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雪

马甲献花~~

老木匠

进一步的法制改革

另一件汉文帝争取民心的重大事项——法制改革，汉景帝也继续深化。

就在汉景帝元年，他下诏，认为父皇改革刑罚，将肉刑改为笞刑后，由于笞刑的数目太大，实际效果是受刑人“与重罪（死刑）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受刑的罪犯不是当场被打死、也是被打成了残废。因此他下令定律：原来的笞五百（代替原来的割鼻的劓刑），减轻为笞三百；原来的笞三百（代替原来毁容的黥刑），减轻为笞二百。

过了12年后，汉景帝再一次改革刑罚，规定笞三百的一律减轻为笞二百，笞二百的一律减轻为笞一百。尤其是他下令制定了执行笞刑的《箠令》，明确规定执行笞刑的竹板的规格：长度不得超过5尺，削平竹节，大头宽1寸、小头宽半寸。笞刑只准责打罪人的臀部，不准责打背部。行刑时只能一个人行刑到底，中途不得换人。到此，汉文帝发起的刑罚改革才真正实现了人道化的目标，被处罚的人得以保全生命。

公元前148年，汉景帝推行了自己的又一次刑罚改革，下令将原来的“磔”（碎尸死刑）刑改为“弃市”（斩首），禁止“磔”刑。

对于司法制度，汉景帝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景帝着力完善已有的法律，正式当政的那一年，他下诏指责当时的法律规定官员有接受下属宴饮的要免官，可是如果接受了下属的东西再出卖的，仅以差价为受所监临论处。他认为这是轻重失衡，要求廷尉与丞相讨论，重新立法。于是朝廷颁布了新的法律，规定：官员与下属一起宴饮、但出了一份费用的，不再追究为犯罪。但官员如果接受了下属的财物无论是否倒卖，全部按照接受时的价值按盗赃论处。财物全部没收。赃数较小的，官员也要判处迁徙刑罚，免除所有官员身份。如果是接受曾为下属者的财物的，有爵位的“夺爵为士伍”，免除官职；没有爵位的，处“罚金二斤”。允许民间揭发，揭发者奖励被没收的全部财物。

公元前152年，汉景帝又下诏，指责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官吏不按照法律办案，而是按照贿赂多少如同做买卖一样在办案，而且“朋党比周”，将苛刻誉为明察，将判处无罪的官员当作失职，导致“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他的解决之道是：将汉高祖以来的“狱疑上报”制度进一步强化，只要有人不服罪的，就可以反复进行上报审理。

11年后，汉景帝在正月又就司法问题下诏，要求司法官员处理案件“务先宽”（以宽大为原则），各级司法机构有不能解决的疑案的，都应该逐级上报上级来解决，即使后来的审理结果与初审不符合，初审法官不算失职。

单从这些诏令的内容来看，似乎汉景帝孜孜不倦的在为司法的人道化、宽大化而努力。可是看一下这一时期出现的“酷吏”现象，以及滥用死刑的情况，我们不禁要怀疑汉景帝的真实目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汉景帝在借着批判基层司法状况的由头，在尽可能的将案件的决定权集中到中央、集中到朝廷，尤其是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老木匠

坚持重农政策

也是学习他父皇的榜样，汉景帝也鼓吹和推行重农政策。他每年都会去推几下犁、“亲耕籍田”，还会去采几片桑叶。

汉景帝上台的时候各地都有灾荒发生。到了公元前147年，他下令禁止民间卖酒，试图节省粮食。中国古代最早的禁酒令是西周初年摄政的周公发布的，他以为商朝君臣沉湎酒色，浪费粮食不算，还带坏了民间风气，使得社会上的坏分子发酒疯闹事，所以不惜以死刑威胁酗酒者。西汉已有的法律也明确禁止百姓“无故群饮”。汉景帝想出禁止卖酒的招数，倒还是第一次。过了3年后，汉景帝认为灾荒已经结束，又宣布开放民间卖酒。自从汉景帝开创禁止卖酒的举措后，以后历代都将朝廷禁止民间卖酒作为救济灾荒的传统应对政策。

为了救灾，汉景帝在公元前142年还曾禁止内地的郡、国地方民众使用粟米喂马，要求各地严加督查，有违反者，就要没收马匹。这也是具有创造性的举措。

汉景帝还曾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劝农”。比如公元前142年的诏令堪为代表：汉景帝在诏书中指责“雕文刻镂”的手工艺，是伤害农事的，“锦绣纂组”的精细织物，是伤害妇女的女红（家庭手工）的。伤害了农事，就会发生饥荒，伤害了女红就会使人受寒。一旦“饥寒并至”，还有人能够幸免吗？顺便在诏令中汉景帝还表扬一下自己，说自己“亲耕”、“亲桑”，就是为天下做榜样。自己还不受地方官府的贡献，减少宫廷费用，节省征发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就是为了要“天下务农蚕”，民间脑箍有积蓄，可以防御灾害，不会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事情发生，老有所养，幼孤都有成长机会。可是最近几年灾荒仍有发生，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地方官吏“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现在要求各级地方官吏都要好好尽职，丞相要向我报告失职的、搅乱政事的二千石官员，按法处治。

在这个明确要求布告天下、让臣民都知道的诏令中，汉景帝表现出的不是他父皇那种惯常的谦恭姿态，倒很有点自我表白与自我表扬的意思，顺便把责任全部推到下级官府。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正月，汉景帝又下诏，宣布“农，天下之本也”，而黄金、珠玉，都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奢侈品，只是作为财富象征。现在经常出现灾荒，就是因为去经营这两件东西的人太多了。于是汉景帝下达命令，各地郡国官府都必须劝告百姓从事农桑，多种树，告诫百姓只有这样才有衣食可得。如果有官吏征发百姓、或者雇佣民工去开采黄金、珠玉的，都要“坐赃为盗”。二千石长官知情的，也同样处罚。

老木匠

继续和亲

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汉景帝上台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56年，汉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以高规格的使团，去匈奴“和亲”。这次谈判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匈奴达成的妥协？史书里一概都没有提及。史书里只是记载，到了公元前152年，汉朝又一次遣公主出嫁匈奴单于。

不过这次“和亲”的协议的后果极其显著：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匈奴没有大举入侵，即使西汉发生了内战，匈奴来没有像过去来趁火打劫。双方只是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

