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梦游人

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

到上海以后，过去在重庆和昆明相处过的一些亲友先后来做过客。有小磨滩时期在一起的周伯伯（周曾祚）、北京人“七姑姑”、福建人“八姑姑”。对大人们到一起时的叙旧我都没有注意，只记得“八姑姑”来的时候我正在看一册《水浒传》，她拿过去看了说：“你在看‘水许传’？”可见她不看旧小说。

妈妈的亲戚来过七婆婆一家，她的儿子叫苏寄云，小一岁的女儿叫苏寄渝，大概他们分别是在云南和重庆生的。他们都比我小，但他们是我的叔、姑辈。可能正是在寒假里，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几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围着碳盆看小说讲故事。以前在四川也用过碳盆，那是把一个圆、扁的生铁盆放在方的木架子上。上海的碳盆大概是日本式的，是一个高度略小于直径（直径约两尺）的陶瓷缸，表面釉是酱紫色的。我已经学会头一天晚上把余下的炭火埋在灰里，第二天刨开灰时还要在中间留一个凼子，这样在残火上面架上新木炭时就燃得快。

四婆婆到我家住了两天，她是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去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国大代表”。是和干妈一样的女能人，她们一个在商界；一个在政界，都成了风云人物。

还来过一个爸爸的朋友，叫王恩济，我记得第一次在重庆住在瞰江饭店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参加过他妹妹和爸爸另一个叫黄文政的朋友的订婚典礼。这次王恩济是从美国回到上海来的，他是空军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美国受训。他送给我一件令我大喜过望的礼物，那是一支做得完全和真的左轮手枪一样的红色不透明“玻璃”（优质的塑料）手枪，虽然是红色的，但是晚上在暗处看起来和黑的一样。强盗完全可以用它在晚上伪装真枪抢东西。这把枪在一段时间里给我带来不小的快乐和自豪。他还送给爸爸两样礼物，一样是一架美国海军用的Mercury牌照相机。一般使用135胶片的照相机一卷照36张，这种照相机把胶卷分得更细，可以照72张。1962年到1964年在我手上使用过，照出许多成功的照片。底片虽然很小，放大了依然很清楚，特别适合于拍近距离特写镜头，连头发都丝丝可见。1964年带回上海放在家里，文化大革命抄大叔叔家的时候顺便也把爸爸房里扫了一把。看到这架照相机，“革命群众”说它能照72张，一定是特务用的，就把它“扫”去了。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妹夫花了很大劲才把它要了回来，发现已经被革命群众用得破旧不堪了。后来我又用了一次，才知道已经照不出来了，因为镜头坏了。前两年弟弟季威发现现在这种照相机已经被作为文物古董看待，他把它收藏了起来。王恩济送给爸爸的另一样东西是一把用牛皮套子套着的，精致的折叠式剃须刀，在中国没有见过，很别致，可惜它要用一种特殊的单面小刀片，所以爸爸用了两年就不用了。后来我从爸爸的“交代材料”里得知，王恩济回来以后，还到爸爸的公司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在小学快毕业到进中学这期间，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培养可以说是格外用了些心。为了给我找一所好的中学，爸爸可没少费心思。爸爸先后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东南建设公司业务范围很广，除了轮船以外，还在杭州经销布匹，在南通和海门之间经销木材、木炭等，所以他经常跑江浙两省的一些地方。他曾先后提到了杭州中学和扬州中学，当时江浙两省办的几个省立中学都是很出色的，办在什么地方就叫什么中学。此外，他最先酝酿着给我联系的还有个“清华中学”，至于这个“清华中学”是不是在北京我无法确定，但我记得差不多那前后爸爸确实去过北京，还给我和仲威一人买了一件外面是皮革，里面还有毛皮衬里的夹克。而且他还感慨过：“读书的地方还是北京！”后来这些打算都推翻了，也许是因为这些学校不收插班生。我在塘山路小学上的是春季班，毕业后只能进初中一年级下，就是说要跳半年去插班。我没有就地考上海中学或南洋模范中学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最后落实到清心中学，也许是因为他们接受跳班插班生的缘故。同时，爸爸觉得清心中学在上海教会学校里校风比较好，读书空气也比较浓厚。

为了跳级插班，妈妈从寒假之前起就给我补习代数和初一数学。别的课脱半年对我来说无所谓。所以我的第一个国语老师、第一个音乐老师、第一个中国历史老师（从小给我讲了许多古代历史故事）、第一个数学老师都是妈妈。此前的暑假里妈妈还给我进行了一点文言文的启蒙，她和爸爸都认为上海学校的文言文教学太弱，没有一点文言文基础将来写不好文章。爸爸在福州路给我买了一套《古文观止》、一本《唐诗三百首》。在《古文观止》里，妈妈首选而且讲得最津津有味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刘禹锡的《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选择完全出于她的爱好，而这与她自己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很有关系。比如《唐诗三百首》她讲了张九龄的：“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尔后是骆宾王的：“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哪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欲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而其中那么多李白的诗，她只选了一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她所崇尚的是人格独立，鄙夷跟风媚俗、阿附权贵（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她在同事们“帮助”下重点批判过自己的“清高思想”）。这些不能说对我以后个性的铸成没有影响，姑且不论是福是祸。我只记得在我自己成为“南冠客”的年月里，每当我独处于荆楚仲夏的蝉鸣声中时，骆宾王的诗句句像我自己的话，时时跃上唇边。而张九龄的另一首诗：“江南有丹桔，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则在我整个漫长的盛年时期都让我每吟每新，咀嚼不尽。

可以说，有两本书在少年时代先入为主地给我注入了我一生人性中的基本倾向，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内心演变，也没有抹掉它们的印记。一本是《爱的教育》，它采用的体裁是一个叫恩列柯（那时的中译名）的法国小学生的日记。这本书在国内几十年无缘再见，直到现在报刊上偶见有人提起，我可能因自己孤陋寡闻，还没有见到新的版本。被长久湮没的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它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日记所写的自然是孩子每天在家、在校的件件琐事。写了爸爸、妈妈，写了一位位老师、一个个同学，还有孩子偶尔所见的其他人物，还有老师所讲的故事、他的爸爸写在日记本上的评语（写这本“日记”体裁书的作家还没有想到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隐私权问题）。贯穿全本“日记”的主旋律是纯真的爱和由这个爱衍生出来的关怀、同情、善良、诚实、正直、守信、勇敢、坚毅。这些东西随着一篇篇“日记”中孩子的朴质话语，不知不觉的沁入肺腑。在给我买这本书的同时爸爸还给我买了一本漂亮的布面的日记簿，里面的一些插页上有美术图画和中外名人、作家的警句。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日记，虽然不是没有间断，但也断断续续地写到“反右运动”前夕。后来曾有一个“短暂的春天”，我心血来潮又写了一些，当然现在从头到尾是半字未留。

另外一本书当时的中译本名为《苦儿努力记》，后来这本书在国内的命运和《爱的教育》差不多。不过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电视台已经播放过它的现代日本版的动画连续剧。原书也是法国的，小时候看书不注意作者名，说不出来了。写的是一个生活在法国乡村与他善良的“母亲”相依为命的孩子，有一天他被突然回家来的、伤残而穷极潦倒的“父亲”，带出门去卖给一个江湖卖艺的老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伴随他们的有三只狗和一只猴子，它们都是这个杂耍班的演员。他的“师父”（那位卖艺的老头）对他严厉而慈爱，在流浪途中除了教会他弹竖琴等表演技艺，还教他识字读书，教他做一个勤奋正直的人。在一次为可爱的小猴子治病筹款而只靠杂耍表演引不来观众的情况下，“师父”迫不得已亲自登台引吭高歌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年轻时曾是红极一时的歌唱家，后因倒嗓而一蹶不振，沦落至此。后来他们又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厄运打击，猴子死了，两只狗失踪了。师父也因得罪警察，经受牢狱的折磨，出狱后贫病交加，最后冻死在荒郊。这孩子带着唯一幸存的一只狗，记着师父临终的嘱咐，顽强地独立谋生。他曾被巴黎郊外一个善良的花匠之家收留，过了一段温馨快乐的日子。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雹灾粉碎了花房和这个家庭，又转投花匠的亲戚家，下煤矿工作。一次坍塌事故把他们在矿井里困陷了十几天。他又带着老朋友卡彼（还活着的，也是最好的那只狗）四处流浪。有一天在法国到瑞士的一条运河畔遇到一艘华丽的白色游艇。游艇上是一位年轻美丽的贵妇人，带着她下肢瘫痪的儿子（当然还有水手和仆人）出游疗养。妇人被流浪儿的竖琴声打动，邀他上船加以款待，并让他和比他小两岁的病孩做伴。在听他讲述身世的时候那妇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触………。几天后孩子还是走上了流浪之路。我已经记不清后来他是怎么忽然得知自己的“父母”原来不是亲生父母。在“寻根”的途中他结识了一个从马戏班里逃出来的同病相怜的流浪儿，拉得一手动听的小提琴，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和谋生的搭档。后来他们落入了一个阴谋圈套，渡海到伦敦去寻投他的“亲生父母”。到那里不久就发现那是一个盗贼之家。一个晚上他被强迫带出去为偷盗行动望风而被警察抓住，经他的忠实伙伴策谋在押解途中跳火车逃脱，在那伙伴的几个好心朋友帮助下回转法国。后来终于知道他的生母就是运河游艇上遇到的那位贵妇人，他是由于一个霸占财产的阴谋被他的叔父勾结伦敦那家恶棍，把他从襁褓中偷出丢弃的。结局是幸福的大团圆，到了他的青年时代，他和从小眷恋着的花匠的美丽哑女（后来被医治好了）结成伉俪。瘫痪的弟弟也康复了，并且和已经成为知名小提琴家的他那忠实伙伴的妹妹成了恋人。他的辛劳一生的养母也搬到豪华美丽的山庄和他全家生活在一起。义犬卡彼已经老态龙钟，沐浴着山庄里和煦的阳光安度它的晚年。这本小说体裁的书和日记体裁的《爱的教育》异曲同工，只是展开的生活画面更广阔，小主人公涉世更深一步。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写的《宝岛》和《汤姆历险记》，故事的主人也都是小孩，只是更多了美国人的自由主义、幽默和冒险性格。还有一本美国女作家（姓名也也没有记下）写的小说，中译本名《慈母泪》。一个丈夫早逝的女人（小说以她为第一人称讲述整个故事）抚养教育她性情各异的两儿、两女，从呱呱落地到一个个带着不同的性格长大成人，走上不同的命运之路。其中好像经历过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寡母的艰辛愈甚。做母亲的殚精竭虑、做母亲的拳拳期盼、喜悦、欣慰、焦急、疑虑、失望、惊恐、悲伤……，女作家让书中慈母亲口娓娓道出，时时事事扣人心弦，沁人肺腑。长大了以后大儿子陷入芝加哥黑社会，最后因抢劫杀人被送上了电椅，撕碎了母亲的心；二儿子成了杰出的建筑家，最后引着母亲登上了他设计建造的壮丽辉煌的摩天大厦。当然这都与他们从小的态度习性密切相连，这个二儿子自然也成了我长时间规范行为的楷模。1978年，长期堕入无望深渊的我开始看到一丝转机（那时我已43岁了），却适逢妈妈的心脏病伴随胃癌第二次大发作，那次眼看已经回天乏术了，妈妈心理已经明白。她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说话极其吃力了，挣扎着小声对我说了一句：“现在情形比过去好些，你们兄弟俩个要努力干出点名堂来”。话是说晚了（其实不是妈妈的话说晚了，是她可以说这个话的时间来得太晚了），我已不可能大有“名堂”。而且后来虽然形势有变，但因历史因果加在我身上的种种桎梏，在未曾遇到戏剧性的机缘的情况下，我还是如同在泥淖中涉步，在滞浆中泅泳。小有“晚成”，实属难得，可惜斯时我已经不能引着妈妈登上“我的大厦”一览（像小说中的那个儿子一样），让她稍许得到一点慰藉。

观察我后来的命运，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的教育也许有可检讨之处。也许他们给我灌输的东西过于清，过于纯，清纯到离他们自己本应知道的现实太远，这是致命的。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给我指点过世态人事的复杂和混浊，他们好像一直恪守“大人的事不对小孩言”的戒律，生怕玷污了纯净童心。除了爸爸有时在大的方面抨击时弊以外，他们确实也不习惯于叨念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包括家里的事除了我亲眼所见以外极少从他门口里知道得更多一点。从来没有告诫我在人事琐细处留一点心，学会一点应对。他们一味教诲正直诚实品格，在他们面前，小孩撒谎是最不可饶恕的劣迹。却没有让我知道人际本来多诈，有术。此外爸爸对我过严的管束虽然使我少沾恶习，却也使我不善交际。这些都直接造成对我非常不利的后果，因为久之成了难移的秉性，以后自己明白了也无法改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当年父母对我的教育反其道而行之又如何呢？近年来，我确实知道周围有不少人是这样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要他们明白自古以来人没有不自私的；要他们及早学会投机取巧；教他们如何撒谎；教他们如何向老师和班“干部”馈赠和讨好，这是为将来与“领导”打交道的模拟演习……。但是做人做到如今我也不敢设想要是我和那些因善于机巧权变懂得“厚黑”之道而万事亨通的人换一个角色当当是否能趁我的心，是否能叫我感到活得更幸福一些？什么叫“利”，什么叫“福”，什么叫不枉此生，这是因人而异，甚至于彼此之间不一定能说得叫人懂的。

