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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九回、赤卫队保皇成空头    斗争会市长变罪犯

    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和曹狄秋第一次正式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宣告平息。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又屈服于中央文革的压力，上海市委和曹狄秋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但这样做似乎也显得太窝囊了，显得太对不起死保他们的赤卫队了！

    可怜的上海市委和曹狄秋，任凭红革会和工总司的宰割，却毫无反抗能力，好不容易培养了一支保自己的赤卫队，可是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也付之东流。不但是毫无用处，而且还要在造反派要求的文件上一一签字。赤卫队全力保卫市委，却被市委说成是完全错误的，看了自己力保的市委是这个样子，真不知八十多万赤卫队员看了是什么滋味？

    毋庸置疑，工总司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力保上海市委的赤卫队员们再也抬不起头来，他们无法想象上海市委竟会如此窝囊，在大好的形势下，赤卫队员们还在努力奋战，而且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把红革会困死在里面，差不多已经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可是他们的主子却突然举起白旗投降！这简直是有点像当年的中法战争，冯子才将军率领的中国军队在前方打了胜仗，腐败的满清政府还要割地赔款！

    到了这样的时候，赤卫队员们还是不肯向造反队倒戈，他们继续处处与造反派为难，他们不相信自己力保的上海市委，会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们也像当年的大清子民一样，尽管朝庭腐败无能，对内高压政策，严厉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对外卑躬屈膝，采取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但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坚信他们的皇上和老佛爷是真命天子，是无比伟大、正确和英明的救星。

    尽管赤卫英雄们还是不肯倒戈，但这次《解放日报》事件，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九天时间，使得偌大一个上海，顷刻之间就大乱起来，无论是大街或者小巷、无论工厂农村或者机关学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到处都是议论纷纷，参加辩论的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争论之剧烈和时间之持久，几乎是空前的。以前如孙中山到上海张园发表演说，北伐时的三次武装起义，甚至是解放军进城，都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员参加。从此以后，上海市真的是大乱了，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搅了大半年没有把上海搅乱，可是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有了工人阶级和学生运动的密切结合，只有几天，上海就马上大乱。共产党的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再也无法控制上海的局面，上海的政治局面已经掌握在以潘国平和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手里。

    在上海市委签发红头文件之后，工总司和红革会联合于十一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上，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主席台上，工总司和红革会会的头头们披着草绿色的军大衣，他们双手叉在腰里，显出一派非常得意的神气，迈着胜利者的步伐。人们只见王洪文举起望远镜往台下一看：只见台下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在与会的八十万人当中，大部分都挂着“工总司”的红袖章，当然也有许多红卫兵。耿金章也披着军大衣，对着王洪文的背影，向站在旁边的潘国平努努嘴，发出一丝轻蔑地笑声。年轻的潘司令面对着耿老头，也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老耿的意见。

    “打倒曹狄秋！、曹狄秋必须老实交代！”

    忽然，广场上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叫：原来曹荻秋又一次被拉上台来，可怜的曹狄秋，现在真的是像一条牲口，被两个造反队员用绳子牵着，十分狼疮地走到斗争台前，他的胸口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五个黑色的大字──打倒曹狄秋，在曹狄秋三个字的上面，还打着一个鲜红色的大叉。笔者在解放初期，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看到将要处决的人犯，也就是那些地主分子和国民党政府遗留在大陆的许多乡、保长，或者是其他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也是这个样子，大红叉表示马上就要执行枪决。笔者绝对没有想到一位共产党的大员，坐镇一方的封疆大臣，堂堂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狄秋，竟也会落得如此下场！笔者虽然不是“保皇派”，决不会像许多赤卫队员一样，拼着自己的性命去保卫他，但看到他竟弄到这个地步，心里真的觉得不是滋味。

    幸亏这次斗争会没有枪毙曹狄秋，主要是揭发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另外还有一个的目是叫他当场签字，是“工总司”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要他在已经写好的纸条上签字。只要他签了字，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就要无条件为“工总司”服务，一切费用都有上海市委或上海市人民政府埋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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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回、造反报创刊发议论   王洪文联络徐秀才

    从此，“工总司”有了强大的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就是它的“机关报”，发行量据说超过百万。但是读者看报是不要钱的，因为曹狄秋已经签字，一切由市政府开销。《工人造反报》的创刊词很有意思，它说：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当工总司取得了解放日报事件的全面胜利，又召开了多次批斗曹狄秋和陈丕显的大会，现在又有了自己的舆论工具；赤卫队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需要总结经验，也暂时减少了它的活动。热衷于《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头头们看到赤卫队的暂时休整，就立刻把矛头对准到工总司内部，耿金章和王洪文的争斗又开始了。耿金章是上海最大的实力派，他掌握了二兵团，人数占工总司的一半以上，而且老耿对自己的部队，调度和谋划起来也是非常得心应手，他更擅长于现场指挥，所有这一切，都是使王洪文非常头痛的心腹大患。

    根据张春桥的授意，王洪文联络了徐景贤、郭仁杰和朱永嘉等市委内部的造反派。这些人原来都是上海市委的最忠实的御用秀才，市委发出的许多红头文件，多半出自他们之手。在上海市委打了一联串的败仗之后，他们算是看清了形势，就开始要从新站队。他们从市委内部发难，站出来揭发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罪行。为了与王洪文联手对付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徐景贤的牵头和组织下，他们也组织了一支造反队伍，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是才高八斗的写作高手，所以不像工人组织，动不动就叫什么司令部；他们组织的名称别具一格，叫做“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后简称“机关联络站”）”，原来上海市委内部许多工作人员，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陈丕显、曹狄秋和魏文柏等几个所谓的走资派，到这个时候才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王洪文得到了这些造反秀才的帮助，真是如虎添翼，实力大增。耿金章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耿知道如果光凭武力，他自己在上海已经无人可及，但这毕竟称之为文化的大革命，不能光凭武力。他眼看在王洪文周围，有机关联络站、公革会（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简称）、上体司（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消革会（上海消防协会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简称）等十几个组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组织就会无条件的站在王洪文这一边。王洪文如果要发表什么声明、通告或者通令，这十几个组织也会同时出来，看起来声势非常浩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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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回、壮声势对抗王司令  耿金章经营联络部

    耿金章也要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声势，为此，他也联络了许多乱世英雄。这些英雄差不多都是新冒出来的，他们看到造反队和赤卫队可以成立，也都纷纷效尤，跃跃欲试。真有点像京剧沙家浜里的胡司令，他们都各自拉起一支队伍，多则几千人，少的甚至只有几十人。他们随便拉出几个人，算是这个组织的代表，跑到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上海市委办公地，揪住负责群众工作的有关人员，日夜加班软磨硬泡，一定要成立一个新的造反组织，弄得这些负责人没有办法，只好发给他们一张表格，叫他们填写。他们填好表格，再交出一份所谓的成立宣言。几天之后，市委就会给他们一个通知，说是领导已经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发给他们一颗大印，一个新的群众造反组织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诞生了。

    不怕网友们笑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笔者也曾被朋友拉入，参加筹备过一个很小的组织。组织的名称大概是叫做“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战斗队（简称战斗队）”，第一个发起人兼负责人叫朱铁权，是上海纺织局所属上海木滚筒厂里的一个工人，这位先生非常年轻，年龄可能与潘国平差不多，是个美术爱好者，他统包了厂黑板报上的所有美术稿，但很不安心本职工作。他看到工总司和赤卫队等可以成立，也想弄一个自己的组织来大家玩玩。

    主要核心还有上海机件二厂的严志良先生，他因为父亲在香港做生意，困难时期写过几封信给父亲，请父亲邮寄一些副食品来，结果在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是里通外国！？因此心里有一股气，看到文革时各种组织纷纷成立，就与朱铁权搞到一起。还有一个好像叫谭得斌的，忘记是什么厂的，还有许多人，连他们的大名都忘记了。

    有一次下班，路上与素不相识的朱铁权相遇，他邀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在四清运动中被一个军工厂清出来，调入了与专业毫不相干的上海跃进电机厂。因为专业不对口，心里很不是滋味，总希望有朝一日调一个工作，调到我专业对口的单位里去。老实说，我们过去的大学生，想的主要是专业对口，自己能多做一点有用的工作。因此想广泛地交一些朋友，有机会可以调一个工作，就被他邀请去了。

    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筹备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大家看到我多读了几年书，就叫我写了一份“战斗队”宣言，然后五、六个人就跑到市委去要求批准成立。这时工总司和赤卫队已经成立，大概是群众组织的审批工作已经开放。我们日以继夜，在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市委里磨了三天三夜，我们的组织就被批准了。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市级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总共才一百多人，比一个大厂里的一个造反队的人数还要少。

    为了与王洪文对抗分庭抗礼，耿金章正要努力壮大声势，就联络了上面所说的许多应运而生的乱世英雄。经过他一定的挑选，凡是与赤卫队有过亲密往来的，一律排除在外。最后，他联络了十四个造反组织，在12月上旬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络部（以后就简称为“联络部”）”。也算是一种荣幸吧，我们的无产阶级“战斗队”也被耿金章选中，成为“联络部”中的一个最小的成员。

    从此以后，耿金章凡是要发起什么通告，总是十四个群众组织同时签字出面，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好像组织很多，声势很大。但实际上起作用的就只有两到三个组织，作用最大的当然是“二兵团”，其次是孙福祥的“战到底兵团”，再其次大概是一个主要由少数民族工人参加的叫“工革会（是上海工人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的群众组织，它的负责人叫什么忘记了，只知道他是上海硅钢厂里的一个科室干部。还有“一兵团”虽然也挂了名，但是因为它的头头戴祖祥早被王洪文打瘪，基本上起不了作用。除了上面四个，其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完全可以说是毫无作用，只是摆摆样子而已。

    “联络部”讨论问题，主要也只有几个大组织的人发言，做出书面的决议之后，各组织代表争着签上自己组织的大名，包括我们“战斗队”在内的许多小组织签名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让人们知道，上海滩上还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且是与大名鼎鼎的“二兵团”站在一起的。所以许多人都是争先恐后，其实争来争去都只能是后面的几位。说穿了，许多小组织，只是一只一只的花瓶，是“联络部”里面的摆设，这情况与大家如今看到的 MZDP差不了多少,你看人家有那么多的成员，光一个基层单位的人数就可以把你并吞，何况人家还有非常强大的武力，你还有什么资格发言呢？因为笔者是朱铁权的“战斗队”常驻“联络部”的代表，几乎天天与这些乱世英雄混在一起，因此对“联络部”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看得非常清楚。

    当时“联络部”的地址是在上海市区与淮海路相邻的永福路252号，其实，当时的永福路附近地区，全都控制在耿金章的手里。耿有许多公开或秘密的据点，比较公开的有两处，一处是上面所说的252号，另一处是二兵团对外公开的总部，在252号的斜对面121号。王洪文和潘国平的工总司总部在巨鹿路691号，三个地方相距都不是很远。由于耿与王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人们发现经常有“工总司”派来的探子，来探“联络部”（实际上主要是探二兵团）的虚实，当然也有耿金章派出的探子，去探王洪文的虚实。有一次，王洪文派王金海来探，被耿金章当场抓住，就私设牢房，关在楼梯间里。不知是姓耿的是忘记了有人被关在里面还是有其他原因？不给人家吃饭，饿得王金海哇哇大叫。那天联络部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几个值班的听得有人大叫，一看是王金海。没有办法，几个人一起只好出钱买点心，供王文海食用。王文海还求值班的放了他，可是值班的都不敢，因为老耿知道了，谁也担当不起。

    联络部经常接到报告，说某某人带着多少人马向“联络部”过来，耿金章马上电令亲兵出动来一个反包围，很快把这些来犯的敌人逼退。但有一次老耿的亲兵来得晚，来人冲进“联络部”，说要捉拿耿金章，幸亏当时联络部里有二十几个人，大家手挽着手堵住耿金章所在的小房间，不让来人靠近耿金章，老耿总算没有被抓。大约十分钟以后，耿金章的大队亲兵赶到，那些来犯的人，只好抱头鼠窜。

