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天马行空

第一章 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后半世的追求
在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个大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斯大林建议中国今后多负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说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关于革命重心转移到中国和要中国在社会主义者阵营坐第二把交椅的谈话，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
11月1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表扬“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做得正确的。”宣称“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
所谓毛泽东的道路，简约地说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认为他此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这一革命道路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最后夺取欧洲，消灭英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完成世界革命。而毛泽东将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定位。毛泽东决不甘心只当中国的领袖，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要“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倒向斯大林的怀抱，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第一件大事就是访问苏联，给斯大林祝寿，缔结新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意味著新中国在国际上亮相，在二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的两极格局中，中国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和西方民主阵营抗衡。
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完全放心，担心他变成东方的铁托。斯大林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将毛泽东拖入朝鲜战争，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是将来成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毛泽东决心抗美援朝。
南北朝鲜的分裂局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1945年8月，反法西斯盟军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登上朝鲜半岛，占据朝鲜半岛35年之久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以横贯半岛的北纬三十八度线瓜分朝鲜半岛。此时苏美两国沿用这条历史分界线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南部美国控制地区，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半岛北部苏军控制地区，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双方分别于1948年底和1948年6月从朝鲜半岛撤军。金日成以合并为名取消他曾经加入过的朝鲜共产党，另成立朝鲜劳动党建立朝鲜人民军，由苏军提供武器装备进行训练。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半岛的南北政府都有用武力吃掉对方，统一南北朝鲜的企图；但第一抢是北朝鲜打的。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带着作战方案访苏，与斯大林就进攻南韩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斯大林批准进攻，他说：“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援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但苏联不能出面。万一美国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日金日成回到平壤。5月13日至16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13日晚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据罗申向莫斯科报告，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达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答复：“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民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5月15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继续会谈。毛不讳言原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助朝鲜解放南方。现在既然斯大林已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他也没意见。金日成详细介绍了进攻计划后，毛强调，作战要有充分准备，兵贵神速，要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能为占领它耽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毛泽东担心美国会驱使日本军队直接干预，告诉金，如果日军介入，战争进程将延长。假如美军直接介入，由于苏联与美国有协议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出兵。金认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国出兵几乎不可能。毛说：“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做不了它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如果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表示感谢。
这时北朝鲜已经拥有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空军师，总兵力13.5万人，有150辆T-34坦克；大量重型火炮；180架高性能作战飞机。苏联援助的其他军事装备也於1950年初运到，使部队齐装满员；南韩军总兵力9.5万人，8个师只有4个接近满员，24架教练机，装备少得可怜，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坦克地雷也没有。军力对比北朝鲜显然占有优势。从6月12日起，朝鲜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集结，23日完成了进攻部署。
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的部队向南韩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使这次军事行动带上防御的、正义的性质，国防部长捏造敌情说：“南朝鲜军队已入侵三八线挑起了一次军事攻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真实的情况请看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发给苏联远东军区负责人扎哈罗夫的电报：
绝密。扎哈罗夫收。仅限私人传送。我要报告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与进展情况。从6月12日起，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并按照参谋部计划的部署，于23号完成集结。。。。。。这一师一级的行动方案和区域侦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部队于6月24日凌晨24时到达指定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4时40分开始。炮火准备是20-40分钟的“定向直射”和10分钟的炮火网掩护。步兵斗志昂扬地起立，开始进攻。头三小时，各单独分队和集团军推进了3-5公里。人民军的进攻使敌人完全措手不及。敌人只在瓮津和汉城方向拼力抵抗。
是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了朝鲜战争，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朝鲜人民军攻势凌厉，当天9：30占领开城，几名美国军事顾问被俘。仅仅三天就攻克南韩首都汉城。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介入朝鲜战争。7月1日，美军第24步兵师从日本空运南韩南端的釜山。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支持韩国作战。除美军外，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英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和土耳其等15个国家也都象征性地派出了部队，总计三万九千人。于7月上旬陆续到达朝鲜。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但麦克阿瑟坐镇东京，7月13日任命美军第8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14日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沃克中将。在中国介入之前，战争实质上变成了北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7月5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第24师在汉城以南48公里处接战，继续以破竹之势向南韩腹地推进，两个月，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把联合国军赶到了北纬35度线上长140公里，宽90公里的釜山半岛，背后就是大海。沃克中将在釜山半岛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美军第一海军陆战队混编旅和第二步兵师于7月底适时赶到投入作战。8月15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解放南朝鲜国土。但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未能突破釜山防线。
美军出兵朝鲜的同时，1950年6月28日，第七舰队由菲律宾开入台湾海峡。其用意是牵制中国不要北顾朝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美国出兵朝鲜可能使整个战局逆转。他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领导人，要顾一顾自己的后方，掩护好自己的交通线，谨防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领导人寄希望于速战速决，把李承晚政府赶下海去，统一国家，迟迟未做战略上的调整。
为敦促中国出兵，7月30日斯大林电告驻华大使罗申转毛：“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经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介入朝鲜战争。并且还说，这个师以及在上海的另一个苏联空军师的全部装备，在中国飞行员掌握后，都将移交中国方面。此言确实吊起了中国许多高级将领的胃口，使他们以为快速解决朝鲜问题后，可以获得这些飞机以及其他先进装备，用以解放台湾。
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第十军（由美军陆战队第一师和第七师编成）七万人和韩国陆战队五千人，在260余艘舰艇和50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蜂腰部月尾岛登陆，第二天占领仁川。美步兵第七师往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军会合，斩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9月26日美军夺回汉城，而后兵分两路，沿着东海岸和西海岸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主力八个师被隔断在南方釜山战线，在后撤突围中伤亡58000人，后方空虚，节节败退。十月一日退回三八线以北，10月19日撤出首都平壤。金日成和北朝鲜首脑机关退到离鸭绿江50公里的江界。
斯大林关于敦促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送达毛泽东手中，原文如下：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帅。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等候您的答复。此致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10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朴一禹到京紧急求见毛泽东，面交金日成的亲笔信函：“请求您给于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尖锐地提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议事日程。在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没有想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会后，毛泽东只得停发拟好的出兵电报，而重新起草了暂缓出兵的电报，这份电报斯大林收到并存档。全文如下：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3日12时15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二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 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 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可能苏联也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慎重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立刻让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日
毛泽东这时是清醒的，谨慎的。他是个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人。但这一次决策硬是压得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深知，搞得不好，就有可能走李自成的道路，退出北京城，再上井冈山。正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个问题太大了，参政的民主人士纷纷谏言：“不能和美国打仗，千万不要引火烧身。”党内领导层多数也有顾虑，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打这一仗。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大略雄才。已为全党所信赖、所折服。政治局委员们虽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都不是定见，寄希望于毛泽东做出正确的决断。这时候已经不能用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问题了，政治局委员们认为毛主席比我们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毛主席一定能够掌好舵，领好航。这种局面是自然形成的，形成的背景就是解放战争以来的辉煌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衰落了，英、法打得遍体鳞伤，苏联虽然战胜了，实际上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真正的胜利者是美国。由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战争中除珍珠港以外没有遭受战争破坏，而且通过大量销售军火（珍珠港事件以前是卖给交战的双方），获得了1077亿美元的利润。在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00亿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钢产量8772万吨，以现代化装备和原子弹为后盾的美国军队横行全世界。
毛泽东所要决策的就是敢不敢跟有这样国力、这样军队的世界霸主—美国交战，如果交战会打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是打胜，是打平，还是打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己”方情况如何？内战还没有结束，和美国在北边打起来必然给台湾的蒋介石造成反攻大陆的机会；大陆上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新区的土改还没有完成，后方并不是巩固的；连年战乱，满目疮痍，民穷财尽，赶跑了蒋介石，接收的国库空空如也，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亿元，钢产量只有60万吨；几百万军队基本上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日美枪支，战车和火炮很少，海空军刚刚建立，凭这样的国力和军力，能和美国人交手吗？其实没有把握，所以还是下不了打仗的决心。后来和苏联商量，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协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解除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的顾虑；斯大林并答应给中国军队40个师的武器装备。有老大哥支持，毛泽东疑虑稍解。
毛泽东深信，战争的胜负，不仅是经济力和军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作为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毛泽东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面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亿万人民同仇敌忾，这个优势美国是没有的。杜鲁门派兵到朝鲜来“保卫”美国的利益，美国人是不信服的，国会议员的说三道四，新闻记者的评头品足，根本谈不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如果战事不顺利，有了伤亡，国内更是哇哇乱叫。在中国，只要毛泽东作出决定，上至国务总理，下至普通士兵，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况且，又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美国有原子弹，苏联也有，美国人不敢摔原子弹，还是打常规战争。凭我们军队的革命素质，凭我们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和美国人见个高低的。最近他注意到一个情报，杜鲁门总统和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好像有什么分歧，麦克阿瑟在越过三八线后口吐狂言：“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杜鲁门则嘱他慎重。“在任何情况下。你在对中国领土的目标采取行动前，应获得华盛顿的批准。”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麦克阿瑟的骄狂是直接违背美国占全球的战略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给麦克阿瑟一点颜色看看，挫一挫他的锐气，就有可能把战火阻止在鸭绿江边；示弱，会助长麦克阿瑟的骄狂，以致杜鲁门也管不住他，他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跨过鸭绿江，打到我国东北来。与其在东北打，不如在朝鲜打。
三八线是毛泽东决策的底线。只要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参战，。毛泽东三天三夜不睡觉了，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一支一支地吸烟，在红地毯上踱步，转了无数个圈了，逐渐形成了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心。
10月4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列席会议的有林彪、罗荣桓、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杨尚昆、胡乔木。
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仍是不同意出兵。
下午四点，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被用专机从西安接来参加会议。进入颐年堂会场毛泽东正在讲话，打了个招呼，和高岗坐在一起，高岗悄悄地告诉他：“毛泽东要点你的将。”只听毛泽东继续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当然，我们有困难，特别是没有飞机，大兵团作战没有制空权是很不利的，这个问题我们同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至于原子弹，美国有，苏联也有，我看谁也不敢甩，还是打常规战争。地面作战我们应该有信心战胜美国人。美国固然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弱点。第一，美国现在要管全世界的事情，他的战线太长，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他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他能够投入到朝鲜战场的兵力是有限度的。第二，他后方太远，吃的，穿的，武器，弹药，都得横渡太平洋运到朝鲜来，他那些兵过惯了舒服日子，后勤保障是个很大的负担。第三，他是不义之战，侵略人家，士气不高，民心不顺。要流美国人的血，替李承晚打天下，美国人是反对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对反共是支持的，但流美国人的血就有意见了。只要我们志愿军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他一个团，歼灭他一个师，这样的仗打得多了，就能扭转战局，。”毛泽东有这样一种超人的禀赋，他的决心能感染别人，使怯者勇，使弱者强，使蔽者明。
5日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慨然允诺挂帅出征。毛泽东如释重负，感慨地说：“有你挂帅，我就放心了。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在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美国如占领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华东、上海。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他利速决，我利持久，他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战法。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帮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与会者听了彭德怀的发言，知道出征的大将必是彭总了。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我和恩来、少奇、朱总司令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挂帅出征，我也同彭德怀同志谈了，他慨然允诺。好吧，德怀同志，我感谢你，中国人民感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啊！有你去我们就放心喽。”会议决定：一方面成立志愿军，作好参战准备，另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去见斯大林，敲定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空军掩护问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通过驻朝大使倪志亮给金日成发了电报，全文如下：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1）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2）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4） 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  10月8日
同日，派出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10月11日，在高加索黑海边克里米亚休养胜地的别墅里，斯大林接见了周恩来和林彪，苏共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陪同。
斯大林说：“金日成同志由于战争开始时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时的思想准备，也产生了轻敌思想。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反扑后，对朝鲜的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而且，朝鲜目前已经受到极大的挫折，战场的形势是严峻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我们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们党中央感谢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帮助我们装备40个师。。。。。。”
没等周恩来说完，斯大林接过话说：“你们提出要苏联帮助你们装备40个师，我们同意，但要分期完成；目前，我们可以立即着手先为你们装备20个师，这件事由布尔加宁同志负责。依我们的经验，不必改装完了再作战，可以边作战边改装，这样士兵会更加熟练地运用这些装备。”
“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们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周恩来见斯大林插话告一段落，赶紧说下去：“我们已经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现在已集中了12个师在南满。但是，我们还想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空军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即投入战斗。如果没有苏联的空军配合作战，我们的地面部队将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斯大林说：“请原谅，目前苏联的空军还未准备好，需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做掩护，支援志愿军作战。自然，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虏，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如果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也准备暂缓出兵。”周恩来用尽量和缓但十分清晰的语句，说出了他此行要说的最重要的话。
“那么，您这次来苏联就是与我们商量这件事的！”斯大林听明白了这是问题的重点。
“是的，斯大林同志。请理解我们的困难。”周恩来有礼貌地说。
斯大林沉默俄顷，然后说：“那么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满洲通化建立流亡政府？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做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质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退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是为了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要把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个国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量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
周恩来说：“待我向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报告之后，再电告金日成同志。”
林彪说：“朝鲜人民军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深山密林，坚持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战机。”
斯大林不以为然：“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长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他们消灭掉的。既然目前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
谈判至此告一段落，随后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招待周恩来和林彪。
11日晚斯大林和毛泽东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情况。双方翻译字斟句酌，准确表达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意见。电文要点有四：一是苏联在军事装备方面援助中国；二是苏联空军在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以内不能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三是中国志愿军暂缓入朝；四是通知金日成做好撤退的准备。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于12日20点给彭德怀、高岗发电，原准备过江的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请彭、高来京作最后决策。
又是两个不眠之日。吃安眠药也睡不着，索性不睡了。说好中国出志愿军，苏联出空军支援，斯大林说变就变了；你斯大林对我不讲信义，我毛泽东对金日成不能不讲信义。让金日成带着流亡政府到满洲来，李承晚统一了朝鲜，将来金日成再往回打，变成了中国侵略韩国，政治上将十分被动，这是下下策。不过斯大林与周恩来联署电报，是表示说话算数，两个半月后出动空军的问题不会再变卦。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得把美军挡在鸭绿江以北。暂时没有苏联空军支援，志愿军也要过江。他带着这样的决心13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尽快出兵，但苏联空军必须两个半月内出动。13日晚上10点给周恩来回电，全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
（1） 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它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支援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 真日（引者注：11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的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 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等地，则我们也不怕美军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22时
周恩来看罢电报全文，立即要求师哲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决心立即出兵朝鲜的电报译文非常高兴，14日明确表示。只要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算半价；并将在两个半月以后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战斗机，配合中国志愿军作战。
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正在挥兵北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联合国军”集中4个10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共13万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鸭绿江边疾进。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时，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第38、39、40、42军）、三个炮兵团共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第40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39军从安东、长甸河口渡江，主力向龟城、秦川地区开进，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第42军从辑安渡江，向杜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38军尾第42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
志愿军渡江后，敌人正在分兵冒进。10月20日，西线韩军第六、第七、第八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90-130公里；东线韩军首都师已进至五老里、洪源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其东西之线相距80公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电令，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各个歼灭韩军的三个师。
10月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团韩第六师第七团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40军第118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由北镇前进的韩第六师后续部队。10时许，敌第六师第二团之先头第三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118师第354团在第353团队配合下先敌开火，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其全部歼灭。当夜，第118师、第120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次战役，扭转了战局。1950年12月31日，中国志愿军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1951年1月8日将美韩军驱逐到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涉一线。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创新做出安排；停火之后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提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用艾奇逊的话说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火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然而，正如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这时的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决心要在朝鲜继续打下去（1950年12月7日葛洛米柯给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的电报，转达政治局的指令：“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英国、瑞典、印度等13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对中国持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中国拒绝停火议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也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中朝联军又发起了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双方不断增兵，战争规模越打越大。
敌方参战兵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16个国家的军队。除了美国以外，还有15个参战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16国。、，如果再加上南韩，即为17国。另外，还有5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对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为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人，南韩军51万余人，英法等国军队4万8千余人，美国参战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数。
我方参战兵力：中国、朝鲜和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中国志愿军134万余人，朝鲜人民军45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的部队占全军陆军的70%、空军的41%、炮兵的11%、铁道兵的100%。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近300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第四、五次战役双方开展了长期的拉锯战。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全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打打停停，停战谈判拖延下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给毛泽东、金日成的信指出：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要主动停战。
周恩来奉命于3月21日飞抵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谈停战方案问题。苏联新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打，我方一直坚持要美方退回“三八线”及全部遣返战俘，苏联新领导叫让步，金日成也不想再坚持了，提出无论如何都要签停火协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将军，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元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1957年7月27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自1950年6月25日至本日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109万3839名，其中美军39万754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名（其中阵亡11万5千余名），非战斗伤亡41万余名，朝鲜人民军作战伤亡26万余名，总计103万余名。
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显示的伤亡失踪被俘数字是：美军17万2847名，联合国军225万6523名，总计242万9370名。其中阵亡美军54246名，联合国军628833名。
总起说来，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是打胜了，比起鸦片战争，比起八国联军进北京，比起“918”奉天事变，抗美援朝是天字第一号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大胜仗。打开中国门户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了16艘舰船，4000名陆战队；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这支联军总共只有18000人，“918”事变，日本关东军19000人三天占领沈阳，一周控制辽宁，三个月控制了东北三省。抗美援朝战争因为苏联没有直接卷入被定性为局部战争，实际上是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西方世界16个国家出了兵，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三大国出了兵，双方投入的兵力达300万，还不是世界大战？！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以久战疲惫之军队，以久战残破之经济，敢下决心打这一仗，实在是大智大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昂首挺胸自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没有人再敢找上门来欺负中国。这是给新中国在世界上奠基的一仗。这是毛泽东一生革命事业光辉的顶峰。

天马行空

第二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毛泽东是怎样失足的

对于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在预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时，毛泽东插话说：“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根据毛泽东这一提法，刘少奇在1949年7月4日在党内作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的报告中说：“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这“我们”二字是代表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是毛刘二人的共识。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毛泽东报告中所勾画的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治形态。这种共识的法律性表现是1949年9月29日子毛泽东主持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在政协开会期间，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说：“有些代表建议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纲领上写上在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所以《共同纲领》中没有写中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从9月3日到9月11日，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至少作了五次修改。《共同纲领》通过以后，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受它的约束，在它规定的范围内行动。

《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第三条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建国初期，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理论上的依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法律上的依据是《共同纲领》。

1951年3月，刘少奇在起草《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第二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

这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一班学员作《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讲了以下要点：

1、“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15-20年之间。

2、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3、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
作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4、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5、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他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刘少奇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这时的毛泽东悄悄地改变着自己原来的一些想法，悄悄地丢弃了《新民主主义论》。他不同意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但是他隐忍未发，可能是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他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毛刘分歧的导火线是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给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原文如下：

1、        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地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种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成为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因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2、        那么，我们应如何增强新的因素，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呢？最根本的问题有二：


第一，        互助组织仍是私有基础，同时公积金也不可能保持互助组内等价的生产关系，所以公积金出组可以带，按互助组成员享用公积金也不妥当。而我们的认识，却与之相反，认为：增强公共积累，按成员享受这一原则在互助组见诸实施，它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当是牢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公积金应当是出组不带。

因而在公积金问题上，重要的归纳为以下三点：（1）按土地应产量征集；（2）为全组成员所有（不以征集时土地产量多少为准），每个成员在公积金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一人一票；（3）出组不带。

至于公积金征集多少？我们认为这不是原则问题，可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和组员的意见确定。

第二，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问题。应当采取按劳力、按土地两个分配标准，按土地分配的不能大于劳力分配的比例，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
总之，我们认为，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地增强，它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

第三、尚需注意解决的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一，公积金如何使用的问题。用于扩大再生产是比重应多一些；公益事业数目不要太大。第二，在已有公积金的互助组，新吸收社员应予优待。但也应带一定的股金。第三，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予优待。
上述意见，妥否？望示。

以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的华北局于5月4日给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批复并报中共中央。批复全文是：

《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意见已阅，你们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你们提出：

1、        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你省有相当数量地区的互助组需要提高和巩固，但提高与巩固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2、        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我们同意长治地委试办7个，但这7个是否出于群众自愿，请你们加以检查。


3、        另据武光汤同志估计，山西省参加互助的农户达55%（不包括临时小型互助），是否过高？即使如此，亦还有近一半农户未组织起来。因此，以山西全省来说，仍应把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注意。详由出席此间互助组会议诸同志面达，你们讨论研究后的意见望告。

刘少奇在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听了薄一波的汇报之后，从理论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几次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5月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

第二次是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正式批复。刘少奇批复的全文是：

在土地革命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党内已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在写上述批语的天头上，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则批语：“5号下午2时，马列学院1班来春藕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第三次是7月5日刘少奇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时，联系到山西省委的报告，他说：“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第四次是在修改华北局7月25日向中央作的《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时，经他修改的报告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问题，他说：“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二是回答了新富农出现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间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按刘少奇的意见办，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错误可以避免，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

在中共党内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准备不足的。据王力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这是上层领导的通病。”“对陈伯达、胡乔木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别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读《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过《资本论》是不行的。”（《王力回忆录》第702页，第1057页）毛泽东的主要理论顾问是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社可以像18世纪的手工工场那样依靠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观点，毛泽东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而陈伯达自己并没有弄通原著，误导了毛泽东。这个理论错误，后果非常严重，后来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认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跃进，以他那样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都是以这个理论为精神支柱的。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也是可行的。

请读者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东在改造小农经济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整个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自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更大的发展。有这两大理论贡献，他将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与列宁相比肩，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你们抵抗造成农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20世纪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致一样的结果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20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本论》第一卷第12章）

陈伯达经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既然农业合作社社员与手工业工场工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小私有者，一个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加速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割掉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让他们成为对土地没有产权的农业工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再辅以大规模的、反复地、持久地宣传教育，让他们破私立公，就定能使农业合作社像17世纪的手工业工场一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奇迹。因为集体化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理论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发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步紧于一步地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勾，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民个个成了“赵光腚”（电影《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照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设想，这下你们赤条条无牵挂，只能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这路一条。但公社照样不增产。为了制造增产的效果，于是乎搞“大会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姑娘队”，“老黄忠班”，腊月天叫社员光膀子抖干劲。这些虚的东西登报造政绩可以，但年终一结算，打的粮食更少，社员更穷了。这下陈伯达也傻了眼。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结合实际生活说一说工场手工业依靠分工是如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合作化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视察一个生产扣针的手工工场时，发现了分工协作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他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全过程：

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整齐，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个人把它磨尖，第五个个人镟光它的尖端，以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两个或三个独立的作业：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作业，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作业；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类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扣针的劳动约分为18种不同的作业，在有些工场内每一种作业都由独立的个人去执行。。。。。。我看见一个工场，只雇用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每天能造扣针12磅。每磅有中等长短扣针4000多个，因此，这10个工人共能做扣针48000多个。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他们之中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20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换言之，他们能做的，还不如现今在各种不同的作业巧妙地分开和互相配合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240分之一，甚至4800分之一。

毛泽东期望中国的个体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进行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总是缘木求鱼越搞劳动生产率越低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第一、        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散布在广袤的空间中的，无论是种麦、种稻还是种杂粮，你不可能把它装进工场的车间，这就不具备像生产扣针那样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业的条件，农业生产这个特点被称作空间上的“广延性”。
第二、        农作物的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播种、管理、收获都有一定的季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或推后。北方种麦，有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就是秋分前后那十来天播种，错了季节就要减产或绝收。这个特点叫做时间上的“继起性”。

再怎么组织起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农业生产的时空结构，将不同地段和不同节气的农活归类集中作业。“广延性”和“继起性”这个时空的“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的农活需要一定规模的集中劳动，如打井、修渠、灭蝗等，这是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产生的集体劳动的需要，不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从这里面看出“社会主义因素”来，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就都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一家一户的单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是效率最高的、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选择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情况要分清楚：以道义为目的的济贫和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经营。土改后的农村往往出现劳力强、有牲口的种田能手土地不够种，寡妇家分了土地无人种的现象。寡妇家可以把土地卖掉，可以出租分成，如果政府不干预，几年后就会出现劳力和土地的最佳配置，使土地产量最大化。这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调适过程。但毛泽东把这类情况看得过于严重了，认为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苗头，要用互助合作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那位寡妇的儿子参军了，她成了军属，村支部组织代耕队把她家的地给包了。寡妇当然感激，给帮助她的乡亲送水、送饭、洗衣服，这种互助合作是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的，所产生的效果是寡妇家地里也有了收成，但这个收成不会是最高的，如果最高产量是亩产500斤，寡妇家亩产300斤就不错了。这与手工工场基于提高功效增加总产量的劳动分工，是不可类比的事情。

毛泽东忽视了手工业工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本质的区别”，为了防止土改后的农村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不准中农和富裕中农冒尖，强迫他们入社，让他们富帮穷，强帮弱，惜老怜贫，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违反规律的，是行不通的。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主张更多的着眼点是济贫，是慈善家的观点，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践证明，大锅饭，养懒人，它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分工合作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不能多打粮食，所以至今先进国家的那样仍然是家庭农场，而没有“组织起来”。自奴隶社会解体以后，农户天然就是农业劳动单位，它不需要组织起来，任何超越农户的组织形式，不管叫什么名字，叫合作社，叫公社，叫集体农庄，叫农业公司，叫规模经营，都会损害农业劳动的效率，这是我们走了20年合作化道路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毛泽东是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基本停留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上，这种大同思想的经典表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让人不独观其观，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背，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要“使人类进到大同境遇”。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很自信，以为自己找到了。

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之后，刘少奇立即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重新处理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并收回了已经印发的在马列学院一班讲课的讲稿。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1951年9月，毛泽东委托五谷不分的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据说草案写好后，遵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送给熟悉农民的党员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讲了老实话，说据他的了解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那时毛泽东还能听一点不同意见。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9月会议之后又对文件作了修改，至12月份，仍以决议草案的形式发到全国县委和城市区委一级。

这第一个互助合作指示写得很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都关照到了。但基本精神是“左”的，并没有重视赵树理说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意见，是提倡、发展合作社才作这个决议的。后来由互助组而初级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毛泽东在中国开始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烈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实验。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随毛泽东“干革命，闹翻身”的贫雇农们，大多数成了中农和富裕中农，革命革到他们的头上来了。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占农村人口70-80%的基本群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读者看几篇权威的史料。

1947年1月1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给上级机关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一年来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他说：“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社会关系。封建剥削者地主阶级大大削弱了，在土地改革实行彻底的地区，他们都已转向自己劳动或经营工商业；富裕中农，特别中农大大增加；贫农减少，赤贫绝迹。许多典型材料都证实了这个趋势。如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37户增至55户，中农由464户增至950户，贫农由638户减至389户，赤贫由189户减至7户。”这六个村1401户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了1005户，占总数的71.7%。

1950年5月，华北局向中央的报告《华北老区农村阶级变动与生产情况的调查》中说：“据冀、察两省23个村材料：土改前有2964户，土改后3097户。经过土改，原来占户数51%的贫雇农，减少到15%（地富下降在内）；原来占户数37.6%的中农，增加到77%；原来100户地主（占总户数3.3%），有四十户留到中农程度，31户被斗到贫农程度；原来122户旧式富农（占总户数4%），有87户留到中农和富裕中农程度，35户被斗到贫农程度；原来94户富裕中农（占总户数3.2%），有48户被侵犯成为一般中农，9户侵犯成贫农。上升为新富农的仅一户（原中农）。”

“经过最近几年的生产运动，农村阶级关系又有新变化，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山西五个村的材料，土改后经过几年生产运动，上升者占总户数的17%。9.4%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2%稍多的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由地主、富农下降为贫农的，也有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但无新富农发生。目前整个农村一般情况，由贫雇农上升为中农速度快，中农升富裕中农速度慢，升为富农是个别的。上升的原因：68%是因为劳力较强，经营有方，生产条件改善；14%是因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10%是因人口减少。”但也有少数户下降。上述山西五个村下降户，占总户数的5%。其中贫农上升中农后又下降为贫农者占将近一半（39户占17户），主要由于贫农在分得土地后仍很空虚，经不起任何打击。其他下降者为中农（占本阶层3%多）和富裕中农（占本阶层14%）。下降原因：一半以上是疾病、懒惰、牲口死亡、无劳力，其次因土改时侵犯过重，现尚不敢积极生产者，少数因不会经营。”

“目前农村生产情绪一般是高涨的。中农已占到农村人口绝大多数（上述五个村中农占88%），成为生产之主力。”“由于过去‘左’倾错误影响和农村中普遍流行单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般中农顾虑是大的，剩余财产除吃点穿点外，仅以坏房盖好房，坏牲口换好牲口，坏地换好地，再向上就觉得严重。”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向我们讨指示：继续发展往哪里去呢？富农的道路是他们盼望的，但视为畏途，不愿戴剥削帽子，投资工商业又没有把握。目前许多中农正以这些人的马首是瞻。

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鲁言撰文：《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文章指明了土改后绝大多数中农是由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的。“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完全证明：占农村人口70%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是运动的骨干，他们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最积极，最坚决。他们在各地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分中占多数。消灭封建的土地改革，就是依靠着广大的贫雇农群众才得以胜利实现的。同时，贫农、雇农也得到了相当于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90%左右的土地，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土地要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自然也得到了改善。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由过去的20%左右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减少到10-20%，而且在逐年减少中。”

以上三个材料说明了互相联系的四个问题：

1、        土改前的贫雇农绝大部分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上升为中农了；

2、        这些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71-88%，是农村生产的主力，是被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的代表，打击他们便是打击原来的贫雇农和中农；

3、        经过土改仍然不能上升的贫雇农，一半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劳力少或耕畜死亡；一半是不会经营，或地富下降为贫农怕再富又遭清算而不敢积极生产者；

4、        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但他像古代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样，所趟过来的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土改中的依靠对象（贫雇农），变成了合作化运动中的联合对象（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他没有意识到合作化运动脱离了原来追随他闹革命的农村基本群众。他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让农村80%以上的人口富起来，因而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当这些人果然开始富起来时，他又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不许这些人富起来，因而遇到广大农民的消极抵抗。如果他把政策的重点调整为依靠这80%的新老中农，农村会很快富起来，国家也会很快富起来。历史留下的最大遗憾是，他要依靠那20%的孤寡和二流子，再一次走穷人路线。

毛泽东一辈子都是站在穷人一边，他是穷人的领袖，是穷人的救星！他最担心的是“两极分化”。有两种两极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所谓同向分化，是普遍增加收入，但增加的多少不同，多增者对少增者并没有经济剥削或超经济剥削；所谓的反向分化，是有人增加收入，有人减少收入，减者减少的收入进了增者的钱袋，减者与增者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向分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分化，是应该提倡和支持的；反向分化才是应该反对的两极分化。毛泽东把两者混为一谈，不许任何分化，不许任何人冒尖，不许任何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也不行。谁发家打击谁，谁富起来打击谁。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依靠贫雇农!”谁敢说不对呢！在政治上他处在无懈可击的地位；如果不同意他的政策，说你是富农利益的代表，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你就站在了无法辩解的在党内受审判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内“左倾”的厉害。心里明知它不对，明知基本群众不赞成，但你得高声喝彩，在行动上去努力贯彻执行。既然“少奇同志”都受了批评，谁还敢再替那些土改前的贫雇农、现在的中农和富裕中农请命呢！于是，全党上下一致全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而且各省各县在做法上比学赶超，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唯恐自己的辖区落后，总之一句话，越来越“左”。

毛泽东是出自崇高的愿望，高尚的动机，但他阻碍了、窒息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出现的一段富足康乐的太平盛世没有出现，出现的是贫穷、浮肿病、饿死人等待。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饿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发来了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十一”那天，毛泽东照常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子民的三呼万岁。“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农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这是这位一辈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伟大人物的悲剧。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莫不是借助农民大起义的力量。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于是跟上自己的领袖人物起来造反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实行“均田”政策，满足了起义战士们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一段太平盛世。当然，在太平盛世年代，勤劳的、会经营的、条件好的农户逐渐发起来了，由中农而富农，由富农而地主，懒惰的、不会经营的、主要劳动力患病或死亡的又卖掉了土地成为赤贫，新一轮的阶级分化随着土地兼并悄悄地去开始了。但这并不可怕，主流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要一二百年这种阶级分化才会显现，三四百年才会尖锐化，在这之前完全可以通过国家政策调解来防止的，毛泽东顾虑陷入旧式农民革命的轮回中去是有道理的。但他太性急了。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也是毛泽东自己建国前的主张）建设15年至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村出一批新式富农庄园，会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等国家工业化了，有足够的农业机械设备装备农业了，由富农庄园演变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就出现了。这才是小农经济的真正出路。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西欧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都是这样走过来的。1947年至1970年，正当社会主义国家把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合作化当作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把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粮食产量却越来越低的时候，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依靠科技进步，美国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但所有制一点儿没有变化，还是个体户，还是家庭农场。1950年至1977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从733万人减至241万人，谷物产量却从8514万吨增至26171万吨，肉产量从1207万吨增至2551万吨。188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供养5人，1962年增至26人，1983年增至79人。196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不足50亿美元；到1974年农产品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到1980年再度飞跃，农产品出口额跨上400亿美元的台阶。1987年，美国农业县的人均收入比非农业县要高出25%。

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意识形态偏见使毛泽东不能正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做到丰衣足食的，而醉心于他那个“天下为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天马行空

第三章  江青初露锋芒
毛泽东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知道，第一夫人是现代社会的说法。倘在封建社会，就是皇后。她的这种封建思想在一次对女服务员发脾气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倒退回几百年去，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住在中南海，那浓重的历史氛围，强烈的帝王气息，使江青念念不忘自己至尊的地位。回想年轻时从山东老家出来捞世界，先到了大上海，又到了红都延安，阴差阳错，认识了毛泽东，自己慧眼识英雄，嫁给了他。转战南北，跟着吃了不少苦，但值得，如今熬出头了，生活的一切，应有尽有。光汽车她已经换了四辆，开始是一辆雪佛莱，缴获的美国车；以后换一辆毛利克，又换苏联的吉姆?吉斯，吉斯当时是最高档次的，政治局委员配的专车。

毛泽东不许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曝光。进入北京后，派给她最荣耀的一项任务是以主席夫人身份代表毛主席给宋庆龄副主席送行—开国大典后，宋氏回上海去。这次在北京站她给孙夫人留下的印象很好，宋庆龄对身边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住进丰泽园，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虽然江青风韵犹存（进京时她35岁），但毛泽东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怎样巩固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怎样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让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江青进城初期昼夜萦怀的一个大题目。

“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是权力。”这是江青悟出来的“道”。这话她后来跟一个外国记者谈过。意思是像她这样身份的女人，经过头几个回合打入毛泽东的生活圈子以后，要想长期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有在巩固和发展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上面对丈夫有所贡献。她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行动起来了。在以后20多年中，江青逐步获得了成功，毛泽东虽然对她时有批评，但那是做给“外人”看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宠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在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的总书记之上。我们且看江青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爬上权力顶峰的。

1950年3-5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这部电影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编导和演员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抱着扼腕痛惜的心情的，对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着力揭露鞭挞的。这部电影的进步性和爱国主义，是普通观众一看便知的，用不着多深的马列主义修养。