自觉的梦游人

迷上了京戏

初到上海我就对看京戏听京戏很着迷，这在起初可能与着迷于“小书”和章回小说有一些关系。后来才逐渐品尝到京戏本身的“味”。六岁以前在北碚倒是遇上偶然的机会，爸爸和大叔叔带我去看过我一看就喜欢的“大花脸”，看过厉家班的几次以武打戏为主的演出。后来到昆明以及第二次到重庆反而没有机会再看到京戏了。

上海这个地方无所不有，也几乎无所不臻其极致，自然也包括京戏。上演正统京戏的除了天蟾舞台以外还有八仙桥附近的黄金大戏院和苏州河南边不远处的中国大戏院。我记得在天蟾舞台，前面说到的童芷龄和纪玉良的班子下来之后，接着是由更加大名鼎鼎的谭富英挑大梁，他那时的搭档是“正”字辈青衣顾正秋。

红极一时的新秀，当时被捧为京戏皇后的言慧珠也在那前后登台亮相。她是言派宗师言菊朋的女儿。他哥哥言少朋唱老生，平平淡淡，但也是她班子里的搭档。就像童芷苓带上她的哥哥童寿苓一样。言和童有一部分戏路是相通的，都属于迎合俗众口味的东西。但是言慧珠的家学和师学（她是梅兰芳的弟子）底子更厚。那时戏班子都是“跑码头”的，天蟾舞台和中国大戏院由一个个名角挑的班子各领风骚若干时。 报纸上每天的大幅海报亮出戏单，“开锣戏”一般都是“天官赐福”，然后往往是一折阎世善或张美娟的武旦戏（这时戏迷行家和有身份的看客都还没有进场，比较年轻的张美娟在解放以后却由演白蛇戏而大红大紫了）。当中还有两三折，这时真看戏的都来了。最后的“压轴戏”才是大名角登场。海报上的名字按不同等次分别用大、中、小号铅字排印。那时如杜近芳、高百岁、郭玉昆、关正明、高维廉等这些在解放后成为“著名京剧艺术家”的角色都是用小号字排出的。

那时我对旦角戏没有多大兴趣，所以直到近年京剧复兴前，我对梅、程、尚、荀四大名旦各有什么特色都不知道。老生要看是什么戏，要是三国戏那是没说的。杨宝森演出“失、空、斩”那天轮不到我去，就在“无线电”里听转播到深夜，那唱腔的味太足了！红生（专演关公戏的）泰斗林树森也特别引起我的关注，但记得也没有现场看到。唐筠笙（“南骐北马关外唐”的“唐”）长于红生，但是我也没有看过他的关公戏，倒是在大舞台看过他的连台布景戏“十二金钱镖”。听说早先的“三麻子”才是“活关公”，就是因为演得太像了，有一次他在后台化妆，关公带着关平周仓“显圣”，甩出三把小刀，在他脸上留下三个印记，所以叫“三麻子”。还据说演关公戏上妆之前都要对着关公画像烧香磕头，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在那之后我看到一本专评三国人物的薄书，评及关羽时认为这位“圣人”之为人实在不足为训。

老生当中在上海有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独树一帜的，那就是麒麟童，即周信方。我第一次看他的戏是拍成电影的“斩经堂”，搭档是青衣袁灵云。老生有许多门派，各有特色，而麒麟童是格外的与众不同。不只是他那副沙哑苍劲的嗓子特别；他那招势有点夸张的做功特别，而且同是西皮、二簧……从他口里唱出来几乎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不像别人那样跑码头，跑场子，他就包定了黄金大戏院，一个班子顶到底。所谓“海派”就是以他为旗帜，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他才得到独占黄金大戏院的特殊待遇。那时他的长期主要搭档是青衣李玉茹，还有一个是丑角刘斌崑。还有芙蓉草也加入过，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他在麒麟童主演的“坐楼杀惜，活捉张三郎”里扮演成了鬼的阎惜姣，扮相非常可怖，弄得我以后每当晚上独处时想起这个形象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我最热中的是武生和花脸。武生里面那个时期高盛麟在上海登台的时间很长，最负盛名。他以长靠见长，我看过他的赵云。解放后我在五三农场改造，偶尔一次因探亲经过武汉有幸碰上他的日场戏“挑滑车”。那时演员固定在地方，高盛麟成了武汉的头一块牌子。他好像没有活到“改革开放”。李氏家族（有名的京戏世家，包括前清时候著名武生小达子）的后代在上海轰动过一时，主要是李少春，他是余（叔岩）派老生兼武生。我那时从看小说就特别崇拜“文武双全”儒雅英勇，这与理想主义的追求完美不无关系。文武老生又是唱、做、念、打样样俱全，所以我特别景仰李少春。他在解放后更是炉火纯青，表现出色，可惜也是寿短。他的班子里有李洪春、李桐春，还有李什么春我不记得了。花脸李如春好像不在他那个班子里，我倒是看过他不只一齣戏。李万春也来过上海，他是名牌武生，好像是李少春的堂兄，他是独挑大梁，不和其他李家的同台演出。据说他艺高气傲，1957年反右时成了右派分子。经常上台的武生还有个杨盛春，地位不如高盛麟等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听说他是杨小楼的后代。还有一个黄元庆，是以长靠为主。后期来了一个出色的年轻的武班子，为主的是张云溪和张椿华。前者是主工短打的武生；后者是武丑。要过武打瘾就得看这两种角色，长靠武生则偏重做工架势。听说张椿华曾经因飞机坠落受过重伤，伤愈之后仍演充满高难度动作的武丑，如果摔飞机一事当真有，真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据知二张现在都还在。

武生泰斗盖叫天好像是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了一段时间。我有幸看了他的一场“狮子楼”，我那时就能感觉出他确实与众不同，真的浑身是戏。武松来到狮子楼下报仇寻衅叫唤西门庆时的那副江湖架势摆出来真叫豪气“盖天”，我坐在那里都感觉得到仿佛身边马上要来一场恶斗的紧张。他不仅在台上是个“活武松”，他本人的性格也称得上是武松再世。这都有专门的书记载着，用不着我再来转记一遍。

那时在上海脍炙人口的一台武戏是“三本铁公鸡”，演的是满清大员“江北大营”主帅向荣进剿太平天国残部“铁公鸡”的故事。特点是穿清朝服装；武将头上盘辫子。“三本铁公鸡”之所以在上海几乎妇孺皆知，大概是因为里面的武打凶猛而难度高。有的武打场面用真刀真枪在脖子左右戳来戳去，还有舞大旗翻筋斗。我看过这齣戏，但忘记是谁演的了。

花脸在袁世海、裘盛戎这新一辈精英来沪之前，好像不十分景气，金少山、郝寿臣这些大牌子那个时期都没有在上海亮出过。出场比较多的是铜锤花脸李如春和王泉奎，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王泉奎的一齣“探阴山”，觉得他的嗓音非常宏亮。还有一个赵如泉在大舞台专演布景戏。牌子挂得比较大的是架子花脸刘连荣，可惜我没有看，他和梅兰芳配过“霸王别姬”。袁世海、裘盛戎是在我进中学后在上海登台的，我一直没有直接看过他们的戏。

那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不大喜欢小生，准确的说是不喜欢文小生。但是喜欢看周瑜、吕布、罗成、杨宗保这样的武小生。那时上海小生似乎稀缺，年纪已经不小的姜妙香几乎很少有人替代，后期才来了叶家班子的叶盛兰。我是到了“大会串”的时候才看到他的，他不仅演艺精湛而且扮相英俊，但据说也是一个艺高气傲的角儿。叶家班子里还有一个台柱是武丑叶盛章，他的名气比张椿华大得多好像有师徒关系。此外还记得有一个二流的老生叶盛长，只演配角。近来看到章怡和写的《伶人往事》才知道早期在北京叶盛长的天赋和长相本来都不亚于他的四哥叶盛兰，后来因为倒嗓了没有进一步发展。解放后则在运动中吃尽苦头。

看一场京戏不像到门口国光或华德这两个小电影院看一场三轮影片那么容易。所以我每年也亲眼看不到几场，但是从“无线电”上听的机会很多。记不清是哪个频率的台每天晚上都有戏院直接转播。此外许多电台都经常播送京戏唱片，百代公司的唱片；高亭公司的唱片……。唱片一开始便是；“百代公司特请马连良老板演唱‘十老安刘’”；“高亭公司特请梅兰芳先生演唱‘凤还巢’”等等。家里一到上海就买了一本那时上海出版的一大本《大戏考》，附带一小本《大戏考索引》。所有出了唱片的戏段唱词都分门别类排印在里面。次序是按行当、角儿排列的，每个行当的排名先后大概是按照名气和资历兼顾。青衣花旦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老生是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麒麟童、言菊朋、高庆奎……；老旦是龚云甫、李多奎……；小生是俞振飞、姜妙香……；花脸是金秀山、郝寿臣、金少山……；武生是杨月楼、杨小楼、盖叫天……。这些“名列前茅”的我想我记得只是大致也许有错有漏。排在后面一些的不乏当红的年轻名角，但那个次序更记不准了。再老一辈的可能都因为没有录下唱片所以没有。

武生本来是不重在唱的，但是有的大段道白或对白也非常精彩，例如“连环套”里黄天霸和窦尔敦的对白也专门有唱片。有了这本“大戏考”听唱片的时候就可以跟着哼哼，所以那时候我也学了几段，例如“四郎探母”里的“杨延辉做宫院……”；“借东风”里的“学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甘露寺”里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空城计”里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和“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打龙袍”里金少山的两段和李多奎的两段；“二进宫”里徐延昭和杨波的一段对唱等。也学着麒麟童和言菊朋的特殊唱腔，例如前者的“追韩信”、“斩经堂”、“徐策跑城”等，后者的“打鼓骂曹”、“乌盆计”等。不过都只是牙牙学语，随便哼哼，没有人指点，也不会去吊嗓子，更谈不上其它。

报纸上关于京戏的消息、评论、轶事趣闻、花絮以至角儿们的私生活探秘等也层出不穷。特别是爸爸常买回来一份叫《铁报》的小报在这方面登得不少。每一期还有一则；“小剧本”，短短二三百字，有唱词，有道白还插入动作描述（例如开门动作就写“开门介”等等）完全和《大戏考》里一样的格式。内容都是拿名伶们的动态和私事打趣，逗人一乐。也不乏讥讽挖苦甚至攻击的。例如前面说到过的“纪玉良左拥右抱”，还有刚到上海时就看到过一则讽刺马连良从牢里出来的狼狈情形（马连良在沦陷期间失节表现明显，有“汉奸”之骂名）。这些东西拿现在的话叫做“炒作”，炒作的后果是把人的兴趣和关注进一步煽动起来，培养戏迷群。但是进清心中学住读以后我就就极少有机会接触京戏了。而且因为以我的环境：爸爸、大叔叔他们虽然喜欢京戏，毕竟还是南方人，也都不是空闲的人，最多看看听听就罢了。所以我也就只有到此为止，只能说这是爱好之一，连真正的戏迷也谈不上。

最后有一件盛事倒是值得一记。是哪一年的事我也记不准了，上海滩上首屈一指的大亨杜月笙六十大寿惊动了全市。除了我们看不到的他家里的庆典宴席等等；除了多条街上的大游行（西式的铜鼓喇叭军乐队；国粹的龙灯、狮舞、彩船，还有看着吓人的把几百上千斤重的香炉穿吊在胳膊皮上游行的）上海整个的娱乐界也都轰动起来了。电影明星、评弹演员、滑稽演员、沪剧演员、绍兴戏演员……无不是群英荟萃，各路神仙齐聚，不只占据了大小剧场，也占据了多家电台。比起前两年蒋（介石）主席六十大庆其盛大何止数倍。其中京戏界当然更少不了震撼人心之举。如果不是上海的几个场子挤不下，恨不得是网络天南海北全体名家。主场还是在天蟾舞台，爸爸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件盛事，所以我有幸看了这样一晚上的戏；盖叫天的“狮子楼”被放在了紧接开锣戏的第二齣（平时盖叫天肯定是演压轴戏的）；然后是叶盛兰（他虽年轻，但人气之旺正如日中天）和筱翠花（比四大名旦资格还老的旦角宿耆）的“虹霓关”。压轴戏是“四郎探母”，杨四郎由四大须生流派掌门轮流扮演，“坐宫”一折因余叔岩已故，由已被认为是青出于蓝的李少春代表师父上场；“出关回营”这一段比较短，唱的不多，而在遇到杨宗保的绊马索时有一个吊毛筋斗，所以由唱腔与其他人不协调但有武生功底的麒麟童来担任最合适；“见母”是谭富英；“别母”到“回令”是马连良。整个戏里铁镜公主出场时间没有杨四郎那么多，而且四大名旦里的程、尚、荀这次都没有来（至少是我所知的抗战后到解放前这期间，尚小云、荀慧生没有南下过），梅兰芳作为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世界级艺术大师，以一挡四担得起了。杨宗保是姜妙香；两个国舅是肖长华和刘斌崑；肖太后是芙蓉草；可惜有两个重要角色佘太君和杨六郎是谁演的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佘太君有可能是是马富禄，至少肯定不是李多奎，联想到程、尚、荀也没有来，可见名家里还是有人不买杜月笙的账），倒是记得四夫人是侯玉兰。因为曾得知玉字辈的青衣侯玉兰是李少春的内人，此前没有见过她登台，我对李少春又情有独钟，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可传为美谈，正当天蟾舞台这边群英大会时，坤伶（女性戏子）老生孟小冬在在中国大戏院独挑大梁，和这边唱起对台戏来。孟小冬原是梅兰芳的前妻，他们全家都是男扮女，女扮男。儿子梅葆玖唱青衣；女儿梅葆玥唱老生。后来听说孟小冬又当了杜月笙的小老婆，那次她的登台也是庆祝杜月笙的大寿。但她之所以有胆量在这个时候单枪匹马和群雄对台抗衡，不仅由于她与这两个大人物的传奇关系，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她确有实力。我在“无线电”里听了她一场“搜孤救孤”（解放后上演时一般都称“赵氏孤儿”），其音其韵都有特殊的魅力。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七章 清心中学