     不知道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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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回、赤卫队保皇换战术   工总司耿王再握手

    正当耿、王两方面互相对立，准备厮杀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又使他们握手言和，再一次共同对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赤卫队自解放日报事件失败之后，它的头头并没有泄气，只是在总结经验。同时它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它仍旧是上海造反派的一个劲敌。尽管上海市委领导已经签字同意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但许多具体送报的邮递员是赤卫队员，他们按照总部的命令，拒绝夹送，弄得红革会和工总司都没有办法。

    赤卫队的头头们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如果继续公开的保市委和曹狄秋，不但唤不起人心，而且可能要自取灭亡。所以改变斗争方法，也提出炮轰上海市委和打倒曹狄秋的口号。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们接过工总司的口号，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将近有百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人，不但挤满了广场，而且还把周围的几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光看这开会的声势，就比工总司的要壮大得多。他们也把曹荻秋“揪”过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当然也只好签字同意。

    对于赤卫队的这个新动向，王洪文和潘国平马上回应，他们在两天之后，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再次把曹荻秋“揪”到斗争台上，逼他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的，宣布完全“无效”，还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时候的曹狄秋，不知是前世作的什么孽？每天被人揪来揪去，早已被斗得七荤八素。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很有规律的，每次斗争过后，一定是要他答应什么条件，在已经写好的纸条上画押签字。人已经被斗得这等地步，哪里还有自己的主意？你真的同意当然要签字，你不同意也只好签字，所以每有什么组织叫他签字，他基本上不加考虑，一律同意。两天前赤卫队提出“八点要求”，他当然签字，两天后宣布无效作废，他也签字。

    “赤卫队”听到消息，大骂曹狄秋没有诚信，出尔反尔，两天前签字同意的东西，两天之后怎么就推翻否定？。赤卫队的头头们马上召开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准备要与工总司决一雌雄。上海滩的上空乌云密布，工总司和赤卫队双方，剑拔弩张，又一场新的大战已经酝酿成熟迫在眉睫了。

    在西藏中路的人民广场旁，北火车站南大门左右两边大面积朝南的墙面上，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贴大字报的墙头上，有一个赤卫队员刚刚贴出了《赤卫队的八点声明：》；还不到两分钟，就被造反队的《赤卫队就是保皇队！》的大标语覆盖。又过两分钟，这条标语已变成《工总司一小撮怀头头就是流氓！》。再过两分钟，标语又变成《赤卫队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这样贴来贴去没有一个完！在这种对立两派永无休止的标语大战中，使工总司和赤卫队的头头们万万没有想到，而且也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这些所谓气壮河山的革命行动，竟使一群捡垃圾的小瘪三非常高兴，而且还能够从中渔翁得利。在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毫不客气地扯下这一叠叠很厚而且面积很大的标语纸，不，应该说是标语板！第二天拿到废品回收站，按照斤两称起来，一定可以卖一个大大的好价钱！

    王洪文、潘国平和徐景贤紧急商议，一致认为要与赤卫队决战，非有耿金章不可！可这个时候的耿金章却在北京。徐景贤要王洪文打电话，王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自解放日报事件胜利以后，他与耿金章一直在搞摩擦，现在要他主动与耿亲近，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王司令！事急矣，这事非你王司令先放下架子不可！”徐景贤跳了起来，并随手拿起电话听筒，递到王洪文的手里，意思是叫王洪文立即打电话给耿金章。王洪文拿过听筒，但拨的却是张春桥的号。

    1966年12月26日，住在由聂元梓（可能有年青的网友不知道，在此特别加一条注解，聂元梓是文革时被毛泽东夸奖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安排的北大招待所里的耿金章，吃完为庆祝毛主席诞辰73周年的寿面，正想坐下来休息一会，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老耿提起话筒，一听是张春桥秘书打来的声音：

    “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去！”

    “什么事？”

    “请你马上赶回去，机场有人迎接，你问他们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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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会、耿金章急切回上海    王洪文机场迎老友

    因为是张春桥要他回去，耿金章只好打电话给聂元梓要车，刚打完要车的电话，想闭上眼睛休息几分钟。可是紧急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老耿再次提起听筒，这一次电话那边传来的却是王洪文的声音：

    “老耿同志，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请你马上回到上海来！我们到机场来迎接你。”

    尽管王洪文今天用了特别客气的语气，称了一声老耿同志，耿金章听了他的声音还是来气，原来想把他骂回去，但马上想到张春桥秘书的电话在先，只好咬咬牙齿就忍了。他想自己可以不买姓王的账，但不能不听张春桥的话！所以粗声粗气的说了声“已经知道了！”就马上把电话挂了。

    二十七日中午，耿金章刚刚走出飞机的舱门，就看见王洪文、徐景贤和潘国平三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只听小潘叫了一声：“看，老耿回来了！”王洪文就快速跑上前来，还没有等耿金章有所反应，马上一个箭步上前，给耿金章来一个热烈的拥抱！

    “老耿啊，我们真想你啊！”王洪文拥抱着耿金章，好像显得非常亲热，还有点激动：

    “不要肉麻了！姓王的，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实话吧，是不是又要我为你们打仗了？”耿金章用力一推，挣脱王洪文的拥抱，还是有点冷冰冰的问道：

    “老耿啊，不要说外人话了，我们这几个人，还不是串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现在赤卫队气势汹汹，看样子要与我们进行一场大决战，我们全上海的造反派，就指望您耿司令了！”潘国平见耿金章还有点生气，就插进来打圆场道：

    “我这个糟老头有什么用？还不是你们要抓捕的对象？你们几次到永福库来抓我，我斗不过你们，逃到北京避避风头还不行吗？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这一定是一个误会，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们都是从安亭一起拼杀出来的患难弟兄，我王洪文怎么会抓你老耿同志呢？┅┅”

    “别说废话了，我今天是看在春桥同志的脸上，才回来的。你王洪文有什么派遣，直说了吧！”

    “已经来了，就不要心急了，来！来！来！先去吃一点点心，再休息一回，然后慢慢说话不迟。”徐景贤一面说话，一面把耿金章拉进了小轿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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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回、康平路酝酿大战斗   赤卫队竟成瓮中鳖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天空中还有几点蒙蒙细雨，上海市的政治中心康平路显得特别宁静。康平路之所以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因为这里有上海市委书记处，市里几乎所有的封疆大臣，也都居住在这一条并不起眼的冷僻马路上，不管是已故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的家，还是新贵张春桥的家也都在这里。突然之间，有许多“赤卫队”员向康平路悄悄涌来，他们嘴里嚷着，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这个糟老头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除了白天担心随时有人要来揪他，晚上也不太平，前门刚刚送走了一批红卫兵，后门又来了赤卫队。他明明知道赤卫队是保护自己的，所以感到深深的内疚，他觉得今生今世最亏欠的，就是这个赤卫队。他清楚地记得就在二十三日，刚刚答应了它的“八项要求”，但只过了两天，在工总司强大的压力下又被否定了。最近的曹狄秋，日子真不好过，只要来人是成群的，随便打一面什么造反的旗号，就可以来揪他。所有前来揪他的人，都会喊“打倒曹狄秋”。当然这个曹老头是瞎子吃馄饨──心里非常有数，“赤卫队”只是嘴巴上喊喊而已，完全是做戏。只有乱臣贼子张春桥教唆出来的造反派，才是真的要打倒自己，特别是那个姓王的“工总司”，曹老头只要一想到它就会头皮发麻浑身抖索。

    已经有数不清的“赤卫队”员集中在康平路，他们有的站立在行道树下，有的斜靠在路边的墙壁面上，还有许多人，只好三、五成群的站立在马路的中间。然而，还有更多的“赤卫队”员要涌进来，他们像浩瀚无际的潮水一样向里面涌。赤卫队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向上海市委和曹狄秋施加压力，他们声讨曹狄秋言而无信，这个老头在二十三日刚刚答应他们的八点要求，可是只在两天之后的二十五日，在“工总司”的压力之下，又签字否认了。今天他们集队前来，就是要曹狄秋这个糟老头重新承认二十三日答应的“八项要求”。

    “赤卫队”的行动，很快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很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再次认定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常正确的，完全是有效的。“赤卫队”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王玉玺马上传达命令，叫赤卫队员赶快回各自的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集中在康平路的三万多名“赤卫队”员已经无法回去。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与康平路相邻的所有马路出口，都已经被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大军统统堵死。赤卫队已成了瓮中之鳖，只等耿金章的队伍前来抓鳖。赤卫队已经陷入了潘国平、王洪文、徐景贤和耿金章设下的天箩地网，再也跑不出去了。

    与康平路相邻的衡山宾馆里，以潘国平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有上海红革会等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参加，他们共同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联合指挥部的下面还有一个“前线指挥部”，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赫赫有名的二兵团司令耿金章！

    行伍出身的“耿司令”是上海最大的实力派，他的“二兵团”已有三十多万人马，占了“工总司”中的一大半，再加新近成立的联络部里的十四个造反组织，他绝对拥有上海造反派工人中的大多数。这次他担任“前线总指挥”，不但是他自己兴高采烈，还有那些跟随他的许多造反组织也都兴奋异常。他本人认为是英雄由了用武之地，跟随他的人也可以到处吹嘘，与自己共同战斗的耿金章如何了得。老耿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十万精兵强将，把康平路围得密不透风，赤卫队员即使是生了翅膀，也恐怕是很难飞出去。

    对于耿金章，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态度可不一样，他们各有一本账：张春桥希望把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人统统收罗到自己的门下，作为自己统治上海的实力资本，因为他不相信这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会爬到自己的头上去，他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驱使这三个人。何况耿金章是上海造反派中实力最大的，对付“赤卫队”不依靠耿金章还能依靠谁呢？而王洪文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就是希望“二兵团”和“赤卫队”相互火并，削弱两者的力量，他王洪文可以从中渔利。他既要借二兵团的力量去消灭“赤卫队”，也要借赤卫队的力量去削弱“二兵团”。因为他时刻担心耿金章的力量会超过自己，他最怕耿金章爬到自己头上，把整个工总司都抢了过去。

    赤卫队已经被耿金章的大军包围在康平路，但是如果要把它消灭，还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大概是赤卫队命该灭亡，许多赤卫队员被包围之后，进退无路，只能在康平路上到处乱窜乱闯。有几个赤卫队员在不经意之间，竟闯入了张春桥的家，队员们遇见张春桥的老婆。一问情况，当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家，慌忙退了出来。因为他们也知道，张春桥不比曹狄秋，他的家是不好由你高兴随随便便进进出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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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回、小赤卫误入张家屋   大造反谎言欺群众

    可是就是因为有几个人进了张春桥的家，这个事情就显得麻烦了，工总司就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据后来的《工人造反报》报道：

   “就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天，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立即漫天飞舞着《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和《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的传单。在康平路上立刻卷起了新的狂澜。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等斩钉截铁地说：“赤卫队抄张春桥和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就是错了，大错特错了！” 为了壮大声势，把赤卫队抄张春桥家的消息传递到整个大上海的千家万户，上海的许多马路上迅速刷出如下大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柯庆施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好像都有这样的共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赤卫队居然敢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家，那赤卫队的大方向一定是错了！再经过人为的加工、转播和放大，赤卫队简直就变成了反革命组织，理应马上消灭！造反派在大街小巷大力宣传的同时，还用高音喇叭对包围在里面的赤卫队员也反反复复广播宣传，使得许多赤卫队员也信以为真，以为是真的有人抄了张春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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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回、耿金章下达攻击令  王玉玺昆山成俘虏

    其实在那个时候，连耿金章也没有搞清楚，赤卫队到底有没有抄张春桥的家。但是对于如此有利于造反派的消息，耿金章总是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既定方针办事。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老耿认为各种条件具已成熟，赤卫队抄张春桥家的消息不但成为造反派的共识，而且也有不少赤卫队员相信，他看到赤卫队军心已乱，兵无斗志。于是就在二时正，对他属下的十万造反队员，下达最后的命令：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立即彻底全部消灭赤卫队！”

