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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辩论

　　接着，8月2日晚，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大会由吴德主持。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象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没有什么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直到半夜后，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邓小平总书记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 “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
　　*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8月4日被迫在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 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可是，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有个说法，当时中央领导有个分工，各自有“蹲点”单位，以保持与基层的联系，了解运动进展的第一手资料。邓小平、陶铸的“蹲点”单位，或叫联系单位，就是人民大学。但此说法，无正式出版物佐证。陶铸在倒台前的几个月里，还曾多次接见人大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这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90（）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在本文的后面要专门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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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红卫兵

　　（1）工作组之争

　　按说，高层的争斗和我们平民百姓的个人回忆录是扯不上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讲这些，就讲不清时代背景，讲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讲不清作为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遭遇和命运。所以，在这儿还得就工作组问题上的高层纷争说一下。

　　时局到了这一步，当政者已经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治批判，比如：报纸广播的批判、大字报的批判、党内的政治斗争、组织处理等，或者说这些批判已经无法满足彻底摧毁一切对手的目的，而需要借助于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常手段。不但要“口诛笔伐”，还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红卫兵运动就应运而生。

　　在6月1日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汹涌而来的浪潮使各校领导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文化革命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贴贴大字报，而开始着眼于批斗当权派了。人民大学对当权派的第一场批判会，是6月13日，在文化广场上批判孙泱等校领导。这次还只是叫几位领导站在台上，垂手而立，接受批判，还没有怎么动手动脚，但这已经是很惊人了。因为是第一次看到领导会被这样对待，感到很突然，很惊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保存着拍摄者给我的两张当时会场的照片。
　　
　　五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项重大决定，犹如重炮轰击。而毛泽东从1965年11月后一直不在北京，连五月份的这次这么重要的会议都没参加，而是逗留南方，静观其变。看到时局的震荡，未及所预想的那么大，便再来一炮，于6月1日公开广播聂的大字报，以彻底打乱他视为对手的刘少奇的阵脚，看他刘少奇如何接招。

　　为了控制已经出现乱象的局面，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等，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迅速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新市委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进校是在6月16日。组长是水产部副部长丛子明。由于时局震荡太大，进校的这个工作组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人大校内影响不算大。应该说，派工作组这种办法，是沿袭了1957年反右的指导思想，具体做法则是依照社教运动的那一套。据不完全统计，那时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就已经内定了一万多名右派学生。（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在人大校内，也是在悄悄地进行这些工作，只是所知的人较少。不像清华那些学校，工作组抓了前期反校领导的蒯大富这些，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这种做法也是很“左”了，但是与毛泽东放手发动文革、要与某些当权派大干一场的初衷背道而驰，引起毛的极大不满。7月18日，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就在酝酿又一个大动作。当天，他就要走了包括人大在内的四个高校的文革情况简报。25日，他对中央文革说，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工作组。离开派出工作组仅一个多月，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宣布撤出工作组。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拯救那些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而是为了更猛烈地向当权派进攻。

　　在这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就在7月29日的会上，“翟英（李雪峰夫人）她们当时坐在台下，听得比较清楚。听到刘少奇还讲了：‘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请见：《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的公开讲话。

　　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刚讲完话，毛泽东就从幕布后大步走向讲台，看也没看刘一眼。走路掀起的风，把刘的讲稿都刮到了地下。全场立刻对毛泽东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刘无言地低头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稿纸。这一幕，给在场的许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工作组内定的反动学生,实际上就是我在前面"清理反动学生"里讲的,这项工作在1963年秋就开始做了.后来忙于四清等没顾上.文革初的工作组为了政绩,也为了控制局面,又把这一套拿出来.只不过没来得及做完.所以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必可怜他们.当然,毛是出于另外的意图.

　　这事是千真万确的,我同班同学当时就有被工作组召去做这项工作的.因涉及自己同学,我不便于明写.

　　后来工宣队进校,也搞批判反动学生,所依据的材料,也还是这些.那是在毛革命路线下进行的.所以我在前面说过在那个体制下,只有更左,没有最左.
　　
　　而毛泽东则在8月4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谈到工作组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这是镇压，这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请见：《乱云飞渡》，姜华宣，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

　　这些争执，有多少是出于个人恩怨，有多少是出于权力之争，有多少是出于理念分歧，本文就不去探讨了。

　　关于往学校派工作组的风波，在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三卷中有详尽描述。这是我国文学作品中对这场工作组事件的首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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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造反有理

　　这些高层分歧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专制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立头功。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红卫兵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一开始，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卜大华等八个人，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最早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响亮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7月28日，江青把这份大字报带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8月2日晚，卜大华收到了矿院附中学生杨继业（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已经写信支持你们。卜大华此时既喜出望外又将信将疑。几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二正是《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同时，还发表了他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本节的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这两种想法交汇到了一点。红卫兵运动受此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起来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北京各大中学校纷纷建立起了红卫兵，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到处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清华附中的几个年轻人把他们战斗队的名字叫作“红卫兵”，有它的偶然性。而毛泽东要按照他的思路甩开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放手推进文化大革命，急需要有一种非常手段，这又有它的必然性。红卫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它作为运动很快地兴起，就是两者的结合。按照辩证法的说法，就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中有偶然性。

　　北京高校中，建工学院是第一个成立学生群众组织的，叫“八一战斗团”。人民大学以批判郭影秋为主要观点的造反派，这时也很快在8月8日成立了“人大红卫兵”。据侯成亚先生介绍，高校中叫红卫兵的，人民大学是第一个。不久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人大红卫兵也是唯一上城楼的高校红卫兵。（请见：《文革故事——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侯成亚博客 ，2011-4-4 11：04 ）不过那几天校内还很少有人知道专门成立了叫“人大红卫兵”的这件事。人大的学生，相对来说，对政治比较敏感，而不那么张扬。

　　我们这些比较“保守”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几天之内，看着校内校外突然冒出来到处都是红卫兵。名称大都叫着各种各样的战斗队，什么“红色”、“革命”、“造反”、“卫东”之类，或者从毛泽东诗词里找的“云水怒”、“风雷急”、“千钧棒”、“全无敌”等等。既然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咱们也是闹革命，那咱们也就是红卫兵了。我们也就个个都戴上了自己做的红袖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承认，自己就戴上了。一开始连个名称也没有，就是红卫兵。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用毛笔写的。不像那些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讲究得很，谁能戴多宽的红袖章，能用什么样的布料，得看他老爹的乌纱帽有多大，等级分明得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封建专制的腐臭味。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我们才又加上了“八.一八”三个字，作为前缀。8月21日，“八.一八”红卫兵宣告成立。后来，才换了统一印制的黄字袖章。也没有另外推举班级里的红卫兵负责人，班干部还是班干部。

　　想说明一点，当时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所谓“红五类”，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中学的学生干部。因此，没有其它学校学生中有多种成份、多种阶层，从文革一开始同校同班同学之间，就出现一部分同学欺压另一部分同学，而后，那另一部分受欺压的同学又趁着造反起来反击。那种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情况就出现在班级里。所以，至少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在文革中就一直平和相处，即使后来分成了两派，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甚至连争吵也没有过。这是和其它大多数学校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现在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地写这份回忆录的原因之一。

　　那时，各人都在自己想办法找来旧的黄军装、军帽，要是有草绿色的，那是最时髦的了。对于我们人大的很多学生，倒是有现成的。那就是去搞社教时发的旧军装，虽然已经破旧了，但好歹也是黄军装吧，不是假的，凑和点吧。说不定，这破旧还说明你有资历呢。对中学红卫兵人人都有的铜头皮带，我们都不知道能从哪儿搞到，随便弄一根就扎起来。再去买一顶看上去像军帽的帽子就行了。这一打扮，穿起来，相互看看，都觉得挺新鲜也挺好笑。但是，我们很快发觉，发动红卫兵运动，显然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非正常的极端的状态。
　　*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大海浪涛般涌动的红卫兵招手致意，并分批接见了聂元梓、卜大华等代表人物，也包括人民大学的双方代表。在接见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时，毛泽东说了那句有名的话：“要武嘛。”在这之后，又先后一共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把这一切推向了无以复加的高潮。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我作为一个首都红卫兵，几次参加了维护秩序。接见的方式，有几次不同的变化。开始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主要是外地中学生）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但很快因为队伍拥堵、不易疏导，而改用把红卫兵装上大卡车开过去。这几次，我们基本上都在天安门前。但是让红卫兵坐卡车，需要动用的车辆太多，又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和军人一起，站在红卫兵队伍的最前面，两三米一个，以防止后面的红卫兵往前踊。

　　10月18日那次，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我的位置是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近百米宽的大道，笔直地向西和向南延伸，在蓝天和绿树的衬托下，气势非凡。大道两边都是红卫兵的海洋，几十人宽的队列，向两个方向延伸，绵延不断，伸向远方。150万红卫兵列队长达50华里。翻卷的红旗，湧动的绿军装，一直铺到无尽的天边。现场上声浪滚滚，各种文革歌和语录歌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一会儿这边唱：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一会儿那边唱：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终于大喇叭里传来现场指挥部的指示：“请安静。”原先沸腾的海洋，一下子安静下来，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两点多钟，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那庄严磅礴的乐曲声：

　　“少少拉唻，叨叨拉唻，
　　少少拉叨拉少，叨叨拉唻。”

　　这是一个只有特殊时刻才播放的乐曲。

　　顿时红卫兵们沸腾了，排山倒海般地爆出欢呼的巨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盖过地，盖过天，似乎盖过天地间的一切。人在其中，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在压倒一切的欢呼声中，西边远处从斜阳的光辉里，在摩托车队的前导下，一辆吉普、后面又接着一辆辆的吉普，驶过来了……

　　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车里。他身着崭新笔挺的草绿色军装，身材高大，巍然不动；两眼凝视前方；右手半举，缓缓地动了下；脸庞在斜阳的照耀下，泛着一层薄薄的光芒……

　　因为正是在拐弯处，车队减速缓行，我看得很真切……
　　　　
　讲到这儿，忽而又想起了另一件事，要转述毛泽东的形象也不容易：1964年，在香港边上的广东省宝安县西坑大队团支书杨谭发作为“反外逃”先进典型，上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村后，他告诉乡亲们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都有香焦那样大。文革时，却被说是污蔑伟大领袖，被斗得死去活来。七十年代初，这个曾经是“反逃亡”典型的大队，青壮年几乎全都逃到香港去了。有个村，剩下的男人里，最大的才八岁……（此事请见：《大逃港》，陈秉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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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5日，毛泽东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的群众接待站直接号召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11日）

　　尤其是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标志，把运动推向了颠峰。

　　这一年的8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出现了由政治运动向恐怖活动转变的趋向。在这前后，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浪，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都被横扫得荡然无存。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从七月底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批斗，校领导、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学生干部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出身不好那就更是“狗崽子”， 至于“孝子贤孙”、“漏网右派”等等等等，各种名目不一而足。第一场大规模批斗会是在7月27日。会上，所谓的“黑帮”们，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低头而双手反翦，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荡腿就叫你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因为，有句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拖着往前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我记得，一个所谓“反动学生”，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被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是点点血迹。在狂吼的口号声中，在看热闹的人群夹缝中，鱼贯而过。看的人，也是表情各异：有的诧异，有的惊恐，这是怎么啦；有的兴奋，革命啦，这下可是革命啦，最好是像那个被称为“头号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呼喊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有的似有同情，又不敢言语。
　　
　　不但全校性的大会斗，第二天7月28日，各系也都开会斗。其中，要专门讲一下我们系的王命先老师。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1952-1954年在人大学习，毕业后留在我系工作。他虽身为高干子女，却工作认真，为人诚恳。可能是早就知道党内高层争斗之凶险，他做人做事，一直都非常的低调。也就是在这个月，为我党和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革命家王稼祥一家被赶出中南海(王稼祥是长征遵义会议后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为拥立毛出过汗马功劳)。王命先老师更是抑郁不安，知道难以躲过这场风暴。那天他从批斗会出来，回家后不久，就去了京西运河投河自尽。第二天，尸体被发现。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批的罹难者。