公开放映之前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专场时，毛泽东没有去看，刘少奇及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看了。在和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刘少奇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认为，一部电影片，党和国家二号领导人点了头就行了，没有再请示毛泽东。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大权旁落的苗头，问题不在于这部影片究竟如何，而在于树立树立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问题。她鼓动毛泽东要出来讲话，单独调演了《清宫秘史》。毛泽东此时不愿为这么个小问题与刘少奇摊牌。后由江青出面，找了陆、周、胡，指责《清宫秘史》宣扬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但江青并不说明哪些意见是毛泽东的，哪些意见是她的这使陆定一等非常为难，当时答应下来，组织人写了文章，后来没敢发表。因为毛泽东并无明确的指示。如公开批判，少奇同志那里怎么交待？搞得不好会弄成挑拨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主管意识形态的几位领导人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件事悄悄压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写了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小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遗愿和提供的史料创作的。编导孙瑜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上，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之事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了孙瑜的汇报，指示了三条：“1、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3、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成了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原名武七，生于1838年，死于1898年。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扛长活，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要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啊！）让他去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经过了三十多年，武训积攒了二千多两银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继续受苦受难。1888年他在堂邑县柳林镇办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又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在他临死前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这就是武训的愿望。

根据这个原型和周恩来的三条指示，编导进行了艺术创造。武训兴学的本意是为了穷人，当他听到考第一的学生赵光远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失望地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当封建统治者的代表—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表彰他办义学时，他拒不跪谢皇恩，以装疯进行悲剧性的反抗。为了指明武训办义学的历史局限性，编剧又写了当过太平军的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组织起农民武装队伍，与官府恶霸进行英勇斗争。为了指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又在故事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增加了一段道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曲意迎合，还是没有过关。

1951年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来了，朱德携夫人康克清也来了。大约有百余名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观看。但毛泽东和江青没来。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热烈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

2月26日子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观众踊跃，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群众写来的观后感。一位教师写道：“我做教育工作仅仅两年，好几次不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犯冷热病。当我看到老年的武训摇晃着歪辫，坚定地走在北方的原野上时，我的眼被泪水模糊。。。。。。《武训传》教育了我，虽然武训的斗争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江青抓住《武训传》做文章，是因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尊崇武训，生前积极提倡和支持拍摄这部电影。陶行知对江青有大恩也有小怨。恩在两次帮助她，怨在一首诗。

1933年夏，江青（那时叫李云鹤）离开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著名戏剧家田汉家落脚。田汉介绍她参加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师，陶行知收留了她。

1934年夏天，江青第二次到上海谋生。晨更工学团已遭封闭。陶行知又介绍她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现在单说这“怨在一首诗”。江青嫁给唐纳后并不安分，蜜月未满她借口回乡探母，又去天津与前夫俞启威鸳梦重温。1936年6月26日唐纳追到济南，从江青的姐姐处知道江青负心抛弃了自己，愤恨莫名，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在旅行社服毒自杀，幸而及时获救。但他那时留给阿萍（江青艺名蓝萍）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媒体公布，大小报刊竞相转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的唐纳自杀案件》为题报道。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新诗《送给唐纳先生》，发表在邹韬奋主编、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上，诗的第一节如下：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你要知道，蓝萍是蓝萍，不是属于您。您既然陶醉在电影，又何必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业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这“飞去的夜莺”是把江青比作水性杨花的娼优。这是江青兴风作浪积极主张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深层次原因。他要通过批判“武训传”兼带否定陶行知先生作为平民教育家的一生。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杨耳的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暴露了这深层次的历史恩怨。这一层原因连毛泽东也未必知晓。

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朱德审片的情况，并点明《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同学。周恩来、朱德一捧场，全国的报刊都在吹捧这部电影。江青的耸动听闻的报告和如此下去将大权旁落的分析，使毛泽东心动了。江青下令从中国电影公司华北管理处调片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惊恐。

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为了证明《人民日报》5.20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13人组成：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调查团的实际领导人是化名李进的江青。所到之处的各级机关，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所以，在调查团和被调查人见面之前，接待单位都已经在群众中做了布置。

调查进行了一个月。回到北京由袁水拍、钟惦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在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通过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硬把武训的历史颠倒过去了。一个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被打成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由于共产党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指鹿为马的事件被党的领导集体接受了，也被全国人民接受了。于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写影评的，发表观后感的，为发表这些文章提供园地的主编、编辑，各级宣传部门领导人，乃至在小组会上赞扬过这部影片的观众，纷纷作出检讨。

由于江青在电影评论上连连“立功”，1951年11月，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胡乔木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批复：“此件很好，可照此执行。”

按孙瑜的回忆，1952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在和我握手时他微笑地问我：是否听见了他在北京对《武训传》所作的检讨？我从来没有想到，周总理会因《武训传》而在党中央做检讨！”“第二天上午，组织了在文化广场向一万多名干部作国际形势的政治讲话时，又顺便简略到底提到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批判的事，说他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孙瑜、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以周恩来的检讨而告结束的。

在武训的历史上颠倒黑白，不过是江青（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小试手段，初露锋芒。但由于中共领导集团对指鹿为马的容忍，18年以后，即1969年，还是这个江青，以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名义领导调查并主持写成调查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经党的“九大”一致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由把武训打成“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到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和大工贼”，这中间中共应该吸取的教训太辛辣、太深沉了。

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胡乔木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

1953年，又发生了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
五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与俞平伯观点不同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像俞平伯这样的权威学者可不可以批评，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李、蓝两位青年学者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正在观察全国动态企图掀起更大波澜的江青，在九月中旬的一天拿着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来到《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热情接待。江青还是老办法，并不说哪些是毛泽东的意见，哪些是她的意见，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位青年的文章。邓拓表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奈难同意；但可请示中宣部请《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于是，在一年以后，即1954年10月16日，引出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出了他们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江青）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邓拓）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代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1954年10月16日

在这封信的信封上面，毛泽东亲笔注明给哪些人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第一号收信人刘少奇，对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一事，竟如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是给他记的一笔账。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质问刘少奇：“为什么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与伟大领袖唱反调？”时，刘少奇才有机会答辩：“我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至此才弄清楚完全是江青在毛泽东耳边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但毛泽东这时已下了从根本上打倒刘少奇的决心，这个小小的误会的解除已经没有意义了。

毛泽东这封信，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大道理，隐蔽在字里行间的负面作用是，对江青从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到评《“红楼梦”研究》所起的无事生非、挑拨离间的恶劣作用，作了积极的正面的肯定。江青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尽管暂时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江青高级的和重要的官职，但江青知道，她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稳固了，提高了，只要耐心等待，总有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天。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5年，又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一案件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恶性发展，整治胡风也是江青挑起来的。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这是毛泽东决心要整治胡风的起因。

胡风，本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1902年生于湖北掸春县。父亲为做豆腐的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幼年从事牧牛拾柴劳动，11岁上村学，1920年到武昌上中学，后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22年终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研究会。1933年，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文化团体被日本警方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为中共中央和鲁迅之间传递关于营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1936年支持鲁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为文艺界联合战线口号的周扬等日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自此与周扬结怨。抗战初期，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任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1938年7月至1941年9月，主办《七月》杂志，发表抗日进步作品；同时为《新华日报》主编《文艺周刊》。1942年5月毛泽东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意见分歧。居主流地位的的多数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1949年进入解放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诞生，歌颂毛泽东。案发前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胡风传》）这些桂冠给胡风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灾难。

1952年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论主观》一文作者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上；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胡风 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胡风拒绝检讨认错。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不服，于195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共约30万字，后称“30万言书”。他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1954年7月22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主席。

“30万言书”主要对立面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在处理这桩公案中，毛泽东有力地支持了周扬作为党的代表在文艺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讨论。

1月15日，胡风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的。毛于当晚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胡风的“30万言书”随《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靶子送到读者手中。

四月，舒芜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

6月10日，毛泽东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敌我矛盾”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立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至1956年底，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就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立威，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地位的。

毛对桀骜不驯的、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风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毛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经有多次了”。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这次文化围剿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开展以搞臭胡风及其追随者为目的的大批判。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全国就印了700多万册；有本以妖魔化胡风及其追随者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印数达千万册。我记得，这本漫画连环小人书，当时在北京城是挨家挨户散发的。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共写了17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周扬成了晁错，成了“今上”的股肱之臣。这则按语大大加强了周扬在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但怎样回报主席的支持，毛泽东在支持他的背后对他有什么要求，周扬缺少“乔木式”的世俗的聪明。江青就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既然在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和评《红楼梦研究》中连立三功，自然应有升赏。这件事只能由江青的直接首长提出建议来，任命江青—譬如说，副局长、局长。周扬不通此道，或者他心知肚明，但不愿那样做。结果，招致江青怨恨。周扬的宠幸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文艺口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怎么也做不对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扬不再是晁错那样的股肱之臣，而成了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收监入狱，这是后话。

1955年5月16日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因胡是全国人大代表，5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手续，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随后的五月至六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知名知识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於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佃。。。。。。，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勋。。。。，重庆的何剑熏、刘异。。。。。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

路翎，这位曾经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被捕时只有32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20年徒刑。1975年被释放后，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里打扫卫生，靠每户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持生活。哀莫大于心死。他那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作品都有缺陷，他孤高自许，目无余子。他和许多文艺界同仁不能友好相处。但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而这个“罪行”又上不了台面。当法院宣布判他14年徒刑，形式主义地虚伪地告诉他可以上诉，可以请辩护人时，胡风说：“这次判我14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护，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转到了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她“率领群众”把周扬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

“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这就是胡风的文人本色！正直、无私，以直报怨，绝不落井下石。

其他参加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到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的路线下曾经整过胡风，后来又在“左”的路线下被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平方奔走于各个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6月8日，中国现代文艺家、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的骨灰盒上，披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捧上了天，他说：“二十年来，这股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风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话的。他坚持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个，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50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据著名演员黄宗英回忆，罗稷南亲口告诉她：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第22版）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曾任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罗稷南曾代表19路军到瑞金谈判，与红军代表张云逸共同签署反蒋抗日协定，并为苏区运去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医疗器械等，为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曾在瑞金设宴招待罗稷南。罗稷南与毛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提出那样一个带点挑衅性的问题，而毛不以为逆，还认真作了回答。

天马行空

第四章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3200多卷，800多册，共4000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最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著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
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与此同时香港人士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来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四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说为挚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是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怎么毛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予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车拉到高岗家中，另一车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经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对我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经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毛泽东对高岗事件的处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术的精微。毛泽东接到刘少奇反映高岗在苏表现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岗的电报后，比刘少奇还要“怒不可遏”，但当高岗提前回国出现在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对他慰勉有加面许高岗准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使高岗受宠若惊，产生了天大的错觉，以为毛泽东在走亲苏路线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刘少奇。

接着就是解决高岗把东北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问题。毛泽东的办法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充实中央领导，调五位大区负责人到中央工作：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调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岗是很不情愿进京工作的。别人在大区都是担任一个职务，包括很受毛信任的邓小平，仅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高岗在东北却是四个一把手，他既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又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后来毛泽东面许他调中央后东北的兼职不变，他放心了，这不是调虎离山之计，是毛泽东高看他一头。及至到了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毛泽东确实是对刘少奇、周恩来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确实要高岗挑大梁。有一系列的事实为证：

?推广东北经验，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他亲自起草批语转发全国，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称之为“经济内阁”。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暮桥等十五人，阵容之强大为党政各机关之冠。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陈云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政务院副总理，又被拉到计委当委员；还在朝鲜打仗的彭德怀和远在苏联养病的林彪这两位和经济工作根本不沾边的元帅级人物，也成了高岗的部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人事安排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烘云托月，突出高岗。所以，1952年底，京城流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抓住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和《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周恩来认为修改税制是政务院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施政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内阁不应拿这些问题去干扰主席。在决定政策时他和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了口径的，毛泽东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人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在修正税制时，财政部曾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三反’、‘五反’私营企业主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商品按照一定的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决策的过程。

在修改社论时，薄一波把“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改为“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这句话当然可以不改，但改了也没错。社论解释说：“因为，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这里有鼓励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增加竞争机制的积极思想。

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被毛泽东抓住不放了。他在1953年2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下令，新税制停止执行。
--撤销政务院党组，使周恩来有职无权。1952年3月10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机会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今后政府各部门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相当于政务院总党组，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周恩来任书记。设立时说是“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以便统一并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如今撤销总党组，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部门党组的领导，等于说周恩来由加强中共中央对中央政府领导的代表变成了实现这一领导的障碍。这对周恩来的打击是很重的。在中国组织系统中，党委系统历来高于行政系统。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即是说直接对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有职无权的民主人士了。

?以分工为幌子，向周恩来夺权。1953年5月15日毛泽东决定把政务院分为工业、财贸、交通、农林、劳务五个口子，政务院各经济部门归口管理。将八个工业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财贸口负责人薄一波、交通口负责人邓小平、虽在政务院有职务，但他们同时又是计委委员，需接受周恩来和高岗的双重领导；农林口负责人邓子恢、劳务口负责人饶漱石在政务院根本没有职务，只在计委有职务，等于说这两个口只受高岗领导，周恩来不能过问。虽然说国家计委名义上仍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已经坐大到吞并政务院，周恩来作为总理只能领导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侨委等部门的工作了。周恩来总理的地位确实出现了危机。不久，又传出学习苏联体制，改政务院为部长会议，人们不免对谁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纷纷猜测，高岗的人气越来越旺。

?责刘周擅权。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一个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写完这则批语，毛泽东感到意犹未尽，又写短信一封：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1、请负责检查去年8月1日（8.1以前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2、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毛泽东    5月19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见到毛泽东的批示立即给毛泽东写一报告，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都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

?批转高岗的报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已在党的中上层干部中暗暗传开，附带流传的是高岗早就站在了主席一边。就在毛刘就处理山西省委报告时摊牌不久，高岗及时送上了东北地区的报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立即提笔挥毫写按语，连同原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党。按语如下：
兹将高岗同志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印发给你们。

?在政治局批刘少奇。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不指名地批刘少奇。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说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都过渡完。

毛泽东批评的三个观点，都是从刘少奇讲话中挑出来的，大家心知肚明。从此刘少奇的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彻底崩溃。与此相连带的，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谁能代替刘？最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岗。许多人都这样想。高岗自己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要取代周恩来，而且要取代刘少奇。

以上就是毛泽东这位大权谋家为搞垮高岗—这个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所造成的“势”。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解决高岗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在这种形势下，高岗像喝了“催命符”一样，一定会跳出来，必然会跳出来。

高级干部中悄悄地发生着重新排列组合。连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都改换门庭，背叛刘少奇，投到高岗的旗下，结成倒刘反周的高饒联盟。

饶漱石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州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5年受命去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皖南事变时随军行动。项英离队后中央指定饶漱石为政治负责人，与叶挺军长一起共同组织军中大计。重建新四军刘少奇出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对饶提携重用，1942年刘调回中共中央时，任命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七大”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建国后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和饶漱石自以为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毛泽东策动的倒刘反周的暗潮中他们是得天独厚的“弄潮儿”，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了。先是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上，抓住新税制问题发难，“批薄射刘”（即明批薄一波，暗点刘少奇）；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9、10月间）上抓住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讨安伐刘”（斗争安子文，通过追后台的办法指向刘少奇），在全党造成了倒刘的声势。据薄一波回忆：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刘少奇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接来做领袖。”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难得，人才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泽东是法家的笃信者。韩非子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治于人。”（《备内》）法家认为赏赐、封爵乃至联姻等等，固然可以换取臣下的忠心，但这种忠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巩固的，时移势易，可以反目成仇，下反上，臣弑君，骨肉相残，这些事例不绝于史书。因此，任何亲信都不是绝对靠得住的。那么怎么办呢？“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君》）做国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爱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危险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爱戴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王位才能巩固。法家认为这是“人君面南之术”的精微。这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长期地专一地信任一个人或一派政治势力，要设立牵制力量，要他们访查、监视和密报对方的不忠言行，要他们互相揭发，争表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矛盾，控制矛盾。他把这手段用得出神入化。高岗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超越北京单独和斯大林联系，成为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比王明走的还远。王明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改“保卫苏联”的口号，高岗竟提出划东北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在建国之前。高岗与柯瓦廖夫串通，监督着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对毛泽东的主要威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干掉刚刚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给高岗看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泽东把这一出连环大戏演得有声有色，把群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党内高级干部洞察幽微看清毛泽东路数的不是没有，陈云和邓小平可以作为两个代表。陈邓根据自己对毛的了解，无论如何一个主张将东三省划给苏联的人是不会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们适时地向毛泽东谏言了。陈邓向毛泽东谏言的时间大约是1953年12月中旬。这时毛泽东住在玉泉山静宜园别墅正在静心思考怎样转弯子的问题。陈邓谏言后，毛泽东从善如流，立即部署解决问题。当然，陈邓向毛谏言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毛刘之间的分歧，毛对周的不满，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高岗能够呼风唤雨，也不是全靠造谣。如果谏言不纳，毛决心贬黜刘周，他们会被看作是刘周的同党而受到牵连。

毛泽东找了刘少奇谈话，表示对刘继续信任，无意改变刘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提出由刘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主席的错误，对自己历史上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七大以来中央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在四中全会做完政治报告后，要接着做一个自我批评，在中央全会上有个交待。刘少奇同意了。

面临党的危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先给公安部长罗瑞卿打个招呼。当罗瑞卿来到静宜园时，毛泽东突然发问：“我退居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罗答：“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刘少奇主持一线，不过最近有些传言。。。。。。”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不问问旗帜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了。”

毛泽东又把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分别召到静宜园别墅，对高饶怀有个人野心，攻击少奇、恩来，分裂中央的错误，跟几位高级将领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高岗竟没有听出这是说他的，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说刘少奇，所以在毛宣布要去杭州休假，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刘表示谦虚建议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时，竟不识时务地叫嚷：“轮流吧，搞轮流好。”

安排好这一切，毛泽东带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到杭州去了。他在西子湖畔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解决高岗问题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1月3日子杭州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以他自己特殊的风格把解决高岗问题向苏联通气。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两位苏联客人惊诧不已。

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的陕西（毛用手指翻译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到看。”

捷沃西安还是不明白，但中国通尤金大使明白了。

1954年1月初，刘少奇命杨尚昆专程到杭州给毛泽东送去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阅后做了些修改，并给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看过。七日，毛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各同志写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和政治报告的写法做了具体布置。然后，又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拟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有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1月7日”

杨尚昆回京向刘少奇面交毛泽东的两封信之后，1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及党政方面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上高岗十分孤立，他感到与会者都跟他保持距离。他急于面见毛泽东弄清形势的变化，自己如何转这个弯子。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尚昆转交。

会后，杨尚昆再往杭州，将刘少奇准备的在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个人检讨送审稿以及高岗的信件面呈毛泽东。经过几天思考，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了他犯的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2日

毛泽东这封致刘少奇顺便答复高岗来信的电报给高岗看过之后，高岗有一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感觉。过去说过那么多私房话，说不见面就不见面了，连直接回封信札都不可得，他领教了什么叫翻云覆雨。

1月25日，刘少奇约上周恩来、邓小平与高岗谈话。高岗想对毛泽东说的话，当然不能对刘少奇等人说；高岗想问毛泽东的事情也不便于问刘；更不能把毛与自己单独说的那些话，那些事抖露出来，只能自己承担，这是将来翻本的希望。所以，高岗竟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冷场了一支烟的功夫。后来高岗表示要做一个像样的自我批评，接着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他希望是口头的，不往下传达，不存档。

刘少奇说：“恐怕要书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评的。”

闻听此言，高岗心头一震，他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出戏还没有完全看懂，心存侥幸。“出水才知两脚泥。等出水后再比咱俩谁的腿上泥多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头一句话就是：“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发言者呼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了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些事情，但遵毛定的基调，没有一个人敢指名道姓批评高岗和饶漱石。

在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在做完政治报告之后，又做了《我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检讨了八个问题：

1、1951年7月“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2、1948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虽然1952年6月中央发出《无条件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的指示并不算迟，但我“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应该取消或纠正。

3、“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间犯了不少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4、“1949年6月，我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文件上批示‘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5、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对“左”倾错误纠正不力。“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

6、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时，“在大会上追迫和抢救。我是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7、“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8、“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判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虽然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刘少奇最后说：“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准点高岗的名，是怕转移了与会者对刘少奇检讨的注意力。四中全会在政治上保留了刘少奇二号人物的地位，但在政治上使其自我降格，亲手砸了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牌子。从此刘少奇不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而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被毛主席团结使用的高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在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才从杭州传回话来：对高饶问题“彻底揭露。”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有40多位知情者和有关人员与会。共开10天，25日结束。周恩来定的基调（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是：“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高岗经受不住众叛亲离地揭发批判，于2月17日举枪自杀未遂，中央乃决定对高岗施行隔离审查，从此高岗失去自由。

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到会26人，开会7次，揭发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排挤、打击陈毅，在中组部排挤、打击安子文，以及配合高岗进行反党夺取的阴谋活动问题。3月15日，中央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4月1日，因发现饶漱石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将其收监审查。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10年。1975年饶漱石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高饶和刘周这两股势力较劲，是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的。这是常人的逻辑。一般政治家处理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厉害、太可怕了。这使高级干部们凛凛畏惧。不论是受到毛的信任，还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对主席忠诚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这就是他们从四中全会得到的教训。

高岗、饶漱石的倒台，顺便解决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问题。每个大区都管辖几个省，比一个中等国家都大，而且都拥有军队。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而反叛，民国北洋时代直、皖、奉地方军阀争锋的乱局，毛泽东不能不防。七届四中全会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

通过处理高饶事件，邓小平的品德和才能进一步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赏识，1954年4月27日任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4日，增补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天马行空

第四章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3200多卷，800多册，共4000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最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著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
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与此同时香港人士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来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四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说为挚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是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怎么毛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予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车拉到高岗家中，另一车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经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对我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经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毛泽东对高岗事件的处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术的精微。毛泽东接到刘少奇反映高岗在苏表现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岗的电报后，比刘少奇还要“怒不可遏”，但当高岗提前回国出现在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对他慰勉有加面许高岗准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使高岗受宠若惊，产生了天大的错觉，以为毛泽东在走亲苏路线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刘少奇。

接着就是解决高岗把东北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问题。毛泽东的办法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充实中央领导，调五位大区负责人到中央工作：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调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岗是很不情愿进京工作的。别人在大区都是担任一个职务，包括很受毛信任的邓小平，仅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高岗在东北却是四个一把手，他既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又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后来毛泽东面许他调中央后东北的兼职不变，他放心了，这不是调虎离山之计，是毛泽东高看他一头。及至到了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毛泽东确实是对刘少奇、周恩来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确实要高岗挑大梁。有一系列的事实为证：

?推广东北经验，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他亲自起草批语转发全国，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称之为“经济内阁”。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暮桥等十五人，阵容之强大为党政各机关之冠。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陈云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政务院副总理，又被拉到计委当委员；还在朝鲜打仗的彭德怀和远在苏联养病的林彪这两位和经济工作根本不沾边的元帅级人物，也成了高岗的部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人事安排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烘云托月，突出高岗。所以，1952年底，京城流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抓住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和《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周恩来认为修改税制是政务院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施政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内阁不应拿这些问题去干扰主席。在决定政策时他和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了口径的，毛泽东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人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在修正税制时，财政部曾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三反’、‘五反’私营企业主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商品按照一定的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决策的过程。

在修改社论时，薄一波把“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改为“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这句话当然可以不改，但改了也没错。社论解释说：“因为，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这里有鼓励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增加竞争机制的积极思想。

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被毛泽东抓住不放了。他在1953年2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下令，新税制停止执行。
--撤销政务院党组，使周恩来有职无权。1952年3月10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机会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今后政府各部门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相当于政务院总党组，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周恩来任书记。设立时说是“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以便统一并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如今撤销总党组，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部门党组的领导，等于说周恩来由加强中共中央对中央政府领导的代表变成了实现这一领导的障碍。这对周恩来的打击是很重的。在中国组织系统中，党委系统历来高于行政系统。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即是说直接对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有职无权的民主人士了。

?以分工为幌子，向周恩来夺权。1953年5月15日毛泽东决定把政务院分为工业、财贸、交通、农林、劳务五个口子，政务院各经济部门归口管理。将八个工业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财贸口负责人薄一波、交通口负责人邓小平、虽在政务院有职务，但他们同时又是计委委员，需接受周恩来和高岗的双重领导；农林口负责人邓子恢、劳务口负责人饶漱石在政务院根本没有职务，只在计委有职务，等于说这两个口只受高岗领导，周恩来不能过问。虽然说国家计委名义上仍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已经坐大到吞并政务院，周恩来作为总理只能领导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侨委等部门的工作了。周恩来总理的地位确实出现了危机。不久，又传出学习苏联体制，改政务院为部长会议，人们不免对谁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纷纷猜测，高岗的人气越来越旺。

?责刘周擅权。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一个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写完这则批语，毛泽东感到意犹未尽，又写短信一封：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1、请负责检查去年8月1日（8.1以前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2、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毛泽东    5月19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见到毛泽东的批示立即给毛泽东写一报告，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都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

?批转高岗的报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已在党的中上层干部中暗暗传开，附带流传的是高岗早就站在了主席一边。就在毛刘就处理山西省委报告时摊牌不久，高岗及时送上了东北地区的报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立即提笔挥毫写按语，连同原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党。按语如下：
兹将高岗同志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印发给你们。

?在政治局批刘少奇。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不指名地批刘少奇。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说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都过渡完。

毛泽东批评的三个观点，都是从刘少奇讲话中挑出来的，大家心知肚明。从此刘少奇的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彻底崩溃。与此相连带的，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谁能代替刘？最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岗。许多人都这样想。高岗自己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要取代周恩来，而且要取代刘少奇。

以上就是毛泽东这位大权谋家为搞垮高岗—这个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所造成的“势”。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解决高岗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在这种形势下，高岗像喝了“催命符”一样，一定会跳出来，必然会跳出来。

高级干部中悄悄地发生着重新排列组合。连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都改换门庭，背叛刘少奇，投到高岗的旗下，结成倒刘反周的高饒联盟。

饶漱石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州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5年受命去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皖南事变时随军行动。项英离队后中央指定饶漱石为政治负责人，与叶挺军长一起共同组织军中大计。重建新四军刘少奇出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对饶提携重用，1942年刘调回中共中央时，任命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七大”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建国后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和饶漱石自以为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毛泽东策动的倒刘反周的暗潮中他们是得天独厚的“弄潮儿”，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了。先是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上，抓住新税制问题发难，“批薄射刘”（即明批薄一波，暗点刘少奇）；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9、10月间）上抓住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讨安伐刘”（斗争安子文，通过追后台的办法指向刘少奇），在全党造成了倒刘的声势。据薄一波回忆：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刘少奇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接来做领袖。”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难得，人才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泽东是法家的笃信者。韩非子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治于人。”（《备内》）法家认为赏赐、封爵乃至联姻等等，固然可以换取臣下的忠心，但这种忠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巩固的，时移势易，可以反目成仇，下反上，臣弑君，骨肉相残，这些事例不绝于史书。因此，任何亲信都不是绝对靠得住的。那么怎么办呢？“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君》）做国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爱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危险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爱戴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王位才能巩固。法家认为这是“人君面南之术”的精微。这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长期地专一地信任一个人或一派政治势力，要设立牵制力量，要他们访查、监视和密报对方的不忠言行，要他们互相揭发，争表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矛盾，控制矛盾。他把这手段用得出神入化。高岗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超越北京单独和斯大林联系，成为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比王明走的还远。王明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改“保卫苏联”的口号，高岗竟提出划东北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在建国之前。高岗与柯瓦廖夫串通，监督着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对毛泽东的主要威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干掉刚刚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给高岗看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泽东把这一出连环大戏演得有声有色，把群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党内高级干部洞察幽微看清毛泽东路数的不是没有，陈云和邓小平可以作为两个代表。陈邓根据自己对毛的了解，无论如何一个主张将东三省划给苏联的人是不会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们适时地向毛泽东谏言了。陈邓向毛泽东谏言的时间大约是1953年12月中旬。这时毛泽东住在玉泉山静宜园别墅正在静心思考怎样转弯子的问题。陈邓谏言后，毛泽东从善如流，立即部署解决问题。当然，陈邓向毛谏言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毛刘之间的分歧，毛对周的不满，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高岗能够呼风唤雨，也不是全靠造谣。如果谏言不纳，毛决心贬黜刘周，他们会被看作是刘周的同党而受到牵连。

毛泽东找了刘少奇谈话，表示对刘继续信任，无意改变刘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提出由刘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主席的错误，对自己历史上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七大以来中央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在四中全会做完政治报告后，要接着做一个自我批评，在中央全会上有个交待。刘少奇同意了。

面临党的危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先给公安部长罗瑞卿打个招呼。当罗瑞卿来到静宜园时，毛泽东突然发问：“我退居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罗答：“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刘少奇主持一线，不过最近有些传言。。。。。。”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不问问旗帜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了。”

毛泽东又把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分别召到静宜园别墅，对高饶怀有个人野心，攻击少奇、恩来，分裂中央的错误，跟几位高级将领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高岗竟没有听出这是说他的，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说刘少奇，所以在毛宣布要去杭州休假，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刘表示谦虚建议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时，竟不识时务地叫嚷：“轮流吧，搞轮流好。”

安排好这一切，毛泽东带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到杭州去了。他在西子湖畔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解决高岗问题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1月3日子杭州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以他自己特殊的风格把解决高岗问题向苏联通气。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两位苏联客人惊诧不已。

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的陕西（毛用手指翻译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到看。”

捷沃西安还是不明白，但中国通尤金大使明白了。

1954年1月初，刘少奇命杨尚昆专程到杭州给毛泽东送去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阅后做了些修改，并给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看过。七日，毛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各同志写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和政治报告的写法做了具体布置。然后，又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拟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有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1月7日”

杨尚昆回京向刘少奇面交毛泽东的两封信之后，1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及党政方面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上高岗十分孤立，他感到与会者都跟他保持距离。他急于面见毛泽东弄清形势的变化，自己如何转这个弯子。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尚昆转交。

会后，杨尚昆再往杭州，将刘少奇准备的在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个人检讨送审稿以及高岗的信件面呈毛泽东。经过几天思考，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了他犯的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2日

毛泽东这封致刘少奇顺便答复高岗来信的电报给高岗看过之后，高岗有一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感觉。过去说过那么多私房话，说不见面就不见面了，连直接回封信札都不可得，他领教了什么叫翻云覆雨。

1月25日，刘少奇约上周恩来、邓小平与高岗谈话。高岗想对毛泽东说的话，当然不能对刘少奇等人说；高岗想问毛泽东的事情也不便于问刘；更不能把毛与自己单独说的那些话，那些事抖露出来，只能自己承担，这是将来翻本的希望。所以，高岗竟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冷场了一支烟的功夫。后来高岗表示要做一个像样的自我批评，接着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他希望是口头的，不往下传达，不存档。

刘少奇说：“恐怕要书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评的。”

闻听此言，高岗心头一震，他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出戏还没有完全看懂，心存侥幸。“出水才知两脚泥。等出水后再比咱俩谁的腿上泥多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头一句话就是：“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发言者呼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了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些事情，但遵毛定的基调，没有一个人敢指名道姓批评高岗和饶漱石。

在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在做完政治报告之后，又做了《我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检讨了八个问题：

1、1951年7月“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2、1948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虽然1952年6月中央发出《无条件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的指示并不算迟，但我“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应该取消或纠正。

3、“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间犯了不少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4、“1949年6月，我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文件上批示‘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5、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对“左”倾错误纠正不力。“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

6、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时，“在大会上追迫和抢救。我是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7、“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8、“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判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虽然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刘少奇最后说：“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准点高岗的名，是怕转移了与会者对刘少奇检讨的注意力。四中全会在政治上保留了刘少奇二号人物的地位，但在政治上使其自我降格，亲手砸了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牌子。从此刘少奇不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而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被毛主席团结使用的高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在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才从杭州传回话来：对高饶问题“彻底揭露。”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有40多位知情者和有关人员与会。共开10天，25日结束。周恩来定的基调（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是：“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高岗经受不住众叛亲离地揭发批判，于2月17日举枪自杀未遂，中央乃决定对高岗施行隔离审查，从此高岗失去自由。

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到会26人，开会7次，揭发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排挤、打击陈毅，在中组部排挤、打击安子文，以及配合高岗进行反党夺取的阴谋活动问题。3月15日，中央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4月1日，因发现饶漱石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将其收监审查。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10年。1975年饶漱石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高饶和刘周这两股势力较劲，是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的。这是常人的逻辑。一般政治家处理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厉害、太可怕了。这使高级干部们凛凛畏惧。不论是受到毛的信任，还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对主席忠诚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这就是他们从四中全会得到的教训。

高岗、饶漱石的倒台，顺便解决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问题。每个大区都管辖几个省，比一个中等国家都大，而且都拥有军队。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而反叛，民国北洋时代直、皖、奉地方军阀争锋的乱局，毛泽东不能不防。七届四中全会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

通过处理高饶事件，邓小平的品德和才能进一步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赏识，1954年4月27日任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4日，增补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天马行空

第六章  三个会议一部书轰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5年3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毛泽东肯定了他离京期间刘少奇、周恩来为缓解的农村紧张局势所发出的文件和所采取的措施。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场共同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它地区（迟解放的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后来毛泽东又单独约见邓子恢，提出：“全国合作化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五年计划完成三分之一，15年在全国完成合作化。”

4月20日至5月7日，邓子恢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在5月6日的总结中分析了农村出现紧张形势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他说：

（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私商改造）这三种都是造成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当然应该承认，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在去年12月以前，那时我也感到粮食问题压到我们身上，但是去年12月以后，今年1月以来，我越看越感到合作化是主要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人回家的，没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牲口都很好，没有什么乱子，那些地方也有统购统销，就是没有合作化，一个合作社也没有，所以那些地方有牲口的就不那样恐慌，这是很明确的。当然，牲口大批的杀卖也与粮食统购统销有关，不是没有关，但合作化是最根本的。

邓子恢强调反冒进，推出“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比较多一点是少数省份。。。。。比如浙江、山东、河北、安徽”。“但是我感觉干部中的冒进情绪是带普遍性的。这种冒进情绪如果不讲清楚，如果不克服，他将来还要冒进，今年不冒进，明年冒进。”冒进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的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足。。。。。有些地方农民觉悟是有高涨，比如社办得好的地方，老社有基础，互助组有基础，互助组办得比较多，比较好，社会主义旗帜在那些地方有个榜样，那些地方农民的觉悟当然就有高涨了，这个不可否认。但是你说的那个普遍高涨，普遍的高涨，没有看到不平衡，这样也是不对的，这只看到了它的表面，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看到它的内心。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从本质上看，就是不看究竟办好了多少社，互助组究竟办得怎样，合作社办得怎样，已经有多少合作社摆在那里，不是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这样看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

第二个原因，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把合作社办好，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真正使合作社增产，那是很费劲的，除非天老爷保佑他。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内部团结好，样样上轨道，样样制度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对今后的方针，邓子恢宣布了四条：

1、        要求一般停止发展。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就停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2、        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老社10万个，新社50万个都要巩固。
3、        少数的省是要适当的收缩。丢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极的退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更好地巩固。
4、        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这就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将来合作社的再发展。

邓子恢在北京正在贯彻毛泽东关于停止发展一年半的指示，到了上海的毛泽东，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中共高层干部中承欢媚上之徒，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是个代表人物。他摸清了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实现合作化的心理，对毛说：“党内有30%的高中级干部和基层干部反映中农的情绪，不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改变了他十几天前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改变了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全国合作化，每年“化”三分之一的比较稳健的计划。

毛泽东急急忙忙回到北京，5月5日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开门见山提出“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
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

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毛对他提出的三字经“停、缩、发”作了新的解释，主要强调“发”。说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了1956年在现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因为毛泽东在外地，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说“明年发展到100万，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刘少奇主持的这次会议，是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变化，由“停”而“发”的一次会议。

