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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夏加坤在2007-07-10 00:33:53的发言：

 原来老童是77年参加高考的， 比 我早了20年. 我是97年.

 叫一声老前辈啊. 敬礼!

老夏,你还比我早一年呢,所以要称年兄.

[em04]

老李1234

我上不了相片.我保留着1974我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书(没有上成),有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的复习作业.

老木匠

七七级　　

南帆

来源：左岸文化

学术中国 >> 学者之苑 >> 2007年11月B >> 随笔 发布时间：200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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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宣称，近些年冒出了许多文学神童，小小年纪就写得一手好诗，甚至直接写多卷本长篇小说。但是，我还没有听说哪一个文学神童打算写回忆录。回忆至少是年过半百的老家伙才能玩得动的游戏。这些哥们儿曾经彻夜不眠地谈事业，谈女人，谈如何周游世界的五湖四海；现在，他们腆起肚子，膝软牙松，裤兜里藏一瓶救心丹，空闲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聊养生。一把年纪的人已经写不出动人的情书，要写的话只能是回忆录。

　　“很久很久以前”，这是许多故事经典性的第一句。他们的故事得从哪里开始呢?许多人毫不犹豫地直奔三十年前——一九七七年。一九七七年是一大批人共有的幸运年份。这些人老少不一，天各一方，星星点点地散落于广袤的田野或者破旧的厂房。一九七七年的时候，尘封已久的大学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他们就在这个时刻一起苏醒了过来。社会上的许多人还来不及回过神来，他们已经成为第一批历史的受惠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七七级”。刚刚跨过大学门坎的时候，这一批人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或者梳着长长的辫子，几件行李草草地塞在木板箱子里，偶尔也会因为打破了热水瓶或者丢失了一两本杂志烦恼拌嘴。但是，不俗的书生意气是这一批人共有的特殊神情。据说一九七七年大学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被挑上的多少都算个人物。我所就读的厦门大学，这一届学生不仅读书用功，而且擅长在辩论中使用政治大概念，演话剧、诗歌朗诵、大合唱或者各种球类运动都能露一手。三十年弹指之间，“七七级”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身居要津，目光远大。公众舆论之中，一九七七年考入大学的二十七万人逐渐成为一个神秘的方阵，“七七级”如同他们之间特殊的联络暗号。“七七级的吗?”“七七级的。”于是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九七七年迄今已经有三千多万的考生闯关夺隘涌入大学。尽管可以听到大大小小的天才们许多有趣的故事，但是，他们的光荣只能属于个人——后来的考生再也享受不到“七七级”这种特殊的集体荣誉。

　　尽管我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可是对于写作这一篇回忆仍然犹豫再三。我不太愿意利用这个集体荣誉怂恿自恋主义情绪。“七七级”之中的确藏龙卧虎：一些人进入大学之前已经熟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围在乡村的火塘旁边议论民族国家的命运；一些人隐在北京的平房里或者在白洋淀的芦苇荡写出一批风格神秘的诗句；还有一些人始终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学或者外语，仿佛早就在那儿等待破冰的一刻。至于各地的小头目、小秀才、小名流，“七七级”之中比比皆是。一个家伙感叹地说，他在当地好歹也算一个跺跺脚地皮就会抖的人物，怎么搁到了“七七级”就无声无息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书的种子，精英气质，未来的栋梁，这些事后的褒扬渐渐汇聚成了“七七级”的固定评语。“七七级”如同一个掠过夜空的彗星，它的明亮尾巴一直拖到了三十年之后的今天。

　　可是，这似乎不太像我。虽然我已经出版了若干部著作，提出了几个略为得意的文学观点，不可否认的是，一九七七年的时候，我经历简单，资质平平。那个时候，我表情冷漠地游荡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心灰意冷地对付“知识青年”的困窘生活。我的确暗地里下过决心，要像一只皮球那般顽强，无论被按到多深的水里都要竭力上浮。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倔强的生活信念，丝毫不存在对于社会乃至历史的真知灼见。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坦白，我的期待只不过做一个不错的乡村木匠，在砰砰的斧凿声和清香的木板刨花之中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一九七七年的时候，中学功课的残存碎片帮助我冲破了那几张考卷设置的栅栏，这或许是幸运的偶然。我们这些混入“七七级”队伍的庸常之辈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就不要再借用“七七级”的名义为自己做什么文章了。不写也罢。

　　改变我这些想法的是一个来自外省的民工。因为修缮房子，我需要买一些建筑材料。我在社区门口的一堆沙子和几摞砖头旁边看见了这个晒得黝黑的家伙。他纠集另外几个民工，干一些欺行霸市的勾当。他的沙子和砖头卖得特别贵。如果社区居民到别处购买建筑材料，他就会想方设法刁难运输的车子，甚至把他们打跑。我用江湖气十足的口吻和他搭讪了一阵，暗示说我有一个当警察的弟弟，这多少吓住了他。压下了价格之后我点支烟和他聊起来，他告诉我前几年不过差了两分没能考上大学，只好离开家乡满世界混生活，因为脑袋好使周围几个老乡成了他的喽啰。我当时心里格登了一下——如果考不上大学，或许我也是这副模样?我历来不太善于将自己的形象估计得高大一些。因为意外的运气而成为百万富翁，因为某种神秘秉赋而过上特殊的日子，这种幻想在我的脑子里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没错，不进大学我也能活得头头是道，只不过我的全部才能恐怕得挥洒在尘土飞扬的街头。

　　我就是在此刻明白过来：我的确用不上“七七级”的崇高声望——我只配享用附加于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小小主题：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个人命运。一张录取通知书神奇地将生活截成两段。湿滑的田埂，水田里叮在大腿上的蚂蟥，三伏天挥汗如雨地割稻子，压得人直不起腰的担子，楼梯边上的大坟茔，房子后面那一口冰凉彻骨的水井，跟着手电筒光圈曲折蜿蜒的银环蛇，夜风里零零落落的几声犬吠……这些灰头土脸、汗水腌透的日子被远远地阻拦在大学围墙之外，如同另一个时代拍摄的黑白老电影。一九七七年开始，我的日子仿佛用透明塑料薄膜仔细裹好藏进了保鲜柜，鲜嫩光滑。如今看来，入学与否的确是人生途中的分岔口。当年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先后考上各类学校，毕业之后安居乐业。剩余的知识青年在随后的日子里陆续返回城市，前几年多半又陆续下岗待业。

　　2

　　我依然记得，二○○二年的时候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小文《分量》，纪念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分量》之中保存了一些记忆、心情和若干的细节，干脆全文照录——

　　一九七七年的夏季，我是一个手执镰刀、衣衫褴褛的农民伫立在田头。我的手心结了很厚的老茧，内心日甚一日地迟钝。恢复大学考试的传闻断断续续地飘来，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大学”这个字眼距离我的生活己经十分遥远，我从未觉得那一圈围墙里面还会和我有什么联系。我的理想是争取做一个不坏的木匠。

　　可是，消息日渐一日地明朗，周围都在蠢蠢欲动，考试终于成了一件事。当然，也就是一件可以试一试的事情而已，我不允许自己寄予过多的乐观想象。那时已经没有志气将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作为后半生的偶像，学术如同天方夜谭，大学录取的真实意义是口粮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不敢轻易地相信命运的慷慨大方。我的父母亲曾经作为下放干部滞留乡村多年，我深知要将户口搬回城市会遇到多少额外的麻烦。这是中断了十年之后的大学考试，预测的录取率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吓住我，这个数字比我可能返回城市当一个工人的概率高得多了。温习功课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自恃比别人多读了一两首唐诗宋词，中学曾经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于是决定报考中国语言文学系。有趣的是，功课温习奇怪地召回了我的数学兴趣。我徜徉在一批数学练习题之间，乐不思蜀，以至于不想理会我从未读过的历史与地理。幸亏妹妹及时提醒了我。她报考的是理工大学，但她认为我的数学水平早就不亚于她了。日后得知，我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数学方面的超额收入恰好补偿了历史与地理的亏欠。这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奇怪的是，现今我再也记不起我是在哪一个考场进行大学考试——估计是我插队所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或者中学。记住的竟然是考试前后的一零星片断：时常忧虑准考证丢失，惧怕政治审查受阻而面对表格愁眉苦脸，体检时就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降低血压，因为嗅不出三个小瓶子里汽油、酱油和水的差别而大惊失色，如此等等。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切要比那几张考卷凶险得多。

　　忙乱过去之后，我就不愿再想这件事了。天气逐渐凉了下来，一年将尽，似乎没有人知道这次考试的结局是什么。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在另一个知识青年家中闲扯。他忽然提到，为什么这么久了竟然没有大学发榜的消息——莫非又有了什么变卦?这话惹出的焦虑让我有些坐不住，我起身回家——到家的时候恰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片：厦门大学中文系。悬在半空中的情绪突然松懈了，一时百感难言。这一刻开始，我才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分量。

　　3

　　一排“七七级”的新生聚集在厦门大学门口，等待各系辅导员分别把自己的人领走。一个辅导员高声问道：“有数学系的吗?”“有!”两个男生应声而出，周围嗡的一片低声议论。一本著名的文学刊物刚刚发表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即是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中文系的吗?”另一个辅导员高声发问。“有!”另外几个新生站了出来，周围又嗡地响起一阵低语——谁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的华丽文辞出自著名作家徐迟之手。

　　一九七七年的夏季，我浑身湿淋淋地站在水田里听到了大学恢复考试的传闻。当时的环境之中，考上一所大学远比考上什么专业重要得多。我报考中文系，并不是因为讨厌数学系、物理系或者经济系。一片新大陆突如其来地浮现，惊喜之后就是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游向彼岸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甄别、分辨自己的内心兴趣。仰仗中学课堂和父亲闲聊时传授的文学常识决定后半辈子的专业，这不啻于一场冒险的赌博。幸运的是，我押对了。