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和亲”终究还是不牢靠，到了汉景帝统治的后期，匈奴又恢复了定期入侵的惯例。公元前144年，汉景帝派遣陶青进行和亲谈判的14年后，匈奴又一次大举入侵，侵入到今天的陕北高原，将汉朝在当地放牧的马匹囊括而去。公元前142年，匈奴又大举进攻雁门郡，郡守冯敬战死，汉朝边防军队将士战死两千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汉景帝对于匈奴后来的背盟入侵好像没有什么准备措施，也没有紧急动员大军进行驱赶，好像任由匈奴来去。

那么，汉朝的大军都在干什么？汉朝的军事部署重点难道并不是针对的匈奴？是否因为汉景帝并不具备他父皇那样的军事统御能力？

金丝铁线

木匠师傅很勤奋啊，一大早就更新啦。

杜雅萍

和亲的公主是谁呀，木匠老师多讲讲啊。

老木匠

公主是谁？没有记载。

我们的记载里集中于送几个女人过去，实际上的情况大概是借着送嫁妆的名义“给遗匈奴”，和后来被游牧民族打败时每年支付“岁币”的情况异曲同工吧！

不能设想匈奴有这么蠢，真的以为娶到汉朝的公主，甘心做女婿。这只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游戏，倒霉的只是那些冒充公主的宫女及随行人员：大概一到那里就被高价出售了

老木匠

17、定策削藩

汉景帝登基后真正的头等要务，是要缓解皇族内部的利益冲突。这是他的父皇留给他的一笔政治负资产。

汉文帝上台后，曾一度加强刘姓皇族势力，试图以此压抑功臣集团的势力。皇族集团因此在汉文帝统治期间迅速膨胀起来，成为一个膨大的利益集团。皇帝虽然名义上是这个集团的总头目，可是当皇帝的利益和几大皇族势力有了不同指向时，矛盾就会迅速激化。到了汉文帝晚年，皇族诸侯的离心倾向已经是非常明显。

势力最大的吴王

汉景帝登基后，当时资格最老、国势最强、辈份最高的同姓诸侯王是吴王刘濞。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的侄子，就是汉高祖刘邦那个居家搞农业一把好手的二哥刘喜的儿子。当年汉高祖的老爸经常以老二有出息来责骂刘邦，刘邦心里一直不爽。到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有点要出这个农耕兄弟洋相的意思，把他封为代王，去和匈奴对抗。当年匈奴一入侵，刘喜立即逃回洛阳。刘邦不好治他罪，只好改封为合阳侯。后来因为淮南王英布反，占据了原来楚国的地盘。刘邦起兵平叛，刘喜的大儿子刘濞当时刚满20岁，比他老爸有胆量得多，主动请求入伍，作为一名骑兵军官，在蕲县附近击败了英布的一支部队，和汉高祖军队会合。平定了英布叛乱后，汉高祖考虑东南地区民风“轻悍”，需要有一个“壮王”来镇守，自己的儿子年纪还都很小，于是就封刘濞为吴王，掌管障（今长江以南、新安江以北、茅山以西地区，治所位于今浙江安吉西北）、吴（今苏南地区，治所今苏州）、会稽（今浙北地区，治所今绍兴）这3个郡、53城地面。

秦末以来，由于反秦主力是从楚地开始兴起的，因此“望气”行业里（看云像预测事件的法术）一直流行东南地区多乱的说法。刘邦也是很受这个说法的影响，已经封了吴王后，又召见刘濞，想要看一下刘濞的面相。一看之后，果然觉得刘濞面有“反相”。不禁得心中暗悔，只好在刘濞上前叩头谢恩时，摸着刘濞的背告诫说：“有人说汉朝建立五十年后东南会有动乱，作乱的就是你吗？要牢记天下同姓为一家，绝不要造反！”刘濞连连磕头说：“不敢、不敢。”

汉高祖死后，汉惠帝、吕后掌权时期，天下初定，各地的郡国诸侯都忙于巩固自己的封国，招揽移民。刘濞统治下的吴国，有丰富的资源，比如障郡有铜山，辖地有广阔的海岸线可以煮盐，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推进本地的铸钱业、煮盐业，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不用向百姓征收人头税，就可以实现财政充裕。

汉文帝的时候，吴王派了自己的太子刘贤上京，朝见汉文帝。汉文帝见自己的太子刘启和刘贤年纪相仿，就让这小哥俩一起游玩。想不到这刘贤也是太子脾气，与刘启一起喝酒、游戏，从不相让。有一次为了游戏发生纠纷，刘启顺手将博具朝刘贤砸过去。说来真是不巧，正好砸刘贤脑袋上，鲜血直流。左右抢救不急，不多久就因伤而死。

自己的太子被汉朝的太子弄死了，吴王当然非常不满。当汉朝派遣了人马将太子刘贤的尸体送回吴国归葬时，吴王竟然声称：“天下不是同宗吗？死在了长安就葬长安罢了，为什么要送回来！”又把送丧的队伍赶回长安去安葬。

这件意外事件激化了汉朝与吴国的矛盾。吴王刘濞从此不愿意进京朝见皇帝，自称是重病不起。汉朝也知道刘濞是为了儿子意外死亡事故不高兴，对于吴国来的使者，都详加逼问，要说明吴王真实病情。吴王知道后，更是不满，动了造反的念头。

好在汉文帝是个知道分寸的统治者，他并没有逼迫吴王就范的打算。后来秋天的时候，汉文帝亲自接见吴王的使者，问起吴王的病情，这使者也是脑子清楚的，索性坦白说：“吴王确实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汉朝对吴国的几位使者都穷追不舍，吴王恐惧，所以称病不敢入朝。谚语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只不过因为吴王称病，朝廷就这样逼问连连，非要搞个一清二楚，责备越急，吴王也就越紧张，唯恐被皇上治罪，更没有安全感。这个结只能请皇上予以解开。”汉文帝也是明白人，于是赦免了使者的罪，把所有的吴国使者都打发回去，并向他们宣布，吴王年纪大了，朝廷特意赐予他“几杖”（当时发给老年人的一种顶端有鸠鸟雕像的手杖，据说可以保佑老人不打逆呃顺利进食），以后也不用定期到长安来朝见。