不料还是没有跟上毛主席的天马行空的变化。六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又找邓子恢，他认为政治局会议定的到明年春天发展到100万个太消极，提出要翻一番，65万个翻一番就是130万个。邓子恢建议还是100万个，不要变动了。讲了六条理由：（1）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2）现有的65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相当繁重；（3）地区之间群众觉悟水平不同；（4）干部的领导经验尚待积累；（5）会计的培养训练颇费事；（6）苏联和匈牙利农业合作化过程的教训应加注意。谈话间邓子恢犯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争吵。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并要谭震林也参加，这是准备用谭震林代替邓子恢抓农业。一见面毛泽东就重申了自己的一番意见，批评邓子恢；邓仍然坚持自己意见。毛泽东不悦，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谈话持续了5个多小时。邓子恢犯颜直谏，一片忠心，可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理解。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一便条：“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毛要的是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文件，据以做靶子，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重炮猛轰邓子恢。这件事情，是对邓子恢，也是对刘少奇。发展100万个社是6月1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定的，毛要邓子恢加码到130万个，邓硬是不同意，毛认为不仅是30万个社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左右政治局的问题，是邓子恢跟刘不跟毛的问题，是谁代表党中央的问题。毛泽东超越于政治局之上的权威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所谓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中央政治局除他以外的多数定下来的事，要经过他点头认可才算数，这不是政治局与主席的关系，这是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绕开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所谓“绕开”就是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对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要讲什么事先并不知道，他们是和省委书记们一起聆听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只听毛泽东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我们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掇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通观毛泽东这篇演说，高屋建瓴，头头是道，把个邓子恢和主张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干部批得抬不起头来。从形式逻辑来看，毛泽东的推理是严密的，环环相扣，无懈可击。但这一番大议论的前提是农民到底有没有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这是通篇立论的基础。毛泽东说有，很大，而且是高潮，这种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邓子恢认为：“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认为这种不同的认识，“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慈悲心肠认识问题的。他充满感情地说：“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被贫苦农民称颂为“大救星”的毛泽东，领导农民分了地，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其中85%左右的人经过三四年的劳动发展，上升到中农的地位；还有一些人家很快享用完了土改的胜利果实，重新陷入了贫困，究其原因或由于主要劳动力有病或死亡，或由于不会经营，或由于好吃懒做等等。毛泽东关心这些贫困户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政府出钱来救济这些人，但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百废待兴，拿不出钱来；再一个办法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民组织在一起解决富帮穷的问题，避免有些人发家，有些人卖地。如果这样做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政府从农民手里拿到更多的粮食去发展工业，这是解决五亿农民问题的最佳方案，毛泽东对此充满了先知先觉的自信。

在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各省、市、自治区闻风而动，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扩大）全会。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作会议总结，又有惊人之论，他说：

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从毛泽东的这一番宏论来看，他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生产，都是作为政治概念来看待的。

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东西同时还是个经济概念，是个生产力的概念。毛泽东既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政治观念，他消灭这些东西的手段也是政治手段，即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运用政权的力量，发动和领导群众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作为代表一定生产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如果不是用经济手段，即创造更高的生产率的生产方式来代替他们，而用政治手段—政府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消灭它们，那必然会流于荒谬。但毛泽东竟认为只要不是“太仁慈”，只要“良心少一点”就可以办到，这里确实表现了毛泽东对经济理论的惊人无知。他的鲁莽灭烈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计划，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乱，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总结时心里有些不踏实，自问自答地说：“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他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坚决贯彻他的路线。“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是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这里“改换工作”是撤职罢官的客气说法。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各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小脚女人”，成为时尚。各级干部承受了巨大压力。本来毛泽东给共产党的干部定了一条规矩：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是毛泽东得民心、得天下的一个法宝。这个规矩一破，党风整个就变坏了。从开展合作化运动以来，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截然对立的情况，越来越多。你要坚持对人民群众负责，就要准备当“小脚女人”，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就要准备撤职丢官。你要跟上上级精神，跟上毛泽东的路线，就要昧着良心说瞎话，报假情况，对下级，对群众，强迫命令，不择手段，按上级要求的数字，完成发展指标；你要想有突出政绩，比别的乡、别的区、别的县、别的地区、别的省市自治区发展得快，发展得多，就要完全不讲良心，不顾群众死活，吹牛造假，瞒天过海，无所不用其极。反正毛主席说了，不讲仁慈，不讲良心，才是马克思主义。各级干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之后，大多数跟上来了，决心只能顾一头，顾上头。少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要讲良心，讲党性，对群众下不了狠手的干部，就当了“小脚女人”，被淘汰了。1955年10月，山西、浙江、广西、四川、广东五个省（自治区）的党委向中共中央送来报告，大讲本省农村“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确实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下令各省关于农村合作化的文件电报，直接送他处理。他通过写批语，树“先进”的办法，选择一些报告转发全党，无形中造成了各省在做法和指标上互相攀比的形势。8月31日毛泽东在批发安徽省委的报告时写道：“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安徽省委承认本地区有“小脚女人”，用斗争“小脚女人”的办法，解决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促进本省的农业合作化高潮。

呼风唤雨，造成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不是广大农民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广大干部不讲“仁慈”，不讲“良心”，强迫命令造成的；是“三个会议一部书”改变了干部思想作风一哄而起的。三个会议就是1955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体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毛泽东主持并作结论的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选编并作序言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选了176篇材料，90多万字，发行152万册，当然是公家印，公家买。毛泽东在谈到这部书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了11天功夫，看了120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还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就是声明，他说：高潮来了是有根据的，是唯物论，不是胡思乱想。这就增加了他的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但他这一次调查研究，与井冈山时代对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研究有根本的不同。那时他像穷教书先生一样，亲自深入到农民家庭中去，农民和他没有一点隔阂，无拘无束地谈自己的境况，毛泽东口问手写，整理成篇。这些成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发动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的最可靠的理论基础。现在不同了。他是国家元首，是主席。在农民心目中，主席和总统、皇帝是一个概念。而毛泽东又给农民分了土地，使他们得到了翻身解放，因此毛泽东在广大贫苦农民心目中又是大救星，有一种半人半神的神秘和敬畏感。他一出现在群众中，就是山呼海啸的一片“万岁”声，他再也无法接近群众，无法接近农民了。有时他要“抗议”，一定要见群众，也能见到。但那是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在从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的秘密保卫下，见什么人，在哪里见，被召见的人要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在事先导演排练好了，毛泽东很难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很难知道农民的真正忧虑和渴望。这是毛泽东的悲剧。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国家领导人下去视察是很难看到真实情况的。所以古代有作为的皇帝讲究“私访”，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照片，群众不知道皇帝长得什么样，“真龙天子”青衣小帽出现在市尘酒肆之间，很能看到和听到一些真实的民间疾苦。毛泽东既无法真正向农民作第一手的调查，就只能依靠各省送上来的报告。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情况下，各省的第一书记要摸准毛泽东的意向，才敢向中南海报材料。于是，省委对地委，地委对县委，县委对区委，区委对乡委，乡委对村支部，一级对一级，对材料的观点和导向是非常明确的。既然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了实话，碰了那么大的钉子，当了“小脚女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谁还敢再讲实话呢？于是迎合毛泽东的“高潮”说，从各个角度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实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化比单干确实有“增产”的优越性的典型材料，经各级文章圣手层层编造、层层修改、层层把关、层层拔高，最后送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他据以判断“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些东西。

毛泽东在1951年12月27日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1955年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多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1690万户，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户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前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这种氛围下，各省不断加码，悄悄修改自己的指标，以免成为落后的典型。所以，实际运动的发展，又比各省报的发展规划快得多。到1956年11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共建农业生产合作社764000多个，入社农户1674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1%。由于毛泽东在《高潮》一书中对北京郊区白盆窑农业社由互助组直接升入高级社加以肯定，各地立即掀起了“一步登天”办高级社的高潮；由于毛泽东肯定了浙江省慈溪县岐山乡办大社的做法，一乡一社，几乡一社的大社也多了起来。到合作化完成时，高级社占全国总农户数的83%，达488500个，入社农户超出一亿户，平均每社206户。

于是，奇迹出现了：原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换，在短短四年时间就宣告完成了。

就在毛泽东期望农业合作化带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候，“不识时务”的忠臣邓子恢又给毛泽东送去了坏消息。1956年12月6日邓子恢在一份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上说：“最近在电话中与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八个省委农村工作部作了联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摇想退社的户，所占比例要大一点。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万户，占社员户数1%，并已有102个社垮了台。辽宁省今年是丰收的，也发生社员退社的现象。”退社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是因为减少收入而引起的。各省一般就有10-20%的社员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些动摇。”

接着河南省委于12月21日报告：“临汝县汝南原十区一带，曾经一度发生所谓‘闹社’。其规模涉及13个乡，67个自然村，35个合作社，84个生产队，共包括3万人口的地区。。。。。。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

12月24日毛泽东又接到广东省委的报告：“据最近到省人民委员会请求退社较严重的中山县南头区调查统计，全区增收的户5164户，占54%；保产保收的2431户，占25.5%；减收户1767户，占20.4%。在减收的农户中多数是上中农。如中山永宁洪水村一户老中农邓丙业，入社前每年纯收入1750元，入社后只得600元；九州基老中农刘旺兴，入社前纯收入650元，入社后只得180元。上中农认为：合作社富养穷，强养弱，是大拉平。”

毛泽东认为这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一番严重的阶级较量是不行的，他要打退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说：“在中国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合作社这面站着共产党”，“在富裕中农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这个阶级阵容一摆，还有什么和平竞赛呢？谁还敢闹退社呢！合作社成功的标志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富裕中农，社员的平均收入超过富裕中农。毛泽东没有办法把合作社的生产率提上去，让社员增加收入；却有办法把富裕中农的生产率打下来，让富裕中农减少收入。把富裕中农推向地富阵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很快就办到了。他用政治手段把富裕中农经济催垮，合作社就一枝独秀，没有人和它比美了。

毛泽东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富帮穷，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落后的，是行不通的，是空想社会主义。

所谓贫富“两极分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如果不允许分化，人类还处在集体渔猎、集体耕种的原始公社时代，实行共同生产、个体分配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维系是以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为前提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原始公社解体的。奴隶社会的产生不是某个人有了邪恶的思想，是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的结果。所以恩格斯说：“文明向前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一步。”恩格斯还辩证地指出：“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反杜林论》）把两极分化当做绝对的坏事，一辈子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学。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绝不会想到要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再说话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办法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家义愤填膺地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办法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也许“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自由发展的办法。

在农村经济领域，人们追求多劳多得发财致富的努力，即所谓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活的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掐尖减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农业合作社道路失败的根源、所以他坚持办起来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顿，整顿20年也没有整顿好，公社化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广播里，而实际生活中，人民的口粮越来越少，布票越来越少。1956年人均口粮408斤（市斤，每市斤折合半公斤），合作化道路走了20年，到1976年人均口粮是380斤，减少28斤；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消费5.13斤，1976年为3.19斤，减少1.94斤，1959年棉布凭票供应时每年每人29.17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年为23.55尺，减少5.62尺，其中1966年每人只发了9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477页）经济发展数字可以造假，平均到人头上的油、布，几亿人口在那里证明，造不了假。经过20年穷折腾，在毛泽东死后人民公社全部垮台，回到包产到户，恢复单干。这就是历史对社会制度的选择。

现在又有人鼓噪，包产到户搞错了，在每人几分地上农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农民是富不起来的，还是要搞集体化、合作化。把“包产到户”理解为发展农业的终极政策是“左”的流毒未肃清的表现。包产到户是开头不是结尾，接下来土地私有（农民可以买卖租赁土地），兼并分化，土地向种田能手那里集中，形成种田大户，最后出现私人农场，都是以包产到户开头的农业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到包产到户就止步当然不行。现在的问题是邓小平破题的文章没有人敢往下做。在上层是怕承担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责任；在下层是把土地所有权控制在政府手里，可以任意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剥夺（只象征性地给一点补偿）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于是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越来越严重，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五十多年“三农”问题的源头，是合作化中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产权”。“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这就不去“三农”的根基彻底悬空了。改革开放以来连发8个中央一号文件，没能解决“三农”问题，其症结就在于指导思想老是要绕开“耕者有其田”这个本质问题。没有土地的产权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

我国的土地制度，参照世界先进国家情况，以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混合土地私有制为宜。美国公有的土地总共将近8.7亿英亩，它大约等于美国全部土地面积的38%，其余62%的土地则分布在几百万私人手中。日本现行土地所有制有三种主要形式，即国家所有、公共所有、个人与法人所有。属于国家所有和地方自治团体所有的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35%，属于私有的土地面积占占国土总面积65%，其中，个人所有的土地占57%，法人所有的土地占8%。土地的自由买卖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其实现了强国富民的梦想。

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按我国现行的土地法，用地单位如果要取得所需的农村耕地，不是直接面对他的的主人农民，而是要向政府提出申请。由当地政府（省、市、县）出面将所需耕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政府出面买农民的土地，农民的法人代表村长或村支部书记只能乖乖地听政府的，在村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主将耕地卖出；再由当地政府高价卖给用地单位。当集体的成员（农民）不具有实际的土地财产权利，而具体的法人代表在失去农民监督的情况下，行使所有者权利时，任何外来的对集体土地权利的侵害和剥夺，在满足了个别人利益之后，不会遇到任何阻碍。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在乡以上各级对方政府官员手里，大至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小至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立，那里头包含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呀！“南方某市市政府国土部门征用农民土地每平方米10-30元，卖给开发商每平方米150-300元；中部大省某市征用农民承包土地每亩3万元，而农民实得不过1万元，市政府国土局卖给房地产商每亩10万-30万元；某城市2000年征地13平方公里，每亩农民得补偿3万元，卖出挂牌价每亩135万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达45倍），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了65亿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2005年8月24日《文汇报》，张根生：《关于土地经营的调查》）这样干法还能说党和政府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杂志2001年第九期刘田一著文说：“近二十年内，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约1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大2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这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上，对农村则是极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悬殊。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在政治体制下以国家的名义已经剥夺了4000万农民的耕地，使他们成了赤贫。农民贡献了土地，一座座新兴城镇闪亮登场，但城市化并没有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并没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地方政府拿走50-60%，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2003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只有18.51亿亩，人均耕地仅1.43亩，为世界耕地资源的45%。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年均需粮5000亿公斤左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连续四年达到这个水平，但2003年降为4305亿公斤，这个底线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保证全国人均有一亩基本农田。目前全国已有8个省低于这一水平，有666个县已低于人均0.8亩。地方政府靠倒买倒卖土地搞创收，增加GDP，得实惠，出政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断送了子孙后代的生计。

必须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土地私有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无限期可以继承的所有权，二是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出租或卖掉土地，让土地转化为货币资本。可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比不可以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市价要高得多。国家建设必要的土地征用，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有参与权、要价权、谈判权。要让土地资本化，并将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还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台湾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的所有权。

邓小平破题的文章群众在自发地往下做。废除公社制度20多年来，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湖北省江汉平原的监利县，改革开放以来，出外务工者日见增多，据2000年统计，外出人口达33.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其中劳动力22万人，占全县总劳动力的49%。村庄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留守，出现了弃田撂荒现象。监利县弃田4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厉害的毛市镇占本镇土地的38.9%；在毛市镇的吴村这个比例达71.4%。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种田大户”，土地向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发展。“种田大户”万良伍原是洪湖市农民，老家只要七八亩田，但他懂农活，会经营，1997年来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承包200亩田，据他自述：“种七八亩田就算一亩收入500元也不过4000元，种200亩田就算一亩收入只有200元，收入也有40000元。”

据《南方周末》2001年6月14日《新土地革命》一文报道：

就在万良伍200亩水稻田旁边，30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500亩湘莲，去年他种湘莲200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以突破20万元。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因此节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犁田，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

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刚化9万元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

在监利、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他种了1100亩田，去年更是达到1500亩。去年年初张新芝对一些乡亲们说：“你们外出打工放心走，你们丢下的田我一个人包了，年底我们比一比，看谁赚的钱多。”她认准一个理：“只要肯吃亏，种田有钱赚。”在张新芝的“庄园”内，不光种水稻，还种棉花、大豆、甘蔗、高梁；不光搞种植，还养鱼、养鸡、养猪、榨油、酿酒。

“都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的体会是种憨田不赚钱，憨种田也不赚钱，现在粮食价格下跌我不怕，我有粮食加工厂，粮不赚钱，粮食酒还是赚钱，菜籽不赚钱，菜油也赚钱。粮食滞销我不怕，我办有养鸡场、养猪场、油厂、酒厂，都可转化余粮。”去年一年，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与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在逐步摒弃以往事必躬亲的小农经营方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的工资就有六万多元。

一些专门的农业服务行业逐渐兴起。监利县拓木乡谢北平今年与人合伙买了三台联合收割耕种机，花费26万元。自从机械买回后，农忙时节没有一天空着，租用机械的不仅有本乡人，还有外乡人，“生意好得出奇”，当年就可以赚回本钱。

现在，拓木乡做农机服务生意的有8户11台机械，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谢北平说：“先有种田大户，再有我们农机大户，反过来农机大户又带动了种田大户。”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变得轻松了。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今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20倍，在张连发等一批大户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在棋盘乡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后形成的大户或前来投资的公司起了关键作用。

据统计，到今年三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100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一千多个，其中开发1000亩以上的有30多个，比去年都有翻番的增长。

各省都有自己的“监利县”，监利县是全国农村的缩影。监利县的农业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监利道路为为中国“三农”问题找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产权给了农民，这条道路接近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道路，经过20世纪许多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不要干预，让农民自己去搞，自发地搞；一干预，搞什么变相的合作化（如合并农户搞农业公司之类），那些生机勃勃的现象很快就会被扼杀，回到共同贫困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中共在反思历史的时候，企图以1958年大跃进为界，在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确的，在这以后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好像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只是过快、过急，工作粗糙的问题，如果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稳步发展，工作细致一些，按原来计划15年过渡完，也许情况就不同了。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工作方法的分歧，邓子恢不敢也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农业合作化道路。按照邓子恢稳步发展的意见，农村可能少遭受一些破坏和损失，但最终农业还是发展不起来。

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让农民摆脱贫困的苏联集团各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苏联的农业，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尽管已经有了拖拉机，粮食还是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1913年沙皇时代俄国的粮食产量为8600万吨，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时的俄国已经变成了苏联，由一个俄罗斯变成16个加盟共和国，领土增加了24%，“解放”和“发展”了40年生产力，粮食产量是多少呢？8200万吨，比起沙皇时代的俄国，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400万吨。苏联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及其相关政策，被实践和时间证明是失败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说合作化基本正确，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是不对的。公社化后期实行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恢复合作社。三级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经济核算的基础。实际上，保留公社名义，是为毛泽东保留面子，队为基础就是退回初级社阶段。问题的关键是退到这一步并没有使我们在农业上摆脱困境。二十年来，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请看1978年的农民收入吧：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靠政府经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约有2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足两角，有27160万人每人每天挣0.164元，有1亿9千万人每人每天挣0.014元，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011元。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六分钱。提供这些数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1978年他访问了沂蒙山区农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农村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纪政策上摒弃了合作化那一套，农业退够，回到了包产到户、单干，但理论上只推倒了1958年。2003年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仍在鼓吹毛泽东“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睁着大眼说瞎话，硬说合作化“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大量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年年增产。”（《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418页）这等于宣布，改革开放第一炮—解散人民公社后没有回到合作社搞了包产到户—搞错了，为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下一轮大折腾留下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如果采纳他们的理论，胆敢搞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再重复一遍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真的要亡党亡国了。

天马行空

第七章  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高潮”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手工业建社速度明显加快了。在中国七届六中全会“反右倾”的压力下，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筹委会于12月9日召开全国手工业座谈会，检查“与总路线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提出了“加快发展，迎接高潮”的政治任务。

12月21至28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保守落后思想后，着重研究了今后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要求各地订出全省、全专区、全县和全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手工业领导机构。。。。。。进行全行业分期、分批、分片的改造，积极发展，积极过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并且要注意发展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积极推动低级形式的互助组织向高级的生产合作社过渡。”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这次会议拟定的全面规划。认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总的要求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0%，1957年达到90%，1959年至1960年全部组织起来。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程子华汇报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党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毛泽东批评加表扬，又给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0%；到年底，达到手工业者的92%，建立手工业合作社99100个，社员达到了5091000多人，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体制到集体经济体制的转变基本完成。

手工业者建社后市集中管理，统一核算，把原来分散灵活，方便群众的优点搞掉了。据当时的一些典型调查，石家庄市将88个小组合并为33个大社，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社，社员达到1400余人。广东省有的综合社包括14个行业，有的跨地区社纵横达60华里。四川省眉山县五金社把13个乡的铁匠炉、制秤的、修自行车的、修钟表的多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包容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管理，发一次工资财务人员要骑着自行车跑七天。上海修理自行车的原有1808个服务点，改造高潮一开始，就撤并了450个。沈阳市北市区原有103户裁缝师傅，就近为居民服务，改造后合并成一个缝纫合作社，只设10个门市部。走乡串村修锅补盆焊洋铁壶的小炉匠、修理雨伞的、理发的、磨剪子磨刀的、修鞋的等等，全没有了。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化”出了三个结果：

第一、        国家背了个大包袱，大约有510万个给国家纳税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每月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工人。国家给予他们铁饭碗，但这个铁饭碗小得很，并不能保证他们丰衣足食，所以手工业者并不感谢政府。

第二、        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改造前找个体裁缝做件衣服一个星期取活，就近服务，居民称便。成立了缝纫合作社，做件衣服要跑好远的路，一两个月也做不出来。老太太家里水壶漏了，十里八里找不到焊的地方，群众多有烦言。由于并社撤点，活收得少了，社的收入下降，社员的收入也跟着下降。从1956年8月份起，北京、天津、上海陆续发生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的现象。10月20日，手工业管理局给中共中央报告说：“合作化以后，约有20%左右社员的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减少，合作组织的劳保福利也比较差多数社员的疾病医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        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虽然毛泽东说：“小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必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但改造的结果，原来的师徒关系破坏了，徒弟成了共青团员领导改造师傅，师徒的一些行规也被当成“陈规陋习”给改掉了，师傅和徒弟拿一样的工资，这样谁还带徒弟手艺呢！毛泽东说的许多话都是对的，但他的“大政策”把他的“小正确”给否定了。自己的左脚踩了自己的右脚。大跃进以后名牌刀剪还是没有了。无锡的惠山泥人是世界著名的工艺品。有一个传统产品“阿福”，是一个笑呵呵的胖娃娃。改造以后，惠山的“阿福”不乐了。不笑的娃娃没人买。青年工人很用心，娃娃就是不乐，老出废品。公方代表给老师傅做工作，给老师傅落实政策，改善待遇，要求老师傅把绝活往下传，老师傅把徒弟捏的娃娃接过来，用手轻轻托一下下巴，娃娃就乐了。你政策不对头，他这一手就不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当作具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亲自来抓。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做了报告，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

我们处理对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为国家服务。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5%左右）是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20%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20%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的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的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要把一切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期分批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要包括以下各项：（1）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的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2）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的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3）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一般可以在长时间内代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营的业务，这种代销经营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应该使上述的在两种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家不是过渡到国有化。

1955年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邀请以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到勤政殿叙话。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的荣毅仁，北京的乐松生，天津的李烛尘等都出席了。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

从1955年年初以来，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品已占全部私营工商业产值的90%以上。许多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并且在方式上已由个别合营发展到了全行业合营。私营批发商业基本上都已合营，零售商业也出现了要求公私合营的“高潮”。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说：

希望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主动，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应该来反对，应该来主动参加。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这次接见以后，11月1日到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由主任委员陈叔通作《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提出：“全国人民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把我们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繁荣富强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商业者当前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希望全体工商业者努力学习，接受新思想，不断地改变旧思想，改变旧生活，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1955年11月以后，首先在上海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上海轻工业中，有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八个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重工业的重播、机器、电器等13个行业也开始进行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九个行业带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2月上旬，仅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重庆等大城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商业中有30多个行业、二千多家工厂、私营零售商业中有十多个行业、三千多家商店，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0日，新年已过，春节未到。北京的闹市区忽然爆竹声连连不断，锣鼓声铿锵不停，大小商铺张灯结彩，游行队伍抬着大喜报鱼贯而来。原来这一天又有17963户私营工商业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郊区农民给毛主席的报喜信说：“自从您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郊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入社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级社都积极要求转变为高级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北京郊区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报喜信说：“我们听到政府按行业批准所有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入社的消息喜欢得跳了起来，互相道喜。在11、12日两天里，共有53882人被批准入社。现在我们新老社员已有八九万人了。”

私营工商业的代表，同仁堂药铺总经理乐松生宣读报喜信说：“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于本月10日胜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营，向着社会主义大大迈进了一步。”

最后，北京市市长彭真讲话说：“我们要庆祝郊区农业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

1月21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化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资本家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共了产”，这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景观。你要说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强迫中国的资本家这样干的，绝对不是；你要说是中国的资本家是真的提高了觉悟，从内心愿意交出自己毕生甚至几代积累的资本来，那是天方夜谭。资本家的真实思想，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少数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表示拥护总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申请合营。他们平时出头露面，政治上有一定地位，与政府靠拢，自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董事长刘国钧可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于带头接受公私合营，他私下说：“先走一步既有利可图，又有位可得。”绝大多数是无可奈何，只好随大流走。天津的资本家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工商界“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还有极少数非常抵触，幻想变天。无锡广裕布厂董事长王尧臣说：“美国已在日本训练精兵200万，下半年出兵打下越南，然后进攻中国。”常州大成纺织厂老板闻亦友散布：“上海朋友谈北京有三个人生病，毛泽东已去莫斯科治疗，刘少奇肺病沉重，朱德血压过高。”这三种情况，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他起草的那个文件，不能不佩服他把资本家确实琢磨透了。他能够造成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势，特定的社会潮流，让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毛泽东确实是政治斗争的高手。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没有流血，没有“剥夺”，实行赎买政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创举。中共对此一直引为骄傲，在较短的历史时段内也确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但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从经济上来来考察，从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来考察，从创造物质文明推动社会进步来考察，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倒资本主义制度，剥夺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运动，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的使徒们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带给社会（包括工人阶级）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经历。马克思主义以暴力为后盾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世界，但最终没有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原因就在这里。一场以消灭先进生产力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先进生产力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声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改造社会的经典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大同”理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他的发展是马克思+秦始皇，加进了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最后蜕变为封建社会主义。一旦掌权执政，立即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上日程，心急火燎地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凭藉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政权，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农民不听话。他理智地、坚决地、持续地干了半辈子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先进生产力的事情。自以为是在干一件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事业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空前荒唐的在历史上丝毫没有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凭藉国家政权的力量劫富济贫，实现人人平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有一些看是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破坏和毁灭了大批生产力，窒息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用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虽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少，但要在市场萎缩的条件下寻求社会公平，消灭阶级，消灭差别。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是怎样造成的。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改革开放”是把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又请回来了。“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的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左派留下阵地和市场。

为什么说“三大改造”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端呢？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毛泽东在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三大改造”的时候，具备了恩格斯所说的实现这种改造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没有呢？没有。有的仅仅是“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的矛盾”的义愤，还有就是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领导政权，所谓“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当然，有这两样，改造个把资产阶级是绰绰有余了。

资本主义不仅代表剥削和压迫，不仅有罪恶、陋行和血泪，而且代表现代物质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

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揭露和批判的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除了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夺、奴役、剥削和压迫之外，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和屠杀尤其令人发指。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殖民主义者带上他们的常规军和现代的枪炮，征服和屠杀土著民族，占领殖民地。在美洲大陆，资产阶级甚至在立法会议上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或俘虏一名印第安人，赏给四十英镑。整个整个的印第安部落被他们斩尽杀绝。资产阶级还在殖民地进行欺骗性贸易，用玻璃球、小镜子等廉价小商品换取非洲人的象牙、黄金和钻石，换取印尼人的丁香、胡椒和豆蔻，用鸦片换取中国人的茶叶和丝绸，运回欧洲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殖民主义者还抢掠非洲黑人，贩运到美洲充当奴隶，奴隶贸易延续了三百六十多年，成千上万的黑奴死于贩运途中，累计非洲被掠走的人口在一亿以上。为了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还进行过多次战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后，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还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口丧生，使军火贸易兴隆发达，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如此等等，罄竹难书。

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有千条罪恶，万条罪恶，应该被推翻一百次，但是它有《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一条好处—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高得多的生产力，你就不能推翻它；除非你创造了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

毛泽东发出豪言：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要让小生产绝种。其志虽然可佳，但事实上办不到。他可以组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人，可以运用手中的政权剥夺资本家和小生产者，但他拿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在农村甚至连高于小生产的生产力都拿不出来，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就绝不了种。任何伟大人物在经济规律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顺应而不能违抗。就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要闹出大笑话来。

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是非常弱小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还没有发育起来。如果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指导思想，采取“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的政策，其社会效果可能好得多。据1956年8月统计，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大约有533，000人，私营企业职工250万人（其中工业160万人，商业90万人）。资本家拥有资本一万元以上的仅有22，700人，资本在2000元以下的约436，000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是小商、小贩、小业主。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总资产大约是33亿人民币，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766亿人民币）的二十三分之一。这笔钱拿到国家手里在建设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却消灭了其极具经济活力、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入了单一、僵化、大锅饭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其弊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资本家拿定息后，成为一种旱涝保收的固定收入，是大锅饭的另外一种型号，其个人收入与企业经营好坏盈亏脱钩，虽然名义上他仍然当经理、厂长、副经理、副厂长，但实权转移到公方代表手里，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没有了，他如果太积极还有抓住企业不放的嫌疑。公方代表多是经营上的外行，想的是如何贯彻党的政策，而不是经营状况的好坏，所以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每况逾下。像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是中外驰名的老字号，合营时把匾烧了，改名北京烤鸭店。但鸭子却越来越不好吃了，生意也大幅度下降了。它原来的鸭子是定点供应货源，小米和绿豆磨成粉精工饲养，所谓“填鸭”，一百天上市，又鲜又嫩。合营后用劳改农场的鸭子代替“填鸭”，烤鸭当然就变了味。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用主管领导人陈云的话说是“出现比合营前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

其次，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莫大不便。1953年全国有商业网点434万多个，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减少到210万个，缩减了50%以上；到1957年又减少到204万个。其中私营网点1953年是414万个，1957年减少到41万个，留下了十分之一。全社会饮食业网点1953年是84万个，1957年减少到47万个。由于商业体制集中社会商品要经过一、二、三级批发站才能转到零售点，流转时间长，费用高，消耗大；同时，国营商业对生产厂家是包销的办法，生产什么卖什么，很少考虑市场和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常常出现积压和脱销。消灭了长途贩运致使许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城乡流通渠道中断。城市推车挑担卖菜的，组织起联营小组，由行商变成了坐商，不到胡同叫卖了。夫妻店估产给定息，按月领二、三十元，原来半夜敲门买合烟也卖，如今叫不开门了，因为卖多卖少跟他的收入脱钩了。游街串巷叫卖的上海莲子粥、北京的杏仁茶、天津的馄饨、豆腐脑全都改造得没有了。

第三是国家得不偿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结果，是增加了三百万吃皇粮的人员，资方人员变成了国家干部；私企职工变成了国企职工，也要一视同仁。工资是铁饭碗，还有公费医疗以及各种福利。国家都得包下来。许多个体手工业者、小摊贩等等，积极要求“改造”，要求“合营”，也是冲着铁饭碗来的。本来这些私营企业是国家的纳税人，如今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失去了一部分财源，还要支付工资和定息。

换而言之一句话，“三大改造”不是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大衰退；不是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的繁荣，而是市场的萎缩和人民生活的不便。这种改造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只是一场虚热闹。

一个历史之谜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抛弃新民主主义的正确理论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中国学者有种种解释和猜测。据笔者看来，其个人动机是毛泽东急于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强烈愿望。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他才有资格递补斯大林留下的空缺。要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自己的国家搞的是新民主主义，在社会形态上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落后一个时代，那就不具备这种领导资格，必须使中国尽快地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犯急性病的思想根源。

在建设理论上，毛泽东一个致命的错误是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能给生产力带来大解放和大发展。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番话：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是对的。

但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的才需要“解放”，才应该“解放”，像女人十月怀胎一样，足了月份，才需要助产士接生。生产力并没有受到束缚，在自己的母体—生产关系的胎胞中正在成长发育，还不足月份，你要“解放”他，提前催生，认为这样可以为他长成巨人创造条件，这就是聪明人办蠢事。所以毛泽东后来的事似是而非。“三大改造”是毛泽东怀着崇高的动机，神圣的理论办的一件大蠢事，大错事，可悲的是他一直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捁，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毛泽东不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不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还是受到了限制，发生了矛盾，不管这种生产关系是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还是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捁”的阶段，莽莽撞撞，上去就打碎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中国的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工作正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他把这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打碎了，以为可以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其结果是这种先进生产力像不足月的胎儿一样，被扼杀了。从此中国就没有了先进生产力，毛泽东所建立的制度是不允许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代之而起的是与大锅饭的报酬相适应的大锅饭生产力。社会进入了一个停滞缓慢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时期。

如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衍化和进步与时俱进的。他们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开过两个处方：第一个是暴力革命。这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8月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处方。在1865年至1881年马克思撰写和修订《资本论》第三卷时期，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的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的一定部分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劳动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于是马克思开出了第二个处方：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经过恩格斯10年的编辑和修订，于1894年6月由汉堡的奥?迈斯纳出版社出德文版。一年后，恩格斯在临终前发表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工人阶级斗争策略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运营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马克思指出：

“我们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4-435页）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度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通过股份公司解决了。这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提出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是反对轻易地实行国有化政策的。

只有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宜由股份公司来管理，而且国有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著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

马克思对那些怀疑第二个处方的人说：

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版第435页）

《资本论》第三卷俄文版是1947年出版的。列宁和共产国际，陷入了庸俗经济学家的立场，只宣传暴力革命的处方，误导了几代共产党人。所以在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处方深入人心，许多重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根本不知道有第二个处方，把和平过渡这个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得出来的最重要的政治结论，视为异端邪说和洪水猛兽。

毛泽东一生，没有到过资本主义世界，没见过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见过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他的资本主义概念定格在1921年的安源煤矿。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得其“三昧”的是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对经济建设他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1949年他第一次访苏会见莫洛托夫时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资本论》。自从中共清算了王明的教条主义之后，毛泽东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导战争和革命，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逐渐地他被神化了，成为类似宗教里面的“先知”，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他的至尊无上的地位，连刘少奇、周恩来也不能跟他平等地讨论问题了。清算高饶反党集团以后，他们更加谨小慎微，毛泽东要上天，他们跟着上天；毛泽东要入地，他们跟着入地。伟大舵手是毛，他们只能跟，不能纠正偏差。但他们是参与最高决策的人，毛泽东把国家搞乱的种种错误，他们当然也有一份责任。在毛泽东天马行空的胡来把乱子闹大的时候，他们出来检讨，承担责任，收拾局面。他们都是超一流的伟大政治家，当然不是甘心扮演这种角色的，于是就想在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遵从毛的思想的前提下，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对毛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所匡正，使之变成务实的社会主义。他们和毛泽东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后来由于发生了饿死人的大乱子，毛泽东知错不认错，竟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

天马行空

第八章  务实的八大路线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召开的。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纠正斯大林错误，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罪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这个报告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披露，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毛泽东对此事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历史上斯大林曾支持王明反对他。毛泽东说起斯大林他有“三肚子火”，如今批判斯大林他是高兴的；惧的是这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性思潮不能不影响他在中共内的地位，起码要主动降点温才显得协调。毛泽东觊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在的领导地位，觉得斯大林去世以后这把交椅非他莫属，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只好推迟，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

