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

老木匠

『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1962-1970）

作者：lwg1945  

发表日期：2011-7-12 16:20:00 回复  
   
    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和其后至1970年的农场生活。全方位展现了那个“书上没有，老师不讲”的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涯。本科在校六年和一年半的农场锻炼，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学生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种角色的转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这段时间，正是左倾错误干扰社会主义事业、折腾全国人民最厉害的时期。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绝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和其它回忆录不同的是，本文不只是对个人经历的回顾，也是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深入讨论。文章采用了回顾与反思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叙事与政论相结合，涉及到当时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对同龄人还是当代年轻人都会有较大的感触和启示，会更好地理解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讲到“不折腾”的深刻含义。

本文为纪实作品。讲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实姓。具体事例如有不实，可当面指正。

笔者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外活动
5世界风云
　　6课堂教学
　　7“清理反动派学生”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1） 问题的提出
　　（2） 整装出发
　　（3） 初涉农村
　　2以社会为课堂
　　（1） 同吃
　　（2） 同住
　　（3） 同劳动
　　3运动过程
　　（1）前后十条
　　（2）二十三条
　　4运动后遗症
　　（1） 个人感受
　　（2） 投下阴影
　　（3） 也说大饥荒
　　（4） 引发文革
　　三，实践教学
　　1总统府
　　2教改感受
　　3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狂潮骤起
　　（1） 大字报
　　（2） 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 郭影秋
　　（2） 大辩论
　　3红卫兵
　　（1） 工作组之争
　　（2） 造反有理
　　（3）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 恐怖“红八月”
　　（5） “联动”的结局
　　（6） 再说红卫兵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两派的由来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4) 武汉”七二0”事件
　　 6打倒帝修反
　　（1） 苏联大使馆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 批斗日共代表
　　（4） 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形势分析
　　(2) 攻打红楼
　　(3) 相互抓捕
　　(4) “夜袭兵工厂”
　　(5) “捣毁野猪林”
　　(6) 血染操场
　　(7)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1）看透极左本质
　　（2）坚持做个人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5躲过一劫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劳动与军训
　　3艰苦生活
　　4．徐州
　　（1）长途拉练
　　（2）住院治疗
　　（3）怀旧
　　5．湖西“肃托”事件
　　6．沉重压力
　　七．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林昭，张志新，林希翎
　　3留下记忆
　　4以史为鉴
　　5历史教训
　　（1）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2）彻底抛弃专制思维
　　（3）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6不应回避
　　7厘清思想
　　（1） 左倾思想存在的原因
　　（2） 什么是左和右
　　（3） 正确处理当前社会矛盾
　　 （4）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8面向未来
　　9写作说明
　　（1） 写作原则
　　（2） 几点说明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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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再来拉一回超长列车

这个作者是上海同乡，读来非常亲切

老木匠

————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上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当然，勿用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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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到的溧阳路四小，是我姑姑当语文老师的地方，是个民办小学

红旗中学，是我大哥的学校。这个学校当年是虹口区操场最大的中学。正因为有地皮，后来虹口教育局变着法子蚕食地皮。先是把这个学校改成体校，后来改成“行知艺术学校”，艺术学校当然用不着大操场，就为虹口区教育局增加了几栋教工宿舍

老木匠

　　一．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了。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看看我将去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知道了录取的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但在全校是遥遥领先的。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他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里，底层的一小间，屋里很简朴，像是单人住。他对我们班级、对我们同学是尽心尽职的。他在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

　　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中国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技巧上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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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乃武老师，他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这是长春公寓，原来是日本人建的。

老木匠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绝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很多站连地名也没有，就叫几零几公里，甚至连个站台也没有，就在路基上下车。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

　　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所震撼。过泰山、过黄河时，都已是半夜，虽一夜未眠，也只是耳闻站名，未能见真容。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很多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还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十八年求学过程中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不知道怎么做。而只有我交了，卷子上还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应该怎么做。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作为高考的过来人，在此谈一下，对我国高考制度的认识。我觉得，在现有的社会构架下，现行高考制度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不少人批评它为“一考定终身”。但是问题不在于“一考”，而在于“定终身”。现在对高考制度的修正，老是在考几门、考几次上兜圈子，那是没有出路的，那顶多是改变而不是改革。关键在于“定终身”，在于在我们的社会里，缺少人才能够多元化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底层群众能够经过自己努力而使自己社会地位有所上升的渠道太少、太窄。这些上升渠道相当大的部分被“官后代”、“富后代”所占据（“富后代”中的一大部分也是“官后代”），剩下一些的相当大部分也要经过他们那个圈子的许可，而这种许可的公正性又要打很大的折扣。真正能不靠关系靠努力而上来，第一步那就是高考。广大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走这条路，所以有“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说法。而且，尽管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比我们那时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高考对学生、对家长的压力依旧不减，原因就在于此。独木桥虽然加宽了，却依旧是独木桥，几乎没有别的路。高考的公正合理，代替不了人才选拔、任用、晋升的公正合理，而后者才是关键之所在。所以，改革高考制度、减轻学生负担、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主要责任不在教育部门，不在学校，更不在教师，而在于社会体制改革，在于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民主、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在于每个人都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自身努力来改变自身状况。否则，前面讲的那些改变，都不过是浮云。
　　

老木匠

　　那时的高考分为三类:理工类、文史类、医农类。语文、政治为每类必考。当然考文科的这两门，题目难度要大一些，语文科目的总分要高一些。另外，文科考历史地理，理工类考物理化学，医科除理化再加考生物。外语，因为那时农村中学的教学条件差距太大而不考。

　　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按说应该早点下学去工作，但是我初中毕业时尚不到报考中专的最低年龄（15岁），只能考高中，而考高中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所以我在初三就决定以后考文科。在高一语文书的封面，就写上了：“向北大进军”，以自我鞭策。那时，我还没听说过我以后要去的人民大学。文科的四门，我都学得很好。虽然文理在分科上很彻底，但分科的时间很晚，直到高三下学期开始后才分班。复习一个多月后，便各自在家看书，所以对文科班的同学几乎没有印象。

　　文科的招收和报考人数都很少，大约只占总数的一二成，而且大都是师范院校。考文科的同学大体有两种情况，或真的喜欢文史，或数学不行。我所以报文科，这两个原因都有。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到高中后就基本放弃数学，只求及格就行。理化还不错，是以前一直比较喜欢。
　　
　　要讲学习方法，我的特点是由喜欢知识到喜欢阅读。由于大量的阅读，使大脑中的知识有了相当的规模，形成了网状体系，新的知识很容易附着上去。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自己还觉得乐在其中。我不喜欢背书，所以外语不行。尽管作文不错，也不喜欢背古诗和课文，以至于语文老师也不叫我在课堂上背书。由于不去化时间背书，数学几乎放弃，外语又不行，所以精力都放到了文史时政上，这些方面学习好，也就没什么可稀奇的了。对这些课的学习已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教材作为基本依据，只是个出发点，自己出去找书看。这种方法拿到现在，恐怕是不行了。

、　　我的看书往往到了没有书可看的地步：想了解某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那方面的书，以至于后来激起了自己写书的想法。之所以没有这些书，想必读者也能知道这些原因。这种状况，现在要好多了，但某种程度上也还有。比如，本文将会引用很多公开出版物的材料，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读者再要找到它们恐怕也不容易了。笔者之所以写本文，之所以写《革命四十年》，也是想部分填补有些读者希望了解那段曾经岁月的记录空缺。

　　在摇晃的思绪中，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老木匠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西四、阜内那些地方，如果不看路上有无轨电车，光看街边铺子的话，就跟农村的集镇差不多。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神往、忘了自我。

　　再就是那个动物园。我很喜欢看动物园，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那儿的动物园。上海的西郊动物园，当然不错。不象城隍庙九曲桥旁那个就一间屋子的动物园，最大的笼子才一二米长，而且还是笼子叠笼子，里面关着黑熊、猴子这些，看了都叫人难受。不过在上海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西郊又远，每次要在静安寺排很长的队转车，故而很少有机会去。而北京动物园离人大较近，是从人大出来进城换车的必经之地，所以能常去。

　　北京的气候不算差，比较干燥，觉得反而比南方好。每到“五一”前后，便有种浓郁的春天气息。那绿树，那红花，那蓝天，真叫人陶醉。人大校门口的大路很宽，除了来去两条车行道外，那就是比车行道更宽得多的泥土，和泥土里的草、泥土里的树。春天里，那嫩绿的新叶，像冬雪般漫天飘落的柳絮，和地上羊群似翻滚向前的絮团，那才是春天。不像在上海，有的是拥挤嘈杂的人群、房屋、街道，而看不到半点泥土。北京的夏天不算很热，晚上又挺凉爽。尤其是九、十月份，国庆前后，秋高气爽，真是好。冬天也不很冷，有时气温已到零下五、六度，看水池边的冰碴冻得厚厚的，要是在上海这样的温度可是冷得不得了。但在北京，可能是气候干燥、皮肤散热慢的缘故，并没有觉得想象中的冷。只是早春季节风沙较大，市区里常见好多女同志到时用白纱巾把头部肩部包得严严实实，成了一道很特殊的风景线（学校里没有这样打扮的）。

　　大概是1965年底，还经历过一次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沙尘暴。那时上午十点左右。忽然，天暗了下来，不一会，越来越暗。听到走廊里有人在喊：“快关紧门窗，来沙尘暴了。”接着是一阵关门关窗声。天黑得很厉害，黑得跟深夜一样。太阳像朦胧的月亮。只见对面楼房亮起的灯光，不像平常夜晚的白色和黄色，而是很怪异的蓝荧荧的光。再一会，狂风骤起，风沙大作，玻璃窗上打得沙沙作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又渐渐静了下来。天色又渐渐变亮，但整个天空一片灰蒙。下课后，走出教学楼，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味，地上、树上、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五排两层的灰楼。每一排都是单面的房间，开门就是外面。冬天的夜里，出去上厕所，那是很冷的。我是在其中北三楼的108室。除了北五楼，还有南五楼。平房也是五排为一堆，叫处，有南五处、北五处。这些房子，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在这儿提一下，也算是留在纸面上。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北五楼的西面，有个100×50米的人工湖，是个长方形的水塘，单调得很，无景色可言。只是冬天可用来滑冰，还不错。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我在校期间除了后来文革大串联之外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但简朴也有简朴的美。老图书馆南面的砂土路，路边还有几处小小的树林，作为从那个十分拥挤嘈杂的城市来的人，我就很喜欢，尽管在别人看来那只能叫树丛。我还常常喜欢拿着马扎钻进那树丛里看书，顺便看看那树影婆娑，看那地上的蚂蚁在爬，蚂蚱在跳，甚至有一次还看到一只蹦跶的小青蛙。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心理也太幼稚可笑。

　　当然，也有讨厌的，那就是苍蝇，尤其是后来搬到东风三楼，那苍蝇特别多。而且那玩艺儿还狡猾得很，你要去打它，它们就都飞到天花板下的电灯线上。短短的这么一截就停了好几、十来个。拍上去，那线是软的，轰的一声，飞得满屋都是，讨厌得很。在上海，因为经过1958年的消灭“四害”（是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麻雀后来改为臭虫），那苍蝇不是很多了。人大的校园环境挺干净的，屋里屋外还挺卫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些的苍蝇。

　　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参加国庆的庆祝活动。第一年，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花。随着号令举起不同颜色的纸花，以组成广场上不同的宏大图案。游行结束，便一起向前涌去直到金水桥边。由于自己近视，对城楼上的领导人，只能看个大概起。

　　从1963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十点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

　　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东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要步行很长的路，往往要走到西四、甚至更远才能上车回校。吃完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不过参加国庆游行，也是有点代价的。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因为长时间地练习整步走，腰部往往震动受累。也可能是因为体质的欠缺，也可能是因为训练的强度过大，我有了点腰疼。那时，刚开始有激素类的药物（强的松），吃了效果很好，但对胃肠刺激很大。这些问题，后来在部队农场劳动时变严重了，这等以后再说。

　　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

　　上铁道学院的吴芬同学，是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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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园生活

　　生活上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开始时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很少一点（大约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第二年，大学生的伙食标准由每月九元提高到了十二元五角，粮食定量由28斤提高到32-36斤，生活就有了明显好转。
　　
　　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饿肚子，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那时，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消化道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

　　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饿肚子，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那时，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消化道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

　　我的哥哥那时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他们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各自回家，高年级学生则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挖野菜，就那么容易么？你挖了，别人挖什么？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入学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他们两位又来体检。一位男同学留到下一级，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比较优秀的，本想单独写一节“我的同学”。但因为大多数久未联系，不知近况，未经同意，也不好多说。我就想讲一位从南京考来的同学。他的家境相当于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非常地优秀，上的是全省一流的南师附中，在高中就入了党。这在中学生中，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还是鼓楼区人大代表。我还想起了小学的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出身更贫寒。他家是在弄堂的拐角，临时用两堵墙挡了个几平方的地方，不但没有窗，连个屋顶也没有，上面就搭了块蓬布。家里一张桌子也没有，墙角摆着一个炉子、两个板凳，锅碗就放在地上，书就在枕头边。然而，他却非常优秀，不但读书好，而且品德高尚、为人真诚、懂事得体而又能干，远超过同龄的孩子，令人敬佩。可惜他早在毕业前就转走了，再没音讯（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遇上了“拆违”）。

　　我讲这些，是想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有过这样出色的孩子。不否认也可能有，只是我没见过。我不是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的孩子，而是说在我见过的那类人群里没有这样懂事的孩子。不由再想到，今天外来工的孩子还能上南师附中么？还能考上人大么？我们省一位副省长很感慨地说：“我是农民的孩子，上的是农村的中学，后来考上了大学，现在成了领导。可是，今天农村的孩子，还能走上这条路么？很难了。”这也是现在与过去、有幸与不幸之辩证。一言难尽啊，扯远了。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住在同一楼舍内的，全国高校独此一家。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是中间两个：104和105室，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也很少有谈恋爱的，而且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有网友想叫我谈谈那时大学生的恋情，我想了想，真是没有更多的好说。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那么地熟悉，熟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其他想法。熟悉到，有次，一位女同学还喊我：“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去洗澡吧。”于是，两人回宿舍（也就是隔了两个门）拿着脸盆，放上毛巾肥皂，就一起往澡堂走去了。这事放到今天，一定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常，无论是自己、是对方、还是别人，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那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气氛。常能看到男女同学间也很接近，但没有那种亲昵的情侣之状。男同学当然也有胆子大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壮举是：有一次我们年级两个班下了课一起往回走，经过操场，女同学在前面走，男同学在后面。邻班的一位男同学突发奇想，对另一位同学说：“你敢上去抱她一把？”（她，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他们班的班花了。）听得此言的那位同学居然二话没说，上去就从身后把那位女同学横着抱了起来。男同学们一阵欢呼，女同学们也哈哈大笑。她本人也很大方，知道不是恶意，并没有什么恼怒。这大概是这几年中男女同学间最出格的一次了。

　　那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气氛。常能看到男女同学间也很接近，但没有那种亲昵的情侣之状。男同学当然也有胆子大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壮举是：有一次我们年级两个班下了课一起往回走，经过操场，女同学在前面走，男同学在后面。邻班的一位男同学突发奇想，对另一位同学说：“你敢上去抱她一把？”（她，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他们班的班花了。）听得此言的那位同学居然二话没说，上去就从身后把那位女同学横着抱了起来。男同学们一阵欢呼，女同学们也哈哈大笑。她本人也很大方，知道不是恶意，并没有什么恼怒。这大概是这几年中男女同学间最出格的一次了。

　　我们班的女同学，到离校时，多数也都有了对象。大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方都是本校的同学，同年级的或高年级的，这说明那时同学们的活动范围还比较有限。二是，这种事当事人不张扬，别人也不在意、不惊讶，大家都很低调、很平常。

　　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据说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人大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可能是与以前招收的都是三十往上的调干生有关。
　　
　　住的是八人一个大房间（实住七人），四个上下的双人床，每人一个课桌，再没有别的设施。东西就放在床底下。常有人在床架上钉块木板放书。冬天，中间生个火炉，每人轮流负责。作为南方人，我很喜欢在炉盖上烤馒头片，焦黄酥脆很好吃。只是舍不得，因为那样太不经吃，一个馒头不当回事就没了。有位天津的李同学，他父亲是位技师。过来时，还帮我们用粗铁丝扎了个烤馒头的架子。那手艺很纯熟，做出来的架子很标准，该直的地方笔直，该弯的地方就是90度，倒底是工人师傅啊。不象我们自己做的，弯弯扭扭，别提多丑了。
　　
　　那时,食堂的打饭是这样的:每顿就一个菜。饭票上，没有金额，只标明日期和早中晚。上午没课的班级，轮流去食堂帮橱，干些捡菜、洗菜之类的活，而且提前吃饭。开饭时，还要给来就餐的同学们打菜。为了显示公平，打菜时不能抬头看人，以防别人说你打得有多有少。等着打饭的队伍排得又很长，所以就只管低头接碗，飞快地往里舀上等量的一碗，再接下一个碗，都练出这本领了。
　　
　　菜是等量的，可饭量有大小。不过，只听说不够吃的，几乎没听说吃不了的。

