有一个说北京话的，如今都不记得姓名了）在我背上一推，大声叫：“胡伯威！”

坦率地说，我小时候长得还算漂亮，以至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先后被人取过几种女性的绰号，我最脸红这个，换了地方就对以前的绰号讳莫如深，但是新的绰号又会出来。现在老朽了，说这个更难堪，就让我自己知道吧。至于“派头大”可能与家里长辈特别是妈妈长期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有关系。我进了初中以后，有一次小姑姑带我和仲威到她学校（复旦大学）去玩，和她的几个同学在校园散步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他们一个男同学对小姑姑说：“你这个侄子小小年纪走起路来倒是很有‘form’！”。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多看了些美国电影，而我多少有点演员天分，不管是说话、唱歌、动作身段，凡只要模仿起来自有那种味。不知不觉之间就能把自己所倾慕的电影明星的潇洒优雅姿态移植到自己身上来。比如刚到上海看了埃洛弗林的片子回家带着弟弟妹妹自导自演时就模仿过他的风度。后来看了不少美国西部cow boy片子就更不用说了，贾莱?古柏、约翰?韦恩等都是倾慕的偶像。他们从大腿弯后侧飞快拔手枪的动作、随意挥手开枪的动作、跃身上马的动作、在马上起伏晃悠的动作、灵巧的抛物接物的动作……，当然也包括走路的“form”，无处不显露出一股帅气。这个用不着专门去演习，只要凭你有那点灵气，耳目之所染，会自然而然溶化到自己身上来的。比方说下雨天打一顶布伞进门，你可以配合一个优雅身段随意把捏着伞柄的右手向外侧一挥，手脱开伞柄，伞在空中一飘，三个指头已经捏住了伞盖边沿，顺势轻放在地上。在这个动作之间你用不着停步就那么似不经意地走进去。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感觉灵光的女孩子在里面看见了这个镜头心里会有那么一点震颤，会感觉得到进来的人气度不凡。所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也不一定是“站如松，坐如钟”，是随情景而异的。还有你在专注听一个有兴趣的演讲时或者自己在沉思时，以什么样的姿态用手撑着下巴和脸颊，手上怎么随意玩弄一只铅笔，通过凡此种种都能展示出美感，这都不必去听贵族学校礼仪课上那些规范教条，而且这本来就并不那么容易言传。全身是浑然一体的，整个发自于心、情和灵气。吾今老矣，况且骨瘦如柴，稍不注意时颈椎、背椎、腰椎都弯下来了，就像Foster的歌里唱的：“The head must bow and the back will have to bend”。而主要是平时精、气、神都懈散了，于是那“form”或者说“style”也就废然无存。不过那曾经渗入骨髓的东西总有痕迹可见，现在哪怕是穿着汗背心、旧短裤、塑料凉鞋（在武汉的夏天我不愿像有些人那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得这样），手里摇着的不是折扇而是大芭蕉扇走到哪里都还是有不少第一眼见到我的人论道这位老先生“十足的学者风度”或“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这不过是剩下的一点儒雅使然。但是有些场合会促使我自然而然地提起精神来，那“form”或“style”也就重现出来了。一个是在重要学术报告的讲坛上我会因为来了精神而自然显得风度翩翩，这与语言的感染力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在指挥单位群众性合唱演出的时候，我虽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指点，也不可能事先设计动作，只有临场凭感觉发挥，而群众的赞誉也就在“风度”二字；专家的点评是“有招有势”。一直到我66岁那年的一次演出比赛，研究所的合唱指挥还找不到取代我的人选。再就是舞场上我会像有的人说的：“突然年轻了二十岁”。我没有刻意去学过各种舞步花样，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训练班，只要音乐好，感觉就来了。有口皆碑的是身段优雅、动作舒展。缺点是我常常自己投入而疏于给舞伴以及时的暗示，在突然变换时会合不上步。最好是遇上真正的老手，不管你怎样她都能响应得天衣无缝。

话扯远了。邬先生给我们排演的这个短剧只是一次课外活动，没有拿去演出。记得还有一个刚从苏北来的年轻男教师，给六年级生排了一齣短剧，在小礼堂演出了。可能是他自己编的，演的是共产党占领统治的地方如何残暴，如何民不聊生。在拉开布幕之前，这位先生还站到台前来了一段激昂慷慨的朗诵，控诉共产党。这个人是什么背景我不知道，只是后来我想，他很可能原先是苏北什么财主家的人，当时内战期间解放军打进他家乡时，由于家里成了革命对象，他逃出来到上海当了塘山路小学的教员，所以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自觉的梦游人

学校里的小小风波

第二学期我们班换了一位级任先生，是个女的，叫王瑾。她有一张略显丰满的圆脸庞，但看上去很漂亮、妩媚，现在回想起来她的身材也是苗条而丰腴的。要加重这一点就是因为她曾为此惹出些事来。她在我们班主要教英文，记不清附带还教一节什么课。她无论上课或者作为级任老师对学生的管理训导工作都是很认真的，只是听到有同学说，曾经看见一家照相馆橱窗里展出了她的一张彩色放大照片。