　　据我所知，许多大学里面的中文系“七七级”风头甚健。这里聚集了一批各地的才子，缠绵的情诗或者情节离奇的小说雪片般地抛出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历史造就了一个短暂的文学时代。激动人心的启蒙号角，交织在苦难之中的爱情，指点江山和纵论历史的气氛，这一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温床。只要一首小诗就可以赢得校园之内众目睽睽的仰望，诗人的风度、说话手势、阅读的书目以及起居习惯立即享有了特殊的威望。多数人把中文系的课程想象为躺在床上跷起脚读小说，枯燥的文字训诂和繁杂的文学史资料没有多少人问津。不少人听说过拜伦的名言：一朝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可是只有诗和小说才能如此惊世骇俗。那个时候，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这些学科还在埋头积累，只有中文系的才子们趾高气扬，风流倜傥。不久前遇到一个经济系毕业的教授，他至今仍然愤愤不平：当年中文系的才子们掠走了他们周围的多少芳心，以至于他们暗地里开始策划一场雪耻的斗殴。

　　当时我决心专攻小说。即使到了今天，写小说仍然是我内心的一段斑斓的残梦。我相信所有的“七七级”大学生都曾听说过复旦大学的卢新华。据说他的小说《伤痕》先是张贴在教室走廊的墙上，随后被报纸转载。文学史记载了这个短篇小说赢得的巨大声望，但是，文学史没有记载这个短篇小说如何在“七七级”制造了一个小说写作的大潮。一个在东北就读大学的友人转述过一个壮观的景象：他们在一个巨大的阶梯教室晚自修，只有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毛孩呆头呆脑地背诵教授们的笔记。教室的后两排一溜明灭的烟头，所有的人都在低头奋笔疾书——写小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一天：社会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律师的崇敬远远超过了作家。

　　世事的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总之，数学不吃香了。一个数学系主任负气地说，如果校方允许，数学系宁可加入文学院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为伍。混迹于诸多财大气粗的理工科，囊中羞涩的数学系时常成了受气包。其实，文学也不行了。众多名噪一时的刊物频频告急，出版社的仓库里积压的多半是文学读物。我们的偶像卢新华正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一家赌馆里发扑克牌。昔日叽叽喳喳地环绕在诗人周围的美女如同候鸟一般地迁徙，纷纷栖息到房地产业、汽车业或者演艺圈。的确，相对于几十亿资金的流向、各路大亨手中的巨额利润以及惊险的股票行情，诗人的浅吟低唱或者流行小说编造的恩怨情仇又算什么呢?可笑的是，我很迟才从华而不实的文学梦之中惊醒过来。九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在京城的一个饭局上遇到了一位经济学出身的“七七级”。酒过三巡，他开始吹嘘每年过手的钱财有多少个亿，认识多少要人，决定过多少重大项目。看着他那么大的口气和那么大的肚腩，我意识到了文学的渺小。许多当年的文学狂热分子早已撤离，撰写房地产广告词或者起草一份公文的余暇，他们时常后悔青春期的幼稚激情。我与一些昔日的文学同道一起喝茶闲聊，谈房价、谈温室效应、谈交通堵塞、谈张三与李四的绯闻——就是不谈文学。这年头还在那儿搬弄“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流”这些术语，看起来就像在炫耀自己读了几本书。一些中文系毕业的故人或许会在寒暄之际客气地问一问文学动态，明智的方法是找一两句俏皮话搪塞。如果一本正经地开讲座，对方的茫然眼神一定会让演讲者羞愧地住口。

　　可是，我仍然说我幸运地押对了。写出一个精彩的句子足够快活一个上午；阅读一部杰作就是一次迷醉。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就是放纵地享受这种快乐，这不叫幸运又叫什么?虽然文学已经从“经国之大业”的目录上撤销，可是文学始终盘踞在心里。我相信文学是一个人的内心修为。世俗的风沙纷纷扬扬，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实惠主义，手执计算器不停地盘点收支状况。职务，工资，奖金，上司的眼色，菜市场上猪肉的价格，水电费刚刚收过怎么又来了——一张脸皱得像一颗苦瓜，皮肤粗糙，心事重重，要么用尖刻的言辞八方讨伐，要么用讨好的笑容四面逢迎。对于他们说来，文学早就死去。他们忘记了，文学是市侩的天敌。只要内心埋藏了文学的种子，激昂慷慨之气或者浪漫情怀就会在某一刻突然觉醒。这时的凡夫俗子敢于横眉冷对，敢于拍案而起，他们懂得了侠肝义胆和缠绵悱恻，也懂得了如何对那些俗不可耐的嘁嘁喳喳轻蔑地嗤之以鼻。文学的地盘可能一天天地缩小，但是文学决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九七七年的时候我慌慌张张地撞入厦门大学，随手从书架摸下几本文学经典磕磕巴巴地读起来。三十年之后文学殿堂人去楼空，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这儿是我一辈子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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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想道理远比讲道理有趣。于是，离开大学之后我远远地躲开了教师的岗位而在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工作至今。大约算知识分子吧。人们对于知识分子有哪些想象?戴厚厚的眼镜?咬着笔杆子盯着天空等待灵感?面容苍白，身材单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一直认为“七七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会那么单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他们或者肩上还搁着粪桶，或者跟在牛屁股背后扶着犁耙，或者正拉着板车走街串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外语口音不够纯正，没有拿到钢琴考级证书，四书五经、“子曰诗云”背不出三两句，三步四步的交际舞跳得很蹩脚，甚至从未听说过牛津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名。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现在，这些知识分子打起了领带，穿着皮鞋橐橐地登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台，或者在某一个万人瞩目的场合慷慨激昂地演讲。但是，我相信这些积累仍然潜伏在身体的某一处，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复活。只要坐上一趟每个小站都要停靠的慢车置于一大堆民工的方言、扁担、麻袋、臭汗及打牌的吆喝和争夺座位的拌嘴之间，以往的全部感觉一下子就全回来了。这生活始终压缩在他们的阅读和写作之中。

　　“七七级”这一批人于八十年代初期从大学返回社会，他们的性格多大地成就了当时的文化气氛？这是一个有趣的谜。八十年代的时候，诗人如同口念咒语的巫师令人敬畏；一大堆人心甘情愿地被种种艰深的哲学著作憋得胸部发痛；另一些人二两白酒下肚就开始辩论神秘主义，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常常把自己吓得脸色发青。那些只会引经据典的书斋式人物没有市场，文化沙龙的主角多半是上知天文、下谙地理的名流，他们或机智或叛逆的妙论与满脸的大络腮胡给人留下了同样深刻的记忆。那时的女孩儿对于出身豪门的白马王子视若无睹，另一些牛仔裤包着瘦弱小屁股的白面书生也上不了台面，她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海明威或者高仓健式的男子汉，如果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就更好。至于房契、存折、结婚证书或者学位证书无非一些庸俗的法律文件，重要的是曲折的人生履历——至少也得曾经下乡插队，打过几场架或者偷过农民的鸡鸭。八十年代有的是放肆的激情，没有一点狂狷的个性简直可耻。那时的做生意开拓市场也仿佛是神圣的启蒙运动，商人们锱铢必较的精明很久以后才得到真正的重视。“七七级”这一批人不会忘记历史的赐予，他们投入各种文化运动也就是想继续为历史做些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七七级”这一批人多半已经人到中年。中年人也就是疯过了，狂过了，现在身体有些发福，要歇口气整理一下人生了。中年人开始务实，瞻前顾后，小市民性格、暮气或者狡诈算计同时悄悄地附上身来。九十年代的社会也稳重了许多。稳重的社会就是懂得了算账，不再把柴米油盐视为不登大雅的累赘俗务。这当然就是经济学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中文系擅长的浪漫气势渐渐式微，经济学的算盘噼里啪啦地响彻每一个角落。

　　稳重的社会惊人之论逐渐减少，人们开始强调“言必有据”。“言必有据”在大众传媒上制造了一个开场的短语：“专家认为”。专家不就是知识分子吗?于是，教授、博士隆重出场。大学里面早已经将各种学衔穿成一根前后相随的长长链条，并且在不同的系列之间设定了兑换率——例如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的多长时间可以当教授。各种学衔并非免费领取的午餐，每一种学衔必须得到规定业绩的支持。从发表论文的学术刊物等级、一个课题的研究历史到概念术语的来龙去脉、引文注释的数量和格式，每一个步骤都有章可循。这时，那些仅仅仰仗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的才子们终于傻了眼。现今的教授、博士严谨、缜密、一丝不苟。他们经历了答辩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填过了无数的表格，脸上的表情已经训练得四平八稳。求证：这个问题几个解?甲、乙、丙、丁，A、B、C、D，他们的解答有条不紊，身后一摞子参考书形象地说明什么叫学术。我对于这一套指标体系毕恭毕敬，遇到某些“七七级”课堂上没有见识过的内容就老老实实地补课。尽管这是跻身专家队伍的必要修行，某些时候我还是会暗地里犯嘀咕：一大片中规中矩的面孔之间，那些横空出世、石破天惊之论是不是愈来愈罕见了?