    当处于重重包围，又人心惶惶的三万多赤卫队员，正在困倦难熬的时候，耿金章的十万精兵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他们的精力非常旺盛，对着赤卫队员高喊：“赤卫队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反革命组织！”、“赤卫队员受蒙蔽无罪！赶快反戈一击有功！”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平日非常宁静的康平路。一场文革来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就在王洪文、续景贤等人的策划之下，在耿金章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

    由于听信了高音喇叭的反复宣传，加上绝对劣势的战略战术地位，许多赤卫队员早已没有斗志；再经过造反队员义无反顾地冲击，到早上六点多钟，被包围在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几乎全军覆灭，所有的队员都举手投降。七点钟左右，三万多赤卫队员在造反队员的押送之下，排成一路纵队，分成六路从六个出口出来，到造反队指定的地点集中。每一个出口处都有一群造反队员牢牢把关，赤卫队员必须手持红袖章，双手抱头，口中不停地高叫“我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请同志们从宽处理！”到出口处老实交出赤卫队红袖章，造反队员才肯放他们出去。经过这次大战，工人造反队缴获几百箱压缩饼干，还有数不清的红袖章，作为战利品运回各自的单位。

    通过康平路浴血大战，“赤卫队”中的精锐部队，最有战斗力的有生力量全部被歼。三十日下午五时多，经过苦战而突围出来的赤卫队头头王玉玺，又组织残存的数万“赤卫队”步行北上，声言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控告王洪文等一小撮工总司的坏头头制造了空前的大冤案，栽赃诬陷赤卫队，硬说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

   步行的赤卫队还没有到达昆山，就被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战士追上，两军又在昆山发生一场混战。可那时的赤卫队员，早已是风声鹗泪、草木皆兵，看到造反队追来，早已闻风丧胆，哪里还有什么斗志？许多队员趁机纷纷开小差逃跑，只有少数坚定的骨干分子仍然勉强迎战。战斗到后来，赤卫队员愈战愈少，王玉玺和少数骨干，终因寡不敌众，被耿金章的亲兵当场活捉，其余队员全都四散乱窜，落荒而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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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回、急通知搜捕赤卫队  垃圾车临时押囚犯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的调度室副主任，室里的八十多名员工，极大多数都是赤卫队员。这些队员跟随着他去康平路，然后又步行北上。调度室的主任变成了光杆司令，手下无人可以指挥。造成上海铁路局系统秩序大乱，中枢神经彻底瘫痪。只有短短的两天多时间．有几百辆的客车停开，十多万旅客无法上车和中转；更有无数列货车停开，由此积压的货物就有十余万吨。

    王洪文和徐景贤等人立刻抓住这个把柄，就说赤卫队的坏头头是破坏生产和破坏铁路运输的罪魁祸首，于是以工总司的名义，立即发出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广大造反队员把各级赤卫队的坏头头统统抓起来，押送到公安局法办。于是，市、区两级赤卫队的头头一百多人同时被捕，赤卫队立即土崩瓦解！

    许多基层工厂的造反队长也不含糊，他们把工总司的《紧急通知》进一步扩大化，为了清除自己的对立面，把各自单位里的赤卫队负责人，也统统送进公安局。如笔者所在的上海跃进电机厂，不但把正副队长送进公安局，还把一些平日与造反队争论得比较激烈的普通赤卫队员也送进公安局。有一个参加赤卫队的邱姓女工，因为不肯交出赤卫队的红袖章，造反队二话不说，立刻把她抓起来，一时找不到汽车，就在车间的门口拦了一辆过路的垃圾车，把她送进了杨浦分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是无奇不有，用垃圾车押送人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

    那个时候的公安局，也是由称为“公革会”的造反派掌权，凡是有造反队送来的人犯，统统来着不拒，一律收下扣押。经过这一次浩劫，赤卫队彻底完蛋。许多基层单位的赤卫队员，纷纷自动向造反队交出赤卫队红袖章，表示向造反队投降，更有的还反戈一击，要求参加造反队。他（她）们参加造反队后，其造反的精神，甚至还远远超过原来的老造反！当文革刚开始时，笔者在厂里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只是思想观点倾向造反派，还经常为造反派说话，因此而遭到许多保守分子的白眼。但自赤卫队垮台，每当笔者有事回厂，那些昔日憎恨笔者的先生和小姐，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本人表示特别友好，个别的还成了莫逆。虽然笔者在七十年代末离开该厂，到另外单位工作，可还是继续保持着联系，直至现在还有往来。

    官方的八十多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从十一月下旬发起成立到十二月底全线崩溃，前后只有一个月零五天时间。这个赤卫队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受到重创，康平路事件后完全土崩瓦解。从此上海滩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位置来个大颠倒，政治的天平完全向造反派倾斜，上海在顷刻之间变成造反派的一统天下。接下来的，就是只剩下革命造反派向所谓的一小撮走资派夺权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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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回、机关报社内也造反  两大员飞机临上海

    赤卫队彻底垮台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胜利的成果？耿金章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击垮八十万赤卫队的主力是二兵团，到前线指挥战斗的是我耿金章，有谁能比得上我老耿的功劳呢？王洪文却认为自己是掌舵的人，你耿金章只不过是我手下的一颗棋子。只有潘国平自知没有共产党员这块红牌子，无法与王和耿两人争高下，落得在旁边看着两虎争斗。如果他们不斗，我潘国平看样子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如今两雄相争，必有一雄落败，我潘国平就可以升为老二。好！你们去斗争吧，我才不来参加你们之间的争斗哩！

    另一方面，随着赤卫队的垮台，上海其他战线的造反派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开胆子造反。几天之后，就是1967年的元月四日，上海《文汇报》社里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首先发难，他们在四日的《告读者书》中宣告：我们文汇报社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在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今天开始，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的大权。原来掌管文汇报大权的一小撮走资派已经靠边，并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劳动改造。

    一天之后，《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也不甘寂寞，他们也向全市人民宣告：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经过浴血奋战，解放日报已经第二次“解放”，从现在开始，《解放日报》不再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卖命，《解放日报》一定要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大喊大叫，要为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大喊大叫。上海市里的这两家报纸仅仅在两天之内，就落入革命造反派之手，这使上海的造反派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从此以后，上海再也听不到上海市委和保守派的声音，只有清一色的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声音了。

    正当《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内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权之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从北京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们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自居，自以为身上佩带着尚方宝剑，不可一世地再次出现在黄浦江旁。这时的赤卫队已经垮台，陈丕显、曹狄秋和魏文柏等原上海市大员，轻则靠边检查，重则被造反派强制监督劳动，个个都弄得奄奄一息。偌大一个上海滩，再也找不到一个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两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一到上海，就马上接见“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里的如徐景贤、郭××、王××等几个有名的造反秀才，对他们鼓励有加；然后会见再《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代表。当然，还有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工总司”的一大批造反有功的大头领，也在接见之列。在见面会上，张春桥告诫王洪文和耿金章，一定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不要搞内部争斗，一定要时刻警惕上海市委策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会见之后，张春桥仰靠在一张三人沙发上，把两只手分别搭在坐在他身边的王洪文和耿金章肩上，十分亲热地说：“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对上海的斗争非常关心，特意派我和文元来和你们一起战斗，你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王洪文听了好像真的有点动容，激动地说：“我王洪文一定听您中央首长的话，我一定要与老耿同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反扑。”坐在另一边的耿金章，也连忙频频点头称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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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回、张春桥透露新指示    陈丕显戏说俏皮话

    张春桥还向造反派的头头们透露了毛泽东1月2日发布的最新指示，毛泽东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几个直辖市。

　　在文革期间，人们都养成了“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的习惯，有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忽然心血来潮，半夜三更随便说了一句什么话，马上有人会用电话通知各地，然后层层传达。于是有人马上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最新的最高指示闻世，睡梦中的人们也必须马上起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单位里聆听最新最高指示。当天深夜，听完了张春桥传达的王洪文，把熟睡中的“工总司”中层头头叫到总部，立刻传达毛泽东在元月2日发布的最高指示。中层头头又用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各基层的头头，基层头头又传达给全体造反队员。传达之后，各级头头们还号召所有的造反队员，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刻准备，奋勇前进，去夺取走资派的所有权力。

    1967年1月5日深夜，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到6日早晨，上海市看起来虽然是银装素裹，分外窈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严寒彻骨，人们直冻得瑟瑟发抖，冷不堪言。可是造反英雄们已经顾不得寒冷，他们迫不及待，根本不顾这地上的积雪；在上午十时，王洪文的“工总司”、徐景贤的“联络站”和“红革会”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参加大会的革命造反派群众，估计有四、五十万人，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丕显！》、《打倒曹狄秋！》。在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一大批原市委和华东局的大员，他们的双手被反剪，胸前挂着一块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某某某》等字样的牌子，在造反队员和红卫兵的押解之下，排着长队走上斗争台。这个斗争台，原来是这些大员在国庆或五一等节日检阅上海人民胜利的舞台，今天却成了斗争和示众他们的舞台。揪到现场陪斗的，大约也有几百个高级干部。

    与曹狄秋和杨西光等人不同，那个在长征路上被誉为红小鬼的陈丕显，还是第一次走上这样大场面的斗争台。而大会斗争的主要对象，也正是当年的红小鬼。那么红小鬼为什么也要被斗呢？根据揭发他的人说：陈丕显恶毒攻击八亿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在1964年，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根据官方的说法，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开始慢慢回升。这时负责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柯庆施正在医院里养病，上海市的党政大事，暂时由陈丕显主持。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发下来关于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或俗称为23条的文件，在市委内部传达之后，主持人阿丕不禁摇头长叹一声，轻轻地对身旁的曹狄秋说：

    “咳！老曹啊，你看我们的大老板啊，只要国家的仓库里有一点粮食储蓄了，就要想办法搞运动来折腾人了！”

    看来是红小鬼仍旧像当年一样顽皮，他对着自己的同僚，说了一句俏皮话，称毛主席为大老板。这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像如今有许多人称胡哥一样，根本不当一回事。可是在当年却是一句大不敬的话。因为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尊神。称呼神为老板，就把他变成为普通的人，这就是大不敬了；这就应该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尽管陈丕显几乎是咬着曹狄秋的耳朵，话说很轻很轻，但还是被旁边的人听见，特别是徐景贤，还偷偷地把它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在今天，就是这个上海市委昔日的御用秀才，对红小鬼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徐景贤，因为找到了比阿丕更有权势的新主子，就开始对他旧时的主人阿丕发难了。下面是御用秀才和红小鬼在斗争台上的一段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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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回、徐秀才逼问红小鬼   陈丕显承认该万死

“陈丕显！在某年某日，当你传达完中央的23条以后，你对曹狄秋说了什么话？”御用秀才把手里的笔记本向半空中一扬，逼问阿丕：

“我说的话很多，时间长了，早已忘记了。”红小鬼回答：

“陈丕显！你想用忘记来抵赖你的滔天罪行，完全是徒劳的！你忘记了，我来帮助你记忆，你在那天对曹狄秋说：‘咳！老曹啊，你看我们的大老板啊，只要国家的仓库里有一点粮食储蓄了，就要想办法搞运动来折腾人了！’”当徐景贤在揭发的时候，像模像样地学着陈丕显当时的说话声调，还看着陈丕显脸部的反应，当他看到他的旧主人迟迟没有反应时，又继续大声地说道：“陈丕显，你现在老实回答，你有没有说过？”

因为天气非常冷，笔者没有到人民广场去，只是在单位里看电视；其实电视里的场面，要比现场看得更加清楚，听的也清楚。我看到徐秀才提问的时候，情绪真的是十二万份的激动！

“好像是说过的。”红小鬼想了一回，眼见是赖不掉的，只好承认：

“什么好像？说过就是说过，没有说就是没有说！陈丕显！你到底有没有说过？”

