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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发表于 2008-6-13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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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先天严重缺钙又生逢三年饥荒,我两岁多才会走路,长到十多岁还不大会跑步,跑起来象只螃蟹。“官兵捉贼”我第一个被逮着,“攻城”我第一个被俘虏,弹球只会毫无准头与力道的挤豆,拍烟盒拍得生疼三角也不翻个。唉,此刻我写这些还能感到当时的沮丧。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我在用左手写了几天“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后,就辍学在家直至1977年。五十年代后半起是生育高峰,在学部宿舍我这一茬小孩也是人数众多,分成好几拨。我那么笨,又没有同学,尽管脾气随和,经常乖乖跟在别人后面玩,但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就落了单。渐渐地,我除了打扑克不再玩别的,那是我的长项——少年时,豆苗般细长的身子顶着一个戴42号帽子的大头,兜里常揣着一副扑克到处找人玩。直到1973年的一天,小牌友耍赖,我们打起来,我从家里抄起打气筒冲出去,牌友们四散奔逃。我回到家,了然无趣,从此很少打牌。
与同龄人交往的断绝,一方面使我有了望着天花板发呆和偶尔会突然叹口气一类和年龄极不相称的习惯,另一方面使我除了当父兄的小尾巴别无选择,我就这样出于偶然走在了大人世界的边上。三十多年后,妻子和我都开始喜欢回忆小时候,我知道,那是我们一起走入中老年的症状。妻子惊讶于貌似万金油的我,对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竟然非常无知;而我在初次读到友人周泽雄的一段诗时,忍不住拾起忘却多年的习惯,叹了一口气:“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老了”。
《红灯记》那句著名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并不全对,我认识一些经济很拮据的家庭里的独子,照样白白嫩嫩、什么活都不会做。倒是乱世的的孩子早当家,刚搬到永安里时,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母亲和我两人,母亲经常卧病,父亲工资扣了一半多,于是我在十岁上记账管家,出没在菜市场排队或加塞儿。从二道沟而齐家园子,到东单菜市场、再到西单菜市场,不久开始满北京城游荡。
那时北京市内有28条公共汽车和13条无轨电车路线,我都坐过不止一次并且背下了所有站名。有一阵子,背站名比背古诗词还起劲,把所有长途汽车的站名也都记住了,于是知道在往延庆的路上,有一站居然叫臭泥沟。1972年秋天,乘25路车出永定门向东去蒲黄榆,两边是高高的杨柳。到了蒲黄榆下车,不远是一片树林,走进林中,静阒无人,下午的阳光斜射进来,树叶金色明亮。去夏回京时会友,照例问一个地址好打的,朋友说了后我问,这在哪儿呀?他解释半天看我还不明白,忽然冒出一句,你知道蒲黄榆不?我说我当然知道了。然而我知道也是白知道,那里不仅早已人烟稠密,而且很多高层居民楼已显陈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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