有一天早晨刚去到学校就听到一片吵吵嚷嚷，出了什么事了？原来都在传说我们的校长周启贤（这三个字不一定准）昨天晚上对王瑾先生做了很卑鄙的事。周校长我们经常在礼堂或操场的讲台上见到的，他戴着一副黑色（也可能是深咖啡色）框眼镜，穿一件深灰色昵大衣，留着点小胡须，倒也堂堂一表。在讲台上他经常讲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那时我知道他讲的都是教训我们做好人的话，他怎么会有这个事呢？一些同学在议论的同时嘴里反复嚷着：“dau来啦，dau来啦，五百洋钿dau来啦！”。上海，至少是我们住的这一带，宁波人非常多。宁波话“拿来”就说“dau来”，江浙一带说的“洋钿”就是洋钱。早先的中国钱就是方孔小铜钱，在满清末期已经有了新币，大约老秤七钱多的银币。首先可能是洋人铸的（也许是墨西哥），上面的浮雕是一只展翅老鹰，所以后来在做银元买卖时，这一种银元就叫“鹰洋”，此外也许受满清政府委托铸了一种雕龙的银元就叫“龙洋”。民国时期铸的银元还是和这一般大小，孙中山当政时铸的有孙中山头像，头的比例较小，银元贩子称之为“小头”，袁世凯时期铸有袁世凯头像的就叫“大头”。法币（纸币）最先是和银元等值的，可能就因为它肇始于洋人铸的“鹰洋”，于是法币一元也叫“一块洋钱”，上海人叫“一只羊”，后来再怎么贬值也不影响它的称呼。所以这里说的“五百洋钿”就是五百元法币，是那时我们交的学费数目。这样嚷嚷的意思就是说校长出了这种事这学校办不下去了，把学费退给我们吧。显然大多数学生是跟着瞎起哄好玩的。闹得这一上午许多班上都没有上课。我们班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当事人是我们的级任老师。大概是第二天王先生还是来上课了，她对全班同学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周如何对她早有挑逗；如何在那天把她诓到家里；引诱不成又企图威胁强迫，最后王先生没有就范。周校长从此没有再露面了，不久便调走了。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就在那几天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很年轻，记不得姓什么，是个广东人）突然来了创作灵感。他根据同学们嚷的：“dau来啦，dau来啦……”谱写了一首歌曲，马上油印了发给我们学唱。他说他的用意是要制止这种胡闹的气氛，把大家的情绪引导到正路上去。所以他配的歌词是：“胜利啦，胜利啦！（指抗战胜利）……”。至于歌谱他略为加工就行了，因为正如“无线电”里演的一个滑稽段子调侃的那样，宁波话几乎都是由：“do ，re，mi，fa，so，la，shi（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第七音ti唱成shi也就是汉语拼音的xi）”组成的。这位老师的创作印证了果真如此。

和“阿德哥”打架

我们班还有一个叫做“大王四股党”的小团伙。这几个字用上海话说起来和当时广告做得很热闹的纸卷包装的“大王水果糖”基本上谐音，为首的叫石善德，还有一个高个子的副手叫赵德康，另外两个是谁，我也不大清楚，实际上还有几个或多或少附和追随他们的人。他们也还够不上是“小流氓”，只是不把读书放在心上，许多时间在外面玩，在学校里在班上“充狠”。对我们这些年纪小些的规矩学生他们倒也不来惹，但是总和个别“仇家”过不去。有一个叫钱什么的，名字忘了，只记得这个人被他们叫做“三点红”。到底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大概在他们看来这个人表现“勿乐开”，他们总是百般设法凌辱他，不放过他，不只在学校里，而且打架还打到校外。

这些人没有惹过我，倒是我们的级长（相当于现在学校里的班长）冯起德有一段时间很和我过不去。他也是个宁波人，功课还算比较好，所以当了级长。但是身为级长，他却和“四股党”这些人比较套近，好像还有点狐假虎威。我发现江南沿海一带对人昵称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的，好像宁波人这样叫的更普遍，而且叫“阿德”的特别多。就像我前面说把江北人叫“小三子”一样，叫起“阿德哥”就会想到宁波人，而且往往感觉有点江湖气味。冯起德名字里有个“德”字，班上许多人就叫他“阿德哥”。他和我怎么作起对来的，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最后终于激化到拳脚相见了。有一天他们叫我下课不要走。我打过架，但是没有遇到过这种约好的打斗，心里没底，很有些紧张，最后一节课也没有心思听。上午最后一节下课后我们就在讲台上对峙起来了。边上有他几个助威的，还有围着看热闹的。好在他这些助威的都还讲“江湖规矩”，坚持一对一，旁人不插手。这样我就不怕了，冯起德比我大，但是长得并不比我高。那时在学校里比斗，不大行拳打脚踢，主要是像摔跤一样最后把对方按在地下翻不过来就赢了。我们相持时间不短，那些来给他助威的，后来变得“敌我不分”了，看见我占优势的时候也叫起好来了（大概是因为我比他小）。最后是冯起德“吃瘪”了，但是我这个“胜利者”因为迟回家，交待不过妈妈的追问，哭起来，承认：“我和级长打架了”。我的优点是从来不作兴说谎话。