　　当然，严谨或者中规中矩的教授、博士并非僵硬的机器人。某些时候，他们也会在表格或者引文注释的掩护下斗气，耍小心眼，占了便宜之后言辞之间就会流露出一些小得意。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一个教授逮住了另一个教授的一处史料讹误。纠正无疑是必要的，可是他脸上盛气凌人的表情让我不太舒服。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利用对方的粗疏狠狠地踩痛他的脚板，这种胜利有些无聊。至于他们内部的“人脉”关系，常常以学术的名义形成某种互利互惠的联盟。我有幸聆听一位学术大佬指点迷津。从国际汉学界到京城的著名学府，某人是某人的嫡传，某个大师与另一个大师结过何种恩怨，某个大学与某个大学之间如何互相挖墙脚，打口水战。一大堆内幕消息人物众多，情节生动，听起来与武侠小说之中的帮派关系或者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如出一辙。还有一些教授、博士无所谓哪一个门派的提携而甘于单打独斗。他们口才好，人气旺，大众传媒一下子把他们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爆炸性人物。与大众传媒的合作不仅可以像明星一般赢得追捧，而且可能像明星一般大把大把地挣钱。这些教授、博士无疑是给学术乃至文化添砖加瓦，只不过他们的方式与我当年的幼稚想象相距甚远。一九七七年的考试把我引入一个崭新的大学空间。我受宠若惊地站在图书馆和教学大楼之间东张西望，天真地认为这儿只有学术或谢绝权术或者别的什么术。当时我丝毫意识不到，这些地方有时也要讲辈分，拜码头，赔小心，打躬作揖，机缘凑巧也能淘得出万两黄金。

　　听到有些“七七级”已经退休，心中悚然一惊。凝神算了算，的确是三十年的时光。我的三十年，白了双鬓，添了皱纹，换得了一句“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也就是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功名可以轻轻一笑，荣辱也可以轻轻一笑。身外之物一松手就可以丢弃。念念不忘“七七级”，不是炫耀某种资历，而是因为那一种集体性格。见识过一些风雨，不那么温顺，喜欢用亲身经验衡量书本的知识，这一批人始终不是只懂得引经据典的迂夫子。一九七七年我从水田里一头闯入大学，暗自庆幸自己可以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

何毓玲

我的1977

我是老高二的，1977年我在工厂当工人。一个秋天的早晨，上班的路上突然听到高音喇叭中传出一条新闻：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还要特别关注老三届。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机会到来啦。
10年了，我在人生的长河中沉浮，因眼睛高度近视办了病退留城，自费学过医，当过街道的赤脚医生，当过代课教师，当过工人。上大学，是我遥不可及的一个梦。在猛烈的心跳中，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当年省重点中学尖子班的学生，从小爱好文学，当过中学语文教师，这么多年没有放弃过读书写作，我只要复习好数学，考上大学应当不成问题。
当天晚上，我找到最要好的朋友—— 一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商量，她大力支持我抓住这个机会，奋力一搏。我当时就向她借来一套初中数学课本，从初一的数学题做起。整整一个月，我白天8小时上班，下班就做数学题，一直做到高一。做题的间隙，作为调节我还背背历史、地理、政治。
考前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填高考志愿。我从识字始就爱读书，小学四年级的外号就叫“老秀才”；五年级读《青春之歌》，别人都爱林道静、卢嘉川，我独偏爱余永泽，立志像他一样穿长衫抱线装书、钻故纸堆作大学究；小学、初中的作文都大得语文老师的欢心，篇篇作文都当范文朗读、张贴；中学就自学了《诗经》《古文观止》中的篇章……考中文系，是肯定的。考什么学校，却犯了大难，以我当年的眼光是非北大不读的，但10年的磨难却磨光了我的锐气，我不敢填北大，只求上一大学足矣。反复斟酌半天，最后第一志愿填了四川师范学院。当天夜里，我思来想去，辗转难眠，实在不甘心只上一个师院，终于在半夜近1点钟时，在父亲的陪同下，敲开高考办公室的门，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四川大学。谁料到这仍然太保守了，来年才知我的语文考了全省最高分（本来是满分100分，省里不批，压到了97分），总分也超过北大录取线5分。就这样，从小的“梦中情人”北大，与我失之交臂，到今天，这件事仍是我难以释怀的痛。这是后话，接着说我1977年的故事。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离我们工厂最近的考点是巴县三中，需步行半个小时，而且尽是田坎小路，小溪石桥，很难走。当年的考期是两天，考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四场。我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上午考完，步行回家吃饭，饭后再步行去赶下午的考试，中午学校是不管饭的。幸亏那两天没下雨，否则道路泥泞，就更难走了。
1977年的冬天，真冷，是南方特有的潮湿的冷，考场上手脚冻得僵硬（当地的风俗从不关窗、从不烤火），写出的字很难看。第一场考语文，基础知识30分，有文字、语音、修辞的内容，对于我这个教过三年初中语文的老师来说，这太简单了，我几分钟就搞定了。作文70分，阅读一篇报道，写一篇读后感。我用最快速度读完报道，理出几条要点，形成我的作文大纲，开始作文。第一段用“报载”极精练的几句话概括了报道的全文，再用三个“何等好啊”排比句式开头，抒发了我的感想，大约800字，要说的话基本说完，准备想一个精彩的结尾，就算大功告成。谁知一看手表，只有5分钟了，心中大慌，来不及了，怎么办？情急之下，信笔写了一首七绝，四句话28个字结了尾。我来不及再检查试卷，更来不及修改，便匆匆交卷，跑出考场。出了考场，外边静悄悄的，几乎没有人，不像现在全社会都关注，大门外家长、商家云集，大门内保安如临大敌。交卷的铃声应当随我出考场的脚步声响起，怎么我出来几分钟了还没响呀？我满心狐疑，再仔细算算时间，原来我刚才算错时间了，早出来了半小时。此时后悔也没意思了，我只好独自一人怏怏离去。
中午时分回到家，父亲一边给我下面条，一边听我汇报考试情况，听到我早出来半小时，他比我还着急：“你考中文系就靠语文分，还看错了时间，怎么这么粗心？”为了安慰他，我只好说：“您别急嘛，我考得再不好，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您总不能不给我饭吃吧。”
下午考数学，好几道题把我难倒了，我不禁叹气。旁边的监考老师忍不住安慰我：“别着急，您上午考得挺好的。”
可能正因为我看错了时间，以诗结尾，文章结构更精美、别致；又没有一处涂改，卷面格外干净，所以歪打正着得了高分。转过年就从县里传来消息，巴县（100万人口的大县）的文科状元语文97分，是以诗结的尾。春节后就接到了川大的录取通知书。进校时，我的名字排在中文系的第一名，并代表全校新生写了发言稿，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这就是我在1977年的故事。
此后，我读大学、读研究生，分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副编审、正编审，一路走来，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读书改变命运，信然！



                            发表于《北京考试报》2006年5月31日

何毓玲

感谢考试

    那一年，我18岁，读高二。忽如一夜高音喇叭宣布：废除高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热血沸腾，连夜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欢呼打碎了枷锁，从此天下无考试！私下里小心眼儿窃喜，可以不考试，轻轻松松上大学了！
谁知我们告别了考试，也就告别了大学，这一去就是十年！
十年中，我们串联，抄大字报，撒传单，辩论，武斗……天下大乱，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然后，我们上山下乡，战天斗地。我们的伙伴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谋生：北疆的荒原、南国的胶林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天山牧马、东海捕鱼，下矿井，放木排，我们什么没干过？我们读着“社会”这本大书，有着比高尔基《在人间》还惨痛的体验。
考试没有了，大学也没有了。已有的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军营接受改造，脱胎换骨。几年后，也有过推荐入学、七二一大学等名目的所谓大学，但学生基础薄弱，所学也多是政治运动、文化补课。更糟糕的是“推荐”，名额本就极少，又多给予了有背景、有特权的人。而那些苦苦追索知识、坚持读书自学的学子则被冠以“白专”“不务正业”的罪名，被排斥在大学校门外。求知的路，好漫长，好艰辛，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看不见一丝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
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7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高音喇叭向全世界宣布：恢复高考！只有这时，只有经历了十年人生磨练而永不放弃大学梦的我们，才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考试，好可爱！考试，好伟大！感谢考试给了我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圆了大学梦！于是，我们凭借十年的自学，凭借一个月的复习，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从此，天高云淡，月白风清，前程一派光明！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工作，晋级，副高，正高……我们一路走好，全仗了层层级级的考试！
现在，我女儿15岁，读初三。如我当年一样，她上了一个重点中学，学业很重，考试不断，且愈来愈难。女儿苦不堪言，每每向我诉苦：“妈妈，世界上没有考试就好了！”我总是正色言道：“万万不可！没有考试，妈妈就不能从工人成为教授；没有考试，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一切；没有考试，国家就选不出大批优秀的人才，就不可能有这20 年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句话，没有考试，天下就大乱了，人生就更苦了！”我还会絮絮地告诉她，我们经历过的那段没有考试的日子；我还会心有余悸地祈祷，愿那种梦魇永不在我女儿身上重现！
考试，是人生长路中的一个个台阶，我们只有踏着它，才能步步向上攀缘。当然，这台阶有可能倾斜破损，有可能陡峭艰险，需要完善，需要治理，更需要认真对待，但却万万不可废除取消！
女儿马上面临中考，以后还有高考，还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衷心祝愿她，祝愿天下的考生一路斩关夺隘，旌旗飘飘，凯歌高扬！