　　那场批斗会是在小礼堂进行（正式的称呼是叫八百人大教室，因为那时不让盖楼堂馆所，所以就不能叫礼堂，哪怕是小礼堂）。7月28日的下午，在一阵阵“打倒×××，把×××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我印象很深，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后，没等别人来架，是自己走上台的。

　　在这风浪起伏中，各人的表现和遭遇，有的突如其来，有的始料未及。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系邻班有位同学写了份大字报，不知怎么想的，落款写了个“主席门下之犬”。这本是古人极为自谦、极为自贬的说法，表示自己在领袖面前极其卑微。哪知，有人一分析、一上纲，说：“主席还有门下之犬吗？主席还用得着‘走狗’吗？”更有说门字下面有条犬，不就是“戾”字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要是讲出来还了得啊。一个平常很普通的同学，立马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和批准。于是，整日里就被大会斗、小会批，受着横来之苦。

　　看到往日备受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像狗一样地被拉来拉去批斗，被\戴\高\帽\、\掛\黑\牌，受尽屈辱，心里很难受。在那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今天听说这个老师死了，过几天听说那个老师死了，作为学生，心里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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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恐怖的“红八月”

　　没过几天，形势更变得吓死人了。尤其是8月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心惊胆颤、家破人亡、切齿难忘的恐怖的“红八月”。

　　那时难得出去一次。有一天，去西单，只见商店的招牌纷纷被砸掉了，甚至有的橱窗也被砸碎了，贴上了写着“卫东”、“革命”、“工农兵”之类的新店名。有好几拨人在游街，头戴高帽，脸涂黑墨，身上衣衫破损、血迹斑斑，有的还缝上布条，上面写着“狗地主”、“老右派”之类，被红卫兵押着、拖着、没头没脑毫无理由地随意打着，步履摇晃，嘴里还在凄惨地喊着：“我是黑帮”、“我是吸血鬼”、“我是狗崽子”。路上的行人也都行色匆匆、神色恐慌。
　　
　　这比起人大校园里的批斗，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面对这样恐怖的局面，还能再说什么呢？那些日子里，我们也不想出门。面对街上一队队气焰嚣张、狂傲无比的中学红卫兵，连我们这些大学生红卫兵也都无语，除了叹气、反感、厌恶，还能做什呢？那些人是完全失去了理智，六亲不认，什么事也做得出来的。只有退避三舍，少惹为妙，可是心里能无动于衷吗？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更有甚者，连畜生都不如，把老师赶出去批斗，竟想在老师家里强暴师母。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设在六中的监狱，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审讯室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

　　这是怎么了？是什么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甚至是孩童，变成了杀人狂魔、吃人的豺狼。作为学生这样大规模地残害和杀害自己的老师，残害和杀害自己的同学，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人间惨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解释，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
　　*
　　这时，江青惟恐乱得还不够，出来传话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在极左势力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扩大到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毫无根据的所谓“阶级敌人”、甚至杀他们的亲属和亲属的亲属等等，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在南北各地毫无节制地蔓延。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就全国而言，这股杀人狂潮不断蔓延，后来疯狂凶残到什么程度，仅以湖南道县为例来说明。1967年夏秋之际，杀人狂潮冲击到湖南南部，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最终就不分青红皂白，失去控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哪家就杀哪家，冲到哪儿就杀到哪儿。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66天内，就杀死4913人，自杀326人。杀人花样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绝非“惨绝人寰”、 “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汇所能描述，笔者都不忍在此复述。讲出来，能令天地失色、神人共怒。（具体事例，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这决不是共产党人的行为，也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忍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这个使全世界震惊的恐怖的八月，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就此逆转。

　　但是，能说吗？
　　*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覆，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有些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而由此所需要的道德和人性的修复，则要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今天，还有些人在为文化大革命叫好，叫嚷要再来次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如果是不了解当年的真实历史，那是无知；如果是明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还这样主张，那就是用心险恶。

老木匠

　　（5）“联动”的结局

　　然而，文革的凶险还在于，这批狂妄无知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却是文革舞台上最早被赶下去的人。这批小孩子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说的“斗黑帮”，最主要是指斗“走资派”、斗“当权派”。而他们热衷的是残害、虐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文化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物。

　　1966年10月，中央再一次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此，只会造牛鬼蛇神、死老虎反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已经没有用处，又一类敢于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红卫兵横空出世。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年的秋冬季，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连他们的父母也相继成为走资派而受到冲击，他们自己也就在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女”、政治弃儿。这批文革急先锋，反过来立马就吃了文革之苦。他们在前期对别人的凶残手段，却在告诉别人，原来文革是这样搞的。随后揭竿而起的以在原有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群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爹妈之身。他们的不解与反抗也就可想而知。他们不知深浅地与把他们捧上去的中央文革翻脸，又六次冲击公安部。其结果，可想而知。

　　1967年1月17日，“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1月25日，“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被后起的由蒯大富带领的红卫兵攻破。卜大华等骨干成员百余人被先后逮捕。此时离他扯起红卫兵旗子，还只有八个月。这批极端分子的这个下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血，而是因为他们起而反对继续拉着极左列车狂奔的他们当初的江青老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
　　1967年3月，我们去参观了这个被改成“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的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它原是满清皇帝从紫金城到颐和园途中的一个行宫，解放后改建为军队系统的一所高干子弟学校。里面楼台亭阁，雕梁画栋，小桥流水，假山嶙峋，所过之处，一步一景，堪与大观园媲美。拍“红楼梦”，根本不需要外景地，那儿就是现成的。在展览中，看见他们施暴的种种酷刑，他们狂妄无知又想傲居天下的政治纲领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奢华糜烂（这样讲，决不过分）。

　　解放后，才十几年的干部特权，就养出了这么一批干部子女。他们这些人，在他们父母政治特权的精心培育下（比如，林立果在初中时，林彪就给他看党内高层的绝密文件），培养出了强烈的政治优越感和所谓的政治才能。他们以为亿万人民浴血奋斗和千百万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江山，就是他们小圈子的天下；以为国家的权力，是从他们父母手里“接班”来的，而不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诚如某位高干子弟说的大实话，“谁接班也没有我们接班好”，把人民江山看做是自己家天下的内心世界一览无遗。顺便想指出,“接班”一词，很不科学，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从哪个人手里接来的）。他们要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要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从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妄、那种傲慢、那种无知、甚至那种凶残，都令人瞠目结舌。

　　　　这个展览，如果拿给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看看，也不失为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对如何教育培养好.“官二代”、“富二代”也极具警示作用。

　　当下，有些人因为痛恨专制贪腐而向往极左时期，以为那个年代有多么的神圣纯洁。其实那时的专制贪腐的程度并不亚于现在，只不过那时专制贪腐的圈子更集中，信息封锁得更厉害，不像现在这个专制贪腐的圈子大了，信息流通多了，让大家知道了一些而已。从这个八一学校的展览，看看那时高干子女的骄奢淫逸，而当时普通群众的生活还极其清贫艰难；想想现在那些还在为极左时期叫好的人，真为他们感到可怜。就算是在极左时期，这些特权和奢华也是轮不到他们的，连点边都粘不上，想看也不会让他们看见。
　　
　　后来，对“联动”成员的处理并不重，4月份就都放出来了。这年2月，有个由高层老领导发起的“二月抗争”（即四人帮所讲的“二月逆流”），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进行猛烈抨击。《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一书里有句话：“‘二月抗争’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既有政治的认识的原因，也不能不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句话，倒值得令人深思。

　　这些人，经过这次波折，思想上受到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其中相当多的人，对维护、扩展、享用自己特权的愿望更强烈了。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更猖狂，不敢反对中央文革了，却对“黑五类”下手更狠。面对那时出身低微的造反派不断狂吼：“斩尽杀绝黑五类！”“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对后来一些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血腥争斗，起了恶劣的作用。

　　当然，他们中也有就此深刻反思的。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他们中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反对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在又过了十三年之后，各人的表现又不一样了。

　　近来有些报刊，陆续刊登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深感惭悔，如2010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尽管这样做的人还不多，也不是一些主要责任者，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视历史，反省错误，才能真正地跨过这黑暗的一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也有些当初的早期红卫兵头面人物，对被人指为亲自动手打了六个人（也有说是打了八个人），出来加以否认。能否认打人的事，至少说明，他（她）已经认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总比有些打了人还理直气壮、至今不肯认错的要好。也有的打人者，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响应领袖号召，参加革命，个人不承担责任，依然傲气得很。虽然一直没有追究他们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良心和道德么？

　　我们没有见到过他们这部分人的文革回忆录，其中有的现如今也已担任了领导工作、身居高位，不知他们是否还能记起当年高喊“杀杀杀”的时候。由他们来讲讲这个过程和感受，说不定会更有意义。

　　现在网上还有一些为文革叫好的人，为极左叫好的人，我不是指没经过那段血腥年代的年轻人，是指经过那个年代却还在为文革叫好的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只听见他们叫好，却没有见过他们写的真实的文革回忆录。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网上，都没有。既然那么好，为什么不让大家看看他们所极力称赞的所谓“四大自由”、“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革命岁月”倒底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写不出来。他们也不敢写。因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是作假的话，那就是打人杀人、残害群众、残害干部的罪行录。

　　反过来也有个感觉是，对于很多人，一些事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这也不难理解，但是对于有些人反差就太大了、太夸张了。有些人对别人搞极左，那么地残忍狠毒、毫无顾忌，但是搞到他头上，也知道不行，也知道反抗，就像那些“联动”。 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不是也能看到吗？有些人反别人的贪腐专权，洋洋洒洒，很起劲，很像回事。但是反到他这儿，就又是另一种腔调了。照样抡起极左的斧子，不管对方是对是错，是左是右。
　　*

老木匠

　　（6）再说红卫兵

　　①红卫兵的社会思想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出现的这场红卫兵运动，作为左倾暴力的极端典型，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尽管国内还很少有专著论文对此作专门的论述，但如同文革中的派性组织一样，将会给以后的人们留下研究政治、研究历史、文学创作以无尽的材料，使人们能认清很多问题。

　　本文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论述。如果要对“红八月”的这种恐怖现象，进行社会原因分析的话，那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行为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既高度专制又极度贫困的社会里，有一大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可言，连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没有，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他们除了仇恨和拳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敌视社会，崇尚暴力，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急于改变现状而可以不计后果，蔑视各种规则，敢于铤而走险，毁掉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这种意识是封建思想在底层社会的表现。看起来和帝王思想水火难容，实际上两者是经常相互利用、相互推动，甚至合为一股。

　　到了当代中国，尽管社会形态有了改变，也很少有人真的处于这种赤贫境地，但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做派，却依然随处可见。在极左势力的鼓动之下，其破坏性倒是愈演愈烈。部分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暴戾行为，就是一例。