几个要好的朋友

和我同座的两个同学，左边一个叫杨昌业，冬瓜形的大头上长过癞痢，所以剪成平顶式的头发显得很稀疏，他的性格比较沉稳。右边一个叫沈鸿祥，尖下巴，高颧骨，暴出一口黄牙，而且有点口臭，说起话来唾沫星四溅。他手背上特别是指根部长了不少癞疥疮，同学给他取个很难听的绰号叫：“la ga bo”（这是上海话的“癞蛤瘼”，而“癞疥”二字的上海音就是“la ga”，所以就把癞疥疮和癞蛤瘼联系起来了），他的性格喜说好动。他们都出身在穷困家庭，虽然我对沈鸿祥的唾沫星和据说会传染的疥疮有点戒备，但这两个人都很朴实热心，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是到了上海才开口学上海话的，所以初进学校时还说得不地道，他们不时给我提醒纠正，一两个月之后我就能操地道的上海话了。隔几个座位，还有一个男生，叫邬精石，他能以很简练的笔法画出“小书”上的各种武侠形象，姿态很生动。我很佩服他，也学着画，但是我怎么也画不出他那种简练而生动的风格。

后来我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吴志高，他比我大一点，但是比我矮一点，剪平顶头，说话时总喜欢睁圆了眼睛直视着对方，对人很朴实真挚，学习很努力。后来知道他家里是山东人。有一个姐姐做工。我去他家里玩过一次，就在塘山路往苏州河方向走不到一里路，家里平房陋室显得清贫。他姐姐二十岁左右，倒是长得很俊秀，知道我们是吴志高的好朋友，所以对我们很热情。因为那次在他家里没有见到别人，所以只记得他这个姐姐。还有一个叫江祖尧，就住在高阳路上，从我家去学校走到半路的地方。他的哥哥江祖培也在我们同班，个子长的比较高，很有点调皮好动。江祖尧则长得瘦小，性格反而比他哥哥显得稳重。他家里房子比较大，楼上楼下都是他家的，听说他父亲是警察局的什么官。我们常常到他家里去打乒乓球，我们还常常互相借书看，一起在地摊上买桑叶，养“蚕宝宝”，总之都是些“好孩子”的玩法。他们也好几次到我家去玩，爸爸妈妈也喜欢我交这样的朋友。直到我进了清心中学以后，互相还有一两回来往。但是清心中学在南市，太远了，我又是住读，见面机会就少了。江祖尧进了麦伦中学，在虹口区算比较好的学校，解放后改称“继光中学”（纪念战斗英雄黄继光），我弟弟季威后来也是上的那个学校。吴志高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升学，后来没有听见消息，会不会进了什么职业学校，或者像他姐姐一样直接去做工了。

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

班上女生大概有十几个，高年级男女生之间已经不是那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男生一般是不和女生单独说话交往的，一伙一伙地起哄调侃倒是有的。有一个叫胡泰利的男生例外，他喜欢和女生说话和玩笑，于是就有些同学给他取个外号叫“色迷迷”。这些女生中有一个令我心仪的叫蔡曼丽，我觉得至少在这个班上她是姿容出众的，记得她在冬春时节总穿一件像电影上外国女孩那样的花呢短大衣，仪态雍容。她的妹妹叫蔡瑛丽，也是同班，个子比她略高，但容貌平常。听说她们家里就是在提篮桥开“中西大药房”的，那是一家比较大的药房。我看到蔡曼丽时，目光总忍不住要停驻一下，此时如果与她的目光相遇，我就怦然心跳。但是两年中我没有叫过她一声，她也没有叫过我一声，也许这是因为我的座位和她的座位总是离得比较远。唯一的交往是在幻想中，有时我幻想我们是一对男侠、女侠，我有一口“龙泉宝剑”，她使一口“凤”什么宝剑，我们的武艺不相上下，终于比武成亲，威镇群雄。有时候我又幻想自己驰骋在一匹骏马上，戴着一顶被打出几个枪洞的cow boy的阔边毡帽，系一条cow boy的绸领巾，衬衫上套一件敞开的小马甲（背心）。手执双抢，撕破了的衬衫袖子迎风飘荡更显得潇洒。蔡曼丽正被一伙坏人围困着，我疾驰过去，双枪齐发，立即就撂倒了几个。说时迟那时快，马已经跑到蔡曼丽跟前，我一弯腰就顺手把她搂上马来。回头又开枪撂倒两个追上来的坏蛋……。当然这都是从电影上看来的。小时候曾经住在上海提篮桥并且在塘山路小学读书的蔡曼丽老太太，如今可还健在？不知她还记不记得那个坐在前排的叫胡伯威的男生。如果真有那么巧看到了这段文字，当心不要把牙齿笑掉！

比这更早的是儿童时代头一个产生“感觉”的重庆南山小学的董保智，最近竟奇迹般地“重逢”（虽然还没有当面见）。也说不定有生之年又遇上奇迹，能和少年时代塘山小学的“梦中情人”蔡曼丽晚年际会。