                                 发表于《中学生》2003年第11期
                                                                                    

杜雅萍

何姐姐也是77级
好像还有漏网之鱼……

何毓玲

冬眠的肌体开始有血脉的涌动

“没有那场考试，我简直不敢想象今天的自己会是怎样。”
7月21日，当记者通过电子邮件与远在北京的何毓玲联系时，她对27年前的高考记忆犹新。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44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那一年，何毓玲28岁。 18岁那年，高音喇叭宣布：废除高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连夜上街游行。从此天下无考试，可以轻轻松松上大学了！”“何毓玲们”没有想到的是，“告别了考试，也就告别了大学，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1977年10月21日早晨，已经是兵工厂工人的何毓玲像往常一样走在上班路上。高音喇叭又响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特别关注老三届。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猛烈地跳起来。”当天晚上，何毓玲找到最好的朋友——一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向她借来一套初中数学课本。整整一个月，她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做题。 次年春，以语文考分全省第一的成绩，何毓玲如愿走进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在，她是北京某出版社的编辑部文科首席编辑。
何毓玲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并不鲜见。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 数据显示，1974年至1977年3年间，高校在川招生人数仅为34847人，尚不足现在在川年度招生人数的1/6。与此同时，由于高校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致使“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盛，高校似有实无，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遭遇空前“解构”。
“人才断档、青黄不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校园杂草丛生，大学老教授痛心疾首。 1977年7月，供职于省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王锡宇接到命令，赴绵阳、遂宁、内江、宜宾等地摸底调查我省中学生使用教材情况。“没有明确说为什么要搞调查，但我们预感到高校招生可能有变化。”王锡宇回忆道。 变化终于在一个月后初现端倪。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京召开当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44天的会议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接到北京来的电话。”王锡宇那本27年前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每通电话的时间和内容。“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私底下，这一消息在教育界不胫而走，人们欣喜若狂。 这消息应该说是1976年10月结束“十年浩动”后，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个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尽管那时国家的整个肌体仍处于僵硬状态，但冬眠的肌体的脉管，开始有血液在涌动。正是这根血脉的涌动，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枝青绿……
“各种询问信雪片似地飞来。”王锡宇说，那是他进入省招委后最忙碌的一个秋天。 青春的气息让1977年的冬天充满暖意。仅四川报考大学的人数就达61.1万！如此庞大的考试群体，仅考试用纸就达2000吨。
时年，我省获准录取高校新生1.9万人，占全国当年高校录取新生总数的6.95%，录取率为32：1。 省招生办公室的班子是临时抽调起来的。
身为考务组成员的王锡宇忙得几天几夜没合眼，“几十号人住在滨江饭店的录取场内，与外界断绝一切来往。尽管睡的是木板床，但心里却‘暖’得很。”
1982年春，“文革”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新鲜“出炉”，随即被一抢而光。 此后20余年间，我省近百万学子步入“象牙塔”接受高等教育。
在最近一次大型民意调查中，“恢复高考”被评为20年来“青年首选的社会事件”，55.5%的被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仅如此，恢复高考还被誉为“一场意义不亚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是“中国最根本性的人力资源投资”和“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时至今日，何毓玲的同学已经遍布政界、企业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多个行业。“知识改变命运。”2004年2月25日，何毓玲与部分大学同学再聚首，而今，她感慨良多。
                 《四川日报》8月中旬邓小平百年纪念专刊专稿（记者：胡敏）

老木匠

一九七七的高考  ——小物件串起的往事
     
    新民晚报      2007－12－09

    ◆李辉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
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
艺部担任编辑。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
    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
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
    1997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4月，因发表“封面中国”系列作品而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
6年最佳散文家”。
   
准考证上的照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有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号码：04013——高考报名号码。
    三十年前的准考证，收藏至今。找出它，往事立马被激活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让
我的回忆也就有了一种可以触摸的感觉。
    按照今天的标准，准考证印制得再简陋不过了。长，十三厘米，宽，不到十厘米。它
不过是一张小纸片。但是，小纸片上却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正面上端，印着“湖北省高
等学校招生委员会（1977）”的字样，下面紧挨着以花边加框醒目地印着三个字“准考证
”。然后依次为照片、号码、报考类别、考试地点、考试时间表。反面则是“考生注意事
项”，一共五条，简明扼要，该提醒的一点儿也没拉下。如今的准考证是什么样的，我没
有见过，想必精致考究了许多。
    仔细一看，姓名一栏“李辉”二字是手写的，不是我的字，想必准考证均统一由家乡
湖北随县（今易名随州市）招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用圆珠笔填写。报名号码、报考类别、
考试地点三栏倒是正规得多，是用印章盖的。但不知为何其中有两项盖的红色，一项盖的
则是紫色。无意为之，还是刻意为之？天知道。
    自己感到好奇的是个人照。说是一寸标准照，可是，却非正面照，身体有点儿斜，右
耳几乎看不清楚，还戴着一顶单帽，把头发捂得严严实实。照片不正规也不讲究。在今天
，恐怕任何证件上都不允许使用它，何况壁垒森严严加防范连一只苍蝇或耳机也不让混入
的高考现场。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这张照片也不是我一九七七年的近影。照片上的我，圆圆的脸，
初看沉着，再看稚气犹在，完全一副少年模样，哪里像是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两年半、参
加工作整一年、已经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翻出旧相册，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农村，才发现，
准考证上张贴的这张照片，应该是我在一九七二年上高中之前拍摄的。距离一九七七年，
虽只五年多，但一般来说，这五年，是一个人从少年走进青年，外貌和个头发生很大变化
的时期。把它与我一九七七年的照片相比，差别之大，简直判若两人。一九七七年的我，
脸已不再是圆的，而是显得清瘦，那副模样倒真的成熟了许多。
    已想不起自己到底为什么偏偏挑选了这张照片，贴在准考证上。是来不及照一张新的
，还是敝帚自珍？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我就是拿着这样一张印制简陋、照片也贴得毫
不严谨和规范的准考证，一路放行，走进了高考——后来，人们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次高考。
   
面对试卷，何止是汗颜
    高考后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大约一两年后的一个暑假，我回到家乡，一位与我同
时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的中学同学来看我，送给我一份特殊礼物——我参加高考的所有试
卷。怎么得到的？
    是否违反相关规定？他没说，只说了一句：“其实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的确不怎么样。我报考的是文科，有五门考试科目，但只需参加四门。英语是参考科
目，可不参加，我没怎么学过，当然乐于放弃。其余四门成绩分别为：语文74分，数学62
分，政治69分，历史地理（简称“史地”）69.4分。加在一起不过274.5分。与如今动辄6
00分的高考录取相比真是汗颜！不过，当时听说，这也不算低分。可见当时分数普遍不高
。
    每份试卷，都写有自己的名字和报考号码。（听说现在只让写号码，不能写考生名字
，不知确否。）高考试卷居然回到自己手里，实属偶然，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礼物。三十
年后，尤显珍贵。当年全国参加七七年高考的考生有数百万之众，是否还有别的人与我一
样有此机缘，就不得而知了。面对旧物，汗颜而庆幸。
    试卷比准考证还要简陋而寒酸。每一门试卷，都是薄薄一张纸，而且大小不一。语文
、政治，只有三十二开图书的版心大小，史地和数学试卷大一些，各为十六开版心大小。
政治、数学题目只占一面；语文、史地则占两面。记得当时发试卷的时候，监考老师还发
下几张空白薄纸，供考生写作文或回答论述题使用，离开考场时所有纸张全部交上去。那
时还没有见过复印纸，发下来的纸颜色不一，或黄或白，有的纸薄得透明，如今连写便条
都不会用它们，可当年，它们却派上了大用场。都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试卷之寒
酸正好印证了当时的物资的极度贫乏，若不是再见旧物，即便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大概也
难以想象此情此景了。
    试卷的题目，今天的一个初中生恐怕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应对。数学且不提，试举另外
三门部分考题为例。
    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为“解释词语”，占10分，举出五个词语，分别是：诚实；俭朴
；伎俩；纲举目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们如此简单，其余部分也就可想而知了。史
地试卷，历史和地理各占50分。
    历史部分有七个问答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为：“秦末、唐末、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是
谁？各提出什么战斗口号？这些起义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占12分；第二个问题
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哪四大发明？”占4分……
    地理部分有填空、问答两类考题，填空占12分，诸如地球分为几大洲几大洋，我国最
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是哪些，等等。问答题其中一个为：“从北京到南宁
，坐火车要走哪几条铁路线，穿过哪些大平原，越过哪些东西走向的山脉，纵贯哪几条大
河的流域，经过哪几个省、自治区和省的行政中心城市？”占8分。
    政治试卷分为政治词语解释、问答题、论述题三类。词语解释共占30分，六个词语分
别是：党的十一大路线；四个现代化；“四人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主
义，唯心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问答题之一为：“在党的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中，
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谁？毛主席总结历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占10分。
论述题之一为：“简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客观必要
性和有利条件。”占20分。
    摆在我们湖北文科考生面前的，就是诸如此类简单的考题。但它们还是难倒了大量考
生。
    我也没有得到高分。三十年后，重看自己的试卷，不由得汗颜不已。笔迹之乱、知识
之贫乏、文字之幼稚、见解之浅薄，用“惨不忍睹”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羞于示人
，连妻子也不例外。
    譬如，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我的开头这样写道：“学习雷锋好
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在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
荡漾着这曲调欢快昂扬的歌声。它发自亿万人民的肺腑，它鼓舞着亿万人民的斗志，它激
励着亿万人民前进！歌声中，雷锋的精神在发扬光大；歌声中，无数雷锋式的战士在成长
；歌声中，又有多少学雷锋的故事在传颂……
    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哪里有一丁点儿文学性？更难见最基本的文字功力。至于后面
牵强的构思，也就不必提它了。
    这汗颜只是我自己吗？我出生于一九五六年，要知道，我们这代人，从小学起就卷在
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折腾中。高中毕业是在一九七四年，伴随“文革”走过了八年，游行
、贴大字报、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哪里接受过一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说是高中毕业
，其实，连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滚瓜烂熟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而不是唐诗宋词；
阅读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论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学名著……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那是“大破文化命”和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后人谁能相
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学？甚至，长达十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辈人，有幸或不幸，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长大，接受可怜的所谓教育，
然后，下乡插队劳动，再迎来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许多年、许多代后，历史老人如果再审视我们这一刻的高考，会汗颜吗？会怜悯我们
吗？
    也许，当年阅改试卷的老师们，已经为我汗颜过了。他们一定有怜悯之心，在我拙劣
的试卷上判分，给我带来了运气和希望。我从心底永远感激他们。试卷上有的老师只写姓
，有的则留下了他们的全名，勉强可以辨认。譬如，语文试卷词语解释部分是“肖鸣”，
作文部分是“毕鸿明”，造句部分是“谭联芬”；史地试卷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
分有四位老师，只认出两个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们来自何处，我不知道。三十年过去，他们都还好吗？
    当年到湖北招生的复旦大学的老师，怎么会从诸多考生中选中我？他是谁？我也不知
道。
   