“说过的！”陈丕显被迫到悬崖边上，只好坦然承认：

“陈丕显！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我不应该这样说话！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敬！”阿丕不敢正面回答说是，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恶毒攻击’这个吓人的字眼，只是比较含糊又不痛不痒的回答。

“陈丕显，你知罪吗？”

“我罪该万死！”

“你有什么罪？”

“我不应该这样说。”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罪该万死！”

┅┅

我们别小看这个红小鬼，他虽然被揪斗，头脑还非常清醒，他不说别的话，只是翻来覆去的说我罪该万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万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上面这几句对话，通过强大的高音喇叭，传送到上海人民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也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转播传达到千家万户。于是在上海市人民广场的上空，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怒吼：

“打倒陈丕显！”

“陈丕显必须老实交代！”

“陈丕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丕显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该万死！”

“┅┅”

使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陈丕显也跟着群众一起大喊口号，革命群众举着拳头，他也举着拳头；革命群众喊“打倒陈丕显！”他也跟着喊“打倒陈丕显！”革命群众显得义愤填膺，他也显得义愤填膺。旁边的曹狄秋和魏文柏等其他走资派看了，立刻向阿丕学习，于是台上台下，斗争的人和被斗的人，都喊着同样的口号，都是义愤填膺，成了这次斗争大会最特别的一个场景。从此以后，许多被斗争的对象，都向陈丕显学习，只要革命群众喊口号，被斗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喊，跟着群众高喊要打倒自己。这大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

在四年之后，即在1970年，笔者在跃进电机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每当召开斗争会的时候，也向红小鬼学习，当群众高喊要打倒我时，笔者毫不犹豫，立刻举手响应，高呼要打倒我自己。不过笔者喊的时候，没有像阿丕这样严肃认真，因为喊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红小鬼的场面，这样就忍不住要笑出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这个几十万人同时发出的怒吼声震天动地，震得黄浦江水浪翻浪，震得上海的大地也抖了三抖！这次斗争大会的结果，红小鬼陈丕显也落得了与他的同僚曹狄秋一样的下场，从此就倒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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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回、发通令推翻旧市委   庆贺电再开批斗会

    人民广场上的革命群众，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整整站了五个小时，斗争大会一直到下午三点钟结束，最后，大会还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罪行。

                      第二号通令：

    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

     大会通令，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仅仅五天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联合贺电，热烈祝贺英勇的上海造反派取得向走资派夺权的伟大胜利！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电报，它使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震动了！中央，也就是一个国家的首脑机关，居然能够容忍地方上乌合之众，打倒自己属下的许多官员，又夺取下属政府的权力，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发出贺电祝贺，真是不可思议！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事情，这也可用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创举！

　　1月12日，对于“工总司”等上海各造反派的头头们来说，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大小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无一例外地刊登了中央的这份贺电。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这块闪着红光的招牌，立时三刻响遍全中国，这块招牌变得如此金光灿灿！那么这个“工总司”的头头们，岂不就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的代表了吗？而这个“革命左派”的光荣称号，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封的！

    就在这一天，上海的造反派又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上海的人们看到，那位“一月风暴”的总导演，张春桥和姚文元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在上海人民面前公开亮相。他俩不但公开亮相，而且还在誓师大会上向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群众讲话，号召革命造反派要牢牢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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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回、新指示批准夺大权   闻炮打翻杯跌眼镜

1月16日，仅仅只有四天时间，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很快批准了上海造反派对市委的夺权，并作出了“最新指示”：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不喜形于色和欢呼雀跃，他们想自己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梦想即将实现，上海已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他们只要伸手轻轻一摘，胜利的桃子马上就会落到自己的手掌之中。

可是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几乎粉碎了张春桥的美梦，还把他打得晕头转向。据说当张春桥接到王洪文派专人送来的报告时，正在与他的老婆一起举杯庆祝，庆祝自己即将荣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可是当他听了来人的报告后，竟把鼻子上的眼镜和手中的酒杯同时打翻在地，弄得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全身的衣服都被女儿红弄脏。这一下真是打得他七荤八素，差一点就要掉到黄浦江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炮打，弄得张春桥如此狼狈不堪和惊慌失措呢？

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从红革会说起。上海市民都知道两个月前冲击解放日报社，平时上海市委低头认错的红革会，大多都由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组成。自从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这些大中学生开始有点想不通，引起他们深深的思考：“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吗？”

在他们思考的同时，他们还从上海的大街小巷，时不时的传出张春桥有历史问题的各种传闻，有人说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也有人说他的老婆是共产党的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则是一个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叛徒等一系列的传闻。这使小将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想上海的大权决不能落入特务和叛徒之手，于是他们毅然做出决定，凡事都要先下手为强！

1967年1月25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轻奇兵，分别向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等许多重要部门奔袭过来。像一阵狂风卷过大的，这支轻奇兵在短短的一夜之间，就夺走了上海市党、政机关所有的大印！事后他们还公然宣布：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夺走走资派手中的一切权力。他们还进一步声称，如果他们不进行夺权，那么上海的党政大权，很有可能就要落到披着革命左派外衣的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叛徒们的手中。

这显然是对张春桥发出的一个警告，也是对他当头一棒！可是“红革会”的行动不仅到此为止，到1月28日，上海有许多条热闹的马路上，无畏的“红革会”战士赫然刷出“重炮轰击张春桥！”、“炮打狗崽子姚文元！”、“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和“打倒张春桥！”的大幅标语！这真像是一颗重量级的核弹爆炸，惊动了黄浦江和上海滩！上海滩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人，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是红革会炮打错了。可是也有人说红革会革命小将，既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一定是抓到了张春桥的什么真凭实据，也像他们敢于进攻解放日报社一样，后来的事实会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一定会支持他们的，看来一定是是张春桥有问题。

也有的人说得更加具体：红革会小将开始只是对张春桥有怀疑，可是就在25日深夜，他们在夺权的时候，问过了许多知道张春桥底细的人，也查清了张和他老婆的档案，完全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猜想，所以小将们觉得胜券在握，胆子更大了。否则，难道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敢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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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回、新指示批准夺大权   闻炮打翻杯跌眼镜

1月16日，仅仅只有四天时间，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很快批准了上海造反派对市委的夺权，并作出了“最新指示”：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不喜形于色和欢呼雀跃，他们想自己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梦想即将实现，上海已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他们只要伸手轻轻一摘，胜利的桃子马上就会落到自己的手掌之中。

可是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几乎粉碎了张春桥的美梦，还把他打得晕头转向。据说当张春桥接到王洪文派专人送来的报告时，正在与他的老婆一起举杯庆祝，庆祝自己即将荣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可是当他听了来人的报告后，竟把鼻子上的眼镜和手中的酒杯同时打翻在地，弄得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全身的衣服都被女儿红弄脏。这一下真是打得他七荤八素，差一点就要掉到黄浦江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炮打，弄得张春桥如此狼狈不堪和惊慌失措呢？

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从红革会说起。上海市民都知道两个月前冲击解放日报社，平时上海市委低头认错的红革会，大多都由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组成。自从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这些大中学生开始有点想不通，引起他们深深的思考：“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吗？”

在他们思考的同时，他们还从上海的大街小巷，时不时的传出张春桥有历史问题的各种传闻，有人说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也有人说他的老婆是共产党的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则是一个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叛徒等一系列的传闻。这使小将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想上海的大权决不能落入特务和叛徒之手，于是他们毅然做出决定，凡事都要先下手为强！

1967年1月25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轻奇兵，分别向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等许多重要部门奔袭过来。像一阵狂风卷过大的，这支轻奇兵在短短的一夜之间，就夺走了上海市党、政机关所有的大印！事后他们还公然宣布：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夺走走资派手中的一切权力。他们还进一步声称，如果他们不进行夺权，那么上海的党政大权，很有可能就要落到披着革命左派外衣的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叛徒们的手中。

这显然是对张春桥发出的一个警告，也是对他当头一棒！可是“红革会”的行动不仅到此为止，到1月28日，上海有许多条热闹的马路上，无畏的“红革会”战士赫然刷出“重炮轰击张春桥！”、“炮打狗崽子姚文元！”、“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和“打倒张春桥！”的大幅标语！这真像是一颗重量级的核弹爆炸，惊动了黄浦江和上海滩！上海滩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人，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是红革会炮打错了。可是也有人说红革会革命小将，既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一定是抓到了张春桥的什么真凭实据，也像他们敢于进攻解放日报社一样，后来的事实会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一定会支持他们的，看来一定是是张春桥有问题。

也有的人说得更加具体：红革会小将开始只是对张春桥有怀疑，可是就在25日深夜，他们在夺权的时候，问过了许多知道张春桥底细的人，也查清了张和他老婆的档案，完全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猜想，所以小将们觉得胜券在握，胆子更大了。否则，难道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敢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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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回、赴国难学生大游行  投军统善宝献殷勤

   （因为家里有点事，耽搁了几天以后，竟然把真名网里还没有写完文章这件事忘了，真是人老了多忘事。今天突然想起来，所以把它找出来继续下去。）

  那么张春桥究竟有没有问题？当然是他自己最清楚：当张春桥在跌破眼镜和打翻酒杯之后，慢慢的回过神来，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张春桥小名善宝，乃山东省巨野县人，他的先人，在大清和民国，甚至在日伪时期都做小官，因此他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他出生于民国六年，是家里的老大，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由于其祖父和父亲都推崇郑板桥之为人，所以家里几个兄弟都是“桥”字排行的，依次叫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只有他妹妹的芳名里没有桥，叫做张佩瑛。

  那是在民国二十一年，日寇已经强占了东北三省的主要铁路线和大城市，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部逃到关内。只有无畏的抗联战士，还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抵抗日本强盗的侵略。是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又在上海发动新的侵略，开辟淞沪战场，以蔡挺楷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英勇将士，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建筑起我们国家新的长城。全中国人民更是团结一致，到处都卷起抗日的怒潮，他们纷纷捐钱捐物，坚决支持东北和上海的抗战。工人和学生还欣起经久不息的抗日示威大游行，他们强烈要求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山东省济南市的正谊中学也不例外，全校学生多次举行反日大游行，年仅十五岁的张春桥，活跃在游行的队伍中间，他常常跑出来带头呼喊抗日口号，赢得同学们的刮目相看。可是示威游行刚结束回校，他却偷偷地溜进了军统派往该中学担任训育主任和训导员黄僖棠和范贯三的卧室，向两位老师汇报整个游行示威活动的详细经过。因为找不到领导学生运动的共党分子，无法向上级交差而犯愁的两位训导老师，听了张春桥的汇报，真是喜出望外，黄僖棠立刻拍拍张春桥的脑袋夸奖道：

  “好！好！我们正谊中学所有的同学都应该向你学习，既要求抗日救国，也要为党国效劳。我希望你好好干，以后如果有新的情况应当立刻向学校汇报，党和国家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学校也不会亏待你的。”作为老师的黄僖棠，接着还进一步教导张春桥：在我们正谊中学的学生中间，混入了极少数不良分子，他们受共产党的利用，表面上要求抗日，骨子里却反对政府。作为训导老师的黄僖棠，希望并鼓励张春桥深入到积极分子中间，了解这些亲共不良分子的活动情况，及时向学校的领导或训导处汇报。

  第二年，张春桥、程鸣汉、鹿效会和郑庆拙等四位同学，在一次星期六举行的学校周会上散发抗日传单，他们号召同学们举行罢课，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支持前线的抗战军民。可是散会之后，张春桥又溜进了学校的训育处，向黄僖棠和范贯三报告会上所发生的一切。结果，除张春桥之外，其余三位散发传单的同学被学校开除，程鸣汉还被济南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最后还惨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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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回、大晚报狄克批鲁迅   遭逮捕若文投敌寇