再忆看电影

大概是1946年的时候，东长治路商丘路口“转弯角子”上开了一家“国光大戏院”，不多时再往西走一段路的中虹桥附近又开了一家“华德大戏院”，实际上这是两家三轮电影院。上海电影院那时分“头轮”、“二轮”、“三轮”。大光明、美琪、大华、国泰、皇后、巴黎这些是头轮；大上海、沪光、卡尔登、光陆、百老汇、金城、金都这些大概算二轮了，此外散处各区、街的一些小电影院只能算三轮。新来的好莱坞大片或特别走红的国产新片首先在头轮影院开映，热过很长时间之后才由二轮而三轮。但是也有一些头轮电影院看不上的不太卖座的片子，也可能一开始就在三轮影院推出了。有的片子正好是大人不屑看，小孩特别喜欢的。国光开张伊始，相继放映了两部美国片子，一部叫《外国血滴子》，一部叫《原子飞金刚》。从翻译的片名上看显然太缺“文化品位”。“血滴子”是“小书”里面暴君雍正皇帝大内豢养的一批鹰犬，他们经常在月黑风高时穿着夜行衣飞檐走壁，在王公百官（特别是雍正的政敌）府邸屋顶上监视、监听、行刺，为雍正剪除异己。他们除了带刀以外还有一种厉害的暗器，那就是随绳索抛出一个斗大的黑布套子，能够百发百中地套到他们要杀的人的头上，随后将绳索一拉，布袋口周围的几把小刀向内收紧就把人头割下，同时顺势就把布袋包着的头拽回到手。《外国血滴子》里面的主角打入“坏人”中间见机行事，每当要行动的时候就套上一个黑面罩出现，这个面罩既可掩盖身份还有防弹作用，它的样子很像“血滴子”杀人用的黑布头套，所以这部电影就译为《外国血滴子》。

《原子飞金刚》里面的主角也是一个外国侠客，本人很英俊，但是长得并不高大。他遇到一个神仙愿意做他的保护神，每当他和坏人战斗，处境危难的时候，只要念一声：“sesame！”，顿时轰然一声冒起烟雾，烟雾散时他已经变成一个特别魁梧健壮，身穿闪亮的紧身衣，戴着飘洒的披肩的“金刚”了。“金刚”当然是刀枪不入的，敌人的枪弹打在他身上纹丝不动。他还可以在天上飞，以便追击敌人，紧急搭救美人。为什么要加上“原子”两个字，叫“原子飞金刚”呢？这又是上海人的“噱头”。因为那时震惊世界的原子弹刚刚在广岛投下一年多，人们谈原子而色变。所以光是“飞金刚”不够轰动，要叫“原子飞金刚”。不久之后圆珠笔发明上市，可以不吸墨水写很久很久。这样稀奇的东西当然也要取一个非同凡响的名字，那几年就叫“原子笔”。后来“正名”为圆珠笔，两者倒是谐音。

在国光大戏院我们还看过一些国产古装片，例如《武松和潘金莲》，金焰演武松，顾兰君演潘金莲，刘琼演西门庆。还有《精忠报国》，刘琼演岳飞。还看了麒麟童的京戏影片《斩经堂》。可惜的是，不少天天在报纸上登了大海报的“头轮”大片，例如泰罗保华的《罗宾汉之子》、埃洛弗林的打斗片《单刀赴会》、好莱坞恐怖片《杯弓蛇影》，还有欧阳沙菲的《天字第一号》、石挥和李丽华的《假凤虚凰》等等在报纸上都作了很长时间的特大广告，但我们都只有对着报纸“望梅止渴”。

爸爸妈妈有时带我到他们最喜欢的大华电影院（解放后改称新华电影院）去。这家电影院在静安寺路，不算很大，但是品位高雅，专门放映外国文艺片。我在那里看过的有一部片子那时译名《小宁馨》，是讲述一对年轻父母和他们非常可爱的，但最后悲惨死去的女儿的故事。去年我在电视上的经典影片回顾节目中还看过一次，但因为是中途开始看的，所以不知道现在用的译名是什么。还有一部片子看的时候曾很感动，现在只记得是一位漂亮潇洒的音乐家和他的女学生之间的爱情悲剧。引起我流泪的镜头是音乐家投河自杀以后，每当他的爱人（那时说“爱人”是指恋人，解放后说“爱人”是指配偶）、女学生奏起一首他们在一起最喜欢和动情的曲子时，河面上就会出现音乐家随着波光闪动的影子。演男主角的可能是平?克劳斯贝。后来我想这影片很可能讲的是舒曼和他的音乐小师妹（实际上他也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恋人克拉拉的故事，那河就是莱茵河；那首曲子就是《春之声》。在舒曼死后，比他小23岁的勃拉姆茨还徒然爱上了比自己大14岁的克拉拉，无果而终。我记得在大华还看过贾莱?古柏的片子，虽然是西部牛仔片，但大影星贾莱?古柏却是经典的。

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

79号张家兄弟里和我同岁的张之范和我同班，早晨我们常常一起去上学。有一天我生病了，托他上学时替我请假，第二天我去上学有人告诉我说：“张之范在触侬咯蹩脚”（“触蹩脚”就是背后说坏话）。原来那天同学们问他：“胡伯威今朝哪能唔没来？”他回答说：“生磅”，“生磅”就是“生病”，是一个诙谐打趣的变音词。上海人把瓦罐子叫“磅”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这样写法，姑且用之。“病”和“瓶”上海话读音一样，而“瓶”和“磅”在一起就是“瓶瓶罐罐”，还有放鞭炮的“乒”和“乓”两个声音在上海话里也与“瓶”、“磅”一样。所以开玩笑就故意不说“生病”，说“生磅”。关键是同学问：“啥咯磅？”，答曰：“相思磅”，这就是“触蹩脚”了，当然也是一句玩笑话。所以我听到他们取笑我害相思病时只不过笑着说了个：“ce na！”（上海人最简洁而亲匿的骂人脏话）。