复旦大学“入学注意事项”
    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在期待中度过。
    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打（当地话“打”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
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住我
。“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是吗？”当时
我还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正好要去一个同学家里，与几位知青点的同学见
面。见到他们，还没坐下，第一句话就说：“我考上了。”说完，来不及聊天，我赶紧回
家，让全家人与我分享这一快乐。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达的，还有一份《复旦大学学生入学注意事项》。报到时，录取
通知书交给了校方，这份“注意事项”则和准考证一起，夹在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皮的《
中国地图册》里，居然也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项”为单页双面，十六开，与县城的准考证和试卷相比，它显得正规得多，
用的是厚纸铅印通知。“注意事项”共十项。标题左上角，加框印一说明“此件随入学通
知书发给学生本人”。虽然是一纸普通的入学须知，三十年后，它却有着多重意味。
    第三条为我们提供当年的生活细节：“学生入校时，必须各自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
迁入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来自外地的学生，必须同时携带当月所需全国通用粮票和到
校后第二个月开始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都必须分别
开给学生本人。”
    第六条让人感到母校带来的最初的温馨：“学生须带全年所需衣服（冬季需穿棉衣）
、被褥、蚊帐、餐具、雨具、热水瓶及其它生活和学习等用品。”
    第八条写道：“办理入学手续时，须交最近拍摄的一寸脱帽半身正面照片六张（务必
拍摄报名登记照，切勿拍摄美术照）。复员军人应交不佩带领章的照片。”
    正是这一条须知，让我很快走进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近照。报到那天，六张照片，分
别贴在登记表、学生证等一干证件上。从那天起，我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
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七七一一，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
7711026——它将陪伴我一同走过复旦四年，它也是我的毕业证上的号码。
    几年前，复旦大学百年诞辰纪念，七七一一的同学们相聚母校。这一次，几位热心的
上海同学为每个同学精心准备了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学入学登记表的复制件。在登记表
上，我见到了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之际的我。当然不戴帽子，也不侧着身体，中规中矩，
与准考证上的那张照片上的那个我，模样真的大不相同了。
    准考证——试卷——入学注意事项——入学登记表，四个小物件，把三十年前那一刻
的记忆串联起来，具体而生动，令人温暖至今。登记表上填表日期为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
。
    一个多月后，在大学校门口，一位新闻系的朋友刘平，为我拍下了进校后的第一张留
影。未来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完稿于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

caidanzhou

俺在车间监督劳动时，有一位朋友对俺说，原高教部长蒋南翔先生已经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三结合，出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可是这位蒋先生到清华上任后一看，就对老毛的工农兵大学生做出如下的评价：

“正规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采用的是中等技术学校的教材，培养出的是小学生的水平，还有幼儿园里小朋友的脾气！”

俺听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认为是蒋南翔先生说出了俺不敢说的话。可是很快蒋先生又被撤了职！因为他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

老木匠

我的高考经历


作者： 任富田


去年（二ＯＯ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

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Ｏ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四中虽然是好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瞩目。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听别人说四中好，说四中有游泳池，就报了第一志愿。实际上，当年四中并没有游泳池，我也不会游泳。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一九七七年，由于我母亲得了脑血管疾病，成了植物人，我便留在北京，照料她。好像是九、十月份，开始出现恢复高考的传言。虽点燃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但几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仍让我兴奋不起来：“政治审核——出身——红五类”的政治标准；年龄限制（传闻有的省限制到二十八岁，将老高三老高二的人排除在外）；我能忍心放下瘫痪的母亲不管，回黑龙江准备高考吗？她现在这个样子，极左路线“功不可没”！

家里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对于我这样三十岁的下乡知青，困退、病退无门，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一方面，争取在黑龙江农场报上名。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年龄超限”，“人不在不能报名”，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些彰显社会旧思维的巨大惯性，人心不古的自私本能。另一方面，我父亲请单位代为打听，下乡知青可否在北京参加高考。一开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没有户口，若算北京考生，万一考上了，岂不是挤占了北京人的名额？若算黑龙江考生，黑龙江省能同意我在北京参加考试吗？这其中复杂的手续，对一介草民，有谁会为你办理？

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还真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有正当理由长期在京逗留的下乡知青，如果有单位愿出面为其办理招生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在京报名参加高考。直至今天，谈及此事，我仍对当年北京市高招办的有关人员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在今天看来，极普通，极自然，可在三十年前，在冲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红色恐怖万岁”的阴霾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九七七年，制定它需要勇气，执行它让人感到温暖。

我父亲的单位愿为我办理高考的相关手续，使我们一家都很感动。我也开始复习。数理化的教材是我姐夫给找的，政治、语文就靠自己收集材料了。刚刚结束“焚书坑儒”、“破四旧”的文革，相关的书不好找，也不像现在有很多辅导班。每日里，除了做饭买菜，给母亲喂药喂饭，洗尿布这些日常必做的事以外，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复习。

大约在十一月底，海淀区招办让一星期内交考生单位的政审材料。算算时间，通过邮政信件办理此事，时间上来不及。我父亲决定他自己拿着四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亲自去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办理此事。六十二岁的老人，到数千里之外的零下二、三十度气温的八五二农场去，这一路上要克服多少困难呀。父亲匆匆办好边防证，带上一个小马扎（火车上不一定有座位，更不用说卧铺了），就出发了。我则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心里没有底，不知他能不能顺利、按时回来。

终于拿到准考证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在海淀区育英学校，在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届高考。

报名时，我谨慎地分析自己的不利条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处理专业，好像还报了无锡和郑州的粮食学院（因为我在八五二农场当过粮食保管员）。实际上，这样低的报考志愿我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我心里的底线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跳出八五二，最好能回家！

一九七八年，可能在一、二月份，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大部分是年龄小的那些人，偶尔也有一两个老三届的人。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政审不行（还是要求红五类）？考的成绩不行（老高三的都不行，谁能行）？户口问题？“无产者最无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还怕什么？只是心不平！

三月初，接到海淀区招办的传呼电话，让我去一趟区招办。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不会是通知我未录取或因户口问题不能录取吧？可是你们同意我在京参加高考的，我也没有隐瞒我是外地户口的事实啊！

到了区招办，已有几个同龄人在那里询问着什么。办事人员解释说，志愿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未被录取。北京市打算新建一个“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上。发给一封《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招生征求考生志愿通知书》（此件我保存至今），如果愿意上此学校，要在三月六日前，将“志愿申请表”，交到海淀区高招办。拿着那封信，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希望早一点让父亲和其他家人知道此事，分享喜悦！

没有北京户口是我的一块心病。收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两天，我去西城公安局户籍科询问如何办理户口进京，我这样的情况，户口落在家里还是落在学校。我从户籍科的墙上看到公安部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是户口准迁证”的规定。“准迁证”，是下乡知青朝思暮想的东西啊！我还去了一趟白广路十八号北京师院分院。办公室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此处的前身是宣武师范，没遇到过外地户口的问题，让我第二天来听答复。

没想到第二天到那里，一盆凉水泼过来，让我透心凉：无法解决外地户口，录取你是错误的！还要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惊呆了。太不讲理了！报名、录取时你们都没说外地户口不行，我也没有隐瞒我是黑龙江户口的事实，怎么现在说不录取就不录取了？如果当初你们不让我在北京报名，我还可以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现在已无法补救了，凭什么让我承担后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可是在三十年前，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忍气吞声。我没有退路，我已在最底层，所以我要奋争！我说，准考证是北京市录取我的证据，我不能交还你们，我要拿着它去上访，应该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在一位同学兼“荒友”俞**的陪同下，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上访。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把自己的遭遇叙述给一位老师，他要我留下准考证，明天来听他的回信儿。我想让他写个收条，人家说“你不相信我？我姓肖。”，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但心里不服：这么不讲理的事都做出来了，我怎能谁都相信？我是一个“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北京人”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一天后，得到回音：你尽快去黑龙江办户口。办不出户口我们就管不了了。对此结果，我基本满意。因为我知道原则：录取通知书就是准迁证。

我立即准备回黑龙江。到了八五二农场，文教股的干事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未得到农场的批准！我说请示过生产队的领导，再说我也没占黑龙江的名额！干事说我们可以不给你办手续。我赶快回到生产队，副指导员告诉我，他接到文教股的电话，生产队领导把责任揽过来了：说我请示过生产队领导，并得到批准，生产队不知道还得报到农场并需农场批准。那位干事说了，不为难个人。

我赶快办理各种手续，收拾行李。四月底，告别了流血流汗苦干了十来年的北大荒。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坐在北京师院分院的教室里，开始了上大学的人生新阶段。此时的我，已年近三十一周岁。