　　就是在今天，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在各种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对这类行为和意识的过度表现、大肆渲染和太多太多的无原则吹捧。所谓的武侠，其实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务农、不做工、不搞学问，最终不过就是或为盗贼或为地主鹰犬。这些影响，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到个别颇有身份的人的出格表演都能看到这些影子。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在小说《革命四十年》里，就有秦德才这样的流氓无产者的反面典型，和虽然身为局长而内心却依然是这类意识的程贵安。
　　
　　有些事，前后连起来想了下。五十年代接受的革命教育，以为不怕死真不简单，不怕死就是了不起的英雄。现在见到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自杀式爆炸，就不这么认为了，卑鄙凶残的人也可以不怕死，就象流氓无产者一样，认为自己的命不值钱而无所顾忌。但他们与红卫兵极端分子相比又不一样了。伊斯兰极端分子是要尽力克服对自己死亡的恐惧，泯灭掉自己的人性，与别人同归与尽。而红卫兵极端分子则是在极大地膨胀、释放自己的兽性，在别人的痛苦和死亡面前尽情地欣赏作乐，认为别人的命不值钱，而很在乎自己的存在。不但很在乎自己的存在，还想飞黄腾达、傲视天下、做人上之人。
　　
　　②红卫兵的不同类型

　　这儿讲的红卫兵，更多地讲的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其实，红卫兵也是有它不同的类型。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和社会治理结构有关。这里想从这个角度谈一下红卫兵的分类。

　　社会治理结构简单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领袖层、执行层和民众。领袖层，是指对国家大事有决策权的人。在民主体制里，它是一大群人。它本身就有完整的结构，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专制体制下，它集权于少数几个人，甚至集权于一个人，那就是独裁。他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比如皇帝，所谓的替天行道，纯粹是个胡编的幌子而已。执行层，就是按照领袖层的要求，对社会进行具体管理的人。在我国，就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各级领导。这个群体既要对领袖层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但是，它既可以是勤勉的仆人、负责任的管家，也可以慢慢膨胀起来，变成既独立于领袖层，又独立于民众，而志在攫取自身的超额利益，这时我们就叫它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它独立的程度，攫取利益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知，执行层与领袖层的关系，可以是委托治理的关系、共事的关系，也可以是雇佣关系，也可以是主仆关系，甚至在皇权专制下几乎就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哪怕是宰相也不过就是个奴才。在执行层与领袖层之间也有各种矛盾。在民主体制下，相对来说，它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化解的渠道。但是在专制体制下则不然，这种矛盾的激烈程度，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角度看，也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一方面，领袖层与执行层的界限在逐渐上移。随着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发展，到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变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国的领导层显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了。另一方面，由大跃进的失败而造成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导致不但是民众，而且在执行层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左倾政策表示不满。这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领导层与执行层的矛盾迅速升温。毛把刘邓看作是执行层的代表和首领，当然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他俩就不奇怪了，尽管很多人还以为刘邓是领导层里的人。

　　然而，毛泽东要打击的远不只是刘邓两个人，而是在他看来已经并不完全听命的整个执行层。所以他抛开各地各级所有的党政系统，自下而上地发动文革，把几乎所有的执行层无一幸免地全部扫荡在地。当然，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领导层与执行层的矛盾，而是在更深的层次。当时的执行层，就绝大多数来说，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后来能拿得出手的批判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所谓防修反修，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不过是由头而已。毛泽东这样做，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都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在有些方面还不只是错误。事实上也是这样，到文革中后期，刘少奇、林彪垮台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对这个执行层的机制、职能、体系作任何有意义的调整，只不过是换了个“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在他看来夺了权就行了。尽管他当时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去做，但没有，而忙着搞批林批孔批水浒去了。

　　中国之所以出现文革，原因是很多的。这儿讲的是从治理结构失衡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视角，或许能解释一部分问题。笔者认为，文革这一现象要从多个角度去看。而且从治理结构这个角度来观察今天的社会现象，倒是也能说明很多的问题。
　　
　　现在讲红卫兵的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早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他们是执行层里高级官员的子女，比起普通民众最接近于领袖人物，最早得知领袖人物的某些想法。于是就急于跳出来表现自己，所表现的方式，也是专制体制下那种特有的极端行为。高干子女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虽然也是个群众组织，但比起后来几乎全社会都参与的群众组织，不是一回事。然而，他们毕竟只知道领袖的某些想法，而不是全部想法，尤其是更不知道深层次的想法。所以，当文革的矛头指向整个执行层时，包括他们自己的爹娘时，他们傻眼了，不知所措了，甚至也知道要起而抗争了。不过也没有用了，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堆。

　　这儿所讲的高干,也是相对而言，不是像组织部门划得那么清楚。那时规定行政13级以上为高干，17级以上为中级干部。高干子女红卫兵的“高干”是相对而言。对那些将军之子来说，13级算什么。而在县城里，他爹是个股长，就不得了啦。一般来说，此处的高干，就是不同于平民，也不同与一般干部，可以叫做领导干部子女红卫兵。但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最典型、最突出。在北京，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也确实就是他们这批人。所以，还是叫做高干子女红卫兵更为贴切一些。到文革中后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为扩大队伍，也逐渐接收一些中干、乃至普干的子女。但那时，他们作为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特征和作用，已经大为减弱了。
　　
　　在专制体制下的民众里，也有相对获益者、或自以为获益者，在“铁饭碗”里还有几粒可怜的米。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左倾做法的真实意图，只是想维持原有的秩序，在相对还有点了解的现有官员的管理下保持住那点可怜的利益，生怕连这一点也没有了。这就是1966年8月下旬以后大量出现的普通民众子女的红卫兵。他们也喊着文革的口号，但没有那种激烈的行为。他们既不满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嚣张与傲慢，也反对改变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反对后来出现的造反行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保守”的。说明一点，这儿和后面所讲的“保守”与“造反”，没有褒贬之分。保守派红卫兵，与作为文革标志性事物的红卫兵相比，其特征要平淡得多。

　　1966年10月以后，中央文革开始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执行层的打击已从彭罗陆杨少数头面人物，向上直指刘邓，向下则开始了对各地各级执行层的全面扫荡。这时，极左势力既不能借助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不能借助保守的红卫兵。第三类红卫兵，此时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相对受压抑者或他们的子女。他们受到过各级执行层的直接压制和打击，他们是红卫兵群体中真的造反者。此时，他们这批红卫兵的内在含义已经和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完全不同了。前面对红卫兵的某些叙述已经不适用于他们。对他们的阐述可以看后面对造反派的叙述。
　　
　　在人民大学，较早出现的“人大红卫兵”基本上属于中干、低干子女红卫兵了，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某些特征在他们身上也有所表现，但不突出，同时它又有造反派红卫兵的某些特征。他们在早期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转换过程，也比较顺利。这也是和高校红卫兵的爹妈不在学校当地有关，冲击走资派对于他们的心理影响不是很直接，比起爹妈就在眼前的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更容易接过造走资派反的旗帜。人大的“八一八”红卫兵，应该说是属于保守派红卫兵了。至于1967年以后形成的“新人大公社”，基本上已经不是原先的红卫兵的范畴了。
　　*
　　文革研究学者卜伟华2007年9月在香港所作“文革与红卫兵”的讲座中，也把红卫兵分为三类：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但这个分法，笔者不能赞同。

　　一是，他把8月18日前成立的他称之为的“老红卫兵”放在保守派红卫兵中，是不妥的。老红卫兵的特征，就是用“血统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纠结起来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在各省也有一些当地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尽管是在8月18日之后成立的，但其性质是和老红卫兵完全一致的。这些红卫兵决不是“保守派”。说他们是“保守派”，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正是他们，最早扯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只不过他们造反的对象是早已打翻在地、毫无还手能力的牛鬼蛇神，而不是毛泽东所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所要打倒的对象，包括了他们的爹和娘。这是他们这批红卫兵起来造反时绝对想不到的。由此，引起他们政治态度的急剧改变。但改变后的态度，也并不“保守”。把高干子女红卫兵也划入“保守派”红卫兵，恐怕是为了减轻对他们在恐怖“红八月”所犯罪行的关注和声讨。

　　二是，卜先生把“五•一六”单独列为一派，叫极左派红卫兵。笔者认为，“五•一六”这些显然已经不属于红卫兵运动了。

　　③我的态度

　　说明一点，在这个恐怖的“红八月”里，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们班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过批斗、抄家、抓人、打人、砸东西、烧东西等等这类打砸抢烧杀抓的行为。（在文革初期，是中学生比大学生起劲。到后来的两派争斗，又是低年级比高年级起劲；理工科院校比文科院校起劲。可能是高年级的、学文科的，相对来说，独立思考和政治头脑更多一些，盲目和冲动更少一些。红卫兵运动所以首先从中学生里鼓动起来，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讲这段话，毫无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只不过做了个正常的人。

　　由极左势力鼓动和呼唤出来的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残暴和血腥，反而使我清醒了，冷静了，看清了极左势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原本为保护郭影秋而去跑市委、找康生两天两夜不睡觉的那点政治热情没有了。原先振臂高呼的手，落下了。当然，前些日子想要支持郭影秋的做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群体的肯定，是对党的形象的肯定。而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的暴虐，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一些，都不需要。
　　
　　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样真实的政治热情，不需要这样对党、对党的干部真诚的肯定。文化大革命需要的，正是这些的反面。红卫兵冲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文艺黑帮”，并要借此来显示他们的政治优势和接班的意图。极左势力借此要摧毁的是“走资派”最后尚存的可能有的一点能力，来彻底打垮他们认为的政治对手，扫除对“绝对权威”的任何妨碍。他们在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任何的反抗和异议，都将立即死无葬身之地。

　　看着满街奔突肆虐、牙缝里滴着鲜血的群狼，我只能后退，我只能自我保护。不去咬人，首先还要不被人咬。当然，我也不同于完全的逍遥派。在冷却的外表下，内心依然是热的血，依然在关心着、思考着。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这场狂风暴雨中，我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但决不参与那些极端行为。

　　所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打过别人，也没受到过冲击、没挨过别人打。既没有那种咬牙切齿的夜夜愤恨难平，也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快感和从巅峰滚下的失落。既不是直接的害人者，也不是直接的受害者。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写这篇回忆录的又一个原因。我所写的，既不同于马识途他们受苦受难的《沧桑十年》，也不同于那个复旦红卫兵司令的《我不忏悔》，是文革回忆录的又一种类型，是一个处于旋涡中心边缘的普通大学生的经历与思考。我作为首都红卫兵，参加了一个普通百姓所能参加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现在再写下作为一个学者当时的感受和现在的思索。我希望我的回忆录，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叙事与论述相结合、回忆与反思相结合，能给读者有所启示，就很可以了。

老木匠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坐车可以不买票，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试图以此把红卫兵的洪流冲向各地，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这下，红卫兵们可高兴了。各个学校又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就像成千上万的麻雀，轰的一声，腾空而起，树林子里反而没鸟了。

　　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集体行动，马上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也没人理我们。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作何感想，不知他们能不能躺得住。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在南京，我们规矩得很，所有的时间都用于革命，连市中心新街口也没去看过。除了雨花台，就去了当时去南京必去的长江大桥，去了南京大学看大字报。
　　*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竟然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嗨！”