吴王刘濞装病不朝的罪名被免除，还有了面子。怨恨逐渐缓解，不再想着要造反了。汉文帝允许吴王铸币发行，吴国铸钱流行天下。吴国的经济实力更为强盛，朝廷不向百姓征收人头税。凡调用劳动力，吴王都命令按照市场的劳动力价格给予百姓报酬，不再无偿征发，此举大得百姓拥护。每年吴王都会到国内各地巡视，访问选拔有才能的人士，赏赐乡间民众钱财。还实行严格的地方保护主义：凡是其他的郡国官吏到吴国来追捕逃亡者的，都一律予以禁止。

吴王刘濞身体很壮实，封王40年，汉朝廷经历了汉高祖、汉惠帝、吕太后、汉文帝、汉景帝几朝，而刘濞依旧长期执政，在吴国的名声也很好，统治相当稳固，他并不想靠拢朝廷，很可能还想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而汉景帝决心要加强中央集权，排除一切潜在的对于皇权的威胁，对于吴国的强盛就很担心。再加上自己曾经亲手害死吴王太子的过节，总觉得吴王肯定是要向自己寻求报复的。于是双方的警戒程度不断提高。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7-27 09:24 编辑 ]

梅茗

以前曾在天涯看过一个人写的刘濞反事始末，语言过于嬉皮笑脸，让人怀疑他会不会是戏说。历史故事还是严谨点好。像木匠师傅这样，不古板吓人。一路读来，只觉张驰有度，急缓有序，让人读得放心读得轻松。

老木匠

心有不甘的诸侯们

吴国以外另一个大诸侯国是位于楚国。楚国也是汉高祖时分封的，第一任国王是汉高祖的小弟弟刘交。

原来汉高祖兄弟4人，老大很早去世，老二就是第一任代王的刘喜，刘邦自己是老三，老四就是刘交。刘交只是个庄稼汉，没有领兵打过什么仗。汉高祖在褫夺了分封的异姓王、楚王韩信的王位后，把这块有36个县的地方封给了自己的小弟弟。

至于刘邦的大哥去世早，没有能够享到封王的威风，刘邦的父亲一直要刘邦分封给大侄子一个王国，刘邦起先一直拖着不办。原来当年大哥去世后，还在当小吏的刘邦经常带一帮小兄弟到守寡的大嫂那里打秋风。时间长了，大嫂心生厌烦，见刘邦带人来了，就在厨房使劲的刮锅底，作出一副羹汤已尽的姿态，刘邦的宾客听懂了这个暗示，很识相的就离开了。刘邦觉得大嫂竟然损了自己的面子，一直很不满意。刘太公催促他给大侄子封爵位，刘邦忍不住了，说：“我没有忘记大侄子，只是他妈实在不是个好人。”说归说，封还是封了个侯爵，只是叫做“羹颉侯”——颉与“竭”谐音，分明就是报复当年“羹汤已尽”的典故。

封为楚王的刘交，没有什么作为，当了23年国王去世。他的儿子刘郢继位才4年，也病死了。当汉景帝登基的时候，已经是第三代楚王、论辈份应该是汉景帝再从兄弟的刘戊。

晁错削藩策的第一目标是吴王，可是导火索却是这位楚王刘戊开始点燃的。汉景帝登基的第二年，汉文帝的母亲、汉景帝的祖母薄太后去世，全国服丧。可是偏偏这服丧期间，到长安朝见、参加丧事的楚王竟然被发现与人通奸。这算是一项重罪。汉景帝没有给予治罪，而是将楚国的东海郡剥离出来，直接归朝廷统帅。

楚王刘戊回到自己王国后，也是不思己过，反过来痛恨朝廷。成为不惜造反对抗削藩策的一大力量。

另一股准备对抗朝廷的诸侯王势力，则是原来齐王的后代。

第一代齐王刘肥，是汉高祖的长子，只因为是小老婆养的“庶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后来汉高祖分封子弟的时候，特意将刘肥封为齐王，管辖原来齐国的领域，规定凡是说齐国语言的地方都并入齐国，一共有70多个县，是第一大的王国。然而吕后一直非常猜忌刘肥。汉高祖死后的第二年，齐王来入朝，与汉惠帝一起宴饮，酒喝高了，两兄弟互相之间开玩笑，平礼相待。吕后抓住这个机会，要处死齐王。齐王吓坏了，好在他的谋臣向他建议，赶紧主动向吕后表示要献出城阳郡，作为吕后生育的鲁元公主领地“汤沐邑”。吕后很高兴，才允许他归国。

刘肥死后，他的大儿子刘襄继位为齐王，又受到吕后打压，被迫割让了济南郡，作为吕后新封的吕王、吕后的侄子吕台的封邑，割了琅邪郡给吕后封的琅邪王刘泽。后来刘襄等吕后一死立即起兵，他的弟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也都参与了长安的政变。

汉文帝上台后，知道齐王本有自己称帝的野心，一直对齐王高度警惕。表面上恢复了齐国原有的疆域，等刘襄死后，第三代齐王刘则上台的时候，汉文帝下令将朱虚侯刘章封为城阳王，割齐国的城阳郡为其王国，又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割齐国的济北郡为其王国。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造反被杀。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借着为两年前去世的齐王刘则死后无子，王国没有了继承人的机会，一下子将齐国分为6个小王国，将原来齐王刘襄的几个儿子都封为这6个小王国的国王：杨虚侯刘将闾为缩小了版图的齐国国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扐侯刘辟光为济南王，武成侯刘贤为菑川王，平昌侯刘卬为胶西王，白石侯刘熊渠为胶东王。再加上原来已有的城阳王国，齐国一分为七。这里的用心，谁都明白，齐王的这些子孙们自然也是记恨在心头。

不过这些对于朝廷的记恨，是否真的足以使藩王们下定决心与汉朝对立门户？真的就足以使藩王们联合起来发动大规模的叛乱、与汉朝来个你死我活？这些藩王是否真的打算推翻、进而取代汉景帝的皇帝位置？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好像并没有这样迹象。

老木匠

雷厉风行的削藩

上面已经提到，汉景帝刚上台时，还是相当注意维持各势力集团的势力均衡。不过在拜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陶青为丞相的同时，他顺便就将自己最信任的“智囊”晁错一举提拔为御史大夫。这完全打破了汉朝开创以来三公位置由功臣掌握的不成文惯例，而且也打破了汉文帝时期培植起来的由皇帝左右亲信组成的小圈子内部的平衡：晁错在这个圈子里的资历还是很低的，担任九卿也只有短短一年多。