    民国二十四年，中学毕业后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在繁华的四马路325号，在“上海杂志股份有限公司”找到一名校对员的工作。因此与许多文化人拉上了关系，他有时候手头发痒，也写几篇短文，攒点稿费。民国二十五年初，只有十九岁的他，有一次看了几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很不以为然。于是就化名狄克，在三月十五日《大晚报》上专刊杂文的《火炬》栏里，向鲁迅叫板，发表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大力声讨和批判鲁迅先生。鲁迅看了狄克的文章，当然也不甘示弱，他连夜起草，立刻写了短文《三月的租界》作为回敬，痛斥这个名叫做狄克的无名鼠辈和跳梁小丑。

    张春桥回想起这些往事，自己也觉得触目惊心。心想共产党虽在掌握权力以前，因为受到条件限制，无法对其成员一一详细审查。但自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已经开展过多次政治运动，搞清楚了许多成员的历史问题。而自己的问题，从来没有向组织进行交代。可是隐瞒的时间愈长，背在身上的包袱也觉得愈是沉重。他想如果这些事情如实曝光，不但他眼前在中央文革的地位不保，而且还要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自己的下场肯定要比眼前的曹狄秋和陈丕显还要悲惨十倍百倍！

    张春桥想过了自己的问题，又想到了他妻子：妻子原名李若文，后来还用过李淑芳和李岩，民国五年出生，从碰到他的时候开始，就是一副女学生打扮。她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共青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入了共产党。民国三十一年，李若文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当张春桥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时，她经常给报纸投稿，因此而认识了张春桥。两人恋爱时，张是26岁，李是27岁。民国三十二年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若文不幸被捕，刚刚押解到石家庄就投敌自首叛变，并在日伪的宣传班里书写亲日的宣传品，还参加日伪政权的广播和宣传演出，大力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皇道乐土”和大日本皇军偷袭珍珠港、击败欧美列强的赫赫战功。

    当李若文再次与他联系时，张春桥已经荣升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力，就安排她进报社当一个小编辑，为了不让暴露叛徒身份，还叫她改名为文静。抗战胜利以后，两人在张家口结婚。文静自从跟随张春桥之后，倒是十分听话，坚决做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张春桥的教唆之下，从来是守口如瓶，没有向组织交代自己的叛变行为。使张春桥唯一提心吊胆的是，不知道组织上是否掌握她的情况？

    张春桥清楚地知道自己年青时就与军统特务联系，又出卖学生运动，手上还沾有同学的鲜血；后来攻击鲁迅，又被鲁迅批判。所有这些，足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国民党军统和文化的双料特务。他老婆在民国三十二年在石家庄被俘自首，是一个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共产党叛徒。他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对待国民党特务的？那个潘汉年，是共产党派他打入到国民党和汪伪机关中去的，因此而与国民党和汪伪特务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即使是像潘汉年这样的人，解放以后还不是照样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受到共产党最严厉的惩处，最后只好在牢狱中渡过余生。而自己根本没有受共产党的派遣，是自己主动投靠军统献殷勤，手上还沾有程鸣汉同学的鲜血，这样的人，难道也能得到共产党的宽恕吗？

    张春桥更清楚地知道，做共产党的叛徒，又是怎样的下场？新近揪出来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就是最好的一面镜子。

所谓的六十一个叛徒，是指民国二十五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中共中央特别批准，从国民党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薄某某等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在文革时，只有四十人还在世上，其中有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职务。因为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牢，出狱时因得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央批准，在国民党写好的出狱声明上签字，在文革时被定为叛徒。这些所谓的叛徒和他们的家属、亲友和老部下，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株连。他们在文革时惨遭迫害，为此事而受隔离审查的人数，估计有成千上万。经过中央特别批准的人尚却如此，那文静是一个没有人批准，而且直到如今还一直隐瞒着的叛徒，将会是怎样呢？张春桥一想到这些问题，怎不让他心惊肉跳？怎不吓得把眼镜和酒杯都打翻在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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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回、姚蓬子天津脱共党   耿金章复旦抖威风

    张春桥还想到他最亲密的战友姚文元，他的父亲姚蓬子，原来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左翼作家，民国十六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冯雪峰、夏衍、潘汉年、丁玲等一大批革命分子交往密切。可是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写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后来在重庆，他又第二次混入党内，介绍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风，是毛主席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作为叛徒狗崽子的姚文元，因为其父和胡风的关系，又十分崇拜胡风，与胡风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如果这些问题统统曝光，这一对父子难道能逃得过共产党的惩处吗？难道能逃得过已经是发了狂的革命人民的严厉惩处吗？

    可是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老谋深算的他岂肯于此束手就擒？他一定要拼死一搏！他立刻召来姚文元、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商量对策。对于红革会的行动，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也非常有意见，但他们的意见与张春桥不同，只是怪他们没有经过商量就擅自行动，抢走了象征上海党政大权的二十三颗大印。工总司头头不甘心的是，即将到手的桃子被别人摘去，这是他们决不答应的。虽然憎恨红革会的原因各不不同，但目标却完全一致，于是这几个人一拍即合，一场扫荡红革会的战斗立刻拉开序幕。

    1月31日深夜12点许，又是耿金章二兵团的大队人马首先出动，这些工人造反英雄今天的对手，既不是像赤卫队这样的保皇派，也不是像曹狄秋和陈丕显那样的走资派，而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始终与自己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红革会”革命小将！他们与红革会之间，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但是为了保卫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为了他们的头头要夺取的权力，却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二兵团的战士把红革会的核心，复旦大学分会围得水泄不通。到2月1日凌晨2点钟，三发红色信号弹从复旦大学的校园上空突然升起。校园里立刻腾起惊天动地的吼叫。

　　从物理和化学大楼的墙角边、从小桥流水的树丛中、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栅栏后面，从各种隐蔽的角落里，突然冲出成千上万的造反队员。他们的头上戴着藤盔，手里拿着红缨长枪，个个都像是凶神恶煞。他们大声呐喊着，将红卫兵层层包围，一股人马刚刚过去，又一阵黑色的人潮涌上来。

    这支在“工总司”内被誉称为耿金章亲兵的二兵团造反纵队，都是由二十岁出头、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工人组成，纵队里的许多骨干分子都是在“安亭事件”中与耿金章肩挨肩地趴过火车、卧过铁轨的生死哥儿。以后他们又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小将，永福路活捉王金海，又多次驱赶王洪文派来的队伍，保卫他们的耿司令；他们在康平路消灭赤卫队，在昆山活捉王玉玺，早已为耿司令和上海的造反派立下了赫赫战功。今天他们又要将昔日的亲密战友，红革会的队伍分割成几段，还要分而歼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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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回、老门卫愤怒冲冰水   大学生凄惨遭酷刑

在复旦大学的校院里，原来就没有可以做为战斗用的武器，学生们只好用桌椅的木腿来抗击造反队员的棍棒。在黑夜里，学生们坚守在楼上，造反队要攻上来，人们只听到楼梯口有木头与木头的相撞击的声音，木棍棒砸在肉体上的声音，以及那些年轻的女学生被痛击后凄厉惨叫的声音……

校园里当时还算是中年的一个老门卫，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来是一个逍遥派人事。所谓逍遥派，就是在运动中不介入任何派别，不保皇也不造反，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凡事都是冷眼旁观看世界，与世无争却逍遥自在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的人。可是对这一次工人造反队对学生的进攻，实在是太凶残了。他眼见平日熟悉的学生一个个地倒下去，无法抵挡工人们的进攻，只好拉出走廊里的两条消防水龙带，拧开笼头，两股锐不可挡的高压水流向步步紧逼的进攻者射去。这是二月初的寒夜，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候，有谁吃得消这么冰冻扎骨的寒水？进攻的工人个个被浇得水淋淋的，像落汤鸡一样。他们冻得浑身寒战，好像生了重伤寒症打把子，瑟瑟地抖过不休。进攻暂时受阻，造反队十分狼狈地败退下去，红革会的学生们才得到片刻的安宁。

恼羞成怒的造反队员从外面切断了水源，使附近很大的一块地区断水。他们便更换了一批人，再一次发起猛烈进攻。在楼上，学生们齐心合力，一条人工传送的流水线飞速运转起来，他们有的搬来石头，有的折散课桌椅，凡是能作为抵抗敌人用的所有物件，都统统拿来作为投扔武器纷纷摔向进攻的敌人，使进攻者在一时之间不能得逞。但是这毕竟是一群年轻学生，怎能挡得住这群装备精良而又疯狂的工人造反队员？学生们开始还想死守，但是弹药已经用之将尽。他们想突围，已经有重重包围，耿金章原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现场战斗指挥员，所有的出路口都有重兵把守，大学生要想突围，看来为时已晚。继续拼命的抵抗吧，也只会招来更多无谓的牺牲。

于是，那些曾经是不可一世，一度在上海滩曾以救世主自居的红革会战士，只好停止了还击。楼下进攻的造反队员见此良机，立刻猛扑上来。人群在撕打，扭斗。大学生们只好手挽着手紧紧地围坐在一起，但还是有很多的人被推倒在地，还没有等他们来得及爬起来，成群的造反队员就立刻残踏上去。受伤的女同学被往外挤，她们被后面的人用力推撞，拼命的挣扎，发出也许是世界上最最凄厉的尖叫声。

上海“红革会”最坚强的堡垒，复旦大学分会被耿金章的造反队踏平了。老门卫也成了俘虏，当造反队员听说是他拧开了高压水龙头，立时把他包围起来，打得他死去活来。这个可敬而又可怜的老门卫，被打成重伤，最后被送入医院抢救。改革开放以后又因老伤复发，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好被迫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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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回、红革会悲愤出政坛   张姚王共霸上海滩

   仅仅是一天之内，上海滩上的“红革会”，就从最最革命的左派，变成了一个非法的反革命组织！工人造反队员满怀着保卫中央文革和张春桥的激情，彻底砸烂了红革会。对于这些造反英雄们来说，又冲又砸无疑是天下最大的乐事；有的人过去是赤卫队员，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吃过红革会的亏，他们早已怀恨在心。康平路事件后他们反戈一击，参加了造反队，如今见到这些昔日的仇人翻倒在地，恨不得上去多踩上几脚，借机会报仇雪恨。还有那些昔日与学生毫无冤仇的人，也过来捞点儿外快，打几个冷拳，还美其名曰镇压反革命或痛打落水狗。更有不少逍遥派的市民，把双手缩在袖子管里，嘻嘻哈哈地前来看热闹，也显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开心。

   笔者虽然在行动上是跟着耿金章对抗王洪文的，但对耿金章在复旦大学的镇压红革会的暴行，也是愤恨在心。因为那些被打伤的学生，都是笔者的师弟和师妹，虽然因为届数相隔太多而互不相识，但都是有同一个师承，师兄弟的情谊早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笔者虽然对当时最流行的那本小红书里的许多语录记得不多，但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小红书之外富有哲理的一句话：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事情果然在不久之后应验，仅仅在二十多天以后，一向小心谨慎的老耿竟钻进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共同设下的圈套，竟成了王洪文小兄弟黄金海的俘虏，还进了班房！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这就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好下场！再看我国历史，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哪个有好下场？不管是北宋镇压陈东等太学生的宋钦宗赵桓，还是镇压苏州颜佩韦等青年人的魏忠贤，哪一个有好下场？

   还有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叶赫那拉氏，虽然她生前未受到惩处，但民国将军孙殿英挖了她的坟墓，捣毁了她的棺木和尸体，也算是一种惩处。孙殿英虽然因毁坏和盗窃国家文物，遭到国人的吐骂，但他确实也为谭嗣同等英烈出了一口怨气。

   再看那段祺瑞，枪杀了爱国学生刘和珍，在晚年受到了自己良心的谴责，于是只好吃素念佛，求得上苍的宽恕；并且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下令开的枪，可见他到死也不得安宁。在他死过多年之后，他的女儿还要在报纸上一再声称，她的父亲是信佛的，决不会下令开枪杀人。所以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后代子女，也是不得安生的！笔者在此可以告慰刘和珍君，段祺瑞实际上已经受到惩处。