　　结果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领队的还走反了方向。应该往武进路走的，却往天目路去了。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9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乱/，/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后来，去见高中老同学，当然也会不穿这个了。
　　
　　晚上我们去南京路宣讲“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论调。这回儿好了，适应过来了，很随便地带上两个板凳，事先也不用准备，站上去就讲。上海市民非常关注，有不少人马上就围了上来，里三层，外三层的。不但认真听讲，还提出了不少疑问，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们其他同学在四周，也被很多市民围着。我们还真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们解释、讨论、答疑。

　　这时的上海也已经开始破四旧、斗黑帮，当然声势、手段远不及北京的凶狠。市民们最关心的是：文革是这么搞的吗？这是党中央的意思吗？他们焦急地一遍遍地问，也坦率地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有的人情绪还挺激动，话也很尖刻，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真有不肯罢休的意思。我们也照着“5•16通知”（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宣讲，这确实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思。既讲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论：造反有理、破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要支持红卫兵小将这些；也讲运动过程中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而不是触及皮肉。说起这些来，我们也是不厌其烦、一套一套，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热忱得很。我们自己也说，在学校里都是“保皇派”（保郭影秋），出来都成了“造反派”。

　　当时街头大辩论，还有个常见的话题，就是对“血统论”的争辩。那时有个被红卫兵大肆渲染的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它是在7月25日由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来的，又经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一篇文章《从对联谈起》的渲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谭力夫，最高人民检察院副监察长谭政文的儿子，毕业后参军，改名谭斌，本世纪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这个对联集中反映了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政治优越感。他们的父母从庄稼地里出来闹革命，经过了千百万人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好像就成了天下是他们爹妈打下来的，就应该由他们来坐天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变成他们父子世袭、封建专制的家天下。尤其是，只要不是红五类，那就是猪狗不如、无情的打击对象。有一副改编过的对联更能说明问题：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才一代人的时间，封建思想就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头去了，充分显露了中国革命所带有的明显的农民意识。

　　这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感。市民们常常拿出这个对联进行批判，作为对红卫兵的批判。我们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红五类，对这方面感受不深，也明知不对，嘴上却不能不硬撑，就说这幅对联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体现了阶级立场，当然如果改一下能更好些，比如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横批：理应如此。其实这副对联，也是陈伯达写的。（不久之后，有个北京工人遇罗克。他父母是右派，自己学习成绩很好却上不了大学，深受血统论之害。他写了篇“出身论”批驳血统论，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结果，以反革命罪在1970年3月7日被枪决。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应当说，这些行为确实也是在为极左势力帮腔，为极左势力的洪水添加了一瓢水。如果说还有可原谅之处的话，那就是为这些还在疑惑中、还没有对这场规模空前、手段非常的大革命反应过来的市民们发出警报，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所醒悟、有所准备。我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的旗号（与称之为“人大红卫兵”的，不是一回事，那个是作为一派组织的专有名称），那行为、那仪态、那语言和水平，和那些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的红卫兵完全不一样。那些市民们尽管仍然是疑虑重重，可愿意和我们交谈、甚至争论。

　　有位衣着得体、干部模样的妇女，疑虑而又急切，过来很认真地问我：“你们有学生证吗？”要是那种红卫兵一定会跳起来，大叫：“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你敢不信吗？”但我很坦然地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学生证，抬头看了我，说：“你还是上海人啊？”我点了点头。她很沉重地递还了证件，低着头，转过身，走了。我想，她也是遇到了很大的疑惑，甚至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这一瞬间，她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是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 。

　　后几天也去了复旦、同济、交大，这些高校看大字报。
　　
　　大概是8月30日(?)，我们还参加了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都出面了。主要是红卫兵上台批判发言，市委领导他们在一边站着听，接受批判。那次没有动武，没有搞“喷气式”、挂黑牌这些，只是动动嘴。按那时的说法，革命形势还很“落后”。

　　当时各地的领导对北京来的红卫兵，是有一定防范的。据《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说，投入造反阵营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事后揭发市委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对抗文革、破坏大串联”时说，市委组织了一些学生、员工去和街头宣传的南下红卫兵进行辩论，“要注意一些表现恶劣的，要告诉他们的学校。”（他们哪知北京的校领导此时都自身难保，哪赶上他们的处境）我们在街上遇到围着我们死死辩论的，问我要学生证看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基本上是三波。第一波是8月份，分散的一些，主要参与了文革的舆论造势。第二波开始是有组织的了，在9、10月份，主要参与了“破四旧”、“斗黑帮”等。第三波是11月以后，直接参与了造反夺权。我们算是第一波。8月30日(?)的大会，是红卫兵炮打上海市委的头一着。8月31日,以北航、清华的红卫兵带头，突破工人的护卫，冲击了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机关。不过，我们在那天会后就走了，去了杭州。

　　在杭州，不知不觉地就松懈了，主要也就是游览玩玩。浙江省委领导听说是一帮北京来的红卫兵，也都有求必应，安排了接见。接见是在一个大会议室，浙江省委的一位书记特地强调：“我们浙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省，铁路、民航都归上海管。虽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海港，也就宁波的甬江有点小码头，还赶不上上海的苏州河。”意思是这儿很浅，你们快走吧。讲得倒是挺策略，我们有几位同学还真的直点头。

　　在杭州的几天，除了这次接见，也就是去浙大看大字报和座谈与“革命”有关了。

　　这三个城市，前后也就是十几、二十天，我们的态度和当地领导的态度，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老木匠

　　(2)回家的路

　　9月5日中央刚发出大串联的通知，北京就受不了了，因为那时已经有不少外地学生滞留在京。才两天时间，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在人大校园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滞留学生尽快离京，说9月1日以前来的，要马上走，9月1日以后来的也要走。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秋天的几个月里，校园里挤满了外地的学生。连我们的寝室里也住进了一个邻班同学的同学介绍来的一个人。那人也是个上海人，不过品质很可疑。那天，他又领了个外地中学生来，吹嘘他如何地革命、如何地有本事，似乎就是首都红卫兵的一个头。我忍不住在边上说，这个人是临时住在我们这儿的。但是那中学生很天真很无知，好像两边的话都没听懂。没两天，我们就把那人撵走了。

　　乱哄哄的环境，使我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待着也没劲了。大家纷纷往外走。这回就不是集体行动，而是各人自行活动。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又提出步行串联去大寨。我没去，不想出这个力。说实在，我对陈永贵不敢恭维。不是说我当时就有多高的水平，能看出什么问题。而是对那时还能在政治舞台上蹦跶的人，不是说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表示疑问。陈永贵也来过人大，后来还表态支持我所在的“三红”这一派。为“三红”题字。就写了“人大三红”四个字，那个“红”字还写错了，左边绞丝旁下面写了四个点。当然，这倒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陈永贵在文革中照样投机政治，还起劲得很。虽为农民出身，却无农民品行。就以凌志军先生的一段话作为佐证：“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覆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就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的思想动向公布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之用。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请见：《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至于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虚报产量，这些更不用说了。
　　
　　那我去干吗了呢？我回家了。回家的理由，不那么“革命”，就是想省点伙食费。也不上课，待那儿天天白交钱干吗呀？这些年，也只有大串联，才有好好回家的机会。走吧，走吧。此时的串联，已成了消极逃避极左狂潮的无奈之举.

　　班上有位孙同学，她爱人在山东黄县，说那就顺路一起走吧。可我们到了北京站一看，乖乖，人山人海，即使是离京也不容易，只有往东北的才有票。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先出了北京再说。到了沈阳，没出站，又调头上了往南进关的车。那车上挤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才上去，挤在车门口，只有个插脚的地方。车厢里空气浑浊不堪，不一会就觉得喘不上气。一打听，这车已经停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开。我们看对面有趟车还空一点，赶紧就过去了。上去之后，才知道是开往丹东的。于是，我们就到了边境城市——丹东。
　　
　　丹东，很清静。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有这样的地方还真不易。我们去了鸭绿江边，看了看当年志愿军跨过的大桥，看了看对面朝鲜的绿水青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不过对那个政权，也是一言难尽，这儿就不说了。江面不是很宽，对岸静的房舍、动的车辆，看得挺清晰。在我们住宿的街道文化室，看到一群朝鲜族的大妈大嫂，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排练舞蹈。气氛是那样的恬静，舞姿是那样的美。真是很羡慕，羡慕在风雨中还有这样和谐的群体。在狂乱中的这份安宁，更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这儿也不是世外桃园。临走那天，晚上在候车室里，我正躺着闭目养神。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喊醒我，很粗暴地说，要跟他走。我问是怎么回事啊?那警察说,你别问,就是跟我走。我说，不行啊，我还得等另外一位女同学呢，我跟你走了，她上哪儿去找我啊。他却吼起来了，别啰索，走！一付就要动手的样子，好像就要逮住一个越境特务了，这立功的机会岂能错过。旁边人都紧张地瞪着眼看，看他怎么收拾我。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有另一个警察跑过来说:不是他，不是他。两个警察没表示任何歉意，便调头匆匆地跑开了。

　是什么眼神啊，还边防警察呢。真叫人害怕呀，差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掉进一个冤狱里。我的那位同学正去了洗手间，回来要是见人没了，还真没地方找。当时我在想，莫非这个地方也有偷越国境的？就算要跑，也不至于瞎了眼往北朝鲜那个坑里跳啊。原来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啊。后来知道，那时跟北朝鲜的关系已经不舒服了。那个时候，跟周边国家称得上舒服的，恐怕没有。等我那同学回来时，一切归于平静。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的这件事，我也没跟她说这些。

　　离开丹东,又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次上车，可是在大串联中难得有的宽松，想坐哪就坐哪儿。过沈阳站时，看着别人连滚带爬、你争我夺地拼命抢座位。不过我们在天津就下了车。这是为了要上山东黄县，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没在天津停留，出火车站便去了海河边的码头。别看这几个小时的路过，27年之后，我女儿在这儿上了南开大学。她在校的四年里，我来过不止十次。不过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就登上了开往烟台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只是那码头不大，轮船也不大，远不是想象中的能劈波斩浪远渡重洋的那种气派。

　　轮船在半夜到达黄县的龙口港，没有靠码头，下船的人是从船边的舷梯下到小筏子再上岸。而我留在船上，继续往前，天亮时到了烟台。烟台，是在我生命中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四年后，我在这儿经历了第三次工作分配。十一年后，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一员，住了四年。我在烟台地区，前后生活了十一、二年。在我生命的岁月中，烟台不是一页二页，而是整整一卷。

　　那一夜，住在西大街的一幢红砖楼房的旅社。那年头，串联的学生能住进旅社，还是很少的。后来，我在烟台工作时，常在它门口经过，总要往里望一望，虽然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第二天白天，上了靠南面一座小山上的古建筑 — 毓璜顶（玉皇顶），在那儿可以俯瞰当时的整个烟台市区和海港，还可以北眺大海和长岛列岛。13年后，我的妻子在毓璜顶半坡的地区医院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冬天，下雪多，那坡路结上冰，滑得不得了，太难走了。

　　从烟台，又去了青岛。火车在兰烟线上行驶。胶东丘陵平缓起伏，海莱山区风景宜人，那一片片的农田，那一片片的果园，在车窗外向后退去。未曾想，四年后，这儿就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我几乎踏遍了这儿的山山水水，无数次地穿越过这铁路两旁。
　　  
　　青岛，这又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前后两次串联,我去了七个城市。除了南京，其余六个都是沿海城市。而我人生的最后落脚，却恰好是在南京。

　　在青岛，我住在一个中学的大房间里。当时里面还住着一帮十多个上海中学生。我在街上买了个极廉价的一、二元钱的贝壳工艺品，放在床底下。第二天没了，当然不会有别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叽哩哇啦地商量着。我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们，只是鄙视地看着。