要做世界革命领袖，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他的基地还在中国，必须把中国的事办好，在短期内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他要否定苏联的某些经验，创立自己的路线、道路和方法，就像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样。从1955年2月到4月，他要薄一波给他组织，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各部门汇报的基础上，他归纳提出十个问题，在4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演。这十大关系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个问题是想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的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的道路。这些思想中有闪光的东西，但毕竟是听下面汇报中形成的灵感，比他战争年代写的自己斗争经验的那些作品来显得苍白得多了。如他自己在1953年8月12日一次讲话中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后来他对自己在建设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并不珍惜，一句“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又把自己正确的东西全推翻了。

但这毕竟是毛泽东开国以来第一次系统表达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以《论十大关系》作为立论的根据和基础，刘少奇准备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准备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准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讲话点明了八大的主题：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以钢为例说：

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钢。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有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的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亿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亿吨钢、三亿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他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50多个兄弟党代表团前来祝贺。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在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和大会决议中，勾画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应该遵循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发展模式为样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        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大会根据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所作的建议中指出：“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2）        关于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国家市场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为了“防止由于统一过多过死而发生产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现象，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商业方面，将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批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级论价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陈云在大会的发言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为了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周恩来提出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一部分个体户存在。他在大会报告中说：“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业、服务性行业，都应该让它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它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从商业方面说，商业机构的分布应该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因此更不应该过分集中，而应当适当分散，并且采取多种的经营方式，为居民服务。我们的商业领导机关，过去往往多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虑如何便利群居民，因而发生了集中过多的偏向，不适当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倾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产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        关于综合平衡和反对冒进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结果，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1956年初，当《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7年或者12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两年内做完。这种倾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

周恩来1956年上半年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将向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由于反右倾保守引起各种项目争相上马所造成的财力、物力紧张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这是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的共同意见。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反冒进的精神，刘少奇指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起草社论进行宣传，统一全党思想。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是周恩来审定发表的。社论说：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在反保守主义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40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

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以上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1956年反冒进的全过程。后来这成了毛泽东抓住不放的一大罪行。立此存照，容后再表。

（4）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包工包产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而又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加以发展。凡是社会迫切需要、特别是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产品，例如亚热带作物和热带作物、出口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副产品，除由国家或者地方统一经营之外，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经营，由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我们要求所有的合作社贯彻执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够完成农业的增产计划，就有可能使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增长25-30%。”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逆境中继续忧国忧民，尽职尽责。1956年4月2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他第一次提出了“包工包产”的主张。他说：“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社会的物质基础。不能增产那就是空话，要增产打下巩固社的物质基础，这个社才能巩固，新的生产关系才能正常化。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空了。”关于搞好生产，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办法，他提出：“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在他领导下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5年11月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章程》第56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尽可能从实行耕作段落和季节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过渡到实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这是土地公有，包产到户的最初设想。

（5）        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八大前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越来越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参加”。“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的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6）        关于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的问题。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

1957年1月27日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对大企业的管理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地方上要求税收和企业利润按比例分成，三年不变。中国一个省等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像现在这样做，地方机动的余地很小，这种情况不应该是经常的，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该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

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在发展生产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具有重大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作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进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7）        关于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们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这样的增长速度，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适应的。”

周恩来还谈到，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提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成“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对此，副总理薄一波在八大的发言中作了重要补充，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即积累率）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

（8）        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应郭沫若的邀请，向科学界和文化界做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这一方针。他说：“我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路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全面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陆定一说：由于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态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三，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正是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八大的决议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9）        关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国家工作中的紧迫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的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犯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证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10）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非凡的勇气谈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尽量不触犯毛泽东，但其后果不能不对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家长制作风发生制约作用。邓小平说：“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在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人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群众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停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期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在八大的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遵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1954年12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作了如下说明：“党章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并不是出于谦虚。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填补斯大林所遗留的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二战以后，斯大林在世界的名气比毛泽东大得多，但斯大林只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各国共产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若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能会成为毛泽东充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障碍，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所谓‘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是指外国人的误解，这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的历史背景。

以上十个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了中央领导集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说是一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毛泽东过于性急和匆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企图稳定局面，建立秩序，立下章法，妥善解决三大改造的遗留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国家。这十项大政策，有些是毛泽东提出别人加以发挥的，有些是别人提出毛泽东同意的。中共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主持制订的。按照中共这些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中。

八大选出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委73人。9月28日举行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选举中出现一个插曲是选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经查是毛泽东自己那一票未投自己，他投的是林彪，那别具一格的毛体字工作人员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小道消息在高层干部中流传。引起了许多猜想。林彪当然也听说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八届五中全会上增补林彪为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牢牢记住这是毛泽东力排众议的结果。在政治局常委议事时林彪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毛的坚定支持者。

历史最大的遗憾是毛泽东背离了他应该分享光荣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在八大以后的几年中，他逐渐地推翻了这十项大政策，用相反的十条取而代之，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关于第一条，毛泽东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田家英对毛泽东说：“看来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继提出。”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做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统一到毛泽东的新提法上，改变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决议。从此，阶级斗争被提到了首位，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推到次要、从属地位了。

关于第二条，国家统一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个体户经营的问题。

1958年4月2日，根据毛泽东总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说：“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期，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70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也有六七十万人。。。。。。他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副司令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引者按：个体户便利群众，发展生产，收入多，引起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羡慕，此之为“腐蚀”。）解决办法是：“高地应该抓紧目前全国整风这个有利时机，在这些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人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中间有领导地开展以法定资本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于需要转变的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应作妥善地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组织他们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同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因而不能取缔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实行控制其收入的政策。“（1）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稍低于当地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应当从原料、加工、订货、税收等方面适当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收入。（2）是、小商小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略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营业员的平均水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应当在货源分配、税收、批零差价、代购代销手续费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这个文件一贯彻，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小商小贩一扫光，市场失去了残余的一点生机。

关于第三条，周恩来所坚持的经济建设要反对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问题，受到的打击最重，因为不批倒这一条，疯狂的大跃进就搞不起来。在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针对周恩来，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竟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都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说周恩来总理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全党震骇。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左”倾路线上来。

关于第四条，《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问题。

一哄而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成亟待整顿和巩固。刘少奇、周恩来、邓子恢等想在承认毛泽东“三个会议一部书”所造成的高潮的前提下把局面稳定下来，制订了《示范章程》，不仅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还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打算约束一下毛泽东，不要率尔再出新招，农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毛泽东天马行空，眼空无物。人代会算什么！果然又出新招了。

1958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宣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讲演，他以期望的姿态披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农业社的藕田和稻田，当听到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就凭这一句话，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在五亿农民的广大农村，立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同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报道：“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其中两万户以上的大社51个。毛泽东的气魄超过了秦皇汉武的封褝大典。但秦皇汉武祭告天地是空家伙，劳民伤财也仅是随御驾而行的仪仗扈从而已，顶多几百人。毛泽东封出个“人民公社好”来，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浪费逾千亿，死人几千万，二十年没缓过气来。此时，毛泽东的骄横专断到了顶峰。

关于第五条，等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反右派中翻云覆雨，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然后又以言定罪，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给知识分子也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他说有两个剥削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地、富、反、坏、右，“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他们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从此中共在政策上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无论是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还是没有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只不过是把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出来。

关于第六条，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职工的问题。1958年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办工业。195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不属于国务院系统，是毛泽东抛开国务院，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大跃进建立的结构）下发《关于企业党群领导干部停止领取奖金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取消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是：（1）现在还没有实行这种奖励的企业，不要实行；已经取消的，不要恢复；能够取消的取消；实在不能取消的，其季度奖励标准最高不能超过本人月工资的25%。（2）厂长、副厂长的奖金，自今年第二季度停发。各地企业党和群众组织的脱产干部的得奖办法也照此原则办理。从此开始了企业干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领导、技术干部的经济利益脱钩的时期。工人奖金成拉平趋势，即不分干得好坏，年终时加半个月薪。对企业的要求，不讲质量，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核心环节。”196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地统一》。社论说：“国民经济是在波浪式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针，不断调整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高速度中前进。我们不应该采取消极平衡的方法，让速度来迁就某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比例框框。”

关于第七条，发展经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邓子恢主张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积累部分为6%（其中公积金5%，公益金1%），将来生产发展了，最多不能超过13%（公积金10%，公益金3%）。毛泽东在1958年1月31日写的《关于工作方法69条》中认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需要研究。”他推广一个省的经验，提出：“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分( 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给社员，七成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毛泽东又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农家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收入和经营自留地收入占到农家收入的60%，70%）。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二比八（即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或80%）。”毛泽东心里知道，各级党委，政府干部没办法把合作社的产量提上去，却有办法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收入减下来，他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后者。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各地缩减农民的自留地，对副业生产作出种种限制，名之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比例倒是变过来了，农民的收入大大地减少了，提供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原料也越来越少了。

195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说：“1958年入冬以来，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抢购的现象很多，有些商品的黑市价格高于国家牌价很多。”

关于第八条，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双百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捧为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政治家和科学家不同，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的人，尽管他私德很坏，或犯了杀人抢劫的罪行，人可以判刑，但他在科技上的发明不能抹煞。政治家贵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随着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几十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随着文化大革命把几十万党内同志迫害致死，随着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变成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欺世盗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甚至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灭门之祸。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遍全国，十亿人民读一本书（《毛主席语录》），看八出戏（所谓“八个样板戏”），钳制言论，控制思想，超过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毛泽东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以后的历史来看，确乎如此。他是既不要民主，也不要法制。1958年1月他写的“工作方法60条”有四句话值得注意，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了。外国学者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本人正处在志得意满的陶醉中。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最后，即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关于这个要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的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毛泽东主席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共和国主席，一不是真心，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做国家主席，外交礼仪上讲对等，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他得到亲自机场欢迎，并陪同苏加诺乘敞蓬汽车穿过市区。苏加诺算什么？他认为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机场、车站欢迎任何客人，不论总统、国王、皇帝。在国内，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共和国主席是他的大副，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至于权力，他不但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急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权独揽”就是这个意思。他要专做党的主席，因此进一步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说了算，在中央则是主席说了算。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讲话：“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注：评剧《刘巧儿》有个马专员，正确处理了刘巧儿的婚姻问题，被誉为：“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这一套。”文革期间，他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藐视法律的尊严，私自决定逮捕审讯国家主席刘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在现代国家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是封建社会，没有宪法，没有议会，皇帝废立是皇族内部的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完全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他的内心世界，根本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

关于第十条，反对个人崇拜问题。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是在中国兴起新的个人崇拜的宣言。毛泽东先声夺人，说是谁要反对崇拜他，就是有让人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宁的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个人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在成都会议上，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由于这个不寻常的表态，两个月后，即5月25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样板一立，带坏了整个党风，紧跟和吹捧毛泽东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都被抛弃了。在这种政治氛围包围之下，中共要犯全局性、历史性的大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天马行空

第八章  务实的八大路线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召开的。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纠正斯大林错误，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罪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这个报告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披露，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毛泽东对此事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历史上斯大林曾支持王明反对他。毛泽东说起斯大林他有“三肚子火”，如今批判斯大林他是高兴的；惧的是这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性思潮不能不影响他在中共内的地位，起码要主动降点温才显得协调。毛泽东觊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在的领导地位，觉得斯大林去世以后这把交椅非他莫属，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只好推迟，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

要做世界革命领袖，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他的基地还在中国，必须把中国的事办好，在短期内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他要否定苏联的某些经验，创立自己的路线、道路和方法，就像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样。从1955年2月到4月，他要薄一波给他组织，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各部门汇报的基础上，他归纳提出十个问题，在4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演。这十大关系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个问题是想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的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的道路。这些思想中有闪光的东西，但毕竟是听下面汇报中形成的灵感，比他战争年代写的自己斗争经验的那些作品来显得苍白得多了。如他自己在1953年8月12日一次讲话中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后来他对自己在建设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并不珍惜，一句“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又把自己正确的东西全推翻了。

但这毕竟是毛泽东开国以来第一次系统表达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以《论十大关系》作为立论的根据和基础，刘少奇准备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准备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准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讲话点明了八大的主题：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以钢为例说：

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钢。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有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的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亿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亿吨钢、三亿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他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50多个兄弟党代表团前来祝贺。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在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和大会决议中，勾画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应该遵循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发展模式为样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        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大会根据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所作的建议中指出：“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2）        关于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国家市场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为了“防止由于统一过多过死而发生产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现象，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商业方面，将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批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级论价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陈云在大会的发言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为了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周恩来提出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一部分个体户存在。他在大会报告中说：“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业、服务性行业，都应该让它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它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从商业方面说，商业机构的分布应该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因此更不应该过分集中，而应当适当分散，并且采取多种的经营方式，为居民服务。我们的商业领导机关，过去往往多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虑如何便利群居民，因而发生了集中过多的偏向，不适当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倾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产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        关于综合平衡和反对冒进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结果，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1956年初，当《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7年或者12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两年内做完。这种倾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

周恩来1956年上半年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将向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由于反右倾保守引起各种项目争相上马所造成的财力、物力紧张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这是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的共同意见。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反冒进的精神，刘少奇指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起草社论进行宣传，统一全党思想。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是周恩来审定发表的。社论说：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在反保守主义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40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

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以上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1956年反冒进的全过程。后来这成了毛泽东抓住不放的一大罪行。立此存照，容后再表。

（4）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包工包产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而又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加以发展。凡是社会迫切需要、特别是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产品，例如亚热带作物和热带作物、出口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副产品，除由国家或者地方统一经营之外，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经营，由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我们要求所有的合作社贯彻执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够完成农业的增产计划，就有可能使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增长25-30%。”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逆境中继续忧国忧民，尽职尽责。1956年4月2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他第一次提出了“包工包产”的主张。他说：“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社会的物质基础。不能增产那就是空话，要增产打下巩固社的物质基础，这个社才能巩固，新的生产关系才能正常化。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空了。”关于搞好生产，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办法，他提出：“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在他领导下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5年11月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章程》第56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尽可能从实行耕作段落和季节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过渡到实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这是土地公有，包产到户的最初设想。

（5）        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八大前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越来越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参加”。“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的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6）        关于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的问题。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

1957年1月27日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对大企业的管理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地方上要求税收和企业利润按比例分成，三年不变。中国一个省等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像现在这样做，地方机动的余地很小，这种情况不应该是经常的，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该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

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在发展生产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具有重大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作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进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7）        关于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们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这样的增长速度，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适应的。”

周恩来还谈到，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提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成“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对此，副总理薄一波在八大的发言中作了重要补充，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即积累率）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

（8）        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应郭沫若的邀请，向科学界和文化界做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这一方针。他说：“我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路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全面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陆定一说：由于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态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三，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正是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八大的决议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9）        关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国家工作中的紧迫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的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犯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证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10）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非凡的勇气谈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尽量不触犯毛泽东，但其后果不能不对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家长制作风发生制约作用。邓小平说：“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在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人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群众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停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期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在八大的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遵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1954年12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作了如下说明：“党章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并不是出于谦虚。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填补斯大林所遗留的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二战以后，斯大林在世界的名气比毛泽东大得多，但斯大林只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各国共产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若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能会成为毛泽东充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障碍，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所谓‘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是指外国人的误解，这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的历史背景。

以上十个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了中央领导集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说是一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毛泽东过于性急和匆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企图稳定局面，建立秩序，立下章法，妥善解决三大改造的遗留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国家。这十项大政策，有些是毛泽东提出别人加以发挥的，有些是别人提出毛泽东同意的。中共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主持制订的。按照中共这些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中。

八大选出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委73人。9月28日举行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选举中出现一个插曲是选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经查是毛泽东自己那一票未投自己，他投的是林彪，那别具一格的毛体字工作人员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小道消息在高层干部中流传。引起了许多猜想。林彪当然也听说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八届五中全会上增补林彪为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牢牢记住这是毛泽东力排众议的结果。在政治局常委议事时林彪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毛的坚定支持者。

历史最大的遗憾是毛泽东背离了他应该分享光荣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在八大以后的几年中，他逐渐地推翻了这十项大政策，用相反的十条取而代之，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关于第一条，毛泽东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田家英对毛泽东说：“看来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继提出。”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做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统一到毛泽东的新提法上，改变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决议。从此，阶级斗争被提到了首位，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推到次要、从属地位了。

关于第二条，国家统一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个体户经营的问题。

1958年4月2日，根据毛泽东总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说：“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期，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70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也有六七十万人。。。。。。他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副司令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引者按：个体户便利群众，发展生产，收入多，引起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羡慕，此之为“腐蚀”。）解决办法是：“高地应该抓紧目前全国整风这个有利时机，在这些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人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中间有领导地开展以法定资本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于需要转变的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应作妥善地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组织他们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同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因而不能取缔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实行控制其收入的政策。“（1）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稍低于当地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应当从原料、加工、订货、税收等方面适当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收入。（2）是、小商小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略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营业员的平均水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应当在货源分配、税收、批零差价、代购代销手续费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这个文件一贯彻，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小商小贩一扫光，市场失去了残余的一点生机。

关于第三条，周恩来所坚持的经济建设要反对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问题，受到的打击最重，因为不批倒这一条，疯狂的大跃进就搞不起来。在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针对周恩来，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竟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都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说周恩来总理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全党震骇。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左”倾路线上来。

关于第四条，《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问题。

一哄而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成亟待整顿和巩固。刘少奇、周恩来、邓子恢等想在承认毛泽东“三个会议一部书”所造成的高潮的前提下把局面稳定下来，制订了《示范章程》，不仅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还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打算约束一下毛泽东，不要率尔再出新招，农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毛泽东天马行空，眼空无物。人代会算什么！果然又出新招了。

1958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宣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讲演，他以期望的姿态披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农业社的藕田和稻田，当听到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就凭这一句话，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在五亿农民的广大农村，立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同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报道：“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其中两万户以上的大社51个。毛泽东的气魄超过了秦皇汉武的封褝大典。但秦皇汉武祭告天地是空家伙，劳民伤财也仅是随御驾而行的仪仗扈从而已，顶多几百人。毛泽东封出个“人民公社好”来，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浪费逾千亿，死人几千万，二十年没缓过气来。此时，毛泽东的骄横专断到了顶峰。

关于第五条，等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反右派中翻云覆雨，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然后又以言定罪，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给知识分子也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他说有两个剥削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地、富、反、坏、右，“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他们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从此中共在政策上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无论是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还是没有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只不过是把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出来。

关于第六条，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职工的问题。1958年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办工业。195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不属于国务院系统，是毛泽东抛开国务院，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大跃进建立的结构）下发《关于企业党群领导干部停止领取奖金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取消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是：（1）现在还没有实行这种奖励的企业，不要实行；已经取消的，不要恢复；能够取消的取消；实在不能取消的，其季度奖励标准最高不能超过本人月工资的25%。（2）厂长、副厂长的奖金，自今年第二季度停发。各地企业党和群众组织的脱产干部的得奖办法也照此原则办理。从此开始了企业干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领导、技术干部的经济利益脱钩的时期。工人奖金成拉平趋势，即不分干得好坏，年终时加半个月薪。对企业的要求，不讲质量，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核心环节。”196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地统一》。社论说：“国民经济是在波浪式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针，不断调整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高速度中前进。我们不应该采取消极平衡的方法，让速度来迁就某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比例框框。”

关于第七条，发展经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邓子恢主张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积累部分为6%（其中公积金5%，公益金1%），将来生产发展了，最多不能超过13%（公积金10%，公益金3%）。毛泽东在1958年1月31日写的《关于工作方法69条》中认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需要研究。”他推广一个省的经验，提出：“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分( 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给社员，七成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毛泽东又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农家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收入和经营自留地收入占到农家收入的60%，70%）。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二比八（即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或80%）。”毛泽东心里知道，各级党委，政府干部没办法把合作社的产量提上去，却有办法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收入减下来，他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后者。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各地缩减农民的自留地，对副业生产作出种种限制，名之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比例倒是变过来了，农民的收入大大地减少了，提供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原料也越来越少了。

195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说：“1958年入冬以来，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抢购的现象很多，有些商品的黑市价格高于国家牌价很多。”

关于第八条，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双百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捧为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政治家和科学家不同，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的人，尽管他私德很坏，或犯了杀人抢劫的罪行，人可以判刑，但他在科技上的发明不能抹煞。政治家贵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随着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几十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随着文化大革命把几十万党内同志迫害致死，随着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变成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欺世盗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甚至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灭门之祸。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遍全国，十亿人民读一本书（《毛主席语录》），看八出戏（所谓“八个样板戏”），钳制言论，控制思想，超过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毛泽东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以后的历史来看，确乎如此。他是既不要民主，也不要法制。1958年1月他写的“工作方法60条”有四句话值得注意，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了。外国学者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本人正处在志得意满的陶醉中。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最后，即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关于这个要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的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毛泽东主席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共和国主席，一不是真心，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做国家主席，外交礼仪上讲对等，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他得到亲自机场欢迎，并陪同苏加诺乘敞蓬汽车穿过市区。苏加诺算什么？他认为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机场、车站欢迎任何客人，不论总统、国王、皇帝。在国内，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共和国主席是他的大副，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至于权力，他不但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急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权独揽”就是这个意思。他要专做党的主席，因此进一步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说了算，在中央则是主席说了算。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讲话：“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注：评剧《刘巧儿》有个马专员，正确处理了刘巧儿的婚姻问题，被誉为：“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这一套。”文革期间，他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藐视法律的尊严，私自决定逮捕审讯国家主席刘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在现代国家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是封建社会，没有宪法，没有议会，皇帝废立是皇族内部的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完全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他的内心世界，根本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

关于第十条，反对个人崇拜问题。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是在中国兴起新的个人崇拜的宣言。毛泽东先声夺人，说是谁要反对崇拜他，就是有让人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宁的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个人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在成都会议上，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由于这个不寻常的表态，两个月后，即5月25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样板一立，带坏了整个党风，紧跟和吹捧毛泽东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都被抛弃了。在这种政治氛围包围之下，中共要犯全局性、历史性的大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天马行空

第十章  中苏两大党由盟友变成仇敌

1957年是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赫鲁晓夫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庆典的机会，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高级会议，确立自己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他需要得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支持。

这年6月18日至22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等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以7：4的多数，通过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莫洛托夫担任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表示，根据党章，主席团无权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他得到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朱可夫调动军用飞机几小时就把外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在22日至29日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得到了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形势直转急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成了反党集团，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化险为夷，专门派米高扬来到中国的杭州拜会毛泽东，通报苏共党内发生的变化，得到了毛泽东支持赫鲁晓夫的保证。为了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同意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歼击机的研制。米高扬走后，聂荣臻副总理与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会谈。7月27日，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去苏联进一步商谈。毛泽东和周恩来派聂荣臻、陈庚、宋任穷到莫斯科，同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正式谈判，历时35天，于10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签定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毛泽东接到了赫鲁晓夫的邀请信，希望他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毛泽东欣然接受了邀请。

11月1日，苏联政府派来迎接毛泽东的专机，当时苏联最为豪华气派的“图-104”客机。二日上午八点。毛泽东率代表团启程。代表团团员有：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郭沫若、乌兰夫、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飞机升空后，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知道毛泽东又要讨论哲学问题，微笑着说：“那好吧，争取及格。”
毛泽东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尤金大使被问住了，说“哎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直视舷窗外的漂浮的白云，一副令人莫测的哲人形象，停了几十秒才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请你鉴定对不对？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太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否定之否定。”同机的代表团成员都笑了。

尤金博士连声说：“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这段插曲过去，翻译李越然给毛泽东递上一份文件，这是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准备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毛泽东翻阅了一下，把杨尚昆叫到跟前问：“尚昆同志，在机场必须讲话吗？”

杨尚昆说：“做个准备吧。如果赫鲁晓夫同志致欢迎词，主席总得讲几句，礼仪上才对等。”

“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

“那当然是可以的，我们遵主席指示，已把您要求简化礼仪的意见告诉了对方，也许主客双方都不讲话。”

“好，做个准备。”说罢毛泽东把讲话稿装进了衣袋里。

飞机在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前来欢迎。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多钟，“图-104”专机在伏努科夫机场平稳降落。赫鲁晓夫率领几乎所有的苏联党政军显要人物来到机场欢迎毛泽东。先期到达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也来了。

毛泽东沉稳地戴上礼帽出现在机舱门口，面对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然后，从容地走下舷梯

赫鲁晓夫热情地迎上前去，稍后跟着胡志明。当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热情拥抱之后，第一句话说：“感谢你能够前来参加莫斯科会议。”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能亲自前来捧场，是对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盟主地位的一种承认，一种支持，内心十分满意。

“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毛泽东的回答不是普通的应酬，是话里有话的。那时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即是要‘重新肯定’暴力革命的道路，这既是对十月革命的颂扬，又是对赫鲁晓夫的批评、

赫鲁晓夫心里明白，但不能反驳，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东道主，能说十月革命没有普遍意义吗！只好随声附和一句：“你说得很对。”

胡志明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拥抱、胡志明会说中国话，两人交谈用不着翻译。

然后，在赫鲁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与伏罗希洛夫以下的苏方领导人一一握手见面。

在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导引下，毛泽东由赫鲁晓夫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同志们好！”毛泽东用湖南高腔向肃立的仪仗队答礼。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虎生威，用俄国话向毛泽东三呼万岁。

行礼如仪，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牌”轿车。这种车的底座同卡车一样大，很宽敞，在前排和后排之间设有一排活动椅，翻译李越然和卫士长李银桥坐在这里。坐在后排的两位领导人交谈时，李越然要侧过身来帮助他们沟通思想。司机旁边坐着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是中国领袖的苏方卫士长。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宋庆龄还是副团长，他们两位不是共产党，但长期与我们党合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希望安排他们参加一切会议，在接待工作中，尤其要给他们应有的礼仪和尊重。”

毛泽东带了两个非共产党员，出席世界共产党的高峰会议，这件事是很出格的。如果斯大林活着，毛泽东是不敢也不会这样做的。如今他这样做，就是要显示中国党和毛泽东本人地位和身份的特殊。赫鲁晓夫认为，由他召集、主持的世界共产党人会议，毛泽东能屈尊而来就是对他的支持，就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胜利，绝不愿意在出席会议人员资格问题上和毛泽东闹别扭。所以迎合着毛泽东的意思说：“宋庆龄是孙逸仙的夫人，我们知道她在中国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安排她住在克里姆林宫，还为她专门配备了卫士长，设了她的专门餐厅。我知道她喜欢吃甜饼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汽车驶入莫斯科市区。毛泽东见高楼林立，市民熙来攘往，以赞许的口吻说：“从人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很愉快。人们穿着不错。看得出这几年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的进步，成就不小。”

赫鲁晓夫听了很高兴。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停下来。苏方把最好的房子：当年沙皇的寝宫留给毛泽东住。为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搬掉了俄国皇帝的龙床，换上了木板床，卫生间临时改装了蹲式便池。

11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应邀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在一般地赞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光荣历史之后，他有分寸地说了一段话，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斯大林、击败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撤销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等重大问题，表示赞同与支持。他是这样说的：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泽东的演说数次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所打断。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的正日子。毛泽东作为主宾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登上红场的检阅台。与各个国家、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起，检阅阵容强大的苏联武装部队。晚上，出席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1月14至16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在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举行。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14日和16日两次发表讲话。

论赫鲁晓夫的资历、功绩和威望，是不具备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的；但他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背（辈）上了。”这就需要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党出来讲话，需要毛泽东这样在共产主义世界有崇高威望的大党领袖出来讲话。根据赫鲁晓夫的请求，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

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目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斯大林在世时以“老子党”自命，随意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撤换兄弟党领导人，东欧各党深受其害。斯大林去世后，苏共继承“老子党”的传统，继续对兄弟党颐指气使。又加深了裂痕。哥穆尔卡是波兰党的老资格领导人。1942年1月在反对法西斯占领军的斗争中，重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任总书记。后因于1947年4月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被苏共和斯大林视为异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波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后又将其逮捕监禁。斯大林逝世后，1954年12月哥穆尔卡出狱。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波党召开四中全会，决定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10月17日波党政治局根据广大党员和波兰人民的要求，决定第一书记奥哈布让位，拥戴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10月19日，波党十届八中全会决定撤销罗科索夫斯基波军总司令和波党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入了苏联国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斯大林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罗氏被安排在波兰位居要津，露骨地表明了苏共控制波兰的意图。赫鲁晓夫怀疑哥穆尔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于波党八中全会的当天，率领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刚诺维奇和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乘飞机抵华沙。在空中盘旋两个小时，机场才开放准予降落。与此同时，科涅夫调动驻波的苏军坦克部队向华沙开动，下令苏海军舰队驶入波兰领海，向波党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行了干预。毛泽东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丰泽园，他穿着睡袍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尤金大使紧张地出汗，连说“是，是。”回到大使馆就给苏联外交部发了电报，赫鲁晓夫只好让步，与哥穆尔卡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强调：“波党政治局如果没有罗科索夫斯基，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取消苏波友谊。”哥穆尔卡说：“我们声明，对国内形势作出评价的只有我们，也只能是我们，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感觉到人民的情绪。”赫鲁晓夫碰了钉子，悄悄地撤回部队，于10月20日回国。波党中央选举时，一致推选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十三个兄弟党会议上，哥穆尔卡坚决反对“以苏联为首”，而对毛泽东有特殊友好的感情。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做客。二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最后被说服了，他说：“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帮了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大忙，把“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定了下来，并写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文字上是这样表达的：“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签字。南共领袖铁托没来参加会议，派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前来考察动态。所以发表宣言时签字的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他不出来争帅旗，主要是中国力量太弱，他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像他劝哥穆尔卡时所说：“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但他认为就个人的才能和禀赋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军事、政治经验，赫鲁晓夫是无法和他相比的。有一次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用餐，席间闲谈时说：“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受一次次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夹菜吃饭，咽下一口食物，抬起眼皮对赫鲁晓夫说；“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赫鲁晓夫竟然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来，接茬说：“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

细心的读者会看出来，毛泽东在14日会议上提出“以苏联为首”。对这个“首”，他是下了明确定义的，这就是：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原来，为首等同于“召集人”，不是任何政治上、军事上或思想上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心里的算盘是：会议由苏共召集，其人格化的表现即赫鲁晓夫召集；主意由中共拿，其人格化的表现就是毛泽东拿。社会主义阵营一旦有事，你召集会议，我来拿主意。在中国国力没有赶上和超过苏联以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争取的就是这样一个名义上的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地位。所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所让步，有所坚持。“为首”问题他主动让一步，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毛泽东局限于自己暴力革命的经验，无视西欧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在和平改良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列宁教训第二国际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挑起了争端。

在起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宣言时，苏共提出的草案沿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只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解释为 “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人民政权的工具。”毛泽东认为和平过渡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毛泽东孤陋寡闻，他不知道和平过渡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观点，瑞典模式是和平过渡的样板，瑞典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即通过选举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开始单独执政，并连续44年保持了执政的的地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果争论，做了两处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争取议会多数的同时，还要展开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对势力的反抗。这一场斗争，毛泽东在幕后领导，是由邓小平出面和苏斯洛夫折冲交锋的。苏方妥协做了修改，毛泽东寸步不让，又指示写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是批判了苏联的观点，作为备忘录，交苏共中央存案。

11月16日至19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18日会议上发言。因为各党代表团全体出席，格奥尔基大厅有几百人，发言者都是登上舞台站立着面向群众讲话。毛泽东却坚持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即席讲话。赫鲁晓夫认为这又是一件不尊重会议主席、不尊重与会者的很出格的事情，但他无可奈何。开头毛泽东解释了几句，说他前几年患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但站立讲话有些不方便。这完全是一种托词。就在这年夏天，他还在中南海游泳，怎么会不能登台发言呢？他要在这些小地方，显示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主持会议的赫鲁晓夫自然不敢勉强毛泽东，任他坐而论道。于是，毛泽东口似悬河，开始了他的哲学漫谈，毛泽东讲话不愿意念稿子，尤其不愿意念秘书班子写的稿子，他愿意周密地思考之后，讲自己想讲的话。他是个思想深刻、语言锋利的政治家，他的漫谈有征服人的魅力。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说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琢磨毛泽东谈话的含义。这不是说我赫鲁晓夫犯了错误或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需要他毛泽东帮助呢？再往下听，还有更厉害的，只听毛说：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的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要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赫鲁晓夫越听越嘀咕。你毛泽东把在这个大厅开会的共产党人，分成了各种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你毛泽东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赫鲁晓夫是什么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是90%还是80%，还是成色更低些呢？如果是测量金子纯度的话，那么，谁是拿着试金石的金匠呢？看来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金匠，他要对各国共产党领袖，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杂质，作出评定。你毛泽东提议“以苏联为首”，一个成色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当“首”呢？。。。。。。赫鲁晓夫自愧弗如。比如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毛泽东说：

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时谈到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对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在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候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可不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这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说战略和战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使那些理论修养不足的领导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外国人不会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感受。许多第三世界的党的领导人，把毛泽东当作当代的列宁。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毛泽东作了一个夸张地、极端地估计：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要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说是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说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话原是无懈可击的。已经感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盟主地位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会后在与人交谈中多次攻击毛泽东“好战”，“要把世界上的人口消灭一半”，讥笑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由于语言、思维方式和文化素养的不同，也有些领导人没有完整地理解毛泽东讲话的意思，抓住几个片断，几个论点，觉得毛的东方式哲学不好理解。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毛的讲话，反对的、摇头的都有，但多数人是尊崇的。

毛泽东最后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2000-2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没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注：英共主席）高兰（注：英共总书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4000万吨钢，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散会时，毛泽东起立，大家才起立。但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站在那里不动，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看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敬重，身不由己地后撤一步，坚持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以个人传奇般的经历，以泱泱大国的领袖地位，以渊博的学识，以无与伦比的领袖风度，成了这次共产会盟的中心。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宣言上“以苏联为首”，会场上以毛泽东为中心，共产主义阵营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毛泽东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这次共产主义世界群英会他独领风骚，使赫鲁晓夫相形见绌。他感到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非毛润之莫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在莫斯科得到的印象，亚非拉美的共产党，有他的崇拜者，他们觉得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比马恩列斯那些宏篇巨著更适用，更解决问题。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但他又想到，光有理论指导。没点武器物资的援助行吗？看来按照常规走路发展经济是不行了，得想个办法。于是他想出了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这就是“大跃进”。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审定《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于1957年11月13日发表。在这篇社论中不指名批评周恩来“害了右倾保守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提出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后来的中苏论战，不是苏联欺负了中国，不是赫鲁晓夫欺负了毛泽东，是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地位蓄意挑起来的。赫鲁晓夫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一反斯大林在世时那种居高临下、颐气指使的姿态，谨慎、谦和，甚至有些低首下心。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等等，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在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方面派遣专家提供技术。两党两国关系中出现任何问题，通常都采取了个人协商的态度，扑扑风尘，来中国会晤毛泽东，沟通解决。共产会盟八个月以后，中苏蜜月就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在自己的私人游泳池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被接来时，只见毛泽东穿着游泳裤，披一件毛巾浴衣，悠闲地吸着烟，像罗马国王召见从属国使臣一样。这与去年冬天共产会盟时，赫鲁晓夫给予泽东的破格礼和尊重有天壤之别。这种故意激怒和挑衅的做法，就是要恶化中苏关系，并且逼着对方先翻脸。赫鲁晓夫于八月三日离开北京回莫斯科。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汇报中国之行时，他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一个我已经觉察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藉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举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苏破裂成了不可挽回的事情。

毛泽东要仿效列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山头，组织第三国际的做法，把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搞臭，使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他高扬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开始了与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苏联的外交和内政开始了重大调整，赫鲁晓夫在外交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避免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在内政上提出了建立“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淡化国家政权的专政色彩和党的阶级色彩。毛泽东把苏联的这一政策转变概括为“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