实在意料不到的是不久之后张之范突然得了恶病，说是脑子里长了个东西。那时候好像在翻译词汇里还没有“癌”这个说法，实际上长的就是这个。张伯伯和张伯母急得要命，还有她的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都在想尽办法给他到处去诊治。那次我们第一次听说镭锭放射治疗，拖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我们去看过他，那次他躺在床上用他那尖细声音和我们说起话来还很有精神。但是最后终于突然恶化去世了。他阿娘家里很有钱，才能为他医治这么久，据张伯母说，为治病花去的钱足够用金子铸一个孩子了。这话也许有所夸张，不过那时镭锭放射治疗在世界上还是新事物，价格之昂贵当是可想而知。即便像我们这样的“小康之家”，也是决计承受不起的。张伯伯好像不过是一个什么海运公司的普通职工，他们的宁波“阿娘”我不知道是什么背景，哪来那么多钱。不过那时在上海确有一些“殷实大户”，他们看上去也许土头土脑，没有一点传统书香气，更没有欧美化教育染上的“洋气”，家里一切生活方式都是很“旧式”而粗俗的。但是他们的家底比之我们这样的家庭着实要雄厚。

自觉的梦游人

忧国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先生叫顾君璞，身材略矮，白净面皮（这四个字是我那时开始看的章回小说里常用的），将近四十岁了，我记得他好像还是教导主任。那时已经讲到近代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他口才很好，讲得非常生动。外国侵略者那样的穷凶极恶欺负中国，满清政府是那样的昏庸腐败，使我们中国人只能任人宰割。这个时期我对世间真实的不平事开始知道一些，它并不像武侠故事里那么好玩。最初的想法是恨不得自己能变成“原子飞金刚”，把坏人、侵略者、贪官污吏、奸商、流氓恶霸统统消灭。那个年龄谈不上叫什么“忧国忧民”，一时激愤而已。

大概在六年级暑假，家里请了小姑姑复旦大学的两位同学来做我和仲威的家庭教师，一位叫李孃孃，一位叫江叔叔。先来的是李孃孃，脸皮微黑，穿着旧的阴丹士林布旗袍，短发梳得很像后来看到的老解放区来的女干部。她除了辅导功课以外，和我们交谈的题外话不多。后来江叔叔来接替她，江叔叔经常在讲课中间给我们讲国家大事，社会上的事。他的想法很有点特别，我们那时也知道一点社会上有很多坏事，政府里也有很多腐败荒唐的事，爸爸在家里也常常说起，但是我觉得江叔叔说起来还有他的一套道理。别的我听不大懂，但我知道他说的是这个国民党政府本来就不好，为的不是老百姓，以前没有全心全意抗战，现在只知道搜刮民财，不顾百姓的困苦。美国也不好，支持这个坏政府打共产党，共产党是要解放穷苦大众的。起先对他有些话我不完全同意，比如我说打败日本人是靠美国丢的原子弹，否则抗战还不会胜利。他说光靠轰炸没有军队在地面打仗是不行的，打败日本最后还是靠苏联出兵东北。逐渐逐渐地我觉得他的许多话像是对的，这时候种下的种子成了我解放后“进步快”的原因之一。后来小姑姑带我和仲威到复旦大学去玩的那一次，走在校园路上我看见江叔叔和李孃孃还有別的人在一起说话。我告诉小姑姑：“江叔叔他们在那里……”，小姑姑赶紧拍一下我的手，叫我：“不要去叫他們，人家有要紧事体”。后来小姑姑才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的人。

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

到上海第一年大概是五月份，我们有一次快乐的郊游。是大叔叔的公司里办的，游玩地点是上海南面的佘山，那里有个天文台。去的是他们航业界的许多同仁和家属孩子，除了小汽车以外还用了好几辆“十轮卡”。住在上海的人想要看看绿树、青草、田野就要走很多路出去。市中心附近的外滩公园太小，除了能看看黄浦江，别的实在没有什么。西区有个“法国公园”（抗战后叫“中正公园”，解放后叫复兴公园）比外滩公园大些，但也平常。最大的兆丰公园（抗战后叫“中山公园”，直到现在）远在市区西部边缘了，上海人很稀奇那里有“山”，把我们这些从重庆回来的人笑坏了，原来是人工堆起来的一点不过两层楼高的土墩墩。苏州河以北就只是一个虹口公园，我看比法国公园还不如，不过那旁边有个虹口游泳池倒是我们以后最感兴趣的地方。到佘山去，一方面是参观天文台，另一个目的是去看看这座离上海最近的真正的山。我记得那时一首歌里有一句：“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我们这回是“上海没有山，春游去佘山”。

坐在有帆布篷的卡车上，我看见前面司机台里坐着一个穿着和梳妆都很时髦的女人，她戴着一副当时流行的阔边的、镜框像蝴蝶翅膀那样两边上翘的女式墨镜。这时记不清是谁告诉我们：“她就是大叔叔的那个……”她一直也没有和我们家的人互相打招呼。婶婶那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好，没有来参加这次郊游。

在车上一路看江南仲春田野景色，喝正广和汽水、可口可乐、“鲜桔水”，吃面包、蛋糕、茶叶蛋。路上还经过了有城墙城门的青浦，我们没有进城，从城边过去。到了佘山那里一看，山也不过那么大，天文台倒很有趣，但是没有人好好讲解。