第七章的小节目录：申江之滨的教会中学/同寝室的几个人/小白脸 “爱尔翘”/新学期白相城隍庙/帮忙护理妈妈和带领弟弟/“小开”级任老师陈拱龢/清心中学的另外几位老师/凶神恶煞支教官/周末和爸爸去逸园（跑狗场）看足球/没有与耶稣教结缘，却酷爱唱诗班的赞美诗

申江之滨的教会中学

1948年初，我进清心中学住读。

这是美国耶稣教长老会在上海办的一所学校，英文原名：“Laurel Institute”。在南市大南门外陆家浜路，离那里不远就是黄浦江的市区南段。如果我自己搭车去，就由高阳路走到百老汇路乘七路电车到十六铺，再往南走五分钟到小东门。围绕上海旧城（即上海南市区）有一条环状马路，一半叫中华路；一半叫民国路（好像原先整个一起叫“环城圆路”）。从小东门沿中华路向南绕行大约半个小时到大南门。这条路两旁也都是商店，中途还有一家和国光大戏院差不多大小和档次的“银都电影院”（上海原有一家比较好的金都电影院，新开设的银都在取名上也许有攀附金都之意，但是银子毕竟比金子低廉，这个电影院的档次也差些）。南市因为是旧市区，以往不属于外国租界，极少有西式建筑，街市陈旧而杂乱，但人口照样拥挤。包括这条比较宽的环城马路（它是拆了城墙留下来的）也是如此。从旧城区的买卖推销也可以看到一些“老式”的特色。在民国路上我看到一家绸布店，门口放着两条板凳，两个穿长衫的店伙计站在上面。其中一个双手抖出一块布料又说又唱，说的是这块料子如何好如何便宜。另一个伙计和他对说对唱，好像是在那里还价。两个人讨价还价争来争去，最后那个手里拿布料的人好像无可奈何忍痛一跺脚，认了对方还的价钱。然后转向围观的路人：“×××块洋钿，便宜勿？啥人要？这位先生要勿？……哎！老太太来看看”，我有时经过那里忍不住驻足观赏一阵，就像看山东人“卖拳头”和玩猴把戏一样。

到大南门左手（也就是朝旧城外的方向）有一条比较窄的横马路，记得好像叫跨龙路。沿着条路走过去就到与中华路平行的陆家浜路，走到中途，路左边已经是清心中学右侧的围墙。有一座二层楼房的西边山墙是直接临街并和校园围墙连在一起的，那就是住读生的主要宿舍楼，叫“庚午宿舍”（庚午年建成的）。而我将要住的楼上西北角的那个房间的窗子就面临这条路，在窗口可以利用一条绳子和街头小贩做交易。从窗口望出去，马路对面有一座小的耶稣教礼拜堂，是清心中学进行比较正式的宗教活动的地方。走到陆家浜路左转就是学校南侧围墙，过去约五十米就是大门。叫做“清心中学”的这个学校只收男生，在陆家浜路对面又有一所“清心女中”它的大门在男中大门的右方斜对面。住读生不到周末决不准许出校门一步，男中和女中的学生在解放前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听说女中里面的地方比男中还大些。

我只能说学校的大门大致上是朝南的（上海的街道、房子都不像北京那样对准了东、南、西、北来建造，所以人们的方向观念比较淡薄）。姑且把它看作是朝南的，那么走进大门后，中间是个操场。东南角有一个围着铁栅栏的小游泳池，池子虽小，这还是清心的骄傲，上海一般中学甚至大学都没有。它边上有一所小房子是卖汽水、鲜桔水和各色点心的小商店。然后我们如果围着校园逆时针转动来看看全校的建筑布局，操场正东面有一座楼，叫蟾芬堂，是学校的主楼，校长、主任和教师的办公室都在这里面。从蟾芬堂右边的一条路向东走到尽头，路两旁一边一座楼。右手那座小楼就是我第一学期的教室所在，叫“东楼”，实际上楼内除了门厅、楼梯以外，楼上和楼下都只各有一个教室。我的教室在楼上。左手那座楼大一些，叫文德堂，也是楼上楼下都有教室。只记得解放以后青年团总支部就设在那座楼上。文德堂后面有一些平房围着个小院子，是单身或不带家眷的教员住的地方。那个搂的西邻，蟾芬堂右墙对面有一座精致的洋楼叫石麟堂，楼上是校图书馆，楼下好像是会议厅和会客厅。

在操场的正北面有一套花园洋房，那是当时校长王心康的住宅。西北角上是住读生的主要宿舍楼，因建于庚午年，又称作庚午宿舍。这座宿舍楼外观朴实但比较大，东山墙这边有个侧门，因为面对主校区，实际上成了经常进出的主门。朝南的正门倒成了侧门。出了这个侧门有个天井，天井西边，也就是学校的西围墙下有一排小平房，住读生多的时候也做宿舍用。天井东边，也就是天井与操场之间隔着一座平房，那是食堂。天井和食堂的南面是一座长的楼，叫思鲍堂。这座楼的两端都朝北突出，而中间一带楼上楼下都有外走廊。东边突出的部分比较大，是学校的礼堂。这个礼堂虽然不算大，但像电影院一样有楼上楼下。

四座特别命名的“堂”的名称都是纪念这所学校的先驱和前任校长的。叫“蟾芬”和叫“石麟”的两个人都姓张。“思鲍”则表示思念一位姓鲍的人， “文德堂”的“文德”是不是人名？未考。学校的历史很长了，校歌一开始 唱道：“申江之滨芳草如茵，伊谁振先声？红羊当年吾校××…………”。“吾校”后面的两个字是一个什么文言文的词，我记不清了，意思无非就是“创建”。所谓“红羊”实为“洪（秀全）杨（秀清）”。“洪杨当年”就是太平天国时代。可见当时都有近百年历史了。操场的正南面除了大门就是一段围墙，没有房子了。这就是清心中学的全貌。

校长王心康虽然有住宅在校内，但是平时很少见到他本人。偶尔见到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肚子，前顶有点秃，西装笔挺，架势很气派。王太太倒是兼过英文课，第一学期她专门教我们发音，很有点外国女人派头。但是穿的是旗袍，梳的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宋庆龄那种发型。人长得很富态，突出的特点是蹶着一个大屁股。她教发音很认真，常常走到座位前来，几乎捧着学生的脸纠正口形。教务主任叫徐中一（他儿子叫徐玉汶，是我同班同学），有五六十岁了，个子高大，一口重浊的常熟话，不知为什么他的绰号叫“老黄牛”，我想可能因为他那地道的常熟话的几个发音很像黄牛叫，训育主任因是管品德风纪的，所以由一位宗教背景较深的陈灵生先生担任。他也有五十几岁了，身材瘦小，也戴眼镜。他经常在全校大会上用一口地道的绍兴话带领祷告，开头常常是：“让我们以恭敬虔诚的心……”。他的弟弟陈榕生比他高大，一表人才，有风度，是个正格的牧师，不时在我们学校做礼拜时来布道。管庶务的一个先生姓翁，也是个常熟老头，脸圆，顶秃，下巴收缩得几近“唔不哉”（常熟话“没有了”的意思），戴一副圆眼镜，整个看去颇具漫画意味。绰号“翁不老”。他也兼课，因为没有教过我这个班，记不清他教的什么课。他除了管一般庶务，下课休息时还要到小商店窗口去卖东西。那里有酥蛋面包、罗宋面包、油炸咸吐司、汽水、沙水（味道和颜色都类似可口可乐但又不是可口可乐）、鲜桔水等等，一到下课就挤满了学生，忙得他团团转。有一次打了上课铃学生们还挤在小商店窗口不肯散去，由于时间到了，情急而吵嚷抢先。把他惹火了，用他那常熟话吼起来：“面包，面包唔不哉！吐司，吐司唔不哉！烦煞哉！烦煞哉！我要去上课哉！”。熟悉常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吐”字、“我”字、“课”字都会发出呕吐般的声音。这段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常熟腔调的滑稽特色而且极具韵味，所以很快成为大家争相传诵的一首经典歌谣，我敢说至少在当时学生中，其艺术感染力决不逊于我们国文课上的《诗经》里面那几首。

后来教我们化学的那位先生则在庚午宿舍担任舍监，他姓俞，绰号“榆木头”。黑皮肤，矮个子，用上海话说叫做“温吞水”般的性格。凡是大家习惯叫绰号的这几位先生的大名我都忘了，这也是他们的悲哀。当然，清心中学的教师并不都是上面讲到的那几位那样迂腐或滑稽的老八股。比较年轻的先生里面很有几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和公子哥儿。

老师们都是可敬的，我刚才过多调侃了他们“好玩”的一面，是大不敬，不过没办法，那时候就喜欢记着这些。为了弥补我的罪过兹敬录清心校歌最后两句：

“蔚矣清心，茂矣清心，声教总无垠。
愿我同门敬教乐群，相爱又相亲”

同寝室的几个人

入校的时候是冬天，我穿了棉袍和长罩衫，带了一个大铺盖卷，一个皮箱。还少不了在玻璃瓶里装点“私菜”带去以防学校伙食不好，其他同学也多数如此。

爸爸还把他自己用的两样东西送给了我：一支浅咖啡色的花杆派克自来水笔和一本《英汉大字典》。那支自来水笔精巧而典雅，白金的笔尖裸露在外，书写起来非常流利。虽然那时班上已有同学用上了从美国进来的一种最时髦的的“派克51型”金笔，但有了爸爸送我的这支笔，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本《英汉大字典》有着红布包的硬纸壳封面，纸很薄，微微泛黄。这本字典伴随我大半生，从初中、高中、大学、下放农村，一直到1980年代我晋升副研究员以后，单位里一位管理图书的好心的大姐，为公家买进了几本《英汉大字典》，其中有一本薄纸的（轻便），她认为我是最需要字典的，就把这本按原价卖给了我个人。而我原来那本经过自己多次修补的家传老字典则一直珍藏着。

寝室里住了八个人，我的床刚好靠近门口，是最坏的位置，原因是什么我也记不得了。八个人都是插班进来的一年级下的学生，但是他们都比我大一到三岁不等。一方面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在别的学校上了半年或一年中学再转过来的，也有的开始读书晚，也有留过级的“老油条”。每个人一张单人铁床（不是上下铺）。进门右手靠东墙睡的一个叫步宝钧的，有一张五官端正的方脸，头发梳得很光，一条紫红色毛围巾两头搭在前胸后背长衫上。他是一家玻璃和镜子店的“小开”（老板的儿子）。他对京戏也知道得不少，我前面说到的“红生”名伶“三麻子”遇到关公显圣在他脸上扔了三把刀的故事就是后来听他说的。和他相邻而且看来早先互相就是熟人的那个白脸皮、豆芽菜体型的姓杨（记不清名字了）比他稍微小点，看来比较老实、内向。他们两个常在一起。北边窗下并排两个，一个姓袁，宁波人，鼓眼、猴腮、爆牙、厚嘴唇，在全室里年龄最大，有点像大人了。还有一个从某法国天主教会中学转学过来的，“小白脸”，纨绔子弟。睡在西北角的叫康尔琳，是西康人。康尔琳大概来上海不久，上海话还说不顺口，倒是能说一口与我熟悉的重庆话稍有区别的四川话，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睡在西面窗下有一位姓李的，年纪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但我觉得一脸奸滑相，而且确实貌如其人。西南角的那位姓黄，北方口音很重，鼻梁隆起。南墙下冲着门口的就是我了。我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大概有一年光景，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离开家庭过集体生活和外人相处，在昆明乾头村南箐小学一年级虽然也是住读，但由两个比我大的亲戚家的孩子带着。

这些人中间只有康尔琳和我是同班的，其他几个都是同年级不同班。

他们故意选我我这个年纪最小的嫩角色当“室长”，要我多担当一些义务差事，多少有点欺负人。开始时相处还比较融洽，他们还给我取了个女性化的绰号，这也算不上侮辱，因为在这个只有男生的学校里，至少有百分之十的相貌清秀些的同学都被赋予一个女性化绰号，有的人还乐于接受这个称呼。

那时每个室都是八个人左右，正好是一支小型足球队。室与室之间经常相约赛球，事先还贴出海报。操场比正规足球场小得多，但两边却设置了球门。我人小，体力比他们弱些，我的经常性岗位是“back”（后卫）。在我记忆中是进了清心才注意到一种新式的回力球鞋（上海人口头上还是习惯叫“跑鞋”）。回力球鞋是靴子式的，就是帆布的高鞋帮达到足腕以上。鞋帮上还拼贴出一些漂亮的曲线。特别新奇的是厚鞋底的足弓部分镂去了一块，留下一个不对称梯形的凹口，使人想象这种形状会产生额外的弹跳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足弓明显的人弹跳力强，基本没有足弓的叫做“平脚”，平脚的人不适合运动。至于鞋子造型的“足弓”能不能弥补人脚足弓的生理功能就没有人去深究了，反正我觉得这种球鞋的新颖和美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那个时候产品的花样翻新远没有现在这样频繁。所以这种新型的回力球鞋当然成为中学生追求的时尚。