　　饭碗由各人自备。吃完饭，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前就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如果有熟悉的女同学，你就可以把碗递给她，说声：“帮我洗一下吧。”甚至连“不好意思”都不一定要说。
　　
　　难得也有热闹的时候。1963年的元旦，食堂发给每班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馅，回来各班自己包饺子，再自己去食堂大锅里下。班里的同学多数不会包，我则连看也没看见过。大家在宿舍里，把桌子拼起来，由北京的女同学当指导，一起动手，热热闹闹地包了会、吃了会饺子。当然，包的过程比吃的过程还要热闹。

　　人大的校园，当时自己的感觉还挺大的，长宽差不多都有一千多米，够自己走的。里面住了约有一万人，二千五的学生，二千五的教工，五千的家属。靠近中心区有一些商业、生活设施，比如商店、菜场、书店、邮局、理发馆、洗澡堂，一个院子里能有这么些，还觉得挺希奇。但饭店、小吃部这些还没有。

　　教室，除了在全校最大的楼房——三层半的教学办公楼里有二三十个教室外，其余的都在一排排灰色的平房里。里面的光线也不亮。课椅倒是很实在，木头很厚，右侧还有个弯的平板，用来放书和笔记。没有桌子。
　　

老木匠

　　4．课外活动

　　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从双榆树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院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体育方面，别的项目不行，唯有滑冰还可以。在上海时，我也会旱冰。这在中学生中，尤其是像我这样看起来循规蹈矩的中学生中，还是很少有的。由于经济的原因，和社会上对滑旱冰少年的不良印象，我也很少有机会去，家里都不知道我会那玩艺儿。至今，我也希望家长们对孩子少一些偏见，多一些宽容，尽量放手让他们去发展。但是在北京，每年冬天可滑的时间也不多，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小丫头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在大学里，看电影的机会多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露天电影，在文化广场放，五分钱一张票。文化广场是原教学办公楼北侧的一个一万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它的西面有个朝东的舞台，是人民大学当时的主要集会场所。在中学时，是很少看的，只有学校统一组织时才能去电影院，一角五至二角五一张，一学期也就是一两次。看电影，人大的学生很方便，我们每人有一个板凳和一个马扎。开大会时，每人拿着一个马扎排队进场，是人大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很能体现人大的革命传统。人大的前身，在延安时期是陕北公学。看电影时，拿马扎的坐前面，拿板凳的坐后面，都很自觉。人实在多的时候，就到幕布后面看反面的，也挺有意思。

　　刚到北京时，周末还有举行交谊舞会的。舞池就在老图书馆南侧的水泥坪。班上除了北京的两位女同学，别人都不会。我们也只有在边上愣愣地看着，像个傻小子似的。没过几个月，1963年春，就不让跳了，说是修正主义。只有中南海里的舞会一直没停。

　　当然，我们也有跳舞的机会，那就是每年九月份，下午常常要拿出时间来训练集体舞，以备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时用。
　　*
　　参加体力劳动，在校内期间也不多。不像在中学时，初三就下乡到宝山干了两个星期的农活，那时才十四岁，以后每星期都要安排半天劳动。在人大正规教学期间，很少有专门安排干活，除了去食堂帮厨。只有1965年秋，有一阵子，为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在校内挖人防工事。就在校门北面红楼东面靠马路的那块空地上，每个防空洞也就是二三十米长，说不好听，就跟挖白菜窖差不多。挖个沟，上面搭上席子，盖上土，仅此而已，第二年就都塌了。我还劝过在那儿钻洞玩的小孩，别在这玩，太危险了。

　　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学术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比如：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有掏粪工人时传祥，有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杨英杰、外交部长助理龚澎、驻英大使宦乡、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体协会长马约翰，还有下乡知青侯隽等。

　　至今印象比较深的有：李瑞环同志，他那时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型。虽然是个工人，但报告非常风趣精彩。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一段：有次在公交车上，因为急刹车，他不小心碰到前面的一位妇女，那妇女用北京话生气地说：“德性！”他幽默地说：“同志，这不是德性，这是惯性。”讲得全场大笑。九十年代后，李成了国家领导人，这件事也成了社会上流行的一个段子。
　　
　　时传祥是位淘粪工人，因为勤勤恳恳几十年而树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受到刘少奇接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接见的照片，以显示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和国家主席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文革期间，当然也就跟着国家主席倒霉，横遭迫害，致病致残，被赶回原籍。好在当时还留了条命，真是不易。

　　张秉贵是糖果柜台的售货员，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典型，尤以“一抓准、一口清”称著。你要几斤几两，他一把就能抓出来，一口就能说得多少钱。那是多年苦练基本功的结果。

　　我们班在这方面也很积极，但是却没讨好。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相互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也是和我们同级的人大学生，在一间平房教室里来我们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此处可参见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六章学雷锋。）

　　网友们也不用追问，那天这位同学说了些什么，就像不要再问张思德是因为烧什么而死了。

　　一般人都以为，学雷锋，就是要助人为乐、去做好人好事，这是人们首先想到的。这对于缓和当时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社会气氛，缓和比较紧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现在好多人学雷锋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朴素的善良的想法很可以理解。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有点简单化了，就小看了发起者的用心良苦。
　　
　　学雷锋活动的实质，是雷锋日记中最核心的那段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还特地加上了第三句：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大笔一挥，号召大家要向雷锋学习。这期间，左倾思潮的强化在各个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不久后开展的城乡社教运动，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对杨献珍、孙冶芳、吴晗、邵筌麟和电影《早春二月》、小说《刘志丹》等的批判），中苏论战、反修论调的升温，以及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等。这最后一点，林彪借着学雷锋所作的鼓噪，就是意图为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是把学雷锋作为造神运动的一个环节。当然，广大群众做好人好事的良好愿望与这些是两回事。

　　雷锋是个极聪明极机灵的人。我一直很奇怪这样一个聪明机灵的汽车班班长怎么会被他自己指挥的缓慢倒开的车所碰倒的晾衣服杆子砸中而死去，而且还是汽车压了铁丝，铁丝再拉倒了它所栓的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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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世界风云

　　北京作为首都，是个政治空气很浓的城市。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困难时期的阴影，国内政治方面还有些沉闷，而在国际政治方面就表现得很充分，就像是个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大旋涡。

　　还是从男女同学住同一楼宿开始说起。1965年，我们从湖南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那是个筒子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男女同学在一个楼。法律系男生在一楼，我们计统系男生在三、四楼，两个系的女生在二楼。我是在三楼西侧楼梯道东面的第二个房间。我们楼层里的最西侧，还有几个空房间。
　　
　　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昼伏夜行、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进了我们的楼层，住在最西面的那几间，也就是和我隔了一二个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这回是和外国女孩子“朝夕相处”了。这些越南女孩比中国女孩更能闹，从早到晚，满楼道里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不多时间，我们有的同学还跟她们学了几句越南话。1966年夏，由于文革的开展，一是国内环境已没有正常学习的条件，二是中越关系开始有了微妙变化，她们只能撤回本国。听到这个决定，刚才还在学着斗走资派的模样、装鬼脸、嘻笑着的她们，刹时间就花容失色。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

　　在大学里，外事方面，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

　　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还有难得一来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听说某校有个学生在迎宾车队临近时，不知什么原因把手中举的牌子横了下来，警察以为要谋图不轨，上去掐了脖子就拖了下来。这之后，我们大家都更加规矩、不敢乱说乱动了。
　　
　　还有好几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百万人群众大会。印象中有：1964年的支持巴拿马人民、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总之，忙得很，事儿多得很。这时，置身于天安门广场，真是人如海，歌如潮，红旗翻卷，吼声震天，很有那种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的感受，真的就像置身于世界革命的中心。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对法西斯势力的决定性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就小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小看了它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1965年秋，国际上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错误判断形势，低估对手力量，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这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被杀得几乎销声匿迹，直到今天。

　　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皮肤稍黑，跟我们班开过一次座谈会，华语讲得还挺好，对中国的情况还挺熟悉。那天，他们两人穿着黑色的西服。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看到穿西服的人。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这个事件也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进程。尽管越南共产党在南越的武装渗透屡屡得手，但整个东南亚范围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产党左派运动（包括马共、缅共、菲共、泰共等）因此而元气大伤，走向了下坡路。

　　这次事件，中方所起的作用和所受的影响，国际上有很多评论，但我们自己没讲。这年冬，外交部亚洲司的一位领导来人大作报告，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这次事件的情况，比如印尼共总书记艾地的下落等（当时艾地失踪，传说甚多，有说是躲进了中方机构，以致印尼军方悍然武装搜查中国大使馆，两国因此而断交多年。两个月后，确认艾地已遇害，被杀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被查实）。但对这个问题，也没说，尽管中方的介入是很深的。就像后来的波尔布特红色高棉事件，同样有这问题。国际上对此评论很多，而我们自己也没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应该说中方的国际影响受到了较大的损伤。

　　那几年，国际政治方面有些内部影片和内部展览。1963年就曾看过一部讲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资料片，有苏联船只接受美国海军检查的镜头。当时中苏分歧尚未公开，但那内部解说词对苏联已是相当的贬低和蔑视，说那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那次事件是卡斯特罗政权在受到美国威胁后宣布投入社会主义阵营。苏方大喜过望，一时冲动把导弹运到了古巴。美方急得跳了起来，死活不干，封锁了古巴海域。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骤然降临在全世界的面前。最后以苏方让步而结束。显然苏方在战略战术上均有失策之处。这次事件是二战后冷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后，苏美双方都避免直接碰撞，改为代理人争斗。

　　那年秋，还组织去军事博物馆看过关于中印边界战的一个内部展览。见到了所缴获的印军使用的苏联装备。那上面的红五星，是那样的醒目。在中印关系上，苏方明里暗里地支持印度。中苏分歧不但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国家关系上也已显现。尽管报上还没公开说，就知道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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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课堂教学

　　人大的老师和员工都很认真勤勉。如果说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去过的单位和学校难免都有些不够满意的人，但人大是例外，那种人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在我离校十多年之后，也进了学校当老师，但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我当年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给我寄来香港版的统计学，救了我的急。而他自己也是颠沛在外，刚回人大不久。即使是在系办公室里搞行政的任主任、王秘书、翟秘书、金秘书，那样地关心学生、尽职尽力，我至今印象很深。母校的老师，是种无形的巨大的召唤，使我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努力去做一个让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说到所学的专业——统计专业，还有点不一般。之前，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一入学，听老师说，统计可重要啦。它会涉及到一些机密资料，涉及到国家的重大经济数据，使我们这些刚进校的学生，直觉得肩上的责任还真重啊。尤其是，老师还说，以前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军统特务，他们的全称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都是打的统计的牌子，可见统计不一般啊，更是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学习的时候知道，统计学科既有文科的成分，属经济类，又有理科的成分，要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会数量分析这些。那时的统计学属文科，高考就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在当时文理科分得很开的情况下，这样的专业还是很少的。再以后知道，仅就统计两个字来说，其范围可宽可窄，其内容可深可浅。到了社会上，更知道统计是个典型的无钱无权的清水衙门。这对于我这样的没有更多物质欲望的人来说，倒也没有更多的幽怨。从现在看，学统计专业，对我的影响是，使我既有文科较强的社会意识，又有理科较为慎密的逻辑和思辩。

　　那时的教学很严谨。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老师整堂地讲，学生整堂地记。我是几乎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课后再加以归纳整理，用横杠、黑点这些划出要点。学校一方面，很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去啃那些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同时，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多，涉及面广。比如我们统计专业，不但要学各个部门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商业统计等），在学这些之前还要先学各个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等），同时还要学工业技术（从金属冶炼到机械制造）、农业技术（各种作物的种植栽培）、商品学（使我知道了各种商品知识，如纺织品的分类与鉴别、不同护肤化妆品的成份与功能等）。尽管大部分课程，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没学成。但这样的安排，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是很有用处。现在有句话叫宽口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考试形式比较多，除了通常的闭卷笔试，还有口试、讨论式、作文式等。尤其是口试这种方式还挺新鲜。定下考试时间后，要抱上一大堆书去。而后在老师那儿抽签，签上有两道题，可仍选一题。自己翻书翻资料，准备一到两个小时，列出答题提纲。轮到自己后，到老师面前讲15分钟左右，而后老师根据答题情况进行追问。这种办法，抄袭和死背都用不上，也用不着。学生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度，都表露无遗。对于社会学科来说，这确实是种很好的考核办法。

　　我当老师后也曾试用过口试，学生们很欢迎，反应很热烈。试下来之后，才知道对教师的工作量太大。批阅个书面卷子可以一目十行地过去，一个班的卷子半天就改完。而口试要一句一句地听，还要互相讨论，当场给出结论，怪不得现在都不用了。记分方式除了百分制，还有五分制、二级记分制等，后面这些，现在也都不用了。对于文科学习的考核，很多情况下，确实很难精确到1%、2%，那样反而不科学。
　　
　　人大的教学，强调自学，对于自觉性比较强的同学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上大课，与老师接触较少，只有到考试时才与老师见面，这全得靠自己自觉。上小课，老师们都挺随和，师生关系不错。我的语文老师是张小水（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他深入浅出，语言丰富多彩，使我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延续。现在还能记得他讲的文章写作要领：凤头、猪肚、豹尾这些。联想到后来，尽管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拿过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次，我作为一个经济类的老师，居然还客串讲了遍“大学语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有的。到了退休后，忽然又想起写小说。恐怕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起作用。高中的贾老师、大学的张老师，无疑都是重要因素。

　　还有，经济地理老师知道我对地理很有兴趣，而且基础也较好（地理是我各门课中最强的一项，并且从地理延伸出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今天对《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这个知识体系有关），还曾为我转到经济地理专业作过努力。但我们那届没有这个专业，要转就得跳级，这尚无先例，只好作罢。但我还是挺感谢老师。
　　
　　那时人大的教师来源有些特殊性.主要来自:
　　1.延安和华北老解放区.人大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革命大学
　　2留苏回来
　　3自己培养的年轻教师
　　外校调入的较少

　　人大的学习也是很严格、很严肃的。我们的上届有个湖南籍的谢姓同学，或许是因为家庭困难、年龄偏大、身体欠佳等原因，一门主课不及格就留到了我们班。重上了一年，还是这门课，还是考了58分，因为同一级不能留两次级而被退学。现在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不用说差一、二分，就是差四、五分也就靠上去了。当时，我们很为他惋惜。他回去后，来了音信，说进了个挺不错的事业单位。我们又为他庆幸。其实，以后想起来，从城市来的学生，还真不如退学能回到原来的城市。当然，话再说回来，再以后的几十年的利弊、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出来。

　　这段时间，主要收获是：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能发展一些个人特点，“独立思考，自我判断”，有了些萌芽，尤其是知识积累明显加快。进了人大，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中学时只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图书室，而且不对学生开放，那个管理员因为知道我真的喜欢看书才让我能常进去翻阅。而今，面对这拥有几百万册书的图书馆，真的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说“如饥似渴”，恐怕不够谦虚，那几年真的是看了不少。可以说，我从图书馆里获取的知识要超过从课堂上获取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大的知识积累，决定了有多大的思维空间。头一、二年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地理、历史（近现代史）和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按照国别，有计划地排着看。比如我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了个遍。我觉得咱们国内，几乎没有科幻，有的只是魔幻。这里面的区别大了，这儿先不多说了。

这段时间的负面感觉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僵化。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但是在程度上比现在要好一些。那时的老师不划重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不像现在，不划重点，学生有意见；划了，就成了考试范围，学生就背那一点点。思维的活跃程度仍然不够，已经不是严谨的问题，而是感觉出是拘谨和沉闷。后来了解到，这也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不能怪老师。1957年的反右（人大全校划了378个右派，占教职工的14•3%，出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葛佩崎和勇敢者林希翎）、1959年的反右倾（邹鲁风副校长为坚持实事求是而殉难），人民大学都是重灾区，1960年还有个对教学内容“反修防修”的检查，直到我们入学前的1962年5月还在对1959年反右倾进行平反，其间对教师的打击和压抑可想而知。

　　（说到葛佩崎，有件事令人啼笑皆非。他在解放前作为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部队，官至少将。解放后，1957年打成右派，年底被捕入狱。1975年，他沾了国民党少将的光，和战犯们一起特赦出狱。要是按右派的待遇，还得再等十年，八十年代才能出来。要按地下党员，就什么“待遇”也没有了。林希翎的问题，后面还要讲到。）