大概下午三点多开车回上海，来到一座漂亮的楼前，楼上有一个大厅是他们一帮业界朋友伙同设置的一个“俱乐部”，我只模糊记得有大桌子，有不少沙发。于是大家在沙发上休息，他们从电冰箱里拿出许多大冰砖（方块冰激凌）分在碟子里端给我们。休息好了才回家。人有了钱就要娱乐享受，光是影院、剧场等觉得不够了。有钱人就要有俱乐部、还有叫沙龙之类的聚会娱乐场所。晚上或假日聚在那里喝白兰地、威斯忌、咖啡，开party，打bridge、“沙蟹”（上海话“soha”，是听他们常说起的输赢进出最快的一种扑克牌打法）。曾经看见他们带回来的一张在那个俱乐部的几个人合影，几个和大叔叔来往最频繁的朋友，有一张爸爸也在内。虽然西装革履，在那个场合却是放浪形骸，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地上勾肩搭背，喜笑颜开。其中有两个瘦猴形的人物，是最会嬉闹的。真名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一个叫“KK”（好像姓王），一个叫“OK”。这些人还不时到我们家来，当然其中还有几个年龄比较大一点，地位也比较高的，例如一个叫徐挹和，还有一个章靖蓭。抗战时期爸爸开始在昆明做生意时就和章靖蓭有来往，抗战结束前夕就是他来找爸爸入伙去上海创建东南公司。他大儿子章北屏回上海前暂时在广益中学就读时在我家住过一个段时间，他二儿子章北威后来在上海清心中学和我还同过班。这些人平时都温文尔雅，在我们家里摆宴请客的时候，酒一下肚就热闹喧嚣，百无禁忌了。比如有一次“OK”先生把一个女人带来了，是什么关系我现在也不太了然，看来不会是正经太太，是那时所谓“交际花”的样子。穿戴极其入时，长得也确实漂亮，不然“OK”也不会得意洋洋把她带出来展示。她的出现使席间更加活跃，他们把她叫做“O妈妈”，出典是那时候正流行一首歌：“Oh，mama！”，她又是“OK”的那个，所以这个颇有创意的称呼恰到好处。起先大家争先恐后向“O妈妈”敬酒，然后有人起哄要“O妈妈”唱歌，闹到最后越来越放肆，有人要求和“O妈妈”kiss一个，我没有看到后来到底kiss了没有。一到这种场面，妈妈和婶婶都躲得远远的，客人来了，最多打个招呼就离开，客人走了如同送走瘟神，松一口气。对大叔叔来说，这叫做“应酬”，非有不可的。

上海的热天

我觉得那两年的夏天，上海的天气比我们原来住在重庆黄桷垭还要热，家里除了人手一把扇子以外，还买了几台“华生”牌和“GE”电风扇分别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楼上大叔叔房里和祖父住的屋里。那阵子“无线电”里成天在做一种叫“奇异锭”的广告，我见过那是装在一个比口红管子短一些粗一些的“电木”盒里的白色半透明棒棒，擦在脸上的清凉效果和万金油差不多。苹苹那时已是个漂亮小姑娘，陈新都家的“阿杨”特别喜欢她，经常打扮她。但是苹苹夏天最爱长痱子和“热疖头”，脸上常常搽痱子粉搽得像个曹操一样。

家里不知道还从哪里弄来了一个“冰箱”。冰箱是木制的，外面涂着棕色油漆，里层是做煤炉烟囱管子那种“洋铅皮”，上下好像分三格 ，都放着“洋铅皮”的大方盘子。每天要从外面定送一大块机制冰放在最上层，下面就放需要冷藏的食品，还可以做凉粉、凉面、清凉绿豆汤。那么大一家人只靠这个冰箱还是嫌太小了，连剩饭剩菜都放不下。当时家里虽然还算富有，但是剩饭剩菜一般是不作兴倒掉的，所以热天早晨吃的泡饭（是用隔夜饭煮的）常常觉得有点馊味。那个时候家家对此都习以为常，无所谓。

后来，大叔叔又买来一个电冰箱放在楼上客厅里，按现在说叫做“单开门”的，但那样子还是很豪华，而且很厚实。里面有做冰块和冰激凌的盘子，起先试过用KLIM奶粉来做雪糕，效果不大好。后来才知道外面有卖现成的冰激凌粉，装在比一般奶粉罐头还要大的封闭罐头里，冰激凌粉里面含有鸡蛋成分。做出来味道基本上像冰激凌，但最多也不过就是“雪糕”。真正要做成冰激凌还要在冰冻过程中不断搅动，这在冰箱里做不到。

夏夜，上海一些地方开办了“空中花园”，这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当然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繁荣市区大楼房的楼顶平台上布置了盆栽的花木，设置了咖啡点心茶座，五彩灯光，歌舞说书等表演，在管弦乐队（上海俗称“洋琴鬼”）伴奏下跳交际舞。我被带去过两次，一次在静安寺路附近，一次就在离我家很近的提篮桥汇山大戏院（提篮桥有两个电影院，汇山大戏院就在百老汇大戏院斜对过，解放后改称东海电影院）楼顶，那次我和仲威被下面的电影吸引了，跑到下面去站着看，记得那是一部外国古代战争片，回忆起电影里将军士兵穿戴的盔甲，拿的武器，以及翻越雪山的情景，现在我想可能是古罗马凯撒时代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场战争。