进去不久，我就觉得这些比我大不很多的初中一年级生大多数都不像我那么单纯。我想除了年龄有些差别（有的已经过了青春发育期）以外，主要是因为人家的家庭管束不像我们家那么严，在外面“玩”得多些。此外，只要有一个突出的带头人，会影响整个寝室的风气，正好就有这么一个人。

自觉的梦游人

小白脸 “爱尔翘”

从天主教会中学来的那位老兄皮肤白净，身材匀称，眉清目秀中透出一抹油滑轻佻。衬衫、裤子、外衣无不精致考究。西装裤是用背带吊着的，当时学生中还不多见。皮鞋样式也是最俏皮的。梳着当时最时髦的烧饼式飞机头。早期的“飞机头”是在头顶前部向上拱起一个小丘，到四十年代后期时髦的是使这个突出部分不是向上，而是在额上朝前冲出。顶上的侧面观是平的，就好像一个烧饼放在头顶，而烧饼的边缘像帽檐一样伸出在额前。这和当时汽车外形的发展趋势异曲同工，即仿照了飞机机翼横断面的“流线型”。相比之下旧式的“飞机头”就显得拘谨呆板而落伍了。

我不知道他以前那个中学的校风如何，不管怎么样，这位老兄作为初中一年级生颇有点出格。当然他是不爱读书的，对上课、自习都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言谈中对作弊很有一套，而且似乎理所当然。在寝室里他有称王称霸的欲望，首先拉拢两三个人在他周围帮腔，然后以各种方式压倒其他人，他可以对你使坏，叫你出丑，必要时施加威胁，成了寝室里的 “老大”。和他邻铺那个年龄大些的则世故圆滑，往往对他随声附和；北方人黄某喜欢跟着起哄；步宝钧不参与邪事，凡事中立，也不得罪人；姓杨的闷声不响不问事；李某心有主见，但是不太正派，他也不过十四岁的人，我不好用“阴险”二字，不过的确有点两面三刀。他多数事情上站在赵一边，怕牵连的时候又滑走。我是个不懂世故又看不惯其中一些事情的，在这种氛围中难免有点落落寡合，并被赵路易这样的人视为异类，埋伏了后来发生的一些矛盾。康尔琳这个少数民族区来的人（当时我不懂民族居住怎么分布，没有想到西康省有汉族人还有藏族人，不过他的名字有点怪，现在想是不是藏族的？），他比我大，体格健壮，他们给了他一个绰号叫“西康牛”，西康牛大概就是指犀牛，现在又叫牦牛。康尔琳生得圆头圆脑并有一双坦然视人的圆眼睛。他直率、有正义感，和那个小白脸界限分明，而对方也不敢惹他。后来在那人对我发动围攻的时候，只有他挺身而出站在我这一边。

有人带了头，寝室里几个大点儿的同学经常津津有味地谈女人的话题，性的话题，从电影谈到现实。评论陶乐赛.拉摩（当时好莱坞正走红的性感女星，是继伊蔌惠莲丝之后第二个以拍泳装片著名的）的大腿和屁股；认为玛丽.蒙丹（此人当时曾在上海报纸上被渲染为好莱坞“电影皇后”，但是昙花一现，不久竟偃旗息鼓。在我国封闭了二十几年之后，我听到了玛丽莲.梦露的名字还一度猜疑是不是玛丽.蒙丹的新译名，后来一看，年代不对头）的乳房特别有弹性，kiss的时候贴在你胸前是何等的舒服；谈遗精；谈“撑阳伞”（阴茎勃起）。他经常在床上做俯卧撑运动，并把这叫做“戳×运动”。那个纨绔子弟还专门在下身戴一个运动员用的“support”以防自己想入非非的时候裤子“撑”起“阳伞”来，不好看。他经常在床上做俯卧撑运动，并把这叫做“戳×运动”。他的英文签名是“L . Chao” 。于是就得到一个精彩的绰号：“爱尔翘”。 L是他的名的缩写，“chao”是他的姓。当时没有拉丁化的汉语拼音字母，用大致相近的英文字母转译汉字与普通话的读法颇有出入，往往是约定俗成。他这个姓没有英文字母能拚得准，只有勉强拚成“Chao”，实际上读起来近乎“翘”。于是大家不用给他取别的外号，就直接照他的英文大名叫他：“爱尔翘”。这个“爱尔”即“L”。因为书写连体字时，L的小写字母形状像男人身上的“那话儿”，所以爱尔翘就是“那话儿”翘，也就是“撑阳伞”。对于他，再没有别的绰号比这个更贴切而生动了。他对女人的兴趣并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清心中学里没有女生，到清心女中去则受到严格的禁止，于是就到外面去活动。有一段时间常听到他们几个明言暗语地谈论周末去外面会“朋友”的事，意思里好像那个姓袁的给“爱尔翘”物色到一个对象。后来他们的言谈中更具体化了一点，总是提到“穿绿大衣的”，这成了一个暗语。这事情大概黄某和李某知道一些内情，步宝钧是否知道不敢确定。至少我是除了见到这些迹象之外完全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十四岁左右的“爱尔翘”伙同几个人处心积虑的去找上一个“穿绿大衣的”，频频夜间会面，这不像是一桩“正常的爱情”，是我偶有机缘过早地隐约见识到（并未亲眼得见）的一次上海洋场恶少寻花问柳偷香窃玉的勾当。

与他们格格不入，肯定是他们一伙后来要给我颜色看的缘由。

关系是怎么变化的，我已记不清了，不过我知道我有些脾气像我爸爸一样，很不善于圆滑敷衍，更不会随声附和，对看不惯的人和事难免心之所恶形于色。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浑然不觉，遭到报复时还不知道是因何而起。总之后来听到了讽刺挖苦，受到故意的孤立，还有不少至今已记不清的“寻吼斯”（上海话，意为：“挑衅”）的小动作给我以难堪。只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学校食堂吃饭不是分食制，而是正好一个寝室八个人一张八仙桌，四碗菜共用。同室之间有时难免为谁贪吃菜有些闲言碎语，例如对于我们室里的北方汉子黄世崑，就有人说过闲话。但吃菜这件事也被赵路易用来整人，却是一个发明。每餐饭前大家都要站起来用上海话唱一首歌：

“我们会食同声感谢，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上帝恩赐同胞汗血，诚心领受为人服役。阿们！”。

有一段时间“爱尔翘”和室里大多数人串通好了，当唱到“为人服役”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筷子举在手里，“阿门”两个字刚刚出口他们的筷子都已经伸进菜碗里，以最快的速度把菜往自己饭碗里装，顷刻之间至少是好菜已经碗底朝天，弄得我只好吃白饭。后来我也抢，就有人拦我的手，撞我的筷子。当然这样做持续的时间不长，经常这样他们自己之间都会发生矛盾，康尔琳也对此提出过指责。

第二学期有一件事情使这位在宿舍里不可一世的“老大”威风扫地了。他平时盛气凌人，难免与其他强者发生碰撞。有一个和他们同班的住在楼下的人，姓陈。此人身材和他差不多高，也略偏瘦，皮肤微黑，双眼炯炯有神。冬天经常穿一件黑色皮coat。那时上海男青年穿的皮革上衣有两种，短的jacket下摆只及腰，用拉链；当时被认为更时髦的coat则是短大衣式的，在腰部还有一根皮束带，不过一般都并不束紧，让它松着，把两端插在侧面口袋里，显得更潇洒些。衣领里面都系一条羊毛围巾，而且还喜欢把领子翻竖起来，不仅是为了更暖和，主要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派头。我那时曾经很向往这样一件coat，,但是已经有了爸爸给我从北京买的外有皮革内衬毛皮的厚实暖和的夹克，虽然土气一点，但不敢再有奢望了。上海人穿衣服讲究穿法，什么衣服在什么场合扣到第几个扣子，长袖衬衫在不套外衣时袖子卷到肘部什么位置有讲究，卷折的宽度也有讲究，超过一寸半就难看了。凡此种种，穿得不得体，衣服再好也是个“阿木林”。这个姓陈的也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头儿”，但是人还比较正派。“Chao”与他是同班的，他们之间可能是早已有了宿怨，不知道是为一件什么事终于爆发，陈在心里已经有准备，这次要把此人收拾一下。先是两个人在楼梯上下相骂，陈马上就由几个人簇拥着上楼冲进我们房间，来势之威猛只有惯于相斗的角色摆得出。他走来就对着赵的肩膀上重重一掌，接着一连串的：“侬想哪能啊？哪能啊？哪能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接着就把赵的右手抓住，顺时针方向一扭，这只胳膊只好处于背部，变成一根“操纵杆”。被扭住的人完全被控制住，要你朝哪个方向就得朝哪个方向，要你弯腰就得弯腰。好在几个人拉着不让再动手，陈在那里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想不到平时潇洒倜傥油嘴滑舌的人竟讷讷语塞，无以应对，脸都吓白了。直到这场戏看够之后，几个人才给双方一个台阶下，把陈劝着拉出去。这一下，不可一世的“爱尔翘”翘不起来了，他感到在寝室里当着大家的面“坍台”坍足了，竟一边哭一边赌咒发誓，一定要给陈某人颜色看，扬言要到外面去打架，把陈“摆平”。当然这话都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找回一点脸面，说说而已，从此以后赵的气势收敛了不少。到第二个年头我们换房间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么的又转校滚蛋，不知到哪里去了。

新学期白相城隍庙

第二学期（升初二）开学时还是夏天，到校那天发现又来了一批初一的新生，学校安排他们住在庚午宿舍南面的平房里。我忽然发现新生里有一个塘山路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叫季关钰，在小学时绰号叫“搛块肉”（只有在上海话里这三个子和他的名字谐音）。他家里在百老汇路旅顺路附近开一家门面不算大的“大来钱庄”，钱庄“小开”当然是很有钱的。他这个人体型宽，挺胸凸肚大大咧咧的也有点老板、小开派头，不过性格还比较爽块。相遇之下，我们都感到惊喜。我是跳了一学期进来，他是等了一学期进来，所以我们差了一个年级。我带着他到舍监“榆木头”那里去办了住宿等手续，时间还早，没有事了，我和他还有几个同学就一同去城隍庙玩。

清心中学就在大南门外，而上海旧城本来不大，所以从学校西边跨龙路往北走到中华路再从一条老城的窄路（好像叫方浜路）走进去一里多就到城隍庙门口了。平时因为不许出校门，所以这是第一次去玩。南市区（主要部分是老城区）未曾划入租界，虽然在近代也有所变化，但是仍保存了中国旧城市的基本面貌，窄街，中式瓦屋，老式店面，没有汽车电车，商业凋敝，人也显得懒洋洋的。城隍庙本身是个小庙，上海人所谓：“白相城隍庙”，指的是在城隍庙附近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片比较繁荣的街市，相对集中了一些江浙土产、传统点心吃食、工艺品等特色东西。以“九曲桥”为中心，周围许多茶楼、酒肆、饭馆。茶楼上还有卖唱的，当时政府没有刻意在那里营造什么景观，任其自兴自衰，人们要去“白相城隍庙”只是由于它和其他市区有些不同，而且还有传统的旧名声。那里又叫“老城隍庙”，因为还有一个“新城隍庙”，我们一家人到上海不久也去玩过，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已记不清了，因为后来“新城隍庙”这个名称似乎自然而然没有被人提起了，那里也没有庙，只是一个小街小店但是比较繁荣的商业小区。从大南门到老城隍庙那条小路上有一家上海有名的甜点心店-乔家栅的分店，那天我们去品尝了豆沙棕子。

说到白相城隍庙我又想到白相“大世界”，是那个时代上海最兴旺的大众化游乐场所。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某个大人带我们去玩过。在跑马厅东南面“法大马路”北面，连环结构的屋群。大门进去，门厅里第一眼看到的是竖着许多古怪的大镜子叫做“哈哈镜”，任意凹凸弯曲的镜面把你照成各种稀奇古怪的变形人，博得指手画脚哈哈大笑。里面的大格局有点像现在的购物广场，围着一个露天广场的许多楼房以“天桥”或走廊相通。楼上楼下各个场子都有舞台，都不算大。京戏、南北地方戏、滑稽戏、评弹说书、魔术杂技、跳舞唱歌样样齐全。当然还有各种叫卖的。种种嘈杂混成一团，摩肩接踵人头拥挤。进到里面只有挤来挤去东张西望，坐定看什么是不大可能的。看跳舞那个地方“洋琴鬼”吹得“咕”啊“咕”的，吸引我们从台边座前挤过去。很窄的台上一排光腿大姑娘手挽着手整整齐齐的在甩大腿，我们挤过时脚尖差点都快踢到我们头上了。这种“舞”在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上常有，大概就是国人说的“大腿舞”。