那时候，在中共党内，悄悄地、半公开地制造一种舆论：革命中心转移论。据说十九世纪世界革命中心在德国，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俄国，这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革命中心在从俄国向中国转移，“三和两全”的路线标志着苏联的变修，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扑扑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使这种转移得以完成。

1960年是列宁诞辰90周年。在毛泽东的导演下，中国比苏联更热烈地纪念起列宁来。1960年4月连发三篇重头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列宁主义万岁》。拉开了全面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序幕。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43日，毛泽东带病在丰泽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4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从此，两党争论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6月17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把中苏大论战推向了新的高潮。

尽管中国共产党反修高调义薄云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十分孤立，各兄弟党谁也不愿意为了给毛泽东捧场与苏联闹翻。只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因与苏联有过节发出几声微弱喝彩。为此，毛泽东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为了维持阿尔巴尼亚这盏明灯不灭，据前中联部部长耿飙透露：1964年-1970年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无偿援助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等于给阿国二百万人口发了一个4000元的红包。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中说，1962年他来中国要求粮食援助，先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说中国有困难；后来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才解决了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中国向加拿大购买了一批小麦，几艘装满小麦的中国货轮正在太平洋驶往中国的途中。北京一道命令，货轮改变航向，掉头驶向地中海，绰绰有余地满足了霍查的要求。毛泽东常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为了听霍查的一声鸡叫，几百万吨粮食就这样撒出去了。而这时的中国，大跃进成了大跃退，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与苏联叫板，在亚洲竟没有一个支持者，这使毛泽东感到难堪。他想到了越南，想到了胡志明，1950年至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千多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讯器材和工兵器材等，1956年，中国刚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尚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五万支。1969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组建6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讯、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为了在越南南方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又援助越南9万支（挺）步、机枪。这份战斗情谊胡志明不应该忘记。为了叫越共和胡志明响应他那封回答苏共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派邓小平带着文稿和向越南提供200亿元人民币的承诺去了河内。这200亿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当年财政收入的60%。胡志明还是不愿意得罪老大哥，他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这次没有买动越共，毛泽东认为中苏斗争是长期的，继续在胡志明身上下功夫。毛泽东亲口告诉胡志明“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多少给多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越南提出缺少救治伤员的血浆时，毛泽东批示：“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政府立刻照办，给越南送去200万毫升血浆。这可不像小麦可以进口转送，这是从大饥荒之后的幸存者身上一管一管地抽出来的。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接待了胡志明。一见面，胡志明掏出一张在越南北方修建公路的草图，要求中国帮助修筑。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越南北方十二条主要公路，中国援建的七条。八万工兵带着机械油料干了三年，吃中国的饭，给越南干活，那真是无私援助。为了在北部湾海上对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还轻率点头把隶属海南岛的白龙尾岛“交给越南北方使用”。该岛居住着2000名中国人。周围海域有一大片资源丰富的油气田。至今年深日久，白龙岛的主权归属产生了歧义。（见香港《开放》杂志1996年11月号）就是这样，“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也没有维持住，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立即倒向了苏联。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不死，反而认为这是转移人民视线、摆脱个人困境的出路。1961年后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13亿7千万元，连同前三年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部分为5亿元。他所期望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并没有形成，他连个世界革命领袖的虚名都没买到。这些受惠国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坐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名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20公里处，自南向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蜜月期，朝鲜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祥地，希望中国人党能理解朝鲜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毛泽东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了一半（一说53%）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朝鲜立即将白头峰改名“将军峰”。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红卫兵在中朝边界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时，金日成下令砸了志愿军烈士陵园，也在边境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金日成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了当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干了多少蠢事啊！

正当毛泽东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找不到忠诚的拥戴者和追随者而满腹惆怅的时候，1967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西部杀得兰县点燃了农民暴动的星星之火。波尔布特于1952、1957年两次秘密前往中国南方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游击战的训练，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1970年3月18日，金边亲美的郎诺集团，趁西哈努克国王访问苏联时刻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除国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按预定日程，西哈努克下一站是访问北京。19日上午，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当亲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出机舱时，举目望去，机场上彩旗飘扬，仪仗队肃立，少年儿童手举鲜花，周恩来在众多官员簇拥下已迎候在机场，依然是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西哈努克着实受了感动，与周恩来拥抱时眼里噙着泪花。

在机场贵宾室里，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慷慨激昂：“我准备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从此，西哈努克亲王成为毛泽东手中的一张王牌，毛泽东开始导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原来碍于西哈努克的情面，不好意思公开支持波尔布特推翻王国政府，如今好了，美国背景的郎诺集团夺了权，红色革命可以放开手脚地干了。波尔布特作为柬共最高领导人仍神秘地在幕后指挥，三月底由乔森潘发表声明，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子北京发表的《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亲王举起的抵抗旗帜之下，乔森潘等柬共领导人成为第一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红色革命。

1970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美军，实行“战争高棉化”的战略方针。

在中共和越共大力支持下的柬共武装力量与受到美国支持的郎诺政府军对垒，战争打了四年，柬共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节节胜利，郎诺政权则进入了风雨飘摇之秋。

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西哈努克亲王、王国首相宾努亲王和柬共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

毛泽东对柬共领导人说：“你们对两位亲王，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

乔森潘回答：“我们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西哈努克隐含深意地插话：“主席阁下是指将来。”

英?萨利补充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除任何阶层，要把大家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要排除郎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他转而面向西哈努克和宾努：“你们两位亲王也不要打倒他们。”他风趣地一指乔森潘和英?萨利。“他们是共产党，亲王代表另一个党，两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郎诺反革命党。”

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真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他们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以后不会发生动乱，我们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泽东幽默地插话：“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英?萨利以无比敬仰的神态说：“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历体会。”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倒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是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和你们站在一起，和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这次接见以后，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4月17日解放金边。毛泽东随后发去贺电，宣称：“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共同前进。”

柬埔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泽东幽默的谈笑间完成了。新的国名是“民主柬埔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波尔布特亲自前往北京朝觐毛泽东。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波尔布特，给他的建国真言是：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丹童：《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柬共夺取政权后的一切举措，无不打上毛泽东的“左”的印记。中国银行帮助柬共设计印制了建国后流通的货币。波尔布特竟拒绝使用。当着毛泽东的面，他表示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

回国以后，波尔布特为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真正解决“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问题，柬埔寨政府立即宣布取消货币，关闭市场，全国实行供给制。更可怕的是他用消灭城市的方法消灭城乡差别，把三百万城里人包括西哈努克的子孙亲属、佛教僧侣、大学教授都赶到乡下务农，捣毁电视、冰箱、汽车和高档家具。数日内全国城市都成为死寂的空城。但另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南海的气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保证高级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法权”。他自己搬进了靠近独立纪念碑的一幢豪华别墅，油料高级轿车，以及前呼后拥的卫队和服务人员。农谢、英?萨利、乔森潘等也有了豪华的住宅。

下放到城里人在政治地位上比当地农民低，被称为“新生者”。按军事编制，分开男女，住进各自的营房，夫妻一周团聚一次。晚上有民兵持枪巡逻，遇有反抗逃跑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按照柬共中央文件，在农村每30-40户办一个集体食堂，十人一桌，饭菜定量。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种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所有。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柬埔寨，历来盛产瓜果，革命成果后，老百姓吃个水果成了很大的奢侈。1977年8月，波尔布特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四年计划”的报告，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他描绘的宏伟远景是：“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粮食、钢铁生产指标都定的很高，根本完不成。于是虚报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集体食堂难以为继，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的悲剧在柬埔寨重现了。

波尔布特的倒行逆施，首先引起柬共与西哈努克的分裂。柬埔寨立国宪法是张春桥起草的，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保留西哈努克为国王，内阁掌实权。但经波尔布特的修改，宪法丝毫没有提到君主制和国家元首。1976年1月3日，西哈努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对新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接着提出了辞呈。波尔布特在核心会议上说：“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的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波尔布特又制造舆论，说“党的机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尚不能确定。”他给出数字，全柬埔寨有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1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一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在柬埔寨拉开帷幕。

许多原来与柬共合作的西哈努克的部属、柬共高级干部以“叛国”、“反党”罪名被捕入狱，关押在金边东北郊的图士伦，代号为S-21.在这里关押的2万人中，只有6个人生还，其余全部被处死。肃反扩大化，导致内部分崩离析。1977年6月9日，波尔布特下令，处死了第四号人物宋成，他的妻子云亚和九个孩子。柬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暴君了。13日宋成的部下进攻波尔布特总部，18日波尔布特向反叛的部属投降。

1977年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判处波尔布特终生监禁。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因心脏病死去。

1979年1月7人晚上，越南军队攻克金边，“民主柬埔寨”灭亡。柬共掌权三年零八个月，600多万人口的小国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口近三分之一，达200万人。

毛泽东的忠实学生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这场袖珍版的全景式革命，无论是成就还是错误，都带有深刻的毛泽东的印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波尔布特打下了天下，他耳提面命告诉波尔布特如何走社会主义的要言妙道使波尔布特把天下坐塌。

天马行空

第十一章  周恩来被剥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统一全党干部的思想。从北京的中央机关、国务院，到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到180多个地委和专区，到2000多个县委县府，到80000多个乡镇和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党政领导，要用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从上到下把大家统一起来，依靠各级党政机关再去发动和组织亿万人民，鼓足干劲，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限，这个力量是可以移山，可以填海的。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继1957年8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住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会议，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批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党推行开辟了道路。

在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上，毛泽东下令将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主持定稿经过政治局批准发表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反冒进的罪证，并选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批判的武器，一并引发给了与会者。

《登徒子好色赋》是古代词赋家宋玉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大意说，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所：宋玉长得漂亮，口齿伶俐，又性好色，请大王不要让他出入后宫。楚王实之宋玉，宋玉奏对：“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并举事实为证：“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而登徒子的妻子，秃头，呲牙。驼背，满身疥癣，还有痔疮，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女子，登徒子与他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明察，究竟是谁好色呢？毛泽东发古之幽情，是把周恩来比作华言喧听、并无真才实学的宋玉，说反冒进所用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诡辩。

1月12日，毛泽东住会上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加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加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加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舆闻，事后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是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这等于说周恩来要夺他的权。

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于13日到达南宁。在16日的会议上，大庭广众之前，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点着周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能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在众多高级干部面前，与周恩来摊牌。与会者得到的暗示是柯庆施可能要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到成都会议（3月9日至26日）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话的说法当然有毛泽东的风格：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把我画得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共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好。

按实际身高，斯大林比毛泽东略矮些。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条约上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一大批中苏高级官员在条案后站成一排，摄影师拍照，待要按快门时，斯大林机警地向前迈了半步， 这样照出像来，毛泽东和斯大林不相上下。中国画家是根据这个画的，两位领导人的身高谁也没有去量过。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是马恩列斯毛，把毛列在第五位，毛泽东则多次公开讲话，要求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如今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新的信息，借批评那位画家，批评党内同志不敢把他捧上斯大林那样高或比斯大林还要高的政治地位。谁要是反对个人崇拜，轻则是屈服赫鲁晓夫的压力，重则是“要求崇拜自己”。

柯庆施扮演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头羊，他竟然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其他人也跟着吹捧毛泽东，新一轮个人崇拜开始升温。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979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的省委书记、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这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

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基调，报告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当然知道，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公开检讨，等于公开宣布取消自己的作为国家总理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为准备这次检讨，他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中央领袖集团中，周恩来是极少数的几个和毛泽东共事到底得到善终的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他知道进入北京以后，与毛泽东作为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已经结束，而开始了一种君臣关系。令由毛出，事由周办。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被虎伤害，他得慎之又慎。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眼看整个国民经济像野马一样狂奔，凶险是可以预计的，作为总理，应痛切陈词，说服毛泽东，但好心不一定被理解，自己很可能成为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的代表，毛泽东已经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几次讲到准备党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决心。这条路是不能走的。一条是辞去总理职务，不做违心检讨，让历史证明谁是谁非。这样做等于和毛泽东摊牌。毛已经有了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能量，党内希图通过拥毛捧毛得宠高升的人大有人在。这样做，自己错了要被打倒；如果对了更要被打倒。最后一条路就是违心检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紧跟毛泽东，保持路线、政策的一致。将来出了乱子，我再出来承担责任，收拾局面，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周恩来的思路定在第三条上。他把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总理兼职秘书范若愚找来，夜阑人静之后，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说得很慢，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中间陈云来了一次电话，二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打完电话，周恩来说得更慢了，足见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何等激烈。

检讨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又细细推敲修改，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过了几天。稿子退回来了。毛泽东把一些过重的话删掉了，有些话改轻了，把问题的性质限制在认识的范畴以内，好像毛泽东并无撤换总理的打算。周恩来理解，毛泽东这次逼他检讨类似七届四中全会让刘少奇做检讨一样，毛认为这对于巩固他的领袖地位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刘、周挂不起帅来反对他，全党都只能跟着走。对，一块儿对；错，一块儿错。

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下，周恩来走上怀仁堂的讲台、他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正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也不要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和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泽东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地方法，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化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扩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底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的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那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造成的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了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这个检讨发言，听起来真诚、朴实、自然，定性准确、分寸适度，上纲恰当。最后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把毛泽东定格为“真理的代表”，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大大强化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地位，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检讨过了关。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作了检讨发言。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1958年5月25日召开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晋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党内盛传柯庆施将出任国务院总理、知趣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上了辞呈，彭德怀与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彭的请辞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直对周进行挽留，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由于周恩来检讨得“好”，毛泽东尊重常委多数的意见，没有撤销周恩来的总理职务。但他深知周恩来是个讲“良心”的人，依靠一个讲良心的总理是不能完成大跃进的历史任务的。据胡乔木回忆：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是管家人，知道195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7%，基本建设却要翻一番，增加100%，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恩来说服了刘少奇和政治局的多数，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200亿元减少到140亿元。这才勉强把日子过下来，没出大乱子。10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确认了反冒进的方针，周恩来把基建投资预算从243亿元削减到111亿元，减幅为54%，这才使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有这样务实能干的“贤相”本是毛泽东之福，但毛却认为周恩来妨碍了他。这时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以便手里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使自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他要亲自挂帅到第一线来领导工农业生产，组织和指挥大跃进。既不能搞大动作撤换周恩来，他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毛泽东提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谭震林任副组长；政法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0日，专门发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毛泽东在文件中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那五个小组，组成了“政治设计院”，自兼“院长”，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果然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只要他一句话，各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就闻风而动干起来。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九条发明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的跃进工作法。“中央两本账，一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地方”当然是指省市自治区一级，地、县、乡三级怎么办呢？按照这个模式来套，计划就浮夸得没有边了。

对于两本账工作法，中央财政部党组1958年5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是这样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一次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标准，打破第一次平衡，编制第二本账，组织第二次平衡。这种计划的方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来的，它是我国计划上的一次革命。”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组织第二次平衡”，实际上是不顾财力、物力的条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两本账工作法是给浮夸、虚报、造假披上计划革命的外衣，使高级干部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吹牛撒谎。

根据两本账工作法，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作起来了。

六月中旬，李富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钢产量，周恩来2月18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是达到1600万吨，如今李富春提出的指标是6000万吨，翻了四倍。他还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打开眼界。”

6月16日，李先念送上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收支的预算。第二个五年的财政收入，初步框算为400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33.8%。支出初步框算，为4340亿元。与收入差340亿元，可以在动用预算外收入和仔细核算过程中解决。支出中，基建投资为3050亿元，占全部支出的70%以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6月17日，薄一波向毛泽东送上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说1958年的国民经济，从上半年看全年，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这就使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对1959年的工业生产，估算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60-70%，钢达到2500万吨。毛泽东阅后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农业部也不敢落后，六月中旬送上报告，说“二五”期间农业方面的第二本账是：1962年粮食产量8500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1200斤，粮食作物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棉花产量8000万担，平均每人11.5斤，棉花单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大家畜计划发展到1.5亿头，猪5亿头到7亿头，羊2.5到3亿只。居然把第二本账毫无根据的空想当成了马上就要实现的现实。

1957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时制定的1958年经济计划，其主要经济指标是：
钢：624.8万吨
粮食：3920亿斤
棉花：3500万担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靠边站，毛泽东亲临第一线主持党政合一的“政治设计院”，经过两本账的戏法，制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
钢：1070万吨
粮食：6000-7000亿斤
棉花：7000万担
钢产量1957年是535万吨，1958年指标为1070万吨，恰好是翻了一番。

从决策翻一番的经过可以看出，毛泽东治国真如同小孩做游戏。据陈云回忆：“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日才决定搞一千一。”最后敲定1958年钢产量的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王鹤寿关于钢产量的一些报告，也是绕过周恩来，直送毛泽东或经刘少奇转。

追踪这个热昏的决策，又追到了那个正在为当总理创造业绩的柯庆施。他是上海第一书记，还是华东协作区主任。据他在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华东五市（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钢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800万吨。”柯庆施送来的“好”消息成了毛泽东的第三本账，既然华东可以搞到800万吨，其他地方还不能搞300万吨吗？！翻一番的指标是毛泽东的第四本账了。我们可以说，柯庆施误导了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正是毛泽东误导了柯庆施吗？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吴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跃进、一年赶上英国。下边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办不到，就只好不讲“良心”说谎造假。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庆施、王任重、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

为了把右倾保守（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打下去，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和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告诉大家要从组织上准备和调整大跃进的各级领导班子。毛泽东点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等，这些人都受到了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对省、地两级班子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

地方大员中迎合上意吹牛撒谎最不讲良心的要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规定黄河以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150斤到1967年提高到400斤；黄河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208斤到1967年提高到500斤；淮河长江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400斤提高到1067年的800斤。这就是所谓的四、五、八计划。这个计划并不离谱，如果在12年内扎扎实实地去完成，粮食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已经算是跃进了。河南地处中原，三种情况都有。吴芝圃在成都会议上说：河南一年之内就能实现四、五、八，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被毛泽东封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3月20日，毛泽东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在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农业纲要的重要一条是水利化。吴芝圃把河南水浇地面积虚报了2.4倍，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吴芝圃本是河南省省长，把讲良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提出的农业发展计划打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5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点了潘复生的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全省抓出“小潘复生”二十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人。提了一批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为代表的没良心的“左派”，形成了河南大跃进的领导班子。八大二次会议还没开完，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免去潘复生的职务，从北京揪回河南批斗。

对河南问题的处理把各省的第一书记骇了一身冷汗。谁要是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当了“观潮派”、“促退派”或“秋后算账派”，就要准备当潘复生，南宁会议时潘复生还是座上客，如今成了阶下囚；同时也提醒各省的二三把手，盯着第一把手，只要他讲良心，讲实事求是，你们升官的机会就到了，吴芝圃就是你们的榜样。于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说谎我比你更能说谎，你吹牛我比你更能吹牛的政治环境形成了。为了迅速筹集手里那一把米，把国外的鸡叫来，毛泽东要让国内人民做出最大的牺牲，他不仅需要一批敢于杀鸡取卵的根本，而且需要一批能够画饼充饥的干部。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这是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新华社广播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全国“卫星”齐放的局面。

6月11日，河北魏县，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3530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登载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他是看了遂平县连发两颗“丰产卫星”的消息撰写此文的。他说：“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就等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钱先生的文章影响了一大批醉心放卫星的干部，成为后来放亩产四五万斤的“科学”根据；连毛泽东也相信了钱氏的理论，相信亩产几千几万斤是真的。这篇文章对大跃进推波助澜，起了很坏的作用。

6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卫星”就放得更大了。

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蹵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这是小麦的最高亩产量。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36956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43075.9斤。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百湖乡长春社亩产中稻43869斤。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52599斤。
9月5日，《人民日报》广东蒲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中稻6043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中稻8252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4钱（130434斤，中国市斤，16两为1斤，所以还有10两4钱的小数）。这是水稻的最高亩产量。

这些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我们解剖一个卫星就知其余了。

河南信阳鸡山公社的水稻，8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于8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党委的决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造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级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共同欺骗上级、欺骗舆论，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放水稻高产卫星，必须要内定一个标准，经过党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45000斤。28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日早晨6时许，205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日下午，6亩6分三厘试验田及其周围总共430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13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月1日中午12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324375斤5两。这本是436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6亩6分3厘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6.63=48925)，得出亩产48925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脱离常识的造假是很难统一群众的思想的，总有一些人说长道短，这就需要借重于专政的威力。信阳事件后，陶铸、王任重前往调查，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造成的大跃进局面踌躇满志，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番话：

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底3700亿斤增到7000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3300万担，今年大概有7000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如果今年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了，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000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把大话说出去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粮食，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就说他们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仓私分，成为后来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天马行空

第十一章  周恩来被剥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统一全党干部的思想。从北京的中央机关、国务院，到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到180多个地委和专区，到2000多个县委县府，到80000多个乡镇和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党政领导，要用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从上到下把大家统一起来，依靠各级党政机关再去发动和组织亿万人民，鼓足干劲，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限，这个力量是可以移山，可以填海的。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继1957年8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住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会议，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批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党推行开辟了道路。

在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上，毛泽东下令将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主持定稿经过政治局批准发表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反冒进的罪证，并选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批判的武器，一并引发给了与会者。

《登徒子好色赋》是古代词赋家宋玉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大意说，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所：宋玉长得漂亮，口齿伶俐，又性好色，请大王不要让他出入后宫。楚王实之宋玉，宋玉奏对：“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并举事实为证：“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而登徒子的妻子，秃头，呲牙。驼背，满身疥癣，还有痔疮，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女子，登徒子与他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明察，究竟是谁好色呢？毛泽东发古之幽情，是把周恩来比作华言喧听、并无真才实学的宋玉，说反冒进所用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诡辩。

1月12日，毛泽东住会上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加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加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加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舆闻，事后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是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这等于说周恩来要夺他的权。

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于13日到达南宁。在16日的会议上，大庭广众之前，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点着周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能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在众多高级干部面前，与周恩来摊牌。与会者得到的暗示是柯庆施可能要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到成都会议（3月9日至26日）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话的说法当然有毛泽东的风格：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把我画得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共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好。

按实际身高，斯大林比毛泽东略矮些。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条约上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一大批中苏高级官员在条案后站成一排，摄影师拍照，待要按快门时，斯大林机警地向前迈了半步， 这样照出像来，毛泽东和斯大林不相上下。中国画家是根据这个画的，两位领导人的身高谁也没有去量过。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是马恩列斯毛，把毛列在第五位，毛泽东则多次公开讲话，要求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如今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新的信息，借批评那位画家，批评党内同志不敢把他捧上斯大林那样高或比斯大林还要高的政治地位。谁要是反对个人崇拜，轻则是屈服赫鲁晓夫的压力，重则是“要求崇拜自己”。

柯庆施扮演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头羊，他竟然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其他人也跟着吹捧毛泽东，新一轮个人崇拜开始升温。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979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的省委书记、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这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

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基调，报告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当然知道，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公开检讨，等于公开宣布取消自己的作为国家总理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为准备这次检讨，他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中央领袖集团中，周恩来是极少数的几个和毛泽东共事到底得到善终的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他知道进入北京以后，与毛泽东作为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已经结束，而开始了一种君臣关系。令由毛出，事由周办。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被虎伤害，他得慎之又慎。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眼看整个国民经济像野马一样狂奔，凶险是可以预计的，作为总理，应痛切陈词，说服毛泽东，但好心不一定被理解，自己很可能成为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的代表，毛泽东已经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几次讲到准备党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决心。这条路是不能走的。一条是辞去总理职务，不做违心检讨，让历史证明谁是谁非。这样做等于和毛泽东摊牌。毛已经有了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能量，党内希图通过拥毛捧毛得宠高升的人大有人在。这样做，自己错了要被打倒；如果对了更要被打倒。最后一条路就是违心检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紧跟毛泽东，保持路线、政策的一致。将来出了乱子，我再出来承担责任，收拾局面，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周恩来的思路定在第三条上。他把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总理兼职秘书范若愚找来，夜阑人静之后，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说得很慢，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中间陈云来了一次电话，二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打完电话，周恩来说得更慢了，足见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何等激烈。

检讨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又细细推敲修改，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过了几天。稿子退回来了。毛泽东把一些过重的话删掉了，有些话改轻了，把问题的性质限制在认识的范畴以内，好像毛泽东并无撤换总理的打算。周恩来理解，毛泽东这次逼他检讨类似七届四中全会让刘少奇做检讨一样，毛认为这对于巩固他的领袖地位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刘、周挂不起帅来反对他，全党都只能跟着走。对，一块儿对；错，一块儿错。

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下，周恩来走上怀仁堂的讲台、他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正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也不要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和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泽东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地方法，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化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扩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底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的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那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造成的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了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这个检讨发言，听起来真诚、朴实、自然，定性准确、分寸适度，上纲恰当。最后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把毛泽东定格为“真理的代表”，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大大强化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地位，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检讨过了关。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作了检讨发言。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1958年5月25日召开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晋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党内盛传柯庆施将出任国务院总理、知趣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上了辞呈，彭德怀与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彭的请辞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直对周进行挽留，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由于周恩来检讨得“好”，毛泽东尊重常委多数的意见，没有撤销周恩来的总理职务。但他深知周恩来是个讲“良心”的人，依靠一个讲良心的总理是不能完成大跃进的历史任务的。据胡乔木回忆：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是管家人，知道195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7%，基本建设却要翻一番，增加100%，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恩来说服了刘少奇和政治局的多数，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200亿元减少到140亿元。这才勉强把日子过下来，没出大乱子。10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确认了反冒进的方针，周恩来把基建投资预算从243亿元削减到111亿元，减幅为54%，这才使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有这样务实能干的“贤相”本是毛泽东之福，但毛却认为周恩来妨碍了他。这时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以便手里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使自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他要亲自挂帅到第一线来领导工农业生产，组织和指挥大跃进。既不能搞大动作撤换周恩来，他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毛泽东提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谭震林任副组长；政法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0日，专门发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毛泽东在文件中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那五个小组，组成了“政治设计院”，自兼“院长”，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果然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只要他一句话，各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就闻风而动干起来。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九条发明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的跃进工作法。“中央两本账，一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地方”当然是指省市自治区一级，地、县、乡三级怎么办呢？按照这个模式来套，计划就浮夸得没有边了。

对于两本账工作法，中央财政部党组1958年5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是这样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一次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标准，打破第一次平衡，编制第二本账，组织第二次平衡。这种计划的方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来的，它是我国计划上的一次革命。”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组织第二次平衡”，实际上是不顾财力、物力的条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两本账工作法是给浮夸、虚报、造假披上计划革命的外衣，使高级干部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吹牛撒谎。

根据两本账工作法，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作起来了。

六月中旬，李富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钢产量，周恩来2月18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是达到1600万吨，如今李富春提出的指标是6000万吨，翻了四倍。他还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打开眼界。”

6月16日，李先念送上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收支的预算。第二个五年的财政收入，初步框算为400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33.8%。支出初步框算，为4340亿元。与收入差340亿元，可以在动用预算外收入和仔细核算过程中解决。支出中，基建投资为3050亿元，占全部支出的70%以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6月17日，薄一波向毛泽东送上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说1958年的国民经济，从上半年看全年，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这就使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对1959年的工业生产，估算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60-70%，钢达到2500万吨。毛泽东阅后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农业部也不敢落后，六月中旬送上报告，说“二五”期间农业方面的第二本账是：1962年粮食产量8500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1200斤，粮食作物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棉花产量8000万担，平均每人11.5斤，棉花单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大家畜计划发展到1.5亿头，猪5亿头到7亿头，羊2.5到3亿只。居然把第二本账毫无根据的空想当成了马上就要实现的现实。

1957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时制定的1958年经济计划，其主要经济指标是：
钢：624.8万吨
粮食：3920亿斤
棉花：3500万担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靠边站，毛泽东亲临第一线主持党政合一的“政治设计院”，经过两本账的戏法，制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
钢：1070万吨
粮食：6000-7000亿斤
棉花：7000万担
钢产量1957年是535万吨，1958年指标为1070万吨，恰好是翻了一番。

从决策翻一番的经过可以看出，毛泽东治国真如同小孩做游戏。据陈云回忆：“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日才决定搞一千一。”最后敲定1958年钢产量的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王鹤寿关于钢产量的一些报告，也是绕过周恩来，直送毛泽东或经刘少奇转。

追踪这个热昏的决策，又追到了那个正在为当总理创造业绩的柯庆施。他是上海第一书记，还是华东协作区主任。据他在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华东五市（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钢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800万吨。”柯庆施送来的“好”消息成了毛泽东的第三本账，既然华东可以搞到800万吨，其他地方还不能搞300万吨吗？！翻一番的指标是毛泽东的第四本账了。我们可以说，柯庆施误导了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正是毛泽东误导了柯庆施吗？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吴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跃进、一年赶上英国。下边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办不到，就只好不讲“良心”说谎造假。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庆施、王任重、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

为了把右倾保守（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打下去，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和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告诉大家要从组织上准备和调整大跃进的各级领导班子。毛泽东点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等，这些人都受到了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对省、地两级班子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

地方大员中迎合上意吹牛撒谎最不讲良心的要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规定黄河以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150斤到1967年提高到400斤；黄河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208斤到1967年提高到500斤；淮河长江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400斤提高到1067年的800斤。这就是所谓的四、五、八计划。这个计划并不离谱，如果在12年内扎扎实实地去完成，粮食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已经算是跃进了。河南地处中原，三种情况都有。吴芝圃在成都会议上说：河南一年之内就能实现四、五、八，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被毛泽东封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3月20日，毛泽东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在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农业纲要的重要一条是水利化。吴芝圃把河南水浇地面积虚报了2.4倍，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吴芝圃本是河南省省长，把讲良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提出的农业发展计划打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5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点了潘复生的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全省抓出“小潘复生”二十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人。提了一批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为代表的没良心的“左派”，形成了河南大跃进的领导班子。八大二次会议还没开完，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免去潘复生的职务，从北京揪回河南批斗。

对河南问题的处理把各省的第一书记骇了一身冷汗。谁要是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当了“观潮派”、“促退派”或“秋后算账派”，就要准备当潘复生，南宁会议时潘复生还是座上客，如今成了阶下囚；同时也提醒各省的二三把手，盯着第一把手，只要他讲良心，讲实事求是，你们升官的机会就到了，吴芝圃就是你们的榜样。于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说谎我比你更能说谎，你吹牛我比你更能吹牛的政治环境形成了。为了迅速筹集手里那一把米，把国外的鸡叫来，毛泽东要让国内人民做出最大的牺牲，他不仅需要一批敢于杀鸡取卵的根本，而且需要一批能够画饼充饥的干部。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这是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新华社广播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全国“卫星”齐放的局面。

6月11日，河北魏县，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3530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登载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他是看了遂平县连发两颗“丰产卫星”的消息撰写此文的。他说：“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就等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钱先生的文章影响了一大批醉心放卫星的干部，成为后来放亩产四五万斤的“科学”根据；连毛泽东也相信了钱氏的理论，相信亩产几千几万斤是真的。这篇文章对大跃进推波助澜，起了很坏的作用。

6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卫星”就放得更大了。

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蹵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这是小麦的最高亩产量。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36956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43075.9斤。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百湖乡长春社亩产中稻43869斤。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52599斤。
9月5日，《人民日报》广东蒲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中稻6043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中稻8252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4钱（130434斤，中国市斤，16两为1斤，所以还有10两4钱的小数）。这是水稻的最高亩产量。

这些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我们解剖一个卫星就知其余了。

河南信阳鸡山公社的水稻，8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于8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党委的决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造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级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共同欺骗上级、欺骗舆论，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放水稻高产卫星，必须要内定一个标准，经过党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45000斤。28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日早晨6时许，205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日下午，6亩6分三厘试验田及其周围总共430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13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月1日中午12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324375斤5两。这本是436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6亩6分3厘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6.63=48925)，得出亩产48925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脱离常识的造假是很难统一群众的思想的，总有一些人说长道短，这就需要借重于专政的威力。信阳事件后，陶铸、王任重前往调查，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造成的大跃进局面踌躇满志，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番话：

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底3700亿斤增到7000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3300万担，今年大概有7000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如果今年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了，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000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把大话说出去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粮食，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就说他们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仓私分，成为后来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天马行空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轻言1958年钢铁翻一番，使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1957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翻一番就是1070万吨。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最后决策此事时，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450万吨，剩下4个半月时间要完成620万吨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作出翻一番的决定等于打造了一个紧箍咒套在了自己头上。一生谨慎，向来做事留有余地的毛泽东，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意志了，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全国人民赴汤蹈火去干，没有办不成的事。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他说：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债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我看110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以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做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

笔者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传出的记录稿，没有看到原始记录，但精神是不会错的。令笔者惊诧的是毛泽东似不应荒唐到下令拆铁路去炼钢，以凑数完成翻一番的任务，这是建设呢？还是破坏呢？但记录稿上就是这么写的。他对自己说过的话看得极重，实际是暗示中央和省的领导人，铁腕政策，强迫命令，不惜代价，把铁轨回炉，也要完成翻一番的任务。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

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专门召开了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中央钢铁的头”、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向各省下达了钢铁生产指标。全国在本年度后四个月，九月要生产200万吨铁，120万吨钢；十月要完成280万吨铁，160万吨钢；十一月要完成32万吨铁，200万吨钢；十二月要完成350万吨铁，220万吨钢。总计在1958年9-12月，要完成1150万吨铁，700万吨钢。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用的是通栏大字标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20万吨，比去年增加85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为了保证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了指挥系统：“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方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

全国人大决议正式通过的钢产量指标按法规来讲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共产党的政治局无权推翻或撤销全国人大决议。要改变这个数字需经以下程序：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提交国务院认可，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新的议案，全国人大有接受或否决的权力。如果全国人大有权否决1070万吨钢的指标，不仅避免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折腾，也使毛泽东悬崖勒马，避免一个大错误。毛泽东当时可能感到很不舒服，但很快会清醒过来，感激立法机关对他的制约，不幸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踢开国务院，踢开全国人大，这些能避免他犯错误的保险装置都被他置于无用之地，他的历史性大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地铸成了。

根据毛泽东“要每周抓一次”的指示，9月4日晚上，撇开国务院和省政府，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委书记电话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中央书记处领导炼钢，但总书记邓小平没有出面，他把彭真和谭震林推到了前台。

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电话会议上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主席又提出了，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

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最高国务委员会上主席说，钢铁上不去，其他就跟着上不去，你不能光吃粮食。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跟得最紧，率先组织了本省钢铁大跃进，赶在9月15日放了一颗钢铁卫星。据《人民日报》17日报道，9月15日，河南全省建成45000多座炼钢炉，动员360万农民，出动407000辆各种运输车辆，“打了一个日产生铁18693.92吨的打胜仗。”而这个省在九月上旬，即9月10日前日产生铁只有780多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比老钢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河南大捷证明，生铁这一关是一定能够突破的。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九月份根本扭转土高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九月份的产铁计划。

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这时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不相信河南的卫星，派工业秘书顾明去抽查一个点。顾明曾经留学日本，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过，是个内行。他到放了日产生铁102吨高产卫星的新乡，看了现场，向干部群众做了调查，还带回一块生铁样品，向周恩来汇报说：“完全是弄虚作假。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要十多吨。日产102吨生铁，原材料要1000多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理请看，最上乘的产品就是这种海绵铁。”周恩来接过样品，良久无言，后来才掂量着那块铁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封了“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等于不要周恩来管钢铁的事。作为总理。周恩来还是每周开一次钢铁会议，以求加强领导，减少损失。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竟拒绝参加会议。在9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汇报炼钢的农民不认识矿石，往往把较重的黑石头当作矿石；农民没有“吨”的概念，把一吨当成一担，在计算产量和投放原料、辅料时引起混乱。周恩来下令调了13000多名化学系的大学生，派往各地指导。虽说杯水车薪，周恩来的力量也只有这么大了。