晁错自己对于这样的局面好像没有什么体会，他继续着过去当谋臣时期言无不尽的习惯。他当年就提过建议，要削减皇族同姓诸侯国的辖地，当了御史大夫后他立即具体建议“削藩”。

晁错向汉景帝建议说：“过去高皇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因此大封同姓，长子封齐，有七十余城；庶弟封楚，有四十余城；兄弟之子的刘濞封为吴王，有五十余城。仅仅这三个同姓诸侯国几乎就要占到天下的一半了。吴王原来就有太子意外死亡的过节，竟然胆敢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该处死刑的。只是因为文帝不忍心治罪，还赐予他几杖。朝廷对吴王可说仁至义尽，吴王就应该改过自新。可是吴王非但不思悔改，还更加骄横，开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招纳天下的逃亡者，企图作乱。现在削减他的属地肯定要造反，不削减他的属地他也要造反。只不过是削减的话造反快一点，祸害可以小一点；不削减的话，造反可能会迟一点，祸害倒会更大些。”

汉景帝对自己心爱的这位谋士的话还是言听计从，开始贯彻削藩的部署。

当年的冬天，借着楚国国王刘戊上一年为薄太后服丧时期，在长安与人通奸的事由，对楚王进行处罚。先由朝臣出面定为死罪，然后由汉景帝下令赦免，改为从楚国割出东海郡归朝廷直辖。

同时，又宣布因为吴国国王未来奔丧，也予以削藩处分，将吴国的障郡、会稽郡割给朝廷直辖。这两个郡一南一北，把剩下留给吴国的吴郡夹在了当中。这样的措施实在太具有挑衅意识，只能理解为是要逼迫吴王立即造反。

似乎这样严苛的削藩还不够，朝廷在这一年的冬天，还同时宣布削去赵王刘遂的赵国河闲郡，理由是两年前赵王曾犯有罪行。说起来这个赵国的国王位子最倒霉的，最早的赵王是汉高祖很喜欢的小儿子刘如意，汉高祖死后，刘如意就被吕后找了个罪名杀掉。因为刘如意没有儿子，赵国也就取消。以后吕后又将汉高祖另一个儿子刘恢、原来的梁王改封为赵王，可改封的当年，刘恢就被吕后逼迫自杀。吕后再将汉高祖另一个儿子刘友、原来的淮阳王改封到赵国，而这第三位赵王也逃脱不了厄运，也是自杀身亡。汉文帝登基后，将刘友的儿子刘遂封为赵王，这是第四代赵王了。

对于原来齐王的后代，汉朝也迅速采取了削藩行动。首先针对的是胶西国，宣布胶西王刘卬擅自出卖爵位，卖爵行为“有奸”，削减胶西王国6个县。

那么已经明知道会引发诸侯王的造反，这样雷厉风行的削藩部署之后，汉景帝与他的朝廷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除了上一年与匈奴的“和亲”，以缓解边境危机外，是否已经将军事重点转移到东方、准备面对造反的诸侯王了呢？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并非如此。

邱晓云

汉高祖死后，刘如意就被吕后找了个罪名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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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
好像没找罪名耶？

老木匠

原帖由 邱晓云 于 2008-7-30 18:12 发表
汉高祖死后，刘如意就被吕后找了个罪名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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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
好像没找罪名耶？

疏忽了疏忽了，惭愧惭愧

老木匠

18、七国之乱

汉景帝上台后决计解决离心倾向日益严重的诸侯王割据问题，与他的谋臣晁错定下削藩之策，准备诸侯王造反。于是一场内战迫在眉睫。

反叛联盟

正如晁错预料的那样，朝廷的步步紧逼，使得本来就心怀不满的诸侯王们行动起来。

吴王刘濞要行动了。他知道单凭一个王国的力量远远不能和朝廷对抗，因此他需要拉拢其他对朝廷不满的诸侯王。其中他首先看中的是胶西王刘卬。他听说胶西王为人果敢，喜欢谈论军事，特意派了自己的中大夫应高前往与胶西王联系。也不带任何文书，完全由使者口头交涉。

应高带给胶西王的实质性的口信，就是指责汉景帝，偏向于奸臣，听信邪说，喜欢小善，胡乱改变法律，侵夺诸侯国土。“征求滋多，诛罚良善”。应高引俗谚“舐嗳及米”（意思就是连舔带吮，连小米粒也不放过），说吴国和胶西国这样的大国，被猜忌最厉害，恐怕是不得安宁了。应高又为吴王辩护，说吴王因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曾被怀疑，无以自白，现在肩膀斜、走路困难，还是不能免除怀疑。正好听说大王因为一些爵位的问题被朝廷削地，我们大王觉得这些过错不足以削地来处罚。

胶西王说确实有这事，那么打算如何对付呢？应高说：“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现在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因此愿意挺身为天下除去祸害，这样行吗？”胶西王听了吓一跳，说：“寡人哪里敢做这样的事？现在皇上逼迫很急，我最多也不过一死而已，怎么能够去反对皇上？”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在朝廷引起疾怨，导致诸侯都有背叛之意，做人坏道极点了。现在天上出现彗星，地上发生蝗灾，这是改换世道的征兆，需要有圣人出来拯救。吴王为此打算以讨伐晁错为名，跟随大王，巡逻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幸而能容许我这样说一句的话，吴王率楚王攻略函谷关，夺取荥阳敖仓的粮食，抵御汉朝兵。等待大王有幸而临之，这样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胶西王果然被说动，同意了这个阴谋。

应高回去报告了吴王，吴王还是唯恐胶西王会动摇，还亲自秘密前往访问胶西王，亲自与胶西王敲定结盟。

胶西王的群臣有的听说了这个与吴王订立的盟约，就来劝说胶西王：“诸侯奉承一个皇帝，是最太平的事。现在大王与吴王结盟，即使成功，也会有两主分争的事发生，祸患正从此开始。况且诸侯之地还不到汉朝设置的郡县的十分之二，反叛不是好主意。”