空中花园有时还举办抽奖活动，有一次家里大人去玩没有带小孩去。晚上十点过了我正等得不耐烦，爸爸妈妈回来喜形于色，原来是妈妈在那里抽到了二等奖，得到一床粉红色的英国毛毯。据说一等奖和二等奖都只有一个，一等奖是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这床毛毯一直到妈妈去世还在。

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

夏天里我们最兴奋的事是学游泳，起先是爸爸或大叔叔带我和仲威去。上海那时只有三家公开营业的游泳池，最大的也就是离我家最近的虹口游泳池，其实路也不近，在虹口公园边上。那里有一个深水池，一个浅水池。池水碧蓝，有一股不大熟悉的气味，说是放了漂白粉的。我们开始当然是在浅水池里扑打，学会头闷在水里屏气，初步知道了自由式、蛙式的游法。大叔叔游得很棒，他身体好，而且是海员出身。后来我们又到更远的江湾游泳池去，那里只有深水池，但是更正规些，可以作正式比赛用。去那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有点基础了，是“娘舅”陈新都的两个儿子带我们去的，一同去的还有两位我们不认识的时髦女青年。陈家大儿子已经是大人了，小名叫方方。个子很高，体格健美，他游得很好。有他在我们可保无虞。他的性格好像略有点内向，不苟言笑。我听说后来他参加了空军，解放前夕到台湾去了，然后又去了美国。老二小名叫炳方（这个“炳”字是不是这个字我没有把握，也许是“秉”或其他字也未可知）。他的脸宽，个子矮，走路时屁股有点翘，戴一顶白的荷叶边遮阳帽。他爱说爱笑，很活跃。他就是“改革开放”后当了多年国家卫生部长的陈敏章。

我进中学以后配了一副近视眼镜（我的近视眼主要是经常喜欢躺在床上看武侠小说造成的），炳方哥哥也戴眼镜，有一次他问我眼镜多少度，我那时125度。他说：“现在还可以暂时不经常戴，别过（但是）勿要大意，侬迭个年纪还好好叫有窜头嘞！”。“有窜头”就是还有发展，度数还要加深。我的近视来得比较早，他这次给我的“医学指导”使我后来对眼睛比较当心，最深的时候也只达到300度多一点 ，现在年纪大反而下降到200多度，稍微近一点看电视，不戴眼镜反而比戴眼镜还清楚。

我高中到上海中学住读以后，好像再没有见到他，仿佛听说过他去读医了。直到他当了卫生部长以后才听到大叔叔和婶婶说起他的一些请况。他很早已经在医学界崭露头角，成了中南海的“太医”（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改革开放实行“干部专业化”的方针以后，他由副部长而部长。而且那时几乎是全国在电视屏幕上出镜最频繁的一个部长，他的脸相要仔细看还是那个炳方，但乍一看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因为他以前脸宽，体态也宽 ，老了和我一样也瘦得变了相。我想他之所以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可能因为他是中国部长“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个最早的典型。他到这个位置主要来之于医学和医术上的成就，他从小就比较活跃外向，这一点也可能适合于做领导工作。但据我听到的一点琐事，说明这个人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科技人。他父亲陈新都虽然中年时期就患高血压，可是竟然活到九十八岁。记得他们好像是在解放前夕就搬了家，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房子住着。我还跟大人一起去吃了一顿中饭，下午大人在谈话，我们从那里到卡尔登去看了一场美国电影，是一对音乐情侣的故事，具体情节记不清了，只记得涉及那个时代经典音乐和新崛起的爵士乐的冲突。后来陈新都也许又搬了家，但一直住在上海。陈敏章当了部长以后实在是忙，好几次因公到上海都只能和他父亲通一个电话，“三过家门而不入”。担任部长后按规定他可以居住单独一座部长楼（据说是九间的楼房），但是他不要（至少是我听婶婶说话前那段时间还没有要），还是住在原来的公共楼房里，原因是两口子一天到晚都忙在外面，房子大了没有用，也顾不过来。有一次他父亲去北京时到他家去看了，里面乱七八糟，脏衣服臭袜子到处扔着。老头子一辈子是很讲究生活质量的人，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叹息不已。走时丢给他一句话：“侬迭个卫生部长实在勿卫生！”。前几年惊悉陈敏章英年早逝，我想以他父亲家族（包括我婶婶）的遗传因子应该有长寿的可能，但事实会是这样！看起来与他这样过日子的方式也不是没有关系。

祖父七十大寿

家里一件最热闹的事，大概是在1947年秋祖父的七十大寿，那次真是“大动干戈”。楼下客堂里摆起寿堂，挂满了各方亲友送的寿幛，花篮一直摆到小天井。供桌上大小三对铜、锡蜡烛台事先都擦得闪光锃亮，最大的一对花蜡烛上有盘龙。几个大盘子如山般堆着寿糕（将粗米粉填在一个个模子里蒸出来的有甜馅的糕，叫做“定胜糕”）、寿桃（宁波人做的糯米粉糰子）、各色水果。挂的摆的各种五彩装饰，事后我们拆下来的彩色小玻璃珠、玻璃管就够玩的。还请来一班和尚念经；一班道士做道场。还有一班奏乐的“小堂命”（后面两个字我是记的音，是不是这两个字“吃勿准”）。大天井顶头搭了一个台，做“堂会”。请来说书的、唱评弹的、演滑稽的，还有演杂技的，其中两个姑娘的凤凰铃扯得非常精彩。当然都不是那些上海滩上有名气的班子。