穿来穿去到了最感兴趣的“滑稽戏”场总算挤到个伸长脖子望得见台上的地方站定了。那里正在演“山东马荣贞”，我在“无线电”里听到过。据说是不多几年前上海滩上的一桩真人真事。山东汉子马荣贞是个练把式（上海人叫“卖拳头”）的，有真功夫而且性子率直讲义气。带着班子跑码头来到上海滩讨口饭吃，遇上一伙流氓地头蛇，为首的叫“白癞痢”。敲诈勒索碰上“不买账”，他们惧怕马荣贞的武功就用了毒辣诡计。一次打上门来，一个迎头抛一把石灰刺瞎了马荣贞的眼，另一个就举“小斧头”（这是上海流氓常用的武器）朝头上砍去。马荣贞冤死，戏里有一段给他妹妹“托梦”时悲愤凄惨的唱词。后来智勇双全的妹妹马素贞女扮男装来上海追寻冤家为兄报了深仇大恨。我们站定看戏的时候正好是“白癞痢”带着爪牙们来到马荣贞住的客栈“拜访”，跟班的介绍：“这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白癞痢老板”时，“白癞痢”把帽子一揭亮出一头癞痢。看了不一会儿实在挤着太热我们又挤出去了。

帮忙护理妈妈和带领弟弟

那个夏天我的身体不大好，也许因为那个暑假过得不大轻松。在小学快毕业的那个秋冬之交，妈妈生下了弟弟，按全家男孩顺序取名季威。几个月后长出样子来了，大家说和我小时候照片里的样子长得很像，因此都叫他“小伯威”， 几个月他长出样子来以后非常好玩，所以即使后来老大之后仍脱不掉一个“小”字，一直叫到大都没有改口，所以他的正式名字只有外面的人叫了。

有个小毛头家里添了不少事，到第二年妈妈又大病一场，那时对胃病有了更具体的说法，叫胃溃疡。妈妈每次的胃病发起来都很厉害，以至进食很困难。暑假里她正病着，护理工作中有一件事情是我做的，而且她只喜欢我来做，那就是给她买面包，烤面包。对她来说面包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但普通的面包天天吃顿顿吃，谁也受不了。妈妈喜欢吃一种“鸡蛋面包”，用鸡蛋、糖和面粉烤的，外形有些像我们中国的一盘红烧扣肉，一个面包是由许多片粘合在一起，面包皮烤成发亮的棕色，芯子是鸡蛋黄色。一般食品店买不到，要走到苏州河畔四川路桥下一家西式糕点店里才有。爸爸早出晚归，杨妈这时许多家务事脱不开身，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走几里路到那里去买，买回来以后又是由我来烤。买来一个铁丝做的烤面包夹子，手握着面包夹的把子在煤球炉子或者电炉上烤。妈妈就喜欢我烤的，也是因为我做事最有耐心。必须把夹子举得离炉子远一些慢慢的烤，这样烤出来又香又脆，而且表面不太焦糊。许多时候我还要抱小弟弟，学会了给他把尿，换尿布。我还记得田田在重庆用的尿布就是把一些破床单撕了折成正方块，再沿对角线折成等腰直角三角形，包的时候直角在下两个锐角在两侧，拢到肚子前用一个别针一别就裹起来了。在上海用的尿布改良了，是长方形的几层布用“洋机”踩在一起，其中一个短边两侧钉着两根布带子，长方形前后一兜，带子一系，不用别针，既简便又避免了被针戳着的危险。夏天换尿布一定要先把下身揩干净，还要在凹处搽痱子粉。有时我还帮忙洗澡，洗了澡也要全身搽痱子粉。

暑假里还有假期作业要做，休息时我把席子铺在地上看小说，这是个不好的习惯。总之记得那个暑假我常感到头晕眼黑，开学那天在礼堂开会，人很拥挤，天又闷热，我站在楼上后排的地方，越站越不舒服，突然眼前一黑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我已记不清那时怎么乱了一阵，来了图画老师华弁英先生，他弄来了冷水毛巾放在我头上掺扶着我在礼堂楼上后面的外走廊来回走动，然后休息一下就好了。华先生年纪也比较大，是绍兴人，戴的眼镜总是往下滑，样子有点滑稽。他教我们图画，其中还教我们木刻画。一种专供木刻用的纤维细致的木板是他发给我们的，我们自己还得去买一套粗细不等的，半圆弧凹槽形或尖角凹槽形并带有木柄的刻刀。有一幅木刻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两个苗族人面对面坐着，头上裹的头巾还突出一个尖角。华先生为人忠厚，后来我离开清心前夕请他在我纪念册上题词，不料他用钢笔在上面给我画了一幅丰子恺式样的画（我指的是具有国画风格的漫画）。画的是一个挟着雨伞背着布包的长途跋涉者，有山水作背景。还题了：“登高自卑，行远自邇”八个隶书的字。

也许我这时候是开始发育需要营养了，家里给我买了鱼肝油精丸吃，我吃鱼肝油从来不用开水吞服，直接在嘴里嚼碎了吃。

自觉的梦游人

“小开”级任老师陈拱龢

中学每个班仍旧有一个负责的先生，那时是叫级任还是叫班主任我已记不得了。从进入清心一直负责我这个班（应该说是我一直在他负责的班内）的先生叫陈拱龢。他还很年轻，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十足的“洋气”。他个子不高，皮肤白里透红，血色超常。整个脸并不宽但是腮帮明显突宽，每天刮得很光也遮掩不住络腮胡根影。头发棕色，连眼珠也带棕色。除了鼻子不是特别高，眼眶不是特别凹，其他各方面都像个白种人，但整个长相看起来仍显得英俊。夏天他喜欢穿布料精致色调俏皮的花格子衬衫。冬天常穿的那件棕色皮夹克厚实而不显僵板，款式优雅。正如前面说的，拉链拉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大约在脐上两个扣子的地方。上面随着身姿的改变开阖自如，有一种飘逸的动感，并时隐时现地露出里面雅致的羊毛衫。一个人的身姿和步态很难用话语描述，就像不能用数学公式描述一样。如果要说这位陈先生，不妨仅以潇洒二字给人们留出充分的想象空间，在这上面他几乎臻于完备。不过有几个颇具个人特色的习惯还是值得一提：在教室里上课时他喜欢像美国人那样随意地坐在讲课桌上，或者边讲边走下讲台踱步，走到哪个学生的课桌前高兴时就往那课桌上一坐，继续侃侃而谈。

他在我们班上任课最多的是英文文法，教文法在黑板上除了要写字还要划线条做图解（diagram）。他在黑板上写字划线时不用背过身去对着黑板，仍旧面向学生，中指食指像夹香烟一样夹着粉笔，大拇指在尾端稍微扶着点，就可以用右手在身背后黑板上随意写划了。如果发现正讲课时有同学在下面交头接耳或者做小动作，他会不动声色地从盒子里捡起一节粉笔头，以漂亮的手法准确地扔到那个同学头上，当被击者惊起抬头时，他只是淡然地丢一个责备的眼色便继续讲下去。他甚至在用戒尺打犯规同学的手心时动作也带着点儿cowboy的潇洒。但是，他这个人虽然很讲究外观修饰，却并非一般浮华纨绔之辈。我能感觉到他在上述各方面表现出的外观的洒脱均来自内在的睿智。他的课讲得很精彩，本来是最枯燥的文法课，他能讲得令大家听着入神。他的英语发音很漂亮，而且至少我们看到他在人文方面的知识也很广博。有一个学期他教我们的世界史课，那是大家听得最享受的课。特别是能在历史事件中贯穿着精彩生动的故事。印象特别深的是讲到古罗马史的时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恺撒、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佩特拉之间的传奇故事。要知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四十年代末，而伊丽莎白?泰勒拍“埃及艳后”是六十年代的事。可见他的故事并非来自好莱坞影片，很可能是来自他常常看的英文书籍。

他对我们这个班的管理应该说很尽职，而且比其他班都严。许多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犯了错是要责罚的。那时至少是初中生还有体罚，就看老师的脾气如何。马虎的根本就不管，陈先生可要定时算账，打手心、“立壁角”（在墙角罚站）。调皮学生很有些恨他，因为他脸很红，同学们背后常叫他：“红面孔”，恨他的人干脆叫他：“红屁股”。其实他严过之后也会好好讲道理，叫人心服，我们这个班的确也让他整顿得风气比较好。他和部分同学也建立起一些友谊，学生到他寝室去还可能受到款待，他有钱，出手大方，有时班里面需要花点钱的事就由他掏腰包了。直到解放后第一年我们这个班竞买“胜利折实公债”，名义上是全班同学买，实际上是他出的钱。

他带这个班是由初一上开始的，所以我一去就听大家说他最喜欢班上两个学生，一个叫张权申，瘦小个子，特别是头小，绰号“小头”（上海学生俚语中“小头”有一层邪乎意思，和“爱尔”同义），另一个叫柳如浩，清秀斯文。这两个都很用功，品行端正。陈先生和他们的关系比一般同学显然亲密得多，就是下课后也常相伴。于是有人说闲话，说他两个是陈的“过房儿子”（其实年龄差别不过十来岁）。

不过，他对班上学生的管教中还采用了一套值得争议的办法。教室里每一竖行被陈指定一个“组长”，负责维持风纪，还要把一个星期内有作弊、打架、骂人以及其它不守课堂纪律行为的人的名字记下来，下个星期一交给他算总账，这是一种同学间的监察和公开告发。选择的“组长”都是他认为品学兼优的人，于是我这个插班生在第二学期（初二上）也当上了组长。我自己整个星期一点不犯错误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别人的事情有时我也看不见（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坐在前排），自己的事情则不会不知道。所以头一个星期我交给他的名单里头一名就是“胡伯威”，因为我上课时和后排的人说话了。陈拱龢先生这次又表现出了大将风度，对我，手心照打不误，打得丝毫不比别人轻些。但打过之后很严肃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对我的为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将来能成事者就是我这样的人。其中许多道理其实我自己当时根本不懂，他是把诚实和聪明联系在一起的，里面隐隐含有“权术”的成分，就像曹操马践麦田之后割须自责一样（虽然他当时并没有举这个例子，但是有这类意思）。实际上我当时头脑里极其简单，我受《爱的教育》、《苦儿努力记》这些书以及类似的父母说教的影响很深，只知道人要正直、要公平、不隐瞒真情、不撒谎，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很自然的认为检举了别人独不检举自己，道理和良心上都上说不过去。

解放以后陈先生还在清心教书，到了1957年听到消息说他和我一样被打成“右派分子”了。那时他在什么单位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听来的。不过我想他这样受欧美式教育熏陶很深，聪明而又心高气傲的人本来就是个“右派”的胚子。

清心中学的另外几位老师

这里我联想起另一件事。也大致就在那个前后（当时我们的教室在思鲍堂楼下，我记得两件事情的背景都是在那里），国文老师李彬之先生讲解一篇文言文（题目和作者都记不清了），其中一句有：“慎言、寡言、讷于言”这几个字。他为了使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三个词的含义，就举了我们班上三个同学为例。他认为“慎言”的典型就是胡伯威。这当然也很抬举我，因为“慎言”者是聪明人；“寡言”和“讷于言”者不是呆板、懦怯就是迟钝。但是李先生如果知道胡某人长大以后的故事不知将作何感想。实质完全不同的类似表象很容易被看混淆了，那时才十三岁的我，什么叫“慎言”？如果把“慎”字理解为认真严谨，那也许说对了。但后来我知道，现实社会里“慎言”大都被理解为城府深，善于自我保护。我要真有这种“慎言”的功夫，这一辈子就太平无事了。而我恰恰是因为有太认真的这种“慎”而失去了自我保护的那种“慎”，以致一生命运多蹇，这也许是李先生当时想不到的。

说到李彬之先生，他也是清心中学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老师，他是宁波人。我已经说到了许多不同籍贯的老师，归总一句：那个时候凡是江浙两省的教员无论在课堂上、下几乎都是乡音不改分毫，因为江浙（除温州、金华等少数地方外）话上海人都听得懂，无需改腔。李先生说的当然是宁波话，朗读在那时是国文教师的基本功底，听李先生的朗读有如听音乐。课本上选的文章都是精品，文言文除古文外还有清代姚鼐、袁枚等脍炙人口的散文；白话文有胡适、徐志摩、朱自清等开创文字新风的代表作。文章好，诵者如痴如醉投入其中。诵即是唱，有腔有调。就像造房子打夯喊号子一样，各地有各地的腔调，也许还有门有派，各有千秋。李先生的师传当然来自宁波，用“贼骨挺硬”的宁波话进行儒雅斯文的唱诵，其效果竟然出人意料。演滑稽相声的说，宁波人说话像唱歌，那是揶揄调侃。意思是说宁波话里面都是“do rei mi fa so la xi”。但是李先生用宁波话让我们听到了真正美妙的音乐，他的调门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还把我的一篇作文拿在班上朗读，写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提到了在寝室的床上看到中秋的月亮。多少年来已经不讲究文章唱诵了，“摇头摆脑，抑扬顿挫”，成了耻笑迂腐老学究的贬义词。其实唱诵的确有助于充分发挥文章的音韵之美，习学作文还是要借鉴老祖宗的熟读熟唱，自然达到潜移默化。十几年前我在看了女儿用的语文教材后简直怒不可遏，小学生、初中生学语文去搞那么多枯燥繁琐倒胃口的“分析”干什么？不知道这些编书的蠢材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者说是受了哪个蠢货的指挥非得这样搞不可的？现在的语文教育远不如过去的八股先生。