胶西王不听劝告，又出面派出使者去联系齐国、菑川国、胶东国、济南国、济北国等原来兄弟诸侯国，都得到了允诺。只是城阳王（刘章的继承人刘喜）是当年消灭吕氏的，没有去动员他参加，打算事成之后给他分好处。

老木匠

“清君侧”为名的叛乱

正好在朝廷下令削吴国会稽郡、障郡的正式文书下达到吴国的时候，吴王刘濞宣布起兵。这是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夏历正月甲子日。

刘濞发出文告，通告各诸侯王：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请诸位教诲寡人！因为汉朝有贼臣当道，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派官员逮捕侦讯诸侯使者，对诸侯进行侮辱，对于刘氏骨肉没有礼貌，断绝先帝功臣，任凭奸人当政，搅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因多病丧失意志，不能看穿他们的阴谋。吴王愿意在各位的帮助下起兵消灭贼臣。”

这段开头的话，是为自己发起叛乱寻找理由，说明是要清除皇帝周边的奸臣。其中受通告的这些诸侯王有的并没有参与叛乱阴谋，比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庐江王（？？），长沙王吴回当时刚继位，所以称呼为王子，也是坚定的朝廷拥护者。

下面就是一段战略部署：

“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与南越交往三十余年，南越王也愿意派兵帮助，又可得兵三十余万。寡人愿跟随诸王。南越和长沙接壤，请长沙王子平定长沙以北，向西进入蜀郡、汉中。请东越王、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一起西进；请齐地的诸王与赵王平定河间郡、河内郡，或者进军临晋关（今蒲津），或者与寡人在洛阳会师；燕王、赵王与匈奴单于有约定，燕王北定代国、云中郡，统领匈奴下萧关，进军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愿诸王努力！”

这一段里大话很多，真话很少。兵员数目都是夸张的，这个三路进军的计划也是拍脑袋的，长沙王根本就站在朝廷一边，齐地诸王的进军路线显然也是不受吴王制约，所谓借匈奴兵也根本是八字没一撇的事，燕王刘嘉也根本没有参与。

第三段落讲得非常的隐讳，隐约谈及事后的安排。首先说到原来死在汉文帝时的淮南王刘长的3个儿子，以及楚王最近差点被判死罪的事，说他们因为汉文帝、汉景帝的迫害，“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所以如果想要有所表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就是说事成后，是否需要褫夺汉景帝的皇位，还要再商量。“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愿也。”

第四段落就是许愿了：

“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他打算拿出吴国集聚的财产来犒赏，“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所有的小吏也都可以按照功劳受爵位或赏金，所有的军功都按照汉朝的军法加倍给予。原来有封邑的，只加不减。他请诸王将这个通告布置给所有的官吏百姓，绝不欺瞒。还夸口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

吴王自己在国内也进行了彻底的兵力动员，他发布文告通令国内说：“寡人年六十二，还要亲自指挥，小儿子才十四岁，也要参军。所有年纪比寡人小的，比我小儿子大的男子都必须服役！”这样吴王动员了一支20万人的大军。

吴王还派遣使者前往闽越、东越等地，东越果然发兵相助。吴王指挥这支大军渡过淮河，和楚王刘戊的军队合并。

楚王刘戊打算起兵响应时，楚国的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反对，被楚王杀了。楚王集合军队，与吴军合兵。

胶西王刘卬也同时起兵，杀死了国内汉朝派来的所有二千石以下官员。他所联系的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也都起兵响应。赵王刘遂还杀了赵国的丞相建德，内史王悍。真的派遣使者去联系匈奴，可是匈奴并没有及时援助，大概是想要等着看最终的结局。

不过原来参与阴谋的齐王刘将闾后悔了，没有起兵。而济北王刘志想要按约起兵，可是都城的城墙还没有修整完备，想缓期起兵，不料汉朝派来济北国郎中令发现了刘志的阴谋，抢先下手将这位济北王劫持，关押在王宫里，断绝对外联系，济北王刘志失去自由，没有能够参与起兵叛乱。

施国英

向勤劳的木匠师傅致意。偶一路在追星呢~~

老木匠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8-8-1 18:37 发表
向勤劳的木匠师傅致意。偶一路在追星呢~~

感谢施MM支持！！

老木匠

错杀晁错

汉景帝与他的谋臣估计到了削藩会导致诸侯王的叛乱，可是他们显然没有估计到会有这么大的规模，七个诸侯王同时造反。从今天的山东半岛到浙江北部，整个汉朝的东部地区全都成为敌国。

汉景帝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叛乱的消息传来后，汉景帝想起父皇的教导，立即重新设置太尉官职，拜周亚夫为太尉，作为军事最高指挥官，并亲自指挥36个将军的部队，前往迎击最重要的叛军吴楚联军。同时对于位于中原地区的赵国，派遣老将曲周侯郦寄率军进击；另一名将、功臣栾布，率军进攻齐地诸国；窦太后的远房侄子窦婴拜为大将军，驻守荥阳，监视齐地及赵国叛军的动向。

窦婴受命后还没有出发，通知了原来曾经担任吴国丞相的老臣袁盎。袁盎当时没有了官职，在家闲居，就随窦婴一起进宫，见汉景帝正和晁错忙着筹划调兵军需。见了窦婴、袁盎，汉景帝询问有关吴王的情况，并问袁盎：“你曾经担任吴国丞相，知道吴国有个叫田禄伯的大臣吗？他的为人如何？现在吴楚造反，你有什么看法？”

袁盎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马上回答：“这事不足忧虑，很快就可以解决。”汉景帝很奇怪，说：“这吴王靠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招诱天下的豪杰，到了满头白发才开始造反。像这样处心积虑，他的计划肯定是非常稳妥，否则还会造反吗？你怎么说得他如此无能？”

袁盎回答说：“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可是哪里能够引诱到豪杰！即使真的吴王得到豪杰，那也会劝告吴王干正事，不要造反了。吴国招诱的只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铸钱奸人，所以才会一起造反。”

晁错插嘴道：“袁盎的说法很对。”汉景帝追问：“那应该怎么办呢？”袁盎说：“这涉及机密，请屏退左右。”汉景帝叫旁人全退下，只留下了晁错。袁盎说：“我所说的，是人臣不应知道的。”晁错只好也退下，悻悻不乐的回避到东厢房里等待。