　　我之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还要提起这件小事，是顺便想起很多。尽管我是个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从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认为上海或上海人就一定是怎么怎么地好。讲“海派清口”的上海著名艺人周立波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搞到一起呢？”对此话，我倒不以为然(但我对周先生很多针砭时弊的演出内容表示赞赏)。我就是一个既能喝咖啡、又能吃大蒜的人，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打比方，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论北方还是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好的人，也都有坏的人。我为我的故乡上海感到骄傲。但要是我出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会为那个故乡而骄傲，仅此而已。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优秀民族。他们能够进化到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个位置，能说不优秀吗？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就与法西斯的纳粹思想相差不远了。我们人类是个大家庭，而地球，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少一些偏激，多一些理性，这也是文革灾难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之一。豁达大度、不卑不亢，才是我们“大国之民”（这是借用有些人的说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自诩）应有的态度。
　　
　　从青岛坐船回上海，在大海上航行了两天多。真的看到了辽阔浩瀚、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看到了大海上绚丽多彩、光芒灿烂的日出日落。我喜欢大海，陶醉于大海。没想到，这条航线，以后我来回乘坐了许多次。再后来，进入我生命的妻子，她的家就在青岛东北面不远的海边，出门就能看到大海。按现在的说法，真的就是海景房（当然，现在不行了，早就被挡住了）。大海，就此和我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以那儿为背景。

　　当轮船从吴淞口缓缓驶入黄浦江，那绵延几十里的数不清的工厂、码头、楼房，叫人目不暇接。我就像一个外乡的小青年贪婪地看着两岸的一切，使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家乡。《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六章车素花和她儿子来上海看望负心的南下干部经乡长，也借用了这个场景。

　　回上海后，跟高中老同学去过闸北的上海钢笔厂和杨树浦的国棉十二厂劳动。春节前，在钢笔厂。这个厂的生产秩序还很正常，没受到运动的影响。最多也就是在中间工休时间给师傅们念念报纸。春节后，去的棉纺厂，也是正常上下班，不过已经有了大字报，也有小规模的站在板凳上批斗车间领导这些。但我们没有参加他们的运动，只是看看而已。

　　尽管社会环境已经风浪四起，可工人们还是在默默地勤勉地劳动着，无怨也无奈地劳动着，为自己，为自己的平安，为自己的生存。这社会，也因为有他们的勤勉而维系着、支撑着、延伸着，而不至于垮塌。也正是他们的勤勉，才创造出被一些文革赞许者所称颂的“文革期间也有成果”：钢铁的冶炼、石油的开采、大桥的合拢、粮食的收获。

　　这期间，我还去看了中共一大会址、作为新市区样板的闵行一条街、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等等的地方。平常，就在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这些地方看大字报。戚本禹的垮台，就是从上海马路边的大字报上看到的。作为一个上海人，还从没有这样从容地在自己家乡逛悠过。
　　

老木匠

　　5．两派对立

　　(1)两派的由来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去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

　　有个现象可以看出来，极左势力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他们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从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防止其政党化，以免尾大不掉、成为分享权力的潜在对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也有的是假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这可都真的)。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文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都有害人者，两派都有受害者。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而被相继抛弃。只不过被抛弃的数量和程度，在各派间有所差异。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或“保守”）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在传统行政体制下，自以为还有点利益的，往往倾向于保护本单位的领导，那就是所谓的“保皇”了。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而军队的介入，所谓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更使矛盾扯不清理还乱、甚至火上浇油。
　　
　　说到底，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争权夺利者的必要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即使是前期的“保皇派”，也是如此，都扯起了跟着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旗子了，也会揪斗倾向于对立面的当权派，而且斗起来也毫不手软。

　　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比如说，主要的有：一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二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激烈斗争，甚至数次反复，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了最后胜利。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说明：本文的这个看法，并不等同于海外学者中有一种“两种文革”的说法。）
　　
　　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一成不变。他们的认识、心态、行为，随着事态的变化、遭遇的不同，也会有多种改变。

　　有新参加进来的：明白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反戈一击，来了；有看到造反派一度得势，重新站队，来了；迫不得已，表态支持；等等。

　　更有出去的：看透了极左势力，知道上当，走了；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处于劣势，趁早弃船而去，走了；迫于压力，投降了（此处无贬义。在有些地区，投降也不行，照样屠杀）；等等。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造反派”不过是想当奴隶都当不上的人（比如：出身不好、知识分子、受单位领导压制等）在争取当奴隶，而“保守派”则是通过维护单位领导来保住自己可怜的奴隶地位。本文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也无意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我们对文革很多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没开始。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也不表明褒贬）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虽然他们当时看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完整和准确，但也足够我们深思。

　　这儿举个江西李九莲的例子。她是江西赣州人，1946年生，三岁就当童养媳，解放后才回了家。她学习刻苦，勤于钻研，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初，她满腔热情地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参加造反，是赣州三中造反兵团副团长，全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1967年夏，当地一场武斗死了168人。她在收尸时思想有了剧变，开始质疑文革、质疑林彪，却被她在部队的男友出卖。1969年被捕。林彪死后，于1972年获释。出狱后，为能彻底平反，她多次活动。在派性干扰下，1974年再次被捕。1976年文革结束，她在狱中又质疑华国锋。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临刑时，被竹签穿过下颚和舌头，再用毛巾堵嘴。死后，抛尸荒野，被歹徒奸尸。

　　1980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之下，李九莲得以平反。具体事例，请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新华出版社，1998年。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有篇韩钢先生写的《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文章在对华国锋各项政绩作了全面说明之后，说他“最大的错误”是延续了“恶毒攻击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以“反革命罪”处死了44人，其中李九莲就是典型案例之一。本文提到李九莲，与华国锋问题无关，只是想说明一个如此单纯执着、追随革命造反的年轻人最后的悲惨下场。
　　
　　要说极左，两派都受极左的影响，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抢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至于现在有的人，只看到文革的几个片断，就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情不自禁地在那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为也能让他一试身手。这种想法，那就更离谱了。

　　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后期分化、重新站队，不在本节的分析中。他们后来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父母后来的不同遭遇（如：解放的早晚、新给的官阶的大小、前后的反差等）有很大的关联。
　　

老木匠

　　(2)分庭对抗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但到了这时，再公开颂扬他，已经不合时宜；而公开否定他，也不得人心。相对来说，对郭影秋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人大红卫兵”要“激进”一些，而“八一八红卫兵”要“保守”一些。这里的“激进”与“保守”，也没有褒贬之分。两派的直接对抗，还很少。在这之后，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

　　1967年初，随着全国范围夺权斗争的兴起，各种势力愈加对立，各地群众组织间的矛盾激化。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先是出现了三个“司令部”，后来又分为“天派”、“地派”这些。北京的“天派”、“地派”在政治观点上分得毫无意义，纯粹是按个别头面人物关系远近而分，和极左势力要在同一地区人为地分成两派的要求有关。

　　人大校内两派的阵营也逐渐泾渭分明、对立加剧。原先的“八一八”甩掉了“保守派”的帽子，重新改组成了“新人大公社”。而原先的造反派“人大红卫兵”，为扩大势力，将其他一些相近观点的小组织，如红卫军等划拉过来，又搞了个“东方红公社”。“人大三红”，就是这三者：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的统称。红卫兵，是以学生为主体；红卫队，是以教师为主体；东方红公社，则算是外围组织。三者大体是同心圆结构。并没有在哪天，正式宣布过成立。“三红”这个名称，起先还是对方“新人大”喇叭里攻击这一边时所使用的，这才有了这个叫法。

　　　　两派的矛盾渐渐加剧，由坐不到一块儿，发展到了住不到一块儿。“新人大”往校区的北面集中，以当时的新图书馆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图书馆东楼）。而“人大三红”则主要在南面一线，以当时的新教学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教学二楼）。1965年刚建成的两个新楼，这时却派上了这个用场。住在南面的“新人大”的同学往北搬，还好说些。住在北面家属区的“三红”教职工往南搬，拖家带口，真是不易。只带着极少的用品，把家一锁，就这么走了，几个月、甚至一二年都没回去过，尽管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这事的起因是“三红”的一些住在林园的教工宿舍受到了对方的骚扰，安全出现了问题。

　　等我过了几个月回校时，地缘政治已经改变。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新人大”一派的本班同学都已经不知搬到哪儿了。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留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能有个地方打饭就行。就这样，我就从原来的“八一八”变成了“三红”。原地没动，却是改换了门庭。当然，无论是当初的“八一八”，还是现在的“三红”，都不需要履行任何的手续，也没有任何的仪式。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之间转来转去，这倒是挺方便。

　　　　反正，此时双方也都以造反派自居，都是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个别头面人物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个什么，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错误说半个不字。在有些问题上，“人大三红”走得更远一些。比如，在戚本禹的策动下，“人大三红”1967年1月首先上街贴了反对朱德的大字报。在有些问题上，则“新人大”走得更远。比如，后来对“走资派”、尤其是对孙泱的批斗。最终，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最后两派的头也都没赚到好。

　　这一点，当时就能看得出来。就像那些狂热的中学红卫兵，效尽了犬马之劳，最后也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有关系的除外。不要以为那时就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不要以为那时的社会有多纯净，只是那时的关系和“后门”更隐秘，门槛更高，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少有人能钻得进而已，不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找关系。 现在所谓的“找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还有一类人，叫“逍遥派”。就是哪派也不参加，游离于运动之外，或只挂个名而不参与活动，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落后表现”，这正是当时很多人抵制极左路线的一种无奈做法。我倒不全是这种情况，虽然对参加派性活动不积极，派性情绪不强烈，但对政治是十分地关心。比如，对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当时发表最重量级文章的窗口，直接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各地的文革动向，也十分地关注。对各地一些头面人物的相关资料，进行保留和记录。这是和“逍遥派”不一样的地方。综合起来看，在这场狂风暴雨中，应该讲，我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身在哪一派，倒是无所谓。

　　“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过起了在《革命四十年》中两次提到的相类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此，食堂的门口还贴上了一幅大大的对联：“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这个对联据说是根据毛泽东一段未发表的讲话来的。不过，饭钱还是要交的。平常更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安全起见，也很少出去。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本方“三红”就连续播放过被关押着的崔耀先副校长的一个所谓“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老木匠

　　(3)孤岛时期

　　两派一分开，我们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很狭窄的区域里。对方走北校门，我们只能走东校门，活动范围很小，近乎成了封闭的“孤岛”。因为外面的世道很乱，我们也很少出去。要出去，也就是出去上街刷个大标语，兜售个“人大三红报”。到后来，由于对方出动卡车，到大街上抓本方人员，连这也不敢出去了。实在没事，就干脆回家。

　　我虽在“人大三红”，但很多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活动也并不参加。有项活动，倒是常参加，那就是上街卖《人大三红报》。没有任何的报酬，只是报销进城的车票，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出去走走。抱上一书包的报纸，就去市里人多的地方，通常就是西单、王府井这些。一边看光景，一边吆喝着:“快看报唻！快看报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唻！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革动态唻……有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有贵州的李再含、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有武汉的‘百万雄狮’和‘工总’，有重庆‘反到底’和‘八一五’，有广西的“联指”和“四二二”……哎！放眼全中国，胸怀全世界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反正那时候事儿多了，报上的内容也真不少，有的可说的。吆喝起来没什么不好意思，反而觉得挺自在，常常能因此而想起那“卖报歌”里的小儿郎。三分钱一份，还是五分钱一份，已经忘了。卖不了，也不要紧，回去按少了多少份交现金。可能那时关心政治的人多，都想知道本市和各地的文革动态，加上人民大学的名声在，那报纸还挺好卖。可惜自己没有留一些下来作个纪念。现在要找这些，就很难了，得去海外的图书馆和高校研究所。网上说是零碎有卖的，十元钱一张，我也没去试过。