地理老师叫王笃信，从他的名字可知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家里也很富裕，年龄也和陈拱龢差不多，而且也是一表人材，仪态也很潇洒。但两个人之间显然各有特色，如果说陈或多或少有点cow boy气质的话，王则具有正格的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脸庞端正饱满，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穿西装且打领带，或者穿一件款式正规的短大衣，他的潇洒融合在端庄之中。除他们两个以外清心中学还有一个风雅才子叫方文滨，是教国文的，穿中式长衫，面皮白净，五官清秀，举止飘逸，又是独具一格。此外还有一个姓屠的年轻教师，据说家里也很有钱，但此人相貌平平而且缺少风度，连说话都有点吐字不清，是在解放以后因为表现积极进步，那时我才对他有点印象的。

王笃信先生讲地理课要求我们打格子画地图，这个方法效果很好，不仅练习了制图技巧，而且经过自己画地图之后，脑子里的地理位置印象非常深刻。他还想出些巧妙的记忆方法帮助同学记住一些比较繁琐枯燥的地理事实，例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原来的东北三省（老百姓常叫做：“东三省”）划分为九省。原辽宁省分为辽宁、安东、辽北三省；原吉林省分为吉林、松江、合江三省；原黑龙江省分为黑龙江、嫩江、兴安三省 ，他用九个字使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新设的九省，这九个字是：“老哑巴，桔松核，黑良心”，用上海话念起来和“辽、安、北、吉、松、合、黑、嫩、兴”这九个字的音很接近。解放以后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立即改了，除恢复原来三省的建制以外，还把黑龙江西部一大片划归内蒙自治区。就是因为王先生的这九个字，我到现在还对那短暂实行的九省区划记得一清二楚。

作为教会学校，清心中学的英语教学应该说是不错的。除了陈拱龢以及王校长的太太以外，教阅读欣赏的主要是一位苏州老先生，叫钱秉良。秃顶和戴金丝边眼镜使他显老，实际可能不到五十岁。选择的课文都是一些有趣的经典故事，有两个薄本书，还有Arabian Night（天方夜谭）的一个节选本。此外我印象比较深的故事有“King of the golden river”，“Robin Hood and Allen?A?Dale”，“Allibaba and Forty Robbers”。但是我始终对英文本身没有发生过多大的兴趣，因为那东西主要是靠死记硬背。我继承了自己在小学时候已经形成的特点，喜欢思索，喜欢探究，讨厌背书，讨厌死记的东西。我的兴趣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追求知识没有现实目的。虽然干妈曾说过初中毕业后要送我去美国留学，但那时候我平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也就完全没有想到为此要下功夫把英文学好。相反地，对一道几何难题倒是舍得废寝忘食去想，好像解得出解不出与我命运攸关似的。

音乐课是在礼堂里上，因为钢琴放在那里。老师是个广东人，好像是姓蔡，戴眼镜，上课时也穿大衣。用的一本音乐教材全部是欧洲著名经典音乐家及他们的代表性歌曲作品的介绍。有巴赫、韦伯、海顿、汉德尔、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茨、舒伯特、门德尔松等。我对五线谱感到极大的头疼，因而对它有排斥心理，看着五条横线上丁零当啷挂满的“豆芽菜”心里就发麻，到头来只勉强能够慢慢读出C调。好在解放以后读高中的时候就从五线谱里“解放”出来了。但是从清心那时候起我已经形成很不错的嗓音，而且唱起歌来颇有表现力。

体育老师王焕刚我已提到过，他除了体育以外还有音乐才能，他会拉钢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市里面的中学团体操比赛，清心中学的团体操从编曲子、编动作到全部组织、操练都是他一个人包下来的，有些来参加的同学比较散漫，这件事搞下来弄得他筋疲力尽，他火气大，为此发了不少次脾气。

凶神恶煞支教官

学校里还有一个军事教官，名叫支蔚钧，后来听说他是朝鲜族人。此人黑瘦高个，眼神犀利，络腮胡虽然刮干净了还可看到腮帮发青，常穿一件深色的大衣。整个形象有些像解放以后在苏联电影里看到的“契卡”总头领捷尔任斯基，而且他们干的也倒有点类似同行。他不是一般教员，来这个学校是另有背景的。他除了教一节军事操练课（不过是一般的站队、步伐等）以外，公开的说主要是管学校风纪，实际上还有政治目的。当时内战开始加剧，上海市内有各种社会风潮。支教官有时突然到庚午宿舍查房，表面上是查风纪、查淫书，实际上是查学生地下政治活动，查共产党书籍。这是我在解放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和我同年级不同班，而后来考进上海中学才和我同班的邱善昌告诉我，他有一次在交通大学玩的时候正巧遇上国民党特务在那里镇压学生运动，他亲眼看见支蔚钧和其它特务一起在那里挥鞭子打学生。由此看来平时派在各个学校的这些“教官”之类的人物都是隶属于特务机关的。

支教官上教练课的时候很凶，对同学责罚的时候更凶，当然这些公开的责罚并不涉及政治，都是针对一般的“过失”。吃过苦头的同学自然恨他，有人不叫他支教官，而叫他“骚教卵”。我这个规矩人偏偏运气不好，在他手上触了一次霉头。就因为出了一次校门，在校门口附近买东西吃，记不得怎么会被他知道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一根专用的板子，打了十记手心。他打手心可不像陈拱龢打手心那么容易受，我的手肿了很长时间，有人叫我用砚台压在手心上感觉凉一些就疼得好一些，但我试了，并没有多大效果。

周末和爸爸去逸园（跑狗场）看足球

一般星期六下午家里的三轮车会来接我，有时直接回家，有时先去爸爸公司，等他公事完毕后再一起到逸园（又叫“跑狗场”，在上海西区）去看足球赛。爸爸是个足球迷，那段时间我也被他带动着对足球感兴趣了。我记得那时上海最有名的篮球队一个是东华队，一个是青白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海足球队好像也叫东华队，而它经常的对手是侨居上海的外国人组织的西联队。西联队有个号称“铁门”的守门员叫麦尼地，我喜欢看他非常精彩的扑球动作。中国队这边的守门员叫张邦伦，也是很厉害的，比起麦尼地来则稍逊一筹。前锋主将是张林根，后卫还记得一个韩尼波，还有一个号称铁脚的李尧。说到铁脚，抗战时在重庆我就听说过李惠堂，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的球王。据说他弟弟是一个很出色的守门员，不服他哥哥。有一次要找他哥哥打赌，李惠堂在十二码处（就是发点球的位置）射门，弟弟守门，结果一球踢在弟弟的肚子上送了他的命。这才叫“铁脚”。不过回忆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很可靠的传说。

没有与耶稣教结缘，却酷爱唱诗班的赞美诗

星期天下午回校后，有时要在学校西边的小礼拜堂做礼拜。平日除了吃饭前用唱歌代替饭前祷告外，早自习课之前还有一次祷告。有时由学校请一些著名的牧师，也包括外国牧师来学校礼堂布道。记得有一个美国牧师讲道时曾用“嘀嘀嗒，嘀嘀嗒……”的无线电导航来比喻上帝在冥冥中指引着我们的心灵和人生途程。那次是由王心康校长亲自担任翻译。有时还集中几天时间在校外礼拜堂举行“奋兴大会”（“奋兴”两个字不知道我写对了没有，当时只闻其音未见其字），通过集中布道发展一批新教徒，接受洗礼。听讲道我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但是我喜欢唱诗班的赞美诗合唱。有一个大约十来个人组成的唱诗班，唱的那些赞美诗我都耳熟能详了（许多我在重庆黄桷垭做礼拜时就听过）。合唱的时候一律穿围着白领圈的黑袍，其中有一位是学校的年轻教师，叫李摩西，由于他穿那样的唱诗班衣服，所以得了个绰号叫“剃头师傅”。

我一生中除了在重庆曾受婶婶、小姑姑、冯叔叔的影响，接触过耶稣教，相信过一阵子，也许因为我太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所以长大些后和什么宗教也没结不上缘。但是我从来倾向于对世界对人生采取理想主义的、真挚的、肃穆崇敬的态度和感情，至少前半生是这样，哪怕曾被主流社会遗弃和摧残过。我不信圣经故事里的耶和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就像不信如来佛、观世音和太上老君一样，但是基督教音乐却能够在我内心引起震颤和共鸣。实际上这是人类自己的东西，是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舒伯特在内的欧洲古典音乐家贡献于人类心灵升华的创造。1990年我去美国科罗拉多的Boulder遇见曾在北大一年级和我同过班的陈章昭和他的太太赵燕曾（她是比我们低几届的同学，是解放前后著名科学家赵九章的女儿），他们定居在Boulder附近一个法国名称的小镇Lafayette。他们，特别是赵燕曾对耶稣教的信仰可以说虔诚至极。在那里的时候对我热情款待，离开之后曾和我保持了好几年的书信联系。很自然地离不开信仰的话题，我曾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要信教太难了，而且我现在就是在哲学信仰上也完全在迷途中，对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有一大堆疑问，连对曾经多年深信不疑的达尔文进化论也感觉到不少破绽了。但是我说我对基督教音乐，对赞美诗情有独钟。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就一起听他们的录音带（那时在国内还很难听到）。赵燕曾也爱好音乐，共同爱好使我们更接近。当时她就选录了两盘磁带给我，后来又陆续邮寄了两次，还包括复印的歌单。这些年我们家里几乎每年圣诞夜入睡前都要放他们寄来的圣诞歌曲录音带。后来听到一些CD碟片，我还发现，在音乐中应该是最保守的基督教歌曲也在“与时俱进”。有一部分已经或多或少离开了纯古典风格，掺入了jazz甚至pop的味道，对老歌作了新的诠释。所以归根结蒂宗教神圣的东西还是人自己的东西。

自觉的梦游人

第八章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第八章的小节目录：抗战接内战/婶婶惊呼“热昏！”，只缘物价飞涨/上海滩勿太平，照旧不夜城/金圆券和蒋经国“打虎”/从东北溃逃的新六军军官在我家里留下一箱子军装/重庆号巡洋舰/“逃难”遇难/“和谈”期间透过来一些“那边”的消息/我们没有走/炮声中的安宁日子/过了一个静悄悄的晚上，迎来“解放区的天”

抗战接内战

抗日战争刚胜利，国共还在马歇尔协调斡旋下谈判的时候，报纸上称共产党为“中共”，爸爸还买回来当时出版的两本精装硬簿面画刊，一本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一本叫《抗日战争画史》，里面都有大量的历史照片，附有文字。前者从简略交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会议说起，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崛起；希特勒在戈林、戈培尔簇拥下从兴登堡总统手上接受总理任命掌握政权；张伯伦、法拉第出卖捷克斯拉夫（当时是这样称呼的）的慕尼黑会议………，整个二次大战过程一直到联合国的建立；纽伦堡审判和战犯上绞刑台（照片上看是仰卧着绞死的）。后者则溯源到明治维新、满清退位、日本侵华政策发展史以至整个抗战过程。主要是报导“国军”主战场的情况，但也报导了一些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动态和战功。除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一些照片外还刊出了林彪、刘伯承、彭德怀、陈毅、项英、叶挺、叶剑英等不同场景下的照片。还包括一张披着军大衣的女作家丁玲的照片。

不久之后报纸上出现了“戡乱”一词。开始了内战的报道，“中共”、“共军”改成了“共匪”、“匪军”。起先常见到的是诸如：“刘匪伯诚（‘承’字常常被写成‘诚’）一股窜扰××（地点）国军予以迎头痛击，歼其大部”；“国军挺进××，匪向××仓皇逃窜”等语。后期则往往看到：“匪某部大举窜犯××，国军顽强抗击后已胜利向××转进”。这“转进”二字有点深奥，后来看多了才明白，“转进”用上海话说就是“别转屁股”来“前进”。

婶婶惊呼“热昏！”，只缘物价飞涨

法币重返上海取代汪伪“储备票”以后物价一直是在涨的，但是起先还不算厉害。我在小说《慈母泪》里看到外国的物价也常往上涨。但是后来越涨越快，于是牢骚大盛。杨妈从小菜场回来说：“今早黄芽菜卖到××块哉！”，婶婶只有无奈的惊叹一声：“热昏！”。

最后终于到了“飞涨”的阶段，家家户户惊恐起来。商店里的东西一天可以换几次价码牌，来不及换就在上面划掉旧价写新价，有时划了又划，改了又改。几天不买东西再去商店看那价钱就看不懂了。渐渐地，买一样日用东西动辄论万，然后是十万，然后是百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大饼（上海人说的“大饼”就是我们弄堂口山东人在炉膛里烘出来的甜烧饼和咸烧饼）最后卖到三百万法币，所以报纸上谈物价时有“天文数字”一说。新出来的法币的票面当然越来越大，纸张越来越蹩脚，印刷越来越粗糙。这样还是赶不上物价，所以上街买东西要装上一大捆一大捆的钞票，据说那时有人用麻袋装钞票去买东西。我没有亲眼得见，但我想那时要买大东西和贵重东西用麻袋装钱也是不奇怪的。只此物价一项已使各等样人都是“人心惶惶”了。“等涨”使得有些商店囤积货物，特别是米店动不动关起“排门板”宣称无货，靠囤米发财的“米蛀虫”引起老百姓公愤。而“怕涨”的心情又使得老百姓拿到钱后也赶紧抢购囤积点东西在家里，不然过两天钱就不值钱了。大家都不敢存钞票（指“国币”），于是早已多年不见踪影的银元突然大量冒出来，人们得了钱要不立即花掉的话就得赶紧去购买银元，到买东西的时候又把银元拿去换钞票。于是出现了银元市场和银元贩子，交易都在街头进行，我记得集中的地方之一就是北四川路。银元贩子也叫“银牛”，因为那些倒卖紧俏物品（包括戏票、电影票）的街头“游击队”都叫“黄牛”，“黄”改成“银”更是厉害。这种非法行当警察按理要抓的，但是就和现在的许多事差不多，雷声大雨点小，紧紧松松，真真假假，老百姓眼里扑朔迷离，结果是越抓越猖獗。银牛们手掌上掂着一大摞“大小头、鹰龙洋”（即分别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头像和鹰、龙、图像的银元，虽然它们的重量和成色只有细微差别，但在那时黑市价格很有点出入。在这上面袁世凯的“大头”比孙中山的“小头”吃香，曾使我心里有那么点愤愤不平）抖得当当响，形成满街的银元大合奏。