于是汉景帝继续问袁盎，袁盎说：“吴楚两国发出的文书上不是说了：‘高皇帝分封子弟为王，各有封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诬陷诸侯的过错，削夺封国土地’，所以要造反，一起西进要杀晁错，恢复故地。现在只有杀了晁错，派遣使者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行，恢复封国被削减的封地，就可以兵无血刃的停战。”

汉景帝听了没有答话，沉默了很长时间，叹口气说：“果然能够这样的话，我也不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对不起天下。”

袁盎说：“臣很愚笨，觉得只有这样办，请皇上从长计议。”

汉景帝真的接受了袁盎的建议，任命袁盎为太常（九卿之一），吴王的侄子刘德侯为宗正（也是九卿之一），要袁盎准备去吴国议和。

十几天后，汉景帝通过中尉召见晁错，把晁错骗来后，直接就拉到长安的东市，晁错穿着朝衣就被执行了死刑——腰斩。汉景帝还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下令将晁错“族”，把他全家都杀了。

袁盎和刘德侯作为朝廷特使，赶往吴国。不过等他们赶到吴国的时候，正好吴楚联军攻破了梁国的边境壁垒，吴王气焰正高。刘德侯先去见吴王，请吴王来迎接皇帝的诏书。吴王知道是袁盎来，是想说动自己。笑着对刘德侯说：“我自己就已经是东面的皇帝了，还要拜谁？”根本就不愿意接见袁盎。吴王还把袁盎拘留在军营里，要袁盎投降自己。袁盎见事不妙，半夜里偷偷逃出吴楚军营，连夜步行逃亡，逃到梁国军营，才辗转回到长安。

白杀了个晁错，危机一点没有缓解。

自觉的梦游人

白杀了个晁错，这个白字用得精确，贴切到位！

老木匠

缓战速决

吴楚联军动作很快，迅速进军梁国，猛烈攻击梁国。而胶西王刘卬很恼火齐王刘将闾临阵退却，集合起胶东、菑川、济南的兵马，围攻齐国的都城临淄。赵王刘遂则被朝廷军队监视，没有办法发起攻势。

汉朝全面动员，但是毕竟几十年没有打仗了，现在领军的还有几位名将，可中下级军官都是过去的功臣子弟，都没有打过仗，一批批的到长安市场上找商人借高利贷，张罗着买出征的行装。长安的商人们很怀疑这帮纨绔子弟打仗能力，觉得放出去的债务恐怕连本都收不回来，都不愿意放债。只有一个毋盐氏，照旧放贷，只是要求利息翻倍。

汉景帝惊慌失措到把自己的智囊都胡乱处死，市面上也是如此没有信心，奇怪的是，朝廷军队的总指挥周亚夫倒是信心满满，不慌不忙。受命后他发布命令，以荥阳为朝廷大军的集结地点，自己坐着驿站马车赶往前线。先到了洛阳，见到了著名的侠客剧孟，很是高兴，说：“七国造反，我乘传到这里，本来以为洛阳已经很混乱了，不料还很太平。我担忧造反的诸侯们一定会笼络剧孟，而剧孟现在也没有动静。我只要控制荥阳，荥阳以东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周亚夫在淮阳建立起幕府（指挥所），征询父亲周勃过去的老门客邓都尉意见。邓都尉建议说：“吴兵冲劲很足，不能轻易与吴军会战。楚国军队是轻装，不能持久。我提议，不如将我军部署在淮北的昌邑，建立坚固营垒，暂时不去援救梁国，引诱吴军全力进攻梁国。我大军深沟高垒，派遣轻装部队去阻断淮泗河口，把吴军的军粮运道堵塞。等到吴军和梁军打到精疲力竭、粮食断绝的时候，我大军一举出击，必定能够打败吴军。”

周亚夫很欣赏这个战略，依计而行。在大军集结后，他并不出战，也不援救梁国，只是派遣几支轻骑兵支队深入到吴军后方截断吴军的运输路线。

吴王一边，也有高人。汉景帝向袁盎打听的那个吴国大臣田禄伯，开始时被吴王任命为大将军。田禄伯向吴王建议：“吴地向中原只有经过中原，难以出奇兵。不如我带五万人，沿淮南西进，击破淮南国、长沙国，从武关向长安进发，与大王在长安会师。”吴王征求太子的意见，太子说：“大王是在造反，不能把军队借人使用。万一借用者起兵反对大王怎么办？而且分兵的利害不可预知，徒然自损而已。”吴王听了，果然不允许田禄伯分兵。

还有一个吴国姓桓的少年将军，建议说：“吴国多步兵，步兵在山地有利；汉朝多车骑，车骑在平地有利。建议大王起兵后不要攻城，绕过城池直冲洛阳，占据了洛阳的武库，拥有了敖仓的粮食，切断东部诸侯于汉朝的联系，即使不入函谷关，天下就已经定了。如果大王攻城略地，延缓进军，等到汉军车骑赶到梁国、楚国一带平原，就危险了。”吴王征求老将的意见，却都说：“这是年少意气用事，哪里有什么远见！”于是吴王没有用桓将军的计策。

本来造反是一件政治冒险的事，要想成功只能在军事也冒险，对朝廷进行破釜沉舟的突击，打垮朝廷武力镇压的意志。可是吴王却把造反当作了买卖，走的是稳妥经营的路子，失败就无可避免。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说明吴王如果迅速行动，汉朝的统治力量并非是那般的稳固。

接受太子的劝谏，吴王刘濞自命为统帅，还没有渡过淮河，已经把所有的宾客都封了个将军、校尉之类的军官干干。有一个叫周丘的，是下邳逃亡到吴国的盲流，有酗酒的毛病，吴王刘濞这次就没有委任他当军官。周丘来拜见吴王，请求给他一根吴王的符节，必定有所回报。刘濞觉得反正就这么回事，没有当真，就给了周丘一根符节。想不到周丘带了几个死党，靠着符节，乘政府的驿站车赶回家乡。到城下时已是半夜，进入传舍（驿站），招县令来相见。县令不知就里，以为是朝廷派来的使节，出城相见，一进门就被砍了脑袋。周丘进城，要自己的亲属通报自己熟悉的地方头目人物，就说吴王的军队眼看就要到此地，敢有反抗的，吴军就要屠城，如果迎接的，就可以保全家室，还有望封侯。那些地方头面人物果然都归顺吴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组织成军队后，周丘率领着进攻城阳，一路裹挟沿途青壮，到城阳境内时已有10万兵马，打败了城阳国中尉率领的军队。正打算攻略城阳全境，吴王大军已败。周丘只得带兵回乡，在半路上病死，军队也作鸟兽散。