周恩来虽然发现了河南钢铁卫星有假，但当时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高扬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大放“卫星”的地方了解炼铁情况。他发现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向中央写了封信，对所谓“小、土、群”等违背科学的做法提出异议，据理力争，提出看法。毛泽东看后龙颜大怒，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携儿带女，发配到贵州劳动改造。这个标杆一立，就把各级干部的嘴都封住了。眼睁睁地看着造假，承认造假。表扬造假，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因为“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河南的钢铁卫星，是这样应运而放的。谁要敢对河南的钢铁卫星有怀疑，谁要敢否定河南的做法，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就会使毛泽东发出的“伟大号召”变成空话而下不了台！而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这时候已被摆在了所谓“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时候各级干部都有一句自我解脱的话，就是：“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质言之，所谓“政治账”，就是毛泽东的面子；所谓经济账，就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河南这个样板一树，各地、市、县的书记们就知所趋处了。《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报道了第二个典型—湖南省邵阳专区。报道说：

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得最快，跳得最远，奇迹也就出现最多。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区。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呢？最主要的，也是彻底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钢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使“为什么要发展钢铁，如果发展钢铁”的道理家喻户晓，从而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钢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七万多人找到120处铁矿和51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两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6000多吨焦煤，当群众发动到这样的程度，奇迹就一定出现。河北武安县所以能在三天之内使生铁产量从100多吨提高到1000多吨，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12万人投入钢铁战线。山东等省为什么敢于提出万吨省的目标？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因而满怀信心。

为了在1958年年底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按月按日计，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30日为止，全国钢的日产量必须达到6万吨，而生铁日产量必须达到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要求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钢铁大会战。为了完成这样的指标，计划10月份在全国建起30几万座小高炉。中央书记处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六省力争在九月份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要求全国有30-50个日产千吨的县。

9月25日，毛泽东南巡回京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评“还有一些同志”，是指各级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坐不住了。10月7日到9日，王鹤寿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土法炼钢促进会；11日，又在河南商城召开同类会议。据当时计算，在1958年最后三个月，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只能满足钢产量翻一番的四分之一，下欠的四分之三炼钢用的生铁，要靠土法冶炼。冶金部连续召开两次现场会，就是要介绍、推广土法炼钢方法，宣传所谓小（小高炉、小平小转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大破“保守思想”，“怀疑论”和“条件论”。配合宣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指出：

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

9月1日到20日生产出的全部生铁中有50%左右都是土高炉生产的，这个比重还可能提高。可见土高炉在当前钢铁的生产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许多地方九月份的生铁生产上升得比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了土高炉。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起动手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奔腾的兴旺局面。

有人认为土高炉耗费的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不经济，不合算，是的，搞土高炉必须要动员很多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间，就是说必须保证今年拿到107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

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认为；两个月来以钢为纲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巨大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它的伟大政治意义，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从此，我国工业化事业将由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来搞。通过运动，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打破消极平衡论，建立以钢为纲的积极平衡论。炼钢又炼人。死全国人民都受到多种锻炼。会议要求今冬明春要广泛发动群众，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引向更高阶段，要调整、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小、土、群”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工作，为迎接明年工业生产更大的跃进而奋斗。

毛泽东不断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书记挂帅，党的组织系统成为最有权威、最有效的系统。两次书记电话会议，两次工业书记电话会议，首先把全党、进而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动群众的魄力和能量果然不同凡响。“为1070而奋斗”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强劲的主旋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元帅升帐，其他一切都要让路。”《人民日报》9月5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当钢铁生产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能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实现“1070”！

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面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疯了”。七月底。用在钢铁工业上的劳动力几十万人；八月底，增至几百万人；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十月底，增至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大炼钢铁的，全国投入的劳动力超过一亿以上。

随着人数的激增，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七月，有三万多座；八月底，增至17万座；九月底，增至60多万座；十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公社炼钢，而且部队、学校、机关，甚至外交部和文联。以至于宋庆龄公馆的后院，都建起了炼钢炉。那时你若有幸乘火车站神州大地巡游，真是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铁路两侧，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标语醒目，红旗招展。昼夜三班倒，人停炉不停。新建的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还把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被改造为土法炼钢的炉具。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也有因农民不认识矿石，把黑石头当矿石送入炉中冶炼的，当然，一样算成果，一样放卫星。实在找不到铁矿石的地方，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锤、铁锨，庙里的铁香炉、铁鼎，殷实人家的铁门、铁栅栏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铁器送到炉里去，炼出来的烧结铁，铁丝直支楞楞，半个门环镶嵌在铁疙瘩上，这些都作为产量放了卫星。

到1958年12月22日，新华社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产量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没有宣布的是，有308万吨钢。416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补贴了50亿人民币（没有炼成的土铁和烧结铁740万吨，亏损31亿元；炼成能搭配使用的土铁300万吨，因成本过高而损失11亿元；炒土钢亏损8亿元）。当时一顿钢的市价是150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345元，那真是赔本赚吆喝。这就是所谓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大陆官方认可的统计数字是1200亿元人民币，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共550亿元。大跃进浪费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1958年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大放异彩的一年。世界观察家看中国，难免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这一年，毛泽东除了提倡钢铁大跃进外，还提出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指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要把公社建成新乐园，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起点就是公共食堂。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子全县万人大会上作报告说：“让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一个县委书记，不懂经济，作此梦呓，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伟大领袖”竟然认为这是可行的，11月6日毛泽东在登载这个报告的《宣教动态》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毛泽东的疲于和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391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河南最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社员总人数的99%。

毛泽东热心提倡吃饭不要钱，决心要施这样的“大仁政”，是以粮食多得发愁为基础的。

他想象的粮食有多少呢？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任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翻了一番还多。

9月1日发表会议公报时留有余地，打了折扣，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产量达7000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10月，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在作总结报告时言之凿凿：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10000亿斤是可能的。

12月初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西安会议估产有水分，打了折扣，12月1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1958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后来经过落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棉花产量3938万担，这就注定了公共食堂是短命的。

一开始，公共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是真的。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了过路人走了多远，还强拉回来，说天黑了还不吃饭？反正吃饭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看这种景象，正如《镜花缘》中描写的君主国世界。

我们看看虚报产量最严重，后来饿死人最多的河南是怎样办食堂的？这是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300多个人人夸、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九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粮，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307个食堂，有279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制度。

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就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在214个食堂做到了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羔、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叫五香纸卷馍，很像春卷，群众非常爱吃。做法是：把南瓜、红薯叶等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杆得像纸一样，然后把拌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这些食堂并不是一开始就办得这么好，这么受群众欢迎。开办初期，有150多名地、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得一塌糊涂。党委会发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调配了32名共产党员、63名共青团员和85名“建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当炊事员和食堂管理人员。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张金生还深入第十七食堂，亲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创造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许多饭菜新花样，马上召开现场会议，于是全公社300多个食堂的工作都陆续得到了改进。

这篇报道虚夸是显而易见的，九十顿饭菜不重样，那是宫廷御膳的水平，公社食堂肯定做不到。但不光是吹牛，食堂初期确实风光过。那是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左邻右舍参观，开现场会、评比会等等。笔者曾有幸亲临胜境，在北京丰台区某公社吃过几天食堂，大白馒头，大锅菜，还是很实惠的。因为我是去探亲的客人，当然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据主事者跟我私下谈论：“干部、群众大多数人不愿意吃食堂，懒汉、二流子最积极。但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毛主席的号召，谁行动慢了，拔谁的白旗（撤职处分）。我们是拿出全社几千口子一年的口粮垫底，让大家放开肚子吃，吃到哪天算哪天。口粮分到户，可以吃一年，这样吃半年就得吃光了。到时候上级总得想办法。”后来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在农村公共食堂，免费供应导致无节制的消费，有的把可以维持6个月的粮食3个月就吃掉了；还有的地方两个星期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经济学家、当时的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有1750万吨，相当于1958年农村供应粮食的11%。这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是后来导致大饥馑，饿死人的原因之一。

虽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但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大锅饭，养懒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可以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勤劳的农民想：起早贪黑，深耕细作，下多大力气，多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自己混个“肚儿圆”；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看不见的时候早收工，今见啥也不干的二流子、陌生的过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索性工也不出了。广东新会县吃食堂的结果出现了“四多四少”，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如此坐吃山空，岂能持久？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她：“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当地农民告诉阎书记：“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15里，不算远。最远的有30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相信他的话，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的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1959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么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1958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为了保钢，保那个图虚名得实祸的“1070”，把青壮劳力都赶上了钢铁第一线。农村的景象就如湖南平江县一位伤残的老红军给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当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3818万人，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大量的车辆和牲畜也被调用去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或运不出来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最保守的估计，“1958年底农作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10%就是400亿斤。

一个虚报产量，一个丰产不丰收，一个吃饭不要钱，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到1958年底就逐渐暴露了。首先表现在那个吃饭不要钱的的食堂上，开始由干饭变成稀饭，而且越来越稀，由粮食而瓜菜、野菜，终于难以为继了。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1959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6-12两（16两为一斤），后又降至3-6两不等。”三两粮不到100克，每8个人饿死了一个人。

1959年2月17日，年高德昭的朱德元帅视察广东，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六月十六日他在吉林视察时又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7月9日，他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些人以为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7月11日。朱德在长沙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产出一点东西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朱德的讲话，虽无文件下达，还是流传开了。1959年夏，发生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团设有鱼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这个县共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对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1959年8月10日他亲笔写下了《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文件发到全党，全党震骇莫名。承担分裂党的罪名是要有的资格的，一个省委书记解散了一个县的食堂，怎么能上纲这么高？当时大家不理解，毛泽东的这则批语，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德的。8月12日他在庐山会议常委会上讲，他担心“总司令可能闹乱子。”这就是指朱德对食堂问题说了几句实事求是但是和毛口径不一致的话。毛泽东在巩固领袖地位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甚至是神经过敏），见微知著的。凡全局性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其他常委先讲话，讲对了也不行；他认为这是谁当家，谁说了算的问题。

公共食堂面临严重危机，毛泽东早已意识到了。他硬撑着不回头，但也需要了解真实情况。1959年2月，他派自己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率工作组前往四川调查。

田家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才子。原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从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兼擅诗词，很得毛泽东赏识。田家英率工作组来到成都北面的新繁县崇义桥，这是田家英的外祖家，他的一位舅母仍健在。他来到这里，是希望了解真实情况。

田家英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他记下了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24000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650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30000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交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造假是出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谷太多了。”恍谷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外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5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慨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她秤的是连麸面。”

田家英，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大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待了6个月，中间曾于1959年4月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如实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各省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由于粮食匮乏，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2月18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据2月15日统计，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59000多人，已病死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当属有良心的干部，及时把最初农民外逃、浮肿病、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如果把人民的生死忧患摆在第一位，紧急转舵，调整政策，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饿死几千万人。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把自己的面子、威信摆在了几亿农民的生死忧患之上，顽固地坚持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他把河北省委的报告压下来，却把贵州省委的报告批转全国，

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摸准了“大方向”，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2月24日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全省13万个食堂，有80%是巩固的，20%左右不深巩固。“农村结果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公共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搞垮食堂，这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该救灾放赈时候，继续不择手段搜刮农民的粮食，说这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这个文件下去所引起的作用就是阻塞言路，各省有灾情也不敢报了。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措施成为以后大规模死人的直接原因。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只许农民就地饿死，不许出村。民兵巡逻站岗，像看集中营那样看住农民。在旧社会，遇有荒年灾月，农民扶老携幼“下关东”，到富庶的地方移民，到城市要饭，人挪活，树挪死，多数能活下来。。这条路一堵死，大大加剧了灾情。这是第一个损招。中央文件一下达，全国都大抓起“盲流”了。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教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这样我就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押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我们大队原有5000多人口，现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第二个损招是改变粮食管理体制。1959年4月22日，河北、山西、黑龙江、陕西、甘肃、山东、江苏、上海等16个省市的财贸书记在合肥举行粮食工作会议。粮食厅长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改变农村粮食管理体制问题，过去，除了国家征购粮食以外，留在农村的粮食基本上由承包单位（生产小队）管理，有些则分到社员家里。会议认为，这种管理体制不符合兴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的要求，不利于加强基本队有制（生产大队）和逐步向公社私有制过渡。因而提出将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由基本核算单位（大队）统一保存和管理，如何动支都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这样一来，种田的农民就根本看不到粮食了，家里有一点粮食都是非法的，完全失去了自救能力。

毛泽东在知道了全国严重缺粮的情况后，他的指导思想是：保住城市，牺牲农村，1959年7月5日，他在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

下年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0亿斤，似乎也略微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二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干有稀，糠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就在毛泽东决心牺牲农民、保全面子的这两年，许多拥护共产党、听毛主席话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了。那些贫苦农民多数人饿死不造反（小反发生不少）。，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办公社、叫办食堂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怎么能反对自己的恩人呢？他们至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为什么这几年光出馊主意呢？

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按照中共党内的术语，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这时，毛泽东头脑清醒了，他想得很深、很远，他出奇地沉着冷静。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过的，犯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难就难在要自己否定自己。他要发明理论，组织队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谁能为他的错误辩护，谁就是亲密战友；谁要准备纠正他的“左”倾路线成为，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内的多事之秋从此开始了。

天马行空

第十四章  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1958年10月25日凌晨3时，彭真给湖北省委打来电话，秘书长梅白接的。彭真说：“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毛主席的专列将在明天即26日下午4时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岔道停车两三个小时。与15军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通知廖冠贤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告诉任重同志准备好。”梅白问：“谈什么内容？”彭真说：“毛主席对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产600亿斤粮食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梅白立即向第一时间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作了报告。

26日下午，驻孝感的空降第15军政委廖冠贤周密部署了专列外围的警戒，与王任重，、梅白提前赶到孝感车站东段岔道迎接一号专列。毛泽东先接见廖冠贤和15军的领导干部。这时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和大队书记都来了，大家在外面等候。

送走廖冠贤等军队领导干向毛泽东汇报。部，叶子龙引导王任重等登上专列，进入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简短寒暄后，由梅白代表王任重（因王发低烧）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

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600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

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了他的讲真话的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60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4.2两粮食（注：中国市制计量单位，16两为一斤，相当于500克，一两相当于31.25克）。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4.4两。黄冈地委还要从黄冈调出40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200亿斤左右，至多220亿斤。”

毛泽东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伤感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地区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

这时被指定晋见主席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日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列前就打了个喷嚏。叶子龙怕她传染给主席，不让她上车，她说：“是组织通知我来的。”正在交涉，毛泽东看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少年也没有传染给我。来，小姑娘，请坐。”晏桃香怯生生地坐在毛泽东对面，主观上是想离主席远一点，别把感冒传染给他老人家。。不料刚坐下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了毛泽东一脸。地方官员们面面相看，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脸都没擦，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能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这几句话，气氛顿时缓和了。

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摆手：“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接着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埂，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我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三百瓦电灯，还有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满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委，地压县委，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着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给湖北600亿斤的指标。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毛泽东又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同叶子龙说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呀！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这件事让晏桃香回家说了，全家都流了泪。

基层干部和群众离去了。毛泽东对省、地、县委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呀!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然而毛泽东是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从1958年11月初到1959年6月，这8个月中他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在武昌举行）、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等一系列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重大失误。每次会议，他都作基调性讲话。在这几次会议上。他的姿态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借用《纲鉴易知录》卷一对纣辛的评价）综合他在几次会上的讲话，其要点有五：

一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广大农民是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笔者按：这完全是伪造民意!这和毛泽东在孝感火车站说的‘对不起人民’。‘国有流亡愧此生’的话，简直是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私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决心固守的一道防线，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要在这条防线上与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战。

二是“一个指头”的错误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

“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举起群众运动的盾牌，毛泽东就避开了自己的责任。“一个指头”的错误没有他的份儿！

三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给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以指导，纠正他们“急急忙忙向前闯”所出现的偏差。

11月9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印发了他给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四级干部写的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领导与会者读斯大林的书，边读边发议论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这里批的是陈伯达。陈伯达主张产品调拨固然该批，但所谓“理论家”陈伯达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自己的灵魂的。他完全是靠刺探、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得先机之利，拉大旗做虎皮，在党内冒充先知先觉的。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开始回头时，陈伯达按毛泽东原来的思路继续往前走，碰了个大钉子。其实，违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主张产品调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他在80天前，即8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计划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省委书记调东西的“条子要灵”。

毛泽东又批评说：“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是谁把三级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又是毛泽东。他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所谓“一大二公”就是变生产队所有制为公社所有制。他钦定的公社宪法--《嵖岈山卫星公社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一交哪里还有什么“三级所有”呢？后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毛泽东掩饰公社化运动失败的一块遮羞布，队为基础公社就名存实亡了，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不摘。

四是他对强迫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必要性作出解释。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铁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谁愿意画画就画画，谁愿意唱歌就唱歌，谁愿意跳舞就跳舞，怎么行呢？如果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他的这种新颖的思路，新颖的语言，当时在党内是很得彩头的。但如果冷静一想，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试问，1958年以后和以前，没有强制几千万人的大炼钢铁，哪里出现了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的荒谬现象呢？

毛泽东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坚持下去，是一种政治上作秀。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毛泽东时代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掩盖和歪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恩赐给农民饭吃，还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放了一炮，他综合自己在六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所见所闻，以他惯常的坦诚和直率在会上发言：“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的意见影响别人，急忙插话表态：“德怀同志，你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下面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忙声明：“主席，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泽东微微一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洞察幽微的周恩来会后找彭德怀个别交谈：“彭总，我们都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了，如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嘛，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娴于辞令的周恩来这番话的要害是“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按照中共党内的语言习惯，中央政治局的“班长”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怕彭德怀闯祸，也怕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吃亏，作此善意的提醒。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对总理的话理解了，但回了一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稍顿，又说：“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辞别周恩来，彭德怀回北京处理西藏叛乱问题。从1959年4月26日至6月13日，他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虽是出国访问，但国内形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故乡之行的见闻给他脑海打上的烙印太深了。无论是坐在飞机上，还是坐在火车上，一闭眼就回到了湖南。。。。

那是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元帅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穿一身青呢子服，圆口布鞋，全然是乡下老倌模样。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那是元帅的家乡。彭元帅到来的消息传遍村村寨寨，乡亲们沸腾了。

按照接待中央首长视察的规矩，先把彭德怀请到公社办公室，由公社领导人汇报。当公社书记谈到他们的“小、土、群”炼出了640多吨钢时，彭德怀追问：“是怎么炼的？”

公社书记说：“为保钢铁元帅上马，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青壮男女齐上阵，县里还从外地调来劳力支援。燃料主要靠砍伐森林，还拆了一部分房子，挖了一些坟墓。。。。。”

听到此处，彭德怀火了：“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炼铁，真算得是天下奇迹，哪朝哪代见过？”
公社书记吓了一大跳。

彭德怀又耐着性子询问粮食的产量。公社书记说：“今年是大丰收，亩产上千斤的队不少。”彭德怀接住话茬：“附近有没有千斤队？”答复是“吴公塘就是个千斤队。”彭总叫把生产队长找来。队长听说公社书记汇报时碰了钉子，先就有些胆怯，支支吾吾地回答彭老总的问话说：“亩产怕会有。。。。。。千把斤。”
彭元帅笑了：“一队之长，连本队产量数字到现在还无得底，不太好吧。”队长说：“劳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忙不过来，收回的谷推在禾坪至今无晒，还有几丘田收都无收。”彭德怀一听，明白了，说道：“你领我到无收的田里看看。”队长带路，来到一片禾叶枯焦的稻田，彭德怀数了数一丘田的褐篼数，又蹲下拔出数了数棵树，然后对跟随的干部说：“你们看，禾篼这么小，种得这么浅，能有上千斤的产量吗》我那时候在家作田，一亩田收上500斤就算好禾咧！”有人低声插话说：“现在的产量都是喊出来的。”彭德怀接着说：“我最近看了很多地方，都说亩产上千上万，我就不信那一套！你们是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鬼话了吧？说假话，吹牛，无一点好处，既害国家又害百姓。”

回到村里，彭德怀被少年时代的伙伴拉到了幸福院。彭总进了幸福院，见锅灶正在冒烟，上前接口锅盖，见是一大锅野菜，几粒米上下翻滚着。他黑着脸，坐在灶旁一个小凳上不说话。

彭德怀盯着这位老伙伴蜡黄浮肿的脸，说：“我看看锅里，看看你们的脸色就明白了。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饭都吃不饱算什么幸福院？”

这里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三场孤寡老人都围了上来，其中有几个老红军挨着彭总坐下。附近的群众闻讯也来了，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位老红军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乡亲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米，毛主席知道吗？”

一个抱着娃娃的老婆婆说：“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年人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忍不住饥，要叫哇！”

彭德怀上前看看这个孩子，骨瘦如柴，头显得特别大，不禁掉下眼泪来。脑子一闪，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饿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弟弟出去讨饭的情景。可那时候，还能讨回一些剩饭，记得最多一次讨回了三升米，如今到处是揭不开锅的公共食堂，讨饭都没处去要。32年前，因为贫困，因为没饭吃，领着穷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义，南征北战。如今打下了天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自己被封为元帅，可家乡成了这个样，对不起父老乡亲啊！这样下去，江山能稳吗？正是这种江山不稳的责任感促使他在上海会议放炮，在庐山会议上书。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现在兴的那些规矩，都说是毛主席叫这么办，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吗？”

又有人说：“别的地方不是一亩十几万斤稻谷吗？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动员他们支援一下我们嘛！”

彭德怀苦笑：“你们这里报纸上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斤吗？”

“那才是哄鬼的！一万斤，在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在场的人愤愤然。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就是真的吗？”这算是彭德怀对那位要从别处调拨粮食支援湘潭的答复。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叹气，有的掉泪。

“老彭，你说为啥子搞成这样？”

“老彭，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吗？”

彭德怀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离开乌石，彭德怀又去了韶山，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周小舟悄悄告诉他，这个大队吃了“偏饭”（意思是省里给了特殊的照顾），1958年也只增产14%。彭德怀看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饱饭，苦不堪言。

1958年12月21日，彭德怀到了平江。这是他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对于军事统帅来说，这比家乡还亲。平江县委的王书记跟这位平江人引为骄傲的彭元帅说了实话。彭德怀掏出小本，一一记下。

“平江1958年开始大跃进。九月，将953个高级社合并为15个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砸烂千家万户的锅灶，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全县提出‘212’的口号（即稻谷亩产2000斤，红薯亩产10000斤，人均收入200元）同时提出40天大办工业的口号，到年底建国营工厂23个，由手工业社组扩建的集体工厂128个，国家对县里的工业投资469万元，添置各种机器设备110多台套，但由于土法上马，追求高指标，不顾质量，产品大部报废。根本不能用。全县为支援大炼钢铁，发动10万劳力上山砍树烧炭50万担，烧掉木材10500立方米，另砍木材50多万立方米。毁掉的林木，超过15个正常年景的生长量。粮食亩产最高的800斤，年景本来不错，但丰产不丰收，壮劳力都被调上山烧炭，炼钢，许多庄家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因为虚报了产量，上面征购征调的多，全县年人均原粮（带壳的稻谷）274斤，大家吃不饱，还得继续苦战，继续跃进。”

年底，彭德怀到了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谈起经济形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把在湖南的所见所闻，都对薄一波讲了。彭德怀说，：“上个月武昌会议时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数字时，谭老板（指谭震林）的报告，建议公布数字可定为10500亿斤，我就不赞成；又有的同志说粮食有9000亿斤，哪有那么多！后头谭老板问我：‘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你说怎么办？’我说：‘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7500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彭德怀迟疑了一下，又说：“今年征购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农村会饿死人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一波同志，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对彭总说的情况深有同感。但他1953年财经会议被整，1957年跟周恩来一起反冒进又挨了批评，觉得自己说话，主席不一定会听。或许联系以前的事又批一顿。转念至此，就说：“彭总，还是你来打这个电报，可能会引起主席的重视。”彭德怀说：“好，请你写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怀签名，给中央发了电报，建议统购粮减少300亿斤。

彭德怀在上海会议放了一炮就出国访问去了。1959年4月2日至5日，会议转成了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作出了1959年“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宏伟计划”，钢产量1800万吨，粮产量10500亿斤。

会议进行中，每天晚上有舞会、电影、戏曲等文艺节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剧《生死牌》，因为是家乡戏，毛泽东专门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断案，大义凛然的清官戏。从剧场回到华山路1235号别墅，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借一部《明史》来。这天晚上，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

4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工作方法16条。但旁征博引，议论纵横，极有吸引力。他号召各级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扫视会场，双目如电，接着说：“现在党内说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转舵，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盛行。要学习海瑞。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批评嘉靖皇帝说：‘嘉靖，加价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上疏里。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他刚刚吃下去，从牢头嘴里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对嘉靖批评得很厉害，但他对嘉靖还是忠心耿耿。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用右手举起《海瑞传》说：“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家可以学习这本书，尤其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海瑞精神。我送了《民生?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看一看，又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送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

海瑞（1514-1587）明嘉靖举人。嘉靖45年（1566年）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气。吩咐侍臣，看住海瑞，别叫他跑了。侍臣回奏说：“海瑞上表前，连棺材都买好了，打发走了家中僮仆，与妻子行了告别礼，现独居一室，就等万岁爷抓他杀头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帝隆庆继位，赦免海瑞。隆庆三年，任命海瑞为应天巡抚。海瑞为民做主，抑制豪强，被誉为“海青天”。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吴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毛泽东素来敬重。1948年他出版《朱元璋传》特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毛也曾亲笔题款向吴晗赠书。这些文字交往使吴晗对毛泽东的信赖无半点保留。听完胡乔木的传达，吴晗说：“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1959年6月15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谈海瑞》；第二天，他又用笔名刘勉之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这时候，彭德怀还没有罢官。1960年底，他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请，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演出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奉命做事的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导致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历史人物海瑞，被毛泽东一鼓吹，在中国文化历史领域活跃了十来年。开头是被歌颂，后来又受批判。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动机何在？是真希望有人上书提意见，批评当今皇帝，还是钓鱼？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钓鱼。但是他最初要钓的不止是彭德怀，还有周恩来、据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在军队系统传达：“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这一谈话很有深意。他在鼓动周恩来对他“大胆批评”。他深知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造成了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1956-1957年周恩来反冒进是正确的，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整治是错误的，周恩来一定不服。一定有话要说。他认为在核心领导层，刘少奇已经在反高饶斗争中被制服，朱老总是个招牌，挂不起帅来；只有周恩来，在国际威望、国内威望、党内追随者等等方面，都有资格出来挂帅与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斗争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因势利导，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先发制人。这些年毛泽东读《三国志》，研究曹操，研究司马懿，他心中的丘壑机关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在几次中央全会上，他见周恩来态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海瑞这张牌，以观动静。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败象渐露的时候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夕， 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说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国家的巨大危机叫刘少奇背上。因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大跃进原来毛泽东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带领六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决策核心之外。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第506页）；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1070万吨、如今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从此在形式上退居二线。

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逐渐恢复工作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举行。会前并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快散会了，3月2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函，与陈云一起飞抵郑州参与讨论毛泽东的会议总结和《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草稿。

4月30日。周恩来接到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通知。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说：“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形势很好，但产量指标搞高了，打被动战。总想知道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定的1959年敢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会议和人大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不能泄气，要想办法，情况让大家了解后，大家想办法，共同努力。”这番话道出了大跃进以来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的苦闷和彷徨。

5月11日，周恩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建议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关于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1958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4月上海会议降至1650万吨。周恩来支持陈云的意见，建议降至1300万吨。并发言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周恩来还建议由他会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5月16日。周恩来约八位副总理谈话，建议在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的重点地区视察，六月十五日左右返回北京。他还郑重其事地向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报告：“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除此以外，对市场供应，农业生产等问题也就近进行一些了解。”这是大跃进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管工业，管钢铁生产。一个国家总理过问一下钢铁生产情况，本是份内工作，却要如此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扭曲了的领导体制所造成的。中央经济小组组长是陈云，副组长是谭震林，按毛泽东1958年6月10日所说“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的规定，中央经济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位在国务院之上，所以，总理、副总理的调研结果，是“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而总理去过问一下钢铁生产，要事先向总书记报告，否则就有擅权、越位之嫌。1959年5月23日周恩来出发到河北天津、邯郸、石家庄等地视察，6月1日致信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来天津8天的工作情况。明确地对干部和群众讲去年农业确实大丰收、大跃进，但由于一时吃多、用多、花多了，今年才出现一时，一部分物资不足的现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彻底地讲增产节约是大跃进中的两条腿走路，这是结合生产和消费、结合局部和全面、结合今天和明天的必不可少的积极的绝非消极的方针。9月13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了周恩来、陈云的意见，确定1958年钢的指标为1300万吨。1958年10月25至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继续跃进”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破例没有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只作了《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而会议主题—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是由计委主任李富春作的。直至1960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时，才给周恩来恢复名誉，并破例地请周恩来谈农业方面的问题。这之后，周恩来才负起总理责任，把国民经济全面抓起来。

天马行空

第十五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因为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盲目乐观，公布的粮食产量是7500亿斤（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按照这个基数安排出口，所以1958年出口粮食266万吨，比1957年度（192万吨）增加38%；根据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9年底粮食产量是10500亿斤。粮食出口量也随之大增，达到419万吨，比1957那增加118%。国家粮库急需补充，各省的粮食却迟迟调不上来。

从1958年夏天起。政府和农民就展开了夺粮大战。1958年底粮食产量，毛泽东钦定为7500亿斤，这个数字是根据省、市、地、县吹牛、撒谎、放卫星的产量综合起来的，根据各级自报的产量征购粮食，大家都得认账。

粮食征购任务是怎样逐级下达直至发展成为政府与农民的夺粮大战的，我们看看河南省遂平县的情况就可知一般了。

据当时任遂平县委副书记的娄本耀回忆：“1958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调子就很高，他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征购，除了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也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于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下，信阳地委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表态提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500斤。标杆一定，人们都往高报，唯独平兴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看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300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百姓吃啥哩？’蔡中田说：‘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说：‘九千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购800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样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一亿斤了。’”

遂平县1958年粮食产量是2.44亿斤，大豆4964万斤，芝麻904万斤，总共3.0268亿斤。可县财委账面上记载着上报的粮食产量：10.279亿斤，比1957年增长3.1倍。按这个账面产量计算，全县人均产量1565斤，根本吃不完。蔡中田悔不该当初吹牛，如今把自己套住了，只好报9000万斤。

省、地、县三级干部离农民较远，在升官的诱惑和撤职的压力下，眼一瞪，心一横，把高征购指标接下来了，到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就很难落实了，特别是小队长们，他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当家人，和社员们同呼吸，共命运。

和兴公社第11小队队长吴国祥，是条硬汉子。征购开始时，会计问他：“是先交征购粮，后留种子粮？还是先留种子粮，后交征购粮？”

吴国祥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

吴国祥一拍胸脯：“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吧着留下了万把斤种子和口粮。这样一来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公社一次次催交，吴国祥说是没有，硬扛着不办。乡里急了眼，派出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棚里挖出了存粮，当场把吴国祥队长五花大绑地带走了。乡亲们不敢拦，流着泪默默地为他送行。吴国祥因为流着泪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沈寨公社二十个大队，最高亩产129斤，最低77斤，公社原来报的平均亩产435斤，按照这个“丰产”比例交征购粮，农民就得挨饿。该社三大队六队队长李如意，在征购开始时召开社员大会，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办？我做主，咱村先藏七十觔（注：一觔十斗，一斗十五市斤）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社员大会商定，把七十觔大麦放在最老实可靠的社员陈宽家里。不料，队里出了“叛徒”，跑到公社把藏粮的事告发了。上面一追问，李如意如五雷轰顶，“哇”的吐了一口鲜血，昏倒在地。

据统计，在遂平县和兴、诸市、沈寨、文成等公社，在征粮的头几天里，受批判的干部和群众264人。

尽管政府采用高压手段，农民的藏粮斗争仍在进行，这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啊!