久之银元出现了假货，辨别真假的主要方法是听声音，左右手各把一个银元托在食指肚上，互相轻轻碰击，真假之别听声音自是了然。还可以把银元轻轻捏在指间用力一吹，要是真的也会发出颤音，假的则木然。

有钱有“路道”的人还可以购存和投机买卖黄金美钞，黄金实物的形式是“条子”（一指多长的金条）和“小黄鱼”（小金砖）。爸爸是没有“条子”的，我只见过一枚“小黄鱼”收藏在大衣柜打开最右边那扇门上面第二个格子（平时放钱包和贵重东西的地方）里。不过我有时星期六下午坐三轮车回来，到他公司办公室的时候听到他打电话常常讲的是美钞价格、股票价格等。解放后他自己也“交代”，在公司做一般业务的同时也和别人一样做了点美钞证券等的“投机买卖”。其实那时候除了真正的“赤贫”，许多人家都要做点这样的“投机买卖”，以免辛苦得来的钱很快变成废纸。

上海滩勿太平，照旧不夜城

除此之外社会上的事我直接知道的实在极少，但从报纸和传闻中可看到社会动荡不安，新闻层出不穷。学生示威游行（有一次为什么事抗议英国政府，把外白渡桥下英国领事馆建筑和铜牌上都涂了柏油，直到解放后多年还铲除不掉），工人罢工（最大的一次是申新第九纺织厂的大罢工）商人请愿，舞女冲击社会局。有一次学生到市政府请愿示威，市长吴国桢（抗战胜利接收初期市长是武人钱大钧，后来到快解放时一直是文人吴国桢）出来调解，挨了一顿打，报纸上说吴的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了。

这当中又发生了轰动全上海的著名越剧女伶筱丹桂自杀案，报纸上、电台上长时间一片沸沸扬扬。事情的主角除了自杀的筱丹桂本人还有戏院老板张春帆，另外牵涉到一个据说是筱的情人叫冷山的。越剧界同人（那时唱“绍兴戏”的都是女的）把张春帆告上了法庭，这事涉及当时“戏子”与老板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由于发生在名伶身上，又出了命案，把许多事都抖出来了。越剧界的“姐妹”们几乎全部站出来联名上告，为打官司演戏募捐，领头的是袁雪芬。“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当时毕竟还很小，只记得这场热闹。最后好像是张春帆无罪释放，筱丹桂冤沉海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不平。其中的复杂过程和牵扯到的方方面面我看不明白也没有记住。我倒还记得这么一点小情节：在舆论界一片激愤的情况下，是哪家报纸登出一则小消息，标题是：“冷山偷铁”。其中写的冷山是警察局抓到的一个小偷，也可能实有其人，却偏偏和筱丹桂案中被人们同情的冤方之一的冷山同名。小偷到处都有，本不值得专门写一则报道，而且用那么一个醒目的标题使“冷山”这个名字卑鄙化，这个记者到底是“轧闹忙”（凑热闹）插科打诨还是故意搅混视听，不得而知。

袁雪芬解放初就作为戏剧界进步人士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又主演拍摄了根据鲁迅短篇小说《祝福》新编的同名越剧电影，声名大噪，几乎家喻户晓。文化大革命前夕尚未出台就被禁演的电影片《舞台姐妹》里的主角竺春花身上就有袁雪芬的影子。而由上官云珠演的那个因人老珠黄被遗弃而自杀的演员（我不记得在影片中她叫什么名字）则部分取材于筱丹桂的身世。这个电影里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我想不是没有来由的。在这些声势浩大的社会事件中都贯穿着和当时炮火战场平行的政治斗争。

上海还是不夜城，上层社会还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切照旧。有一个女歌星兼电影明星白光正走红，她的影片我没有看过，她的歌到处收音机都在播送，女低音，特色是词调淫荡。流传得最广的是她演的一部电影（不记得片名了）里面的插曲“假惺惺”，歌词还记得一点：“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正经。你要看，就请看，不要那么样的做作，不要那么样的××………一本正经，吓坏了人！………”。我说过，那时清心中学里都是男生，同学间喜欢取女性绰号相戏谑。解放前不久曾和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叫金以光，就因为名字里有个“光”字使他得了个“白光小姐”的绰号，可见当时白光名气之响亮。解放后白光当然被看作旧社会腐烂文化的典型代表人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后来见一篇文章说白光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她的影片和歌曲是特意用来腐蚀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就不知是真是假了，反正这个人是逃到台湾去了。想不到的是前几年突然看到电视台转播台湾的一个具有纪念性的歌唱会的节目，居然有年逾古稀的白光出场，受到台湾歌迷狂热的欢呼，说明这个人到台湾后还是长期活跃在艺坛上，还在“腐蚀麻醉”着我们“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不过看看如今国内娱乐市场的情况，当年白光的“黄色”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了。

金圆券和蒋经国“打虎”

在物价已达到天文数字并且还停不住涨势的情况下，法币钞票在百姓眼里已经是毫无用处的废纸了。南京政府突然宣布进行币制改革，收回法币，发行“金元券”。这个名称取得很好听，使人似乎感到钞票的背后是亮光光硬梆梆的“金元”。政府确实也信誓旦旦地宣称新币有可靠的黄金储备做保证，不管有什么议论，我感觉到当时在老百姓中是引起过一阵兴奋和好奇的，老百姓即便半信半疑也总是期望真有好事降临，就像现在人们一年复一年地看着“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用词上每一次“与时俱进”了一下，有点新意，那么就期望着“这一次”能够真正奏效一样。

终于看到新钞票了，果然形象不凡，纸张挺括，印刷精美，“蒋总统”的头像第一次出现在钞票上代替了国父孙中山的头像。据说这批钞票是早就在美国印好了的，那时老蒋还没有正式当选总统（曾经闹过一场“竞选”，是由程潜出来扮演老蒋的竞选对手，结果自然是预先铁定的）。我那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一个财政数字概念，我记得宣布首次发行金圆券的总额是二十亿元，也记得官方宣布了一个金圆券与美金的比价好像是二比一，但我却不记得要拿多少老法币兑换金圆券一元，可能是因为那时法币的币值本来就天天在变，如果新币确如所宣布的那样稳定，那么在兑换的限期内兑换比价应该是天天变动的。究竟如何我想只有当时懂经济的人记得了。金圆券发行不多时马上就有风潮，流言纷纷，人心依旧惶惶。记得政府动用警方采取高压手段不许市场上再涨价，谁再兴风作浪要杀头的。但是隐隐然一股潜流似已不可遏制。我虽然懂得很少，但也感觉得到国民党政府那时就像对打仗已经失控一样，对经济，对整个社会都基本失控了。

这时蒋经国来上海了。蒋经国虽然没有什么显赫官职，但是以其“太子”的身份加上早已为人熟知的一些传奇经历和个性格外引人注目。记得早在重庆黄桷垭夏夜乘凉的时候，小叔叔吹得天花乱坠的故事之一就是他在江西受训（他在司法部门当过书记，那时所谓“书记”只是纪录员）时经常见到蒋经国，说他是个朴素、随便而胆大的人，经常和他们学员生活在一起。学员凌晨天未亮就出操，多次看见有一队莫名其妙的人也在远处操兵，但是天色一亮就无影无踪了。这事情引起了惊恐，因为这一带历史上有过多次大战，当兵的战死无数，大概是冤魂不散。在一次出操时大家把蒋经国拉来看，果然又看到了，蒋经国只是用他的宁波话冷淡地说：“对，格（这）是赤佬（鬼），是赤佬，上操，上操，勿用去管其（它）”。

“小蒋”到上海后，以铁面包公的形象在上海刮起了一阵旋风，打了一些“老虎”。他带来一批年轻人在他手下办事，撇开那些原有的官僚。接待上海各阶层的人来访，直接了解民情。大叔叔回家来讲过一件事，说他的一个商界朋友去见蒋经国，事先因为听说小蒋很朴素，他也不敢显得奢华，特意穿了一条麻膏布（当时也算流行的一种白色掺麻，质地较硬挺的面料）的裤子去。但是到那里一看，小蒋穿的是黄斜纹布的裤子，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穿的还是太讲究，在那里还是局促不安。

如所周知蒋经国此次行动最后是灰溜溜地收兵回朝，不了了之。据说是碰到了硬石头，在孔、宋两家太岁头上动了土，宋美龄告了枕头状（虽然不会有人在“枕头”边听见，但人们总会这样设想的），被老蒋金牌召回了。后来共产党的文章则用阶级分析说蒋经国此行无非是为了反动政权的苟延残喘欺骗麻醉人民玩的一个花招。观蒋经国到台湾以后，特别是继任总统以后的表现，他还是有一些去除弊政改良强国的抱负和作为的。金陵梦断的时代蒋政权整个说来已是腐烂透顶，十个包公也无法力挽狂澜，这是小蒋的悲哀。

蒋经国走了之后金圆券就像溃堤一样一泻万里，不多时物价又到了天文数字。无论如何从实际结果看来，发行金圆券一举，是又从老百姓头上残酷地刮了一大把。绝大部分处于中下等地位的人（包括我们家）统统被坑了。只有那些裹挟大量黄金美钞的人毛发无损。

自觉的梦游人

从东北溃逃的新六军军官在我家里留下一箱子军装

报纸上频频传出内战形势日益“吃紧”的消息。原先被吹捧为英雄的王耀武在山东被打垮了；刘峙、杜聿明、卫立煌一个个风头一时的大帅级（行辕主任）人物都成了败军之将。记得报纸上从未明确报道王耀武、杜聿明被俘的事，却大事渲染了“郑洞国壮烈殉国”的消息。至于郑洞国实际上已被俘投降的事我已记不清是解放前就知道还是解放后才得知的。

有一次周末回家，妈妈告诉我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个从东北逃回的军官，他和妈妈的“小六叔”（就是在重庆黄桷垭来我家里住过的那个“六公公”）是在一起的，好像也是云南人。装备精良的王牌新六军在东北溃败了，不知道他是随军撤退还是离队逃跑，反正是带了“六公公”的介绍信路经上海来我家。妈妈说的其它情况我记不得了，只知道他离开时把一个箱子撂在我家里，装的都是军服，他拿着累赘，而且也用不着了。后来这个人从此杳无音信不知去向。解放后已经不可能物归原主了，妈妈从箱子里拿出那些军装，因为那时我的身材已经和那个人一样了，看看我能不能穿。有一套正规的黄呢制服，裤子差不多正好。看了上衣，妈妈说：“这个人是个短手杆儿”，要把袖口放长一点，并染成黑色。我一生没有买过和做过新的呢制服，这件衣服我当作呢中山装穿了很长时间，可惜军装和中山装还是有区别，腰身细（为了束武装皮带）口袋形状也和普通中山装不同，只好将就。还有两件美军的夹衣，一件是浅草绿夹克式的，里子是薄呢的；一件是深草绿短大衣（coat）式的，夹里内穿着束腰带。这些衣服在抗战后社会上也流行着，解放后还有人穿。还有两件美式军衬衫，一件黄卡叽的，一件草绿薄呢的。“香港衫”式的翻领，只是在两边领之间，里面横着一片，看起来好像衬衫里面还有一件一字领的内衣一样。这也不用改，可以直接穿。所以我年轻时代省了不少置外衣的钱。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件衣服本来就可以对付许多年。何况我那时的处境也无需和无法去讲究衣着。

重庆号巡洋舰

战事日紧，国民党在长江一带开始布防。有些天黄浦江上来了一艘巡洋舰，叫“重庆号”，据说是英国来的（不知是英国送的还是从英国购买的）人员也是在英国训练出来的。中国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军舰。小姑姑的一位复旦大学同学姓焦，他也是个耶稣教徒，好像是福建人，我记得除了据他们说是“共产党”的江叔叔和李孃孃以外，焦叔叔也当过我们几天“家庭教师”。他的哥哥就在重庆号上服役。有一天焦叔叔带我们坐小汽艇到重庆号上去参观，它比黄浦江上停过的最大的美国军舰小一些，但是和大叔叔带我们参观过的中兴公司的当家海轮“中兴号”差不多大。焦叔叔的哥哥比他体格宽、壮一些，带领我们参观了舰上炮台、鱼雷和发射装置、漂亮的餐厅、卧室，他很自豪。解放前不多时只听说重庆号被炸沉在海上了，后来知道重庆号上有共产党发动了起义，是起义投共以后不久就被国民党派飞机炸沉的。一直没有听说焦叔叔的哥哥怎么样了。