但是吴王并不是一位有眼光的战略决策者，他根本没有能够利用自己的仅有的一些机会，只是按照四平八稳的战略攻城略地。

梁国军队先是在荆壁进行的边境会战中被击败，接着出动的6个将军指挥的大军，又被吴王打败了两个，其余军队退守都城大梁。吴军围攻大梁，全仗韩安国率军奋战支撑。

梁王几次派人到周亚夫大营求救，周亚夫不出兵。梁王又派使节飞报朝廷求救，汉景帝特派使节要周亚夫出兵，周亚夫回答统帅有权“便宜处分”（根据形势灵活处分），还是不出兵。

吴王把大量军队调动到进攻梁国都城（今开封）前线，已经导致后勤压力吃紧，再被汉军截断粮道，才半个多月的时间，军粮就消耗殆尽。

吴军攻城不下，转向周亚夫的大营下邑（今安徽砀山县）求战，周亚夫坚守不出。半夜里军营发生内讧械斗，打斗的士兵在中军帐下闹事，周亚夫照常睡觉，由当值军官处理。

吴军为求战，只得尝试夜袭。周亚夫半夜里听报吴军偷袭军营的东南角，立刻下令在西北角集结兵力，果然吴军声东击西，被周亚夫大军候个正着，夜半遭遇，一场混战，吴军溃败。周亚夫指挥军队猛追猛打，吴军全线崩溃。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8-3 16:30 编辑 ]

老木匠

可悲的下场

汉军摧枯拉朽般席卷江淮，吴王只带了数千名壮士连夜逃亡，一口气逃过了长江，与东越援军合兵。想不到汉朝已经派人买通了东越的酋长。在吴王藏身的丹徒，东越军借着吴王检阅的时候，就用士兵用的戟砍杀了吴王。还砍下了吴王的脑袋，送到了汉朝。吴王的几个儿子都逃亡到闽越一带。

楚王在军队溃散后，自杀身亡。

汉景帝得知周亚夫大军获胜，立即发布诏书，传令全军：

“我听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为了表彰功德，建立诸侯，孝文皇帝也存亡继绝，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刘濞背德反义，招诱天下亡命之徒，混乱天下的货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有关部门几次要治罪，孝文皇帝宽大处理，想要他改行为善。现在竟然和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联合造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杀害大臣和朝廷使者，劫持万民，屠杀无罪，烧残民居，掘人祖坟，极其暴虐。尤其是刘卬等还大逆无道，烧毁宗庙，破坏祖先御用物品，朕非常痛恨！朕换了素服、不在正殿办公，请将军劝告军士大夫，勇猛评叛，以深入多杀为功，俘获的叛军官吏在三百石以上者，全部处死，以相当于战场斩首记功，不要有所宽大。敢有议论本诏书以及没有按诏行事的，全部处以腰斩！”

这道报复心切的诏书下达后，各诸侯国的官吏基本都被杀光，史载七国被杀的将士官吏有十万多。

造反的诸侯王更是难逃一死。

胶西、胶东、菑川三个诸侯王对齐国国都临淄围攻了3个月。齐王派了路中大夫去长安求救，汉朝又把他派回来嘱咐齐王继续坚守。路中大夫在回来的路上被三国军逮捕，三位诸侯王要他到临淄城下喊话，告诉城中汉朝已败，投降可以避免屠城。路中大夫表面答应，到了城下却高喊：“汉朝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正在赶来救齐国，齐国一定要坚守下去！”路中大夫被杀，临淄城固守待援。不久栾布等率援军赶到，三国撤军。后来朝廷听说齐王是参与了造反密谋的，谣传汉军将进攻齐国，齐王吓坏了，只好自杀。

胶西王刘卬是这次造反的首谋之一，自己知道罪责难逃。他斋戒后赤膊光脚向母亲谢罪后，自己到汉朝军营投降。起先还想蒙混过关，向汉军统帅弓高侯韩颓当解释说：“这次主要是因为晁错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刘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主要是要杀晁错。现在听说晁错已被杀了，刘卬等因此罢兵而归。”

这位弓高侯原来是汉初叛投匈奴的韩王信的儿子，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由匈奴归顺汉朝，受封为侯。他回答也很干脆：“大王如果知道晁错是奸臣，为什么不早揭发？为什么没有朝廷发兵的虎符就擅自出兵围攻支持朝廷的齐国？以此来看，你的目的根本不在杀晁错吧！”于是这位弓高侯向刘卬宣读汉景帝的诏书后，说：“大王自己考虑。”胶西王刘卬只好自杀。他的老母亲、太子也都自杀。

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在军队瓦解后，也都自杀。

死在最后的是赵王刘遂。他在出击失利后，退回都城邯郸坚守，希望匈奴能够出兵。想不到匈奴坐山观虎斗。汉朝大将郦寄围城10个月之久，邯郸终于被攻克。赵王刘遂自杀。

在七国之乱基本平定三个月后，汉景帝才下宽大之诏：“过去因为吴王刘濞等人为逆，起兵相胁，连累吏民不得已被胁从。现在刘濞等已灭，所有吏民因此获罪的、以及从军逃亡的，全部赦免，不再追究。”

邱晓云

景帝杀了晁错不算，还要灭他三族，太残忍。

老木匠

原帖由 邱晓云 于 2008-8-4 12:21 发表
景帝杀了晁错不算，还要灭他三族，太残忍。

是“族”，就是杀了他一家子。

汉景帝这人有很大的人格缺陷，就是一旦做了恶人，他就要作恶到底，不考虑后果。

邱晓云

是“族”，就是杀了他一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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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邱晓云

忘了谁的文章，说汉朝皇帝太经常用灭族之刑。

老木匠

是赵翼的《廿二史剳记》里说的。

“三族”，历来说法不一。史记汉书的注解一般引为“父母”，“妻、子”，“同产”。但往往与真实案例不符合。最令人信服的是北大张建国的解释：实际是指三个方向的诛杀：向上的所有在世的直系长辈，向下所有在世的直系晚辈，同辈的配偶以及所有兄弟姐妹。