　　而且，还真有一些人顺便买报、顺便询问讨论个什么问题。记得有一次，一位穿得很朴素的长者，步态颤巍，眼神伤慽，神情拘谨，四下张望后问我，这文化大革命的底到底在哪啊？那时有句流行的口号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看，像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心里一定有很多痛楚没法说，想问问这罪什么时候才熬到头啊。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他为什么会问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呢？可能是他心里实在装不下了，想问又无处问，只能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没有利害冲突的人问问了。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说，快了，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到底了。可后来谁能知道，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又延续了7年。要不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场呢。

　　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学校是商业部所属院校（之前是粮食部和国内贸易部），部级机关就在西单。由于有统计专业、科研管理、学报工作、课题研究、全国职称考试命题等多个头绪，我常去那儿，也常常去重新漫步当初自己卖报的街头。那时的顶头上司商业部教育司司长纪宝成先生，正是现在我母校人民大学的校长。
　　
　　对于文革时特有的文化现象：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些， 我们在“孤岛”里也有些特殊情况，不如外面那样的泛滥而喧闹。

　　大喇叭里，或排队外出 活动，唱语录歌是必不可少的。几乎所有的毛主席语录、诗词都谱成了歌。大多数谱曲的水平也很有限。至今还会唱的，多为诗词歌，语录歌很少。个别的，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用的是湖南花鼓戏的调，用湖南话唱。对于我们去过湖南搞社教的人来说，别有一种情趣，印象当然深一些。

　　在“孤岛”里，组织不很严密，活动也比较松散。所以，在许多地方很狂热的忠字舞，在这儿跳不起来，没什么人跳。在许多地方每天必做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没什么人搞。一些政治热情高一点的低年级同学或许也有做几下的。更没人说话时，在讲内容之前要先背上一段最高指示才能开口。毛主席像章，因为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所以都还是戴的。至今，我还保存了一些，以作为那个时代永久的留念。

　　这段时间里，我们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 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有了个不一般的孩子。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在那暴力猖獗的日子里，她也被拖到操场上遭到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来。

　　一些日子之后，她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她那时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又带着孩子，住在北面的房间。她说，可怜孩子，始终见不到阳光。我便抱着孩子，下楼，去到楼下的操场上，让他也能晒上一刻太阳。小孩是无辜的，他竟然还不习惯那明亮的阳光，常常都睁不开眼。他才几个月大呀。
　　
　　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是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位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说你必须立即离开窗口。对这种腔调，我完全嗤之以鼻。我在哪儿，你管得着吗？对方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第二天，系办的翟老师还很郑重地跟我说，以后你出去，可要小心啊。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除非是第一枪就朝着我。

老木匠

　　（4）武汉”七二0事件”

　　1967年7月，到了该是毕业离校的时候了。应该去年这个时候就要走的61级学长都还没走呢。低年级的同学们说是要“复课闹革命”。不对吧？能复得起来么？没一个星期，这复课的事就黄了。我们的毕业，连说也没人说。不但毕业没有说法，那一阵事儿还是不少，大型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这儿讲两件事。
　　
　　一件是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

　　这是因为在前几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0事件。湖北武汉在进入1967年之后，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日趋激烈。一派是所谓的保守组织“百万雄狮”，一派是所谓的造反组织“工总司”。如前所述，这儿的造反与保守，都没有褒贬之意。而在武汉地区支左的部队，对地方上的两派争斗介入较深，而且还是明显倾向于“百万雄狮”，压制“工总司”，引起了中央文革的不满。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中央要员，如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郑维三、王力等，在这年七月都到了武汉。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指示要给“工总司”平反，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可以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此话请见：卜伟华2007年9月在香港科技大学所作“文革与红卫兵”的讲座）周恩来根据毛的意见，召集师以上部队干部开会，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这些意见暂时还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没说要向外传达。

　　　　然而，这个王力却想抢头功、出风头，竟然跑到“工总司”总部，表态支持，还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并透露了一些风声，斥责“百万雄狮”为保皇派。这一下惹怒了不明就里的“百万雄狮”，还以为只是他个人的表态。7月20日上午， “百万雄狮”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数百人冲进王力所住的东湖宾馆，把他抓走，还动了手。哪知毛泽东当时就住在这个宾馆的另一个院子，受了惊动。刚回北京的周恩来，闻此立即派了三架飞机当天就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这是毛泽东极少有的几次坐飞机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这下，“百万雄狮”及支左部队就此闯下大祸。这就是武汉七二0事件。（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极左势力正好拿此大做文章，说当时的武汉驻军是武装叛乱，是要谋害毛主席，试图借机拱倒他们一直想拱而拱不动的军队当权派，从而把他们的势力伸进军队。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后，“百万雄狮”也只得马上放人。7月22日，谢富治和还绑着纱布的王力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中央文革组织的英雄般的欢迎。接着，7月25日，就召开了欢迎他们两人胜利回京和声讨陈再道（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罪行大会。
　　
　　这个大会所呼的口号，对我来说，没有更多的兴趣。感兴趣的是，这回我们上了西观礼台。要是在国庆那天，这可是知名人士、全国劳模才能去的啊。这种大会，恐怕也没有什么知名人士、全国劳模会来，而观礼台也不能空着，所以我们有机会上去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上观礼台。站在观礼台上，向前望去，果然整个广场、东西长安街气势非凡，整个场面更加开阔壮观，令人振奋。眼睛所及之处，红旗翻卷，人潮如海。那人群不能用黑压压一片来描述，因为都是穿着黄绿色军装，在红旗的映照下，真的是红的海洋、绿的海洋。几十、上百万的红卫兵，个个都是激情万分，竭力地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竭力地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很多人脸上是泪水和汗水流在一起。这可是真的到了“誓死保卫”的时候，纯真的年轻人能不激动吗？诺大的天穹之下，满是万岁万岁万万岁那震耳不息的声浪。只有在这时，才真的是表现出“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吃饱了饭，不读书，不做工，不种田，天天来这样闹革命，只要不打到自己头上，能不是节日吗？
　　

老木匠

作者已与出版社签约，将要出版本回忆录，因此他开始在天涯的连载上留一手，恐怕“真事隐”的内容会更多

这是今天为止的连载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209307.shtml

鞍山仁者

谢谢木匠兄的转载
仁者也已经关注这篇回忆录了。
他比那些“高大全和详古略今”的人大校史有意思的多。这方面《李新回忆录》也非常值得兄看一下。
仁者做个文抄公，转几句雷颐先生的文句““老革命”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李新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他的回忆，使岁月留痕，不致白白流逝。

菜农

不愧为亲身经历过的人讲述细节，内容非常丰富，道理也非常朴实。

菜农

二月兵变，这个事件现在说很无辜，不过，那时是多事之秋，兵家之事也应该说不清了，什么武汉的720，闹得那个样子，北京的东西，敏感地带，怎么可以动呢？其实还是有文章的，不过，从现在角度看，没有民主的机制，那些兵家都不是好人。

psyzjs

这转帖终止了？没有下文了？

老木匠

(5) “揪刘火线”(暂不发表)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09-22　07:58:16　 回复  

　　6．打倒帝修反

　　（1）苏联大使馆

　　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还扫到了国际舞台上。“打倒帝修反”（即“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就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这一节，把几个涉及对外关系的极左事件放在一起讲。

　　1966年夏，和“恐怖红八月”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掀起了极左的第一波浪潮。首先就是扫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头上，眼前现成的目标就苏联驻华大使馆。8月24日，数十万人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举行更名为“反修路”的大会，会后就是大规模游行，连续了好几天。

　　两、三天之后，我们也去那儿游行了一趟。这一次，使馆前的军警比较多，在围墙和门外的十多米就排成了密密的人墙，挡住游行队伍不得靠近。使馆院内空无一人。望着院里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青色的圆形房顶，看着旗杆上飘扬的是画着镰刀斧头、象征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也不由得感慨万千。小时侯颂扬中苏友好的歌曲还不绝于耳，这就已经分道扬镳、仇人相见。曾几何时，因为“反苏言论”而打了一大批右派，到如今已和苏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很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而此时离57年反右还不到十年。
　　

老木匠

作者为了出版缘故，受出版社掣肘，很多内容不会在网络上发了

而现在到处捣乱的5毛，也把这个长贴弄得不忍卒读

psyzjs

哎，可悲可叹的五毛党啊。。。

老木匠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1　18:52:30　 回复  
　　
　　（2）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极左势力又燥热起来，掀起了在国际关系上的第二波极左狂潮。

　　6月18日，冲砸了印度大使馆。

　　7月3日，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8月5日，冲砸了印尼大使馆。

　　这还不过瘾，这些还只是“各国反动派”。要反对帝国主义，头号目标，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但对于红卫兵来说，那太远。能看得见、够得着的，就是帝国主义阵营里面的老二----英帝国主义了。它的象征----英国驻华代办处，不就在朝阳门外的东郊吗？再加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为支持香港发生的“抗暴斗争”，英国代办处就成了北京红卫兵发泄的对象。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其余部分暂不发表

　（3）批斗日共代表

　　还有次活动，也提一下，虽然我没有参加。

　　在对外关系中，为了充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极左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对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都翻了脸。除了极个别的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那个被杀掉的齐奥塞斯库之外，其他都斥之为修正主义。而正是这个霍查，后来被证明最不是东西，在八十年代反华最起劲。那句有名的专门称颂“中阿友谊”的最高指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现在看来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啊。用老百姓的钱财、鲜血和生命去“无私”地援助别人，却反过来被人骂、被人咬，这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这儿要讲的是日本共产党。按说日共在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方面，观点跟中方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多次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除少数问题外（如是否参与议会合法斗争），也是比较倾向于中方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伙伴，和他也是绝情相对，把日共也宣布为“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决定将其驻中国代表绀野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砂间一良两人撤离中国。8月3日，两人被中方扣住开批判会。次日，在他们登机前又被大批红卫兵截住开批斗会。据《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的文章“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说，这次批斗是以“人大三红”为主的。但该文对“人大三红”的注释说，“三红”是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显然是不对的。后来，《南方周末》又更正为：“人大三红”是人大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三者的统称，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人大三红”是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三者的统称
　

showcraft

关于日共，俞天任写过一篇文章，挺不错的一个政党。

psyzjs

关于日共，俞天任写过一篇文章，挺不错的一个政党。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10-3 10:13

我看不出日共有什么好，1960年代的暴行痕迹依稀可辨。

老木匠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4　08:24:46　

　　我得知有这次活动，但没去，不想去。我知道这种事，去了以后会是什么。到那时，动手，不对。不动手，更不行，那就是同情修正主义，会立刻陷自己于灭顶之灾。干脆躲过去了，让自己以后面对历史的时候，少一些愧疚。所以，我对当时一些被动而卷入错误行动的人，表示理解，他们有时也是不得已，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