　　而且，个人特点的发展、思维的扩展，更多地还是靠体制外的那点空隙。只是相对来说，这点空隙，人大可能要大一点。

　　那时的有些弊端，如今不但仍在，而且更加厉害。当今的高等教育更有着种种功利和浮燥的色彩。社会上“权力过度”导致“管理过度”的现象，在高校也比比皆是。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很有限。浓重的行政化，使学校成了官场的翻版。真才实学或追求真才实学，却被视为另类、黯然失色。对比起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相去甚远。当然，就这点来说，现在要比那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温总理是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以至于很多学生在“糊”，有的老师也在“糊”，这能去怪学生和老师么？难怪钱学森老前辈要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话请见2009.11.9央视《新闻周刊》)
　　
　　然而，就是这样并不理想但表面上还算比较平静的学习生活，也没能维持多久。由于政治运动的来临和反复折腾，传统的课堂教学对于我们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很快就离我们渐行渐远，最终变成了一种不可求的奢望。

老木匠

　　7. “清理反动派学生”
　　
　　实际上，在这看似平静的一年半课堂教学中，政治环境也已在不断恶化，阴云渐起，暗礁四伏。左倾路线正在向这些懵懂学子张牙舞爪而来。

　　对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影响，本文在前面没有提及，怕的是心情过早地沉重，不要让自己的心情过早地沉重，不要让读者的心情过早地沉重。想等讲文革时再讲这些，让相对单纯的校园生活多延长一点，可还是回避不了。我们这代人从一开始就在这阴云里，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深浅浓淡有所不同。

　　早在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他父亲就死于那次运动。他原是个很活跃的孩子，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向全校表演有相当技巧水平、让我们惊羡不已的乌克兰舞。招牌动作是：蹲下，两手撑地，两腿向前平伸，贴着地面转一圈。在两手向上离地的瞬间，两腿从右向左，在手掌下迅速穿越而过。不知道这个动作的专业术语叫什么。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他跳过。

　　也是在小学时，我的一个邻居自杀了，躺在被窝里割腕自杀。我们都站在对面的晒台上，看那紧闭的玻璃窗后面，床上覆盖着他的被褥还是那样的平整，至今不能忘却。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八章佘校长之死，用的就是这个场景。

　　更不用说1957年的反右，我已经初二了。教学楼的走廊里贴满了揭发右派的大字报，到处是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大标语，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眼帘。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代人对政治运动的感受。
　　
　　也是在小学时，我的一个邻居自杀了，躺在被窝里割腕自杀。我们都站在对面的晒台上，看那紧闭的玻璃窗后面，床上覆盖着他的被褥还是那样的平整，至今不能忘却。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八章佘校长之死，用的就是这个场景。

　　更不用说1957年的反右，我已经初二了。教学楼的走廊里贴满了揭发右派的大字报，到处是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大标语，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眼帘。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代人对政治运动的感受。
　　
　　左倾路线在经过三年大饥荒的无奈和压抑之后，很快就以更强的态势反弹了。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郭德宏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这样阐述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基本路线’的通过，标志着‘左倾’错误已经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儿所讲的“基本路线”，就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这次全会上形成并写进全会决议。

　　这本书还写道：“……这次‘左’的思潮发展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的是党的最有威望的领袖毛泽东。他紧抓不放，不断发表指示，更使‘左’的阶级斗争思潮带有高压态势和不可阻挡的势头，而逐步升级、越来越‘左’。”

　　左倾路线的出击，在各个方面展开，对青年学生也没有放过。1963年6月14日，北京地质学院尚有森对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中央台写信表示异议，要求公开辩论。毛泽东作出批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中央在下发的文件中也称：“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请见：《文摘周刊》，2011年5月2日。标题为：文革前清理“反动学生”事件，标题上有一行题眉：高校强揪“阶级敌人” 受害者命运悲惨。）

　　于是，从1963年夏季开始，各大专院校闻风而动开展了一项“清理反动派学生”的工作。尚有森被定为那年全国第一个“反动学生”。这项工作，和很多左倾时期政治工作的做法一样，采取公开操作与内部掌握相结合的办法。即对外没有公开明讲要“清理反动派学生”，作为我们学生就在班里开会，以总结入学一年来的思想学习情况为名，各人自己检查有哪些错误言行、错误认识（对现实问题有何不满和疑惑）向党向组织交代，而后小组讨论能否通过。这类活动，在中学时也有过。作为准知识分子，作为学生，这种思想清理、自我检查、自我贬损的做法，也经历过若干次了，当时也没有很在意。可能是因为还是低年级吧，好像抓得不算很紧，相互间也没有搞揭发批判。
　　
　　当时学生中就能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还是极少.所谓反动学生其实至多也就是对某些方面看不惯,觉得不对.

　　多数还是从朴实的感情出发,跟党走,真的自愿充当打手的,也极少.

　　但是这种做法是恶劣的,为后来的文革提前做了动员和训练

　　高年级要严一些，已经公开戴了几个“反动学生”的帽子。有个“马基系”（马列主义基础系，后改为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被定为“反动学生”，也是个上海人，所以印象比较深。瘦瘦高高的个儿，穿着和步态有些异样，比较显眼引人注意。系里还把他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我们，说“学马列的还反马列呢”，不要以为上了人大就是进了政治保险箱，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政治上的严格要求啊。已经被戴上帽的学生，不予分配，分别被劳教劳改，结果都是很凄惨的。即使在以后的文革中，也继续遭受迫害，往往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我系61级有个同学，文革一开始就作为“反动学生”被揪出来，可能就是已经被内定了的。在本文的连载过程中，也有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的网友跟帖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暗里的一面，几十年后，现在知道，各学校按照上面布置的要求和杠杠，在内部秘密搞“左中右”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划分了为数不少的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只是没有最后全部定案公布。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包括在里面。之所以没有走到最后一步、进行公开打击，原因除了上面讲的我们尚在低年级、需要继续观察、有待敲定，还因为1964年春之后我们就离校出去搞社教了，在外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否还有校系领导不让斗争扩大、打击过重，尽力加以保护的因素在里面，不得而知。以1963年刚来人大的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为人来说，很有可能。还有更主要的，就是左倾势力的打击重点，在1964年之后，已经不是学生，而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当权派。

　　这是我自己第一次经历尚属雏形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兼有1957年反右和当时随后不久的社教的意味。与反右相同的是，主要涉及思想认识问题。作为学生，绝大多数也没有多大的言行。与社教相同的是，不是像反右初期先引导你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再反过来揍你，而是连表面上的引诱也不用了，直截了当地要检查你自己，交代问题，别人再揭发批判，而后自己再检查认错悔过，争取能“通过”，请求组织原谅、宽大处理，类似于社教的“洗澡”、“下楼”。实际上，是左倾路线在社教之前的一场小范围试水。

　　直至今天，我也在为这件事捏一把汗。我想我很可能被划进去，因为我一直不够“积极”，没有像左倾路线要求的那样盲从和冲动。从本文的后面也可以看出来，我在文革中也一直不够“积极”。如果是那样的话，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家里亲戚朋友都满怀期望，结果不但一分钱没挣，反而被送到不知在哪儿的劳改农场，永无出头之日。你想想，这种几十年的委屈、愤然、痛苦、绝望，是怎么忍下来的，这种日子是怎么过的。更何况他们并没有犯下什么应该加以惩罚的过错，往往是曲解、编造、诱供、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硬扣上去的，自己则根本没有任何辩解说明的机会。
　　
　　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66年7月底，文革初派遣的工作组撤走之时。据《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说，工作组进校后，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就已经内定了一万多名右派学生。实际上就是指自1963年秋以来一直在搞的这件事。文革初，工作组才进来一二个月，来不及搞这么多的。但工作组确实也在搞，而且是专门抽调人员来搞，名叫“抓游鱼”，试图以此来压住刚刚开始动荡的局面（有的文章写成“抓鱿鱼”，是不对的）。

　　1964年，差点儿掉进那个左倾漩涡，我们又进了另一个左倾漩涡 —— 社教运动。

老木匠

　　二、社教运动
　　*
　　1．远赴湖南

　　（1）问题的提出

　　对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毛泽东一直牵挂在心上的事。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教育，也不例外。

　　 “早在1957年7月，即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但那时主要是着眼于教育农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道路。59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从“反右补课”而来，更是为强行推行大跃进，配合反对彭德怀而进行的一场反保守、反右倾的运动，后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停止。
　　
　　然而，事情出现了变化。左倾狂热的1958年、59年大跃进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社会上，包括在农村基层，出现了一些对前一段极左做法的疑虑和思想混乱，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衰退、多吃多占，甚至贪污偷盗的现象。有的地方还自行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措施，比如开放集市、重划自留地、分田单干等等。尤其是，党内高层在怎样认识这场灾难的程度、原因、责任，以及应该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和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其中不乏有很有价值的不同意见。

　　以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主要平台，党内高层对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据江渭清回忆：“刘少奇同志于1月27日向大会作报告时，作了若干说明。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对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的评估，不是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去套，而是强调有多少缺点，就说多少缺点；二是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是笼统地归结为‘自然灾害’，而是指出有不少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报告中的这些提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处的赞同。”（请见：《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不但如此，在这严重困难的时刻，在民间，甚至包括农村的基层干部，也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拨云驱雾的真知灼见。应该看到，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同样有着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们中间照样有走在我们前面、足以令我们仰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先锋、社会精英。仅举一例，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小学文化的杨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位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5月，杨伟名在困难时期的严峻局面下，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党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初期的社会主义”；2，要扩大和发展“非计划经济”；3，在地权仍属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这与我们今天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政策何其相近。他那时就提出的政策建议放在今天都能令人发聋振聩。这种远见卓识，除了惊叹，还能叫人说什么。

　　但是，杨伟名的上书，深深地触痛了毛泽东。那年的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

　　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并且接着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为了整肃纪律、统一思想、消除权力隐患，还故意夸大了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原话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书中讲到1963年8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领导人藏厚雄人时说：“现在在农村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
　　
　　正如江渭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讲：“就在经济形势趋于好转之时，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展开了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批判，致使政治风向再度发生逆转，正在进行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接着，按照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指示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出处同上）

　　毛泽东为社教运动预测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他在为《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所作的批语中写道：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这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始是叫“四清运动”。1964年前的四清是小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4年后扩展为触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此，中央先后于1963年5月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1963年11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1964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9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第二个后十条）、1965年1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这些文件里，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二十三条”，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这次社教之前，有过两场也叫“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五十年代初，有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当时也叫社教运动。1958、59年，在农村为清除对大跃进的疑虑和不满所发起的运动，开始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反右补课”，后因“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而改名和延伸为“反右倾”的斗争。这些与此处讲的社教不是一回事。
　　
　　（附带说一下杨伟名的结局。1968年5月5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革命群众”无休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了二十年，早讲了二十年，竟反而成了个人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具体事例请见：《一叶知秋》，杨伟名遗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或：《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一章。）

　　（2）整装出发

　　在“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大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而且还是参加了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整个运动的全过程。

　　1964年2月29日，我随所在班级去了北京郊区的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参加前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那时还没叫社教。为时一个半月，4月15日返校。鱼儿沟，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是个很干净的小村庄，离西山山脉已经很近了。我们在时，地头路旁的桃花已经绽放，而天边那一排高耸的山顶却还是白雪皑皑。同村的，还有先期到达的铁道学院的老师。

　　鱼儿沟，属良乡地域。良乡镇不大，却跟着良乡栗子在全国出了名。这个名字，对于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大街小巷都挂着它的牌子，虽然也很少能吃到。在那儿，也去看过离此处不远的宛平城，八年抗战的首发地。城池也不大，但很干净和安静，街上一尘不染，行人稀少。看着那轮廓分明的城墙，耳边似乎响起当年呼啸的枪声，先辈们浴血奋战的身影好像又在眼前浮现，心中不免感触良多。

　　1964年秋，全国的社教运动进入高潮。那年的9月到10月，人大的高年级学生全部出动，分别去了湖南省湘潭县、陕西省长安县、山西省定襄县。这三个地方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的试点单位。我们组的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人民大学去湖南的领队是我们系主任铁华老师。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湘潭社教工作团的总领队。

　　国庆前，北京市委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个参加社教工作的动员大会，彭真作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走之前，系里还给我们发了军人换季脱下来的旧军装，上下身，棉的单的各一套。没想到的是，一年半之后，这套军装却真的派上了用场。1966年的夏天，红卫兵运动刚风起云涌，我们仅次于部队干部子女很快就穿上了军装，当然成色要差多了。
　　
　　国庆一过，我们就离开北京出发了。先在湘潭市里的专员公署招待所住了三天。进行战前的最后集训，当地领导介绍情况，分组编队。那招待所就在湘江边上，离湘江大桥不远，风景还不错。

　　三天后，我们大部队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一路南下。一时间，湘衡公路上，尘土飞扬。不断有卡车停下，他们到了，我们继续往前。一会儿，我们也到了。爬下车后，又背着行李走了好长的路。走一段路，留下几个；走一段路，留下几个。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冲里，我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儿，只有孤立的一个泥土屋，一个孤儿住在那。那儿，就是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那时，运动已经开始一个月了。当地派来的干部，是工作队的主体。我们是分散插到各个队的。

老木匠

　　（3）初涉农村

　　城市孩子到农村，有很多新鲜事。在北京郊区，进农舍，第一次见到了炕，见到了炕前的灶台和风箱，见到了水瓢和水缸，见到了贴在窗框上的纸张。这之前，还从没想到过原来窗户是可以用纸糊。难道这很重要么？值得这么大惊小怪，还要特地说一下么？是的，就是这些细微的体验，使我渐渐地体察到国情和民情，渐渐地积累起认识，开启了思维。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了电视，可以大大加快这一过程。但电视毕竟不能替代亲身的体会。

　　讲到农舍，湖南的又和京郊的不一样。我在湖南的两处，相互间也不一样。在中路铺，农舍很分散。沿着小山沟往里散落，每处仅一二户、二三户，像毛泽东故居那种样式。房子是用很厚的泥坯垒成，只是它的屋檐很宽，檐下可以堆放杂物，所以也不怕雨淋。而在湖田大队，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则是十几户人家集居。房舍前后左右连在一起，像是把好多个四合院并拢。不过，朝向是东南西都有，而且院院相通。通道也都是上有屋檐的走廊。七拐八拐，生人进来，是很难找到哪家的。真有点庭院深深、曲径通人家的味道了。
　　
　　这儿的自然风光还是蛮不错的。屋前是一片片的水田、一湾湾的荷塘。屋后是一层层的山丘，平缓起伏，树木葱浓。满眼望去青山绿水、高低错落，就像大公园一样。

　　湖南的气候并不好：冬天的阴冷，春天的多雨，夏天的炎热。春天的雨季里，乡间的土路泥泞得难以想象。去公社开会，走在湘江大堤上，堤外是滔滔的洪水，堤内也是很大范围的积水。近处的稻田都已淹没，往日的山丘，簇立在波涛之中，像沿海岛屿似的，但却毫无心思去欣赏。因为脚下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寸土难行，当然最后也还是能走到公社。大概有多年的经验，老乡的房屋都在水平线之上，水稻也并不怕淹，这大水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没有大的影响。
　　
　　刚到湖南，语言的不通也带来一些麻烦。头几天，是一句也听不懂；一个月后，大体能听出来；临走时，已能简单说几句了。记得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老乡喊我吃饭：“陆同志啊，吃饭啦。”用湖南话就念成“lou-deng-zhi-ai,qia-fan-da”。
　　
　　顺便说下，到了农村，城市的孩子对动物很感兴趣。在上海，连麻雀都见不到。1958年，消灭四害，到大连路的一个解放前就建起来的污水处理站赶麻雀。里面有若干个大的沉淀池，还挺空旷，但要等个麻雀来也不容易，见不到几个。这儿就讲几个有关动物的事。

　　城市学生在农村，对一些小事，也挺好奇。就说鸭子吧，因为水田多，这儿几乎家家都养鸭子，白天不用人管，自己上田里去觅食。傍晚也不用喊，自己就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是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起回来的。而且是一列纵队，一只跟着一只，好长的队伍，摇摇摆摆，大大方方，嘎嘎地叫着，一起走回来，真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到了谁家门口，这家养的几只，也是排成一个小队伍，从大队伍里出来去自己的家。没人管，也不会乱。这情景，把我新奇了好几天。那时老是讲要有自觉性，我看这鸭子才是高度自觉。
　　
　　也有应当惊奇而不惊奇的。山上草丛挺密，常有蛇出没。我很少有几点是不像城里学生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怕蛇，而且还喜欢抓蛇。看见蛇区分开有毒无毒后，不但不跑，还穷追不舍。抓到后，还能把整张蛇皮活生生地就撕下来。这时，就是马上折下一段小树枝，最前头留几片叶子，从斜前方去撩拔引逗它。注意人、蛇、树枝不可在一条直线上。蛇，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最注意的就是前面晃动得最厉害的枝叶，它会猛窜过去死咬。几次以后，它发觉对方咬不死，便泄气了，萎缩了。这时再直接打在它身上 ，它便精神崩溃、毫无斗志，只想逃跑。在它往外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伸手去抓。关键就是要准，手指一下就要捏住它的后颈，这时就生擒活捉了。这一手是我高中时在松江农村干活时学的。（提示：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但有些常识不懂，也是要出事的。我就差点出个事。来湖南不久的一天，早晨上工前，有人牵了头水牛到了场屋上（就是屋前的空地），一些大人孩子围着看。我也是难得这么近距离接触到牛，站在墙边去摸牛的额头。突然看见对面的一位妇女脸色大惊，我感到不好，连忙跳了出来。事后，生产队长跟我说，背靠着墙去摸牛头很危险。牛，越是在前面推它或是在后面拉它，它越是来劲，一下就能把人顶死，好在你出来得快。我听了直冒冷汗，原来差点就没了命。
　　