自觉的梦游人

一、
那時我正在上海崇明島的前進農場，屬於“兩万只蟹”之一。崇明方言說啥就是説蟹，我在那裏做了兩年不到的農場職工，也就光榮的成爲了“蟹”，而且是一只想著爬囘到上海彼岸的“蟹”。
高考來了，我卻猶豫了，雖然連隊的連長和同事，都叫我“張春橋”，一來因爲我瘦得很，正好像當時一個上海獨角戲裏嘲笑張春橋的戲詞所說，臉無四兩肉；二來我當時做著連隊的宣傳幹事，算有幾滴墨水的。但是，我的性格使我不敢報名，結果，我的連長代我報了名，回想起來，至今仍然感激他，並為後來他來找我而沒有好好接待他後悔。
那時，農場以改造鍛煉爲首務，從來就怕職工閑著，比如，以當時農場的條件，种二熟制可以達到每一熟制收穫500斤，年產畝產1000斤，卻爲了鍛煉改造，要我們种三熟制，結果是300斤一熟制，三三得九，少了一百斤，人還忙得沒有時間。所以，高考復習一直是只能零敲碎打。連隊有熄燈指，很多時間都只能打著手電在床上復習。
到了77年黃梅季節，我囘上海休假，這給我一個機會：曠工的機會，不過那時因爲農閑，可以打著續假的旗號，行“曠工”之實，那位連長還是為我罩著，所以在上海休了兩個月的假，這段時光對我復習高考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爲時間的保證，使我能夠有了一個系統的惡補。而我這時得到了所有老師，鄰居以及親友的幫助，他們利用了所有的渠道，為我找來了復習資料。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6-18 01:23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二

那時，根本沒有書。連隊圖書館都是一些浩然的小説，要不就是大批判資料。我在那個時候和很多人一樣，有的書就是《毛澤東選集》。突然要復習高考了，就像一道動員令，動員起了我的所有的親人，他們四處為我尋找書。我的小姨拖著殘疾的腿腳，到處托人借書。我終生難忘的是，爲了我的高考，她為我抄了好幾本數學書的題目，可惜的是，那些都是散頁抄的，沒法保存，在我離開了農場之後，這些散頁抄的，大小不一的數學題也就只能扔掉了。
我排行老二，按照75屆上海的中學畢業生的分配，本來可以留在上海讀技校，但是那時班主任安老師讓我做同學的下鄉工作，我做了，就覺得自己應該下鄉，這樣一次次沒有聼懂安老師的暗示，堅持了自己的想法：動員了別人就不能自己往後縮，否則就是良心上對不起同學，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很膽虛的上山下鄉干革命的衝動。
這樣的下鄉過程使安老師感到了很大的壓力，覺得她沒有保護好我，沒有安排好我的工作。見到我母親就覺得很過意不去，因爲作爲她的得意的學生，本來是可以安排得好一點的，至少她可以讓我不離開上海。而在知道我下鄉后不很適應農村，她更是想著怎麽幫我回到上海。恢復高考消息傳來，她立即讓我和她聯係，要我認真復習，爭取攷囘上海。她的先生程老師是上海某所中學的地理老師，為我專門做了好幾次的輔導，特別提醒我要注意臺灣的地理。他還告訴我，近代史的孫中山要注意。後來，在高考中，他的輔導的基本都出現在試卷上，使我得分不少。
我的女友也全力幫助我，回家復習的日子裏，她和我一起復習。她的數理化比我好，很多習題都得到了她的幫助。她的父母是做醫學翻譯工作的，家學淵博，對於選擇入學志願，對我幫助很大。我當時不敢想復旦和師大，她卻堅持認爲我完全行，要我填復旦新聞係。我就照著做了，把復旦作爲第一志願，師大作爲第二志願。因爲自己認爲文筆還可以，選的都是中文和新聞，因爲師大沒有新聞，才在第二志願的第二選項裏填了歷史。沒有想到後來就是這樣的選擇讓我進了師大。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8-2 15:48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三
後來，我們這一批參加上海高考的考生才知道，那一年的高考試卷時有復旦和師大出的。從復旦出的那一年的高考復習資料來看，文科試卷應該是復旦出的。我當時住在海寧路的一個朝北的小房閒裏，鄰居共八家，擠在一個石庫門小樓裏，樓上四家，樓下四家。我們樓上的四家都有人參加高考。正樓的周家有一個親戚在復旦中文係，送來了復旦出的高考復習資料。我借來了看。基本作了其中的文科習題，包括了其中的作文。
我一直喜歡寫論述文，看到了一個《試析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觀點》的作文題目，我就寫了一篇，後來高考，二選一的作文題之一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嗎？》，我一陣興奮，就憑著記憶，把自己寫過的那篇作文重新在試卷上寫了一遍。
回想起來，我還是感到自己的幸運，那一年我們海寧路樓上的四個考生，就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復旦的高考復習資料上，他們三個都在找正式出版的教材，唯有我總是在用這本高考資料。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都要上班，我呢，休假加上“曠工”，用上了兩個月的時間集中看了這本高考復習資料，正好是時間都用在了刀刃上。那一年，海寧路老家中，就我考上了。

高考雖然改變了我的人生，但是，從當時來講，我的志向並不是想著要到歷史專業做點啥，更多的就是想著通過高考，回到上海。爲了我回到上海，使我脫去“蟹殼”，我才猶猶豫豫地參加了高考，並考上了，使我的母親了卻了一樁心事。

周泽雄

读梦子的高考经历，很亲切。
我姐当时也在崇明农场，先是在较苦的前哨，后转到较好的长征。高考前一年暑假，我在农场里呆了一周时间，也接触了几位试图通过高考脱掉蟹气的知青，其中一位，现在还是我的朋友。他奋斗了三年，始终没能考上。
当时没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说，考上的，似乎自自然然就考上了；没考上的，也就自自然然地落榜了。回头来看，考上大学的机率极低。我高考时，入学率为7%，之前的几届，还要低。

老木匠

6月22日出差去了，回来没有注意到梦子又更新了。读了真是感慨！

我还不知道还有复旦、师大卷之分的说法。

我的小姨拖著殘疾的腿腳，到處托人借書。我終生難忘的是，爲了我的高考，她為我抄了好幾本數學書的題目，可喜的是，那些都是散頁抄的，沒法保存，在我離開了農場之後，這些散頁抄的，大小不一的數學題也就只能扔掉了。

可喜——可惜吧？

另外，那天晚上是你小姨送你来的？好像没有脚高脚低的印象。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8-2 15:12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打错了一个字。我的小姨不仅送我到师大，还把我托付给几位阿哥，从进去第一天就是一个小弟弟，这番场景想来亲切，但在当时，很觉得不好意思，毕竟是男生，没有几个是要人送来的。但是我的小姨实在是太为小外甥高兴了，坚持要送我，我不敢违迕她的高兴，惟有听命。
最叫我气沮的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我不“守住”小弟弟的名分，就有人提起这件事，说“侬是侬阿姨投给阿拉的”，木匠老哥也是这种人之一，哼！

老木匠

原帖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8-2 15:43 发表
打错了一个字。我的小姨不仅送我到师大，还把我托付给几位阿哥，从进去第一天就是一个小弟弟，这番场景想来亲切，但在当时，很觉得不好意思，毕竟是男生，没有几个是要人送来的。但是我的小姨实在是太为小外甥高兴了，坚持要送我，我不敢违迕她的高兴，惟有听命。
最叫我气沮的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我不“守住”小弟弟的名分，就有人提起这件事，说“侬是侬阿姨投给阿拉的”，木匠老哥也是这种人之一，哼！