   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官，它一定会把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永远钉在它的羞耻柱上，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当然人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新型镇压学生运动的人，至今还是逍遥法外，还未受到惩处。但笔者劝看官们一定要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佛家不是说么，善恶到头总要报，只是来迟与来早；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间一到，一定要报！宋钦宗没有逃过，魏忠贤没有逃过，叶赫那拉氏没有逃过，段祺瑞没有逃过，四人帮没有逃过，后来的人能否逃过？我们人民群众只要睁大了眼睛瞧着他们就是！

   笔者一时兴起，就把问题扯远了，现在赶快刹车，言归正传。正当耿金章的亲兵在复旦大学的校园内血腥镇压红革会学生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耿金章、潘国平等几个巨头集中在康平路165号大院，这里成了指挥镇压“红革会”的神经中枢。为了防止红革会的那些散兵游勇的冲击，耿金章布置了一千多名身强力壮的造反队员担任大院警卫，但张春桥还是怕有红革会的敢死队前来冲击，捉拿自己归案，还特别从上海警备区调来一个营的解放军担任内线警卫。他们把自己保护得万无一失，才有心思去筹划消灭红革会的事宜。

   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策划、耿金章直接指挥的一场波及整个上海滩的暴风雨，将上海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刮得七零八落，最后还扣上了一顶“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大帽子。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上海滩，因为一月二十八日和第二年四月十二日的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受到迫害的学生总计有两千多人，其中被隔离审查的两百多人，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四百多人。在审查中，他们使用各种酷刑拷打学生，肆意摧残和刑讯逼供，被逼死和逼疯的学生就有十几个人，有更多的红革会战士被打成为残废，造成终身疾病，在拷打和严刑逼供之后，许多人还被判重刑。如复旦大学里有一个“孙悟空战斗小组”，小组的头头胡守钧先生（当时是从物理系转到哲学系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复旦大学哲学系里的名教授）和骨干周谷声先生（当时为物理系的学生，现定居在美国），都被判了十多年的徒刑，而他们的那个“孙悟空战斗小组”也被张春桥定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组里的所有成员，都是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一宗冤案，一直要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之后，才得到完全的平反昭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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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回、立公社张姚大登场   失权力耿王再分歧

    “红革会”的溃败，使张春桥和姚文元从“炮打”的恶梦中挣脱出来，尽管只有短短几天工夫，像过昭关时的伍子胥一样，张春桥的两鬓增添了不少白发，更使他的面容显得疲惫不堪。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庆幸自己终于渡过了危机。在耿司令二兵团强大的进攻前面，昔日不可一世的红革会哪里是工人造反队的对手，红革会已经溃不成军，再也不成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张春桥和姚文元扫除了所有的障碍，又经过几次非常秘密的筹划，终于粉墨登场，亲自走到前台表演。

    1967年2月5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有五十多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了主席台。在一片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和《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等口号声中，张春桥容光焕发，再一次登台亮相，荣任上海人民公社主任，姚文元为副主任，王洪文和徐景贤任常委，而那个最初期的造反司令潘国平，只弄了一个委员当当。当大会在宣布了新上任官员的花名单之后，王洪文代表新成立的公社委员会，以他生平最兴奋、最得意和最高亢的声调，宣读“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

    “宣判旧中共上海市委和旧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死刑！剥夺它们的一切权力！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还有原上海市委写作班里最著名的笔杆子、后来投靠张春桥和革命造反派的徐景贤，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里也非常得意地写道：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庆祝大会结束以后，开始了规模盛大的群众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外滩，又举行了一个别致的典礼。大概是下午六时，外滩的灯光显得比平日更加明亮，把原来已经夜幕降临的上海照得如同白昼。在庄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前面，人们看见四个解放军战士，守卫在左右两边，手握五尺钢枪毅然屹立。可是就在这四位解放军战士的眼前，几个造反队员却用云梯爬到政府大门的上面，毫无顾忌地取下了有三、四米长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木牌，摔倒在地上，再有人浇上汽油，把它付之一炬。这融融的火光，宣告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最后胜利，也宣告旧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彻底完蛋。

    随着那块旧木牌的燃烧，有许多人簇拥着一块披着红绸，上面写着“上海人民公社”六个大字的新木牌，在千万革命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在“毛主席万岁！”和“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的一片口号声中，在原来挂旧木牌的那个钉子上，慢慢地升了上去，然后完全取代了那一块旧木牌。而所有这一切，守卫的战士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们的双眼一直注视着前方，双手一直紧握着钢枪，对于身边发生的事，他们好像根本没有看见。

    在这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工总司的造反总司令、新上任的上海人民公社常委王洪文，代表全上海的工人阶级，发出了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1967年2月6日的解放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是人民自己坐定了天下，掌握了大权，我们的腰杆子就挺起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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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回、党中央几天不表态   永福路竖起反叛旗

  王洪文的豪言壮语，使耿金章彻底傻了眼，他想自己在康平路消灭赤卫队、昆山活捉王玉玺、复旦大学打垮红革会，哪一次不是依靠我“二兵团”的力量？可是当张春桥在秘密筹备人民公社的时候，却完全把他排除在外！上海人民公社竟然没有耿金章的位置？他恨张春桥！更恨王洪文！他懊悔自己被人利用！更懊悔仅在几天之前，自己还再一次被人利用去进攻红革会！他觉得自己真有点对不起红革会的革命小将，几个月以来，红革会始终与二兵团同呼吸、共命运，可是为了所谓的保卫中央文革的那个张春桥，竟然去攻打昔日最亲密的战友，把红革会打得如此狼狈！他还想到如果自己不被利用，相反却与红革会共同战斗，一起炮打张春桥，上海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自己也决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已经铸成的大错无法挽回，他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未来。

    耿金章急速回到永福路252号的那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联络部”，这是他最后的希望，因为年那里有十四个造反组织，聚集着一大批坚决反对王洪文独吞胜利果实的老造反。这些老造反，有的参加过11月初首都红三司召开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经验交流大会，有的在安亭卧轨阻拦14次特快列车，有的首先登车到达南京，最远的还到了北京；他们都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竭尽全力，在康平路事件中奋勇向前，即使在踏平复旦红革会的战斗中也没有落后；他们都认为自己对建立工总司是有功，对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过贡献。但现在他们全都被王洪文排挤在外，这是他们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耿金章的一声吼，马上激起了“联络部”同人们最迅速、最热烈的响应。

    被张春桥、王洪文追捕的红革会余党“高八度”也逃到永福路，她是交通大学里的一个普通学生，根本不是红革会的头头，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炮打，只是在安亭狠狠地打了张春桥两拳，这使张春桥永志不忘。王洪文为了讨好张春桥，便利用这次打击红革会的机会，下令工总司所属的造反队员，到处抓捕。可怜的小姑娘带着她的男友，几天以来都是东躲西藏，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好觉。当她跑进252号避难的时候，笔者见她两眼已经熬得通红，脸色苍白，身体好像马上就要倒下来的样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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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回、 反对派筹建新公社   众英豪先立大联委

    经过这些失落英雄的紧急商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联络被排挤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其他革命造反组织，筹备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或“新上海人民公社”。他们密切地关注着北京的态度，他们看到在五日成立张春桥的“上海人民公社”后，六日和七日中央都没有反应。而比上海还早的黑龙江和山东两省成立的新政权，中央在第二天就发出贺电。于是他们坚信上海人民公社一定有问题，主要是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派要大联合，而张春桥和王洪文却只搞小联合，排挤了更多的真正的造反英雄！

    二月八日，上海人民广场又召开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又一个新的组织“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委’）”宣告成立，可是在主席台上站着的，为首的是耿金章，其余差不多都是原联络部的人员。大会高呼“打倒王洪文”和“揪出王洪文的黑后台”等口号，会后还进行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个星期前被打垮的红革会，虽然它的头头还没有放出来，但其余部也要东山再起，它那面被上海人民熟悉的会旗，在游行队伍中飘扬得特别醒目，看来它又成了耿金章和二兵团的亲密战友。戴祖祥的一兵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寂寞，也重新拉出了队伍，加入了老耿的反王大军。一时之间，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成了上海滩最响亮的口号，这也是反映上海老造反共同心声的最新号角！它使许多人热血沸腾，它号召从安亭事件中杀出来的造反英雄，去投入新的战斗！

    这是对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他们把持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公开叫板！因为得不到中央的公开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有些紧张。与此相反，那一批被他们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却兴高采烈。在上海的街头出现了许多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三问上海人民公社》、《老造反要求了解实事真相》、《老造反强烈要求王洪文与耿金章展开公开的电视辩论！》、《王洪文不敢与耿金章展开公开的电视辩论就是孬种！》、《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随着《人民日报》的沉默，这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越来越多，因为“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残酷镇压的“红革会”，写出大字报说：“上海人民公社里没有最最革命的老造反红革会的参加，所以中央不肯承认，《人民日报》也不肯祝贺！只有迅速释放被逮捕的学生领袖，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吸收他们加入人民公社，中央才会承认，《人民日报》才肯祝贺！”那些联络部的成员，好像更加胸有成竹，地们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最大的造反组织‘联络部’排斥在外，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所以毛主席就不批准，《人民日报》也不会祝贺！”更有人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句口号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由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最活跃的自然是耿金章，他成了反对派的当然领袖。他与“联络部”或“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要与“上海人民公社”分庭抗礼。耿金章甚至还把陈丕显秘密保护起来，把他供养在二兵团的秘密据点里，不让王记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前来揪斗，他准备把这个红小鬼推举为“上海第二人民公社”的主任，以便与王记工总司的后台老板张春桥相抗衡。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每天都在为上海人民公社热烈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却形成鲜明的对比。耿金章鲜明地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坐立不安。特别当他们知道耿金章私藏陈丕显，更使他们恐惧万分，因为陈是著名的红小鬼，历史上没有丝毫问题。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没有具体标准，不像是叛徒或特务，身上有无法更改的历史污点。在事实上，陈丕显只要公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反对刘少奇，他马上就可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只有潘国平逍遥自在，他不在乎上海人民公社里的一个挂名委员，也不担心耿金章会打败王洪文，因为他知道永福路252号里的许多老造反，都与自己有点交情，他清楚地知道即使是联络部和陈丕显上台，也一定有自己的位置。所以他不慌不忙，每天悠者悠者，今天看了“红灯记”，明天再看“白毛女”，演出后还要走到后台，看望自己最心仪的小可人儿，自有一番说不尽的乐趣。

    有时候剧场没有演出，小潘会跑到演员们的排练的地方去观看，我们知道排练场是演员练功的地方，演员一般穿着的衣服都很少，特别是芭蕾演员，只穿一套几乎是完全透明的贴身服装，全身上下一览无余。所以每当演员在排练时，一般都严禁闲杂人员入内，可是对潘国平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是大司令，是代表市革会对演员的关心，是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当然，舞团的领导也热烈欢迎这位司令的到来，还希望他经常光临指导，使得芭蕾舞团的工作好了还要好，更上一层楼。因此只要晚上没有会议，小潘就要到芭蕾排练场去指导工作；排练完备，还要与演员们亲密接触，奖励和赞扬演员们演得好，这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司令还进一步鼓励青年的演员，努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把上海芭蕾舞团的工作做得更好。

    于是潘国平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看这些几乎是全裸的美女，但这只有在开始时感到过瘾和刺激，时间久了，也觉得不过如此。他要玩出新的花样，所以还经常拥着白毛女坐小汽车去兜兜风，顺便看看公社反对派所写的大字报。他从车窗里放眼望出去，看着声势浩大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竟偷偷的乐了起来，因为他看到，所有的枪口，都是对着王洪文和他的黑后台，没有一张是对准自己的。于是在他的心里，忽然蹦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看你王洪文还能神气几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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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回、两军师赴京探消息  南京路汽车大游行