老木匠

　　2．以社会为课堂

　　（1）同吃

　　参加社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尤其是在湖南的八个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离开校园，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偏僻的老乡家里，第一次被投入到农村、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政治运动里。工作队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要和群众实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但住在老乡家，吃也在老乡家，而且只能吃素，不能吃荤，甚至连鸡蛋、豆腐这些也不准吃。以便于接近贫苦农民，进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当时又搞了很多神秘主义的做法，个人的单位、姓名还都保密，另外胡编了一套，没多久，连自己也搞糊涂了。

　　对这三同，一个一个讲一下。

　　首先，同吃就很不爽。由于住得分散，就是在所住的房东家里吃。连续几个月，就一直在一个人家家里吃，对于房东来说，负担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可能是老乡自身生活条件的艰苦，也可能是对工作组的不欢迎，或是吝啬，总之给的饭很少。那是装在陶制的钵子里蒸的，也就二两米的样子，吃不饱。可他们也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别的。再者，就是没有菜，连青菜、茄子这些都很少，顿顿就是红辣椒，辣得不得了。我又不吃辣，真是没办法。对于那些不习惯吃米饭的北方同学来说，更是苦不堪言。至于有没有传染病，就更不用说了。
　　
　　饿得不行，自己想了个办法，到镇上买了点熟猪油，放在饭盒里，每天悄悄地舔上小半匙。那时，都盼着哪天能上公社集中开会，中午能改善一下。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有过的盼着想开会的日子。大干部们都在公社吃住，是不用愁这些的。有个地委领导还说，为了注意影响，开会时不要吃得太好。好什么呀？有个五花肉就不错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等我们走了，他们开小灶就可以吃好的了。

　　（2）同住

　　同住，对于我这样一个不讲究的人来说，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京郊鱼儿沟，我们三、四个同学住在一间屋里，睡在一个炕上。那是第一次见到炕，当然也是第一次睡炕。不过那就称不上和农民“三同”了。在湖南一开始如前面所讲，是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孤独的小泥屋，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洼里，离最近的人家也有百余米。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孤儿住在一起，他一间，我一间。他的父母在前几年的困难时期先后去世。可能是这种特殊的家庭情况，这孩子很孤僻很冷漠。

　　湖南的农舍，用泥坯垒起。那原本深黄色的泥墙，被油灯长年的熏烤，早已是黑乎乎的了。房架挺高，到晚上，那幽暗的小油灯，跳跃着微弱的火光，照不到屋顶。所能见的，只是灯前的一二米。抬起眼，便是模糊的黑的一片，只有窗外的风声、树叶的沙沙声伴随自己，阴森森的。有时会有一种莫名的幻觉从心里升起，好像是飘浮在冥冥的夜空之中。

　　那种屋子透风得厉害。冬天里，感觉是到处在灌风，冷得很。最冷的时候，也得在零度以下，那可是屋里屋外一般冷，叫人没地方躲。当地老乡，有一种暖盆，做成竹提篮样，里面是装有灰的瓦盆，插着燃着几点火星的木炭。我们当然是用不上的。

　　春节后调整驻地，是那种庄子型的若干户人家屋子紧连在一起的（前面已说过）。我住在一个生产队长的家，条件要好多了。不过那种房舍虽有特色，诺大的建筑群屋屋相连，七进八拐，刚住进去，转来转去，蛮有新鲜感。但是没有院子，前后左右相距太近，只是一个个很小的内天井，阳光和透风都不好，也不是种理想的民居模式。

　　　　住的偏僻，白天还好说些，晚上就麻烦了。而农村里的开会、活动这些都是放在晚上的。我这个近视眼，还得一个人一脚低一脚高地摸黑走那漆黑陌生的山路。随行的，便是一个手电一根棍。那棍是边走边拨弄路边的草丛，像瞎子走路似的，不过不是为了探路，而是为了打草惊蛇，把蛇吓跑。山上真有蛇，不过没有大的野兽，这点可放心。

　　这儿用水，不是北方的井，而是村边的水塘。做饭、洗衣、浇菜等等，都是用的这个，显然是不符合卫生标准了。但是，在那儿住，也就没有别的法了。

　　（3）同劳动

　　同劳动，这对于城里的学生娃，是个真实的也是最直接的锻炼和考验。

　　这一年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各种各样的活，犁地、插秧、车水、中耕、锄草、施肥、收割、脱粒、扬场，甚至挑大粪、赶大车，苦活、脏活、累活，南方的活、北方的活，旱地的活，水田的活，都干过。通过劳动，不但更多地认识了、了解了农村，更主要的是，按照那时的说法，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日后养成生活简朴、吃苦耐劳、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不计条件、注重工作、厌恶铺张浪费这些都很有帮助。我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连茶叶水也不喝，就是白开水。四十岁以前，甚至连白开水也不用，五冬六夏就是直接喝自来水，咕咚咕咚，爽快得很。

　　当然，劳动的过程是艰苦的。一开始什么也不会，连最基本的也不会。比如说，拿锄头刨地，是最简单的了。可是拿起来，就不像样。有热心的大嫂过来说：“同志啊，锄头是这样拿的。”她教的方法是右手握把顶，左手握中间。我说，好，好。就按她的办法，抡起来，果然像个样，但得用力。渐渐地，胳膊就酸得不行，每一下，都得使很大的劲。看我费劲的样，后来又有热心的大嫂过来说：“同志啊，这锄把也可以这样拿。”她教的方法是，两手握在中间。我也说，好，好。这样抡的幅度就小多了，省劲多了。其实她俩讲的都有道理。前面这位讲的是标准的拿法，能使上劲，刨得深，但累人。后面那位讲的，是怕我累了，没那么多力气，一种省劲偷懒的办法。她们自己当然不会这么拿，那是要叫人笑话的。她们所以教我这个法，显然也是种善意。

　　　　我最喜欢的是多少有点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带着牲口犁地。在生产队里，犁地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把式，年轻人是挨不上边的。我在队里当然有点特殊性，想干什么活就可以去干什么活。北方的旱地，南方的水田，我都犁过。一开始牲口当然不听话，自己也摸不着头脑，不一会儿那犁就浮了出来，倒在地面上，牲口还往前拖着，急得也不知该怎么办。一旁的大伯就过来扶正，教我怎样扶犁。这犁把什么时候该抬起，什么时候该下压，渐渐地摸到了一些门道。

　　还有兴趣的是北方的赶大车。跟着车把式，走了好几天。学会了怎么吆喝牲口，“哦”、“伊”是往左右，“呷—呷”是往前走，“吁——吁——”是停下。后来，我就可以拿着长鞭坐在前面，车把式就在“副驾驶”的位置了。村里的路，路况也不复杂，前面有情况，那马儿自己也会避让，不用操很多心。
　　
　　更多更经常的，当然是些最常见的、也是最辛苦的农活。比如插秧，弯腰在水里，满身泥水不说，一直这么弯着，真是受不了，而且周围都是水，想歇回儿都不行，更不用说还常有蚂蝗的光顾。收获的季节本应是喜悦的季节，一年的辛劳有了结果，可那也是最辛苦的季节。不管天再怎么热，雨再怎么大，没有后退只有向前，再怎么也得去收下来，不然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所以习惯上都叫作“抢收抢种”，真的是在抢，在跟老天爷在抢，把收获的成果抢回来，没白没夜。割麦子累，割水稻更累，因为稻秸比麦秸更重更结实，手上划破刺破是常事，脸上手臂上晒得通红，都能掉层皮。脱粒也是这样不断地奋力甩打，满场飞扬着尘土碎屑，沾满了头发，沾满了身上，连脖子里灌得都是，浑身刺痒。更何况，这样高强度的艰苦劳动，是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农村工作，晚上都是搞得很晚的）。不过，那时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都很高。尽管作为工作队员，干不干，干多少，村里是不会有人来计较的。没有人监督你，但我们真的是竭尽全力、拼着去干。累了，想一想，比起农民，这点又算什么？那时，思想改造的自觉性是真高。有句话叫，用劳动的汗水洗涤身上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泥浊水。所以，后来有口自来水喝喝，也觉得很满足了。

　　还有就是南方在水渠边上踩水车，因为在电影里常见那镜头，似乎很浪漫，之前还有种向往。实际上，那都是在大热天，很辛苦，也偷不了懒。人在上面，一步也不能停，一停就踩空了，那就惨了，一头就要掉进水渠里了。一开始还要学会踩准节奏，这倒不要紧，几分钟就学会了。炎炎烈日，南国骄阳，无遮无挡，胳膊撑着横杆，人悬其上，脚只能一刻不停地踩。汗水不停地往下淌，河水哗哗地往前流，心里想这下自己真的像农民了。

老木匠

　　3． 前后十条

　　（1）运动初始

　　1963年5月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拉开了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帷幕。它的主要内容是：空前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四清，解决干群矛盾。
　　
　　虽然文件上没说要打人骂人，但是运动一开始就把农村基层干部推向对立面，摆出了高压态势。打人骂人，只是个小儿科。就像后来文革中的有关文件，没有一个说要武斗的，而在全国各地却是打得不可开交，伤亡惨重。这大概就是所谓要品味出“话中有话”，懂得“领会精神”。如果不会这一点，那就永远也跟不上左倾势力所煽动的形势。这是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所得到的体会之一。“听其言观其行”，还有着更深的含义，既要看讲这些话的人的行，也要看听这些话的人的行，才能多少明白这些话的真实意思。

　　早在试点阶段，1963年的“3月15日，帅孟奇同志在《关于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中也说湖南的运动虽然比历来的运动都较正常、健康，成绩也显著，但有些地方也发生了自杀、逃跑事件，以及打、跪、罚站等违法乱纪现象。到2月底，全省已死了76人（王延春同志在报告中说97人）。”（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

　　针对所出现的这些情况，当时在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微调。1963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这个条例，在继续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对农村干部的打击力度稍有缓和，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中农等等。

　　所以，开始在京郊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大队的一个半月，气氛是较为平和的。也开一些大会小会，主要是进行爱国爱社的集体主义教育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从内容看，基本还是延续前一段困难时期整风整社的做法。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触及。有找干部谈话的，也有干部找工作组谈的。因为我们去时已有工作组在那儿，所以具体情况知道不多。但从气氛看，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工作组，都没有什么问题严重、精神紧张的表现。我们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谈话，更多的是了解农村、了解村里的情况。晚上，甚至还和青年社员打过两次牌。虽然时间短，任务也不重，却为其后参加当时并没有想到的长达一年的湖南社教运动作了准备。

　　针对所出现的这些情况，当时在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微调。1963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这个条例，在继续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对农村干部的打击力度稍有缓和，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中农等等。

　　所以，开始在京郊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大队的一个半月，气氛是较为平和的。也开一些大会小会，主要是进行爱国爱社的集体主义教育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从内容看，基本还是延续前一段困难时期整风整社的做法。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触及。有找干部谈话的，也有干部找工作组谈的。因为我们去时已有工作组在那儿，所以具体情况知道不多。但从气氛看，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工作组，都没有什么问题严重、精神紧张的表现。我们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谈话，更多的是了解农村、了解村里的情况。晚上，甚至还和青年社员打过两次牌。虽然时间短，任务也不重，却为其后参加当时并没有想到的长达一年的湖南社教运动作了准备。

　　这时，就厉害了。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先把村里的大小干部全部停职，来个人人过关，叫做“赶上楼”。而后通过自己交待、群众检举、相互揭发，来查四不清问题，一个一个“下楼梯”，最后退赔，分给贫下中农。干部交待问题是中心环节，还用了好多比喻的说法，比如叫“脱裤子”、“洗热水澡”、“擦腚沟眼”等等，说是通俗形象，其实是不文明至极。至于怎么迫使干部交待，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虽然说是不要逼供信，但另外还有句话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不打，怎么能行呢？“运动初期反右，运动后期防左”，小心你工作组自己变成右。

　　进了村里，首先是大造声势，宣讲社教运动的重要性，宣讲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宣讲干部四不清的严重性。大会小会地讲，白天田间地头讲，晚上饭桌前床沿边讲，只要前面有人就讲。讲得大家都觉得再不搞运动，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啦，就要回到旧社会啦，地主老财又要剥削咱啦。湖南乡间住得分散，开大会不易，就开小会说。也不知老乡们能不能听明白，反正是说。老乡的反应很懵懂，也还是说。这大概就是叫宣传和灌输了。

　　下一步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就是要寻找、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要在贫苦农民中扒拉着找，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现在也是越穷越好，而且最好是斗争性强，敢说话，敢冲在前。没有现成的，那就培养，就是要启发诱导：社教运动是第二次土改，贫下中农要再一次解放，打翻四不清干部，就可以退赔出来，再一次分胜利果实。这一手不灵的话，还可以再算政治账，社教积极分子到运动后期可以入党，夺权以后还可以掌权当队长。多少人听了，恐怕也会心动。

　　晚上，工作队员就东家走、西家串，上门说服，鼓动开导，尤其是着重鼓励他们揭发干部的问题。是不是问题，讲出来再说。这可是关系到打开运动突破口的大事，想尽办法要引他们讲出来。前面说过，在那儿晚上出门可是不易，上山下坡，行走于水塘边、山林间，常常是后半夜才回来。不过，由于我们人大学生语言不通、情况不熟，更是缺乏斗争经验，而且也和在鱼儿沟一样，在我们之前已有本省干部进驻，工作组以他们为主。我们也就是做些辅助工作，敲个边鼓。
　　
　　由于中路铺地处丘陵，人少又住得分散，总的感觉是人气显得不足，声势好像不大。我所在的队，好像也没有人肯出头露面卖力地干，积极分子也只是相对而言。可能是当地的生活水平总体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大队干部也强不到那儿去，所以不值得为此出这个头、逞这个能。

　　工作队员也都有分工，重点做几个人的工作。我分工的是我的房东，那个孤儿。由于他的年龄还小，小学也没读完，接触社会太少，完全不懂我们讲的，更不知道防修反修这些，也不了解队里的情况。他对所有的人，都有距离和提防。以他特殊的经历，这也难怪。所以，培养积极分子的事，进展不大。

　　有一天，工作组组长问我：“你家那个伢子，怎么样啦？他可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好好培养，很有希望哎。你们那个队，以后恐怕就要靠他了。”（伢子，湖南话，孩子的意思）

　　我说：“他怕是年纪还小，好多事，不知道，也听不明白。”

　　“还小？不小哒。刘胡兰牺牲时才十四岁。大革命时，湖南暴动，起来闹的，好多就是十几岁。这样吧，那我去看看。”

　　　　后来组长亲自出马，把那孩子叫到了工作组。

　　组长开始说了：“细伢子啊，我知道，嗰（读：go，这的意思）几年你咭（读：qia，吃的意思）苦哒。小小年纪，不容易啊。”

　　伢子很难得地抬起头，看了看组长，没有说话，脸上的悲切比往常重了些。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么？是什么让你吃了这么些苦？”

　　伢子摇了摇头，神色木然。

　　“唉，你不知道啊。伢子，我告诉你吧，那都是四不清搞的。那都是他们在喝你们的血。”

　　伢子低头不语。

　　“你要提高思想觉悟，积极参加运动。把那些四不清都搞倒了，就又能分东西，又能挺起腰来，就不是现在嗰个的日子了。听明白啦？”

　　伢子侧过脸，依然无语。

　　组长见了，叹了口气：“你这个伢子啊，我都替你者急，你要赶紧起来揭发四不清啊。”

　　那伢子竟然转过了头去，脸上还似乎有些愤愤然。可看不出来，他是在对四不清愤愤然，还是对工作组愤愤然，还是对别的什么愤愤然。

　　组长无奈，又叹了口气：“唉，你走吧。”

　　伢子起身走了，还是无语，出门几步之后，还回身一瞥，看了组长一眼，把组长看得很纳闷。

　　组长读不出这回头一瞥的含义，许久，才对我说：“搞运动不容易啊，发动群众不容易啊。你还是要继续帮助教育他啊。”

　　我忙点头：“是的，是的。”