哈哈，不是“投”是“托”，是托付的托，也就是法律上的监护权，由侬阿姨委托我们监护侬！

自觉的梦游人

又打错了一个，脸红ING。

酱香老范

裹着棉袄考大学

作者：陆霖    2007-6-27

　　一年一度的高考虽已偃旗息鼓，而有关高考的话题还在延续。今年又恰逢文革后恢复高考30周年，于是高考的话题里更添加了几分怀旧的意绪。好友江南闵俊是88年的考生，忆及当年“蹉跎岁月”，写下《光着膀子考大学》的博文，引发博友们几多感慨，惜乎其中少了张当年“光膀子”猛男写真，终为小憾。
　　说起来倒是有趣，算是77年的“老生”吧，回想自己30年前参加的高考，与江南闵俊“光膀子”的境遇截然相反，却是“裹着棉袄考大学”，其间感受，无妨抖落些许供诸君一哂。
　　原因是，在77年秋季召开的全国科技教育座谈会上，邓公毅然拍板——当年就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由于时间仓促，使得77年的高考日期只能破例安排在寒冷的冬季。
　　证实高考之事已是在10月中下旬。尽管此前“小道消息”满天飞，版本诸多。而自己作为插队刚满3个月的知青，此时正扛着锄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高考之事似乎离自己很是遥远。小学中学倒是读满了10年，但不幸恰与文革同行，学的是“最高指示”，写的是大批判文章，批封资修、批林批孔批《水浒》，若是写批判文章倒是驾轻就熟，可惜这不是对付高考的路数。而一个多月后就开考了，而考什么，如何考，心中一片茫然。最要命的是高复资料也严重缺货，谁手上有几册油印的资料，便牛气得很。再者就是10年累积，藏龙卧虎，特别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功底扎实，而在我就读过的中学，听说有不少老师也跃跃欲试，师生同场竞技，做学生的能有多少胜算？
　　而正插队务农呢，请假复习也是个问题。倒不是舍不下几个工分，（生产小队“定级”6分半，年底分红每天大概6角钱）而是公社领导已经发话：“劳动学习两不误”。那时公社领导的话还是有相当分量的。于是只好“两不误”，晚上学习，白天干活，出工前裤兜里塞几页写着资料的纸片，空闲时掏出来背背读读，纸片上记着些数学公式，一些史地知识，譬如陈胜吴广起义是公元前哪一年，譬如北京时间与美国东部的时差，马六甲海峡在海运中的重要意义……真正亲眼目睹马六甲海峡是在1998年的夏天，在异国他乡，眺望着远处灰蒙蒙的马六甲海峡，心里想，亲爱的马六甲啊，俺当年在田间地头还念叨你呢！
　　由于文革十年未考——其实此前的一次高考是在1965年，到1977年累积已12届，考生积压太多，主管部门不得不对所有报名者进行一次初试，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初赛，考语数两门，淘汰了一半。同一次高考居然要考两个回合，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
　　正式“决赛”安排在12月中旬，三九寒天，东北话是“贼冷”。30年前当然不知空调为何物，所谓保暖就是多穿衣服了。因为冷，也因为紧张，裹紧厚实的棉袄还直哆嗦，手中的钢笔也不听使唤。首场考语文，监考的老师也紧张，想说几句开场白，原意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你们才有高考的机会，结果话一出口，却将两个关键词说错了位置，政治上错大了。老师自己也吓住了，呆了好一会，才想起该读考生须知的事。
　　1977年高考来不及实行全国统一试卷，由省市区自行命题，试卷也就两三页，哪像现在一大叠的。各地作文题蛮有时代气息，如北京是“我在战斗的一年里”；黑龙江省是“每当唱起《东方红》的时候”；上海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河南省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我们浙江的作文题是“路”，不知人家这路走得是否顺畅，而我始终云里雾里，不知“路”在何方。一出考场，等在门口的语文老师知情后气坏了，怎么搞的？啊，鲁迅那句路的名言忘啦？啊，你就写上山下乡这条路也切题啊，啊……我耷拉着脑袋，心想老师您再“啊”也没用，卷子人家收走了，要不讨回来重做？
　　在忐忑不安中等待。过年前终于发榜，上线的红榜贴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大概60多人，自己侥幸上榜，名字且还列在首位。其实排序与考分高低无关，只因是准考证号码在前，有不知情者，以为俺混了个状元郎呢。小小虚荣心使然，记得那几天常溜达于红榜前的人堆里。按博友说法，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人生仅有的一次“涨停”，此后再也摸不着新高了……
　　1978年的春天，告别了不到一年的知青生活，远赴浙南一所师范院校学习。班里的同学年龄及人生阅历差异很大，被任命的班长30好几，膝下已有一双儿女，而年龄最小者不足17岁，班长的夫人携女“探班”，女孩喊他叔叔时，该叔叔脸刷地红了。而当我得知我的上铺入学前插队有6年之多，此后再不敢说自己也曾经是知青。
    1977年的冬天，文革后恢复高考，一晃整整30年了。记得那一年全国580万考生中约有27万人幸运地跨进大学的校门。那一年冬季的高考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拐点。历史正渐行渐远，而有幸作为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每每想起这段旧事，感觉那一年的冬天真的很温暖。

童志刚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8-6-22 17:25 发表
读梦子的高考经历，很亲切。
我姐当时也在崇明农场，先是在较苦的前哨，后转到较好的长征。高考前一年暑假，我在农场里呆了一周时间，也接触了几位试图通过高考脱掉蟹气的知青，其中一位，现在还是我的朋友。他奋斗了三年，始终没能考上。
当时没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说，考上的，似乎自自然然就考上了；没考上的，也就自自然然地落榜了。回头来看，考上大学的机率极低。我高考时，入学率为7%，之前的几届，还要低。

确实，当年对于能不能上大学，基本上不是看得很重，有些当工人的只要工种好或者是在国营大企业，就觉得无所谓。社会的观念、家长的观念以及考生自己的观念，都跟今天有巨大区别。

何毓玲

当年四川的录取率为32：1
我们班最小的1962年出生，最大的1945年出生，小的直接跟大的叫叔叔！

李旧苗

一九九七年入秋后，北京仍酷热难当。要不是收到老黄寄来的月饼，我还想不想几天后即是中秋节。平时家里收到邮包之类，大凡是儿子先拆，碰上他喜欢的东西，自然就截留了。这一次，儿子隐约知道邮包的特殊含义，未敢先下手。中秋之夜，一家人分享这来自岭南的佳肴，儿子稚齿留香，还有呐呐地问：“爸，你们同学现在都在干什么呢？”
    月正圆。儿子的发问，启开了我心窖里那瓶陈年老酒的瓶塞——我连明月也不邀，独自浅酌低斟起来……
    二十年前的深秋，我以比正常大学新生大一旬的年龄，带着那一代人独有的憔悴和疲惫走上了珞珈山。当年的校园，铅华不染，樱花道上的落英可以沏上东湖水啜饮。不同年龄、经历和秉性的年轻人，顷刻便被“同学”的标准同化了，被校园净化了。正当年的青春和失而复得的青春，在一间间狭小的寝室里赤条条地重聚、冲动，塑造出一个个不加修饰的故事。
    我们原学生八舍103室住的六个人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弓克、刘亚虎、杨胜群、段书伟、夏武全、童志刚。最大的二十八九岁，最小的十八九岁，少长咸集，也风云际会。寝室长是段书伟，他常去开会领会精神，但大量的日常事务却由什么职务都没担任的童志刚处理。比如，晚上自习时，因不时有人从哪里弄出点噪声来，他就用火柴盒制作了一个画着骷髅的“令牌”，对肇事者示罚。这办法开始两天还灵，大家连嗽都不改咳，但很快就实行不下去了。原因是，那“令牌”和那举牌的动作往往引起一场哄笑，制造出更大的噪声来。后来采取的是疏导政策。隔几天晚上举行一次知识问答(由每个人出一道题，抓阄回答)，让大家宣泄一下之后再进入自习。童、弓、夏出的题，大都是“××歌由谁首唱”、“××交响乐首句是怎样的”之类。我是听着牧歌和妈妈的纺车声长大的，回答这类问题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为了报复，我有一次出了一道属于当代人物知识的题：“童志刚身上缺了什么？”大家都说这是偏题、怪题，答不出来。还是童自己清楚，眼睛在玻璃片后眨巴一下，崩脆地不关风地回答说：“少了一颗门牙！”
    同室六个人中，段书伟是“兴福大哥”。他组装了一只电炉子，间常弄得满室飘香，不幸的是后来让学校电工侦破后给砸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忠于职守的电工凶神恶煞的样子，和寝室内外群情激愤的场面，后怕弄出什么“潮”、什么“风”来。其实风早已起于青萍之末。“五一”节假日里，未向任何人报告，全室人员买舟东下，上了庐山。六个人疯遍了牯岭，偏偏要把脏话仍在仙人洞，把臭脚丫子印在美庐的红地毯上。那天登上含鄱口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一位过山的农民无意间说起，山那边二十里还有一处胜景，名叫观音桥。相传观世童还未脱俗时，曾经撩罗裙，漫移莲步(附会，观世音原是男身)，踏过此桥。如今那桥上还留有她余香袅袅的脚印。段、弓一时兴起，定要去寻访仙姝芳踪。我向来无豪举，刘亚虎、夏武全喜稳扎稳打，童志刚那天不知为什么也缺了往日的勇气，不主张去。一番上“纲”上“线”的争执之后，还是分道扬镳，段、弓义无反顾，我们四人沿原路下山。暮春时节的庐山更是难识其真面目，刚刚是云蒸霞蔚，一下子便乱云飞渡。我们四人刚回到旅馆，一场山雨便瓢泼而下。开始，我们庆幸自己没遭到这场雨淋，还幸灾乐祸地猜测段、弓的情形。有说他们正在观音桥上演《雷雨颂》；有说，他们正携“制芰荷以为裳”、“纫秋兰以为佩”的山鬼作雨中游……尽往浪漫处说。待雨越下越大，山影淡入夜幕，还不见他们回来时，我们着急起来，又尽往坏处想，谁说他们肯定是迷失在那片半原始森林了；谁说这两小子完了，至少有一个掉进了山谷……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无法实施救援，只能守株待兔。大家和衣而卧，盲目地做着什么准备。六个人一下子少了两个，灯光昏暗，檐边积雨时紧时慢，好生凄切。也不知什么时候，段弓二人趋趔着回来了，脸色苍白，一不吭声二不出气，任凭我们折腾着剥去无一根干纱的衣服，塞进被子……既然人回来了，我们四人又幸灾乐祸起来，“高度”评价他们，求索“美人”兮，“虽九死而未悔”。第二天，我们问起他们的观音桥之行，两人闪烁其辞，似乎是仙机不可道破。他们究竟是如愿以偿，在观音桥上与仙姝良宵共度？还是虽寻着了那桥，但“哀高丘之无女”？抑或是根本就没有找着那桥，而单相思地在山野里瞎闯了半日半夜呢？至今是一个谜。这次活动完全是秘密组织的，但还是被“当局”知道了。这并不是有人告密，103室三天三夜柴扉紧闭，焉能不让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为肯定是受到了批评，在多大的范围受到什么程度的批评，现在已说不清楚了。后来发生的一件同类性质的事，倒是说得清楚。真是树砍静而风水止。我们寝室的两个人和别的寝室的几个人，竟敢在毕业前夕需要特别“表现”的时候，擅自去游了一趟黄山。红男绿女归来不看岳，让人羡慕不已。但很快东窗事发，受到校方通报批评。作为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寝室长段书伟被接连找去问话。每次问话回来，我们就像《红岩》里接“老许”似的，拥上去安慰他。
    103室还真有一个“老许”经常光顾，并受到欢迎。他就是许向明。这不仅因为每个暑假返校，他都要往我们屋里扔下一串福建龙眼，还因为他有一手绝活。那时学校吃供给制，餐票统一发放，固定日期餐期，过期作废，1日的票到2日就不能服，早餐的票到中餐就不能用。老许能化腐朽为神奇，用一支碳素铅笔，在废票上轻轻勾勒、点染，就使它重新具有了使用价值。每逢食堂吃包子的早晨，总有三五个人排着队请他斧正废票以便能吃上双份。等到把大家打发走，老许自己赶到食堂时，往往包子已经告罄，只能吃上两个剩馒头。这事偶尔也败露过。有一次，李德伦先生在老斋舍的学生俱乐部讲交响乐，我不知怎么也心血来潮，想去一睹“中国的卡拉扬”的风采，就请老许临摹了一张入场券。这张入场券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却还是被把门的学生会干部发出了破绽，没让我进。多年后，见着老许谈到各人的故伎，他说，他于此道，早已洗手不干了。
    那时，不少集体活动是以小组为单位组织的。我们小组除103室六人外，还有汪芳(方方)、张磊、张国安、霍鹏远。汪芳是唯一的女生，全年级六个女生之一。我们小组在文娱活动方面是不错的，年级或系里搞联欢会，我们都有节目出，而且大多是自编自演。例如“李谷二乐团”、“快乐的仆人”等哑剧，现在重排，可能还是精彩的。有一次系里搞联欢会，童志刚、汪芳、弓克等从欧洲剧典里挑了一台独幕话剧(忘了叫什么名字)要排演。他们要我出演一个大臣，并说这个角色非我莫属。经不住他们的软硬兼施，我生平第一次出演了一个剧的角色——尽管总共就一个动作、一句台词——我披着一条被单，一躬身对着头戴用画报纸做成的皇冠的夏武全说：“陛下，请饶恕他吧！”我的普通话二十年后还是“塑料”水平，当年就可想而知了。演出后，我谦虚地说：“我演砸了”。童、汪、弓却说：“很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不过，后来排什么话剧，他们再也没有起用过我了。
    珞珈山的樱花几度开谢之后，便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正值武汉夏季，一条条关于分配的“最新消息”口耳相传，掀起一阵阵与热浪交织的躁动与喧嚣。这时我因犯头晕的毛病搭伙搬到进修教师楼寄住，对发生在一间间寝室里的故事知道得很少了。
    好在我们这一届同学分配的流向，主要集中在武汉、北京两地，分在北京的十几个人，在寇勤、李为民、隋圻等古道热肠者的张罗下，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延续着同窗的情谊和校园的话题。虽然我们一个个都在一些牌子大得吓人的单位工作，但好多年内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却比当学生时好不了多少。聚会常常是各人自带面包，或者每人凑三、五元钱。大家各自住着集体宿舍，串门自然也不太方便。后来，我有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房子，谁戏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记得，赵健曾在这里闭门写作，拈断数茎须，写出了一篇《北京市为什么有大事而没有豆腐买》的经济评论；当时还挤大篷车的汪芳，在这里风风火地煮过挂面；李军为写研究《世说新语》的硕士毕业论文，曾在这里小住，他那臃肿的南方大棉袄使小屋显得更小……不曾想，这间小屋会与后来的一代名流有这样缘分。而今小屋早已不再归我，同学们聚会也已是登堂入室，并常唤取红巾翠袖把酒添杯了。
    相聚总是有期的，离别却是无期的。
    前年大雁南飞的时节，我到广东出差，在珠江两岸，寻不着细雨如丝、淑女凭栏的情调，怅惘不已。但是，却了却了一桩心愿，那就是见到了毕业后一直未见过面的黄应镐、王华敏和也有多年未见的师月会、骆苗。在广州，老黄驱车陪我去郊外的世界公园游览。晚上在那里看仿百老汇歌舞表演时，我们坐在前排特留的最好的们置上，旁若无人地叙旧……舞台上诱人的裙裾与身段，视而未见。在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师月会请吃饭，一杯酒下肚，他和赵健就侃股票，直至我明确表示不满，他们才把话题收到故人旧事上来，倒也新意迭起。举杯临高，指看即将回归的香港灯火，壮怀激烈，不欲归去。在离开深圳的那天早晨，王华敏匆匆赶来，我们一起吃了顿“广东早茶”。一别十六年，品茶粤海，看着他那微微发白的鬓角，我黯然伤神：岁月催着地老天荒，其淫威和肆虐，连人身上的茎毫末都不肯放过！
    记得读中学写记人的作文，常常喜欢写年近半百的人，似乎半百人生才是展开的好描写的人生。如今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时，感觉常常却是收缩和紧迫，有时甚至有一种未老先衰的恐慌袭上心头。但是，只要是和同学们在一起，我又感到自己年轻了，似乎又回到从前——尽管常常和刘亚虎、徐江等一起被寇勤呼为“老家伙”。
    月正圆，月桂常开不败。我在心里想：年轻属于同学，同学永远年轻！