“逃难”遇难

国民党在徐蚌和东北两大战役大溃败之后，周围开始听到“逃难”之议。清心有几个同学不知不觉再没有见到了。我确实知道的是我们班上一位姓陈的，应该说和他还是比较熟，但现在怎么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清心同学里叫彼德、约翰、保罗、摩西、雅各的都有，他好像用的也是一位圣徒的译名，他是乘江亚轮去台湾的。江亚轮在招商局“江”字系列轮船中本来是比较大的一艘，所以走海上。这次“逃难”大概是因为装载太重，沉没在海里，船上人没有听说有生还的，那位同学当然也是遇难了。这是那年震动全上海的大事件，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亲友，传媒大噪，电台上唱“滑稽”的还专门编了“哭江亚轮”的一唱。解放后许多年，江亚轮被从海底打捞出来，船身已断成两截，割裁以后重新焊接起来比以前小得多了。不久以后又有一艘小一些的“太平轮”也是在载客逃往台湾途中沉在宁波附近了，于是又有“哭太平轮”。

具体什么时间记不清了，突然从乾妈那里传来噩耗，冯友真乘“空中堡垒”（B29飞机）飞台湾中途失事身亡了。他当时还不是自己“逃难”，他这种大人物到时候随时可走，那次大概是去安排中央社迁台之事。不久后官方在上海为冯友真举行了盛大的丧礼，我们那天先去到他家里，乾妈在那里已哭肿了眼睛。他对妈妈说：“平时对他有很多怨气（以前偶然也听她诉说过对冯的不满，这些事我不懂，现在想来冯身居高官，在那时官场风气下，年轻时代的纯情有变，怨气之来可想而知）他一死，这几天我只想得起他的好处，想不起他的坏处来了！”。丧礼在静安寺举行，我一家和乾妈坐一辆小车到那里，静安寺门口已经人山人海，我们往里走的时候新闻记者的闪光灯不断闪烁，乾妈好像早已见惯这种场面，低头走进去时本能地伸出手掌去遮挡镜头。追悼会上是什么大人物讲话我也不清楚，完了以后由军乐队开道从静安寺路向着南京路开始丧礼游行。我们就送乾妈回去了。几年前（已经是21世纪初了）中央电视台利用存档和搜集的大量历史资料，编辑和播放了一套大型的解放战争历史录像片。播放到上海解放前夕那一部分时，那天晚上我眼睛尖，在一个画面上看见一张报纸有一条大标题：“中央社上海分社长冯友真今日公祭出殡”，显然就是那天的报纸。

过些时之后乾妈迁往香港，我大概因为住在学校没有去送。她到香港好像是做服装生意，曾寄给我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红色的钻头翻领的羊毛衫。还有一支红色的“原子笔”（解放后叫“圆珠笔”），在那时还是时髦稀罕的东西，用好材料做得十分精致，装潢外观不亚于派克51型金笔。乾妈与妈妈的书信往来一直维持到解放后，事情结束得既可笑又必然。我那时满怀革命激情以诚挚的态度给乾妈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宣传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分析批判”了冯友真的反动、反人民罪行，劝导她和冯友真彻底划清界限，回到上海来为人民服务，一定有光明的前途。想来大概她接到我的信之后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不敢来信了，从此后消息完全断绝。

“和谈”期间透过来一些“那边”的消息

在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候许多人都会紧张地考虑自己怎么办，傅作义在北京投降以后人人看清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部分人对共产党究竟怎么样并不摸底。蒋介石“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在台上和共产党和谈。家里大人想的事，商量的事我在学校里一概未曾与闻。隐约知道曾有过“走”的议论，还收拾过东西，后来没有下文了。但我从看报纸感觉得到，“和谈”这段缓冲时间有一个解放后的报纸书刊中也未被提到过的效果，那就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思想转折的舆论环境。“和谈”以前在蒋介石政府“戡乱剿匪”方针之下，报刊舆论受到的控制虽然不及后来毛泽东控制舆论那样干净彻底，但对共产党解放区实际情况的报道是被严格封锁的。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虽然薄弱而空洞，引不起太多的注意，也起不到太大的影响，但是至少共产党被称为“匪”，还加上人们半信半疑的“共产共妻”、“杀人如麻”、“人海战术”之说，人们或多或少心存恐惧。而在几个月的“和谈”期间，报纸上的语言有明显转变，不仅口气缓和（例如“共匪”又改成了“中共方面”），而且出现了一些对解放区情况的客观报道，至少是人们从中看到共产党还不是那样青面獠牙，还是有点人情味。还有报道甚至提到解放区的朴素廉洁风气等等，这和国民党那时的腐败透顶一比之下，还使人产生一定程度的期盼。我早两年曾受过江叔叔、李孃孃的影响，对这些报道更为敏感也容易接受。

清心中学有一些学生（主要是高中生）看来是有些“地下活动”（在解放以后肯定得知了这一点）。在庚午宿舍里常常有同学放开喉咙唱歌，特别是在盥洗室洗衣服的时候练嗓子。中外电影歌曲、流行歌曲都有，但是还听到一些新鲜的歌，像“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虹彩妹妹哎哎哎唷，长得好呀么哎哎哎唷…………”这样一些朴实的民歌以前在上海是不大听到的。特别是有一首歌唱的是：“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耕地呀，没人为你做牛羊，………”。因为那时候报纸上看到一些透露解放区见闻的报道文章，这个歌里面“山那边”的好地方很像就是说的解放区（解放以后唱起来就把“山那边呀好地方”改成“解放区呀好地方”了）。那个支教官沉不住气了，他没有直接指责和禁止，而是在一次公开训话里说有人在宿舍里大声唱歌，吵嚷得大家不得安静。还挖苦说：有人喜欢在厕所“蹲坑”的时候放声高唱，那叫做“臭唱”。

我是后来明白的，当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教官”的政治背景，所以根本没有想到他这些话的用意。我想那些唱的人是明白他的弦外之音是在下警告的。

我想不少人在这期间对于如何接受政局变化，心理是有所调整改变的。到最后时刻工商界的人走了一些，但相当多的人留下来了，虽然心里或多或少还惴惴然。

我们没有走

我家为什么没有走，或者说爸爸和大叔叔为什么决定不走，当时我一无所知而且长时间都没有去想过、问过。爸爸不走的原因。直到爸爸去世后，才从他的“交代材料”中得知其大概。爸爸在东南公司的地位撇开头衔不谈，实际上他是负责具体经营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叫王启华。但他们都算不上是老板，大老板主要是交通银行信托部的屈用中，还有几个大股东（即常务董事），爸爸在里面只搭了一点小股份，凡有重大决策变迁他都作不了主。商界的关系结构复杂交错，金融与实业、此公司与彼公司、官办机构与私人股份公司交叉渗透盘根结错。我分析了爸爸写的几分材料，能否起决定作用，一是要看有没有官方权力背景和社会关系，二要看是不是资金的所有者。没有这两条，尽管爸爸当了经理、副总经理，都是替人跑腿的。局势急转的时候屈用中决定结束东南公司，把资产转到香港在那里重起炉灶。棉花、青海羊毛等大宗货物全部南下。还有一艘5000吨的“福南”轮（从国外买回时是爸爸到香港去验收的，所以船到上海后就带我到船上去参观过），其中东南公司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连带屈用中的个人股份原来都归在屈用中名下，船由重庆时期主持过大达公司的杨管北为总经理的益祥轮船公司经营，此时随益祥公司去了台湾。东南公司已结束，这艘船实际上只与屈用中有关了。爸爸在材料里说：“曾经想过跟别人去香港”，跟谁？按当时情况只有屈用中，说明曾有过此议，可以被带出去，家里一度收拾行李就是在“想过”的那个时候。最后他自己决定不去，是因为自己没有实力（主要是没有足够的钱），对去那里的前途没有信心，宁可留在上海等解放。实际上东南公司走了的只有大老板屈用中一个人，其他全部留下了，而留在上海作为善后的资金只有三百块美金，以及东南公司的办公用房和用品，还有东南木行的几所木房子。

大叔叔为什么没有走，我知道得更少了。解放后1949年冬天他代表上海航运界赴北京参加全国航务会议后被政府派往香港向已迁去的私营航界人士传达人民政府对私营航业的政策，劝告动员他们连公司带船回大陆来。据说此去是有成效的，至少他自己所主持的裕中公司和船全部回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得知特首是董建华，那年九月我去上海时大叔叔才对我说起，他那次去香港时董建华的父亲（他们在上海时是同行老友）反过来劝他去香港发展。为什么他没有听呢？他说一方面他自己有两个家，七八个孩子，在上海是分两边住的，到香港怎么办？另一方面看到当时的香港情况不好，去到那里前途难卜。如果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真诚和稳定的，还是留在上海好。我想这也就是他在解放军打进上海前就已决定留着不走的原因。

炮声中的安宁日子

解放军过江了，仗就要打到上海来了，学校里上课的人逐渐七零八落，倒是我们这个班还济济一堂。有一天化学课，“榆木头”先生进来一看说：“嗬！你们这里还是人丁兴旺啊”。在陈拱龢先生的管理调教下，我们这个班的班风是比其它班严整些。等到上海已听到炮声的时候记不清是学校停了课还是家里不放心（学校离家很远）我就没有去学校了。

守上海的总指挥是汤恩伯，他一向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常败将军”闻名。这次他又称宣称“誓死保卫大上海”，“上海城防固若金汤”。利用报纸、电台、街上标语等大造声势。一两年前在上海热热闹闹竞选“国大代表”的方治、潘公展也上电台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一些地方筑起了钢筋水泥的碉堡，包括南京路在内的不少马路上用装满沙的麻袋堆起了街垒工事。看到了戴起钢盔的兵。

一般人对上海市内的斗争一无所知，但我记得当时以“扰乱经济”、“扰乱金融”的罪名枪毙了一批人。有一天报纸上登出了枪毙“银元贩子”王孝和等的新闻，还登出了王孝和临刑前昂首挺胸的照片。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哪张报纸，也记不清楚我自己是在解放以后才知道王孝和是领导地下工人斗争的共产党烈士还是从当时的报纸上已经有所知晓 。但是却记得在看到这个连同照片的报道时我已经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这个人不是什么“银元贩子”。很可能这份报纸在报道“枪毙银元贩子”的消息时配上这张照片就是用心良苦的。国民党虽然有“新闻检查”，但还从来没有做到过毛泽东时代那样彻底的“舆论一律”。和谈”时期能冒出明显不同的声音就是一例。

终于听到远远的枪炮声了，仗已经打到上海了。早两年有一位从德清乡下来上海，经大叔叔介绍在上海工作并长时间住在我们家的亲戚，他叫胡炽麟。和爸爸他们是堂兄弟，比爸爸小些，比大叔叔大些。所以我叫他“炽麟叔叔”，而仲威他们就叫他“乡下大伯”，连田田和季威也跟着他们那样叫。季威当时还还说不好话，叫成了：“阿呜大伯”（上海小孩叫老虎就叫“阿呜”）。结果除了我以外他们都反过来跟着季威叫起“阿呜大伯”来了。这可能有道理，这个叫法虽然滑稽，但在季威的新发明之前叫“乡下大伯”，对人家更不恭敬。他说一口和祖父祖母一样的德清乡土话，而且口吃得厉害。但他又特别的话多，还喜欢说笑话，所以听他说话是很过瘾的。苹苹在解放前后都曾一套一套地学他说话来开心。他又很随和，在我们家里和大人小孩都处得很融洽。那几天炮声越来越近，我们常到屋顶露台上去听，我听着那声音主要是从浦东方向来的。有一天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窗玻璃都震颤起来。“阿呜大伯”正在祖父母的房间里坐着说话，听到这一声，马上抱着方桌子的脚往下滑，蹲坐在地上，口里喊着：“啊呀du——du——du——m（他叫我们祖母叫‘大伯母’按家乡话就叫成：‘du m’），勿——勿——勿——得了！”。后来这句话又是苹苹连学带做，叫大家开心得食欲大增。

还有一样使居民恐慌的事，就是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闯到街道里弄骚扰抢劫，有的还拿着枪，伤兵都是脾气特别暴躁，横了心不顾一切的，所以最叫人害怕。听说也有的伤兵是来强要平民衣服，把军装换下来逃走的。我们家侥幸没有被光顾。

过了一个静悄悄的晚上，迎来“解放区的天”

大概是在解放军进来的前两三天，电台上宣称“国军”在“大上海保卫战”中取得巨大胜利。街上张贴标语横幅，店家挂出国旗，庆祝战事“大捷”。就在这时候东长治路上看到十轮卡载着一车一车的“国军”开过，不知去往何方。此后就寂静下来了，后来才知道“庆祝大捷”是汤恩伯退出上海时用的金蝉脱壳计。那是仲春时节，我到许多年以后才从报纸上的回忆录和纪录影片上知道，解放军占领全上海那一天，市区里发生过剧烈的战斗。但是我家所在的虹口区没有战事，一个静悄悄的夜晚在平常一样的睡梦中过去。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有人来说马路边睡着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不敲门、不进屋、不扰民。白天打开“无线电”，里面播出来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一首兴奋欢快的男女大众齐唱歌曲响彻街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记得第一天是一个明朗的五月天。

我快要满十四岁了，那些日子“啊呜大伯”总是取笑我怎么最近说起话来像个“破毛竹筒”，发育阶段嗓音变得特别粗。也就是说正当国家“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候，我恰好在结束儿童少年时期，进入青春时期。

我将迎来一个火红的青春，然后。………后话再叙。

自觉的梦游人

胡伯威，上海人，1935年生于南京。抗日战争时随父母颠沛昆明和重庆。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错划为“右派”。“摘帽”后，在武汉从事天气预报和气象研究工作。退休前曾任国家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