　　对这孩子，虽然我接触了他几个月，可我也无法读懂他的内心世界。我很同情他，又没法向他解释，这些苦难为什么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个十岁出头的男孩，失去双亲，孤独地偏居一隅。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是可想而知，而是难以想象。但是，他挺过来了，完全有了生活自理能力。然而，他心灵上那深深的创伤，却深得难以探测。每次别人和他讲完话，他都低头转身就走。而走出几步之后，他又会忽然转过身，对你无言地一瞥。这一瞥，能使我心头一惊，这完全不是一个孩童会有的眼神。这一瞥，说明他对别人的不信任，说明他不相信别人的言词。这一瞥，他是想看看在他背后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脸，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或许他还看不懂别人的脸，还看不透别人的心。我不知道那些年，他是怎么过的，他周围的别人是怎么对他的，是好、还是不好。但他知道别人的当面和背后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无依无靠、苦难人生告诉他的，不需要别人来教。
　　
　　幸亏他当时没有听组长的话，他始终没有揭发别人，或许他真的不了解村里的情况，或许他已经知道了世事的险恶和艰难。如果他真的揭发了别人什么，得罪了人，工作组住几个月总是要走的，那他以后在队里还指望谁啊，就连这样的苦日子也不会有了。这是我后来想到的，而那孩子当时就明白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左倾运动坑爹啊，实实在在、防不胜防地坑爹啊。

　　访贫问苦常能找到一些贫苦农民，是忆苦思甜的好材料。忆苦思甜，也是那时搞阶级教育、群众工作的常见办法。有一次，工作组请了一位老大娘，给村里的年轻人忆苦思甜，讲讲旧社会地主老财是怎么压迫、剥削贫雇农的。那天，讲的时候，不用多做启发，老大娘很快就从眼睫毛上的几点泪花，变成了声泪俱下，哽咽不止，几度语塞。讲到吃糠咽菜，讲到小孙子死了，更是痛哭不止。我们连忙劝她别太难过，“解放了，就好了。”哪知她拍着双腿说：“都是那个吃食堂啊，都是那个吃食堂啊，把锅碗都拿走了，把粮食都拿走了，叫我们吃什么呀……”又嚎啕大哭起来。这，我们才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没达到教育的效果，再挽回已经来不及了。其实，挽回什么呀？坐在下面的村民们，比我们更清楚，还用我们去解释吗？

　　这样的事例，听说过不少，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一次。我把它写进了小说《革命四十年》。
　　
　　其实，在那儿跟当地农民接触，感到他们思想上最沉重的，不是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而是还没有从前两年的困难时期缓过劲来。1959至1961年间的困难时期，那时叫“自然灾害时期”，但是拿不出气象资料能说明那两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后来就改叫做“困难时期”，相当于北朝鲜把他们的九十年代叫做“苦难行军”。近年来，有部分学者直截了当地将这段时间称之为“大饥荒”。湖南是粮食生产大省，古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湘潭又是湖南的富庶之地。那儿在困难时期，远不像有些重灾区那样惨烈。这儿讲的“灾”，不是指自然灾害，而是地方领导的极左程度。现在可以看到，当时哪个省的领导，极左的越厉害，那个省老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就越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就是这样，湘潭的普通农民，在那几年也是吃了不少苦。

老木匠

　　（2）干部下楼

　　对干部呢，就是要“洗澡”、“下楼”，具体办法就很多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三部曲。

　　先是“唬”。告诉你，这次社教运动是很严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决定部署的。不是吓唬你们，再不搞运动不行啦，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你们看苏联都变成修正主义啦，劳动人民受二茬罪啦 。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不搞出点名堂是决不收兵的，你看北京的大干部都下来了。你们队就没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啦，你们这个队问题也不少啊。你就没有问题啦，不要再抱幻想啦。
　　
　　二是“诱”，诱导。你那点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可大可小，就看你什么态度啦（这是以所谓“政策”代替法制的典型话语。多少年来，不少干部对这套办法运用得可谓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所以很不喜欢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行事，更不喜欢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下的操作了）。我们工作组对你抱有很大希望啊，你毕竟是经过党的多少年教育培养了，应该是有觉悟的，不要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我们工作组帮你下楼，怎么样？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吧。你过不了关，我们也替你着急啊。这个大队的工作，还准备靠你呢。 要是不肯交代，不承认有问题呢，那办法就更多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没有多少本事，搞这些可有的是办法。第三步，就是“压”。猛喝一声：呸！你还没有问题，那谁有问题啊？我们都掌握你情况啦，群众都揭发啦，连你和那、那、那个的狗屁事，我们也知道啦。要及早回头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以为我们是白吃饭的啊，不要低估了我们工作组的能力。不肯交代问题，就是站到了党和组织的对立面，与党和人民为敌。给你出路，你不走，想一想吧，那会是什么后果。你那些问题，说实在，拉一拉就过来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还是同志。推一推就过去了，那就到敌人那一边了，我们之间那就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了。在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上，我们决不会心慈手软。那就不光是开除党籍的问题了。漏网地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帽子，你看要哪一顶？你想不通？想死？那你就更错了，那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别拿这套来要挟我们，告诉你吧，我们见多了。你死了，你以为就完啦，没事啦？你不想你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老婆孩子？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会比你更惨，你信不？讲了吧，不就是讲几句话么。我就不信，怎么就这么难呢。不要怕脱裤子，不要怕丑。把腚洗干净了，再穿上，不就行了么。群众会谅解的，党和人民会谅解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要再执迷不悟、错失良机了。

　　参加了多少的大会小会，参加了多少的谈话，我们这些学生也就知道政治运动是怎么回事了。

　　写到这儿，发现有个缺憾：只写了台词，却没有场景，没有人物，可读性要差一些。但是思量再三，我不想把具体的当事人写进来，不让这些演员出场了。不管是作为工作队员说这些话的人，还是作为运动对象听着这些话的人，都不过是这场运动中的棋子、木偶，只不过是（被指定）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话，看起来是从他们嘴里讲出来的，其实并不是他们讲的，或者并不是他们自己真心要讲的。只要不是本性恶劣，就不提了。

　　我所在的队，应该说不够激烈、不够典型，按那时的说法，有点“走过场”了。其中甚至有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有大批的人大师生在里面。当地工作队员有碍于此，没法大展身手，只能大声呵斥，只能拍桌子骂娘。虽然已经并不把站在对面的当人看了，但在我们面前，不便于再有更大的动作了。

　　然而，周围别的地方可不是这样，运动是激烈的。那时各种简报纷至沓来，这儿是查了多少“四不清”，那儿又是交待出多少问题。各种传言也是满天飞，这儿谁被打死了，那儿谁又自杀了。农村干部的压力很大，自不待言。工作组的压力也很大，怕搞不出“成绩”，没法交差。

　　这些农村干部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呢，举个例。邻社办了个“四不清干部贪污腐化罪行现场展览会”。我们带了生产队干部去看了。那是一个大队干部的住宅，其实也是个泥坯房，不过稍微新一些。把家具用品，比如碗筷、桌椅板凳，也放在那儿作为“罪证”。这些东西比起普通农民家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唯一显眼的就是一床他儿子结婚用的新一点的被子，这就算是“腐化”了。所谓“贪污”，也就是多记点工分，折合成现金多少多少元。

老木匠

　　（3）省会长沙

　　1965年的春节，没有回北京。除了老师们有家口的，给了半个月时间回校外，其他同学都集中在省城。我们在长沙五一路的省委招待所住了十天。吃了十天从没吃过的好饭，每晚还都有文化活动。省委和校领导为我们举行了个大型团拜会。
　　
　　在长沙期间，湖南省委领导和人大校领导还来看望过我们。到了湖南，在下发的省委文件里，就常能见到湖南省委领导的名字。文件里都称呼为平化同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延春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锋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亲切得很呢。华国锋解放初是湘潭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再是湖南省委书记，再到中央，这样一条直线提拔上来的，是很少有的。那时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他会是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那两次活动中，也没去注意分辨哪位是哪位。

　　还去看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后来知道那一次是A角没来，李谷一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场。我对李谷一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创造性贡献表示敬意。我也喜欢音乐，在《革命四十年》里，提到了不同时期的几十首歌曲，其中还包括有：大跃进的歌、文革的造反歌、宗教歌，甚至国民党的歌。我想在我的作品里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

　　（顺便聊一句，虽然我已年近七旬，却依然喜欢最新的流行歌曲，比如凤凰传奇和刀郎的歌。他们的歌，我会的不少。那英说，喜欢刀郎歌的都是些什么人呐。我很不以为然。当然，我不是追星族，对媒体上那些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绯闻隐私之类，毫无兴趣。有个外国人说过，吃鸡蛋，品尝鸡蛋的味道就可以了，至于那个母鸡长得怎么样，除了动物学家，是不用去管的。这话有点那个意思，不过，讲得太刻薄了点。）

　　那几天还去参观了韶山冲的毛泽东旧居以及岳麓山、橘子洲头等。还有个印象深的是，岳麓山上有个张辉瓉墓。张是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的领军人物，被红军俘获后砍下脑袋放在木筏上顺江流了下去，后来国民党将其安葬在岳麓山，足见国共两党拼杀之惨烈。文革时墓被毁，现已重建。

　　湘潭及其附近一带出过很多名人。在村前的山头上，老乡指着隔着一座山头的远处的树丛，告诉我说，那儿是彭德怀的老家。汽车开过的路边，也有人讲过，那儿是刘少奇的老家，那儿是雷锋的老家（这些已是湘潭外面了）。

　　在长沙的那几天，就几乎天天上街看街景。那个招待所就在市中心的五一路上，湖南剧场的西侧。五一路贯穿了从东面火车站到西面湘江大桥的整个市区，是长沙最繁华的地方。虽然那时没有高楼大厦、霓虹闪耀，人们也并不富裕，但相对来说已经好不容易步出了困难时期的阴影，加之社教运动对城市的影响还不大，所以，在这春节期间，市区里还是有点欢庆气氛。街上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多少带点笑意的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鞭炮声在远近四处零星响起。春节的头几天，在五一广场，还常有舞狮队、舞龙队过来，引得一层层的人群驻足观望。这在北京、上海都是没有的，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很有些喜庆气氛和民族特色。
　　
　　到一个城市，我喜欢大街小巷地走。离开大街之后的小巷，那就很拥挤、简陋和陈旧了。估计是抗战时长沙大火后，市民们重新回来后搭建的简易棚，虽几十年之后亦无大的改观。五一路两侧，还有一些以民国人物命名的街道，像黄兴路、蔡锷路，不由叫人有一种历史沧桑感。不过，五一路还是不错，两旁还有一些三、四层的楼房，比如湘绣大楼、百货大楼。我还在湘绣大楼买过一块两元钱的湘绣手帕，以资留念。不过谁能料，仅仅两年之后，我信步闲逛的地方竟成了几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主战场。出名的有，1967年6月6日“工联”攻打“高司”占据的中苏友好馆，8月下旬占据百货大楼的“工联”对“湘江风雷”占据的湘绣大楼的攻击，大楼被毁，伤亡达百人之多。在市中心展开大规模激战，这在全国武斗中也是少有的。这还嫌摆不开，之后双方又在湘潭易家河一带大战，不仅动用枪炮，居然还开出了坦克。其间还发生了这样的惊天惨剧，一派枪杀俘虏为己方死者祭坟，而另一派则在掩埋己方死者时将俘虏活活垫底。（具体事例请见，余习广博客，“‘文革’真迹：‘红色武装割据’战 - 54”，2007年8月15日11：31。）

老木匠

　　4．二十三条

　　 （1）出现转机

　　春节之后，社教运动有个大的转折。1965年1月中央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是由于党内斗争的焦点逐渐转向高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压态势和政策力度有所减缓，工作队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人大师生相对集中。我调到了湘江南岸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高层的变化，感觉到的是，政策和腔调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讲1/3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而是讲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讲要及早解放一批干部，讲退赔可以适当减免等等。我们还以为是运动后期常见的手法，到纠左的时候了。
　　
　　这一点，对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来说，是最欢迎、最求之不得的了。因为他们不会通常农村里政治运动中搞的那一套，不会捆绑吊打，连骂人也不会。那怎么办？那就是用最文明的办法 — 熬，整夜整夜地熬。我们这些年青人，后来都熬不过老乡们。有一次，我和一个“四不清干部”谈话，直至深夜。不知怎么，我自己先睡过去了，等我醒来，那个“四不清干部”一直陪在我身边，真是弄得很不好意思。再一个办法，就是一天一天地熬，不给记工分，这大概对农村干部才有点压力。如果不是“二十三条”的下来和文革将至，这社教还不知道要熬到哪天，如何收场。面对这些质朴的农村干部，作为我来说，并没有因为所谓的“四不清”而去厌恶憎恨他们，相反，是觉得可怜、无助和无奈。

　　作为学生，我们承担的具体工作，除了入户了解情况、个别谈话外，更多的是记录、整理材料、查帐算帐记帐。这里面的帐就多了，查这些年生产队、大队的帐，算里面属于四不清的帐和应该退赔的帐，再算运动胜利果实的分配方案，等等等等，工作量还真不少。尤其是这些生产队、大队的帐很随意，不规范，算不清，理还乱，只有记的人自己才明白。你要找问题，真是不少，到处都有。但真要落实，要拿出确凿证据，又不容易。在这上面耗了不少时间。

　　作为学生，我们承担的具体工作，除了入户了解情况、个别谈话外，更多的是记录、整理材料、查帐算帐记帐。这里面的帐就多了，查这些年生产队、大队的帐，算里面属于四不清的帐和应该退赔的帐，再算运动胜利果实的分配方案，等等等等，工作量还真不少。尤其是这些生产队、大队的帐很随意，不规范，算不清，理还乱，只有记的人自己才明白。你要找问题，真是不少，到处都有。但真要落实，要拿出确凿证据，又不容易。在这上面耗了不少时间。

　　这些村干部面对运动，也是混混沌沌、不知所以，很多也只好随你去搞吧。以我在湖田时的房东来说，他是一个生产队长。按说是不能住在干部家里的，大概也实在找不出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他是个很忠厚实在的人，想把他当成四不清干部来打，实在没有什么劣迹，而且出身又好，根红苗正。要把他当成积极分子培养吧，又粘得很，软得很，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不讲）。就拿运动后期要他退赔的那点事说吧，就挺粘的。

　　（2）退赔

　　运动到了后期，问题也揭露了，多吃多占（先不说是贪污吧）的数字也有了，那就要退赔了。这位房东，前段对他做了不少工作，他也挺配合，多少也说了点。可到了退赔这一阶段，没有动静了，没有反应了。

　　等了好几天，工作组倒是先沉不住气。工作组里的一位当地干部找到了老郭（我的房东姓郭）。

　　“老郭啊，你的态度蛮好，我们都为你高兴啊。对自己问题有认识，给整个大队带了个好头。嗰样好！”那干部给老郭竖起了大拇指。
　　
　　“呵呵。”老郭话不多，讪讪地笑着。虽然才三十出头，但脸上皱纹很多，已然是个中年农民的样了。

　　 “我要大家都向你学习，全大队的人都向你学习。搞好了，你还能成全公社的典型模范唻。” “呵呵，呵呵。”老郭笑得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运动啊，还要进一步地深入发展。下一步啊，就要搞退赔了。” “退赔？么子（什么）退赔咯？”虽然老郭很憨厚，并不是那种精明的人，但听了这话，反应却出乎意料意料地快，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没了，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你看你，不用嗰样紧张么。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把以前多吃多占的，退出来，交给工作组，交给队上。这样，组织谅解了，群众谅解了，就什事也没有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运动就过去了。那多好？”

　　“还要退赔？前阵子，你可冒（没）讲过还要退赔哦。”老郭说话不会拐弯，也很简短，直来直去。 “那个时候么，还冒到这一步，现在不是讲了么。多吃了，多占了，总归不好么，退赔也是对组织、对群众有个交代么。”那干部讲得也是很策略、很留有余地的，只说是多吃多占，而那上报的材料里，可是写着本大队挖出了贪污多少钱、多少粮。老郭要是知道说他是贪污的，恐怕要跳起来了。他确实没有贪，连这多吃多占，也是看了工作组的面子才好不容易说了点的。

　　“那得退多少？”老郭不会争，这就已经退了一步。 “原则上是贪多少，退多少。”那干部说漏了嘴，把“贪”字漏了出来。 好在老郭没注意贪和占的区别，他关心的是到底要退多少，到底是几斤几两。“啊？这怎么使得？那时，我是为了配合你们工作才说这么多的。这，你也是知道的。” “当然，当然。我们也是讲政策的，态度好，积极主动，就可以少退点。态度恶劣，抵触对抗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不但要加倍退，而且还要罚！”

　　“不是我不想退，可是我实在是冒得办法。你看我这屋里，空空的，能退个什么？”他说的，倒不是假话。 “你就再想想办法唦。活人还能叫尿憋了么？就算是装个样子也装一下嘛。我就不信你是个冒得办法的人。”那位干部也是个挺会开导的人。 “我是实在装不起来。拿什么来装么？”老郭一副愁眉苦脸的样，这真的不是在装。 “你嗰里不行，你堂客家里不是还蛮好的么？你可以跟她讲讲么。”（堂客，湖南话，老婆的意思）