生日那天，祖父穿起了黑缎子马褂，接受全家人轮流的磕头拜寿和亲戚朋友的鞠躬行礼。本来还不知道，事隔几十年后才听说，那天大叔叔的新夫人要趁拜寿的时机和公公见第一次面。但是婶婶一直到老对“那边的”这件事耿耿于怀，绝无通融余地。所以“那边”当然不可能过来，只好由祖父亲自瞒着婶婶过去一次，接受了磕头，赐了见面礼。这就算表示了接纳。

这样的“盛举”要花多少钱我当然无从估计，不过数额不菲是可想而知的。一家人为此也忙得个焦头烂额，换来的就只是个热闹。我那时毕竟长大一些了，对这些热闹场面也没有太多的兴奋，堂会上的表演在我看来不如听听无线电，不如到国光花点小钱买张票看一场三轮电影。我唯一感到新鲜的是和尚念经和道士做道场。念经乍听去很难听，但是仔细品一品那嘶哑的众声合一，伴随着笃笃的木鱼声、叮叮的磬铃声也是别有风味。那道士像煞有介事地摇铃焚纸，念念有词，一切都可笑而有趣。

住在83号的那个张家才是一个殷实大户，土头土脑的财主。像我家庆祝祖父七十大寿那样的俗套“盛事”，那只是出于儿子们体恤古稀老人心思的孝心，终身唯一不再。而我记得在那个张家这种大操大办挥金如土的事好像屡见不鲜。

小“五妹”之死

我的小妹妹在大家庭这一代女孩中排行第五，因此大家都叫她五妹或“小五”。可叹的是还没有来得及给她取个名字，小五就匆匆离开我们了。生在重庆时还在襁褓里她就患了一场肺炎，险些送命，是那位姓周的女医生把她救活了。来到上海大约一年她渐渐懂事了，是个小精灵。她和田田的个性差别很大，田田小时候有点傻乎乎的，没有心思。刚从昆明到重庆的时候妈妈拆了自己的一件金绒旗袍，给她做了一件漂亮的小丝棉袍。她穿到身上很是得意，挺着小肚子走到这个跟前、那个跟前去炫耀，小嘴里还不断嘟哝着：“年（她还咬不请“棉”字）袍子，年袍子”，憨态可掬。因为她憨，我和仲威常喜欢逗她玩。有一次我们三个躺在爸爸妈妈的大床上闹。我们封田田为军长，我们两个是营长（那个时候刚到重庆，我们还没有玩过海陆空军棋，对“军长”、“营长”还没有玩过棋以后知道得那么多，大概还以为是“金长”和“银长”），在她左右“拍她的马屁”。嘻嘻哈哈闹了好久，田田突然大叫：“妈妈，我要屙尿（南方话这个“尿”字读“sui”）！”，我们大笑：“不得了，军长要屙尿了！”。还有一次是谁惹了她以后，她握着两个胖胖的小拳头，胳膊伸得笔直，眼睛横着，摇摇摆摆走着，鼻子里一直：“哼！，哼！，哼！”的，那样子叫人忍俊不禁。到上海以后她还是有点憨里憨气的。小五刚会说话大概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有点能说会道，反应很灵光，大人们都说她小精灵。我还说将来大了可能田田的毛线衣还得叫小五来替她织。当然后来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我离开家以后田田是爸爸妈妈身边最大的孩子，再由于那时家境变化等种种原因，田田从十几岁起就要帮着妈妈做不少事。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以后，逐渐地里里外外一把手，一生在操劳忙碌中过日子。那就不仅是会织毛线衣，裁缝活也会了不少。但归根结底她做人还是“憨”，耿直有过而丝毫不善机巧，脾气还执拗，做了一辈子吃力不讨好的“老黄牛”。

至于小五，更不可能替她姐姐织毛线衣了。1947年冬天大概只有两岁多的时候，她又患上了肺炎，高烧不止，只好住院。我记得上海当时最好最贵的一家医院在很远的西区，叫宏仁医院（好像是解放后的第六医院）。大概先在那里住了几天，没有见好，也许因为开支太大，时间长了支付不起，转到也是在西区的“中西疗养院”。转到那里以后我还去过一次，我想那是因为看到希望可能不大了，妈妈特意让我再去看看小妹妹。那是很漂亮的一家医院，小五睡在小床上，脸上紫红，不会睁眼说话了。大约只过了一两天，我中午从学校回来，看见妈妈和婶婶都在家里的“天桥”上，坐在一张桌子边缝小棉袄、小棉裤。我问妈妈这是做什么，妈妈咬着嘴唇红着眼睛说不出话。婶婶轻轻的告诉我：“小五走了！”我听明白了，走进房间里面大哭起来。她走得那么早，还从来没有和哥哥姐姐一起出家门去玩过。她在世时我记得我经常为她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冲克宁奶粉。奶粉在杯子里冲了水以后，用一个带把的多孔圆盘上上下下不断搅动，使得里面看不到一点疙瘩为止。我有耐心，所以这件事常常是我的。

那些日子妈妈非常伤心，有一天我和田田不知为了什么吵闹起来，妈妈哽咽着说：“现在就剩下你们两个了，还要这样？”我听了很难过，从那时起我变得懂事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