卫星公社第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重新掺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垛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麦子。

周庄大队让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垛，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放破衣服。

杨里怀村杨凤珍把粮食用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十几个锅盖大的烙饼，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好。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还有的将粮食化整为零，分成小包，趁夜晚无人时爬树放进鸟窝里；有的把粮食放在风箱里；有的把墙推倒，把粮食垒进墙里。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人魔高一丈。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反瞒产运动的指示，中共各级组织，政权机关公、检、法各个部门，都紧张运作起来。

在大跃进中出了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反瞒产动员大会正在进行，到会的各级干部和会计54人。大家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说话。会议主持者，公社书记陈丙寅为打破沉默开始引导。那时的各级干部，既挨过整，又整过人，都是老运动员了。对付藏粮的农民都有一套办法。

一个队的当家人就是队长和会计。来参加会议之前，他们藏好了粮食，订好了攻守同盟，甚至发了毒誓，谁也不能说。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是没人开口的，于是宣布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进一间屋，会计进一间屋，，由公社干部一个一个地过堂。六连连长（即生产大队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阵势，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即招认藏了600斤谷子。那边厢是审会计的会场。一连科技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上牙打下牙咯咯作响。公社干部一眼把他看中，作为重点突破对象。这种会一般选在傍晚开，进行夜战，增加森严恐怖的气氛。说是“教育”运动，大辩论开路，实际场面是让受教育者在会场中间一站，一群民兵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把人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再把这人拉起来，继续进行“教育”。过了子夜12点，这拨人睡觉，换一拨人接着斗，被斗的人是不能睡觉的，这叫“熬鹰”，直到把受教育者的肉体和精神全部摧垮。包根没经过几个回合就全招了，供出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500斤的经过以及藏粮地点。朱遂平在队长会场还在为老少爷们扛着，揭发材料一到，立即被揪了出来。他开始昂首挺胸站在屋中央，一阵拳打脚踢，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起来。有人搬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站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这叫“金鸡独立”，他晃晃悠悠还没有站好，有人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从上面跌下来，又是一顿暴打。就这样他仍然不肯承认藏粮。于是他被捆了个“小鸡凫水”，细麻绳勒进肉里，吊在院子里的树上，只消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被这种“坚决的教育”制服，大喊：“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这两个典型一树立队长会计们谁还敢硬扛呢！

硬的一手之外还有软的一手。公社干部在会上宣布：谁要主动揭发别的队的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给揭发者分一半。三连连长贾守业最先受不住诱惑。他们队200多人已经断粮了，社员们吃糠，吃野菜，甚至剥树皮吃。他自己太老实，没敢藏粮留一手，都上交国家了，对不起父老乡亲们。他太想弄点粮食给那些哭爹叫妈的孩子们，给那些饿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们。贾守业狠了狠心，揭发二排长（小队长）赵德文在皂角树旁挖了红薯窖，藏着2800斤红薯。公社干部找赵德文谈话，他还装得若无其事，指天发誓没藏粮。当上级把他藏红薯的地点和数量都准确地指出来时，他一下就瘫在地上了，随即发疯似的蹦起来，大声喊叫：“日他奶奶。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六个红薯窖，他只报四个，瞒了两个，也有两千多斤红薯。”刘耀西为弥补损失。幻想从揭发别人立功中分一半回来，当即揭发：“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他家藏了400斤扁豆。”互相揭发的结果是国家又挖出一批粮食来，过些日子，农村又多饿死一批百姓。

据当时的《简报》记载：一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世俊成为反瞒产运动中的光荣旗帜。上大会当典型之前，公社领导找他谈话，说：“陈世俊，上级知道你瞒产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你要是积极带头报粮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陈世俊吓得两天没吃饭，左思右想，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被整，不如当一回典型，争取上级宽大。他一口气报了两万一，粮食品种、藏粮地点，都不含糊。大小队干部在陈世俊的带动下胡乱报起来。三连三排长赵德志说：“我在阮成金北屋的芝麻叶下面放了15000斤豌豆。”三连一排长钟保才说：“我在陈书青家里放了1800斤黄豆，11000斤黑豆，在靳新春家放了4000斤高梁。”钟清同、钟德江交代：“在刘庄的菜园旁挖了个地道，从屋里一直挖到后山，共放小麦20万斤，稻子30万斤。”公社按照藏粮地点派人去挖粮，一两没挖到。反瞒产运动中继续搞虚夸，遂平县委不光不纠正，而且把这些虚假藏粮数字认下来，与实际挖出来的藏粮数加在一起，向信阳地委报喜，完成了9000万斤的征粮指标。这样做的结果是给上边一个错觉，以为反瞒产的潜力还很大，农村粮食还很多，农民的承受能力远远未达到极限。农村的严峻形势通过了千丝万缕的管道传到城市，传到党政机关，传到军队。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再也不能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了。

1959年5月，传达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实事求是，讲实话，反对“风、马、牛”，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级干部，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讲了实话，其要点是：

▲“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就是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
▲人民公社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人民公社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
▲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会议提过工资制改供给制等等。
▲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等环节，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
▲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粮食，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

天津市各区党员说出了如下看法：
▲否定“大跃进”，认为是冒进了。
▲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
▲大炼钢铁有四大坏处：1、影响秋收；2、影响整个工业生产；3、炼出的钢铁不能用；4、国家赔了23个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张。
▲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

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认为：
▲办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快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
▲“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要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会使政治影响不好。

广州军区第42军政治部报告说：
▲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
▲有人说：中国大跃进世界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
▲公社成立太早了，太快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40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10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
▲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
▲经济社会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有位排长听战士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很反感，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
▲海南军区一个政治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年不如一年。”
▲一位排长说：“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

在国务院工作的党外干部和技术专家也议论纷纷，据统战部搜集的综合反映如下：
▲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
▲有人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
▲有人说：“现在物质供应紧张，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四位工程师谈论大炼钢铁，一个说：“炼钢损失了23个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一个说：“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个说：“去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这叫一面建设，一面破坏。”一个说：“给钢铁让路的提法不恰当，不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一机部一位工程师说：“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
▲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于1959年3月29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山西各县人民公社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所谓“五级干部”是指县、区、社、队、小队五级干部，每个县到会都有四五千人。会前向大家宣布“言者无罪”、“不戴帽子”，“放手发动群众，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比较尖锐的意见是：
▲有人说：“你们十个指头都烂了，还说九个指头是好的。”
▲有人说共产党的工农兵学商相结合，还不如阎锡山的兵农合一。
▲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

以上这些情况，通过专题报告和《内部参考》、《经济消息》等党内刊物送到颐年堂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他阅读后心情很沉重。一日，用毛笔挥毫，以他那别具风骨的毛体字抄了鲁迅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槁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当时他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听到了中南海地下党的隆隆雷声。

庐山会议前夕，神州大地已经是饥民遍地，怨声载道了。1959年春，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15省发生春荒。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将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绘制的关于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上送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常委。毛泽东阅后，心情异常沉重。一年的大跃进，放了那么多的高产卫星，到如今2500万人没饭吃。4月17日他写信给周恩来，全文如下：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1)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15省的表，一件是5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即印30份，以15份，在3日内，以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收，请他们迅速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的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2）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09页)

周恩来遵办，并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一封信：“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落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2517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

毛泽东决定7月初上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23日，毛泽东到湖南长沙，24日下午畅游长江，25日由周小舟陪同到韶山。28日到武汉，乘船到九江，29日上庐山。

牯岭的东谷河东路180号，无论就所占的地势，就建筑的风格、气派，就室内的豪华讲究来说，均为庐山众多别墅之冠。这是一座两层楼房，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墙上爬满生长多年的凌霄藤。站在二楼阳台眺望，右有日照峰，左有吼虎岭，极目之遥是汉阳峰，庐山佳绝美景，尽收眼底。这原来是蒋介石的别墅，那时叫“美庐”，盖以夫人宋美龄命名也。山河易主，人去楼空已十余载，今日迎来了新主人，这就是打败了蒋介石，在中华大地上主宰沉浮的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180号，那里的一切都由汪东兴精心安排就绪，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风格和习惯对室内陈设家具作了改造。席梦思搬走了，换上宽大厚实的木床；锦被毛毯撤走了，换上里面都是白细布的棉被；要看的书籍已经在习惯的位置摆好；写字台上文房四宝已经备齐。毛泽东登山路上得句，在酝酿一首诗。进屋坐在书案前，展纸挥毫，成诗一首：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又抄在韶山宾馆作的一首七律：

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给胡乔木、周小舟写信一封，附两诗征求意见。通过胡周两人，这两首诗在庐山流传开来。知诗者欣赏诗文，不知诗者也恭恭敬敬地抄在本子上，从字里行间去猜度最高领袖的微言深意。从这两首诗的意思来看，毛泽东一路南巡，看到的是一片丰收、祥和的景象，绝对没有饥荒。这表示他已经调整好情绪，换了一副面孔：坚定、自信、绝不认错、还要整人。他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顺应民心，改变错误政策，而是在庐山画符念咒，呼风唤雨，刮起12级台风和万钧雷霆把他听到的地下的滚滚惊雷压下去，坚决压下去。

刘少奇和朱德是7月1日上山的。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住在东谷河西路124号。这原是中华民国时代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刘少奇下车以后，服务员出来列队迎接，齐声说：“刘主席好！”

“同志们好！”
刘少奇说着进入别墅大厅，坐在迎面的大沙发上。一个服务员捧上一杯茶来。刘少奇说：“你告诉同志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自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作了检讨以后，小心谨慎，亦步亦趋，紧跟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发烧39度，他绝不停留在38.5度。北戴河会议后，有一天机要秘书刘振德给他送来一份《简报》，说是水稻亩产4000斤，刘少奇看来了笑着问：“你相信吗？”刘振德说：“我对南方的水稻不了解，北方的谷子、玉米、高梁这些作物，最高亩产四、五百斤。”刘少奇说：“南方的水稻比北方的谷子、玉米产量高一些，也不会亩产四千斤。人家在骗我们。请你查实一下这份《简报》反映的情况。”刘振德奉命认真地查了，实际亩产不到1000斤。这时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离谱，出了亩产几千斤的小麦和几万斤的水稻。有一次他当着秘书刘振德、吴振英的面很激动地说：“什么放卫星，万斤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浮夸、大话，骗人就是了！敢想、敢说、敢干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嘛！”后来一打听，毛泽东对这一切都是肯定的，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肯定的，还为这个口号跟李达吵起来了。刘少奇赶紧出巡，于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在省长惠浴宇陪同下，视察了江苏城乡。据《人民日报》9月30日报道，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四亩试验田里，刘少奇弯下身子数了一下一蔸有多少棵稻谷，然后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公社书记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注：深翻是毛泽东提倡的），还能多打些。”当政治家就得当两面派，真难、真累呀！听了假话不敢批评纠正，还要装作天真，说更大的假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他的内心痛苦和难处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深知就是毛泽东错了，也得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毛泽东自己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时候，才能根据他定的步骤和分寸，协助做补救的工作。如果他当时就把窗户纸捅穿，把和平公社的书记批一顿，对一切高产卫星表示怀疑，并出来纠正浮夸风，他也许就当不上国家主席了。从当上共和国主席那天起，他更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自己，一定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大事小事都要一致，同时要避免造成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不许服务员称呼“刘主席”，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牯岭东谷河西路359号。这是民国时代另一位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朱德改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本来朱德是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恐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不让他做，还逼他作了检讨。虽然朱毛共事多年，毛泽东知道，就私人感情来说，朱德更倾心于周恩来。如果朱德当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手，权力中心就可能转移。朱德在党内的地位，不是靠毛泽东提拔；而刘少奇是靠毛泽东的提携，上升到第二号人物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的。在当时来说，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做，毛泽东更放心些。上得山来，朱德醉心林泉，神游物外，他知道自己戎马半生，与战友们一起领导党、军队和人民，打下了这个天下，如今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作为总司令该退隐了。只希望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发生大的偏差，政通人和，使国家富强起来。7月7日，朱德作诗一首，与董必武唱和。诗云：

庐山面目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婉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元老林伯渠，填词《浪淘沙》一首，词云：

牯岭雨声喧，气象万千。爱听东谷水潺湲。日照香炉知何处？雾里云端。
智慧何人先？卡尔开山。重峦叠翠更新鲜。一二三四大手笔，宝藏兴焉。

所谓“一二三四大手笔”，指《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林老的词落脚到对领袖的歌颂上，这同朱德的心境是一样的，他们知道大跃进搞得天怒人怨，但还得歌颂大跃进；知道毛泽东犯了大错误，还要歌颂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当时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处在这一种矛盾状态中。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7月1日上山。他给自己挑选的是446号。这不是别墅小楼，是一幢筒子楼，原来是英国人盖的一所医院，是平房，解放后加盖了一层，改为庐山交际处招待所，接待中档客人。“高档”的住别墅，“低档”的这里也进不来。周恩来住楼上201房间，邓颖超住对面207房间。在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周恩来受命主持会议，为了处理会务方便他住在了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也住在这幢楼房。

陈云因为健康原因未上庐山。邓小平因运动中不慎腿骨挫伤正在疗养中。

秀才们特别活跃。一日，田家英、陈伯达、康生结伴同游。走的路线是从含鄱口经植物园到五老峰。陈伯达、康生结交田家英，主要是想通过田家英探听毛泽东的动向，他在读什么书，说了什么话，表扬了什么人，批评了什么事，以弄清方向，摸准气候。关键时候表态，惊四座，立头功。他们预感到，随着大跃进的的失败，必有一场大的党内斗争。陈伯达在郑州会议摸错了脉，把话说反了，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搞错。不料田家英口风很紧，只谈诗。但见云雾低迷，峰峦隐现，田家英提议联句。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成五古一首：

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湖，恨无拿云手。
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言难抬首。
五老牛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
若请诸葛亮，西风去借来；晴日君再来，畅饮浔阳楼。

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是小有诗名的。他的一首初上庐山的记事诗，概括了会议初期所谓“神仙会”的轻松气氛，诗云：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今古句，高谈且饮雾云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庐山会议前期（7月2日至6月1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省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部长，约百余人。一年多的大跃进，大家都心劳力拙，疲惫不堪。这次有机会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白天浪迹山水，晚上有戏看，有舞跳，自是一件乐事。“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就是指的这种升平景象。“弥撒堂尖”是指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原是个基督教堂，误会就在这里举行。从江西省歌舞团、赣剧团中，经过严格的政审，挑了几十名女演员来，再加上能登大雅之堂的女服务员，舞伴就齐了。会议前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也经常在这里流连。

7月2日，毛、刘、周、朱开常委会一次，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此次会议的十八个问题。

一、读书。中央、省、市、自治区三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来说，湖南省委有三句话：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三、任务。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以后年增400万吨，二千三百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1000亿斤，1964年达到10000亿斤。恢复农业40条，还是12年达到。15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
四、体制。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收回，归中央、省两级。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
六、学会过日子。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
十三、质量问题。
十四、去年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

这十八个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羞羞答答地在对缺点的估计上让了一小步，即由“一个指头”变成了“一、二、三个指头”，90%，80%，至少是70%的成绩和光明面。这是他让步的底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即第二条“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要坚持，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左”。对于自杭州会议至八大二次会议他整治周恩来、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就是主张综合平衡，周在八大作报告时就提出了“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抛开哥伦布，第二次发现新大陆，作为自己的一大发明。

在中共党内，真正把毛泽东的丘壑机关看透了的是周恩来。1958年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并把《海瑞传》送给周恩来看，希望周恩来像海瑞那样，挺身而出，再反一次冒进，底下毛泽东就可以翻脸做文章了。但周恩来唯唯仅受教，自己决不当海瑞；同时关照彭德怀，要“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上了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包括编组、日程安排、编辑整理影响会议方向的简报等等。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把主管经济建设的总理抛在一边，现在经济建设出了严重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让周恩来主持会务，即是说让周恩来去引导会议方向，毛泽东冷眼旁观，看周恩来挂什么旗，引什么路，还是等着周恩来出来“反冒进”。

老练稳健的周恩来，严格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框去引导会议。各省第一书记和北京来的部长们按摩足底定的基调发言。大讲大跃进的成绩，然后讲一点缺点（而且已经改了），落实到明年怎样继续跃进上来。田家英在西南组谈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受到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评和制止。比较“右”一点的，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是以严格的自责为主调，决不涉及中央的路线和毛泽东的领导。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吃透了毛泽东为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错误轻描淡写，掩盖农村严重缺粮的基本事实。，成绩是大的，水利、钢铁都了不起，“左”的一套要坚持下去。他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者3600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的谅解。已有95%的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一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的，全省有9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一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600万人上山找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以完成60-70万吨，钢5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了。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的不讲，领导没讲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

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过七次言，有些尖锐的话，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但这些意见整理印成《简报》后，被协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棱角磨平了，以致彭德怀看了还不满意，私下对周小舟讲：“有些意见在小组会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彭老总不理解这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暗中保护他，决定向毛泽东直言上书。

天马行空

第十六章  彭德怀为民请命

毛泽东每天阅读《简报》，看每个人的发言和表态，但没有人跳出来，毛泽东心里很是着急。对于党内、军内和人民中汹涌而起的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暗流他寝食难安。必须要打倒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才能把这股暗流压下去。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的“致主席信”送上了毛泽东的书案。毛仔细看了两遍，心中窃喜，提起毛笔在信上加了个眉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大会秘书处，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与会全体同志。

意见书分甲乙两部分。甲的题目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当时公布的各种数字。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地总路线是正确的。”“在全民大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的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开头说：“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下面谈了两个问题：

一、        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干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各地区，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二、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7月16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议事，决定会期延长，要评论彭德怀这封信的性质，通知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上山。薄与安都是“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批评彭德怀的当事人，这时候毛已下了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清算彭德怀的决心。

对于彭德怀的信件，毛泽东并不亮明自己的观点。在党内斗争中，任何时候他都注意掌握多数，跟一些他认为该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利用各种机会召见一些人，首先是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例如，邀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时，说：“我现在不发言。”

从7月17日至22日，各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讨论。

第六组（东北组，组长欧阳钦）22日上午讨论，对彭德怀信件的评论是这样记载的：“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 ，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对于后来被抓住不放，上纲为反对毛泽东的几处提法，即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影响城市各阶层和农民各阶层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问题；处理经济问题不如金门打炮、平定西藏叛乱那样“得心应手”问题，大家也表示了看法。有的人说：“从实际工作执行中，从一个时期发生的具体情况看，如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说它是政治性问题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热得过火，如有的县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过分，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不要说成是普遍现象。”有的人说：“说我们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不像平定西藏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指我们这方面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当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也在第四组。他是带了一箱子“海绵铁”上山的。大跃进以来他和王鹤寿的关系很紧张。王是钢铁工业的“头”，赵是机械的“头”，这是毛泽东在北戴河封的。王把炼出来的钢铁交给赵尔陆。赵尔陆想展览这一箱子宝贝，后来一反彭德怀，没敢拿出来。赵尔陆在小组会上是这样说的：“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社会中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政治性的，容易引起误会。”

四组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食堂问题上继续护短（因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揭了老底）。他说：“应该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10-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李显然知道，田家英的“御状”没有告倒他，他对彭信没有正面评论，但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李先念也在第四组，跟组长唱了对台戏。他说了四个问题：“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食堂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有三个问题要考虑：1、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360斤口粮肯定不够，在家吃饭可以糠菜半年粮；2、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肯定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九千万吨；3、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话：肯定要下降。）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这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并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门内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钢，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炉、平炉和转炉，还要看矿石、轧钢能否跟得上；左邻右舍的平衡；最后集中在物资、综合财政和劳动力的平衡。去年计划工作在这三方面都有缺点。四、小高炉问题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去年小高炉贴了40个亿，也不可惜。但有的同志认为40亿搞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比武钢用15亿搞300万吨并没有多大不合算，这一点要研究。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具有现代科技意识的聂荣臻元帅在六祖发言，委婉地反对两小无猜（注：毛泽东把小高炉、小平炉称为“两小无猜”）他说：“大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向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前进，而不是搞土设备、土机床。今后必须注意提高质量。目前我们钢的品种只有300多种，而世界上钢的品种已达3000多种。应该对钢的品种规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合金钢最低应占10%以上，而现在只有3%。现在有些特殊钢厂为了完成数量任务，在炼普通钢。”

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黄克诚19日在第五组发言。他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要是只挂个牌子就好了。去年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转到省委后，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大跃进以来，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主席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三组组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晦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否可靠。”

二组组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发言中没有正面提及彭德怀的信，说华东一切都好，仍是太平盛世、他说：“就得失关系，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1959年华东428万吨生铁任务，就是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土群’设备完成的。农村粮食真正紧张一点的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做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不得了。”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二组表态：“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信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贺龙元帅在第三组发言，他说：“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就纠正，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陆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这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从贺龙这个发言看，毛泽东给他交底了。贺龙元帅虽然文化不高，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贺龙作为二方面军的统帅，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一般会采取“疏不间亲”的原则，不轻易介入毛彭之间的争吵。如今不仅介入，而且调子比谁都高，毛泽东自己都承认有一个指头到三个指头的错误，他却说连一个指头都不到；又回顾历史，批王明路线反衬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对彭德怀，不仅有批判，而且有揭发，这是对彭德怀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的信号。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柯庆施为组长）作了长篇发言。在众多高级干部猜度毛泽东的心理，窥测会议方向，以求作分寸适当地表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张闻天说话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遵义会议时代，想唤醒全党的迷狂，端正会议的方向。他说：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够，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工业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的讲话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 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民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

讲缺点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改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总之，民主空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东西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发言长达三小时，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以上是他发言的重点。通篇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充满了作为执政党一员的主人翁的善意。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参加庐山会议的大员们，没有一个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有不识时务的，把人民的命运摆在个人荣辱之上的张闻天。

当天晚上，华东组组长柯庆施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是大事不好，主席要是再不明确表态，人都被他们拉走了。。。。。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入夜，180号宽敞的书斋他仍觉得憋闷，到外面竹林里去踱步。，边吸烟边走，走完一圈又一圈，吸完一支又一支，脑子里36计想了个遍，柯庆施说得对，是该亮明旗帜组织队伍了。

他知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在挨饿，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各级干部在向上面追究责任，公社埋怨县级领导，县级领导埋怨地区领导，地区怪省，省怪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都在看着自己，怎样收这个局？

要是周恩来能出来该多好啊！那时可以将一切罪过归咎于政府，自己以正确路线代表的资格，反对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偏偏这个周恩来拒绝扮演海瑞的角色，只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整顿被搅得一塌糊涂的国民经济，无半句怨尤，更不提“反冒进”的旧账。回想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1070万吨钢，公社化运动，全民办食堂等等，都是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拿的主意，周恩来处于半靠边，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反对。在保持一致方面，我说一百，他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实在无辫子可抓。

跳出来的这两个人，一个彭德怀，一个张闻天，彭是管军事的，张是搞外交的，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怎么拐弯也拐不到他们的肩上。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看法，都是实情话，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但危险也就出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他们的观点一旦统一了上下的思想，自己的地位还能保持吗！虽然彭德怀承认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张闻天说缺点是一个指头，但遵义会议不是也说博古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当前形势是反“左”还是反右？彭德怀要求彻底纠“左”，提反“左”的口号，顺乎党心民心，让整个国民经济从“大跃进”的癫狂中退下来。休养生息，但自己呢？当反“左”成为汹涌潮流的时候，自己还能在这象征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的昔日的“美庐”，今日的180号发号施令吗？

一条饿死人的“左”倾路线是要有代表人物的。反“左”反到最后不就是引火烧身反到自己头上来吗？！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千辛万苦，家破人亡，前不久大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上，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吗？不能！绝对不能！

保住自己的“帝位”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结论。鉴之于历史，为巩固帝位，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是不择手段的。他想起了庐山锦绣峰下的御碑亭。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洪武十三年杀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又杀大将蓝玉，其家族、同僚、部属，因胡蓝党案株连被杀者达四万余人。最无道理的是杀韩国公李善长。因占星官报告：“会有星变，其占为大臣当灾。”“勋臣第一”的李善长，为此全家七十余口满门抄斩。朱元璋几乎杀尽了为他打天下的功臣，然后，建造了这个御碑亭，说自己做皇帝是天意，流传至今。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毛泽东得到历史的启示后回到了现实。

毛泽东又点燃支烟，一个亮点在竹林中游荡。新的一轮踱步、新的一轮思考开始了。

要从根本上扭转会议的方向，扭转全党的方向，扭转全国人民的方向。当前的形势不是反“左”，而要反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保卫这三面红旗，要组织队伍同一切反对派作战，把这股汹涌蔓延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压下去。然后，在实际政策上，悄悄地纠正“左”的偏差。。。。

看来要牺牲老彭了。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第二号元帅，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倒下去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有相当震撼作用的。谁再提反“左”，谁要再翻腾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看看彭德怀的下场。

还有那个洛甫（张闻天），在延安当了十年“开明君主”，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扳倒他可以防止在三“左”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干部（这个数字不小）重新在他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22日天亮以后，180号一位值夜班的老工人在竹林里看到数不清的足迹和几十个烟头。毛泽东下了决心了。该纠“左”时他反右，这一念之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入了绝境，只要他活着，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在他一念之差的后面，是亿万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活活饿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和兵变。

又想了一天一夜，7月23日早晨，会议秘书通知大家开会，九点听毛主席讲话。连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不知道毛泽东要讲什么。这是毛泽东对全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会议在庐山交际处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提早几分钟来到会场，坐在铺着白台布的桌子前吸烟。他吸的是一种特制的熊猫牌香烟，据说尼古丁含量很少。又重新开了一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他的讲话提纲。他有这个本事，第一支香烟引路，有不尽的才思，足以使他的听众目瞪口呆，像接受催眠术一样入其壳中。

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部长们都到齐了，毛泽东自拉自唱，也不用人主持会议，平静地开了腔。这是一篇“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代表作。以下是李锐记录的讲话全文：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辉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数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1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够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了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教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注：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兢；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注：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译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青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似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切切的泄气性，悲观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人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法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有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还在，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三分之一农民，坚持下去就了不起，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56年就有办的，58年搞得更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差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此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会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袖”，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摊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呼？”我无后呼？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表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了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我，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补贴80亿，搞小洋群、小土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碳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的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那些意见就是驳。始作俑者，其无后呼。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个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党讲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点，也许要20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1927年那样的失败？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了？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果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你要搞600万吨，是我要搞1070万吨，9000万人上阵，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说到此处，毛泽东嘎然而止。

天马行空

第十七章  林彪助毛为虐

毛泽东的讲话，真如一声惊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观望者总算摸到了底，知所趋处，知所依归了。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阅历尚浅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却怎么也拐不过弯来。他们不能忘记12天前，7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把他们三个湖南人找到180号。说是“开个同乡会”，进行了无拘束的谈话。周小舟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当过秘书，所以有幸被任命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中他的主要德政是，全省修了五万个小高炉，他下密令，有两万个没让点火，避免了很大的损失。对形势的看法，周小舟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很为毛泽东欣赏，成了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是湖南书记处书记，主管粮食。没搞“放开肚皮吃饭”，湖南后来饿死人较少、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1957年力排众议反对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赏识他不随风倒，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缓建三峡工程。后来要他当自己的兼职秘书，以便随时有所垂询。

在这次同乡会上，毛泽东十分坦诚，引咎自责。他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三个湖南老乡哄堂大笑了一阵。

“万斤亩，主席怎么也相信了呢？”李锐插话。

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植物如能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就能亩产几万斤；接着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许多事情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了报：‘人民公社好！’”

三位老乡说：“下面乱传话，传得快，还是形成文字为好。”

毛泽东说：“讲得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谁知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厉害得多。北戴河规定翻一番，索性登报，是薄一波和乔木的建议。”

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注：毛泽东在1958年9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虚怀若谷地说：“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周小舟说：“农业是根子。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往下传。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故此没有失收的问题。现在会议还有压力，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也插话：“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还是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欣然同意：“那好。”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7月16日以后，人员就打乱混编了，但组长没有动，仍分六个组。

李锐乘机进言：“二五计划轮廓要定下来，否则不好办事。”

毛泽东说：“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注：李锐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客观规律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李锐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二周也附议。

毛泽东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陈有长处，也有短处。”

这次召见，使周小舟、周惠、李锐如坐春风，他们简直忘记了毛泽东九五之尊的身份，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宫廷戒律。周小舟信口开河，竟说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在中国历史上专用于讽喻帝王的话。而毛泽东竟心平气和，不以为杵。三位忠君大臣得出了一个结论：主席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错误，很能听得逆耳忠言。

7月12日上午，周小舟进入176号别墅，向彭德怀介绍了11日晚上毛主席召见的情况，关于会议多谈缺点还有压力，建议混合编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及郭嘉、蒋干故事等都谈了。周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去找主席谈谈，更引起主席的重视。”

彭德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

周小舟说：“那些发言加以充实整理，就很好了。”

周小舟也是封疆大吏，中央委员，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在他忠心耿耿地要帮助主席虚心纳谏，走出困境，使大跃进实现软着陆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本人充当了钓彭德怀这条“大鲨鱼”的鱼钩，而鱼钩一旦搭在鱼的身上，就再也不能解脱，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和彭德怀一起葬送在庐山。

24日听完毛泽东亮明旗帜的讲话，三个湖南人在周小舟处放言高论。

周小舟说：“我怀疑主席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

周惠说：“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

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

周小舟说：“180度的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到底是为什么？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劝阻说：“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了也没法谈。”

周小舟提议到黄克诚那里谈谈，黄克诚是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周小舟的老上级。他上山后，为工作方便，也住在176号，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极为沉重。周小舟拨通电话后，黄克诚婉拒， 因周小舟坚持要去，黄认为周李都是毛主席的心腹近臣，或许不要紧，就答应了。三人一进入客厅，惯常的让座倒茶全免了，就站着说话。

周小舟说：“主席可能受了蒙蔽。袁世凯称帝前，筹安会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
李锐说：“主席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闻言大惊失色，在他这里说这种话还了得吗！连忙截住话茬：“你们是主席身边的人，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以做检讨。”

这时是晚上九点多钟。彭德怀手持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车辆的电报推进门来，他是来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处理军务的。周小舟上前打了个招呼：“老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又谈了几句，三人告辞出来了。偏巧在归路上遇见了罗瑞卿。罗瑞卿回去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於是，由思想批判深入到追查反党集团。

7月26日傍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在彭德怀的观念里，君臣的关系很淡薄。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好像还停留在井冈山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毛不称“主席”，直呼“老毛”。对于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他反感极了。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了：“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这位元帅指的是“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为打了“百团大战”，你组织人批了我40天，如今你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庐山会议开了20天，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给你提了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这个话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但原版保存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三年之后，1962年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搞乱了，工作受了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话是有录音、有记录的。

谈话谈崩了，彭德怀大不敬，辱骂了“今上”。这样一个事态发展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於是彭德怀的问题“升级”了。

7月27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一票否决三票，要挟说：“看来我只好上井冈山了。“於是三常委屈从毛，同意打倒彭德怀。

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将原来的6个小组，合并为3个大组，任务包干。第一组组长李井泉，领导批彭德怀；第二组组长张德生，领导批黄克诚；第三组组长柯庆施，领导批判张闻天和周小舟。

也在这天上午，汪东兴召集各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人员和秘书及江西省接待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宣布：

一、        这几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住地。

二、        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示，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三、        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另外，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传出去，这是纪律。

7月30日，聂荣臻和叶剑英奉命劝说彭德怀检讨认错，叶剑英流着眼泪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然后二人又劝彭，不管“事实”，抛开“细节”，要从“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的高度去认识和检讨。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意思是说，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而揭露和批评毛的错误，即使是有“事实”根据的，从“细节”上看批评是对的，但“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不利”，因而也是错误的。

林彪于7月29日应召上山“勤王”。他一上山就参加了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两次常委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常委出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在党内的地位实际是副总书记）上山后，从7月22日起接替周恩来领导会务工作，所以列席参加常委会；另一个政治局委员贺龙因为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在火车上的谈话，也被吸收参加常委会。在当时。能列席常委会，是受到主席特殊信任的标志。贺龙列席常委会，不能不对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全体与会者发生影响。大家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在路线上坚定地支持他，就有希望升入党内更高的层次。于是各大组的批判会迅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批判发言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彭德怀是以受审判的身份参加常委会的；另外还有四人列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是来受教育，以便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的。彭真指示李锐兼作会议记录。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朱总司令发言，他希望彭德怀的检讨认错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说起，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奋斗了大半辈子，不要就此分手。

突然，毛泽东将左脚抬高，超过了面前的茶几，他右手拿着烟，用左手去抓圆口布鞋的鞋面。与会者一看就懂了，这是说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脸一红，停止了发言。

林彪以他那特有的尖刻湖北嗓音，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一语惊四座，一下子就把纲提上去了。然后缓缓地展开他的意见：

不少人说你传假话，有野心。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在党内藐视一切，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根本问题要从世界观解决，你是经验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有个人野心，没有脱胎换骨，是个不驯服的党员，危险在此。入党后独立为王。滕代远是个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的独立性。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级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是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炮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少奇）谈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彭德怀：就是一稿），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确定基本，成绩次要。目的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插话：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期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写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告状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消防，采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一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另搞一套，自以为有正确的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跑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我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最重要的是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

林彪的发言，通篇以“野心”二字立论，抛开具体的是非，大合了毛泽东的胃口，频频插话，心痛唱和。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各路英雄哪个没有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种雄心大志，换个贬义词就是野心。从这里下手，能诱导彭德怀承认错误；而一旦彭承认了这个错误，就被打中了要害。一个有个人野心的元帅，在朝中还能立足吗？当彭德怀表示辞去军职时，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林彪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承认：“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做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展下去就危险，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说：“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还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烈火金刚的彭元帅，在毛泽东和林彪一打（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三顶致人死命的大帽子）一拉（“还是你干”，不撤军委和国防部的差）之下，终于软化了，由进攻变成了防御，由原告变成了被告，由提意见的人变成了被清算的人。由斟酌给别人戴个什么帽子合适变成斟酌自己领哪一顶帽子合适，此次走上了漫长的检讨认罪的道路。

毛泽东在制服了彭德怀之后，腾出手来收拾张闻天。8月2日深夜，他提笔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怎么答复张闻天在发言中论列的13个问题，毛泽东是费了一番思考的。就事论事，叫洛甫牵着鼻子走，和他讨论经济形势和大跃进的得失，自知心虚理短，洛甫发言后曾很自信地对秘书讲：“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但毛泽东想起来他运用纯熟的军事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根本不着当前经济形势的边，却议论起汉代学士枚乘的文章《七发》来，嬉笑怒骂，几分霸气，几分痞气，把张闻天奚落一番。这封信也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于是，张闻天变成了旧病复发的楚太子。连自己也得承认得了病。信是这么写的：

闻天：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得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病了。昔人咏疟疾诗（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麽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箦，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违我悃忱。

张闻天接信，对这种文不对题的论战虽然不服，但这时庐山会议的气氛，他的处境，已不允许他再说什么饿死人的事情，只有“谢主隆恩”，按毛的调子检讨了。

参加会议的大员们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见到主席给张闻天的信及随信附枚乘《七发》原文复印件反复研究，相互切磋，以求领会其中的要言妙道。他们的思想离开了已经破产的经济和正在挨饿的人民，离开了前几天还在争论的大跃进的得失和经验教训，一下子被毛泽东引到了汉朝，更加敬服毛泽东的博学和高深。

从8月2日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了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147人，列席会议的15人。这次中央全会是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大会。

8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周恩来同志奉命主持会议。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陷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疟疾原虫”复活。从张闻天的检讨可以看出人性、党性被扭曲成什么样子。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也就有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走到反党。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

8月13日下午的大会是斗争“反党集团”的头子彭德怀，仍是周恩来主持会议。积极分子都被发动起来了，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昔日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以低沉、悲沧的语调发言。按照毛泽东在小会上算的历史旧账，他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者支持不力，贯彻不力，上纲为几次路线错误。

谈到现实问题，他无可奈何地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知道，不承认这个罪名过不了关，而认了这条罪名自己也就完了。可怜的哦电话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把稻草那样，他咬文嚼字地用了“事实上是”四个字，意思是说主观动机不是；“事实上是”就够定罪的了，谁管你的善良动机呢？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夸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9000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这次攻击，正是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接着，彭德怀逐一交代了他和“军事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按照中共党内生活的程式，彭德怀还深挖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检查了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纲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这样的高度。在检讨的最后，彭德怀这样表示自己的决心：“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解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时候彭德怀对毛泽东还没有完全失掉幻想，甚至幻想着将来刘少奇接了班在刘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他清楚记得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他说请罢兵权的话时，毛泽东当着众常委的面说：“还是你干。”林彪也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你，工作要你做。”彭德怀幻想用自己的深刻检讨换取毛泽东的宽容大度，毕竟我为你打江山30年，你老毛要是真能宽容我，再说一句“还是你干”，我肝胆涂地地一如既往，保你的江山。政治上的翻云覆雨，彭德怀还是小学生。毛泽东阴险地微笑着。他要一步一步地收拾这位桀骜不驯的元帅。

彭德怀检讨后，李井泉第一个发言，说彭“态度有所进步，但没有交代新内容，而且对野心家、伪君子的问题，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都回避了。主席在公社化和全面炼钢这两件事上，有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不是两条大罪状，而是两条大功劳。”

康生说：“彭德怀还在耍两面派手法，只承认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会成为野心家，而不承认已经是野心家、伪君子，共产党内的野心家必定是伪君子，最后采取阴谋手段分裂党。彭不承认这一条，就不能使全党相信你不会造反。”

谭震林说：“我看平时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刮共产风，是我要负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又有许多人急于表现，站起来慷慨激昂，对彭上纲很高，同时表白对毛泽东的忠诚。为追逼彭德怀，刘少奇还拍了桌子。

只有朱德、刘伯承等少数人保持沉默。面对此情景，两位元帅内心非常痛苦，由心底生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凉。一年前，彭德怀奉旨蛮横地整了刘伯承。熟读经史的刘元帅此时此地没有一点幸灾乐祸之心，他只为功臣们的命运担心，下一个倒下去的该是谁呢？！

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彭德怀元帅，因为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倒下去了。麦克阿瑟也和他的总统杜鲁门有过激烈地顶撞和争吵。他在朝鲜前线公开批评杜鲁门的亚洲政策，杜鲁门总统下令撤了他的职；更使他感到丢脸的是总统竟然没有事先打个招呼，麦氏是在收听新闻广播是听到自己被解除一切指挥权的消息。政府是有权威的。军人，包括麦克阿瑟这样卓越的军人，也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对麦克阿瑟的处分，仅此而已。麦克阿瑟不服，回到美国后，在国会和全国各地演讲，抨击杜鲁门的亚洲政策，尔后又参加了总统竞选，企图取杜鲁门而代之。虽未当选，但体面地度过了晚年。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一切活动，都被思维正当，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并没有被认为是“野心家”，更没有加诸什么“篡党篡国”的罪名，批倒批臭。

中国元帅和美国元帅晚年的不同遭遇，反映了两种政治制度、两种历史传统、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制造彭德怀冤案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又不仅是毛泽东，是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一种文化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强化这种历史合力的人，让刘少奇、林彪、贺龙、陶铸、罗瑞卿、李井泉等人，在后来的几年中，又都被这种由他们自己强化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合力整得家破人亡。中共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必须进行以扩大党内和党外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保证能及时改正错误，避免全局性、全国性的大错误，实施对国家，对人民的正确领导的先决条件。