　　“啊？还要叫她家往外掏啊？叫我怎么跟她说哟？”老郭惊得都往后仰，睁大了平常始终都迷缝着的眼。他有眼疾，眼框里常糊着眼屎，睁不开。工作组为关心照顾积极分子，还安排我两次陪他去湘潭市里看眼睛。 “你看你，有出息的，这么点事就大惊小怪。你说说，我们工作组对你怎么样？” “好的，好的，对我好的。这我都知道。” “那我们工作组要往前继续开展工作，你就嗰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总得做个样子出来么。” “嗰个样子硬是不好做。那我跟我堂客商量下咯。”

　　别看我在这儿用一页纸就写完了这些。实际上少说也要用三个晚上，十几个小时。唯一好的地方是，湖南农民抽烟比北方的要轻。北方生产队晚上开会，一般都是在饲养院的屋里，挤在炕上，几乎没有不抽烟的。煤油灯下，烟雾缭绕。叫我这个不抽烟的，真是受不了。

　　后来的几天，常听得老郭的屋里有吵闹声、争辩声，甚至轻轻的哭泣声。大概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去问。一个多星期后，老郭夫妻俩商量好了，还是他妻子通情达理、让了步，关键时候帮了老郭一把。半个月后，我翻山越岭，来回步行几十里，去了他妻子的娘家，拿了点钱回来。具体数目忘了，大约一二十元钱吧。老郭也就过了这关。

　　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看起来就这样没什么声势，所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我在的湖田，连大会也没怎么开过。这样做，肯定是不会受表扬，好处是以后遗留问题也少。再加上，政治风向已有变化，党内的斗争焦点已转向高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排不上号了。春节后，二十三条的颁布，社教运动的压力明显趋缓，不搞强硬态势，这时也能讲得过去。

　　但不要以为社教运动就这么温文尔雅。我们这种做法，实在是很文明的了，其它地方可不是这样。以薄一波著作里所举山东的例子为证：“据荣高棠同志1965年2月9日向党中央写信反映，山东烟台地委提出退赔要达到“双十指标”，即干部退赔的东西，要达到每个社员平均分到10斤粮、10元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乳山县在1964年12月连开了18天三级干部会，并限三天退完。……不少干部只好卖掉基本口粮、房子、衣服、被褥等来退赔。泰安地区平阴县的退赔工作也搞得很厉害，从动员到退赔前后只有9天，既不去查证核实，也没有政策界限，交代多少就退赔多少……荷泽地区成武县，还到干部家中搜查，退赔面过宽，要求过急过严，有的连身上穿的棉裤也被迫脱下退赔了，只剩下一条小单裤，有的把全部家当甚至连茶缸子都上交了，床上只剩下一片席。”（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

　　这里想说一点。我在我参加的社教运动的一年中，没看见打过人、死过人。但这并不等于这场运动就没有打过人、死过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之所以还要特地说一下，是因为现在有人为左倾错误辩护，不顾起码的逻辑，用了很奇怪的一种推论，说：因为困难时期我家里、我那个村里没有饿死过人，那就是困难时期没饿死过人，谁要说困难时期饿死过人，那就是造谣。同样，也有人说：文革时期，我没看见打过人、死过人，所以文革时期很太平，谁要是说文革打过人死过人，那也是造谣。我都不想从逻辑学上说这种以点带面、以偏盖全的推理是何等的荒唐、何等的站不住脚。我只是说，尽管我自己没有在社教运动中看见过打人死人，但这并不妨碍在这场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打人死人的事实。对这一点，前面我已经举了一些例子，而且是正式出版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论述。这可是否定不了了吧。后面，我还会谈到这些情况。之所以我参加了运动而没见到这些情况，是有它的具体原因，有它的特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大师生毕竟是知识分子群体，相对来说，在思想上、行为上，受暴力倾向、极左观念的影响较小，这类事件发生得也就较少。

老木匠

　　（3）后期处理

　　 眼看运动要到后期了。

　　 过了五月，天又开始热了。大家都知道快要走了，不只是因为时间熬了那么多了，毕竟还是要回学校去的，更是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搞了。到后来，真正落实的东西并不多。尤其是有了“二十三条”的政策，看来不象要下死把、真的搞成一开始讲的那种样子，枪口好像已经瞄到另一个地方了。这对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工作组也好，他们基层干部也好，都松了口气。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二十三条”里最核心的那句话“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深层次含义，更没有想到它的最终结果。
　　
　　末了，村里的干部基本恢复原状，真正受到处理的不多，真的心灰意冷不想再干的到是有。这已经是快到1965年的夏天了。在这之前，在“前后十条”的政策之下，各地在运动中的处理力度是很大的，甚至真是当作阶级敌人来打击的。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像翻大饼似的，翻过去，又翻了过来。我们人大的工作组要走了，还有好多的遗留问题，有的是还没有搞清楚的，有的是还没处理完。好在，工作组中的当地干部还在，他们还要继续留守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放心地走了。

　　运动后期还有个组织建设的阶段，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清理整顿党组织。对原有党员重新登记，依据其四不清的程度和对运动的态度进行处理。有的开除，有的劝退，有的延缓登记，有的给予党纪处分，并吸收一部分积极分子入党。这项工作对于我们下去的学生来说，挺别扭。尤其是为发展党员的事。那时学生党员极少，从入学到那时还没有发展过（还是社教回去以后才有发展的）。自己不是党员，反而还要发展别人入党，从筛选对象开始，帮他写入党申请书，帮他填表，教他怎么回答组织的谈话提问，一整套的过程、手续，都要全程帮他做，都能赶上专职组织干事了。而那时的农村青年还远不如当下的年青人，闭塞得很，很多政治上那怕是很常识的事情，不但不会讲，就是讲给他听还听不明白。他们的积极性好象也不高，既不明白，也没有更多的想法，硬是给他们办的。我那时也想过，怎么我们党对入党的标准在城里和在农村还不一样。或许让他们入党，相对来说不怎么会添乱。

　　（4）悠悠湘江情

　　要走了。整整八个月的湖南社教行，就要结束了。

　　在要离开湖南之际，回过头来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接触最多的是湖南的农民。他们是那样的淳朴，那样的艰辛，吃的是最差最少的饭，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祖祖辈辈，年年月月，不息地劳作着。至始至终，无声无息，可以说是像蚂蚁一样。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意义，他们为社会发展、为民族繁衍所贡献的价值。在湖南，我终于最直接最真切地了解到了他们。任何时候，当我们意气昂扬高谈我们国家、高谈我们民族，请我们首先想到他们。
　　
　　他们为国家、为社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远不只是终日的劳作，他们还承受着各种各样运动的后果。尽管这些运动，有时对于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把他们也牵了进去。这些反反复复的运动，就着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吃食堂、大饥荒，直到这次搞社教，出力的是他们，吃苦的也是他们。中国的社会发展啊，什么时候能首先对得起农民。

　　这次社教运动更多的是打搅了他们。我们给他们的教育，还不够他们给我们的教育。我们对他们的帮助，还赶不上给他们添的麻烦。这些麻烦不只是生活、工作上的“三同”，更是思想上、政治上的。社教运动打乱了他们原本在困难时期之后慢慢恢复的步伐，把阿妈又一次卷进了空前的政治旋涡，而这个旋涡又引来了后面一个更大的旋涡——文化大革命。
　　(上一段的阿妈乃他们之误)

　　我先后所在的大队、生产队的农村基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朴实单纯的，为集体、为乡亲做了工作的。虽然有一些工作作风问题，其原因，有个人因素，但更多的则是社会的责任。大跃进中刮五风的过激行为，是高层强制推行左倾措施的结果。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的多吃多占，也是因为全国范围大饥荒这种特殊时期之下所出现的情况，比起现在的贪腐现象，真是没法比了。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不能用这种方法。社教运动的打击方式，无论是打击的力度、方法、范围，跟农村基层干部所实际存在的问题，完全是不相配的。作为当时尚是一个小青年的工作队员，我愿意向所有受到错误打击的大叔大伯们标示歉意。虽然自己所在的大队生产队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自己也没有采取过过激行为，但也总觉得过意不去。对社教运动的认识问题，下一节将专门谈到。
　　
　　对工作组里的当地干部，也想说两句。

　　他们在工作上经验丰富、雷厉风行，我向他们学到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们是社教运动的骨干，即使是在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队里，也是这样。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实际上，他们还是骨干，主要的工作，是他们做的。没有他们，可以说，光靠老师和学生是完不成这项任务，交不了差的。我向他们表示敬意。

　　在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不应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品质恶劣的除外。我所见的他们，都是写正派之人。有些脾气，有些做法，都在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他们也是常常苦于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明知一些左的政策、左的要求、左的做法并不恰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推，不然，自己也要成右倾。可悲可叹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几个月之后，也成了一场更激烈运动的对象。他们在社教时执行左的情况，就成了更左的力量说成是“形左而实右”，成了被批斗的借口。

　　再见了，难忘的三湘之地。

　　前面说过湖南的气候不好，吃的住的也不好。然而，当真的要离开时，发现还是有点感情的。那郁郁葱葱、绵延起伏的山岗丘陵，那或似绿毯、或似明镜一片片的水田池塘，那三五成群、点缀其间的农舍，那善良淳朴的湖南乡亲，永远留在我心里。
　　
　　1965年6月，我们在湘江南岸的易俗河集中，渡江北撤。或许是因为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打击不像周边地区那么厉害，乡亲们还自发地聚集到江边，来告别送行。我的房东老郭还扛着我的行李，和他堂客一起，走了好几里地也来到江边，送我上船。临行之际，依依惜别，还是有几分不舍之情。看着江上船儿点点，一支支队伍排着上船，堤坝上是一层层招手送别的人群，不由叫人想起那首革命历史歌曲“十送红军”的意境。那歌儿唱道：“七送（里格）红军（介支格）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格）穿梭忙，十万百姓泪汪汪”。眼前不正是有点那个意境吗？

　　有句话用来描述此时的人大师生，倒有几分切合：熟读经典，满身泥土，尝人世炎凉，知民间疾苦。
　　
　　回校以后，总结交流了两个星期。每个人都作了认真的思想总结，在小组里汇报，大家讨论，再由班级和系里作出结论。离开湖南之前，工作队也对每人写了鉴定。这些属于常规的事，就不多说了。

　　7月14日，举行了个全校性的文艺汇报演出，还有印象。去西北的同学有个舞蹈，是十几二十个男生，光膀子穿着陕北的羊皮背心，很有阳刚之气。那时还很少有这样的节目，令人耳目一新。去湖南的同学，自然是表演用湖南话唱的“浏阳河”这些。还有个是自编自演的用湖南话唱的反映社教运动的歌，我还能记得几句：“社教运动是嗰样地好，贫下（那个）中农站起了腰……”
　　
　　

老木匠

　5．运动后遗症

　　（1）个人感受

　　作为一个工作队员，经历过这场社教运动，自己有很深的感受，也想到了许多。总的来说，是增加了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开始有了对中国政治运动的看法。这些认识和看法，使我多了点自己的思考，有了点自我判断，少了些盲目和冲动。因此，在其后的文革中，能够少一些狂热，少走些弯路，少一些对历史的愧疚。下面讲几点。

　　①对中国农村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经过这一年多的亲身实践，使我这个城市孩子对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有了切身的感受，深切感觉到那时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感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作为国家和人民辛勤培育的大学生，自己责无旁贷。

　　②当时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应该是尽快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那时有的生产队，辛辛苦苦劳动一天所得的工分才几分钱，还赶不上老母鸡下个蛋。有的人家，一年下来甚至还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向生产队倒贴所分的粮草的钱。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是农民最迫切、最强烈的愿望和需要。

　　③阶级斗争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有没有？当然会有。从理论上说，直到共产主义建成以前都还会有。但是，那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越来越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按理说，应该及时作出重大调整。但不幸的是，这个理论却往往被某些人用来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用来作为强制推行和维护左倾错误的工具，用来作为吓唬老百姓的借口

　　解放后，在农村里，对地主富农的打击，应该说是相当严厉、相当彻底的。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怀恨在心，当然会有。但这远远形不成气候，构不成现实威胁。干部中有没有贪污腐化变质，当然有。那时有，现在也有，而且更厉害得多。但在当时，这类问题发生的范围、数量、恶劣程度，都还是有限的。需要解决，但不需要用搞阶级斗争、搞社教运动这种方式去解决。按照正常的法律法规，按照正常的党纪党规，就完全可以解决。但就是不走这条路。

　　④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矛盾、解决党内矛盾，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成功的。

　　首先是社会成本太高。不说别的，一个县里就派去几万人的工作队员，成年累月，所化的费用如果省下来给当地农民，会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多大的改观。当然这个成本，更是种政治成本。这个运动对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后遗症。
　　
　　有位农村干部曾对我说，解放前拼了命带头闹革命，解放后坚持搞合作化，别人有思想问题，还去批评人家，甚至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吃了那么多苦都没有怨言，结果在这场运动中却反而遭受打击。像当头一棒，使他感到很失望、很失望。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个人得失、个人恩怨。他的这个说法，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社教运动反而是增加了一些农民的思想疑虑，造成了一些干群之间、群众之间的裂痕和相互仇恨，加深了一些农村地区的社会裂痕和混乱。这些地区在这之后往往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后来我去的胶东的那个县也是这个样。

　　⑤要讲政策。即使干部中有些问题，群众中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也完全没有必要出手这么重、下手这么狠、打击面这么宽。靠高压，靠恐怖气氛，靠逼供信，迫使基层干部交代问题。把暴力手段、对敌斗争的那一套拿过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实在是很不应该，叫人感觉好像是在项庄舞剑，背后另有意图。

　　虽然文件里口头上也说，要讲政策，不要搞逼供信，但实际执行又不是那么回事。高层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下面这段话，是薄一波在讲运动初期1963年发生的事：“由于这场运动总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没能让运动停下脚步。

　　而且运动的具体做法缺少法律依据。“二十三条”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的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而可以随意解释的“整”字。倒底是怎么个整法呢？为什么不肯明说呢？最严肃、最严厉的政治运动，最高层次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有意用这种最不严谨的词语呢？为什么不可以准确些、增加些可操作性，让下面有据可依呢？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疑惑，虽然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法跟别人探讨，只能在自己脑子里翻搅。但在这之后，面对文革的兴起也因此就多了些警觉，少了些盲从。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不用规范的法律性词汇，而用随意性很大的口头语言，是当政者不想让这些条文反过来束缚了自己，这也是不要法制要人治的一种典型做法。

老木匠

（2）投下阴影

　　我们是离开了运动现场，但是运动没有结束。遗留的和暴露的问题，都扔在那儿。更还有一些隐含的问题，被捅破了皮，却得不到解决，在那儿感染、发炎、鼓脓。这些问题，有的是在农村基层，有的也影响到上层。

　　湘潭的社教，说起来，不算很过火。就是这样，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还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实际上，社教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一律当作是整肃、清理、甚至打击的对象，是很不公正、很不合理的。

　至于全国的数字，据资料，1962至1965年全国范围的城乡社教运动，有532万人挨整，死亡（被打死和自杀的）77560人。这个资料，有一点想特别加以说明。笔者一直想以正式出版物作为资料来源的依据。所以，当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时，并没有想要引用，只记了数据，而没有记来源。但以后尽管查了很多资料，却没能在正式出版物中找到更具体的有关社教运动期间死亡人数的数据。等再回过头来找这个数据的出处时，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资料只有数据而无法提供出处，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
　　（3）也说大饥荒

　　由大跃进所造成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在以前的中国当代史中是被跳过去的空白区域。其实这不但是整个中国历史无法忽视的一个阶段，也是高层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缺少这一环节，中国当代史的演变过程，从大跃进到社教、到文化大革命的演变过程，将解释不通。所以，尽管笔者的入学时间已是大饥荒的尾声，但为了说明从这段尾声到社教、到文革的演变过程，不能不占用篇幅说一下这个大饥荒。

　　令人不解的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这场大灾难沉默不语，三缄其口。还有一些人在网上断然否认有过困难时期饿死人这回事，理由是：我怎么没看到过死人，没听说我家和我亲戚家那时死过人，或者干脆来一句，难道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会饿死人吗？对这些话，不能简单地只看作是他们对历史缺乏了解、意气用事而不去理会。我们真的是要痛定思痛，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说，多少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缺少深入研究，探讨说明得远远不够，反思得远远不够，不利于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但这类否认那几年有饿死人的观点在正式出版物中未有所见，所以本书不便于直接引用。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59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67207万人，到1961年末反而降为65859万人。两年中即使没有一个婴儿出生，也还净减少了1348万人（请见：《中国统计年鉴 – 1982 》，中国统计出版社）。下面是笔者作的一个简单的统计图，反映1950至1964年间各年度的人口增长量。从这张图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那两年人口损失之惨重。本来正常地蜿蜒向上的人口增长量曲线，像被一把利斧劈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填埋的正是无数逝去的生灵。