“族”，范围小很多，就是“妻、子（女）”。

邱晓云

谢谢！还要请教“遂族郭解翁伯”这个族范围怎样？

老木匠

这应该是把郭解的这些亲戚家也作为同案犯处以“族”的意思吧。

老木匠

19、均势难成

经过汉朝以来两代人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在逐渐的恢复，各个社会势力集团也随之重新组合排列。反映到朝廷政治格局，也有了不同的变化。需要最高执政者有很敏感的操作能力，才可能实现均衡的局面。汉景帝并不具备他父亲汉文帝那样高超的能力，但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他父亲维持均势的基本原则。

由于汉文帝时期皇族势力过分增长，影响到皇朝本身的安全，因此在七国之乱后，皇族势力、尤其非旁系皇族，不再被认为是可靠的支持力量，相反已被确认为需要制约的集团。

那么朝廷还可以期望哪些制衡力量呢？

维持元老执政局面

汉文帝以来对于功臣集团的尊重，在汉景帝时期依然维持。后来的皇帝喜欢“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是汉景帝登基后，三公九卿的重要官职基本不换。老丞相申屠嘉仍然是丞相，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也已经当到第6年了。最重要的官职变化之一是汉景帝将他当太子的时候为他当家令的“智囊”晁错提拔为长安的地方长官“左内史”。其他的九卿位置则还是功臣世家掌握。

一年多以后，申屠嘉去世。汉景帝照例将御史大夫陶青换到丞相位置。陶青的父亲陶舍当年跟随汉高祖打天下，受封为开封侯，食邑仅两千户。汉高祖时陶青就已经继承了死去的父亲的侯爵爵位，到现在当上丞相，封侯已经是第41年了。

然而汉景帝安排的御史大夫的人选，却是他的智囊晁错，违背了汉高祖以来三公位置保留给功臣集团代表人物的不成文惯例。因此当他为了迅速平息七国之乱的时候，袁盎提出的杀晁错以谢天下的馊主意，实际上背后是功臣集团对于这项人选的否定。汉景帝连个罪名都不给晁错安上，就轻易对晁错施加族刑，也是对功臣集团的让步，来争取功臣集团的全力支持。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回到完全依靠元老执政、保留功臣集团对于朝廷最重要职务的垄断。

杀了晁错后，汉景帝以另一位功臣子弟，桃侯刘舍担任御史大夫。刘舍的父亲刘襄原来是项羽家族的分支。刘邦打败项羽后，将愿意归顺的项羽的亲族都收留下来，还给他们换了刘姓。刘襄很早去世，刘舍继承爵位。

开封侯陶青死后，汉景帝将太尉周亚夫替补到丞相位置，也和他父皇一样，顺势也就取消太尉这个职位。

周亚夫因为力劝汉景帝保留太子而得罪了外戚势力，在当了5年丞相后下台。汉景帝仍然依照惯例，将御史大夫桃侯刘舍转到丞相位置。另外选择了汉文帝的近臣卫绾，来当御史大夫。这是晁错以后第二个非功臣的御史大夫。

卫绾是代国人，以能够两面跳上飞驰的马车的绝技成为汉文帝的侍从。被汉文帝任命为中郎将。卫绾是个极其谨慎的人，汉景帝在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派人叫卫绾去表演车技，卫绾称病不行。汉文帝死以前，嘱咐太子说：“卫绾是个长者，要好好待他。”汉景帝登基后，一年多没有去找卫绾的麻烦，卫绾也照旧勤勤恳恳履职。后来有一次汉景帝到上林苑打猎，叫了中郎将卫绾和他坐一辆车。回来后问卫绾：“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上我的车？”卫绾说：“臣是从车士侥幸得以逐渐升迁为中郎将，我不知道为什么。”汉景帝问：“吾为太子时叫你，你不肯来，为什么？”卫绾只是说：“死罪，那时实在是病了！”汉景帝要赐给他宝剑，卫绾说：“先帝已赐臣六把宝剑，不敢再接受。”汉景帝说：“宝剑是人们喜欢的东西，总是互相送来送去的，难道你还都保存着？”卫绾从家里取出汉文帝赏赐的宝剑，汉景帝看到都原样封存，还没有开锋。

汉景帝很感慨卫绾的谨慎小心。并了解到卫绾从不与人争功，自己的功劳也常让给别人，汉景帝由此觉得卫绾廉洁而忠诚。将卫绾派到河闲，为河闲王太傅。七国之乱时，又给卫绾将军头衔，由他统帅河闲国军队抗击吴楚军队。由于这项功劳，汉景帝先是把卫绾调回来当了中尉，不久又封为建陵侯。

当汉景帝决定要废太子、消灭栗姬家族时，汉景帝把卫绾打发回家休息，换上郅都来干这脏活。等到事情过去，确立了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又把卫绾召回来，拜为太子太傅。在刘舍当了丞相后，卫绾顶了御史大夫的职位。

汉景帝将毫无棱角、极其谨慎的卫绾提上来当御史大夫，显然是防止晁错事件再次重演。卫绾不会得罪功臣，也不会得罪皇族，更不会威胁到新的少年天子。5年后，刘舍死后，汉景帝顺理成章将卫绾换上丞相位置。卫绾这一任丞相一直做到为汉景帝送终，想不到汉武帝登基后，认为汉景帝病重时有很多囚徒是无辜死亡的，责任要由丞相来负，就把卫绾撤了职。

后来司马迁总结汉景帝任用的这些丞相，说是自申屠嘉死后，陶青﹑刘舍、卫绾这些侯爵丞相全都是谨慎过了头，本人廉洁守身，可是当丞相只是充数，“无所能发明功名有着于当世者”。可是司马迁完全可以设想一下，或许汉景帝根本就不想要这些丞相有所作为，他需要的只是一名传令兵。

邱晓云

然而汉景帝安排的御史大夫的人选，却是他的智囊晁错，违背了汉高祖以来三公位置保留给功臣集团代表人物的不成文惯例。因此当他为了迅速平息七国之乱的时候，袁盎提出的杀晁错以谢天下的馊主意，实际上背后是功臣集团对于这项人选的否定。汉景帝连个罪名都不给晁错安上，就轻易对晁错施加族刑，也是对功臣集团的让步，来争取功臣集团的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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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看的就是木匠兄的这类史识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