    漫长的等待实在令人心焦和不安，到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只好飞往北京探听消息，尽管他们临行的时候再三再四的声明：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他们回去的。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毛泽东在一个星期以来对“上海人民公社”的不予承认，张春桥和姚文元怎能稳坐这个在上海的钓鱼台呢？

    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军师一走，反对派更加活跃，王洪文成为众矢之的，他们集中火力猛攻王洪文。“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等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所有《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大标语。以二兵团为主，联合一兵团和战到底兵团，还有那个“工革会”（即“上海市工人革命委员会”）和跟在后面的许多小组织，许多人都捏紧了拳头，发誓一定要打倒王洪文！

    为了打倒王洪文，“大联委”又发动了一次示威大游行！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还不够浩大，来了一个“大卡车的大游行”。反正各个工厂有的是大卡车，游行的车队在早上七点，先到上海北部的闸北公园集中，整理好队伍以后，就浩浩荡荡的向市中心进发，坐在车上的人们，一边慢慢地开车，一边高喊着“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全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幅标语。成千上万辆的大卡车出现在西藏北路，跨过泥城桥，游行到繁华的南京路，再到人民广场和淮海路，整个大上海都轰动了。

    这许多大卡车的轮子，好像都压在王洪文一个人的身上，他透不过气来，好像马上就要窒息。他在外滩门口悬挂着“上海人民公社”这块牌子的大楼里，他又一次变成缩头乌龟，他不敢跑出大楼，只是偷偷派出几个贴身的跟随，到外面去看看情况，跟班们回来报告：耿金章的大卡车大约有几千辆，他们在中百一店的楼上观看，足足看了两个小时，后面的大卡车还是源源不绝！

    王洪文虽说是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但毕竟还是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本身也是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又去了北京。王洪文不断地拨电话，向他的后台探问消息。可是张春桥去了北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是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上海人最关心的报纸，因为他们要从中窥测中央的态度，用以决定今后行动的政治方向。

    反对派的声势愈来愈大，也越来越起劲，他们觉得光在上海闹闹还远远不够。于是，采用当年王洪文对付上海市委的办法，决定进京告状。二兵团、一兵团、战到底和工革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了进京控告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到中南海去控告王洪文和工总司。从天安门广场一直到王府井大街，从东西长安街到前门大街，都出现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的大幅标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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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回、改名称建立革委会  百万人再次重开会

    “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王洪文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虽然王洪文也几度想要进行反击，可是后台不在上海，耿金章又有几十万大军的实力，他哪里还敢轻举妄动？弄得不好，偷鸡不着蚀把米，像赤卫队的头头王玉玺一样，被耿金章的亲兵活捉；再像王金海一样，关押在永福路的楼梯间里，那是绝对不好玩的。王洪文这样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他扳着手指头过日子，一天、两天、┅┅、七天，漫长的七天，整整熬了一个星期，上帝已经创造了整个世界，张春桥和姚文元才慢吞吞地飞回上海。

    张春桥回来后对王洪文说：“毛主席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主要是因为如果各城市都称为人民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称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了国号，外国就要重新更换大使，重新承认中国。”

    第二天，中央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不允许各城市建立的新政权叫做人民公社。毛泽东还说：“还是革命委员会好！”张春桥当然只好遵照“最高指示”办事，把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立刻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是，上海的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现象：在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再一次百万人集会，再一次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而《人民日报》也在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的2月24日，终于刊登了热烈祝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同时播送。

    王洪文总算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严重的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他刚刚喘了一口气，就立刻把无情的拳头向他的劲敌耿金章打来，他要吞并或者解散二兵团、一兵团和战到底兵团，这是他老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不听号令的“兵团”，不仅是人多势众，而且还无视他这个王司令，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安全。它们也成为反对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力。不铲除这三个毒瘤，王洪文食不甘味、夜不成眠。

    张春桥找到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要他跟王洪文好好谈一谈，把他独立的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照行业系统建立新的指挥机构，实现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大联合。耿金章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大联合，实际上就是吞并，就是要工总司吞掉二兵团，要王洪文并吞耿金章！听到话不投机，他立刻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耿金章同志，请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又立即把王洪文叫来。王洪文和耿金章好像是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都睁圆了双眼。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两个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如何合并？”张春桥并不顾这两只愤怒的公鸡如何好斗，仍旧是耐着性子对他们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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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三回、谈合并春桥提建议  中圈套老耿陷囹圄

  “让我到下面做些工作，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要想脱身，先来了个缓兵之计。耿金章非常清楚，中央和《人民日报》表态支持上海市革会，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地位已经稳固，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自己唯一拥有的，只有四十多万大军，如果再这支队伍交出去，那自己就将一无所有，光杆司令一个，那就是案板上的肉，任凭王洪文的快刀，任意的斩杀了。

  “我们应当用毛主席教导的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希望，我们应当为全市的造反派做一个榜样！”可是张春桥不容他有喘息的机会，继续紧盯不放地催促着说道。

  “老耿同志，我觉得春桥同志的指示非常重要，我们两人都应当很好的考虑。”王洪文突然露出笑容，他仗着张春桥中央文革的威风，非常客气地对耿金章说：“老耿同志，我看我们还是明天就谈吧。”

  “明天就明天吧！”耿金章看看逃不掉，也有点赌气地道：

  “老耿，既不要在你的司令部，也不要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大家都到国棉三十一厂谈，老耿你看好不好？”王洪文继续笑容满脸，非常有礼貌，又装得非常尊重耿金章的样子，征求他的意见。

  “好吧，就在三十一厂，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就答应了：

  第二天清早，一长串轿车和越野车在杨树浦路行驶，它们横过宁国路，车队又转入长阳路，驶到1382号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门口。耿金章从车窗里望出去，见王洪文和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王和黄看见耿金章到来，立刻笑脸相迎，黄金海又把手一招，大门敞开，耿司令的车队便鱼贯而入。

  等耿金章的车队全部进入厂内，黄金海再把手一挥，两个造反队员便推着很重的左右两扇大门，又把它们紧紧关上。耿金章觉得情况有异，呆在车里犹豫着没有出来。王洪文笑嘻嘻的过来打开车门，伸出一只手，说了声：“老耿同志请！”

  耿金章看了看王洪文，觉得他脸上的微笑很自然，好像并无恶意；再想到自己也是上海滩上的一个英雄，难道是怕他不成？于是就慢慢地下了车。这时，王洪文却慢慢走远，而他的小兄弟黄金海却走了过来，老耿正想问王洪文要到哪里去？黄金海忽然沉下脸来，说出一句完全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今天你走不了了！”

  耿金章虽然已经醒悟，但为时已晚，他已成了瓮中之鳖。黄金海把手一扬，预先埋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打手，立即把这个身材矮小的耿金章和他的警卫分隔开来。打手们每一个警卫都被团团围住，使他们无法去解救他们的司令。像当年在昆山的王玉玺一样，寡不敌众，耿司令和他的一大帮警卫，全部成了黄金海的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的！你们为什么动粗？”耿金章大声地申辩：

  “嘿，嘿，谈判？谁跟你谈判？难道你这个反革命也有资格跟我们的王司令谈判？”黄金海竟然对耿金章经嗤之以鼻，又大声地呵斥道：“你是破坏上海大好形势的现行反革命！有什么资格谈判？”

  “你是流氓阿飞！”耿金章也不示弱，反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你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这个现行反革命押送到公安局！”黄金海的喊声刚落，耿金章马上被冲上来的打手们压倒在地，并快速上了五花大绑，还被众人推上了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大卡车。那些打手的动作，从把他压倒在地，直到替他上绑，都显得非常熟练，好像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他带来的许多警卫的命运，也像自己一样，都上了五花大绑，只是没有被推上卡车，在三十一厂内就地关押。好才国棉三十一厂是一个大厂，里面有的是房间，关押几个人，真是绰绰有余。

  耿金章的心里已经完全明白，自己是中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共同设计的圈套！因为已经失去自由，只好任凭黄金海他们把自己压送到平凉路隆昌路口的杨浦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有造反派控制。戴着公革会红袖章的公安人员，听说31厂的造反队抓了个反革命，马上就来了劲，快速奔了过来。可是他们近前一看，发现这个反革命非同寻常，嘴里还在大声叱咤押送他的造反队员。细问之下，才知道抓来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二兵团的耿司令！他们哪里还敢收押？因为公安人员知道他的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这个杨浦分局冲过来，他们是绝对吃不消的。

  黄金海只好向王洪文求救，结果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指示杨浦分局，分局只好接收了这个不可一世的“耿司令”。只听咔嚓一声，耿司令眼见自己的双手被上了铐。到这个时候，耿金章才明白这原来是张春桥和王洪文合演的一场戏，才想到这两个人原来有这样的阴险和凶狠！但一切已经过去，悔之晚矣！

  接着，王洪文又逮捕了戴祖祥和孙福祥等几个人，于是各个兵团都是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一兵团、二兵团和战到底都迅速土崩瓦解，各基层单位的造反队的头头，为了维持各自在自己厂里的地位，都纷纷改换门庭，投靠“工总司”。而永福路252号的联络部，只剩下一些无足轻重的几个小组织，他们原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现在失去了几个领头的人，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当然也怕王洪文来跟他们算账，也只好很快作鸟兽散。

  从此，上海滩上再也没有人敢与“工总司”公开对抗，再也没有人挑战上海市革会！张春桥和王洪文完全主宰了上海滩！上海滩成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家天下，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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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的最后结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张、江、姚的后台倒了。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活捉王、张、江、姚，宣告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四人帮统治的彻底结束。

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即使没有一句口供，还是被判死缓，后来转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后病死在狱中。

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6年刑满出狱之后，回上海市川沙老家，每个月还有不知叫做什么名堂的四千元生活补贴享受。还听说在老家埋头写回忆录，一共写了近四十万字，但据说是江先生不允许其出版。2004年因病死亡，他是四人帮中唯一刑满后还活着出狱的人。

王洪文：1976年被捕，从平肩王一下子变成为囚徒；后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故，享年57岁，也属于正常死亡。上海滩上的一代枭雄，从东北出来，经过朝鲜战争，在上海突然起飞，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暴发户，最后到北京，走完了他人生的全部历程。

潘国平：上海滩上的第二个枭雄，但因为缺少一块红牌子，他自己知道政治上不可能像王洪文一样飞黄腾达，于是就转向生活享受，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安乐王。他追求芭蕾舞演员白毛女的故事，广为传播，一度蜚声海内外。1976年被捕，判有期徒刑8年，1984年刑满释放，后来又因犯走私罪，又被判有期徒刑6年。第二次出狱后做小生意，后来去了美国，听说正在写他的回忆录。至于潘国平是怎样出国去的，是他手持着正规的签证护照出国？还是偷渡出国？笔者至今还未知晓。

耿金章：1967年2月25日被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抓住，送入杨浦分局，4月份出狱，又成为工总司和上海市革会的常委，但据说没有实权。1967年8月4日，又一次率领上海市造反派大军，踏平上海柴油机厂里的“上柴联司”，再一次为张春桥和王洪文立了大功。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一次入狱，据说是被判有期徒刑12年，算来1984年可以出狱，现在应该已有八十多岁，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不知道第三号枭雄如何度过他的晚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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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贴子再看一遍，让它再升上来一次。

杜雅萍

蔡先生辛苦，再送花花。

姜河月

写得脉络清晰，非常详细。
贴两篇文章，可以参照着看：

1967年的夺权和惊心动魄的武斗

作者： 赵焕焱 作者原创 2005-07-20 08:06 阅读:1073 【投票】
关键字： 武斗 上海 张春桥 夺权 姚文元   



1967年的1月被称为“一月风暴”，这是指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取了上海的政权。由中央派出的张春桥、姚文元到了上海。张、姚推出成立“上海公社”的方案，后来被毛泽东否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为市革会，这个图章也用了好几年，各级组织也就都是“革命委员会”。以后，“王、张、江、姚”（上海国棉十八厂的保卫科王洪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被称为“四人帮”，也有人称“上海帮”。全国各地都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后是除了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错版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就是为此纪念的，因为漏了台湾省而成为错票，后来出现了天价。