　　上图的数据来源于198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该统计图很可能在本文的连载中显示不出来）。数据本身的准确率，那是另外的问题。海外学者有些不同的看法，现摘录一例，姑且听之：“西方人口统计学家的一致意见是，中国的资料大大低估了1949年以来整个时期的死亡人数。这一结论的根据在于，除非认为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数字，中国关于年龄结构和分年龄组的生育率的资料就是不一致的。科尔估计，1953年至1964年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只占总死亡人数的63﹪……”（请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明等译，陶文钊等校，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笔者是统计专业出身，在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主持过我国人口中长期预测模型的编制，并通过了国家级验收。笔者认为，与其用繁杂高深的数学模型来推算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或者任由社会上做各种的揣测和争吵，不如由权威部门正式提供相应数据和说明。这是对人民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也免得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纷争和裂痕。（顺便弱弱地问一句：这五十年前的数据不涉及今天的国家安全吧？）

　　这么重大的问题，连句话都没有，是讲不过去的，也是不正常的。这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事情，不要再推了。

老木匠

　　（4）引发文革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社教运动。

　　对于社教运动，更大的问题是，它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

　　对于大饥荒与社教、与文革的关系，站在1966年的时点再去看这个问题时，会更加清晰。

　　这是因为运动的激烈，已经主要不是表现在农村基层，而是引发了党内高层的震荡。毛泽东对于当时在党内和干部队伍里出现的对1958、59年大跃进和其后大饥荒的怀疑和不满、乃至要追究责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儿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例，分如下几点，来再次说明大饥荒的严重性及其对干部队伍、乃至对更高层次的影响。

　　1。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9年该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上报为50亿斤，结果下达征购任务为10亿斤。

　　2。为完成征购任务，各级干部怕自己被打成右倾，反过来穷凶极恶地向农民抢夺粮食、竭泽而渔，甚至不惜随意批斗、滥用酷刑，各种刑法有数十种之多。该地区潢川县傅店公社，公社干部15人中11人有人命；全社大小社队干部1316人中，有626人打过人，171人打死过人；被打群众2358人，被打致死304人，逼死45人。

　　3。大批农民群众就此被逼上绝路，活活饿死。据信阳地区1961年向中央报告，1959年11月至1960年11月，全区共死亡1070321人。该地区光山县斛山公社，原有658个自然村，其中175个村完全死绝；全社原有8178户，死绝1603户；原有人口36110人，死亡13674人，其中饿死12962人，被打死591人，逼死24人。

　　4。引起中央关注后，反复调查。1960年3月，内务部前去调查，估计有20-30万人饿死。内务部随后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报告。董派人调查了三个月，查出饿死人数为70万，又向周恩来报告。周又派出几十人的中央工作组前去调查。工作组来到信阳，亲眼见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和人吃人的惨状，见者无不掉泪。1960年1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由安子文向毛泽东汇报。
　　
　　那知天有不测风云，出了个庐山会议，他们被新华社专门发文批判，说他们是诬蔑大好形势、否定三面红旗、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调查组的许多师生，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愤而自杀。（请见：《中国人民大学纪事》，校史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不到半年，内务部等中央机关又开始了对信阳地区走马灯式的反复调查。

　　而毛泽东在听取安子文的汇报以后，面对上百万人的死亡，却仍然以阶级斗争的一贯思路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更加强化。他说，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随后，信阳地区不是把如何拯救灾民放在首位，而是全面开展清查漏网地富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夺权斗争，逮捕4220人。原准备将一部分人当成阶级敌人大开杀戒，以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后来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才将死刑改为死缓。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处理方法，与很多干部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八十年代，一些信阳事件的当事人说出了他们当年的想法。原罗山县委书记许文波认为，信阳事件既不是阶级报复，也不是违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到了极点，在粮食问题上执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所造成的。

　　原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说，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面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信阳事件的有关资料，请见：《国史札记》，林蕴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
　　这两位县委书记的话，虽然是在八十年代说的，但反映的是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想法，而且这也决不是他们一二个人的想法，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这样大的事情，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起？对于大饥荒原因曾有“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及这人祸倒底指的是什么的争论，其核心就在于此。先说是“七分天灾”，把责任推到老天爷身上。推不过去，就说是人祸。这人祸，也是先指的是帝修反，后来就扣到了刘少奇身上。

　　在毛泽东看来，“‘三面红旗’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很好地发展，在实践上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他是把“‘三面红旗’作为党的根本路线来对待的，作为 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来维护的。因此是不允许遭到任何怀疑的。”（请见：《我观党史二集》，石仲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说明：‘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这就有了明显的分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个分歧，不只是存在于基层，而是一直延伸到最高层。1962年1月，刘少奇在整理自己的七千大会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962年3月17日，刘对谢富治说：“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以上请见：《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这话使毛泽东如芒刺背，担心在他身后，也会有人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焚尸扬灰。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请见：《新发现的毛泽东》，王若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并且当面责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毛泽东此处讲的“不顶住”，还不只是指刘少奇。据《变局》作者张素华在解读毛泽东的话时就指出，“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 （请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对于有不满和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对付，是领导干部的，再加上夺权。前面曾提到的陕西杨伟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某种意义上讲，社教运动是毛泽东在更大范围内用处理信阳事件的思路来对待农村基层干部，即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消除农村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所谓“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亦源于此。任何从极左做法向后退、采用相对务实做法的，比如“三自一包”等等，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而刘少奇等人还在认真地试图用传统的政治斗争方式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所制订的后十条，以及那个“桃园经验”，应该说也是有不少“极左”的东西，但是不主张在政治方面打击得过宽过重，着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尤其是没有触及到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当然非常不满，由此发生了在高层不再掩饰的分歧和斗争。1964年末，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竟然对刘少奇毫不掩饰地扬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为简明扼要起见，本文不去全面介绍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分歧之所在（比如，什么叫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等等）。就讲一句，尽管后来刘少奇作了一定的让步，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只是相当多的基层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就在党中央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对刘少奇由不满发展到下决心铲除，而且是以抛开宪法、抛开党内民主的极端做法加以铲除。
　　
　　1970年12月，毛泽东对斯诺的回答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道：“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请见：《六十年国事纪要》，朱永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曾几何时，仅仅在1965年的三、四年前，1961年9月23日，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提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还坦然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请见：《刘少奇与毛泽东》，唐振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可见，毛刘两人的矛盾，虽然在建国前后已有表现，甚至高岗事件的发生也与此有关。（有关情况请见：《国史札记（事件篇）》，林蕴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但是，这个矛盾无疑是在社教期间发生了质的变化。
　　
　　（插一段题外话：高岗事件其实是高岗以为毛对刘有了看法，自己就可以取刘而代之，而搞起了小动作。然而他身在高层却不知道高层风浪之深浅，结果弄巧成拙、被别人递过来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了建国后第一个被甩出来的人。“高岗反党联盟”，是目前唯一尚未平反的建国后前二十年发生的党内政治事件。我个人斗胆预言，此事也会有改变结论的时候，不过不是现在。当然到那时，也不是全部推翻，而是主要的帽子会改变。比如“反党”之说，比如“联盟”或“集团”之说等等。我本人对高岗并无好感和同情，只是提前这么一说。）

　　按罗平汉教授书面的说法就是：“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转而酝酿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

　　社教运动和文革的关系，甚至从写第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直接导火索的作者聂元梓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她之所以运动一开始就起来反校党委，也是因为她在1965年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中与校领导结下了怨恨。
　　
　　还想说一点的是，这场灾荒中的死难人数远远超过十年动乱。但文革的事，目前谈论的还算有一些，而这场大灾难却很少有人提起。或许，文革死难者中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社会影响比较大；而困难时期死的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默默无闻地活着，也默默无闻地死去。

　　或许，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十年浩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罪于林彪、四人帮。而这三年灾荒，往哪儿推呢？
　　*
　　有些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电视台女主持人的衣领低了多少，对相亲节目女嘉宾哪句话是否妥当，那是认真得不得了，恨不能拿着放大镜去查看，被讥笑为“马克思主义老太太”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另一方面对涉及几千万生命的重大事件，却退避三舍、装聋作哑、难得糊涂，这恐怕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说得过去。

　　刘源先生有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判。”（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83页。文中所讲的“这场浩劫”，是指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笔者也相信这句话。

　　这场大灾难，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没有必要回避，也回避不了，即使是在今天。

　　这不是算历史旧帐。既不旧，更不是算帐。我们需要了解真相、记取教训，改变眼下对中国当代史一系列重大环节反而讳莫如深的不正常状况。与其让大家津津乐道于唐宋明清那点事、三国那点事、孔老二那点事，与其沉溺于名曰魔幻悬疑武侠言情穿越小男人小女人之类而实则既无社会意义又无艺术价值的垃圾堆里，与其那样的迷茫困惑麻木低俗无知无聊又无奈，不如睁眼看看五十年前的那场民族大灾难。
　　  
　网上还有这样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饿死几个人，算什么？历史上哪个朝代都有饿死人的。如果这么讲的话，那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那还要领导人民起来闹革命建立新中国干什么？那还要千百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干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连饿死人都避免不了，那是讲不过去的，是有愧于人民、有愧于革命烈士的。

　　这种不顾一切为左倾路线辩护的论调，不是无知，就是没有人味。其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封建王朝。只要大权到手，就可以肆意妄为，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管不着。不管老百姓陷入怎样的生死绝境，革命的高调依然唱个不停。反正死的是别人，不是他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死几个人算什么，死了一半还有一半。

　　正视这场灾难，会使我们认清很多问题。
　　
　　在此摘录一段刚看到的英国剑桥大学刘瑜女士的话：“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

　　中外历史上，单纯因为旱涝风雪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几乎没有延续几年的，也没有一个自然灾害能同时波及整个国家东西南北几百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的。但是，如果有别的因素，比如在一个专制、封闭、僵化、冷酷的体制下，那就另当别论了。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往往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制度出了问题，至少是粮食的管理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这场大饥荒，不是哪个个人的遭遇，不是哪个家庭的不幸，而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它对各个方面都有着持续的重大影响。它无可否认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损害了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凝聚力。

    诚然，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没有对这场大饥荒做更多的阐述。但那是因为那时我们刚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对林彪、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还没有结束，针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十分地紧迫和艰巨，对更早时期的大饥荒稍做放置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今，岁月又过去了三十年，时代的步伐到了今天，就不能再继续无限期地回避下去了。不要低估这场大灾难在人们心中的伤痛。我们要真诚地面对历史，真诚地面对受害者，尤其是要真诚地面对今天的人民大众。

　　　　是时候了，是到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了。大饥荒距今已经五十年了，难道还要让人们再等五十年吗？这不是揭历史疮疤，它原本就没有愈合。连个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明确，怎么能愈合呢？听任这堆历史沉积捂着盖着，由它在角落里发酵发霉溃烂，恐怕不是良策。

　　更何况大饥荒不是我们的错，它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没有必要由我们来背这个包袱。我们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用不着为此张不开口。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与左倾错误切割，严肃认真地公布历史真相，作出能为全党全国人民认同、能为国际社会理解的说明和解释，给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史。这样才能放下包袱，汲取教训，避免类似灾难，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着现代社会大步迈进。
　最后，引用于幼军在他最新著作中的一段话：“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万多万还是三千多万，哪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请见：《社会主义五百年》，于幼军，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
　　*
　　本节文字选自笔者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二十九章。

　　　　回想起来，毛泽东最早提出要搞社教运动是在1963年，我们再重温一遍前面提到过的话。他在为《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所作的批语中写道：“……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在笔者的记忆中，这段话里原来还有一句：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下面才是“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现在的出版物中没有了。）

　　在这个批语中，他还写道：“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然而，当这一次教育运动收摊之后，全国并没有出现事先所讲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却是出现了遍地哀鸿、十年浩劫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情景。

老木匠

　　三、 实践教学阶段

　　1．总统府

　　1965年秋学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加快了教学改革的步伐。主要是加快了教学进度，降低了教学要求。搞社教停了一年多的课，客观上也只能快马加鞭了。

　　1966年春学期，教学改革跨出了一大步，学校全面推行实践教学。对我们班，准备上半学期在工厂学工业统计，下半学期去商店学商业统计。

　　于是，一开学，我们就住进了学校在城里东城区的分部。这个院子，就是张自忠路3号（即：铁狮子胡同1号），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府(段祺瑞期间叫执政府)、抗战时日酋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群。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北洋军阀开枪镇压学生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院子也不大，站在主楼台阶开枪的军警离学生冲入的大门也就是三、五十米。

　　主楼的前端是个假四层的钟楼。我去爬过这满是灰尘、满是由木板和大齿轮搭建的实际早已不用的钟楼，很有些卡西莫多爬的那个巴黎圣母院的感觉。后面主体部分是二层楼。楼内有左右两排房间，中间是过道，四周有走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使用面积不多而公摊面积很大。当年的这些办公室大房间，就成了我们的临时宿舍。
　　
　　住在里面，色彩阴沉，光线暗淡。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或达官贵人或日寇首领当年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或许那时的某一刻，就在我躺的这个角落，正在密谋着什么。而我自己，几个月前还在湖南乡下偏僻山洼的泥屋里，这一刻，却住进了常人进不得的“总统官邸”。历史与现在，幻觉与真实，人生的无常，时光的穿越，正在我身上激烈地碰撞。

　　1988年第二年的秋天，我客串讲了回“大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而那个事件才刚过去三个月。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里痛斥北洋军阀开枪镇压学生，痛斥段祺瑞政府把手无寸铁的学生说成是“暴徒”。我在朗读这篇课文时，这批干训班的学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我，好像我在讲一件很严重的事。整个教室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只有我的声音在回响。这篇文章现在已经不在教材里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年刘和珍流血牺牲、倒下去的地方，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当我读到、念到这篇文章时，当然会有更深的感受。

　　对鲁迅先生，过去抬得太高，没有必要；现在有些人想要完全否定，也不对。鲁迅先生有他很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他的某些局限。而且，他的长处和短处，与过去的认识应有所不同。在左倾时期，片面强调鲁迅的某些“战斗性”，其实恰恰是他有些偏执、不够包容、当让不让的缺点。而现在有些人想回避的，却正是鲁迅先生尚无人超越的伟大之处，正是他对某些中国人国民性中消极面的入木三分的深刻揭露，比如阿Q。
　　*
　　在那段时间，还有件有印象的事，就是那两个月碰上了3月8日河北邢台大地震和它的几次余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等着预报中的地震的到来，结果还是没来，悻悻然地回到那始终是神色凝重的钟楼。

　　说起来，我和“总统府”大概还有点缘分。我在南京期间，相当长的时间与国民政府的“总统府”几乎是一墙之隔。常常用小推车带着小外孙女在里面玩。我对女儿说，你那时候住在乡下，整天泥里来水里去，就是个泥孩子，你的女儿却从早到晚在“总统府”里玩耍，真的是时代不同啦。
　　*

老木匠

　　2．工人阶级

　　我去实习的工厂，是安定门内的北京第二汽车附件厂和东郊呼家楼的北京医疗器械厂。上午当工人，跟班劳动。下午当管理人员，帮着师傅做原始记录，再跟着单据由班组到车间、再到厂部逐级汇总。别看事情简单，因为他们这两个厂工序多，加工的零部件和所用的原材料种类规格多，上下流程的交接环节多，这原始记录填起来挺费事。既要简单明了，又要准确反映。这班组记录的设置和填写、车间的汇总和分组，还挺有学问的。

　　此外，一星期还有两三个下午就地在工厂的会议室里上课，讲最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工业统计。业务指导老师，除了辅导员倪老师，还有查瑞传老师（后来他去了人口所）等。虽然学得不多，就那么几页纸，以后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后来到了县里，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就靠这几页纸，办起了统计培训班。那里就你是大学生，这样的事，你能推得掉么？

　　在北京生活了几年，这几个月是最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每天像市民一样地上下班、挤公交，像工人一样地干活，有的工种打个下手，有的工种就可以顶岗。哪怕是上食堂吃饭，也是自己买饭票打饭，像个职工的样子。不象在学生食堂，都是每人一勺，一样的，没有自己一点的余地。
　　
　　对工厂，我并不陌生。高中期间，每星期有半天去工厂劳动，去过不少厂子。在这两个厂里，和工人师傅一起劳动，也挺开心。尤其是能开个机器，特别要是能自己独立地操作个机器，哪怕是很简单的机器，比如打孔、磨光，真是高兴得很，干一上午都乐此不疲，干不够。比起田间农业生产，既有技术含量，也轻松有趣得多。

　　所以，在机床附件厂，最开心的事就是，师傅曾叫我单独操作一台放在过道边的机床。那机床说起来也挺简单，上面是高速旋转的向下的圆锥体（像个铅笔尖），被加工件是一段小圆管子，朝上夹在下面的台子上。操作者把上面的钻头压下，就能把下面管子的前面一段撑开，形成一个小小的喇叭口，就行了。关键在于往下压的力量和速度要掌握好，手和眼要配合好。不然，不是下面管子没撑开，不到位；就是撑过头，裂了。我先看着她做了两个，而后我就上去操作，一下就会了。那位三十多岁的女师傅也高兴得不得了，伸手在我肩上拍了两下，连说：“小伙，行。到底是大学生，行。我那时学了好几个星期，师傅还不放心。你倒是一下就会了。”