1959年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宣称：“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竟然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一光荣道路勇往直前，为新的伟大的胜利而奋斗。”这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中共惯说的套话，实则不然，它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它以中共文告堂而皇之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裂。错误可以说成正确，失败可以说成胜利，六亿人民深恶痛绝的“三面红旗”硬说是他们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党的认识、党的决议完全和党心民心的良知背道而驰、此次。中共走入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死胡同。为了改变这条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左”倾路线，继彭德怀之后，一大批为民请命的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单一个包产到户，多少想要老百姓吃顿饱饭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8月17日，还是在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山的高级干部都参加了。他说：“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毛泽东以小喻大，单讲领袖的重要。

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刘少奇作主题讲话，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说：“在苏共20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20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袖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

在紧跟毛泽东这一点上，刘少奇与周恩来不同。如果说，毛泽东说100，周恩来绝不说99，也不说101；刘少奇则不然，他总要过一点，说101，甚而至于102.所以在文革中他被打倒时多了一条罪名，叫做形左实右。这次讲话是毛泽东三天以前交待的，说是“大约在17号，我将讲‘班有班长’，不讲多了，我讲过了，你接着讲。”这次刘少奇又来了个102，毛泽东叫他讲对毛一个人的崇拜，他却大加发挥，说“还要搞林彪同志、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这是个最犯忌讳的问题。刘少奇要对三个人“搞个人崇拜”，有窃弄名器之嫌。因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你刘少奇，他没讲刘以后的接班人立谁。刘少奇如今讲要搞对林、邓的个人崇拜，俨然是把毛泽东尊为太上皇，自己就皇帝位，指定自己身后的接班人。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的推出，名词的上下，这个权只能操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这就是具体化的“名器”，这个权是不能分割、不能转让的，帝王南面之术所谓“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毛泽东是谨记在心的。毛泽东在政治局、在政治局常委中，任何时候都能操纵多数，其秘诀就在于他掌握着这个权。这个权如果丢了，他就失去控制多数的能力，不能控制决策机构的多数，下一步就会丢掉政权，被赶下台。刘少奇出言不慎，以为是按摩足底示意的方向，多发挥几句，但在毛泽东心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不料，刘少奇还有惊人之论，仿佛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发挥，但来了个103，他说：“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那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篡党，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庐山人民剧院悄然无声，寂静得可怕。与会者凝神静气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毛泽东一声咳嗽，震掉了手上寸把长的烟灰，打破了全场的宁静，也掩饰自己心头的微微一震：难道我搞掉彭德怀，是在为一个赫鲁晓夫扫平道路么？人心难测呀。

庐山会议闭幕了。在全党和全国，一场保卫三面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路线斗争”的大幕又拉开了。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作战的时候，始终用一只眼睛盯着周恩来。他所以在大跃进问题是，横下心来顶住不退，就是因为退下这一步来，跟着就要承认周恩来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于是都能正确路线的代表就转到周恩来身上。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编一本哲学小辞典，书的主体，那些条目其实是附件。真正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定的书名和作者 的序言。书名定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序言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给彭德怀戴的也是经验主义的帽子， ，说是为了深入批彭，也说得过去。但中共党内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延安整风时，经验主义这个名词，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庐山打倒彭德怀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其潜台词就是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与他争夺领导权的主要人物是周恩来。他要不断地念经验主义的紧箍咒，才能控制周恩来，而周恩来以他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来支持毛泽东，又是毛不可缺少的。

周恩来反冒进，是以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综合平衡为立论依据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承认了这一条，尽管他把发明权抓到了自己手上，但毕竟是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回到北京。他有后悔了，觉得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会被人从这里打开缺口，否定大跃进。这对继续大跃进，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是非常不利的。于是，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要他邀集国家统计局的人员开一次座谈会，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是否失调的问题。这是强迫专业机关作伪证。7日陈伯达召集国家统计局的国家和业务人员
开座谈会。8日下午，陈伯达给毛泽东回一封信，说：“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化轻工业的全部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类内部，第二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去年大跃进式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国家统计局座谈会的材料。在1959年9月11日《内部参考》第2868期（发给地委以上党员干部阅读的秘密刊物）上发表了。国家统计局虽然衙门不大，但在评论大跃进是否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问题上，是最权威的机关。这个材料一发表，像猫盖屎一样，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掩盖起来了。毛泽东知道，这是自欺，也是欺人，但斗争需要，只好如此。

这一切文章做完之后，毛泽东又吹响了新的大跃进的法螺。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根据最近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8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跃进得更好，会议规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设想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会后，各省纷纷响应，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为继续大跃进，为提前实现过渡创造条件。1960年3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说是“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应该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到七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城市公社人数5500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的77%。

毛泽东铤而走险了。他要办的事，一定要办成；他要走的路，一定要走通。然而，经济规律是不接受任何长官意志的，等待他的将是更惨重的失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造成的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像世界末日一样来临了。

天马行空

第十八章  共产主义地狱（上）

就在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以后的四年里，发生了饿死3755万人的人间悲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为害最烈的一次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领导建造的共产主义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本章史料取自互联网，笔者做了一些去粗取精的整理，所有的典型案例，必具姓名、地点、时间三大要素，都是身当其时、身经其事的人留给后世的信史。

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1958年底就陆续发现了大跃进问题严重如能及时纠“左”转弯子，也就是饿死几百万人。庐山会议后，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毛泽东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二次跃进作孽最大，时间长达一年多，就是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底。第二次跃进又失败了，粮食产量更低了。

1958年9月3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到7000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仓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凡教育必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毛泽东用“坚决”修饰教育运动，有深意存焉！怎么“坚决”法，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了充分地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为手段“反瞒仓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1958年秋收有50%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195亿斤，省委书记吴芝圃却按各地委虚报的450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的伟大，将当年产量的75亿斤交了国家。

信阳地区1959年实际产粮食40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83亿斤。省里要征购9.6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10.4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掠夺而去，平均只剩下100多斤口粮，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还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

据原信阳行政公署专员、党委副书记张树藩回忆：

1959年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地委书记）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量）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语，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经把我定为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兴县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的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季刚完，许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的现象。很多石头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有大问题。于是我就到下面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其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经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到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围着许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面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是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的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边缘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尚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的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产包工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帐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数县农村工作部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福鸿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

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和我一样（被撤职）了吗？过来谈话也好嘛。与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时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说怎么半个月四个老人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还对我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留一会儿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的掉了眼泪。接着我又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饿死都没有人埋。

张树藩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在他还当专员的时候，派他到遂平县反瞒产，挖粮食，他开仓放粮，遂平县在1958年秋天没饿死人。十月他被罢了官遂平就开始饿死人了。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只保护谎报产量、残害百姓的干部，却不保护张树藩这样的好干部。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解决的教育运动”的精神，我们看看信阳专区的干部是怎样“坚决”地整治农民的。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以体现“教育”；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主持，在会上斗真了60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4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6000代表，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人，抬走尸体后继续开会反瞒产，以体现“坚决”。会议结束后，又有19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40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5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等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的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1959年11月8日，光山县槐店公社梨树大队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认为“有粮不交”，为“教育”群众，大队干部派民兵把徐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六天后死去。徐传正一家六口随后全部饿死。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粮不交，遭到毒打，五天后死去。晏妻黄秀英给孩子们偷炒麦子吃被发现，开群众大会批斗，会后捆绑起来，11月天气，往身上泼冷水，被折磨致死。家中留下5个孩子，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小的被活活饿死。有多少农民被这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教育得家破人亡啊！

据原遂平县委副书记嵖岈山卫星公社创始人娄本耀回忆：

大约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一封来信，信上写道：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62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的有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地出了医院，到县委找到办公室秘书赵文亮和通信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天下着大雪，路很不好走。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儿，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天已经灰灰的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冷清清的。我们就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家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两个孩子活蹦乱跳的哩。我到乡造纸厂，找到了魏厂长，想让他弄点粮食给老百姓吃，魏厂长作难地说，厂里也没吃的了，十几个男女工人都饿跑逑了。我打电话找到公社书记魏祖提，让他找几个人。把村南头几间屋子打扫一下，把村上所有浮肿病人都背到那里去治。我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又继续往西走，先是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九口人。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里死了十口，又走到一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走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妇联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苗庄安排群众生活了。我问她安排的咋样？她说有吃有喝，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一直奔了苗庄。苗庄很静，连声狗叫都没有了，狗都没有力气叫了。月光冷冰冰的，雪仍在不停地下。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光屁股小孩，在雪地尿泡。我问他队长家在哪儿住？小家伙说往东走第三个门就是哩。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49岁，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你看我这腿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人口，已经饿死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地。全年打五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征购了十万斤，村里连块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早就开始吃红薯秧子了，又苦又涩，人在8月份就浮肿了，小孩饿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长在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康健，毕业于嵖岈山高中，曾在北京某部队当兵。复员后在驻马店地区宣传部、报社工作，以其亲身经历以及不懈地调查、采访，写了一部反映家乡在这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纪实著作《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1998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下面是本书的片段摘录：

12个活蹦乱跳、天真可爱的娃娃，把张庄村闹腾得分外热闹。一向贫困的张庄村解放以后，村民的日子逐渐富裕了，山外的姑娘争着往张庄跑，把张庄的光棍汉们乐得合不拢嘴。新媳妇一过门，不出一年都养出一个白胖胖的娃娃，把个打扮的花团锦簇的娃娃往外一抱，全村上下生动活泼。老人们擦着喜泪说：“托共产党、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啊，张庄人丁兴旺。”可是，一入这年（1959年）冬天，12个娃娃再也出不了门，村里不见了娃娃们的笑声、闹声，娃娃们都被饿得坐在家里站不起来了、生产队会计苏全明把娃娃们的口粮减少一半。每顿只给孩子们半勺饭。这半勺饭也是清水煮红薯叶，放了一点盐。娃娃们饿得哇哇直哭，在地上爬来爬去找东西吃。抓着草根，吃；抓着草虫，吃。。。。看着娃娃们饥不择食的饿相，大人们的眼泪往肚里流。村东头的小强吃了糠，几天拉不出屎来，他连拉屎的气力也没有了，疼得哭爹叫娘，最后活活地憋死了。村后的毛旦瘦得只剩下一根筋，临死时嘴里吞了一把黄土。。。。。12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月里死了8个，剩下4个也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这一年的爆竹声没有了，人们出门拜年问好声没有了，村村都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唯有风雪扑向原野。这就是1960年的春节。雪原上艰难地蠕动着几个人，张吴楼大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6个人，向大队走去。这六个人都已经浑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有倒下的可能。他们全都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被民兵营长董运秀抓住狠狠打了一顿，押送大队听候发落。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在雪地，嘴急急地地吞着雪。董运秀走过去给了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拉他起来时，高秀亭嘴里含着雪，人已经硬了。这五个人被押到大队，关在房子里，董运秀锁上门扬长而去。等几天以后，干部们把门打开，五个人全部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中的破套子，有的满嘴是黄土。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饿急了眼，把队里的羊偷杀了，煮到半生不熟时，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往树上一吊，不管了。从上午一直挂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的说：“这事你别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被吊死了。民兵营长派人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1960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要求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许收留农村来的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治下的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揭盖子以后）据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10万人的新蔡县，至今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三个月期间就饿死了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竟达12000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200万人（比较准确的统计是293万人）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扒毁民房160多万间。

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有的年轻人想当然地不相信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过那样一场大饥荒。认为那是“右派学者”编造谎言诋毁毛主席。他们振振有词地叫板，要求列出一个名单来。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村子能提供这样一个名单。

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隽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文

1959年我刚满15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11月3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候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任务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斤，豆类3500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30斤，秋季水稻提留30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那个时间仍然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12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也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的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2004年4月
                                                                                                                       
名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120人中有72人饿死。

死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1        李兴奎                        男                李传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吴永富、吴永炳        父亲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男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英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二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37         吴德刚                        男                                                                                        绝户
38        徐乃典                        男                                                                                        绝户
39        徐乃韶                        男                                                                                        绝户
40        徐之太                        男                                                                                        绝户
41        余敦海                        男                                                                                        绝户
42        余陈氏                        女                                                                                        绝户
43        余小富                        男                                                                                        绝户
44        余自明                        男                                                                                        绝户
45        王福汉                        男                                                                                        绝户
46        李明奎                        男                                                                                        绝户
47        李福喜                        男                                                                                        绝户
48        李刘氏                        女                                                                                        绝户
49        李小毛                        男                                                                                        绝户
50        徐安义                        男                                                                                        绝户
51        徐小照                        男                                                                                        绝户
52        吴永清                        男                                                                                        绝户
53         吴小成                        男                                                                                        绝户
54        吴二娌                        女                                                                                        绝户
55         吴大孩                        男                                                                                        绝户
56         吴云毛                        女                                                                                        绝户
57        陈友来                        男                                                                                        绝户
58        陈刘氏                        女                                                                                        绝户
59        吴松山                        男                                                                                        绝户
60        吴华厚                        男                                                                                        绝户
61        吴王氏                        女                                                                                        绝户
62        徐乃珍                        女                                                                                        绝户
63        吴小油                        女                                                                                        绝户
64        吴舍毛                        女                                                                                        绝户
65        吴四毛                        女                                                                                        绝户‘
66         吴向山                        男                                                                                        绝户
67        吴桂氏                        女                                                                                        绝户
68        吴永才                        男                                                                                        绝户
69        吴王氏                        女                                                                                        绝户
70        吴永堂                        男                                                                                        绝户
71        吴马氏                        女                                                                                        绝户
72        吴向成                        男                                                                                        绝户

合计72人，分别在1959年农历10月，11月死去。

河南干部作风如此之坏，是反右倾、拔白旗的直接结果。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国的“反潘杨王事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纠集“左派”，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撤换了一大批具有老革命传统的、说实话办实事的好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整了20多万人），把一批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干部提拔起来，是大跃进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是“左”倾路线下面的一个“好”干部的典型，是吴芝圃的爱将，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多次表扬、向全国推广的第一个卫星公社就是路宪文抓出来的。农民深恶痛绝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不就是依靠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路宪文式的干部才得以在全国推行开吗！他在信阳地区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还真不是为了自己，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1959年代产量不如1958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是在忠实地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不把粮食挖出来，怎么能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呢？让大城市的人饿饭，在城市如果饿死人那还得了吗！反正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为自己的面子又迟迟不批准进口粮食，总要有一部分人饿死。宁可农村饿死人，也要完成征购指标，支援城市，这是没写成文件的中央精神。路宪文是这一精神的忠实的铁杆执行者。

信阳事件曝光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下令逮捕路宪文和信阳地区16个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撤职查办下面的干部983人，逮捕法办275人。吴芝圃将罪孽深重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改成了死缓。就这样受处分的干部还是不服。杨守绩向省委申诉：“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西屋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们不服是有道理的。他们执行的是省委的指示，不择手段地搜刮粮食是要完成省里压下来的高指标，他们是吴芝圃的替罪羊。吴芝圃执行的是北戴河会议精神、庐山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根本上说，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秦始皇”—空想加暴政的政治体制，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的暴政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恤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返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今日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荒、抚恤流亡的，关注的是饿死人以后如何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因为饿死人的事传到外面去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而毛泽东的威信是高于一切的。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干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报灾求救的信件有10000多封；不是抚恤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不许饥民逃荒和把逃到城镇的饥民抓起来。毛泽东建立起来至今受到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信阳事件惊动了北京。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1960年5月，董必武将两位处长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常委，毛泽东看到报告批示定调子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成讲“良心”的总理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来称之为“十二条”）。可见毛泽东知道信阳事件是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作出反革命定性的判断，是用阶级斗争掩盖路线错误。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派出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由几十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南，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率领庞大的工作组下来了。中央工作组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首先统一河南干部群众的思想，给信阳事件定调子，第二位的任务才是救济灾民。他们造舆论说信阳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的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出了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他们无一不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点金成土”，这些“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漏网的地主、富农”。这种做法，有深义存焉。

在改组后的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必须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补课任务是艰巨的，应该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1）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2）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同时，还要彻底反‘五风’，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3） 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这一独具匠心的“理论创造”，要害是破除认为“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的观点，树立“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的观点。这一破一立，使毛泽东这位饿死几千万人的罪魁祸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再次成了人民的救星。

信阳地委的报告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诚地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就是说，整个领导信阳地区大跃进、公社化的是“假共产党”，现在来的这一拨工作组，才是真共产党。毛泽东接信阳地委报告如获至宝，于1960年12月31日批发全国：“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07页及注3）信阳报告转发全国，就是告诉各地。用阶级斗争掩盖“左”倾路线，巧妙地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信阳的经验和这两句“御批”使毛泽东瞒天过海，由这场大灾大难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由此得到启发，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

吴芝圃炮制信阳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294万人的罪，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灰溜溜地坐在后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各省大员的面作了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姿态，以他那湖南高腔喊道：“之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面来！”

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

天马行空

第十九章  共产主义地狱（下）

河南并不是饿死人最多的，整个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据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人超过1000万。（见《文摘周报》2005年12月30日文章《我向中央讲实情》）以下是记者采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后发表的文章摘要：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胜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踩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动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从1959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3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1年三年就往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5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同志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作者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找省里一个干部谈话。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为什么要“掩人耳目”呢？怕谁知道呢？怕毛泽东知道。那时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已隔阂日深），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在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底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经县委书记所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来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出材料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引者按：由此可见，中央书记处有一本反映饿死人数真实情况的底账。后来这被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要搞他的黑材料）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说，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繃面子，狠心克扣农民的口粮。四川城镇居民每月的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一斤）的4-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来只有老秤的2-3两，折合新秤只有1-2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的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来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粮食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来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么搞怎么能不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粮食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寄了100元钱去。”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汇报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都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展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汇总到萧泽宽（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从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五个副书记被撤了四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以上，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罪责难逃。这里需要点评的是，在清查他的罪行时，他为什么气那么粗，腰杆那么硬？他为什么敢和中央书记处对着干？中央书记处为什么连廖伯康等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李井泉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其原因在于有一只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盖子，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大组组长李井泉是引为知己的。就是四川省饿死人最多的时候----1960年9月，毛泽东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掌管云、贵、川三省，成为中央书记处“惹不起”的西南王。

四川遗留下一些人吃人的案例。据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1960年3月26日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

案例一：“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41岁，地主成分。51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52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3月16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现，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剖、菜刀、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逮捕法办。”

案例二：“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3月16日下午竟将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这两个案例是县委作为抓阶级斗争的政绩上报的，所以将报告留存下来了。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则隐瞒不报了。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你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去看：为什么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粮食哪里去了？你贪污！你破坏！你。。。。。。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杀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温江专区崇庆县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痛史时说出来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1958年我26岁，是县委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舂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才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家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譃，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们发愣，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农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的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家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都调查研究，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呦。”大队支书吧胸脯擂得崩崩响：“100%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往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产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约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能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为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灌服超量泻药：

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点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山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尿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群众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8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反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扑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小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卷裹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的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块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吱吱呪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檐装了一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篼，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面无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有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树才妹呦，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抄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摸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死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1962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农民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包谷杆、稻草、麦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收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30，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1961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这一轮新的吃人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抓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都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的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芻，侵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的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涨破肚皮强。我再能说啥呢，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有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三年大饥荒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历史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搜集公开资料，写成《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一文在网上发表，揭露了人民反抗的冰山一角：

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5-6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四川省的石柱县在1960年5月发生百余人的暴乱，吊打干部，抢夺粮食。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1958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1960年甘肃泾川县发生反革命叛乱6。1963年甘肃嘉裕关市发生反革命叛乱。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1960年四川开县发生武装暴乱。1958年云南鹤庆县在三县的结合部发生土匪骚乱。大跃进中，云南丽江地区部分藏族、彝族群众暴乱，红河、曲靖地区都有小规模暴乱。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1958年云南禄劝县发生暴乱。1959年云南建水县发生暴乱。1961年云南省南华县发生暴乱。1958年9月云南西盟发生武装叛乱，1962年云南镇源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1958年11月贵州水城县发生暴乱，1960年贵州织金县、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发生暴乱。1962年贵州盘县发生暴乱。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1960年安徽绩溪县发生反革命暴动。1958年湖北五峰县发生暴乱，同年湖北竹溪县发生暴乱。

据杨小凯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一文中披露：

史实是1960至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改革开放前一直严密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196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1000万吨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91年8月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指出：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了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9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见该书第368至369页）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地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300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相关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1050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长地方志修撰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1462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表一、                1958—1962年 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人）
省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9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66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1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63474.9                                 3245.8                                 5.11

据表一，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3000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有发现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都是如此，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性。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并无夸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首位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却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和76.8亿斤，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杨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0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1961年又动用外汇进口粮食750万吨，就更加证明1960年出口419万吨粮食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饿死人的事情是决策错误，是人祸，是毛祸，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排挤周恩来，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这样说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省、地、县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就如同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正确领导一样，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造成的。历史应该这样写、

在民主体制下，议会是民意机构，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任务是对政府决策是代表还是违背人民的利益作最后的审查把关。执政党是不能左右议会的，议会不通过，政府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不通过钢铁生产翻一番的高指标，不通过公社化的体制，或有权力断然制止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可以避免和大大减轻这场大灾大难的。令人遗憾的是在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2000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毛泽东的决策，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人置疑，没有一票反对。党外没有民主，党内也没有民主。这种政治体制是非改不行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

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3000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以自由看待发展》）

天马行空

第二十章  三代贫农的女儿高举“打倒毛泽东”的标语闯中南海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至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

18日下午，毛泽东以《十年总结》为题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7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8年5月党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年8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着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8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代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如此。

这篇讲话，据毛泽东自己说是用了2个多小时写成文字的讲稿，问题的提法、分寸到都是经过斟酌的。这是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承认自己有错误。这次毛泽东没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是充满感情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计划是周恩来在八大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是“右倾保守”，“消极平衡”，不符合“两本账”的工作方法。如今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迂回地撤销了原来的批评。毛泽东对1958年8月以来大炼钢铁问题上的失误所作的回顾和检讨，是避重就轻的“杰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2是坚持要在1958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完成1070万吨钢；他不提1070万吨，大谈不该提出1959年完成3000万吨，而后又一次次递减，直减到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如此说来，在大炼钢铁问题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批评下边，“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县、社、队的同志”，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是把自己摆在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贯正确的位置上，强调“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这种说法下边是很难心服的。

开完上海会议，7月3日毛泽东到了避暑胜地北戴河。他在继续思考怎样既转好弯子，又保住面子，这时候，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地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察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铐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说明有照片
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30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有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30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扔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真的死人了吗？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修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同意为100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总司令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全会（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总书记邓小平在7月31日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归我们处理了。”邓宣布后，毛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此次，毛泽东退居二线（但绝对不是放权），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头下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处理灾情。只有毛泽东、林彪两人没有下去。毛泽东去了杭州疗养，林彪常住苏州养病。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的问题平反，恢复名誉，似乎是让他放手整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机敏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信号。在8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同意计委的意见，并增加了“充实”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个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

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后果是极端严重的。各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24.2%的水平。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畸形发展。1958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

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

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严重失调。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周恩来做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甚至自己拨拉算盘，总算弄清了三年粮食产量的糊涂账。

1958年，庐山会议“核实”为5000亿斤，经再次核实为4000亿斤。

1959年，原估产5400亿斤，比庐山会议“核实”的1958年产量增加8%，实际不但没有增加，还大幅度减产，实际产量为3400亿斤。由于估产偏高，这年征购粮食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饿死人的事情日趋严重。

1960年由于农业上调整政策不落实，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

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

面对这样的局面，周恩来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责任心和卓越的治国安民的能力。

在1958年5月至1960年6月两年时间国务院脱离周恩来掌控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储备粮被掏空了。作为总理，他首先要让全国人民吃上饭，不能再让饿死人的势头蔓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0年6月底报告称：入夏以来，北京存粮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队十个城市的存粮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艰难地与产粮省商量，调运粮食给几个大城市化工业区，保证这些地方没出大乱子。周恩来在陈云的支持下，冒着政治风险，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建议进口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第一批运粮船1961年初从澳大利亚抵达天津港。为了及时向灾区分发调拨，他指示外贸部紧急进口1200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1961年进口粮食580万吨，减去出口136万吨，净进口444万吨。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恢复职权太晚了，他1960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尽管火速行动，在1961年初第一批粮食紧急调往灾区时，又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了。

1960年是国家经济形势最糟的一年，是死人最多的一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出现信仰危机的一年，是毛泽东应该退出政治舞台的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年9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一个挺毛的决议，有这样一些石破天惊的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在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主席接班人刘少奇的专利。别人只有跟，不能超越。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年一直是提“学习毛泽东著作”，直至1960年9月28日中宣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宣传和学习报告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还没有什么大动作，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出了这么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里抢过了“个人崇拜”的大旗，中共上层平静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了。全军乃至全党都得跟林彪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调子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又一个司令部，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相对立的另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而毛泽东是站在路边那一边的，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最初形成。因此，林彪此举是向八大通过的党章挑战，是向刘少奇、邓小平挑战，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挑战。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人敢再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人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只能悄悄地纠正“下边”的错误。

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农业生产，“左”的高调再不能唱了。他亲自于1960年11月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验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20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

当时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大问题是“穷过渡”的政策。“共产风”是它的表现，共产风的出发点是穷过渡，落脚点还是穷过渡。毛泽东认为农民穷，没有什么财产的拖累，愿意共产，容易过渡。1958年北戴河会议通过的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亲自规定“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到1960年上海会议他还“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如今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中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是对上海八年过渡完的重申。这就为日后的再一次折腾埋下了伏笔，《紧急指示信》在农村的贯彻，起了稳定人心，恢复农业生产的作用。

在1960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随即问在座的人：“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大跃进，接受了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

福建龙岩地委发现毛泽东写于30年代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后来正式发表毛泽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会前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如获至宝。在会上借题发挥，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的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言下之意是他早就是实事求是的，有三十年代的文章为证。这几年的不实事求是、吹牛、撒谎、弄虚造假，绝不是他煽起来的，是忘了他多年的教导。错在各级，只有领袖最正确。他又站在一个正确的制高点上。

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命令他的三大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率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下到生产队做调查。

1961年4月，刘少奇来到湖南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进行调查。他选择的住处是生产队养猪的一间破旧空房。一张铺着稻草的旧木床，两张油漆剥落的饭桌和四条长凳，构成刘少奇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全部陈设，窗户漏雨用雨布遮挡，没有电灯用蜡烛照明。他和王光美就住在这里，开始了44天地湖南调查，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省委第一书记们也纷纷下去了。

毛泽东在林彪的支持下牢牢地控制着局面。尽管他是这几年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犯了大错误，制造了大麻烦，本该引咎辞职，但他摇身一变，成了置身事外纠正全党错误的教师爷。因为林彪说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全党都得跟着他的魔笛跳舞。

这时候，农村的集体食堂还被当作“社会主义阵地”艰难地固守着。

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送来报告称：“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河北有一位农民当面毫不客气地对周恩来总理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了”。（《羊城晚报》1998年3月11日，第十版）5月7日，周恩来从邯郸给毛泽东打来电话：“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问题。”

5月9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给毛泽东来信：“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如何勉强。。。。。当前即是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5月9日朱德从四川给毛泽东写来亲笔信，为民请命，再次建议解散农村的食堂，说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50%。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和粮食问题。

在讨论修改公社条例的过程中，取消公共食堂达成了共识、条例（修正草案）中是这样表达的：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由社所有制退回到生产大队所有制，即是说在所有制问题上，由人民公社退回到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在中共的文件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这以前是指生产大队。

9月27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找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解学恭，管农业的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邢台地委书记刘琦，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农村工作部部长程怀仁开座谈会，征询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大家认为，“农业六十条”规定的大队是经营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仍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张实行大包干制，即生产队承包农业生产任务后。除了上缴给国家、大队的部分外，剩下全归生产队支配，绝大部分分配给社员，实行这种办法的，人心稳定，生产都比较好。毛泽东口问心写，亲自作如下调查记录：“三包一奖制度是繁琐哲学：你看，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回到北京，29日他给常委们写了一封信，说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问题。。。。。我的意思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从此，在所有制问题上又退了一步，退回到1955年初级农业社的水平。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名存实亡了。毛泽东要面子，公社是他提出来的，名存实亡可以，但不能说搞快了，更不能说搞糟了，公社的牌子还要继续挂着。所有制放在哪一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农民自己能够解决好的问题，被毛泽东搞得十分复杂，十分玄虚，好像全党都不明白；如果1955年听邓子恢的话，不批“小脚女人”，不办高级社，不一误再误进入人民公社这个迷宫，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多的脑筋，既要说明进入迷宫是正确的，又要从迷宫里走出来。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9月22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辉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北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你知道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讲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是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        他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他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        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夏天，毛会见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        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

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

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和《人民日报》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戴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

老爺叔

辛子陵（1935年－），原名宋科，生于河北安新，中国传记作家。
1935年生于河北安新，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共。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等职。
退休時拒絕少將軍銜。著有《毛泽东全传》《林彪正传》《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老爺叔

馬賓等51人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
原載〈烏有之鄉〉網
　　在迎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漢奸分子茅于軾2011年4月26日在若干有影響力的媒體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此文是共產黨的叛徒辛子陵所著《紅太陽的隕落》一書的讀後感），對抗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同志去年在中央黨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大量捏造事實，以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詆毀中國共產黨和開國領袖
　　毛澤東主席，篡改、捏造、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社會上激起強烈的譴責和憤怒。各方面的反應已經表明，這是茅于軾、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製造動亂。
　　我們認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即將來臨之際，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夕，出現一股否定黨史，否定黨的領袖，否定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領導核心的現象決非偶然，它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茉莉花革命」，同美帝國主義勢力要「將中東亂局引向中國」的叫囂，是相互呼應的，其目的是內外配合，為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地位、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輿論，是在煽動社會動亂。
　　我們是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嚮往社會主義的北京市人民群眾。看到這種情景我們絕不能無動於衷，我們絕不能坐視不管，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捍衛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崇高形象，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為此，我們向人民的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起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的請求，希望人大對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視，並責成有關部門進行查處，以平民憤，以慰人心，維護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維護毛澤東主席的榮譽和尊嚴，維護國家安全。
　　我們同時呼籲全國各地熱愛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嚮往社會主義的廣大人民群眾和共產黨員積極行動起來，拿起憲法和黨章的武器，以各種形式展開積極的鬥爭，揭露茅于軾和辛子陵的罪行，堅決打退這股反動潮流。
　　歡迎北京市廣大人民群眾加入公訴團。建議外地人民群眾自行發起公訴團，不必參加北京市人民公訴團。北京市人民群眾加入公訴團方式：請進入簽名頁，填寫本人姓名、性別、年齡、（曾）工作單位及職務或職稱（沒有可以不填）、本人留言、本人聯繫電話等基本資訊，有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到[email protected]。時間截至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晚上20：00.此後於2011年6月15日匯總北京市人民公訴團成員名單連同公訴書遞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抄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
北京市人民公訴團發起人：
1.     馬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顧問）   2.     劉思齊（毛主席長子毛岸英遺孀）   3.     劉毅然（電視劇《毛岸英》導演）   4.     鄒小提（電視劇《毛岸英》製片人）   5.     韓中（電視劇《毛岸英》中毛澤東主席扮演者）   6.     毛小青（毛主席侄女）   7.     魏欣（著名作家《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長女）   8.     魏平（著名作家《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次女）   9.     蘇鐵山（原國史學會副秘書長）   10.    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11.    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12.    司馬南（資深主持人）   13.    張勤德（原中央某機關局長）   14.    李定凱（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15.    蔣高明（中國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16.    楊思遠（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17.    韓德強（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副研究員）18.    顧秀林（北京工業大學退休副教授）19.    常晉芳（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師）20.    李海英（對外經貿大學青年教師）21.    袁媛（北京服裝學院青年教師）22.    趙芳（首都師範大學在校博士生）23.    陳欣（中國農業大學在校本科生）24.    張桂芝（網名：紅色娘子軍，中國鐵道科學院離休職工）25.    曹占京（原北京市藍島大廈有限責任公司內退工人）26.    李小丁（北京市內退工人）27.    王學祿（軍轉幹部）28.    劉軍（北京電視臺退休幹部）29.    司馬平邦（獨立學者）30.    李志偉（北京法律工作者）31.    郭松民（獨立學者）32.    王明紅（北京市民，退休職工）33.    楊曉陸（獨立學者）34.    馬婷娜（自由職業者）35.    薛雲（點石金校校長）36.    范景剛（烏有之鄉網站站長）37.    王英輝（自由撰稿人）38.    王禹森（公司職員）39.    王志斌（公司職員）40.    王左軍（北京市民）41.    魯太光（青年學者）42.    呂霙（退休高工）43.    周靖冬（退休幹部）44.    鄒逸民（原中國農業銀行總行國際部總經理）45.    張琳娜（自由職業者）46.    陳磊（中央某機關公務員）47.    曹幸仁（中國工商銀行退休職工）48.    許會民（《中國雷鋒報》報社副社長）49.    唐彬（北京紅歌會）50.    王忱（媒體工作者）51     高海明

老爺叔

博訊網報導
辛子陵在今年農歷新年科技部退休幹部會上，即興就當前形式和任務發表了講話。講話中講了10個利益，貪官污吏、利益集團等。
今年三月份，北京紀律檢查委員會張姓常委和國防大學老幹部局一個處長找他談話，要他反省三個月到半年，不準外出、不準寫文章，不準參加集會不準出國防大學門，派出兩個年輕人跟著他，把家裡軍線電話也掐斷了。
著名作家、記者鐵流表示，去年辛子陵等發動了500多人退休幹部向人大上書，要求「新聞解禁，言論自由」。凡是簽了名的人，都被找去談話，受威脅說上面還有人是要把這事上綱上線，但最後沒成為事實。
辛子陵、鐵流等發動第二次要求「新聞解禁，言論自由」，簽名1400多人，直接導致了辛子陵和鐵流的圈禁。但辛子陵堅持沒有錯，所以一直軟禁。
鐵流最後表示，他們這些老人不造反，遵守憲法，要求真實，不造假，把真實歷史告訴現在的年輕人，不然中國的亂象不能解決。言行都在國家憲法允許之內、國家法律允許之內，並不危害政權。

showcraft

辛老古道热肠啊。演讲是叫“形势和前途”。

天马行空

本书据说是辛教授受老邓生前所托  为胡承诺在他任期内对毛作重新信评价所作  书成于五年前  现在五年过去了  看来还遥遥无期  也可见评毛之事要在社会得到普遍的共识绝非易事  任重而道远  嘿嘿 呵

老爺叔

此書三年前已在香港出版﹐作者說﹐內地也已在黨校內部出版﹐閱者甚眾。

老木匠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带着作战方案访苏，与斯大林就进攻南韩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斯大林批准进攻，他说：“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援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但苏联不能出面。万一美国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日金日成回到平壤。5月13日至16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13日晚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据罗申向莫斯科报告，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便中断了。

============================

不知为什么辛子陵故意遗漏了1949年金一秘密访华的事情。毛同意交还全部朝鲜人部队，但建议在ZG获取大陆全部后朝鲜再动手。并声称弄6、7个师过去帮忙也不要紧。

老木匠

可见评毛之事要在社会得到普遍的共识绝非易事  任重而道远  嘿嘿 呵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12-22 09:21

与“社会”何干？中国何时有“社会”因素影响到决策的？

主要是现在的头目们没有共识、甚至头目们的共识就是继续维护毛神话而已。

天马行空

社会也就包括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撒  呵呵

老木匠

社会也就包括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撒  呵呵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12-22 11:00

这两大阶级要有“普遍共识”，不搞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