这样，上海的各级政权也开始由造反派来夺取。在我们学校被夺权以后，我被红卫兵组织作为笔杆子使用，开始使用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手册》，还有一个当年流行的包，俨然是干部的打扮了，自我感觉非常好。

在所有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组织，各种组织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发生了权力的争夺，开始是“文斗”，打文字仗，因为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升级为“武斗”。开始的武斗是针对“牛鬼蛇神”的，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指示不但没有“一句顶一万句”，而且还没有“一句顶一句”。学校的武斗还问题不大，但是到了工厂问题就大了，工厂可以生产各种武斗工具，有的工厂还能够生产新式武器，其武斗就非常惨烈。

派别斗争还波及到了家庭，有的夫妻双方各支持对立的一派而关系紧张，原则性强的甚至分离。

上海和北京的情况有明显差别，北京是学生力量强，而上海是工人力量强。上海先是出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后来又分裂了其它组织。出名的“工人领袖”有王洪文（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阿大、耿金章等，女性有王秀珍（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陈阿大以粗鲁而闻名于上海，“标点符号（类似国骂的话）”多，人称“阿大”。当时上海流传着一个笑话，是模仿陈阿大的讲话：“现在要为大家发枪，一人一支枪（众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支枪（众又鼓掌），也是不可能的；三人一支枪（众还是鼓掌），是可能的（众大鼓掌），不过是木枪。”

上海曾经发生一些著名劳动模范联名写公开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出北京红卫兵围攻中共上海市委、干扰工作是错误的，其中我记得的有纺织工人杨秀珍、裔式娟；码头工人杨怀远等，但是他们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需要的是后来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派工人赴京上访在安亭火车站卧轨，此事惊动北京，毛泽东派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上海处理。张、姚在上海大力支持工人，使上海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拉拢了一些组织，但是没有把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学习好，有的组织不满。因而，上海先后发生了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其中复旦大学的有才气的“红革会”打冲锋，可惜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复旦大学曾经扣留张春桥的“笔杆子”、“材料袋”徐景贤，徐景贤是领导“丁学雷”、“石一歌”的人物（“石一歌”现在因为对某人的争议而被大家知晓），是主流派笔杆子的头面人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把手”，因此被民间称为“徐老三”。红革会的头头名叫赵基会，听说红革会的人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时都“见到了颜色”。复旦大学现在还有一位教师胡守钧，当时笔名“孙悟空”，受过迫害。

在基层企业的派别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要争取上级的支持。在锦江饭店，发生过“张春桥被扣”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我们公司下面的企业，我把有心人记载下来的现场情况保留了下来。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革”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关了28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情，外界鲜为人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8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不到30岁，原来是锦江饭店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8楼套间，就要楼里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张、姚正忙于找人谈话，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迫使他们答应接见。过了几个钟头，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8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入停在8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青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9楼，电梯门“咔啦”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往下开，而是往上开到9楼，强要张、姚同意接见。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我们已经在9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我们今天回去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汤某等人不肯让步。“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它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员大老李示意。“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当……”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都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脸孔胀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电梯门口附近，见这个胖乎乎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张、姚固守在电梯里兀自不动。双方僵持不下，张、姚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28分钟。最后，还是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能达到目的，也怕事情闹大了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开动电梯送走了张、姚。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他们赶紧把徐景贤找来，告诉他必须派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查、整顿。

到了1968年9月11日，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实现了全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面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足足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害了严重的肺病，差点送掉性命。

上海最著名的武斗是1968年8月4日的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被专门称为“8.4行动”。上海柴油机厂的一派是市里支持的“上柴东方红”，另一派是工厂里占多数的“上柴联司”。“东方红”曾经将“‘上柴联司’打死解福喜的宣传单贴遍了全市”。因为“东方红”受到上层的支持，上海许多打抱不平的组织成立了“上海各界支持上柴联司联络站”，简称“支联站”。由于斗争激烈，全上海也分成了相应的两派，大家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剧烈辩论。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人造反总队”头头王洪文（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授权陈阿大率领大军、带着摄影机攻打上海柴油机厂，听说张春桥、姚文元也都幕后关注着这场武斗的进展情况，因为这关系到上海夺权以后的稳定问题。

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骇人听闻，武器不断升级，中国简直成了内战，最后，由军队出场“支持左派”，简称“支左”。

这年还发生了半个世纪里上海最缺德的一幕。在上海市的北面闸北区，曾经有过三个安息地。现在的江杨南路、场中路、汾西路一带曾经是上海最大的墓地之一广肇山庄，最初建于清同治11年即1872年，占地300亩，在1949年时占地已经达千亩，现在这里是楼盘的一部分。现在的共和新路、广中路一带也是有名的墓地联义山庄，最初是林姓广东富商的私家坟地，后来由粤商联合会购地后扩展到400多亩，现在已经被楼盘、邮局、学校、饭店所代替。这里开始是广东人的集中安息地，以后不少本地富人和名人也来此择穴，如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父母、永安公司老板郭氏家属、电影明星阮玲玉等。还有普善路因为曾经有过普善山庄而得名，普善山庄是收放路尸的地方，在8.13抗日期间，轰炸日本军舰的飞机返航中炸弹误炸了“大世界”游乐场旁边，死者都葬于普善山庄。

1967年1月，在“破四旧”达到登峰造极的浪潮中，上海的墓地也未能幸免，十之八、九被毁，后来只能平整。其实当时参与者并不是“破四旧”，而是抢夺坟墓中的财富。中国的传统是很重视厚葬的，也很看重风水宝地，“掘祖坟”是大逆不道和奇耻大辱的。不过，坟地占地太多，势必导致活人和死人对土地的争夺，也许是海葬、树葬等形式更加科学和文明呢。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父亲、“中国四大家属”之一的宋子文在上海的墓地得以保全。

1967年，雅高集团在巴黎设立；美国的希尔顿国际与环球航空公司（TWA）联姻。

在混乱中，我成了“逍遥派”（当时专指不参与派别斗争的人），在学校的一架钢琴上弹起钢琴来。

（时代录音）1967年的一首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是死得其所。”（《毛主席语录歌》，出自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当年武斗的时候，这首歌是双方的精神支柱。





【陈老头子的报藏】 上柴联司资料

1967年8月4日，发生在上海柴油机厂的“踏平联司”，或称为“血洗联司”的武斗，其惨烈程度出乎当时人们的想象.
上海以前也有武斗，1966年12月30日在康平路发生的“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由造反派“工总司”十多万人 ，围攻保皇派“赤卫队”二万多人。该武斗受伤近百人，绝大多数是“皮肉伤”，伤势最重的一人，因跳楼骨折。
武斗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人们以为武斗就是这么回事：以人多的一派压服人少的一派，不用“大辩论”，逼对方就范。不服气？请侬吃拳头，最多鼻青脸肿，很少有“流血事件”发生。“最高指示”中有“要文斗，不要武斗”，动手方被认为违反“游戏规则”，会受到“道义”上的指责。但在1967年7月22日，江青看到河南“左派”吃亏，提出了要“文攻武卫”，于是武斗从“非法”变为“合法”。全国各地，在同一个思想提指导下的大大小小对立派，都紧急备战，文攻是招式，武卫是实质。武卫的工具，也从原来能致人伤的棍棒，升级为能至人亡的长矛、利刀。有的地方，甚至用上了枪、炮。
“踏平联司”后，许多小报记载了“踏联”过程。前期，大多是“主流”组织小报，为“踏平联司”的必要性进行宣传，并刊登了不少“联司坏头头下场”的照片，以起威慑作用。后期，增加一些参加“踏联”行动的厂级组织小报，他们参加“踏联”心有余悸。看到大势已定，便急于宣扬自己在“踏联”中的功绩，这些小报为了表功，记载了“踏联”更为详细的情况：
七月二十九日，“东方红”武斗后撤离上柴厂，为踏平“联司”，准备了战场。
八月二日，市革会发布了“给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信”，文攻开始。
八月三日，不出预料，“联司”砸了三辆前来挑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点燃了“踏平联司”的导火线。预定方案开始起动。
八月四日凌晨，人民广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气势磅礴力量强大的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上海柴油机厂开去，开展强大的文攻武卫。”其他各路兵马同时向上柴厂进发，总共十万多人，卡车一千多辆。其中大部分人，出发时并不知道去上柴武斗。据说上柴厂内只聚集了一千多“联司”成员。在完成水陆包围后，行动开始了。
在厂门口，有二三十名解放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文攻”。
10时开始“武卫”，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排除障碍，撞开大门，推倒围墙，突击队几经反复冲入厂区。
“联司”用‘杀人凶器’逐楼防守，突击队用‘自卫武器’反复进攻。双方武器种类有弹弓、砖头、石头、铁块、铁棍、铁矛、大刀、燃烧瓶、石灰包、镪水、硫酸、灭火机，后又增加了高压水抢（又名大炮水枪）和消防斧头。
“联司”逐楼死守，突击队先后“解放”了食堂、酸洗车间、铸工车间、冷锻车间、30米高的金工车间、大马力车间、油泵车间。期间，木模车间起火，联司总部大楼旁的平房顶塌陷，100多人摔落。
下午3时“消革会”增援部队（消防车）赶到，“云梯升起，水压100磅以上的的水柱直喷得‘联司’暴徒都象落水狗”。
双方都打红眼，喊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据报载：突击队“高呼‘以血还血、讨还血债’，一场刺刀见血的白刃战，英雄的战士倒了下下来，革命战士壮烈牺牲。”“消防战士爬上三楼被尖矛刺落，后随消防战士用消防利斧向暴徒砍去，当头一击，暴徒顿时被打倒在地。”
在外围，有“支联站”四次从铁道隘路向上柴厂冲击，欲支援“联司”，都被阻拦未成。
“联司”头头杨仲池被抓后，“各种棍棒象雨点般地打去”，“联司”战俘男的赤膊，女的被撕破衣服，押出大楼，受到夹道痛打，无一漏打。下午六时武斗胜利结束。
当时群众对“血洗联司”十分反感，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打得这样惨。报载：“在押送战俘的路途上，我们遇到了‘支联站’匪徒的袭击，石块象飞蝗般飞向我们，我们英雄地冲过去了”。其实，袭击者是上柴厂的职工家属和周边群众。消防车“参加上柴战斗回来时，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
关于“八·四”武斗中伤亡人数，众多当时小报都有意回避。当时民间传说“联司”伤一千多人，死亡多人。目前各种史料对“八·四”武斗中伤亡人数，也有很大出入。如《上海地方志》，不同的分志有不同的统计数字。其中，《上海机电工业志》记载：武斗中近千人受伤，一人死亡。1980年12月，“现任”上柴厂的党委书记，在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法庭上作证：“联司”被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打伤650余人。这些记载说明，反正“联司”无一人不被打，伤不伤要看划定标准，有很大伸缩性。
  
      在“八·四”武斗中死亡人数，有记载说“一人死亡”。不过，在八·四武斗后，8月9日“联司”的对头“上柴东方红总部”，在《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感谢信》中有这样一段：“我们向在‘八·四’革命行动中壮烈牺牲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向他们的家属和英雄负伤的同志致以深切的慰问。”这说明了围攻“联司”的突击中有人“壮烈牺牲”。而且称为“他们”，说明“壮烈牺牲”不止一人。那么，处于劣势的“联司”是否有人“壮烈牺牲”，没见记载。在《史无前例的年代》（纪希晨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中记载：“1967年9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和清理队伍，把参加‘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不少干部、工人被活活打死。”
      “八·四”上柴武斗时，毛主席正在上海。回京后，9月25日，报上刊登了毛主席视察上海时的重要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
    经历过上柴武斗洗礼的上海人，都拥护这个重要指示，毛主席英明。都想：这个指示，早发二个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