　　果然，他们俩先是在候机楼被批斗、殴打。到了机坪上，走向飞机时，被打得更厉害。被迫从成群的红卫兵中穿过，一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尽管朝鲜机组人员在现场一再抗议，他俩的肋骨还是都被打伤，最后是爬着上飞机的。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俩洗澡换衣服休养，他俩抱头痛哭、坚持不肯下机，就是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五十多天。
　　
　　在那个年头，像日共代表那样穿越红卫兵通道，还算是最轻的。在驱赶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出京时，在火车站前他们要穿越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红卫兵通道。那就不仅是拳打脚踢，更有刀斧棍棒。走得慢要打，走得快也要打；抱着头要打，不抱头也要打。有多少人，没等走到车上，就已经被活活地打死在地上。

　　几十年后，当我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问题清晰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像红八月这样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在涉外活动中敢这样猖狂而不顾整个国际社会的指责，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究竟是谁在策划组织指挥？那时，基层组织已经瘫痪，单位领导已经靠边，群众组织（除了中学红卫兵外）尚未完全成型（尤其是66年夏秋之时）。是谁，有这个力量？不得而知。网上有人为减轻极左势力的罪责，把这事推给刘少奇，说是他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这一套，想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刘在1966年7月底，工作组被撤消之后，就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了。所谓“资反路线”，不是指“红八月”，而是指派出工作组期间企图压制群众、不让造反的事。或许，恐怖“红八月”的幕后推手，不知道的人是个谜。知道的人，不会说，或不能说。
　　
　　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形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先不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左倾时期，我们都支持了一些什么人，都和一些什么人群分在一起？就国内事务来说，我们对这场极左灾难的反思究竟又有多少呢？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放下来。除了对受迫害的高层领导干部给予平反，有较好的安排外，对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受害者，又有多少的诚意和歉意呢？只是不说、不提而已。其实，即使是歉意，人家也不一定肯接受。日共与中方从此恩断义绝、不再往来，长达三十余年之久，至今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连共产党人之间都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7　17:04:00　

（4）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里插一段话：我为什么会想起日本共产党？我是个共产党员。《国际歌》是我的最爱。你听那雄壮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个思想境界，跟“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小说《革命四十年》中，我提到了几十首歌曲，《国际歌》是唯一提到了三次的一首歌。今年，2011年，是《国际歌》诞生140周年。意味深长的是，在有些人号召大唱红歌的今天，却没有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应有的地位。

　　我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从阿连德、格瓦拉到奥尔特加，从门格图斯、多斯桑托斯到卢蒙巴，从艾地、宫本显治、德钦巴登顶到卡尔迈勒，他们都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怎么评价是另回事）。举个例子，2003年，美军刚进占伊拉克，在巴格达市民推倒广场上萨达姆塑像的电视画面里，我就注意到有人举起了红旗。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处境十分艰难。看到这面红旗，我十分惊喜。果然，几天后，有外电报道，伊拉克共产党人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重新活动。伊拉克第一次议会选举，他们还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和敬佩。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命运都在我心中牵挂。

　　讲到这儿意犹未尽，再讲下阿连德。他是智利总统，社会党人，是我最崇敬的人物之一。他当政后，开始实行一些社会主义政策，遭到右翼的反对。1973年发生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政变，进攻总统府。他断然拒绝出国避难，坚守总统府，手持冲锋枪，身披子弹带，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壮烈牺牲在自己的办公室。

　　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值得研究、值得关注。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共产党，都可以讲出很多令人深思的故事。很多国家共产党遭到沉重打击，甚至一蹶不振。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能审时度势，在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还要坚持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甚至像红色高棉波尔布特集团沦为千夫所指的杀人罪犯，严重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声誉。
　　
　　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在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左派运动，曾有过一个上升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越南统一和苏联出兵阿富汗为标志达到了顶点。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末之后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崩塌，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都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适应社会发展；所实行的内外政策频频失误；对内的专制体制，形成了腐败的不可救药的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又支撑起专制体制；由此，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进而失去了民心，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动力，失去了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能力；多少革命志士为之向往和奋斗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异化。而社会则冲破旧有体制的束缚，要寻找新的出路，继续向前发展，不足为怪。如果简单明了地用一句话讲，那就是高放教授说的：“苏联这个国家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不能让群众集思广益，推动国家的进步。”（请见：《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

　　这正是需要全世界共产党人深思，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正确道路？怎样正确全面地认识、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无数的共产党人为了这个革命理想作出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奋斗。然而，在许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既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是错误的东西。有的甚至是极其惨痛的、令人侧目的教训。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9　06:43:13　 回复  

　　我们现在很少提共产主义了，甚至最近试图大兴其道的唱“红歌”，也没什么人去唱“国际歌”。共产主义事业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不知是近了还是远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更清晰了，还是更模糊了？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要提醒人们的重大含义恐怕就在于此。可能有的问题是，越往前行，水越深了，我们摸到了前面的石头吗，我们学会了游泳吗，就停在浅水里看那模糊的对岸吗？更何况，即使是站在原地的浅处，春天的水位还会持续上涨，脚下的泥沙不断被冲刷，我们还能站多久呢？令人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嘴巴上讲的还是共产主义（尽管也已经很少讲了），可他们心里想的、实际做的，究竟还有多少共产主义的味道呢？再一次问，共产主义离我们是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老木匠

　　7．逝者血泪

　　（1）孙泱之死

　　此时，极左势力依然没有一点消停，不断出击，继续选择人大作为突破口。郭影秋的问题还没着落，又推出了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问题。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

　　孙泱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牺牲于上海龙华。孙炳文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孙泱自己长期任朱德秘书，还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是张春桥首先想到了这点子，点名批判《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

　　1967年1月21日晚，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先跳出来，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人大三红”部分头头时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他是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怎么个批法？”有人问。“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这段材料，请见朱德的孙子朱和平所写的《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不久之后，戚本禹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达到了一个顶点。

　　但事不遂愿，如前所述，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如前所述，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被指责为保护、支持“保皇派”。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甩了出来。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江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群众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2）孙维世之死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她在延安时的风采就被江青所嫉恨。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原因之一。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为其兄申冤，要求查明真相。孙向毛直接求助，决不是毫无缘由。建国初，毛访苏时，孙是俄语翻译组长，他们之间是非常熟识、非同一般的。孙在信中还说到，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

　　但这封信却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撒野，居然对周恩来动了手。当时江青放肆到什么程度，笔者在此都不便直说。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

　　孙维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刚烈而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只一年时间，1968年10月16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请见《孙维世之死》，作者：司马荒原，发表于“博客中国”，时间：2010年1月19日〈10：06：53〉）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所引郭影秋“临终口述”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遭到连续审讯和毒打，打得很厉害。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地下室里。据说，当时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绳索拴在上下双人床的上铺架上。他坐在下铺，身下还垫着被褥。按说，那时对关押“走资派”的看管是很严密的。“三红”这边对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副校长的关押，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女同学24小时连续看管。我们班的女同学，孙同学和聂同学就去看过一天。不知他们怎么会出这个问题。

　　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3）胡锡奎之死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已在1964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抗战前夕，1936年，经中央同意，这批同志办理手续后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胡锡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个特殊的事情。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他，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一起，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邓拓，文革初始时受批判的三家村“村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老木匠

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25　06:29:13　 回复  

　　　说明：
　　"胡锡奎之死"的后半部分
　　和（4）阚玉瑶之死的前半部分
　　暂不发表
　　
　　
　　疯狂迫害的恶浪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也在这年惨死。。。。。。
　　
　　阚老师死后，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也横遭造反派的批斗。仅一年后，1968年，老人就死于非命，倒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请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

　　　　这类被妄加罪名、迫害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又不知有多少多少。举个例，仅1968-1969年间所谓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案，受诬陷者达34万6千多人，其中16222人被迫害致死，致使蒙古族人民群众遭受了过于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多年后也难于完全恢复。（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8．血腥武斗

　　（1）黑云压城

　　1968年，大的形势是全国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有件事是起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被称之为文革第五战役的 “杨余傅事件”。 当时，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是空军副司令，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3月22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万人大会，由林彪宣布打倒上述这三人。毛泽东在凌晨1点35分前来接见了与会人员。毛泽东讲，这件事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三天后，我们就听了这次大会的现场录音。具体内容，这儿就不细讲了。这又是一场震动，因为杨成武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武汉“七二0事件”等重大场合，都是紧随毛身边的，怎么也会出问题呢。我当时听了的感觉是，好像没有拿出他们三个人的什么严重问题。就说他讲了“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讲过头了，说他就想把代总参谋长的“代”字去掉，私心膨胀。就算是这样的话，也不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呀。

　　　某种意义上，这件事是“王关戚事件”的延续。文化大革命的争斗已经发展到对军队、对实际控制权的争夺。王关戚想染指军权，矛头指向军内当权派（这当然决不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想法），触怒了某些实力派。极左势力无奈之下，只能丢卒保车。但这个斗争非但没能被平息，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波涛。更多的实力派之间（原有的和新起的，林和非林的，北京的和各地的，军队的和地方的等等），在没有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那块幕布的遮挡之后，就更直接、更激烈的碰撞、冲突起来，成了内部相互间的互殴。而且，左倾势力显然章法已乱，无法平衡和平息身边的这些争斗和倾轧，显然已经刹不住车了。“杨余傅事件”就是这种无节制争斗的产物，它再次说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场“伪革命”。高层的这种争斗，也很快激化了地方上在不同政治势力操控下的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

　　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轰然倒塌之后，各地上下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势力拼了命地抢权、反抢权和再抢权，为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大片。与1967年有所不同的是，1968年在许多地方已不是两派组织对等的撕杀，而是与原有行政体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组织，在介入“三支两军”的部队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向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发起毫不留情的剿灭。“三支两军”，是指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和军训、军管。他们所起的作用，各地很不一样，是非功过一言难尽，本文不说了。但是几乎所有武斗最激烈的地区，都有部队的插手，比如，广西、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在此期间，林彪集团的势力借机急剧膨胀，以致使毛泽东终于察觉原来林彪比刘少奇是个更大的隐患，于是有后来林彪事件的发生，那已经不在本书叙述的时间范围内了）。即使是由部队直接掌权的地方，他们对地方工作的运转也得借助于原先的地方行政体系、借助于所谓的“保守”组织。“保守派”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得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称呼，都早已名不副实。所谓“保守派”，既不表明思想观念的保守，更不见行为方式的保守，全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形象。他们对待对立面群众的手段，照样是杀气腾腾、毫不留情，没有半点保守的样子。只是说，他们与原有的执行层有更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所谓“造反派”，也全然没有了运动初期高唱“滚他妈的蛋，罢他娘的官”的精神头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尖牙利爪撕咬之下的几片碎肉。在一些“造反派”势力尚有余力的地方，两派的决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眼睛都要喷血的最后关头。应该讲，就血腥残暴来说，这是在极左势力鼓动下，早期红卫兵极端分子那些恐怖暴行的延续。

　　而对于最高层来说，刘邓司令部既然已彻底垮台，心腹大患已除，对那时响应号召、拼死造反的人，已经无心也无力多去过问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时对某省某地的讲话、指示、表态，最多不过是加深了那里两派的裂痕，加重了争斗的激烈，造成了更多的反复，丝毫无助于那些造反派悲惨命运的改变，有时还不如不说。在造反派中，除了有些野心家、政治流氓应该受惩罚的之外，那些受旧体制压抑试图起而抗争的底层群众也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