陆东洋西

很惭愧没有及时相应，因为回帖一多就有些害怕花时间看。

高考前，本人在沪市某一集体企业工作，要比上山下乡的朋友幸运一些，但是当时不慎腿骨折在家休养，全靠母亲打点吃的、看的，多亏她是教师，还能够搞一些复习资料，但是考数学的时候，居然忘了准考证，因为脚上石膏，所以请同学回家拿，但那位没有看到本人，心急火燎进了考场时将准考证给了门卫，幸亏考场正是母校——黄埔区金陵中学，校长用喇叭叫唤，才使本人差十几分钟及时进入考场，否则数学考分全完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惊险异常，又觉得冥冥之中，如有天助。

此外，虽然文不对题，我还是觉得应该说一说当时没有考大学的人。那时本人在上海某集体企业打工，所以立意要改变现状。但是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好几位相当优秀的同学不敢考大学，他们大多进入企业（这都是兄姐们义无反顾地用他们的上山下乡换来的位置，凝聚着家族的期待），所以害怕读了大学以后会分配到外地，当时上海的情形，大学生如果到外地去，真的还不如在上海的企业（这可能会被其他地方的朋友所哂笑，但是当时上海人的真情实感）。我想：当时要考他们一定会考上，一时犹豫，后来就越来越难考了。只是当时没有考、或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除非后来进修的或经商做老板的，大多明显就被边缘化了。每想至此，不禁为之扼腕太息：人生之路居然如此为了一念之差而大相径庭。

回过头来想，也不能全部责怪那些不敢考大学的人，如果当时中国没有毛时代对知识人（本人强烈建议放弃使用“知识分子”称呼，而改“知识人”）的歧视和压制，而能够得到相当的尊重，即使去外地也并非人生的失败和灾难。一是精神上的歧视和自卑，二是物质生活的低下，三是上海本地的工作由兄姐做出牺牲换取难以轻易放弃（如果你到外地可以换取兄姐的回沪又当别论），这足以让人踌躇再三，不敢轻举妄动。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4-18 17:15 编辑 ]

老木匠

赞一个陆兄的回忆！

32年前的事情真是现在人不可理解的。

我中学同学、单位同事里成绩最好的，参加77年高考的人很少。他们绝大多数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愿意去背臭老九的牌子，更不愿冒再次分配的险。还有的是不愿意吃工资的亏：4年没有了工资收入，读书毕业后48元/月，也不比36元/月的工资高多少，要补回4年损失很难，更何况4年里还有涨工资的可能。

现在很多同学都下了岗。只有我这个因为不满意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工作危险的人，现在倒捡了一个便宜。

杜雅萍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是往往“近忧”让人觉得无法逾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未来充满变数的时代和国度。

何毓玲

回木匠，巧了，我当年也是不满意身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才义无返顾地去考大学，我父母还直安慰我，不要太紧张，考不上还可顶替妈妈上班。
而那些有了好工作的人似乎不屑于考试。二三十年后，人生的际遇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几乎都五十退休，每月几百元退休金。我经常感叹：考试改变命运！我那篇《感谢考试》就是应《中国考试》的邀约有感而发的。

陆东洋西

大变动的时代，恐怕无法用常理去思考，但是不用常理去思考，又过于冒险。

反过来说，我们在此为高考的中而庆幸，但是世道常变。本人所在小区的老板原来不过是福建某乡人武部长，多年前断然从银行贷款，进沪一博，果然上下其手，成为房地产的大老板之一，多少大学生，供其驱使，据说夫人也换了。

不读大学也罢，那就做老板么，但是同学中此等人极少，也许印证了余秋雨所谓上海人适于做高级白领之论断。问木匠兄，目前老板有多少读过大学？很多据说派秘书上课、考试，混几个文凭不过是小菜一碟。

老木匠

做老板和大学没有关系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真正的老板也很少有再到大学来骗文凭的，陆兄搞错了。大学生给老板打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要感叹的。读书多和赚钱多完全是两回事。过去现在可想见的将来，都是如此。

到大学来混文凭的主要都是公务员、国企干部。民营老板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

能够让秘书来代读书的，在上海至少要局级以上了。比如那位市长，居然还是我们师大的校友哩。

陆东洋西

真没有接触过多少老板，尤其和木匠兄相比的话，所以问外行话。

此外，感叹是对55楼杜版主所说而发。因为前一阵子原来毕业的学生本来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居然立意要考公务员，因为现在私企好像大不如前，目前公务员收入不仅稳定而且超过一般企业，另外退休工资也很优惠。曾经是大量公务员下海经商，目前反过来大家则又开始热衷于回归当公务员。

不过，这些似与恢复高考无关，只是有关于读大学以后的职业选择而已，就此打住。

李旧苗

老三届高中生、文革后考入大学的，现在也大多达到退休年龄了，如果此人大学毕业后到国企工作，即便是高级工程师退休，以常熟为例，月退休工资不过是1500到2000之间，而环卫处拉粪车、扫大街退休的，因为是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在2000到3000之间。单从收入来看，关键还是看大学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最近几年，GDP的增长是10%多一点，而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30%左右，掌勺者自肥，自己给自己定工资，公务员的待遇能不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