　　她的手拍下来，一股暖流涌上我心间。这是我第一次被异性所拍，这可是工人阶级的亲切关怀哦。我忙说：“是师傅教得好。”

　　我估计也并不是我聪明一学就会，而是她们客气。那位女师傅也并不是学不会，而是那时不一定有空的岗位。她的师傅也不敢轻易放手，怕做坏了，要承担责任。她们很放心地让我在那机床上干了好几天，直到把这批零件加工完，省了她们好些心。或许，让我去做，即使做得不够好，车间主任也不好批评什么。
　　
　　工人师傅们也很喜欢我们的到来，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或许是难得有这样一批年轻人，到他们车间里来。不知道别的厂怎么样，这里的气氛挺轻松。大家有说有笑，工作上能相互配合，日常生活也能相互帮助，并不见外。他们很敬重大学生，很向往学校的生活，那也是他们一直记挂在心、未曾实现的人生梦想。他们尤其很羡慕我们常常能参加一些虽是北京市民也能难参加的一些重大活动，常喜欢问这问那。因为虽然是在北京，一些地方，一些活动，他们也没去过。
　　
　　工人师傅们也很热情，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他们还请我们去他们家。我们小组去拜访过两位师傅，一个在东四，一个在前门外。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四合院。因为总的社会生活水平就是那样，工人师傅的家里也很简陋，生活用品很少，与堂堂的首都工人阶级的身份并不相称。比起我几年之后去的胶东农村并不好到哪儿，而且住得更挤。不但屋里挤，院子也都是几家人合用，搭满了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棚子。不象在农村，至少院子是自己的。

　　三个月的工厂实习，感觉到北京的工人，确实不一般，文化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高。首先是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思维比较活跃，尤其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对身为党中央身边的首都工人阶级的称号颇有自豪感。虽然只是普通工人，哪怕是些中年女同志，对社会、对形势也很了解、很熟悉，都能讲上一套，而且还不是瞎说。和他们在一起，比较好相处，没有什么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和隔阂，可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说。再是性格开朗，热情大方，为人真诚，乐于助人。所以当时整个北京的社会风气很好，令人向往。当然，我说的是整体，虽然各人有他的不同之处，个体难免有差异，但作为整体确实是这样。比起上海市民、湖南农民，感觉不一样，有其明显的特点。

　　三个月的实习，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的工人值得学习，值得敬重。这也是我在北京六年最大的感受。这倒不是因为受了革命理论的影响，不是因为说他们是最革命的阶级，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既热诚又真诚，有理想有向往，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一群人。当时想，如果能留下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也是很高兴、很值得的。当然，这也只能是一个不着边际、甚至没有必要说出来的梦想。
　
　　我们班的这次分配，也有件可气的事，有个南京电子管厂的名额，被工宣队作废了，没有派人去。多可惜啊！我们班除了一个北京的名额，再就没有直接去城市的了。我们班有四个江苏同学，愣是一个也没让去。大概是为了显示他们坚决贯彻那时的“四个面向”的方针政策吧（“四个面向” ，即：“面向基层”、 “面向农村” 、“面向边疆”、 “面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从好的方面想，也可能是为了减少矛盾，叫谁去也不好，干脆就谁也别去了。没想到的是，我人生最后的落脚还就是在南京。

　　此外，还有两件事，前面概括不了，记述于此。

　　1965年的秋天，我们计统系全系去了次香山集体徒步旅游。北京的秋天是很美的，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层层叠叠的山峦，被各色金黄的、鲜红的、深绿的树叶染成一片片瑰丽的色彩，煞是好看。我们的队伍，前面是引导的红旗在飘扬，后面是一字长蛇，蜿蜒在山梁的草木丛中，顿然使我想起红军长征的样子。站在香炉峰的顶端，极目远眺，心旷神怡，大好河山尽收眼底。似乎还能看见市区的建筑，影影绰绰，远在天边。

　　回程时去看了碧云寺，看了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碧云寺修缮、保存得很好，称得上是金碧辉煌、色彩鲜亮。但我对寺庙之类没有兴趣，既不信佛，也不信神。过去曾有“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说法，嘲讽那时国内旅游的贫乏和单调。

　　还有件事。教学改革涉及到所有的课程，也包括体育课，那时叫“军事体育课”。不象现在的军训，整天在操场上立正、稍息、整步走，很单调。我们的体育课活动内容比较多，去过西山的靶场射击。1965年秋，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上游泳课。我从没下过水，在水里笨拙得很。在上海读书时，听说别的同学能上游泳池去，很是羡慕。有次，在昆明湖里上课，不小心在水里没站稳往后仰了过去，差点儿要呛水了，也是挺危险的。在这刹那之间，边上的米受光同学，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我。

　　米受光是位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孩，热情、能干、大方。不幸的是，后来她英年早逝。这些年来，我们班的同学里，已经有好几位离开了人世。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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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3．教改感受

　　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问题更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名字就叫《东南亚》，而且还只限于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这段时间的感受：1、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城市，了解了企业，了解了工人群众。大学生不过是这社会里极普通的一员，很多方面自己还赶不上工人师傅。
　　
　　已经讲到了教学和教育，再讲一下我觉得对一个人至关重要而受益无穷的学习能力。在校期间，从课堂上，从老师那儿学的具体知识毕竟是有限的。本科也就是四、五年，像我在校六年，真的在教室里学习，也才二年，靠它管一辈子，是远远不够用的。但是有了学习能力，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就可以无限止扩展，在时间上可以终身扩展，能达到一个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程度。

　　学习能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正确的思维方法，这是关键的关键。学习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思维能力的强弱。学习方法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思维方法的科学与否。

　　要学会全面地、本质地、动态地，即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孤立地、表面地、静止地，即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年青人来说，尤其要注意：不偏激、不狭隘、不走极端。

　　② 科学的学习方法。从具体条件和实际状况出发，总结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③ 对新知识的敏感。对新的有用的知识，能及时察觉、乐于接受。尤其是中老年人要注意这一点。新知识、新事物不只是属于年青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

　　④ 运用知识的能力。学习知识，是为了运用。学了不用，或学的知识没用，那这种学习是毫无意义的，最多只能算是种自娱自乐的消遣。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再进一步强化学习、更新知识。如此，在不断的学习和运用中，两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要学会知识的迁移，把已有知识用于新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已有知识的作用。

　　⑤ 终身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知识的更新是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尽管常常会有一些不利的困难的因素出现，但学习不能停止。越是在这种时候能有效地坚持学习，才能最终更好地显示出知识的作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第一批就能脱颖而出、从而改变人生的尖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2、对于统计工作，尤其是对基层统计工作，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担当起来。这种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有它的长处。它改变了过去学校教学中完全依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三中心”传统教育思想的做法（即：教学场所以课堂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更像是种职业教育。不是说职业教育不可以，高等教育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形式，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笔者十分赞成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自己在当教师以后也是身体力行。但这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如果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期、所有的专业都这样搞，那也会是种灾难。

　　说到教育思想，多讲两句。六十年代我们不遗余力地痛批苏联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其实，凯洛夫的思想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人家已经发展了。可我们还在一面批判一面照办。十年文革中，把什么都冲掉了，教育也不成其为教育。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教育领域恢复的依旧是凯洛夫的那一套，一直到现在。虽有所改革，但本质依旧如此，甚至变本加厉。而对七十年代兴起的赞可夫这些，乃至苏联解体后当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更是知之甚少。我曾客串讲过“教育学”，所以还比较关心这些。
　　

老木匠

　　4．左倾错误的逼近

　　当然1965年秋冬和1966年春天的那时，是顾不上教育思想的了。这时，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学时代正赶上一个左倾错误不断累积和激化的重要阶段。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节点：1957年的反右，1958-59年的大跃进，再就是我刚上大学时的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经过这次会议，一条左倾路线在党内赫然形成，步步紧逼的左倾步伐已经越来越响。

　　本来在前段课堂教学期间，就已经有了所谓“清理反动派学生”的事。不过，左倾路线这时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反动派学生”已不是主要目标。此时，从几个方面表现出了阶级斗争态势的全面强化。一是城乡社教运动的开展，这个，我们参加了，刚回来。再就是1965年秋，开始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和中苏论战的升温。此时，中苏关系已完全破例。每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在大喇叭里广播，那宏亮的声音在玻璃窗上嗡嗡作响，把苏联修正主义主义骂得狗血喷头。听起来是言之凿凿，挺像回事的。从文风上，也为以后写大字报打下了基础。听说，有人大的教师参与了这些文章的写作，所以还比较关注。　　

　　一部部受批判的电影，当成大毒草组织观看，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红日》、《革命家庭》、《聂耳》、《怒潮》、《不夜城》、《抓壮丁》、《兵临城下》、《武训传》等等一大串。也不用买票，还觉得不错。难得有这样连续看电影的机会，多看几部也无妨。好在我们人大的学生，一入学就每人发个小马扎，带有点延安作风的意味，看露天电影很方便。从这些电影的内容看，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没看出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同时，在理论界，发起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孙冶方“市场经济论”等等的批判。最热闹的是史学界，文章可多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和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都看了。还有对翦伯赞的批判等等。也知道这些文章话里有话、甚至话外有话，是有所指的，但没有想到他们会一直指到最高层，没想到这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兆。谁也没料到，极左的步伐已经逼上来了，打破了所有人的善良愿望和平静的心思。
　　
　　“翦伯赞”是我校历史系的老教授，共产党的理论专家。我亲眼看见在一次游斗中，戴高帽子、因坐喷气式额头碰在石栏杆上滿脸是血，第二天就传出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了。楼主把大毒草电影一网打尽了，那时还看过一部京剧电影“林冲”。

　　 老实讲我在校其间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政治讨论没发过一次言、没写过一份大写报，对一切我有我的看法，但屁也不敢放一个，没没无闻，冷眼看世界。

　　教育领域也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灾区。那时先后传达了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蓉的谈话。其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后来总结的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文化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从党内到党外，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各级学校基本上都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这些说法也是在其后的文革中，学校首先受到冲击、学生红卫兵首先受到鼓舞起来造反、校领导和老师首先被残害的重要原因。关于两个基本估计的问题，在本文的“部队农场”一章中还要谈到。
　　*
　那时，为配合阶级斗争的升温，怕你想不通、跟不上去、下不了手，还大力宣扬所谓的“驯服工具论”。 就是说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叫你干啥就干啥，还要老老实实地使劲干，什么也不要问，美其名曰：“做颗永不生锈的锣丝钉”。这个理论，完全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它明显违背了《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违背了当前所讲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讲穿了，就是赤裸裸地叫你乖乖地当奴隶。

　　正如易中天先生在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易先生还讲到：“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

　　就这个荒谬“理论”，文革中，极左势力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批判”。说它是压制革命、不许造反。在极左时期，真是只有更左，没有最左。

　　笔者还想说的是，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具体措施，而在于把“工具”又重新变回了人。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程度，就看这“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变回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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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多久，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就是这样空前激烈的大批判也满足不了左倾势力的需要。工厂的实践教学还没结束，正准备去海淀百货商店学商业统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随着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我们也跟着撤回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

　　从那一天起，到七月末撤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是文化大革命公开发动后的第一阶段。在那段日子里，文革由过去通常的那种政治运动，演变成了一场谁也意想不到的非常规的暴力运动。

　　有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亡党忘国的程度，十年浩劫，罄竹难书。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满街大字报，两派武斗，到处串联，铁路瘫痪，北京拥挤，红卫兵接见，耳朵里整天听到的是“造反有理”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打砸枪天天看见，批判斗争游街目不瑕接，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多少冤屈死亡。。。。。。太多太多。我们一想到文化大革命便想到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但仔细想一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温床，会有林彪四人帮出现吗？

老木匠

　　四、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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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狂潮骤起

　　(1)大字报

　　1966年6月初，回到校本部，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整个校园是一派极左势力所津津乐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景象：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很真诚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那些天，我们也常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札记”（那是他们三人在《前线》杂志上合作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的“燕山夜话”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比，但在当时也是挺新鲜的了。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那些时日，整天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真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来到了，一场能使人们和社会更加革命的革命来到了。

　　然而，批判的对象，渐渐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沿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在新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几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义正词严”。我也发了言。发言前，对那发言稿是字斟句酌，讲重了，怕伤害到老师；讲轻了，又怕说是“走过场”。会上，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会议结束时，我们请老师们先走。老师们也对我们连连点头。这跟中学生对老师的批斗，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怎么显示自己也投身政治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这是帖出去给大家看的，比起教室里关起门来的发言，就更得慎重了。既要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力”，又不能真的伤了老师，真的是又一番搜肠刮肚、费了思量。这类为了应时应景的大字报，当时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不管写毛笔的那些规矩，把毛笔当钢笔写，也不抬胳膊，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

　　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对他早年的一篇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旅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他是不想叫我还把这事放在心上;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人民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教师姚中原6月7日写的。但分歧也就开始出现。6月14日，函授学院五个人贴了第一张反对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结果，第二天他们几个就被保郭观点的人拖出来斗了。

　　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一怔。林彪在那里面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原文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危急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他们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誓死保卫这个，誓死保卫那个，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五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特地亲自加上了几段，其中最后一段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文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老木匠

　　(2)新市委

　　极左势力当然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一个大事，是五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这个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是6月4日，报上公布了那次会议上决定的改组北京市委的名单，成立了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市委。六月中旬，北京新市委向各单位传达了也是那次会议上作出的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的批判“三家村”还算不上。

　　听了这个，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里的别人是在干什么吃的呢？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的干部呢？又不是像小偷悄悄地藏个东西，不让别人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次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还觉得各地动得不够，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和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城墙。

　　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的说，是从六月一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从群众的直接感受来讲，是那一天。有的说，应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应该说，文革是有个分为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果实在要说是从哪天开始，我觉得，相对来说，以五月十六日为宜。
　　

老木匠

　　2．“二月兵变”

　　（1）郭影秋

　　果然，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终于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人民大学。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婉言谢绝。后来，卫戍区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而住到南苑的一个靶场去了。（资料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炸弹。6月1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自然也就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 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文革开始后不久市委派下的文革工作组还在校时（几月几日记不住了），江青和中央领导（除毛和周外，包括刘、邓、朱、彭真，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在我校五四操场开了一次大会，我校学生、教职工约2万人，还有外校的一些学生，江首先发言“革命的同学们，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了”（江青来过几次每次演讲都是这样开头的），“不革命的走开”，具体原话记不住了，其中还讲了一些他的私事，他身体有什么病啦，说张邵华勾引他儿子啦，他说他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讲得较长。接着刘、邓、朱都发了言这三人都讲得不长，但都是一个内容，有点象自我检讨，意思就是对这场运动没有好好理解。彭真也发了言，主要是解释在这场运动中，市委怎样怎样的，但他讲话时经常被打断，被他人责问，有点象挨斗了。陈伯达、康生两个当时红得发紫的人也讲了话，但我记不起他们讲了些什么了，陈伯达发言一口福建话，不是福建人听不懂，王力在边上一句一句翻译成苏北口音普通话。

　　　　从此市委派下的工作组就撤消了，学生是江代表毛发动起来的。学生内心就是要保卫毛革命路线，因为斗的是阶级敌人，从电影里斗地主学到了怎么斗阶级敌人。

　　这一下，形势突变。第二天晚上，郭影秋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批斗。会后，郭被押在我们住的东风三楼底层，法律系的男生宿舍。结果，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围在楼前，人数越来越多，我也在其中。直至半夜时分，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有的等不及要冲进去抢人，有的则比较策略，提出我们也要批判校领导，为什么只能你们批，不允许我们批啊。最后，造反派只得把他放出，这边的人把他转移到了农经系的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29日，郭影秋被撤消刚担任了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当时他作为华北局的代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也被当作黑帮一样撤职，我们很想不通。当晚，我们还在文化广场上看大字报，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一时群情激愤（文化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人进人出，川流不息，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说明，但都是推托之词、不得要领。

　　彻夜未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康生。那是北海西侧的一个大院，清代某王府的一个院落，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大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在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这是他老婆曹轶欧先出来挡驾。她说：“康老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请你们等一会儿。”接着她又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一会。

　　　　我们坚持不走。许久，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他是满心不愿意，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这个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很多很尖锐的问题，他很有一番推功，没有一一作答，而是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要理解和相信中央的部署，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对郭影秋的问题，他也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郭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跟不上形势了。这些话，跟他之前之后讲的另一些话，就不一样了。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阴森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当地的学生和青年起来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的西面。湖西，后来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本文的最后会讲到。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是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3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被康生诬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而罢官。周恩来想调郭影秋当国务院代秘书长，但他却谢绝，而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人大。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平房。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物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党内高层的一位才子。他的历史著作和诗词，可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更不是“羊羔体”、“泪流帝”、“纵为鬼也幸福”的那些东西。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

　　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的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直至现在，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