　　本书不想把文革写成仅仅是受害者的血泪史，但本书又不是全面的文革史，对在这儿所提到的这个重大问题，无法更多地展开论述。只能请读者在观察和思索时，要关注到这个问题。前面所以提到李九莲的例子，原因之一也是想让读者在观察文革时应有更广的视野。
　　
　　高校中的两派红卫兵，情况与此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北京的高校，情况更有所不同，尤其是他们与地方政府行政体系的联系相对较少。但两派的争斗在这大趋势下，也日渐升温。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北京部分高校派驻了由部队组成的“军训团”。人大也是试点单位之一。1968年2月20日，“军训团”进校，还搞了个表面的仪式。但比起1966年春工作组进校时，那气势又逊色了好多。但校园里毕竟出现了一个难得的缓冲期，就像大战之前往往会有一个异常寂静的片刻。
　　

李大兴

孙泱逝世后，其儿女流离失所、居无定处。他的女儿孙冰很漂亮，是传说东城“九龙一凤”里的“一凤”。孙冰的弟弟，则秀气得象个女孩，沉默寡言，我在大约1970年见过他几次。

老木匠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1-01　06:53:03　

　　时值初春，一时间，局面似乎有了些改观，还有人以为文革快要结束了，文革也该要结束了。这年的3月初，我们居然还出去植了一次树，地点在从中关村到黄庄的大路两侧。那天天气不好，很冷，呼呼的北风还夹着雪花。挖着冰冷坚硬的土块，听着路边大喇叭在大肆批判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对苏联的帽子也由“修正主义”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心里想，这种时候还能想到要植树，真是不简单，虽然还真没到植树的时候。那些树，不知后来活了没有。今天，中关村大街两边那高高的白杨，不知是不是我们当年所栽。

　　甚至还安排了一次久违了的打扫卫生。我和64级的胡家燕同学打扫一间一楼的空宿舍。胡同学来者辽阳，人如其名，娇小、敏捷、干练。后来，她是西部一个省区的纪委负责人。

　　但，这不过像是激战前的一刻平静。没过多久，在3月22日即“杨余傅事件”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争权斗争的又一次高潮就冲击到了各个单位，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拼杀也急剧升温，局面迅速失控。一场空前的吞噬了多少人的恶浪又掀了起来。就北京高校而言也是这样，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的“新北大”从31楼开始武力驱赶对立面同学，拉开了北京高校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大幕。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有位当年的清华校友在本文跟帖说，他们班有位很优秀的同学就在这次武斗中受伤致残、全身瘫痪，无法毕业分配，只好回老家，没几年就死了。文化大革命害了多少人！
　　
　　（2）攻打红楼

　　此时，人大校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进校时敲锣打鼓大不一样，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应该说，这是高层的一个重大失策。两派之间顿时失去一个第三方的制衡因素，都急于要抢夺“制高点”，扩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儿讲的“制高点”，不只是个地理概念。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发生了直接碰撞。再加上江青又发出了“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当天，对方“新人大公社”占据了林园9楼。那是栋教工家属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在这第二天，由“三红”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学校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新教学大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基本上是一字排开，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路上洒下了点点血滴。

　　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控制的区域范围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最后，双方停火，攻方后退，守方撤出。“三红”从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有扔石头。我的体育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别上去丢人显眼了。
　　
　　（3）相互抓捕

　　虽然在校内隔开了，成了两个区域，没有下手的机会。可双方又到校外，抓捕对方人员。

　　有次，我们系有几个同学上市里去，在前门外大街贴大标语，其中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柏承庆同学和张春同学，结果被对方武装巡游的大卡车碰上。对方看见“三红”的人在刷标语就跳下车，十几个人猛扑过去，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抓人。柏承庆同学个子小，对方以为是围观群众，没引起他们注意。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过一劫，得以回校报告。而同去的张春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

　　张春被抓走以后，我们都很担心，天天在等待着他的消息。因为不论是哪派的人，一旦被对方抓去，结果都是很凄惨的，至少是要挨打的。打的轻重，除了看打人者当时的激愤程度，主要是看他在对方组织里的位置、职务；在两派争斗中所起的作用，即所谓“罪行”的大小；以及“认罪”的态度。至少要打得求饶，发表“反戈一击、弃暗投明”的声明，并用大喇叭对外广播。还得留下亲笔写的书面材料，签字画押，以便日后随时可以翻出来。此时的“反戈一击”，名为重新站对立场，跟上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都会认为是一种变节行为。在文革中，叛徒是最严重的罪名，被认为是最可耻、最卑劣的，比走资派、黑五类还要坏。

　　而且，如此这般之后，抓人的这边还不收留，还要交回去用于交换被对方抓走的人。这样回来以后，当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而且精神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来。同一派的人，也有看不起他的，影响队伍的团结。看着被抓去的人，如此凄凄切切，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不敢去和对方放手大干。所以这种做法，是很恶劣的。

　　被放回来的人，有的就此消沉，不敢再干。有的就一反常态，为了洗刷这等不白之名，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为了复仇，嚥不下这口气，会更加无所顾忌，或四处控诉揭露对方的暴行，或豁出去拼命，在争斗中不顾生死、冲在前面。

　　这就是几十年的仇恨教育，在文革时的特有表现。当然，这样对待被抓人员，北京的高校比起外地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满门抄斩，又要“文明”多了。
　　
　　自己这方人员被抓，任何的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以此来逼迫对方放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

　　隔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有一次在小礼堂专门举行了一个交换仪式，双方同学分别坐在中间过道的左右两边。主席台上，双方工作人员也是分站两边。仪式开始后，双方的“俘虏”们被扶着、抬着从两边的侧门进来，而后上主席台。在台上的中线，由一方交给另一方。从一见到他们出来，双方的群众都激动得不得了，喊声震天。
　　
　　“俘虏”中，伤最重的一个，还是用担架抬出来的。抬到主席台的中间，由对方接过去。伤轻的，裹着纱布，自己走过来。他们几个一过中线，就立即转过身跳起来，大骂对方。那种坚贞不屈，直叫人感动。台下双方更是喊声四起，能顶翻了天，情绪都激动地不得了。没有当场打起来，真是不容易。双方的仇恨，自然也越积越深。
　　
　　　　可能是集中交换，容易场面失控出事情。张春同学是在被抓几天后单独放出来的。那天，忽听室外喊：“张春回来了！”我赶紧过去，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只见他紧闭双唇，神色怆然，脸上身上几处伤痕，所幸未伤及要害。扶他时，碰到哪儿，他脸上一阵阵地痛苦。躺下后，什么话也不说，能看到皮肤还在瑟瑟颤抖。我们看着都很心疼，情绪也很激动。很可能因为张春是我们班“三红”的小组负责人，因此而多挨了几下。

　　有一位“新人大”造反团的同学（从对方“新人大”造反过来的同学，不直接加入“三红”而是单独编队）看到这情景，气愤得不得了，径直跑到总部大楼，去拷打对方的被俘人员。通常打对方人员，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而且即使是外系的，打起人来也是戴上面罩的。这次，他可是不管这些，上去就打，可见已气愤至极。

　　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后由班里两位女同学陪护去医院疗伤。这之后，他再没有说起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提起过。很可能是这次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张春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够好，近十几年老同学们也没再联系上他，很让我们牵挂。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215646.shtml

老木匠

　　后来听说，我们“人大三红”这一边也要抓捕我们班的“新人大”同学以报复，名单都定好了，要抓许昭忠和王松岷两同学，我们班“三红”的柏承庆同学得知了这个情况，设法转告了过去。这两位同学没有回原来住处，得以逃过一劫。但我方“三红”依然抓来了我班“新人大”的另两位同学：黄同学和李同学，他俩也挨了打。事隔几十年之后，许昭忠同学不久前还几次对我说，他至今还十分感谢柏承庆同学的冒险转告。

　　说起一起上街的柏承庆同学，他毕业时分在贵州，之后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前不久发现我们班田永帧同学的网上悼念活动中，有他的跟帖。我连忙点击了好几个地方，可惜都没找能到进一步的信息。想起他，就有件印象深的事，1965年，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在越南没有一兵一卒，而他的湖南老家有不少村子却在悼念参军入伍牺牲在越南的子弟兵。

　　这武斗既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4）“夜袭兵工厂”

　　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

　　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也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只留半扇窗，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能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又为了防备对方冲进来突袭抓人，平常下楼出去，哪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扛上根长矛。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这些长矛和其它一些简易武器，上哪儿去制作？学校的西面有个1964年刚建成的校办工厂，里面有一些机床，被对方所占据，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这可是涉及到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因素，不可不为之一战。

　　5月15日，“三红”这边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原本是想以极短时间迅速抢夺一些钢条、简单工具过来，尽量不发生对抗。之所以放在晚上，也是以为对方的守卫人员会少一些，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小一些。结果，还是与厂里的留守人员发生冲突，引来了对方人员的增援。双方在厂门口和围墙处，用铁棍木棒大打了一番。前后约四十分钟，而且还是发生了惨痛的伤亡事件。对方中文系的王锡中同学不幸身亡。他是死在房顶上，很可能是受伤后，躲避到屋顶，而永远地倒在那里。

　　我们是天亮后知道这事的。事后还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多辛酸泪啊。
　　
　　（5）“捣毁野猪林”

　　武斗的车轮越转越快。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着。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就放手，“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倒了。

　　我们的宿舍里还有长矛，就是前面讲的用自来水铁管前头削尖制成的。一天，我们有个同学想试试看好不好用，拿起来就往墙上捅了上去。谁知，那墙不是砖墙，而是两层带缝的木条，中间是空的，有一块砖样子的宽度，外面用泥巴和石灰糊上。长矛上去，那墙哪里经得起，掉了一大块泥巴、石灰，就穿了过去。引得旁边宿舍的那位同学生气了，过来就把我们门上面气窗的玻璃给砸了。我们知道有点理亏，悄悄的，都没出声。
　　
　　几天之后，我才知道，我遇到的可不是一般的“玩笑”。原来此时双方都已配备上了杀伤性武器——强力弹弓。那东西，原理是和小孩打鸟的弹弓是一样的，装在大楼的顶上，打上两个固定的桩，只是连接两端的，不是猴皮筋，而是金属的弹簧圈。力道可大啦，拉开后可以将一、二十斤的东西打出一、二百米。得用几个人拉。松手时，几个人齐声喊“一、二、三”，大家同时赶紧闪开，不然就会把人带出去摔到楼底下。那时，双方总部大楼顶上都已经有了那玩艺。那天，他们对方楼顶上的几个还真商量过，对面窗口上戴眼镜的那个“三红”的小子，几次三番不听警告，要不给他点眼色，来一下子。可能最后还是理性占了上风。

　　可能最后还是理性占了上风。真要打了我，在舆论上、道义上，他们将非常被动。因为那时大规模武斗还没发生，两派之间还没出现伤人事件。凭这点小事就贸然伤人，师出无名。再者，那玩艺力量虽大，但准确率极差，还不知会打到哪儿。骚扰一下还可以，精确打击还不行。不过，还是得谢谢他们楼顶的几个，最终还是理性和人性占了上风，我没有成为烈士，被人们抬着遗体上街去抗议对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几个月之后，形势骤紧，武斗四起，就不能这样硬撑和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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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血战操场

　　血腥之剑一旦拔出，就像狂暴的野兽横冲直撞，想挡也挡不住、想停也停不下了，局面很快就失去控制。仅仅过了一周，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的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大祸。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拉铁丝网。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了。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剪成一片片的铠甲。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他们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

　　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面罩上的铁丝网，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要是真的拼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呢？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途中劫持。随车的，还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学，手持一把长剑，真称得上是英姿飒爽。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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